主要等级机构对高层职位的要求趋同，占据高层职位的各类人----通过挑选和职业培训----变得越来越相似，从组织到个人无一例外。这三个组织内正在上演的高流动率，通常以一种错综复杂的形式反映了这一事实。"二战"期间，首席行政官、军界领袖和民选政客开始建立亲密的工作关系；"二战"后，他们之间信仰相同、意气相投、利益一致，关系得以持续。在过去的15年里，在军事、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大部分高层人士都在另外两个或一个领域任职：在这些高层圈中可以进行职位互换，这是基于"行政能力"的可转换性，本质上来说，是基于集团的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合作。许多权力精英都参与了这种职位互换，已经开始把"政府"当成是他们开展工作的保护伞。
权力精英存在社会和心理上的相似性，但是，他们没有组成一个具有固定和正式界限的俱乐部，且不享有永久会员身份。权力精英的成员有巨大的变动，这是权力精英的本质，因此他们不是由一小部分固定不变的等级和职位相同的人组成的。因为他们相互了解不代表他们之间的政策一致，他们相互不了解也并不代表他们之间不团结。我已经重复过很多次，不能主要依据权力精英的私人友谊来给他们下定义。
这三大领域之间的合作在数量和重要性方面有所增加，人员流动性也随之增加。提拔人才的标准开始体现这一事实。对与政府和军队打交道的企业委员来说，相比于提拔没有从政和从军经验的年轻人，提拔有经验的年轻人更加明智。对于依靠企业决策和企业取得政治成就的政治委员来说，更明智的做法是挑选有企业工作经验的人。因此，成功的标准使权力精英的人员流动性和团结度得以提高。
五
一些精英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这三类集团中度过的，考虑到这些集团在形式上的相似性，一个集团的决策对其他集团造成的后果，精英之间在许多方面利益上的一致性，以及美国文官政府的权力真空和任务的扩大----考虑到这些结构趋势，加上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他们心理上的相似性----如果我们发现，行政和组织能力卓越的人仅仅懂得相互保持联系，我们可能确实会感到惊讶。当然，他们所做的远不只如此：他们还会逐渐在对方的领域内获得职位。
现在，这些答案表明了什幺？表明了这一事实：我们不能仅从位高权重者或小集团的动机和品质来推断公共事件和历史趋势。反过来，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遭到谴责时，不应该有所畏惧，比如在我们质疑位高权重者的高尚、真诚或者能力的时候。因为首先它不是一个个人品质的问题，其次，如果我们发现它就是个人品质的问题，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将它公之于众。同时，我们判断权势之人的依据，是权力的标准和他们身为决策者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他们是谁，或他们私下里做了什幺。我们的兴趣不在于：我们对他们的政策和他们的工作造成的结果感兴趣。我们必须谨记权力精英现在占据着美国社会结构中的战略位置，掌控了美国的重要机构，权力精英属于一类人，他们所做的决策能够给世界底层民众造成严重后果。
高层职位可以互换展示出的团结基于三个领域内高层职位的平行发展。在利益一致的地方职位互换最频繁，例如，监管机构和接受监管的行业之间，承包单位和承包商之间。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职位互换促成了更明确、更正式的协作。
4．不能真的认为精英只不过是恪尽职守的人。精英决定自己和位于他们之下的那些人的职责。他们不是简简单单唯命是从的人：他们发号施令。他们不只是官僚：官僚听从他们的指挥。为了在其他人或自己的圈子中掩盖这一事实，他们可能试图诉诸于传统，把自己想象成听命于他人的人，但是存在众多传统，他们必须选择符合他们的传统。他们面临的选择没有可遵循的惯例。
权力精英的核心成员是在主要机构内相互交换指挥职位的高层人士：海军上将也是银行家和律师，还主管一个重要的联邦委员会；曾经在两三家战争物资生产企业担任行政官的人，如今是国防部部长；战时将军穿着便装加入政治局，成为着名经济企业的董事会成员。
3．至于爱国精神的问题，即是否愿意为国效劳，类似于回答高尚的准则是什幺，我们必须首先回答，就国家整体利益而言，爱国主义情感和对国家有利的观点不是最终事实，而是存在各种意见。而且，爱国言论是通过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伴侣对他的影响而得以产生和持续的。个人品质不是由社会环境简单、机械地决定的，品质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现代社会研究的主要传统中对此有记载。只能感到奇怪，为什幺没有更多的社会科学家在推测政局时对它加以系统性地利用。
变身将军的行政官、变身政客的将军和变身银行家的政客，他们比普通环境中的普通人见识更广，但是，他们的视野也常常局限于他们统治的地区。然而，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他们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三大领域内交换职位，轻易超越了这些领域内的利益特殊性。他们的职业和活动把三大领域牢牢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是权力精英的核心成员。
听证会上对这些人的政治职位进行确认，这不是对法律和权力中层议员的冷嘲热讽，也不表示他们不愿意卖掉自己的股票。[11]有趣的是，让他们彻底离开企业圈，尤其是放弃他们自己的企业是不现实的。不仅是他们的金钱，更重要的是朋友、利益和训练----简而言之他们的生活----都与这个世界交织在一起。当然，把股票处理掉只是一个纯粹的仪式，关键是他们对企业圈的认同，而非他们在某个企业的经济或个人利益。突然要求一个人放弃这些利益和情感，犹如要求一位男性变为女性。
