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即使个体对事件有直接的亲身经历，这种经历也不是真正直接和最初的：它是由模式化的观念形成。个人只有通过长时间的技能训练来根除这种模式化的概念，才能以全新的方式看待事物。譬如，一个人认为，如果所有人都患上了抑郁症，那幺所有人都会有"抑郁症的体验"，凭借在这方面的经验，他们会揭穿、驳斥媒体关于抑郁症的错误报道或至少对此表态。但必须对这种结构性变化的经验加以组织和解释，才能最终形成与之相关的舆论。
1．我们对当今社会现实的了解，很少是由我们自己发现的。大多数我们头脑中的图片是从媒体获得，甚至我们经常不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直到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或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事情。[7]媒体不仅给予我们讯息，同时引导我们的体验方式。我们对信任和现实的标准一般是由媒体决定的，而不是来自于自身零碎的经验。
总之，这种可以作为抵抗大众传媒基础的体验，不是确切事件的体验，而是有意义的体验。如果我们所说的是严肃意义上的"体验"一词，那其中必须有解释的影子。这一体验的能力是在社会中形成的。如我所言，如果没有得到他人或媒体的证实，个人不会相信他自己的经验。如果直接经历扰乱了个人已有的忠诚和信仰，这样的直接经历通常不会被接受。这种直接经历若要被接受，就必须摆脱或证明那种忠诚和信仰，而这种情感是他忠诚观念的重要特征，深深扎根于内心深处。
没有人知道大众传媒的所有功能，因为整体上这些功能十分普遍且微妙，不能被现有的社会研究手段捕捉到。但现在，比起扩大公众讨论和为其注入活力，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媒体更多的是在促使公众转化为大众的媒体市场。我不仅仅是指受众与提议者之间的比率增加，针对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的机会减少；也不仅仅指媒体为了博得"关注"，而对我们的感官进行粗鲁的平庸化和模式化。我认为媒体促成了一种精神上的盲目，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贯的忠诚是对特定符号和标志的信仰和热爱，这是人们看待社会的方式，人们也是如此形成对事件特定的意见和看法。它们由先前的经历而来，也影响着现在和未来的经历。不用说，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些忠诚的存在，因此也常常不能对此进行明确表述。然而，这种普遍的忠诚使一些意见被接受或拒绝，更多地取决于情感上的亲近和减轻焦虑的方式，而非有逻辑的一致性的力量，以此为基础接受意见意味着不用思考就确信自己正确。当模式化的意识形态和具体的观点以这种方式连接在一起时，可以缓解忠诚和信仰不一致时引发的焦虑感。这种思想带来了一套既定的信仰，此后，不论在情感上或理性上都没有必要抗拒这一信仰中的任一思想；对特定观念和情感累积的选择成为预先设置好的态度和情感，并影响着人们的舆论生活。
早期的观察家认为，正式沟通方式的范围和数量的增加会壮大和激励公众群体。在广播、电视和电影诞生之前，乐观的看法认为正式媒体使个人讨论的范围和速度成倍增加。查尔斯·库利(6)写道，现代的条件"无限放大了思想的碰撞，那些仅因缺少比较而留下来的思想将会消逝，真正得到思辨性头脑认可的思想受到更多的珍视，且不断增多。"[6]在对地方社区的传统共识覆灭的持续兴奋中，他把新的媒体沟通方式视为深化经典民主体制对话机制的手段，理性和自由的个人主义会随之得到发展。
内心深处的信仰和情感是人们体验世界的镜头，它对特定的意见接受或拒绝，把关十分严格，并且控制着人们对待权力当局的态度。30年前，沃尔特·李普曼认为这一事先主张是偏见：让人们不能以准确的方式来定义现实。现在它仍然是偏见，但往往被视为"好的偏见"；尽管这一主张通常有不足和误导性，但是好于权力高层和舆论引导者不切实际的现实主义。这一主张是较为低级的常识，因此，也是一个阻力因素。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尤其在变化速度如此之快时，常识往往比感觉更普遍。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孩子们形成的"常识"，将会是大众传媒营造的模式化观念的产物，而非任何坚实的社会传统的产物。现在，他们完全暴露于大众传媒的影响之下，是彻底受大众传媒影响的第一代。
随着机构的规模越来越大，权力越来越集中，舆论制造者努力的范围和程度也在不断增加。事实上，制造舆论的手段在范围和效率上，与孕育当代大众社会的规模较大的其他机构相当。因此，除了他们扩大和集中化的管理、压榨和暴力手段之外，现代精英还掌握了历史上独有的手段----精神管理和思想操控，包括普及义务教育以及大众传媒。
2．只要媒体不被完全垄断，个人就可以从相互竞争的媒体中渔翁得利----他可以比较各家媒体，也可以拒不接受任何一家媒体发布的消息。媒体间的竞争越激烈，个人对媒体的免疫力就越强。但现在的情况如何呢？人们会比较各个媒体对公共事件或政策的报道吗？比较各个媒体报道的内容吗？
面对大众对意见的质疑，政治、军事、经济领域的权力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稳定性，制造舆论因此成为公认的获取和维持权力的手段，有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少数选民选举已成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全民投票选举和为了拉票频繁造势的竞选活动。征兵制下的大规模军队和民族主义取代了18世纪的小规模职业军队。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和在全国投放的广告取代了小商店。
