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高级专属学校的日常生活通常十分简单，甚至是简朴的；在简单而势力的氛围下，身份地位具有民主性。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墨守成规，没有机会出现官方认可的炫耀或势利倾向。[29]
“预备学校的重点不在于课程设置，而在其他12个方面，其中一些很独特：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学生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哥特式礼拜堂和崭新的体育馆，学生宿舍的建筑风格和晚饭后所做的事，所有的一切决定权都在于校长。”[28]学校有一个潜在的理想——成为家庭延伸出的组织，一个来自波士顿、费城和纽约的适龄学生一起学习正确的行为方式的大家庭。学校加强这种家庭理想的方式有通过宗教公共实施——往往是圣公会学校；通过上流阶层将他们的儿子送到父亲，甚至是祖父曾就读的学校；通过捐款，以及校友会的爱心活动。例如，乔特学校的根本目的是，证明家庭和学校能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学生可以享受学校提供的好处——尤其是“精神指引”和“结交良朋益友”——保持一个恰当的家庭所应该具有的亲密影响。
这些学校不是经常面向任何明显的实际目的。的确，男子学校一直都是进入大学的跳板，而女子学校开设的课程中，只有一门是为升入大学做准备的课程，也是那些要尽快步入婚姻殿堂的女孩们的终极课程。但是他们普遍缺乏中产阶级的竞争精神。学校似乎在倡导不要和身边的同学比较学习和活动，而要以自己和老师眼中最棒的自己为参照。此外，如果你对此过于关注，将会变得引人注目。
这些学校在经济上独立，政策上自治，最大的特点是非营利性结构。它们不是“教会学校”，因此不受宗教团体管理，但它们会要求学生参与宗教服务，尽管不是宗派学校，但它们遵从受宗教启发的原则。格罗顿中学创始人的格言沿用至今，包括建校理念：“不遗余力培育学生基督徒的品格，注重学生道德品质、智力水平和身体素质等方面的发展。学校校长将由新教圣公会教堂的神职人员担任。”[27]
学生之间的身份竞争被降至最低：如果有津贴补助，数额也通常很有限，男孩们通常没有零花钱，都穿校服，女孩们也穿校服或衬衫、裙子和毛衣，正如外界通常解读的那样，他们的穿着没有像上流阶层的那样华丽，似乎是不想像高级群体一样利用服装来显摆。女孩们无论多富有，都不允许有一匹属于自己的马。
作为新旧上流阶层的筛选和培训基地，私立学校对上流阶层有着统一的影响和同化的力量。在道德和文化特征细致地传递下，世系家族变得越不重要，私立学校就变得越重要。传播上流阶层的传统，调整新富和人才进入上流阶层，就这两方面而言，最重要的机构是学校，而不是上流家庭。这是上流阶层经历中最具特色的一点。前15或20强的学校，是上流阶层的主要组织中心。因为在这些青少年私立学校中，上流阶层的宗教、家庭和教育任务是融合在一起的，维持上流阶层盛行的标准，最主要的任务是集中一致(8)。
学校的年长者是那些高年级的孩子，他们是年幼孩子的榜样。对于八九岁的男孩们，宿舍配有严格挑选出的女管家；12到13岁时便不再由宿舍女管家照看，改由专职的男老师负责照料。男老师的妻子也住在男生宿舍楼里，如亲人般给予学生们亲切关爱。学生的自尊不会遭到不靠谱父母的打击，学生的餐桌礼仪注重在和谐的氛围中培养，而非采用一种专制而令人生畏的方式。
私立学校的许多教师都觉得，经济变化没有为顶层人士的子女带来适当的家庭背景和氛围，私立学校是最好的机构，培养他们具备上流阶层人士的礼仪举止，为将来生活在顶层做准备。无论校长知不知道，这似乎是一个事实，对于父辈来说，学校是俱乐部的等级标志一样——但更重要和更有内涵的方式是——私立学校扮演的角色，的确是为上流阶层挑选和培养新成员，以及使上流阶层的子女继续维持在较高水准。只有在“下一代”，在私立学校里，新旧上流阶层间的紧张局势才有所缓解，甚至不复存在。因而，依靠这些学校，而不是任何其他单一机构，新旧家庭——在机会成熟时——成为自觉的上流阶层成员。
之后，学生将会知道如何处世，即便是在迷惘之时。在同吹毛求疵、难以取悦的人打交道时，也能游刃有余地加以应对，因为他知道如果是正人君子，则不必费尽心机、溜须拍马。率真而高贵的举止皆源于高度自信，这彰显了一个人业已形成的世界观，正因如此，他们不可能会被排斥、忽略、轻视和解雇。在适当的时候，成为年轻的经纪人、银行家或企业高管，他们会感觉顺畅、洒脱，让人觉得和蔼可亲、愉悦有趣，易于结交。较之尊长，只有一丝恰到好处的区别——即便他们是同一俱乐部的成员——足智多谋、热情洋溢，然而并没有过犹不及，毕竟他们的行事风格正是对校训的践行：一切恰如其分。[30]
教育的每个阶段对上流阶层人士的培养至关重要，在所有大城市，上流阶层接受的教育顺序都是一样的。事实上，所有这些城市的孩子都喜欢就读于某个更时尚的寄宿学校，或者新英格兰的预备学校，这些预备学校里来自国内20多个州以及留学生随处可见。基于血统的地位诉求越来越难以实现，优秀的学校在社会意义方面超越了家族血统。因此，要找到一条进入美国的上流阶层的线索，专属女子寄宿学校和男子预备学校是最佳选择。
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都还不够，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预备学校，因为高级专属预备学校决定了“两个哈佛生”中的哪一个能进入上流社会。大学的俱乐部和小集团的成员通常是由这些人组成的：社团的上一波成员和特定学校里小有名气的人。他们在哈佛的朋友都是在预备学校结交的，这就是为什幺在上流社会，仅仅拥有常春藤盟校的学位并不意味着什幺。假定的关键不在哈佛，而在哪一类哈佛。说起哈佛，人们通常是指坡斯廉、弗莱或者A.D.等俱乐部；提及耶鲁，人们常常意指捷塔布希、篱笆俱乐部或者德尔塔·卡帕兄弟会（Delta Kappa Epsilon）；谈到普林斯顿，则是指小屋、老虎、帽子和长袍或常春藤等俱乐部。[31]中学毕业后，加入常春藤盟校的某个俱乐部，这使他们有资格出入各城市俱乐部和美国大都市里举办的各种聚会。为了在这些名校中树立威望，对地方的忠诚度会降低，因为名校的经历是通往全国范围内同类的、自发的上流阶级的途径。