他们不一定对权力的各大主要领域都十分熟悉，我们指的是在两个领域内活动的人----例如工业和军事领域----另一个活动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第三个在政治领域活动同时作为意见领袖。这种连接性的类型非常清晰地展示出了权力精英的结构和运作情况，甚至他们幕后运作的情况。至于"隐身精英"，这些顾问和联络人就是他们的核心。即使----我认为极有可能----他们中的许多人至少在他们职业生涯的第一部分是作为各类精英的代理人，而非自己就是精英，在把几大领域的高层整合成权力结构并加以巩固上，他们表现得最为积极。
如果真的相信查尔斯·欧文·威尔逊代表了企业圈外的人或利益，岂不是可笑至极吗？不是因为他不诚实，相反，因为他是一位绝对诚实的人----绝对可靠。他就是现在表现出的样子，别无其他。他和政府内外的同事们一样，属于职业企业精英；他代表企业高层的财富和权力。正如他经常引用的一句话，他相信"对美国有益的就是对通用汽车公司有益的，反之亦然"。
权力精英的核心成员还包括更高级别的法律和金融人才，他们来自大型律师事务所和投资公司，是经济、政治和军事事务的职业中间人，能够将权力精英统一起来。企业律师和投资银行家在充当"中间人"方面表现卓越。由于他们的工作属性，他们超越了任何一个行业相对狭窄的范围，因此能够代表企业界发声，至少能代表企业界的绝大部分人。企业律师是经济、军事和政治领域的重要中间人；投资银行家是企业圈的重要组织者和联合者，也是现在美国军事机构需要的擅长巨额投资的人。如果你遇见一个处理投资银行家的法律事务的律师，你就遇见了一位权力精英的重要成员。
"缺乏想象力，"杰拉尔德·W.约翰逊(8)说，"不能与缺乏原则相混淆。相反，缺乏想象力的人常常是原则性最强的人。问题是他的原则与康福德的定义一致，'一个原则就是不采取行动的准则，为在特定场合因为无原则而不采取行动提供合理的理由'。"[10]
在民主时期，结合民营企业组织和政府机构的是狄龙瑞德投资银行。詹姆斯·福莱斯特和查尔斯·F.德特马(9)都来自这家公司；费迪南德·埃伯施塔特在成立自己的投资公司之前，也曾是他们的合伙人，他的公司诞生了其他政界和军界精英。共和党执政期间，促成了库恩雷波投资公司（Kuhn，Loeb）和巴腾、巴顿、德斯汀和奥斯本广告公司。
认为军官的军人品质和观念从单一性变成了多样性，这是对军队高效训练和思想教育的侮辱。或许这个背景对军人比对企业行政官更重要，因为职业培训更深入、更全面。
无论由谁执政，都存在沙利文与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中西部的投资银行家齐鲁斯·伊顿曾说，阿瑟·H.迪安（Arthur H．Dean）是华尔街48号沙利文与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曾参与协助起草1933年安全法案，这是第一批监管资本市场的法案。他的事务所被誉为美国第一大事务所，自成立之初就一直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保持着密切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对美国证交会有巨大影响力。[12]
2．对于他们适应性的质疑----即他们在工作和经验中获得超越行为准则的能力----我们确定无疑的回答是：不，他们无法超越，至少在他们余生的少数几年内无法超越。期望他们能做到就是假定他们是奇特而机智的人：事实上，这种灵活性有悖于我们称他们为高尚正直的人。同时，美国早期政客不正是因为缺乏高尚和正直，他们所体现的威胁才不及那些品格高尚的人吗？
还有美国第三大银行：纽约大通国家银行（现为大通曼哈顿银行）。无论由谁当政，这家银行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行政官都已经换了职位：约翰·J.麦克洛伊是世界银行的上任行长，1953年担任大通国家银行的主席，世界银行现任行长是大通国家银行的前任高级副总裁。[13]1953年，大通银行的总裁温思罗普·W.奥尔德里奇离任后成为驻英大使。
1．他们是受到尊敬的人。但什幺是尊敬？尊敬意味着符合人们认为值得尊敬的准则。不存在所有人都认可的准则。这就是为什幺，如果我们是文明人，我们不会消灭所有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问题不是：是否这些是值得尊敬的人？问题是：他们尊敬的标准是什幺？答案是：他们圈子里意见领袖的标准。怎幺可能会是其他情况呢？那是重要真理的一个方面：所有人都属于人类，所有人都是社会生物。至于真诚，只能给予反证，从未从正面证明过。
权力精英的最外围----比它的核心变化更大----也是"重要人物"，尽管他们没有参与制定有重大意义的决策，也没有在各统治集团内变换工作。不是每位权力精英都需要参与制定各项决策，不是参与决策制定的才是权力精英。在参与制定的决策中，每位权力精英都会将其他人考虑在内。他们不只在战争与和平等几个重大领域制定决策，在他们没有直接参与的决策中，他们是决策制定者重点考虑的对象。
我们该如何回答这些质疑？
在外围和他们之下，在靠近比他们低的阶层边缘，权力精英逐渐淡化为权力的中间阶层，或为国会普通议员，或为不属于权力精英的压力集团成员，或为区域、州和当地各利益集团的成员。如果所有中层人士都不属于那些重要人物，有时也必须将他们考虑在内，他们被操纵、劝诱、解雇或提升为上流阶层成员。
论及权力精英----不是以出身和人脉来描述吗？这种描述不是既不公正也不正确吗？难道人们不会改变自己，尤其是当他们地位上升，能够达到工作要求？在他们所知范围内，难道他们没有达成代表国家利益的观点和政策吗？他们仅仅只是恪尽职守值得尊敬的人吗？
当权力精英发现为了达到目的必须与略低于他们的阶层接触时----例如需要经由国会通过议案时----他们必须要施加压力。但是，在权力精英中，这种高层级的游说属于"联络工作"。军方有与国会、实业顽固分子，尤其是与权力精英间接相关的每一个重要部分进行"联络"的人。白宫的工作人员中也有两位"联络"员，两人都有处理军务的经验；其中一人曾是投资银行家、律师和将军。
我们必须重视这件事情的另一方面，它没有质疑事实，只是质疑我们对他们的解释。对于权力精英的整个概念必然会有一些不足，但那只与权力精英的心理有重大关系。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者可能以如下方式表述：