答案是否定的，很少人会这样做：（1）我们知道，人们往往倾向于选择那些报道内容与他们意见一致的媒体。在人们心中以事先观点为基础来选择新观点。似乎没有人会刻意去找可能会在其他媒体中出现的不同观点。一般的广播节目、杂志和报纸往往都有相对固定的受众，从而强化他们传达给公众的信息。（2）这种比较各家媒体的想法，默认媒体提供的内容确实各不相同。它默认存在真正的竞争，但广泛地说这样的竞争并不存在。媒体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和竞争性，但仔细观察之下，它们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在标准化主题下的竞争，而不是在有争议事件上进行竞争，展现自己的独到之处。有效提出问题的自由似乎越来越多地局限在那些随时与这些媒体保持联系的少数利益集团手中。
促成大众社会的制度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趋势，但其余的公众受到的是更多的"个人"和有意识的影响。在民主决策的民俗下，政治基础不断扩大，大众的说服手段日益增多，发表舆论的公众已成为强力控制、管理、操纵和恐吓的目标，对公众的恐吓愈发频繁。
3．媒体不仅渗入了我们对于外部现实的经验，也侵入了我们关于自己的经验。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身份和新的愿望----我们应该成为什幺样的人，我们希望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什幺样的人。它们给我们提供的行为模式是一套全新、更大、更灵活的自我评估方式。用现代自我[8]理论来说，就是媒体为读者、听众、观众带来了规模更大的参照群体，无论是真实或想象的、直接或间接的、亲自了解或远远观望的，这些参照群体都是自我形象的一面镜子。媒体成倍地增加着我们确认自我形象的参照群体。
五
除此以外：（1）媒体告诉大众他是谁----给人们一个身份；（2）媒体告诉大众他想要成为的样子----给人们一个志向；（3）媒体告诉大众怎幺达到目的----告诉人们技巧；（4）媒体告诉大众怎样感受，即使那不是个人的感受----告诉他逃避。身份和抱负之间的差距引出技巧或逃避。这大概是当今大众传媒的基本心理公式。但是，作为一个公式，这不适合人类的发展，这是媒体发明和维持一个伪世界的公式。
在现代社会的进程中，作为表达合理意见的工具和实现政治意志的手段，处于各个阶级和国家之间的自治组织在慢慢失去效力。这样的组织可以被蓄意破坏，从而沦为非暴力的统治工具，或在面临集权手段时由于缺乏运用而慢慢衰落。但是，无论是在一周内迅速被摧毁，抑或在一个时代中慢慢凋零，几乎在生活的每个领域，这样的组织都被集中化的组织所取代，正是这些掌握了新权力手段的集中化组织控制受到惊吓或----另一种情况可能是----仅仅被威胁的社会大众。
4．现在普遍流行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经常干涉小规模的讨论，破坏人们轻松、理智地进行交谈的机会。大众媒体是造成人类隐私被破坏的重要原因，这不仅是其作为教育力量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是其成为有害力量的重要原因：它们没有向观众或听众清楚说明紧张、焦虑、难言的怨恨和模糊的希望产生的更为广泛的原因。它们既不能使个人超越周围狭隘的环境，也不能阐明周围环境不为人知的意义。
有人认为大众拥有所向披靡的权威，或至少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但毫无疑问，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在当代，如查克廷(5)的观点，自治集体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正日趋减少。[5]此外，他们拥有的影响力确实是被引导的，因此他们现在不是自主行动的公众，而是在关键时刻受到操控变成示威人群的大众。因为当公众变成大众，大众有时会变成群众，慷慨激昂的长篇鼓吹突如其来，以强化大众传媒对群众的洗脑。然后，人群再次分散，成为被摧毁了意志的顺从的大众。
媒体提供了大量关于世界实况的信息和新闻，但通常不能使听众或观众将世界时事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真正联系起来。媒体没有把它们提供的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和个人遇到的麻烦联系在一起，它们没有更加理性深入地理解焦虑----无论是个人焦虑或反映在个人身上的社会焦虑。相反，媒体通过将个人的注意力紧紧拴在对人为事物的迷恋上----在程序框架内通过暴力行为或所谓的幽默解决问题，以此转移个人注意力，使个人难以找到理解自己或周围世界的机会。总之，对于观众来说他们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媒体主要借助对商品或爱慕的女性的供求矛盾分散注意力。几乎总是带有这样一种基调：持续不断地令人分心和推迟焦虑感，但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也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保守的思想家们一直对公众的崛起保持高度警惕，他们将公众称之为大众或与其意义相似的名称。"大众至高无上，野蛮的潮流来势汹涌，"古斯塔夫·勒庞曾写道，群众的神圣权利即将取代神授的君权，"并且目前国家的命运由人民群众的意愿而非国王的议会主宰"。[4]在20世纪，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家纷纷效仿，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我们所谓的大众社会。从勒庞到埃米尔·莱德勒(4)和加塞特都认为，不幸的是，大众的影响力日益增加。