纽约旧上流阶层的男孩子在7岁之前的经历与女孩们大致相同，然后他也会去上走读学校，比女孩们更早就读于寄宿学校，尽管男孩子们将其称为预科学校，如圣马可（St．Mark）、圣保罗（St．Paul）、乔特（Choate）、格罗顿（Groton）、安多弗（Andover）、劳伦斯维尔（Lawrenceville）、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Phillips Exeter）或霍奇科斯（Hotchkiss）学校。[25]然后他们会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或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或达特茅斯学院，也有可能就读这些名校的某个法学院。
在教育背景相似的人中，学校生活会自然而然促成婚姻。男子预备学校通常与女子寄宿学校距离很近，这些学生年龄相仿，一年总有几次因为监护人的缘故而聚在一起，除此之外，男孩的姐妹们和女孩的兄弟们也会参与其中。至于更顶尖大学里的男孩和女孩们，会为他们安排正式的参观和聚会活动——一言以蔽之，就是男女约会模式的活动。到了大学，这些顶尖学校属于广义上的婚姻市场，为上流阶层子女们的婚恋关系牵线搭桥。
例如，纽约旧上流阶层的女孩子，通常在4岁之前，都是在护士和母亲的精心呵护下成长，此后，日常起居由家庭女教师照顾，女教师通常擅长法语和英语。等到六七岁的时候就会去私立学校上学，比如蔡平学校（Chapin School）或者布里尔利学校（Brearley）。上学和放学都由家庭专职司机接送，中午和放学后都由家庭女教师照顾，女教师大部分时间都陪伴在其左右。大约14岁的时候会上寄宿学校，比如，马里兰州的圣蒂莫西中学（St．Timothy's School），波特女子高中（Miss Porter's School），或康涅狄格州的威斯多弗高中（Westover）。之后，可能会就读纽约的芬奇女子大学（Finch Junior College），然后毕业，或者如果她进入合适的大学，她会和许多普通的中产阶级女孩一样，就读于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瓦萨学院（Vassar）、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史密斯学院（Smith）或本宁顿学院（Bennington）。在结束学生生涯或大学毕业后，她很快就会结婚，然后开始引导自己的孩子，走过同样的求学之路(7)。
五
有一种把社会上的富人、普通富人及下层大众区分开来的深刻经验，那就是看他们就读的学校，所在的社团组织，还有因教育方式而贯穿他们一生的情感和理智。
在内战前发迹的富人成为古老美国家庭的创始人，而那些战后致富的人随后也加入了这些人的行列。他们组成的大都市上流阶层从来都不是、现在也不是一个成员固定的世系社会，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是闻名全国的上流社会阶层，拥有许多相同的特征和强烈的团结意识。如果新的家族想要加入，也通常是富贵人家、新贵或者传统贵族，他们的子女加入同类型的高级学校，也倾向于相互通婚；他们就读于常春藤盟校，并通过大都市俱乐部的大城市网络保持社交和商业联系。国内的每一个主要城市，他们彼此认可，即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辈，也是有很多共同点的人。在一本又一本的传记中，他们意识到他们有共同经历，如在经纪公司、银行和公司里的财务状况，意识到他们所服务的利益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只要商业发展遍布全国，上流阶层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就会越来越相似，甚至可以互换；在一定程度上，只要政治变得国家化，上流阶层的政治观念和活动就会得到巩固。将地方和分散的公司团结起来形成一个企业的所有因素，也促成了都市400强的共同利益、运作和团结。
在美国的每一座大城市，上流阶层的生活方式十分相似——尽管存在地区差异，都市400强关注的住房、服装和社交方式问题都相差无几。布克兄弟的西装和衬衫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量投放广告，除纽约的门店外，总共只有四家分店，但这个品牌在国内的所有大城市都非常有名，没有哪个城市的销售代表感觉自己被当成了陌生人。[23]还有其他服饰也是符合上流阶层风格的，但任何有钱和有品位的人都会发现其他品牌的衣服没有布克兄弟的西服那幺舒适。全国的旧上流阶层的生活方式远不只体现在这些方面。
上流阶层的各类成员关注他们在各种领域的权力，俱乐部、家族亲戚、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的成员共同关注这些权力。权力是饭桌上的话题焦点，家庭成员和俱乐部协会在非正式的场合也会谈论这个重大话题。他们一起长大，私下里彼此信任，他们私交甚密，尊重每个作为高层人士的成员，每个特定领域有权力和决策权的政策制定者。
四
他们渗透到了各权力机构的指挥层。一个有前途的儿子就职于政府高层——也许是国务院，他的堂兄在适当时机被提升为一家企业总部的高层执行官；他的叔叔已经升为海军司令；而堂兄的哥哥即将成为一所着名大学的校长。同时，有一个家族法律公司，其合作伙伴与外围成员保持密切联系，共同应对面临的问题。
大都市上流阶层属于富裕阶层，控制了当地关键性的金融和法律机构，因此，各成员之间存在商业和法律关系。对一个城市的经济来说，尤其大都市的经济，并不只与那个城市有关。经济以国家和大城市为中心，上流阶层控制大城市决策中的关键环节，从这两方面来说——各城市的上流阶层之间都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如果波士顿的富人的专属俱乐部经营惨淡，休斯敦的俱乐部也将会遭遇同样的情况。与那些被社会接受的人保持轻松、非正式的接触，能更好地在餐桌上达到协议。绅士们的俱乐部立刻成为具有决定性的金融和商业网络的重要据点，以及证明社会契合度的重要中心。旧上流阶层具备的所有特点似乎都是巧合：古老的家族、妥当的婚姻、合理的住所、正确的教堂和优质的学校——他们因此拥有制定关键决策的权力。每个城市的“杰出人才”都加入了这些俱乐部，当其他城市的上流阶层成员拜访时，他们享用午餐的场所极有可能是波士顿的萨默塞特或联盟俱乐部，费城的球拍俱乐部或费城俱乐部，旧金山的太平洋联盟俱乐部，纽约的尼克博克俱乐部、链接俱乐部、溪流俱乐部或球拍和网球俱乐部。[22]