企业富豪和权力精英成员现在的政治领袖不是贸易协会，而是律师和投资银行家的高层集团。"通常认为国家级协会在舆论制造和指导国家政策上有着无上的权威，而一些证据表明协会间正式层面的互动关系并不十分紧密。协会内的总趋势似乎是围绕组织的具体利益促进活动，投入更多的精力培育成员，而非花费大量时间影响其他协会处理手中的事务......作为说明和重申国家总价值结构的媒介，贸易协会意义重大......但是，当事态严重时，与大型企业相关的个人需要在恰当的时间与恰当的位置施加压力。贸易协会可能会充当协调这些压力的中间人，但是，大企业利益集团顶层成员之间的大量沟通似乎决定着政策的最终制定。"[14]
四
贸易协会仍然在进行传统的"游说"，尽管这种游说常常关乎权力中层，目标是国会，而且只是国会的普通成员。例如，美国制造商协会的重要职责是比较间接地影响政策，而非告诉小企业家他们的利益与大企业相同。但也存在"高层游说"。全国所有企业领导人都通过私人友谊、贸易和专业协会及它们的各个分会、名人俱乐部、公开的政治派别和客户关系进入高层军事和政治圈。在这些权力领袖之间有一个共识，直接参与调查这些行政官集团的人说，现在国家面临许多重大的政策事件，例如减税，把所有的生产经营都交给私营企业，增加对外贸易，保持政府福利和其他国内活动的最低标准，巩固和维护执政党在全国的权力。[15]
权力精英的上流阶层中确实存在派系斗争，存在政策和个人抱负上的冲突。共和党内仍然存在重大差异，甚至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内，运作方式也各不相同。但是，比这些分歧更强大的是内部纪律和共同利益，这使权力精英能够团结在一起，即使在战争期间他们处在不同国家。[9]
事实上，企业行政官集团在企业、军事和政治权力高层的非正式意见领袖，比作为军事和政治组织的实际参与者意义更加重大。在军界、政界内部和经济圈外围，企业行政官的这些圈子和集团几乎参与了所有重要决策的制定----无论是什幺主题。对于所有的高层游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所有游说都是在精英内部进行的。
他们之间的利益，以及出身、教育、职业和人脉等复杂的心理事实，所有这些因素在结构上的一致性造成了他们心理上的相似性，从而使他们之间能够畅谈：当然，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所有这些指明了阶级意识的基础和心理含义。在美国，权力精英们"阶级意识"的强烈程度位列全国之最，权力精英们高效组织的程度无可匹敌。阶级意识作为一种心理事实，意味着一个阶级的成员只会接受被自身阶级所接受的人，因为阶级成员对他的自我形象十分重要。
六
军事、经济和政治秩序中的高层成员通常能够以一种合意且明智的方式接受彼此的观点，他们把彼此当成重要的人，因而一定要把对方考虑在内，每位权力精英都会把其他人的观点、期望和价值观融入到自己的真诚、荣誉和良知中。如果他们之间没有基于贵族文化的共同原则和标准，那也不代表他们认为不需要对彼此负责任。
权力精英的概念和权力精英之间的团结，基于经济、政治和军事组织的相应发展和利益的一致性上。还基于他们的出身和前景相似，与主要集团顶层圈有社会和私人关系。反过来，三大机构秩序内部和相互间频繁的人员流动，中间人的崛起和高层游说，表明机构和心理力量在同时发挥作用。因此，权力精英的概念并不取决于这一假定，即自"二战"以来，美国历史必须作为权力精英的密谋或重大共同阴谋来理解。权力精英的概念基于十分中立的立场。
重要组织或许本身就是大型企业，因为我们发现董事会成员也是几类精英成员，一定程度上，冬夏的时候，我们在度假胜地发现各个圈子的人有各种交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会遇见或认识某个将他们和其他人联系起来的人。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美国权力精英----据说包括一些世界上最伟大的组织者----也的确出谋划策。我们已经清楚，精英的崛起不是也不可能由一个计谋引发；概念的合理性不在于任何秘密或知名组织的存在。但是，一旦结构趋势和个人意志相结合，就会导致权力精英的崛起，接而，权力精英就会计划项目，事实上，如果不提及权力精英就无法解释第五时期的许多事情和官方政策。霍夫施塔特说："历史上存在阴谋和历史就是一场阴谋，这是有巨大差别的。"[16]
在这些复杂的背景下，上流圈成员相互借助身份在各自的圈子里累积声望。他们利用累积的声望和借来的身份树立和巩固自我形象，因而，无论一个人看起来是多幺势单力薄，他们也会觉得自己是上流阶层的"一份子"或"全能型"人才，一位"综合性"人才。或许这些内部经验是"判断力"的意义之一。
机构的结构趋势，被那些占据指挥职位的人定义为机会。一旦意识到这些机会，人们就会对它加以利用。在每个主要机构领域内，特定类型的人都比其他人更具远见卓识，他们在联络尚未具备现代特征前，就积极推动这种联络的发展。他们常常这样做不是为了与同伴分享，尽管并不反对被他们分享；他们联络的结果常常具有令他们意想不到的重大意义，虽然没有露出多少端倪，只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变得十分明确。只有当联络顺利进行之后，大多数成员才发现自己是其中一员，并为此感到高兴，尽管有时也感到担忧。但是一旦协调持续进行，新成员就会很容易地加入进来，并毫无异议地接受它的存在。
精英通常属于声名卓着的组织----巨贾、高级律师、海陆军上将和重要参议员的讣告常常透露出这些人群的多样性----常常是着名教堂、商业协会、高级俱乐部、较高的军衔。在他们的一生中，这些大学校长、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银行行长、西点军校毕业生----在身份范围内，他们很容易重温旧情增进友谊，利用曾经相互信任的经历，了解他们自己没有获得的权力和决策的背景。
对明确的组织而言，无论密谋与否，根据权力精英的本性，他们更可能利用现有的组织，在这些组织内或组织间工作，而不是设立明确的入会资格仅限于自己成员的组织。但是，如果没有机构来保证军事和政治因素在决策的制定中保持平衡，他们就会创立这样的机构并加以利用，例如国家安全委员会。此外，在形式上的民主组织中，精英的各种目的和权力得到了持续战争经济的进一步支持：假定国家安全是基于计划和意图的高度机密性。许多会揭露权力精英工作的高层事务，可以以保密为由向公众隐瞒。由于他们的运作和决策涉及的机密内容很广，权力精英可以掩盖他们的意图、运作并进一步巩固。对于能够清楚观察高层决策者的人，任何强加给他们的保密措施，都有助于而不会违背权力精英的运作。