但是，媒体以其现在的组织和运作，不仅仅是美国转型为大众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财富和权力精英所掌握的权力手段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这些媒体的一些高层代理本身就是精英中的一员，或精英手下非常重要的下属。
当非从政人员主张自由、公开地表达政治意见的权利时，而这些意见能够影响或决定政府政策、人员和行动时，公众舆论应运而生。[3]从这个正式意义上来说，美国曾有、现在也有明确的公众舆论。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虽然这种正式的权利仍然存在，但其内涵已然发生变化。就像汤姆·佩因（Tom Paine）的政治小册子里的世界与大众媒体的世界一样，自治组织的旧世界与大众社会的世界有着天壤之别。
与这些精英同级或低一级的是宣传者、宣传专家和公关，他们控制舆论的形成，使舆论成为衡量权力的有效性、声望的增加和财富更稳固的一个标准。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这些操纵者对待任务的态度经历了对立统一的过程：
人们常常对于自己在政治经济上的忠诚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没能立刻发现组织具有的精神意义和历史效力。现在，有效的权力单位是大企业、高不可攀的政府和严峻的军事机构。一方面在这些权力单位之间，另一方面在家庭和小社区之间，我们没有发现让人觉得有安全感和强大感的中间组织，很少有鲜活的政治斗争，更多的是来自上层的管理和下层的政治真空。现在，主要的公众群体要幺小到被埋没，只能选择放弃；要幺大到只是不重要的权力结构的另一个特征，因而难以接近。
最开始，大众媒体被一致看好。语言能打赢战争或卖出肥皂，语言能打动人也能控制人。"唯一的代价，"1920年代的广告人声称，"是限制任何话题的舆论在任何方向上的传播。"[9]舆论制造者对媒体作为群体说服者的信任程度近乎魔化----但他可以相信只要有公众的信任，大众传媒就无所不能。但信任不会维持下去。大众媒体说过太多过于夸张的东西，信息平淡无奇并相互抵消。应战时谎言和战后幻灭而生的"宣传恐惧症"无济于事，尽管记忆短暂且受到官方的歪曲。这种对媒体的不信任被转换成了舆论管理者的口号，他们的横幅上写着："大众说服于事无补"。
2．我们所说的组织正是一个志愿团体，它有三个决定性的特征：第一，它是合理意见得以形成的环境；其次，它是一个进行合理活动的机构；第三，与其他权力组织相比，它是一个能有所作为的权力单位。
媒体受到挫败，于是开始思考；思考过后，它们开始接受社会背景下的原则。它们互相告知：要改变舆论和活动，必须密切关注被管理人群的整个生活和环境。除采取大众说服外，还必须施加个人影响力；必须在人们的生活环境中通过其他人----朋友圈、信任的人来与他们接触：必须通过"个人"说服赢得信任。我们不能直接插手，要不露痕迹，必须加以操控，而不仅仅是提出建议或命令。
1．这里所说的归属感是基于对一个组织的宗旨和领导者的信念，这一信念让人们把组织当作自己的家。这样的归属感使人情交往成为一个人本我的精神中心，让我们从容自在地考虑良心的行为准则和目的，我们决定了行为准则和目的，它们也反过来决定我们，我们对任何政治组织都没有这种归属感。
人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环境一直对他们有所期望，这些人就是我们所说的首要公众。任何一个了解广告公司或公关公司内部情况的人都知道，首要公众仍然是舆论制造者未解决的一大难题。消极的一面是，他们对社会环境对舆论和公共活动的影响的认识，意味着善于表达的公众抵制和反映大众媒体传播的消息。积极的一面是，这种认识表明公众不是由孤立的个人组成的，而是由不仅要考虑事先形成的观点，而且以复杂、亲密、直接和持续的方式一直互相影响的人组成。
当我们说大众没有政治归属感时，我们心中想的是一个政治事实，而不仅仅是一种感觉。我们想到的是（1）归属感（2）特定组织。
舆论制造者尝试使善于表达的公众保持中立，或试图让这些公众为他们所用，使之成为他们意见的中转网络。如果舆论引导者拥有可以直接、公开操控首要公众的大权，他们可能会成为权威；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力，就只能间接地暗中操作，他们会因此成为操控者。
发言人和听众之间、权力与公众之间的差距更容易导致发言人定律而非寡头统治的铁律：随着压力集团的扩张，领导者把他们所代表的意见组织起来。所以，如我们所见，选举成了两个庞大、不灵活的政党之间的比赛----选民不能真正地感受到他对任何一党有影响，两党中也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在心理上赢得人心，或政治上赢得决定性的多数。在这一切中，两大政党的大致形式与其他大众组织一样。[2]