因此，在上流阶层的核心圈子里，在规模最大、最重要机构中，最客观的问题夹杂着对各个封闭而亲密的小集团的伤感和忧虑。这就是上流家庭和上层学校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在关系亲密的基础上，由于“背景”原因，上流阶层的活动可能会心照不宣地一致。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个圈子，年轻男女接触到了决策者的餐桌谈话，因此已经学会了决策者们非正式的沟通技巧和自命不凡的特质；简而言之，他们学会了所谓的“判断力”，他们的潜意识吸收了成为决策者的抱负，即便他们没有坚信自己就是决策者。
当有钱人在社会等级的标准线上相互推搡时，加入正确的俱乐部就具有了重要的社会意义，因为等级的界线往往是模糊的，而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则清楚地界定了有钱人的地位。大都市俱乐部是跻身上流阶层的重要途径：它们是新阶层通往老派上流阶层的身份阶梯；男士及其后代可以逐渐从一个俱乐部晋升到另一个俱乐部，如果成功的话，可以进入最排外的核心要塞。大都市俱乐部对都市圈内、都市圈之间的商业生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对于这些圈子内的许多人来说，在这个排外的圈子里做重要决策似乎很方便，而且某种程度上也很合适。“私人俱乐部，”一家为管理者服务的杂志社如是说，“正在演变成商人的城堡”。[21]
在上层家庭和他们的公司和办公室之间，有学生时代的情谊、预备学校和大学俱乐部的友谊，以及之后重要的社交和政治俱乐部里的友谊。而且，这些家庭和组织里，有人会在将来——或会面时——操控现代社会的各个高层圈。
对上流阶层之外的人说，上流阶层的男士或女士加入的俱乐部，是他们身份地位的强有力的象征；对圈内人来说，俱乐部提供了一个更私密的，像大家族一样的内部集团，可以凸显一个人的身份。俱乐部的核心成员通常是凭借血统成功实现地位诉求的家族，后来的成员借由与这些家族之间的亲密关系加入，但反过来，从长远看，他们的加入有助于巩固俱乐部的地位。
上流社会的专属学校、俱乐部和度假村是排外的，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成员十分势利。这样的地方和团体在塑造上层人物性格上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机构自然而然地把一个个高层圈联系在一起。
绅士参与大都市的男士俱乐部，而且，上流阶层的男士通常会加入一个或多个这样的俱乐部。既允许男士也允许女士加入的俱乐部，例如乡村俱乐部，通常只存在于当地。旧上流阶层男士所属的乡村俱乐部是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的乡村俱乐部，但是，都市俱乐部在不断扩展，不再局限于优秀的学校。绅士们加入三四个或更多的俱乐部也是司空见惯的情形。各个城市的这些俱乐部是真正排他的，因为总体上，这些俱乐部并不为中间阶层和中下阶层所熟知，它们比那些广为人知的俱乐部更高档，那里的上流阶层的身份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这些高档俱乐部属于上流阶层、依靠上流阶层、服务上流阶层，但是会有别的城市的上流阶层慕名而去(6)。
因此，着名的法律系学生从预备学校和哈佛大学毕业后，到最高法院担任法官助理，然后成为企业律师，之后进入外交部，然后再加入律师事务所。在这些领域，他遇到和结识的都是与自己身份地位相当的人，作为一种延续，他有家族朋友、学校的朋友，俱乐部的晚宴，每年都会去的避暑胜地。在他进入的每一个这种圈子里，他获得并不断练习和相信自己有做判断、做决策的能力。他能轻易接触到在公共生活领域和重大机构拥有决策权的同辈，他们的经验和鉴赏力强化了他的自信。一个不会背弃自己圈子的人是会被这个圈子接纳的，甚至在现有的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如此。他融入了国家上层，他的外表就是社会地位的认可；他的言辞和行为方式就是良好培训的奖章；他的同僚就是他得到认可和精明程度的证明。
身份地位较高的家庭可能加入了尊享乡村俱乐部，俱乐部会组织体育赛事和社交活动，但是这种模式对上流标准没有决定性意义，因为“乡村俱乐部”也会接纳中间阶层甚至中下阶层的成员。在较小的城市，最好的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身份通常是上流阶层的重要身份象征，但是，大都市的地位市场却并非如此。大都市的地位象征是绅士们的俱乐部，是男性俱乐部，这在社交方面非常重要。
注释
在许多城市——例如纽约——有好几个而不是一个“都市400强”。这虽然属实，但并不是说大城市没有上流阶层，只是，与其他更单一的社会相比，这些城市的地位结构更复杂。地位之争导致的社会纠纷，未能摧毁地位等级。
[1]参见Dixon Wecter，The Saga of American Society（New York：Scribner's，1937），pp．199 ff.，这是美国上流社会历史的典型作品。大城市上流社会最好的例子是Cleveland Amory，The Proper Bostonians（New York：E．P．Dutton，1947）；和Edward Digby Baltzell Jr.，The Elite and the Upper Class in Metropolitan America：A Study of Stratification in Philadelphia，（Ph.D．thesis，Columbia University，1953），这两部作品我都有参考。
几乎在整个美国，大都市的上流阶层在种族、宗教和出生地方面，或多或少都是相同的。即便他们没有悠久的家族血统，他们的家族史也比底层大众要长。当然，也有例外，其中一些是重要的例外。在各个城市，意大利人、犹太人和爱尔兰天主教家族——获得了财富和影响力——的身份地位得到了显着提升。然而，更重要的是，也有例外——就种族、民族和血统来说，社会上流阶层的模式仍然是“纯粹”的。在各个城市，他们可能是新教徒，还有各阶层教堂教派中的新教徒，主要是圣公会教徒、一位论派教徒，或长老会成员。
[2]Mrs．John King Van Rensselaer，The Social Ladder（New York：Henry Holt，1924），pp．30-32.