权力精英的身份范围反应他们所处的时代。例如，在第三时期，谁能与巨富抗衡？在第四时期，谁能与政治高官，甚至是新政中的新贵抗衡？在第五时期，谁能与海陆军上将和企业行政官竞争？现在他们的形象都被搬上银幕、写成小说、编成舞台剧。你能想象《纵横天下》和《叛舰凯恩号》(7)在1935年大获成功吗？
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但由于事情的本质属性，没有证据----权力精英并非完全"浮于表面"。即便他们的活动不是公开的，那也没什幺可隐藏的。尽管精英之间相互认识，一起工作、参与许多相同的组织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们并没有组织起来。尽管他们的决策常常不为公众所知，运作方式操作性强而不明确，但并不存在什幺阴谋。
"我不知道，我做梦都没想过，"惠特克·钱伯斯(6)曾写道，"阿尔杰·希斯的政治联盟和社交关系涉及的权力和范围如此之大，涉及所有政党，从最高法院到宗教之友协会，从各州州长和大学教师到自由杂志的职员。自上一次与他见面后的十年里，他用自己的职业，尤其是他对和平事业的支持，通过参与组建联合国，在美国上流阶层盘根错节的根基中建立了自己的根基，给予中产阶级、自由人士和高级职员以启发。如果不能摧毁与他相关的所有根基，就不可能摧毁他的个人根基。"[8]
并不是说精英"相信"幕后有一个紧密的精英群体，而底下有一群大众。不是那种说法。只是人们肯定会感到困惑，就像托付孩子一样，必须把所有新的外交政策、战略和行政活动都交付到专家手中。只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些人必须操纵局势，这些人的确常常是这样做的。其他人根本就不在乎，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该怎幺做。因此，两种类型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
如果社会出身和正式教育相同，那幺这会增进权力精英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他们之间的持续联系进一步巩固了他们之间的同类感受。几位上流阶层的成员相互了解，是私人朋友，甚至是邻居；他们一起打高尔夫、参加绅士俱乐部、乘国际航班和远洋游轮度假；他们在共同朋友的庄园会面，共同接受电视采访，参与同一个慈善委员会；许多人一定会共同出现在报纸专栏上，即便他们不在这些专栏相信的来源地----某个咖啡厅相遇。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咖啡社会的"新都市400强"中，一位编年史家已经列出了41位巨富、93位政治领袖和79位企业行政官的名单(5)。
当危机被定义为全局性的、似乎是持久的，决策的后果也会是全局性的，主要领域的决策开始具有整体和全局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评估这些结果对其他机构秩序产生的影响；超过这个程度，必须抓住机会。之后，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富有想象力的判断者，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缺乏合格的继任者，行政官对此感到悲伤。反过来，在这种悲伤情绪下，对培训权力接替者的担忧会增加。[17]每个领域逐渐诞生出新一代，并在决策协调的时代成长起来。
成功人士之间相互吸引----不是上流权贵之间，而是有众多一致性的人之间。细致地说，这是一种心照不宣和互相崇拜，而他们最稳固的联系就是通婚。在这些极端中，有各种级别和类型的联系。在集团、俱乐部、教堂和学校中，存在一些关系重叠的情况。
我们注意到每个精英圈都注重招募和培训"全能型人才"作为接任者，即有能力为自己之外的其他制度领域做决策的人。首席行政官设立了正式招募和培训项目，像国中国一样操纵企业界。军事精英的招募和培训一直以来都十分专业化，但是，现在也开始走老一辈将军们认为无意义的教育路线。
但是，不仅仅是社会出身、宗教信仰、出生地和教育的相似性对权力精英在心理和社交上的雷同十分重要。他们曾经的招募和正式培训都比现在更加复杂，尽管他们仍然属于同一社会类型。因为对一个圈子来说，最重要的事实是圈内盛行的认可、表扬、赞誉和晋升标准，如果在一个圈子里这些都是相似的，那幺他们的气质特征就会日趋相似。组成权力精英的各个圈子有着同样的规范和标准。相同的价值观会使各个社会类型相互吸纳，这比我们掌握的任何关于共同出身和职业的数据更重要。
由于缺乏真正的行政人员，只有政界落在了后面，出现了军官和企业局外人可以插足的管理真空。但是，自"二战"以来，甚至在政治领域，像已逝的詹姆斯·福莱斯特一样的精英已经做出多次努力，尝试在企业界和政界设立职业服务期。[18]
那幺，上层的高贵出身和职业与权力分配没有任何关系吗？绝非如此。只是提醒我们必须谨慎，不要仅从出身和职业来对政治特征和政策做任何简单而直接的推断，并不是说要完全忽略它们，而是说我们必须分析政治局的政治心理、实际决策以及社会构成。最重要的是，意味着我们必须像之前一样，把握好由政治人士的出身和职业得出的推断，要仔细了解他们所处机构的形势。否则，我们会有愧于总结出一个极其片面的社会和历史传记理论。正如我们给权力精英下定义时，不能局限于催生他们的体制机制，所以，我们不能仅凭成员的出身和职业来下定义。我们需要考虑那两方面以及其他依据，例如身份重叠。
现在缺乏的是一个真正相同的精英招募和培训程序，因为预备学校、常春藤盟校和都市400强的系列法学院都不是按照权力精英的需求来办学的(10)。[19]英国人，例如蒙哥马利子爵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点，他最近敦促采用一个体系，按照这个体系，将少数资质一流的青年学生与资质平庸的学生分开，尽可能给予一流学生最好的教育，满足国家对领导人才的需求。他抨击了美国的公立教育理论，认为它不能培育出有领导能力的精英群体......而这个国家需要履行世界领袖的义务。[20]许多人认可这一批评，以各种方式回应了他的提议。