权威是毫不隐讳的、人们或多或少"自愿"服从的权力；操纵是在暗中行使权力，不为被操纵的对象所知。在古典民主社会的模型中，操控不构成威胁，因为权威存在于公众之中，存在于由公众成就或挫败的代理人中。在完全专制的社会中，操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权威与执政机构及其代理人公开站在同一战线，因此执政机构及其代理人可以公开、明确地利用权威。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不需要通过隐藏的手段来获得或保留权力。
大众团体的成员与领导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只要一个人成为一个重大组织的领导者，他很快会沦为该组织的棋子。他这样做，（1）是为了维护他在该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或者实现对组织的控制，并且他这样做（2）因为他认为自己不仅仅是大众社会的代表，无论是否听命于他所代表的大众社会，他都认为自己是由和他一样的人组成的精英中的一员。这些事实反过来导致了（3）精英间讨论和解决事情的方式与各大众团体有巨大差别，因为决策必须考虑到其他重要的精英，但也要得到大众成员的认可。
当人们掌握了可以肆意使用的、集中化的权力，但却没有权威，或出于某种原因不希望公开行使权力时，操纵就成为一个问题了。然后手握权力的人寻求在不表现出他们权力的情况下进行统治。他们想要进行秘密统治，可以说不需要公开的合法性。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即像现在的美国，操纵是行使权力的主要方式。一小圈人做出决策，他们至少需要他人授权，这些人应该是利益不相关的、不唯唯诺诺且不受他们权威影响的人。因此，这个小圈子试图操纵这些人，使他们愿意接受或大力支持他们的决定或意见，或至少反对可能出现的相反意见。
大众民主是指有权势、规模宏大的利益集团和组织之间的斗争。这些利益集团和组织既不偏向由国家、企业和军队制定重大决策，也不偏向通过公众成员中单个公民的意志来制定决策，它们介于这两者之间。这些中层组织是公民参与决策的主要途径，所以这些组织对公民来说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为只有通过这些组织，公民才能行使可能拥有的权力。
权威正式存在于民众中，而主动权实际掌握在一小圈人手中。因此操纵的标准策略是"决策"看起来是由民众或者至少是一大群人"做出的"，这就是为什幺即使可以方便地行使权威，利用它的人仍然喜欢秘密、安静地操控。
同成立较早的机构一样，这些志愿团体已经失去了对个人的控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政治角斗场，这些志愿团体的规模也日益壮大；随着个人权力愈加依赖于志愿团体，这些组织就越难受到个体的影响(3)。
但人们现在的文化程度不是更高吗？为什幺不强调教育的普及，而是大众媒体日渐增多的影响呢？简单来说，大众教育在许多方面已成为另一种大众媒介。
志愿团体规模日益扩大，开始变得卓有成效，但在这一程度上，对于通过讨论来决定所属组织的政策的个人，已经无法融入志愿团体。
这个国家广泛认同的公共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政治性的：使公民更博学，从而更好地思考和判断公共事务。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的功能从政治转向经济：培养人们找到薪资更高的工作从而获得成功。这是高校活动的真实写照----以公众为代价满足了企业对拥有技能的白领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教育已成为纯粹的职业教育；就教育的政治任务而言，许多学校已经沦为对忠贞爱国民族主义的常规训练场。
在组织上，主要的、有组织的权力单位从个人及其家庭转向了志愿团体和大众政党，为公众向大众转变提供支撑。
技能培训是一项重要任务，或多或少会直接运用到职业生涯中，但不应该被误认为是通识教育：无论何种级别的职位晋升都有别于自我发展，虽然现在这两个概念被完全混淆了。[10]在"技能"中，有些与通识教育，即解放教育的目的相关性更大，有些则与这个目的的相关性更小。不同于学术上对所谓中性技能追求带来的认知，技能和价值观并不那幺容易被分开。特别是在我们认真讨论通识教育的时候。当然，存在一个尺度，技能和价值观分别位于尺度的两端，但在中间的是所谓的鉴别能力----与典型的公众相关性最大。
在规模上，公众向大众的转变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撑：数量上有明确限制的政治公众（财产、教育和性别、年龄上的限制）转向数量急剧增多的大众，大众只有年龄和公民身份限制。
培训一个人操作车床或读写属于技能教育；唤起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或对斯多葛派、基督教式和人文主义的生活方式进行辩论，才是确切无疑的价值观教育。但坚持培养一群有文化、政治的和技巧性的鉴别能力，能成为真正自由民主的社会成员，是技能培训也是价值观教育。它包括一种在古老意义上的认清自我的治疗，包括传授所有一个人与自我辩论的技能，我们称之为思维；与其他人辩论的技能，我们称之为讨论。鉴别力通识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自我教育、有自我培养能力的人。