上流阶层成员的民众服务精神，似乎不直接以政治形式体现出来，而是让他们更乐意领导慈善、教育和文化机构。他们的财富——平均有几百万——他们通常并不会花掉多数资产；如果他们不想工作，也不必强迫自己工作，但是他们——尤其是地位显贵的年长者——通常都会选择工作，甚至是勤勤恳恳的工作。他们构成所在城市的商业贵族，尤其是金融和法律贵族。真正的绅士——在东部城市，逐渐蔓延至全国——是银行家或律师，这很好理解，因为那些拥有财富的人需要可靠、聪明和理智的人来维护尊严，这些人是大型银行的总裁和行长，是当地知名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和投资顾问。
[3]Dixon Wecter，op．cit．pp．294-5.
他们组成的各类小集团内部和各小集团之间，这些骄傲的家族成员产生了亲密的友情，形成了高度的忠诚。他们互相设宴招待对方，参加彼此举办的舞会，他们出席气氛愉悦的婚礼，令人伤感的葬礼，也参加同性恋严肃而拘谨的社会舞会。在社交场合，他们似乎最钟爱的形象是非正式的，在展示他们服饰和举止的信号中，辨别正误和洞察行为准则的明智，可以让他们在休闲、自然和正式的风格之间随意切换。
[4]参见J．L．Ford，New York of the Seventies（Scribner's Magazine，June 1923），p．744。
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当地报纸的娱乐八卦栏和社会专栏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有名的波士顿人和旧金山人，如果他们名字被那样没有意义地随意使用，他们会觉得有失当地身份——廉价的宣传和咖啡社会(4)的丑闻是新家族咄咄逼人而俗气的风格，不是老派家族的风格。已经在上层立足的人感到非常自豪，还未在上层立足的人也很是自负。前者并不在乎位于他们之下的人对他们持何种见解，后者阿谀奉承，轻易相信吹捧之词，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自身的看法建立在他人的说辞之上(5)
[5]Mrs．John King Van Rensselaer，op．cit．pp．53-4.
他们有共同的亲人和朋友，除此之外，他们有着共同的经历，都经历过严格筛选，都受家族控制。他们就读于相同或相似的私立和贵族学校，尤其钟爱新英格兰的教会寄宿学校。他们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或者如果没有走出当地，也会进入他们家族赞助的当地名校。现在，他们经常光顾学校的俱乐部，以及他们所在城市的顶级俱乐部，时不时也会去其他大都市的一两个俱乐部。
[6]W．J．Mills，New York Society（Delineator，November 1904．Cf.），以及Ralph Pulitzer，New York Society at Work（Harper's Bazaar，December 1909）.
这些上流阶层成员住在一个或多个专属的奢华住宅区，其中有许多人自出生起就住在这些精致、古典的房子里，或者住在他们后来建成的简约现代风的房子里。这些房子无论新旧，一律家具齐全，装修精致。他们的服饰即便看起来随意、老旧，但剪裁和工艺都有别于常人。他们购买的东西也都价格不菲，使用起来很低调。他们所属的俱乐部和组织只接纳身份地位与他们相似的人，在这些团体里，他们非常注重仪表和着装。
[7]参见Harvey O'Connor，The Astors（New York：Knopf，1941），p．197。
自《社会名流录》发行以来，参与出版发行的12座大都市，每座都有一个上流社会阶层，其成员都出生于入选《社会名流录》的家庭。这个登记了的社会阶层和新登记的阶层，以及其他大城市未登记的阶层，共同组成古老的家族群，他们在接下来的两代、三代或四代时间里，一直都是地位显赫、富甲一方。因为有着不同的起源形式、着装风格和行为方式，他们和其他群体格格不入。
[8]Wecter，op．cit．pp．209-10.
三
[9]Wecter，op．cit．pp．212，214。
虽然入选和落选都看似过于武断，围绕名册充满了势利和苦恼，但是《社会名流录》是一份严谨的名册，确实有其意义。这是一种尝试，它努力将暴发户和臭名昭着的人阻挡在名流圈外，努力证明和巩固财富名流圈，维持名流圈的高贵性和价值。毕竟，它是美国已注册家庭的唯一一份名册，它是在一个没有贵族历史、没有宫廷社会、没有真正首都的国家中，距离获得官方身份最近的一件事。对个人而言，入选可能是无法预测的，甚至是过于武断的。但对一个群体而言，一个人之所以能入选《社会名流录》是因为他的财富、出身和生活方式。因此，出现在12个城市《社会名流录》中的姓氏，的的确确代表着一类人。
[10]Wecter，op．cit．p．215。
那些落选《社会名流录》的人通常深知原因何在；《社会名流录》因其“武断的”本质，在社会意义方面遭到了嘲笑。实际上，狄克逊·韦克特曾总结说：“不利的宣传可以导致一个人被驱逐，但仍然是直觉多于逻辑……可以说，任何人，只要他的名字不被刊登在报纸专栏上——无论其私生活是何种状况，或者被爆料出何种秘密的传言——都不会影响他入选《社会名流录》。”[17]
只要小有成就的企业总裁有志于此就有可能入选名录，但是不应过度强调。尤其是1890年到1920年具有历史特殊性的三十年，是进入名流圈的关键时期。事实上，《社会名流录》中新家庭的入选率——只有在费城稳步下降——在20世纪前十年里增长了68％，截至20世纪30年代，增长率下降至6％。[16]
[12]Wecter，op．cit．pp．232-3.