我们不能仅仅从决策者的社会出身和职业来推断政策方向。要理解社会权力的分配，只着眼于权贵们的社会背景和经济背景不可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答案。因为：（1）显贵们可能是贫穷卑微之人的意识形态的代表。（2）出身低微而白手起家的人，也许是在为最大的既得利益和继承利益服务。（3）另外，一些人虽然真正代表一个阶层需求的利益，但却不一定属于这个阶层，或从那些提升该阶层利益的政策中获取私利。简而言之，有些政客是特定群体的合意代理人，或许是有意的，或许是无意的，或许是付费的或许是免费的。（4）最后，在顶层决策者群体中，我们发现，一些人是凭借"专业知识"而获得当前职位的。为什幺权力精英们的社会出身和职业不能帮助我们推断一个现代权力体系的阶级利益和政策方向，以上所述就是这其中的部分原因。
这些需求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未言明的需求，即不再局限于只以经济成就为基础来招募新成员，尤其是怀疑招新涉及高层的不道德行为后；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需要有人知道"纪律的意义"，如蒙哥马利子爵所言。但所有这些需求至少反映出一个模糊的概念，在决策协调时代，权力精英需要一系列新的结果，要求权力精英具备全新的素质和能力。制定决策需要考虑的方面很广，而且相互之间有关联，评判所需的信息十分复杂，且需要具备专业知识，[21]相关负责人不仅需要彼此帮助，而且需要培训继任者处理工作。这些新人将会成长为能够参与经济、政治和军事协调决策的人。
权力精英来自国内阶级和身份等级的上层，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只代表上层。如果权力精英作为社会类型代表交叉的阶层，那也不代表权力和利益平衡的民主会自动走向政治化。
七
当然，如果他们是民选政客，他们理应代表选民；如果他们是被任命的，那就间接代表任命者的选民。但这被认为是抽象的事务，是花言巧语的套话，政府所有体系下的掌权者都可以借此维护他们的决策权，有时，无论就他们的动机，还是就他们决策的受益者而言，这可能都是真的。然而，在任何一个权力体系内，仅仅只做假设是不明智的。
权力精英的概念取决于并使我们能够理清（1）决定性机构秩序，以我们这个时期的结构为特征，尤其是私营企业经济中的军事优势，从广义上来说，就是经济、军事和政治机构客观利益的一致性；（2）这些机构内首领之间的社会和心理上的相似性，尤其是他们之间高层职位互换不断增加，以及权势者在这些秩序下的流动性增加；（3）至于实质上的整体性，在高层制定的各种决策的影响下，一群人通过培训和服从开始拥有权势，并成为有巨大影响力的职业组织者，他们也不受民主党训练的约束。
但是，关于上流阶层社会构成的简单明了的事实意味着什幺？尤其是对于理解这几个圈子的团结程度、政策方向和利益有什幺意义？或许最好的方式是将这个问题转化为极其简单的形式：就出身和职业而言，顶层人士代表谁或代表什幺？
从负面意义上来说，权力精英的形成取决于（1）职业党派政客沦为权力的中间阶层，（2）立法职能陷入了独立地区半组织的利益僵局中，（3）缺乏一个拥有智囊团和行政技能的行政部门，且该部门既与政治密切相关又在政治上保持中立，（4）未经公众甚至国会讨论就秘密制定的决策不断增多。于是，政治局、企业富豪和地位日盛的军官都成为了权力精英，他们主导的统治集团得到了扩大和集中化，已经打破了之前的平衡，并使之前的主导者沦为权力的中间阶层。现在，平衡社会是一个属于中产阶级的概念，在这个层面上，平衡已经成为地方性、不负有全国性责任的力量和需求，而非权力和国家决策的中心。
权力精英不是贵族，也就是不是以世袭高贵身份为根基的政治统治集团。在名门望族的小圈子里也没有坚实的根基，小圈子的人能够一直在几个上流圈占据高位，而且他们还是权力精英，但是，这种高贵仅仅是他们之间拥有相同的出身，对美国精英来说，情况并非如此，那并不意味着精英来自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很大程度上，精英来自当地社会的新旧上流阶层和都市400强，在许多巨富、企业行政官、政治局外人和军队高官中，他们至多处于收入和职业金字塔上端的第三层。他们的父辈至少属于职业和商业阶层，通常所处阶层更高。他们主要生活在城区，自己和双亲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除了他们中的政客以外，绝大部分都来自东部。他们主要是新教徒，尤其是圣公会教徒和长老会教友。总的来说，在他们中间，地位越高，就越有可能来自上流阶层，或与上流阶层有联系。权力精英接受教育的路线越来越趋同，更加凸显了他们相似的出身背景。大部分大学生都毕业于常春藤盟校，军事高官的教育背景当然有别于权力精英的其他成员。
但底层呢？随着高层和中层的趋势都已十分清晰，美国公众的情况如何呢？如果高层的影响力空前强大，且日益团结和固执；如果中层日益陷入一个半组织化的僵局----那幺底层的情形如何，广大民众的情况如何？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了，权力精英的崛起依赖于美国公众向大众社会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转变的一部分。
即使我们的理解局限在这些结构趋势中，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对于理解现代美国社会顶层的动向，权力精英是一个有益的，事实上不可或缺的概念。但是，当然我们也没有如此狭隘：我们对于权力精英的理解并不仅仅基于所涉及的机构等级制度的一致性，或他们之间众多利益的集合点。我们对权力精英的理解基于人事构成的相似性、他们之间的私人和官方关系和他们在社交与心理上的相似性。为了掌握权力精英团结一致的个人和社会基础，我们必须首先谨记权力精英成员的出身、职业和生活方式。
注释
三
[1]Elmer Davis，Rut We Were Rorn Free（Indianapolis：Bobbs Merrill，1953），p．187.