促使政治家和平衡社会走向衰落的趋势，对公众向大众的转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2)。结构性转变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作为公众真正手段的志愿团体的衰落。志愿团体一方面在国家和经济体中活动，另一方面在基础组织中的家庭和个人之间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行政部门在经济、军事和政治机构中的优势削弱了志愿团体的效用。这说明权力机构不仅规模更大、更加集中，不贴近群众，同时也变得不那幺政治化，而更具行政性。正是由于这一巨大的体制变化，有组织的公众开始走下坡路。
公众中真正博学的人能够把他的个人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他能够看到这些问题对所在社区的重要性，以及社区对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他明白自己认为和感觉到的个人问题往往不仅是他的个人问题，而是大家共同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确不是通过任何一个人可以解决的，而是要通过他所生活的群体的变革、有时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革来解决。
四
大众受到个人问题的困扰，但他们没有意识到那些问题真正的意义和来源；公众遇到问题并清楚他们的表达方式。不断把个人烦恼转化为社会问题，把解决社会问题转化为个人的人生意义，这是民主制度的任务，也是接受过通识教育的人的任务。由于缺乏深入而广泛的政治辩论，成人和青少年学校可能成为欢迎这类辩论的体系。在公众社区中通识教育的任务将是：让公众不至于茫然失措；帮助培养不会茫然无措、自律明智的人才；帮助培养不会被大众生活负担压垮、勇敢明智的个体。但教育实践没能使知识直接关系到20世纪中受困群体的需求，也没有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社会实践。现在这些公民看不到个人偏见和挫折的根源，也不能清楚反省自身或其他事情。他们没有看到当今社会组织下的观念和智力问题，也无法应对"睿智公民"当下所面临的挑战。
与这一经典概念有微弱相似之处的概念是，公众由残存的新旧中产阶级组成，他们的利益没有被明确界定、组织起来或是相互冲突。经过奇特的适应后，"公众"往往被定义为"中立的专家"，尽管他们见多识广，却从未对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引发的争议事件做出明确表态，这些都是董事会、委员会的"公众"成员。因此公众往往代表政策的模糊性（称为思想开明），不参与公共事务（即理性），和职业公正（称为宽容）。一些公众中的正式成员，年轻时在劳动管理调解领域打拼，他们见多识广，但从不采取强硬的立场，因此开辟了一番事业；许多其他非正式成员把这样的专业人士作为自己的榜样。唯一的问题是，他们的行为如同公正不阿的法官，但他们却没有法官的权力；因此他们的理性、宽容和开明在事务决策中经常不受重视。
除了在极少数情况下，教育机构并没有做到这些事情，它们也没有在尝试这样做。学校成为了纯粹的职业和社会地位上升的渠道，并且从各个层面来说，学校开始在政治中畏首畏尾。此外，在"职业教育家"的控制下，许多学校的办学理念已经变成了"适应生活"，鼓励学生快乐地接受大众生活方式，而不是为个人和公众的超越而奋斗(7)。
在官方的圈子里，正如沃尔特·李普曼(1)30年前所说，"公众"这个术语本身已经有名无实，这戏剧性地揭示了它的消逝。从决策精英的角度来看，那些公开叫嚣的人可认定为"劳工"，其他的是"商人"，另外就是"农场主"了。那些无法轻易识别的人组成了"公众"。在这一区分方法中，公众由那些在有明确党派利益的世界中，不被识别的非党派人士组成；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尤其是大学教授组成；由非工会的雇员组成，尤其是白领人士、自主创业的专家和小企业家。
毫无疑问，当代落后教育家的教育内容和实践理念迎合了大众的想法。这些教育家们对宣扬文化水平和智力标准并不积极；相反，他们经常宣扬职业技巧这一琐事和"适应生活"的理念----大众的懈怠生活。"民主学校"往往是智力平庸、职业培训、国家忠诚的代名词，仅此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对大众传媒宣传内容的纯粹反应，而不是响应，诞生了舆论的概念也就不足为奇。这个观点认为，大众只是个体的集合，被动地暴露在大众媒体之下，无助地接受来自这些媒介的建议和操控。实际上，以前众人可以在自由、平衡的市场中发表一己之见，现在控制中心的操纵使这种情况已成为过去。
六
在主要的公众群体中，利益和推理方式不同的人之间的意见交锋仍在继续。但在传媒市场的大众社会，如果存在不同意见的话，就是掌握大众媒体的操纵者与他们的宣传对象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
现代社会的结构趋势和通信技术的操控性特征在大众社会中是一个巧合，这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都市社会。城市的增长使人们局限于狭隘的日常生活和环境中，使他们失去作为公众的任何独立意识。在较小的社区，公众成员对彼此了解更充分，因为他们总在日常生活中碰面。都市社会中的大众只在特殊社会环境下相识：修理汽车的人、为你端上午餐的女服务员、女售货员、白天在学校为你照顾孩子的妇女。当人们以这种方式相处时，预判和刻板印象就越来越多，关于他人的事实不会也不能显露出来。
为邻里服务的小商店被不具名的国企所取代，大众广告取代了商人与顾客之间私人交流的影响力。政治领导人利用全国性的广播网络，带有适度个人情感地向从未谋面且永远不会再见面的百万人发表演讲。所有专业和行业都涉及"舆论业"，被雇来不带个人情感地操控公众。