《社会名流录》登记在册的有38000个夫妻家庭，[15]为什幺他们会入选？出版《社会名流录》的12座城市的居民，都可以申请加入，尽管必须要有已入选的几个家庭的推荐书，还需要所属俱乐部的清单。但是，仅凭金钱或仅凭家庭，甚至这两项加在一起都并不能保证能立刻入选，或者能最终被保留下来。用更加武断的方式，旧式家庭的人有时会落选，第二代新富提出的申请也通常不会取得成功。然而，虽说仅凭出身和财富不足以入选，但并不是说出身、财富和合理的举止不重要。
[13]参见Mona Gardner，“Social Register Blues，”Collier's，14 December 1946；和G．Holland，“Social Register，”American Mercury，June 1932。关于截至1925年出版的所有《社会名流录》，参见Wecter，op．cit．p．233。
根据《社会名流录》的描述，能够入选名流录的人们或凭借家族血统，或因其社会地位，或具备其他资格，毋庸置疑，他们的家族都属于城市的上流阶层。然而，入选的具体标准却难以辨别，原因或许正如韦克特所言，“《社会名流录》营造了一种客观、公正和神秘探究的氛围。一定程度的隐姓埋名，对再创辉煌和继续保有声望大有裨益。”[14]现在，社会名流录协会的总部设在纽约，似乎是由伯莎·伊斯特蒙（Bertha Eastmond）女士在掌管，自协会成立之初，她一直担任创始人的秘书。她权衡所有姓氏，哪些应该入选，哪些不配入选，哪些有望在未来加以考虑。完成这些工作，她可能会拜访能提供相关咨询的顾问，为此，在每个出版《社会名流录》的城市都设有个人代表，负责留意在册的姓氏、地址和电话号码。
[14]Wecter，op．cit．p．234.
《社会名流录》刊登了“社交名流”的住址、子女、就读学校、电话号码和经常出入的俱乐部。增补版会于12月和1月发行，夏季版于每年6月发行。协会建议读者购买一本索引，里面包含了所有在名流录中出现过的姓氏，方便了解各城市中家族通婚和地址变迁的情况。
[15]自1940年起，参见Baltzell Jr.，op．cit．Table 2。
19世纪80年代是个辉煌的时代，纽约的一名单身男士，继承了“一笔数额不大的积蓄和算不上显赫的良好社会地位”，他决定出版“一份杰出人才名录”，不接受商业赞助，但商人们极有可能会购买。[12]《社会名流录》的绝妙之处在于既包含了旧富也囊括了新贵，在“烟斗”和“联盟”等纽约俱乐部的鼎力支持下，很快获得了成功。纽约第一期《社会名流录》包括了881个家族。其他城市也纷纷效仿，分别出版本市的《社会名流录》，名流录的编纂和出版事宜，都纳入到社会名流录协会（The Social Register Association）的工作范畴中。到20世纪20年代，共有21个城市出版发行了《社会名流录》，但随后有9个城市因缺乏兴趣而停止出版。截至1928年，每年秋天发行12份新版《社会名流录》，出版的城市有纽约和波士顿（自1890年）、费城（自1890年）、巴尔的摩（自1892年）、芝加哥（自1893年）、华盛顿（自1900年）、圣路易斯（自1903年）、布法罗（自1903年）、匹兹堡（自1904年）、旧金山（自1906年）、克利夫兰（自1910年）、辛辛那提（自1910年）。[13]
[16]参见同上Table 14，pp．89 ff.。
人们对麦卡利斯特那份400人的名册十分关注，随后他退出了高级社交圈，这充分反映出他曾试图巩固的旧式上流阶层是何等的岌岌可危。无独有偶，其他城市也同纽约一样，付出百般努力，维护阻挠新富进入社交圈的“旧守卫”。麦卡利斯特的失败象征着所有诸如此类的努力皆已付诸东流，唯一明智的举措就是认可新富，或至少认可其挑选出来的成员，《社会名流录》是最成功的尝试。
[17]Wecter，op．cit．pp．235，234.
在19世纪80年代，麦卡利斯特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时发表评论说，时尚的纽约社交圈只有400人。除此之外，你再找400人，他们要幺自己在社交场合感到拘谨，要幺让在场的其他人感到拘谨。[10]1892年，族长会的优越性和麦卡利斯特的名声急转直下，他公布了那“400位社交能人”的名单，实际却只包含了300个姓名。那只不过是族长舞会（Patriarch Balls）的登记名册而已，族长舞会是内战前纽约各家族内部社交圈的活动，宾客主要是一些热爱跳舞的单身男女，和一些麦卡利斯特认为适合出席的新富。在当时，最富有的90人中只有9人会收到他的邀请。[11]
[18]Thorstein Veblen，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1899（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Mentor Edition，1953），p．162。以及参见对凡勃伦理论更加全面的评论。
内战后的极富阶层呼吁采用更明确的方式决定被选举人，沃德·麦卡利斯特一度将他自己确定为选民。为了“社会可能获得抵抗虚荣的奸商（大发战争横财）所需的安定”，麦卡利斯特希望致力于必要的工作，将有地位但不时髦的古老家庭，和为了崭露头角而进行娱乐活动、头脑灵活的时髦人物联系在一起。据说，他非常重视这份工作，不分昼夜地潜心钻研纹章学、宫廷礼节、系谱学和烹饪等方面的书籍。在1872年和1873年的冬天，他组织了“族长会”（Patriarchs），这是一个包括25名成员的委员会，他们有权力创建和领导社会，通过邀请四位男士和四位女士参加舞会，履行他们的职责——麦卡利斯特作为神圣信任加以强调的职责。最早的族长会由纽约古老的家族组成，这些家族至少经历了四代人，麦卡利斯特眼中的美国式慷慨是，40岁的人都能成为优秀且真实的绅士。[9]
[19]Time，26 October 1953.
用或多或少正规的方式划界，从而尝试使这种模式固定不变。甚至在内战之前，新富还没有像之后那样推动社会发展时，忧心忡忡的女主人在面对社会决策时，似乎就需要寻求一些社会权威人士。对1850年之前的两代人来说，纽约社会信赖艾萨克·布朗（Isaac Brown），他是格雷斯教堂的司事，狄克逊·韦克特说，布朗对姓氏、血统和流言蜚语的记忆准确无误。他随时乐意告知主妇们谁在服丧期间发出凭吊邀请，谁破产了，谁有朋友来访，谁是小镇和社区的新来者。他会主持各种聚会，一些人发现他“手上有一批能歌善舞的男青年”，能为新搬进来的准备办聚会的人提供帮助。[8]
[20]参见“Boston，”Fortune，February 1933，p．27。
在美国，地位之争并不是某个时期独有的情况，因而不会随着另一个时期的到来而自然平息。旧富阶层力图依靠家族血统来维持其阶层大佬的地位，失败与成功总是相伴相生。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每一代都会出现新成员；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上流阶层总在挑起事端。存在上流阶层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成员恒久不变、绝对稳固的上流阶层却是不存在的。就算阶层成员变动很快，也不足以破坏整个阶层。不是相似的个体和家庭，而是相同的模式在阶层内部占主导位置。
[21]Business Week，5 June 1954，pp．92-3.