无论是"统治阶级"，"官僚政客"，还是"军事集团"，这些概念都不充分。现在，权力精英通常都涉及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不稳定的巧合。
[2]对于用来描述第一和第二阶段特征的重点，我借鉴了Robert Lamb的文章，"Political Elites and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Progress of Underdeveloped Areas（由Bert Hoselitz编辑）（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2）。
如果说权力精英已经引起广泛的公众注意，那幺"军事集团"也是如此。事实上，权力精英进入军界，形成了他们的现状。在权力精英认为有必要提供任何合法性时，他们的存在和观念就是主要的合法性所在。但是，所谓的"华盛顿军事集团"并不只是由军界人士组成，也不仅仅只在华盛顿具有影响力。其成员遍布全国，由企业行政官、穿着打扮如海军上将的政客、行事风格如政客的企业行政官、晋升为少校的文官、担任某位内阁官员助手的中将组成，内阁官员事实上属于管理精英。
[3]Henry Cabot Lodge，Early Memoirs，由Dixon Wecter编辑，The Saga of American Society（New York：Scribner's，1937），p．206。
但是，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历史的特殊性，并对复杂性持开放态度。简单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使经济领域的大人物掌握了实权；简单的自由主义观点使政界大人物成为权力体系的首脑。有一些人视军事将领为真正的独裁者。所有这些观点都过于简单。为了避免过于简单的论断，我们采用"权力精英"而非"统治阶级"之类说法(4)。
[4]Lord James Bryce，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New York：Macmillan，1918），vol．I，pp．84-5，在革命前的美国，区域差异当然很重要；此外参见William E．Dodd，The Cotton Kingdom（Volume 27 of the Chronicles of America Series，由Allen Johnson编辑）（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19），p．41；Louis B．Wright，The First Gentlemen of Virginia（Huntington Library，1940），第十二章；Samuel Morison和Henry S．Commager，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0），pp．177-8；James T．Adams，Provincial Society，1690-1763（New York：Macmillan，1927），p．83。
不应该说政治、经济和军事圈"轮流"掌握主动权，权力精英的机制并不总是像他们暗示的那样从容不迫。当然，有时也会出现这种状况，当政客考虑能借助将军的名声，他们发现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或者当大萧条期间，经济人士会感到需要一位既安全又有投票权的政客。事实上，现在这三个圈子参与了所有广泛而相互交织的决策。政治、经济和军事这三个圈子中，哪一个占据主导位置----就像精英们界定的----取决于所处时期的任务。现在，这些任务集中为"国防"和国际事务。因此，正如我们所看见的，军队在这两方面占优势：人事和判断思维。这就是为什幺现在就军界优势而言，我们能轻易地阐述权力精英的团结和状况。
[5]参见例如，David Riesman，Reuel Denney和Nathan Glazer合着的The Lonely Crow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0）。
在构成当今权力精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圈中，只有军界从权力的强化中受益最大，尽管企业圈在更加公开的决策圈中的地位更加稳固，职业政客的损失最大。因此，在调查事情和决策时，往往会涉及企业富豪和军队高官在利益一致时共同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真空。
[6]参见普乔委员会（Pujo Committee）的听证会，引自Richard Hofstadter，The Age of Reform（New York：Knopf，1955），p．230；和Louis D．Brandeis，Other People's Money（New York：Stokes，1932），pp．22-3。
权力精英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人士，但这些组织起来的精英常常有些紧张：他们仅仅在巧合的时间点和"危机"时刻才会组织在一起。19世纪漫长的和平年代，军官在州议会和政治局没有获得高位，经济人士也是如此----他们冲击政府，但并未加入政治局。在1930年代，政客地位上升。现在，军官和企业家占据了高位。
[7]Richard Hofstadter，同前面引用的文献p．305。
只有当这三种结构性趋势同时显现时，当今权力精英的状况和意义才能被理解：私营企业的军事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是一个被削弱了的形式上的民主体系，该体系包含观点和行为已经政治化的军事秩序。因此，在这一结构的顶层是控制了主要生产方式和控制了更具多样性的暴力手段的人，他们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塑造了权力精英。那些利益来源于职业政客地位下降，企业主管和职业军官上升到政治指挥的位置，来源于缺乏有能力、有诚信、不受既得利益影响的公务员。
[8]Whittaker Chambers，Witness（New York：Random House，1952），p．550.
3．如果说经济秩序是了解权力精英的结构性线索，这个线索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经济曾经是持久的战时经济和私营企业经济。现在，美国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军事资本主义，大企业与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在于军队和企业利益----军官和企业富豪之间的利益----的一致性上。总之，在精英中，军队和企业高层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强化了他们的实力，并进一步强化了政客的从属地位。与军队高官同席规划战事组织的是企业行政官，而非政客。
[9]关于公司利益的国际统一的优秀介绍，参见James Stewart Martin，All Honorable Men（Boston：Little Brown，1950）。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至少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自1939年以来就非常重要：精英的注意力已经从国内问题----1930年代的大萧条----转移到国际问题，即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战争。由于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应对和受影响于国内冲突和平衡问题，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美国政府都没有适合处理国际问题的机构，也没有那个惯例。在1941年之前长达150年的国家发展历程中，已经出现了形式上的民主机制，但是并未发展成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权力精英就是在这种民主真空中发展起来的。
[10]Gerald W．Johnson，"The Superficial Aspect，"New Republic，25 October 1954，p．7.
2．如果说权力精英的结构性线索存在于扩大了的军事状况，那幺军事地位的崛起使这条线索变得更加明显。军事领袖已经获得了决定性的政治关系，美国的军队结构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结构。表面上一直持续的军事威胁要求重视军队，重视控制人力、物力、资金和权力；事实上，现在，所有政治和经济行为的衡量依据是军队对现实情况的界定：高层军官已经在第五时期的权力精英内部获得了稳固高位。
[11]参见前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1953年1月15日，1月16日和1月23日，美国第83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提名指定Charles E．Wilson，Roger M．Keyes，Robert T．Stevens，Robert B．Anderson，and Harold E．Talbott（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3）。
在新政期间，企业领袖加入了政治局，自"二战"以来，他们已经开始在政治局占据主导位置。企业领袖长期与政府紧密相连，现在，由他们完全主导战时和战后经济。企业行政官变身为政治官员，这加速了长期以来国会里的职业政客下降到权力中层的趋势。
[12]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垄断权力研究小组听证会，美国第81届国会第一次会议，Serial No．14，Part 2-A（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0），p．468。
商业和政府的长期趋势变得越来越复杂，相互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深入，在第五时期，长期趋势的确定性已经到达了新高度。商界和政界不能被明确地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就国家行政机构而言，和解已经取得了最具决定性的进展。行政部门监管复杂的经济，政府行政部门得到发展，并不仅仅意味着政府作为自治体制的壮大，同时意味着企业人士作为政治名人的崛起。
[13]The New York Times，6 December 1952，p．1.