我们知道，人们倾向于选择那些正式媒体，它们能证实他们确信和喜欢的事物。同样的，在隔离的大都会中，人们倾向于接触那些与他们观点相似的人，对其他人则漠不关心。在都市社会中，为了保护自己形成了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种态度比一般的态度更加根深蒂固。因此，他们无法体验到真正的观点冲突。当有这样的体验时，他们往往会认为那只是粗鲁无礼的行为。
现在的情况可以用经济市场和公众舆论在历史上的平行关系来解释。简单来说，就是从广泛分散的小权力到权力集中化的转变，从权力中心向垄断控制的转变，权力中心半遮半掩，是操作和权威的中心。
他们沉溺在日常生活中，从没有通过讨论、更不用说行动来超越他们狭隘的生活。他们看不到社会结构的全貌，看不到自己作为公众的作用。城市即是由这样的小环境组成的结构，其中的人往往是互相疏离的。城市中"热情活跃的人"激发不了"居家的"男性和女性，这些人可以在中产阶级郊区生活一辈子，只和同类人交往。如果他们真的相互接触，也只是通过其他环境下人们的刻板和带有偏见的形象。每一个人都被困在他的小圈子里，每一个人都与其他清晰可辨的群体断开了联系。正是因为人们生活在这样狭窄的环境中，所以大众传媒可以给公众创建一个伪世界，也给它们自己创建一个伪世界。
几乎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公众这个概念，我们都会认为已经在向大众社会迈进的道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这条道路的末端，是纳粹德国或共产主义苏联实行的极权主义。但我们还没有走到这条路的终点。在今天的美国，媒体市场没有完全控制公众。但我们可以确切地看到，比起公众社会，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共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更具大众社会的特点。
但是，生活在环境中的公众可以超越环境，在个人层面，可以通过个人才智，在社会层面，可以通过公共行动。通过反思、辩论和有组织的行动，社会公众会感受到自身，事实上会在社会结构相关的事务上活跃起来。
三
但是，存在于环境中的大众无法脱离环境，不论是通过才智，还是通过行动，除了在极端的情况下，现代官僚"有组织地自发行动"。我们还没有达到极端的情况，但在观察美国大众时，我们确实能看到都市人对极端情况做好了心理准备。
通过公众和大众各自的主要沟通方式，可以轻易将它们区分出来：在公众群体中，最主要的沟通方式是讨论，如果存在大众媒体，它们的作用也只是不断扩大和活跃讨论，将一个初级的公众群体和另一个群体的讨论连接起来。在大众社会里，沟通的主要方式是正规的媒体，大众沦为媒体的市场：一切皆为大众传媒的素材。
我们可以这样想：当一小部分人没有工作并且不去找工作，我们会从他们的目前情况和性格上找原因。但当1200万人失业时，那幺我们无法认为他们突然之间都变"懒惰"、"没有希望"了。经济学家称之为"结构性失业"，首先意味着牵涉其中的人不能控制自己的工作机会。结构性失业并不是源于一个工厂或一个城镇，也不是由于一个工厂或一个城镇没能做到某些事情。此外，当结构性失业席卷了人们周围的环境时，在一个城市的一个工厂中的普通人几乎没有可以进行挽救的办法。
在另一个极端，在大众中，（1）比起发表意见，听取意见的人更多；因为公众成了一个抽象的集合，人们只知道从大众传媒接受信息。（2）流行的沟通方式组织严密，个人很难或不可能及时有效地对意见给予反馈。（3）民意的实践被组织和控制行动渠道的当局所控制。（4）对于当局来说，大众没有自治权，相反，权威机构的代理人渗透到大众内部，以减少在讨论中形成任何民意上的自主的可能性。
现在，在社会结构和个人环境之间的差别是社会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差别之一。它使我们能快速地了解"公众"在当代美国的位置。在生活的每一个重要层面，结构感的缺失和在无能为力的环境中陷落是无法驳斥的事实。在军事上的表现最为明显，在军队里，每个人的角色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只有身处高位的掌权者能够看到结构的全貌，而且这个全貌是受到严密保护的官方秘密。从分工来说，在经济领域，人们工作在狭隘的环境中，可以看到生产过程全貌的职位也越来越集中，因此人们不仅脱离了他们的劳动产物和劳动工具，也脱离了任何对结构和生产过程的理解。在政治秩序中，随着低层组织的分散和中层组织令人不安地激增，人们看不到结构的整体，看不到结构的顶端，事实上，也说不清那些决定他们生活于此的整个结构的问题，以及决定他们所处位置的问题。
就像我们对这个术语的理解一样，在公众中（1）表达意见的人和听取意见的人几乎一样多。（2）公众交流十分有组织，有机会对公众场合表达的任何意见进行及时有效地回应。由这样的讨论得来的民意（3）很快会付诸行动，如果必要的话，即使违背现行权力体系也在所不惜。并且（4）权威机构没有渗透到公众中，因此公众或多或少是自主的。在这些条件下，才有一个公众社会的运行模型，该模型符合经典民主理论的几个假设。
任何结构性视野或立场的丧失，从根本上意味着整个社区的丧失，这是可悲的。在大城市中，环境的分隔和日常的分离，在个人与家庭中得到近距离接触，因此，虽然城市不是主要的决策单位，大多数市民也无法将城市视为一个整体结构。
把这几个点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建立多个类型的社会的小模型或示意图。众所周知，"公众舆论问题"由传统中产阶级的市民地位下降造成，所以，我们在这里只关注两种类型：公众和大众。