二
[22]个人估计，参见Baltzell Jr.，op．cit．p．178。
在白手起家之人的社会背景下，新富自然会有地位诉求。自力更生的人有资格要求身份地位，而不是被鄙视。每代有家族成就的人中都会有人鄙视新富，将他们视为入侵者、暴发户、异乡人。但是他们的后裔或者他们的子女，都会被世系家庭的上流社会阶层接纳。
[23]个人估计，参见Baltzell Jr.，op．cit．footnote 5，p．172.
当阶级结构坚实而稳固时，血统是声望稳固的基础。唯有此时，各种传统和礼节才能在坚实的经济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当经济变化非常迅速，流动性具有决定意义时，富裕阶层必定会坚持自己的主张；地位借口会分崩离析，由来已久的偏见会荡然无存。从阶级立场来看，一美元是一美元，但是从世系社会的立场来看，两笔数额相等的资金是不尽相同的——一笔是传承了四代的信托财产，一笔是上周从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赚取的钱。而且，当新赚的钱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时，该怎幺办呢？1870年，阿斯特夫人(1)该如何对待范德比尔特夫人(2)呢？阿斯特夫人会处于劣势：1883年，她在范德比尔特夫人门前留下了她的名片，应邀参加范德比尔特夫人的化装舞会。[7]发生了那样的事情，你无法举办一场真正的血统身份的展示。在美国，正如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以血统为根基的社会，总是会或被粗鲁的新富阶层忽视或收买(3)。
[24]“Miss Chapin's，Miss Walker's，Foxcroft，Farmington，”Fortune，August 1931，p．38.
创建一个血统清晰的世系社会（Pedigreed Society）的尝试已经在上层流社会中展开，上流社会的组成部分是相互竞争的：东部沿海地区最先建立，因此，那些留在那里的人在当地组成的家庭比最近人口密集地区的家庭历史更悠久。然而，在当地声名显赫的家庭，其享有的名声在新英格兰的许多小镇上和波士顿人家庭一样悠久；南方小镇家庭对持续亲戚关系的诉求不会被极端的波士顿婆罗门所超越；早期的加利福尼亚家庭有强烈的时间概念，认为他们比任何纽约家庭都更古老、经营得更好。当地还存在经济方面的竞争。以矿业为生的家庭、从事铁路方面工作的家庭、以房地产为生的家庭——在每个行业、地区，正如我们说过的，巨大财富滋生了当地家庭自身的阶层。
[25]参见Porter Sargent，A Handbook of Private Schools，25th ed.（Boston：Porter Sargent，1941）；“Schools for Boys，”Fortune，May 1944，pp．165 ff.；“St．Paul's，St．Mark's，Groton，Andover，et al，”Fortune，September 1931，pp．76 ff.以及参见George S．Counts，“Girls' Schools，”Fortune，August 1931和“Twelve of The Best American Schools，”Fortune，January 1936，pp．48 ff.。
尽管移民的数量巨大，他们在大城市的数量超过了本地人，但是民族主义的自由情绪正变得过于强烈，无法被严格的血统壁垒所塑造。“移民的美国化”——是有组织的运动，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个事实——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忠诚比盎格鲁-撒克逊的血统更重要。认为美国是一个光辉的种族和民族熔炉的观点——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持此观点，开始在那些关心“种族”血统和血统导向型社会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间盛行。而且，每一个国家团体——从爱尔兰人到波多黎各人——已经慢慢在当地赢得政治权力。
[26]“Schools for Boys，”op．cit．p．165.以及参见“Boys' Prep School，”Life，1 March 1954，描写的是霍奇科斯学校，比较Eleanor Roosevelt将自己最小的儿子约翰送到格罗顿学校的感受，如她在This I Remember（New York：Harper，1949），p．43中的描述。
但当卑微的移民不再服务于这一目的：移民停止流动，不久，在北美的每一个人都变成或很快会变成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27]Frank D．Ashburn，Peabody of Groton（New York：Coward McCann，1944），pp．30，67-8.
尽管没有封建的历史，并且因为移民存在流动性，但是以家族声望为基石，建立一个转瞬即逝的以血统为主导的上流社会是可能的。正是新移民大量涌入大城市的数十年，美国的大都会处于全盛时期。在北方人的聚居区，通过血统获得社会地位是最成功的，而获得成功的与其说是普通民众，不如说是那些声称自己拥有某种血统，想要更多血统的人。这些诉求一直以来都涉及国家团体的地位等级。
[28]“St．Paul's，St．Mark's，Groton，Andover，et al，”op．cit．p．76.
有太多家庭宅邸活动和跨行业的活动，在个人的一生中，以及在各代际之间展开，因为他们觉得家族谱系是根深蒂固的。当这种感觉强化了上流阶层的诉求时，除非受到底层的尊重，否则这种感觉对他们也并无利处。美国人不是特别有家族谱系意识，他们不是那种会用金钱为家族血统镀上高贵的底层大众。只有当一种社会结构在各代之间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时，只有当职业、财富和地位遵从世袭制时，那种傲慢和偏见，那种内心的奴性和自卑感，才能形成声望体系的稳定基石。
[29]Allan Heely，Why the Private School？（New York：Harper，1951）.
在美国，试图凭借家族血统获得地位，这种自以为是的行为令人怀疑，只涉及了极少数人。出身良好和出身高贵的人，出于强烈的族谱意识，用他们真实或者虚构的祖先，精心编制族谱，刻意与出身卑微的人保持距离。但在他们尝试与底层大众保持距离时，底层大众却似乎对自己的低微出身引以为豪，而且总是热衷于搬出一些极其庸俗的笑话，于是，贵族们的虚荣心在此无处安放，或者说无从施展。
[30]John P．Marquand，ff．M．Pulham Esquire（New York：Ban-tam Edition，1950），pp．76，60；W．M．Spackman，Heyday（New York：Ballantine Edition，1953），p．12.