1．现在，就权力精英在政治秩序中的结构线索而言，政治作为多个决策的真正和公开辩论----与国内各个负责任的和政策连贯的政党、与中下权力阶层相联系的自治组织和与决策层之间的辩论----有所下降。现在，美国在更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的政治民主，而非一个民主的社会结构，形式上的政治机制也是软弱的。
[14]Floyd Hunter，"Pilot Study of National Power and Policy Structures，"北卡罗来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Research Previews，vol．2，No．2，March 1954（mimeo），p．8。
有人说，我们研究历史是为避免重蹈覆辙，权力精英的历史清楚地印证了这一说法的正确性。总的来说，同美国的生活节奏一样，自"二战"之始，权力结构(3)的长期趋势大大加速，主要机构内和各机构之间的新趋势决定了权力精英的特点，从历史角度赋予了权力精英第五时期的特定含义：
[15]Floyd Hunter，"Pilot Study of National Power and Policy Structures，"北卡罗来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Research Previews，vol．2，No．2，March 1954（mimeo），p．9。
二
[16]Richard Hofstadter，前面引用的文献 pp．71-2。
为了维持平衡、实施补贴而颁布的"福利制度"有别于"放任"政策，"如果在西奥多·罗斯福时期，放任制度被认为是中立的，因为领导人声称制裁不偏袒任何人，"理查德·霍夫施塔特(2)说，"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领导下，这个制度可以说是中立的，是因为它惠及所有人。"[7]公司决策层的新制度，有别于以往的福利制度。事实上，罗斯福当政的最后几年----从美国公开参战到备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只从政治权力的巧妙平衡来加以解读。
[17]Gerth and Mills，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New York：Harcourt，Brace，1953）.
罗斯福统治的早期和中期最主要的特征是，在当前的资本主义体系内，竭力寻求减少失业人口，增加就业的方法和途径。在这些年，新政作为权力体系，实质上是压力集团和利益集团的平衡。政治高层调停了众多冲突，重点满足这个需求，暂缓其他需求，政治高层不是任何单方的公仆，所以要按照现行政策平衡一切，形成了从一个小危机到另一个小危机的持续政策路线。政策是平衡顶层的政治举措的产物。当然，罗斯福实施的均衡法案没有影响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衰落。根据罗斯福的说法，他平衡了政治缺陷，在政治上冷落"经济保皇党"。
[18]Mills，"The Conscription of America，"Common Sense，April 1945，pp．15 ff.
在整个1930年代，新实施的农场议案和新组成的工会----以及大企业----之间不稳定的平衡造就了政治和行政权力的戏剧性。而且，这些农场、工人和商业团体多多少少包含在不断扩大的政府结构框架内，政治董事以标准的政治方式制定决策。这些团体在相互施压的同时，向政府和政党系统施压，完善政府和政党系统。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中任何人长期从单方面把政府作为他们的工具。这就是为什幺整个三十年代是属于政治的十年：商业力量未被取代，但是受到了挑战，得到了补充：成为权力结构内一大重要力量，权力结构主要由政客而非从经济或军事领域改行的从政者操控。
[19]"Twelve of the Best American Schools，"Fortune，January 1936，p．48.
4．新政并未扭转第三时期的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领域和企业界，新政的确创建了权力角逐中心，对企业领导者的权力造成威胁。随着新政董事会获得了政治权力，经济精英在冲击政府以获得特权的同时，在第三时期反对政府扩张，最后试图加入政府高层。经济精英达到目的后，发现他们又面临着其他利益和相关人士，因为决策位置已拥挤不堪。为了自己的目的，他们在合适的时机控制并利用新政制度，他们曾对新政制度的创立予以强烈谴责。但是在1930年代，政治秩序仍然以有产阶级的小农场主和商人为主，尽管他们的实力被削弱了，失去了在进步时代获得真正优势的最后机会。大小财团之间的争斗卷土重来，然而，如我们所见，在新政时期的政界，这些争斗加码升级，有组织的劳工和无组织的失业人群也展开了斗争。新生力量在政治庇护下茁壮成长，然而，在美国历史上，社会立法和底层疾苦首次成为了改革运动的重要特征。
[20]蒙哥马利子爵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报道，The New York Times，24 November 1954，p．25。
然而，甚至在1896年至1919年，重大事件都以政治形式呈现，预示着在1920年代局部流行的权力将在新政时期盛行。或许在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政局都没有进步时代那幺透明，进步时期是总统塑造者和丑闻揭发者的时代。
[21]Dean Acheson，"What a Secretary of State Really Does，"Harper's，December 1954，p．48.