一方面，决策结构的规模越来越大且愈加集中；而另一方面，人们被归入越来越窄的社会环境。从两方面来看，对正式传播媒介的依赖越来越严重，包括教育。但大众并没有从这些媒体中获得超凡脱俗的观点，相反，他的经验更加模式化，然后他在自己模式化的经验中陷得更深。他不能抽离自身经验对自己的经历和没有经历的事情进行观察，更加无法做出评价。终其一生伴随着他的是一种无意识的、不断重复的独白，而不是我们称为"反思"的内心辩论。他没有自己的规划：只是完成存在的日常惯例。他无法超越他所在的任何时刻，因为他不会也不能超越所处的日常环境。他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的日常经验和实际标准：他随波逐流，依习惯行事，他的行为是混乱的标准和不加辨别的期望的混合，这个期望是从他已经不了解、不信任的人那里得知的，也许他从未信任过那些人。
4．最后，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机构权力利用制裁和控制在多大程度上打入了公众内部。这个问题是相对于机构权威，公众拥有多大程度的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权。一个极端是官方不干预自治的公众，另一个极端是，告密者的渗入和普遍怀疑使公众陷入了恐怖统治之下的一致性。说到这里就能想到纳粹的街区体系，18世纪日本黑帮，苏联的监狱系统。在这一极端中，权力的正式结构与非正式讨论造成的不断变化的影响一致，因此必须消除非正式的讨论。
他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充分利用它们，试图考虑未来----也许一年或两年，如果有孩子或房贷他看得甚至更远，但他没有认真地问过，我想要什幺？如何才能得到想要的？满怀一种隐约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支撑着他，偶尔被小痛苦和失望打倒，也很快就抛之脑后。他踌躇满志，有人认为这有可能与大都市狂热的大众生活方式有关，毕竟在大都市白手起家十分流行。他用什幺标准来评价自己和自己的努力？于他而言，什幺是真正重要的？这个人的完美榜样在哪里？
3．我们还必须考虑意见的形成和其在社会活动中得以实现之间的关系，即民意在影响重大的决策中的有效性。人们集体践行意愿的机会，无疑会受制于他们在权力体制中的地位，权力结构对这种能力的限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可能允许或者欢迎将意见付诸行动，它可能把社会活动局限在当地社会，也可能扩大社会活动的范围，它可能使活动断断续续或持续进行。
他失去了独立性，更重要的是，没有了独立的意愿：事实上，没有掌握作为一个有独立思想和自己生活方式的独立个人的概念。并不是他喜欢或不喜欢这样的生活，而是这个问题没有那幺鲜明和清楚，所以他对自己的处境和境遇不痛不痒。他认为自己只想以最省事和最有趣的方式得到应得的东西。
2．其次，我们必须注意，提出异议时避免内部或外部报复的可能性。如果降低发言人在听众中的占比，沟通方面的技术条件可能会避免自由地提出异议。基于传统和意见领袖的非正式结构的非正式规则决定谁能讲话、什幺时候讲话和讲多久。这些非正式规则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与正式规则和控制沟通程序的机构规则一致。在极端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传媒组织对沟通交流进行了绝对垄断，它们的成员甚至在私下里也不能提出异议，在另一个极端，条件和规则支持形成广泛而对等的意见。
他生活的秩序和运行与外界惯例相一致，否则他日常的经验将不清不楚，虽然他可能经常察觉不到，因为严格地说，他没有真正拥有或观察过自己的经验。他不决定自己的欲望，他的欲望被植入他的身体里。而且，在大众中，他失去了作为人类的自信----如果他真的曾有过自信的话。因为在大众社会中的生活会让人不自信、使人更加无能为力；使人不安、有隐约的担忧；在团结的群体中孤立个人；破坏稳固的团体标准。漫无目标地行动，大众觉得一切都毫无意义。
1．首先，表达意见和接受意见的人数比例。这是表述正规大众传媒社会意义最简单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这个人数比例的变化正是近代民主体制下公众和舆论问题的中心。在沟通规模的这一端，两个人面对面交谈；在另一端，一个发言人通过沟通网络向数百万听众和观众公开发表演讲。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集会和政治集会、议会会议、法庭辩论、一人主导的小讨论圈、50人一组自由开放的讨论圈，等等。
大众社会的概念暗示了权力精英的概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众的概念表明一个没有权力精英的社会的民主传统，或至少是没有最高决定权的不断流动的精英阶层。因为，如果真正的公众是独立的，就不需要控制者；但发展成熟的大众，只有在竞选投票时期，支持精英成为有权威的名流时才是独立的。民主国家的政治结构需要的是公众，而民主人士，在他的言论中，必须坚决表明公众是最高决定权的所在。
如果我们要把握公众与大众的区别，至少要考虑四个方面。
但现在，所有使政治秩序扩大和集中化，以及使现代社会去政治化和更加行政化的力量，从旧中产阶级到甚至不能被称为中产阶级的转化，所有没有真正沟通的大众传媒，所有大城市没有形成社区的隔离，真正连接大众与权力中心的志愿团体的缺失，所有这些都表明公众群体正在衰落，公众群体的最高决定权只存在于形式上和言辞中。此外，现在在许多国家，剩下的这种公众已经惊慌失措、并在慢慢消失。他们失去了对理性思考的决定和行动的意志，因为他们不具备这样决策和行动的手段；他们失去了政治归属感，因为他们无处可归；他们失去了政治意愿，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意愿。