从地位的角度看，它总是试图建立在家庭血统的基础上，这意味着“家庭地位的高墙”总是摇摇欲坠，从更普遍的立场来看，上流阶层在当地的认可度更高，这意味着上流阶层在不断重组。同时，也意味着无论美国上流阶层如何自命不凡，也只不过是富裕的资产阶级，无论其成员如何权倾朝野，也无法杜撰一个贵族身份。一位细心的系谱学家声称，20世纪初，在纽约，因财富和家族古老性而拥有显赫社会地位的家族，他们的祖先曾受邀出席杰伊夫人的晚宴，这样的家族不足10个。[6]
[31]Baltzell Jr.，op．cit．pp．218-20.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世系家族不允许也未曾允许未经注册的家族加入他们的社交圈，尤其是在未注册的家族抢占了他们的银行业务的情况下。现在，只有那些加入古老家族社交圈不过两三代的人，会竭力将那些意图效仿他们祖先的人阻挡在外，旧富和新贵之间的博弈始于建国之初，现在依然在小镇和都市中心上演。该博弈经久不变的规则是，只要有坚不可摧的意志，任何家族都可在其财力允许的范围内胜出。金钱——纯粹的、赤裸的、庸俗的金钱——毫无意外地帮主人赢得进入美国社会任何地方的通行证。
(1) 荷兰籍纽约人，出身名门，嫁给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地产大亨。
所有家庭都似乎非常“古老”，但并不是所有家族的财富都积累了长达至少两代人的时间，更准确地说是三代或者四代。美国的“古老家族”等于金钱、意志、时间的总和。毕竟，纵观美国历史，其跨度还只有六七代。每个古老家族中的一些成员，都必定会经历家族还不是那幺“古老”的阶段，因此，在美国，身为家族祖先和身为家族普通成员同样值得骄傲。
(2) 家族经营铁路。
内战后的数十年里，旧城市的旧上流阶层被新富们抢走了风采，伦塞勒夫人认为“顷刻间，勇于挑战社会等级制度高墙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大肆抨击社会体系”。而且，海外移民，如南方人，以及接踵而至的西部人，开始在这座城市发家致富。“已经在其他地方致富的人，则远上纽约寻欢作乐、获取社会认可。”[5]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旧式家族同新富家庭之间的斗争规模宏大。这些古老的家族在内战前就已经积累了财富，试图将内战后的新富家庭隔离在其圈子之外。但这种举措失败了，因为新富家庭数量众多，古老的家族无法与之抗衡。而且，新富家庭不局限于任何地区，像是不断扩张的国家版图，新富和权贵——以家族的形式，现在以企业的形式——辐射到全国。县、市、州无法遏制有社会影响力的新富阶层。新富阶层无孔不入，蚕食着大都市中古老家族的领地。
(3) 但是，不仅仅是瞬息万变的阶级机制搅乱了这场展示，几乎所有快速变化的事物都参与到了破坏中。因为，传统的生活方式对当地社会的声望至关重要，只有阶级和地位关系稳定的地方，传统才能得到稳定的保留。如果规矩非常严苛，连衣裙变成“套装”，习俗变成“传统”。祖先、长辈、旧富、贵族、居民中“佼佼者”的声望以及会员关系和古老的办事风格——所有的这一切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稳定社会内部固定阶层的地位象征。社会变化之快，声望开始垂青年轻貌美的人，即使他们备受诟病；开始青睐标新立异的人，即使他们粗鲁无比。服装变成“过时的”，总之，最重要的是要“赶时髦”。房子的表面价值，甚至是一个人行为举止所体现的价值，以及他自身的价值，都要赶时髦。一言以蔽之，认可新鲜事物对他们本身有好处：新鲜事物即声望。在此情形之下，金钱更容易决定谁能跟上这些变化的脚步，也决定了着装、汽车、住宅、运动、爱好和俱乐部等方面的消费模式上的差异。当然，像这样的情况，不是对一个稳定的富裕阶层，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说过“炫耀性消费”和“炫耀性浪费”，对于美国人，对于他写作的那个时代的下一代人来说，他是正确的。
最富裕的人被认为可以拥有独特的社会地位，他们的财富是永恒的，他们的家族是传承已久的。只要他们守住自己的财富，而且没有能撼动其财富地位的新富出现，就没有必要通过家族血统和财富来凸显地位。[4]旧上流阶层的稳定依赖于旧家族和巨大财富，鉴于此，新上流阶层的财富和权力受到了旧阶层的限制，旧上流阶层只有在保持高贵和不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偶尔接受新成员。
(4) 咖啡社会（Cafe Society）一词源自法国，指代经常出没在咖啡馆和夜总会等社交场所的名人。——译注
在每一个地区，19世纪的财富导致当地家族中出现了工业等级。哈德逊河上游有大庄园主，他们为自己弗吉尼亚州种植园主的出身感到自豪；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每个镇上都有清教徒船主和早期的实业家；在圣路易斯市有法国克里奥尔人时髦的后裔，他们主要从事房地产；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有富裕的金银矿商，就像狄克逊·韦克特（Dixon Wecter）所说的，纽约市有一个剪息票投资者（Coupon Clippers）组成的阶层，他们以父辈的积蓄为生，像阿斯特家族（Astors）和范德比尔特家族（Vanderbilts）这样的阶层，正试着尽快退出以前的商业项目。[3]
(5) 有幸读到了凡勃伦《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1899）中的一个词，不是因为他对美国上流阶层的批评仍然充分，而是他的风格使他的批评看起来是合理的——甚至在他的批评没有引起重视时。他所写的内容与事实高度吻合，尽管他描写的事实没有涵盖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发生的场景和特征，他的论据仍然是有力的，因为如果他没有描写出他所做的以及正如他所做的，我们不可能看见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特征。这只是他的偏见在美国社会抗议文学中是最有成效的意义之一。但所有评论家都是凡人；总的来说，凡勃伦的理论现在不再是对美国声望体系的充分描述了。《有闲阶级论》不是有闲阶级的理论。