在内战后的时期，经济充满活力；"信任"----政策和事件充分证明了----可以使用较弱的政府机构来达到自身的目的。州和联邦政府的控制权受到了决定性的限制，事实上，这意味着它们自己受控于更大的经济利益。它们的权力是分散而无组织的；工业和金融企业的权力集中且相互关联。摩根一个人的利益涉及112个企业里的341个董事职位，总资产超过220亿美元----是新英格兰地区所有不动产和个人资产的三倍。[6]由于收入高于许多其他州，雇员也更多，企业控制了各个党派，买通了司法人员，使国会议员保持"中立"。由于个人的经济权力超越了公共政治权力，所以经济精英超越了政治精英。
(1) 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1850--1924），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共和党党员。----译注
同"二战"时一样，这段时期的军事秩序不如政治秩序，反过来，政治秩序不如经济秩序。因此，军事力量不再是美国历史的主要推动力。美国政治制度从未形成一个集中的拥有自治权的区域，在缓慢应对企业经济的公众效应下，政治制度得到了扩大和集中化。
(2)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美国历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着有《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等。----译注
3．从1866年国会选举开始，企业经济权力的优越性正式显现，1886年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宣布了对企业加以保护的第14修正案，优越性得到了巩固。那段时期见证了主动权从政府转移到企业手中。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时代的某些特征），这是一个经济精英冲击政府的时代，是一个单纯腐败的时代，是一个参议员和法官能被买通的时代。很久以前，麦金莱和摩根的时代，远没有我们这个时代复杂，现在，许多人都认为那是美国统治阶级的黄金时期。[5]
官方评论家喜欢拿美国的权力体系与集权主义国家组织严密的集团进行对比。然而，如果比较20世纪中期的苏联和19世纪中期的美国，则更容易证实这些评论，这是托克维尔口中美国评论家经常做的事。但那是一个世纪以前的美国人，在过去的100年里，美国精英不再是评论家描述的伪爱国者。现在，"松散的集团"领导着颇具规模和拥有权力的机构，尤其是自"一战"以来，松散的集团已经十分紧密。我们超越了浪漫的多元主义时期。
(4) "统治阶级"是一个复合词。"阶级"是个经济词汇，"统治"是个政治词汇。因此，"统治阶级"一词包含了经济阶级在政治上进行统治的理论。这个简洁的理论有时可能是正确的，有时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并不想要用那个词汇中包含的极简理论来定义我们的问题；我们希望用意义更准确、更具体的词来简单说明这个理论。具体来说，"统治阶级"一词在通常的政治含义中，并不意味着对政治秩序和它的机构有充分的自治，而且与军队没有任何关系。现在，读者应该很清楚，我们并不简单地认为高层经济人士单方面制定所有对国家有重要意义的决策。我们认为"经济决定论"的简单观点必须由"政治决定论"和"军事决定论"来阐明；现在，这三个领域内各自的高级机构的自治程度很高；如果他们真的制定和贯彻最重要的决策，也通常只用错综复杂的方式联合起来。这就是当我们从权力方面考虑上流圈时，比起"统治阶级"，我们更喜欢用"权力精英"作为形容他们的特色词汇的主要原因。
在这个社会，"精英"成了许多顶层集团的成员，每个集团都是松散地组织起来的。毫无疑问，每个集团都有重叠部分，而且十分松散。这个时期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在我们看来，杰克逊时期的革命，与其说是经济或政治革命，不如说是身份革命。在杰克逊式民主下的身份大潮中，都市400强不可能真正繁荣，与此同时，政治精英掌握了新的政党体系。没有人集中控制了权力手段，没有小集团主导经济，更不必说政治事务。经济秩序超过了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在经济秩序内，很大一部分经济人士共同决定了经济秩序。因为这个时期----大致上是从杰斐逊到林肯----精英至多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当然，这一时期结束后，南北决裂。
2．在19世纪早期----沿用杰斐逊总统的政治哲学，但是，在适当的时机，也包括汉密尔顿的经济原理----经济、政治和军事秩序与美国极其松散的社会结构联系得并不紧密。经济秩序不断扩大，开始辐射到个人财产所有者，杰斐逊购买路易斯安那州的领土，成立民主共和党取代联邦，都印证了这一点。
(6) 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1901--1961），美国记者，《时代》周刊的编辑。----译注
这些人----正如我之前提到过的----是约翰·杰伊夫人1787年社交名单上的主要人物，当然包括了名声赫赫的政治人物。关于早期的重要事实是，社交生活、经济制度、军事机构和政治秩序是一致的，身居高位的政治家也在经济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家人是当地的知名人士。事实上，第一个时期的特点是领导人的地位并不完全仰仗他们的政治地位，尽管他们的政治活动十分重要，作为政治家的声望也很高。这种声望似乎只属于国会和内阁成员。精英是受过良好教育和拥有管理经验的政客，正如布赖斯子爵提到的，精英具有远见卓识，品格高尚。[4]
(7) 《纵横天下》（Executive Suite）和《叛舰凯恩号》（The Caine Mutiny）皆为1954年上映的美国电影。----译注
直到1824年，国会党团会议（Congressional Caucus）垮台，政治机构似乎非常集中，政治决策拥有重大意义，许多政客被认为是国家政客。"正如我首先想到的，"提及在波士顿的童年生活，亨利·卡伯特·洛奇(1)曾说，"社会建立在古老的家族基础上，霍姆斯博士将它们定义为'专制者'，即这些在独立战争时期和美国建国前10年，一直位居高位的家族。他们在社区代表了几代人的教育和立场，他们的祖先有的是教师，有的是议员，有的是政府官员，有的参加了独立战争，帮助制定州和联邦宪法，在海军或陆军部队服役，有的在美国建国之初担任过众议院或参议院的议员，有的是成功的商人、生产商、律师或文人墨客。"[3]
(8) 杰拉尔德·W.约翰逊（Gerald W．Johnson，1890--1980），美国记者，编辑，作家。----译注
1．在第一代----大致上从革命到约翰·亚当斯执政期间----社会和经济、政治和军事机构，或多或少以一种简单而直接的方式团结在一起：在每个主要机构的顶层，个人精英可以轻易跳槽，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多面手，他们可能充当议员、商人、边疆居民、战士、学者和勘测员。[2]
(9) 查尔斯·F.德特马（Charles F．Detmar，1906--1986），曾任美国海军部长。----译注
一
(10) 参见第三章：都市400强。
除了没有取得成功的内战，美国权力体系的变化并未对基本立法构成挑战。即使当权力体系的变化被决定地称之为"革命"，也没有借助巡洋舰的武力，没有借助武力来驱逐选举产生的议会，或者借助警察国家的机制。[1]国家也没有采用任何决绝的方式来控制大众的思想。美国权力结构的变化通常伴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秩序相对位置的机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广义上，美国权力精英已经经历了四代，现在是第五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