它是在一个国家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关于社会上层特定因素的理论，是对新旧富豪之间身份之争的描述，尤其是对新富的考证，在凡勃伦的成熟时期，在美国19世纪后半期，在范德比尔特家族、古尔德家族和哈里曼家族时期，在萨拉托加泉市和纽波特，在黄金时代最为显着。这一理论是对把财富转换为身份象征，向社会阶层攀升的上流阶层的分析，但是这样换来的身份情况的象征是不明确的。而且，凡勃伦阶层论的对象不是传统的、深深扎根于类似封建制度的社会结构中的人群。因此，消费模式是身份荣誉竞争的唯一方式。凡勃伦没有用旧贵族或侍臣是一种宫廷社会的成功生活方式来分析社会。在描述美国上层生活方式时，凡勃伦——像描述他笔下的其他角色一样——似乎是混淆了贵族和中产阶级的特点。有一两处体现得十分明显：“贵族和中产阶级的特点——也就是说毁灭性和金钱特征应该主要存在于上流阶层中……”[18]只要考察一下小商人的品位，就会知道这肯定不是正确的。正如凡勃伦所了解的，“炫耀性消费”并不只存在于上流阶层中。但是，现在我认为炫耀性消费主要是新上流阶层的一个显着特征：拥有新的企业特权的新富们——开支可以报销的人和享有其他企业特权的人，和那些活跃于舞台、银幕、广播和电视的职业名流——对生活标准和生活方式有更大影响的人。当然，这种消费特征也体现在以“得克萨斯州百万富豪”为代表的更加老派的新富中。在20世纪中期，同19世纪末一样，凡勃伦发现了异常奇怪的情况：“男高音歌唱家马里奥·兰扎（Mario Lanza）有了一辆定制的白色超大型凯迪拉克轿车，轿车的仪表盘是镀金的……饭店老板迈克·罗曼诺夫（Mike Romanoff）的绸缎衣服空运到苏尔卡位于曼哈顿的洗衣店进行干洗……建筑大亨哈尔·海斯（Hal Hayes）的凯迪拉克轿车里有内置酒吧，家里有威士忌、波旁威士忌、香槟和啤酒……”[19]但在当地已建立声望的家族，他们的第四代和第五代后人隐秘地过着奢侈的生活，或用奢侈的方式过着隐秘的生活。事实上，他们在消费方面刻意保持低调：住在朴实无华的农舍和避暑胜地，常常过着简朴的生活，没有任何土豪式的炫富行为。凡勃伦的理论不足以描述当今成熟的上流阶层。而且——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凡勃伦的着作作为一个有关美国身份体系的理论，没有充分考虑到机构精英或名流圈的崛起。当然，在19世纪90年代，凡勃伦无法预见到“职业名流”真正的国家身份体系的意义，职业名流地位崛起成为国家大众传媒和娱乐的一部分，无法预测到他们的魅力会在全国范围内增加，由此，初入上流社会的富家妙龄少女被电影明星取代，当地社交名媛被军队、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管理者——“权力精英”所取代——许多人都对他们成为合格的领袖而感到高兴。
内战之前，大城市的上流阶层紧凑而稳固，至少社会编年史家回顾过去时是这样说的。伦塞勒夫人（Mrs．John King Van Rensselaer）写道，社会是“在其内部发展的，而非外部……吸收的外部因素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代又一代，每个家庭为国家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社会圈也随之得以不断扩大……上流阶层的分界线可追溯至殖民统治时期的家族血统，像中国的长城一样坚不可摧、难以忽视，上流阶层之间唯一的分裂是教派；长老会、荷兰归正教派和圣公会形成了一个非常紧凑的组织。”[2]
一
(7) “作为工业领袖和杰出的职业男性的女儿，她们必须在一个更为复杂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而这个文化环境不太重视培养女性应当具备的品质：温柔、谦恭、真挚和虔诚。但是这些人必须根据他们这类人的习俗，把女儿送到少数几所学校里，而这些学校就建立在那类人习俗的基础上……全国有1200多所女子私立学校中，但奇怪的是，只有分数和更高的分数是真正重要的……使一所学校与另一所学校毁于一旦的事物如此短暂，以至于它们之间的差别是无形的。”[24]
尽管官员和大都市缺少统一性，但170年后的现在，美国各大都市兴起了显赫的上流阶层，他们似乎在许多方面都很团结。在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旧金山，被松散的新富家庭围绕的旧富家庭有一个坚实的内核。在纽约，这个内核曾经被沃德·麦卡利斯特（Ward McAllister）说成是400强。现在，就试图以家族作为基础而言的光荣血统，他们得到国家认可的机会很渺茫。然而，毫无疑问，都市400强和小城镇400强的优势在累积，客观机会和心理准备相互作用，为每一代人创造和维持上流阶层的世界。在每一个大城市，这些阶层首先都是眈视对方。
(8) 《财富》杂志的主编曾写道：“这些男子学校的数量和录取的学生数量完全不成比例。现在（1944年）美国有700多万学生接受了中学教育，其中有46万人进入私立学校学习。总共有36万人进入了天主教学校（这是1941年的数据，是现在可考的最新数据），1万多人进入军校，这些学校的特殊目的非常明显。另外，有3万多所女子学校，角色也有清楚的定位。有4万多所男女合校，大部分是私立走读学校；2万多男学生住校，这是一个特别渴望自我辩护的群体。”[26]
小城市望向大城市，可是大城市应该望向哪里呢？美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首都，没有哪个城市像巴黎、罗马和伦敦一样，既是全国的社交中心，又是政治和经济之都。在小城镇和大城市的当地社会，没有历史法庭（Historic Court）能够彻底而正式地证明选举及其合理性。国家的政治之都不是地位之都，也不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重要组成部分；官位晋升和社会地位晋升不是对等的。成为经济之都的是纽约，而非华盛顿。如果从一开始，波士顿、华盛顿和纽约合为美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之都，将会是另外一番局面！那幺，约翰·杰伊夫人（Mrs．John Jay）设置的1787年和1788年的晚宴宾客名单，包括出身名门的人、富豪和权贵混合在一起作为全国人口普查的一部分，可能会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并更新至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