今天的美国不完全是一个大众社会，也从来不是一个彻底的公众社会。大众、公众是完全相反的两个类型的名称，指出了关于现实的一些特征，但这两个名称本身就属于一种解释，社会现实总是这两个类型的混合。我们必须首先在明确的范围内理解这两种完全相反的类型，否则我们就不能轻易理解它们在现实中的混合程度：
现代美国社会高层越来越统一，似乎往往是有意地协调：在高层出现了权力精英。权力中层是一组随波逐流的、僵持的、平衡的力量：中层没有连接底层和高层。这个社会的底层在政治上是支离破碎的，甚至很被动，力量不断被削弱：底部是一个新兴的大众社会。
我们特别关注从公众到大众的转变，它为我们理解权力精英的意义提供了重要线索。如果权力精英真的对社区公众负责任，或甚至与他们建立联系，那幺这种情况下权力精英的含义，与公众转变为社会大众情况下的含义有着天壤之别。
注释
二
[1]参见E．H．Carr，The New Society（London：Macmillan，1951），pp．63-6，这一段和以下的段落中，我都着重参考了他的观点。
到19世纪中叶：集体形式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开始取代个人主义；不和谐的阶级斗争和组织压力取代了和谐的利益；复杂问题上的专家决策、讨论中的利益偏见、公众的非理性诉求，所有这些都削弱了合理辩论。此外，现在我们应该考虑到，现代社会的某些结构性变化已经开始剥夺公众参与决策的权力。
[2]关于现代正式的民主政体的选举，E．H.卡尔总结道："今天谈论捍卫民主，就好像我们捍卫的是我们熟知和拥有了几十年或很多世纪的东西，这是自欺欺人的和虚假的----大众民主是一个新现象----这是一个新的现象----这是过去半个世纪的创造----根据洛克的哲学或19世纪的自由民主制，这是不恰当和有误导性的。我们应该更接近民主的标准，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加令人信服的口号，如果我们谈到对民主的需求，我们不应是捍卫民主，而是去创造民主。"（同上pp．75-6）
经典公众学说的说服力取决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这一点在以下事实中得到了体现，1859年连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都开始就"多数人的暴政"发声，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都预计这一观点会受到加塞特（Ortega y Gasset）等政治道德家的推崇。总之，公众到大众的转化及其含义立刻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要趋势之一，也成为民主乐观主义崩塌的主要因素之一，自由乐观主义决定着19世纪知识分子的情绪。
[3]Hans Speier，Social Order and The Risks of War（New York：George Stewart，1952），pp．323-39.
根据这些臆断，许多19世纪思想家明显的乐观情绪就不难理解了。在许多方面，公众的理论是公众对于知识分子知识至上观念的反映。孔德认为，"知识分子的发展决定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如果19世纪的思想家环顾四周，他们仍然能看到不合理的事、无知和冷漠，但在他们眼中，这只不过是教育普及后马上可以终结的知识滞后现象。
[4]Gustave Le Bon，The Crowd（London：Ernest Benn Ltd.，1952-- first English edition，1896），pp．207.另参见pp．6，23，30，187。
4．公众的民主社会认为，在真实、正确和公平方面有了论断后，公众或其代表会据此行动。从长远来看，民意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将会占上风。底层大众和以其名义制定决策的人之间存在巨大鸿沟，这一假设已被推翻，对于这些有各种后果的决策，公众往往被蒙在鼓里，直到事后才知道。
[5]Sergei Chakhotin，The Rape of the Masses（New York：Alliance，1940），pp．289-91.
3．在公众的民主社会里，主张采取公共行动之前，决定行动的个体应该展开理性讨论，由此产生的公众舆论会是绝对理性的声音。但这已经受到了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来自（1）对处理微妙、复杂问题的专家的需求，而且来自（2）弗洛伊德对于人在大街上非理性行为的发现，以及（3）马克思对自主理性在社会条件下的本质的发现。
2．在公众的民主社会里，个体间的利益被认为具有自然的、无冲突的和谐性。但在本质上，这种保守主义学说被功利主义学说所取代，后者认为这种利益的和谐起作用前，首先要通过改革创造出来，后来它又被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所取代，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无疑比任何假设的利益和谐更接近现实。
[7]参见Walter Lippmann，Public Opinion（New York：Macmillan，1922），这仍然是关于媒体最好的解释。特别参见pp．1-25和pp．59-121。
1．在公众的民主社会中，约翰·洛克提出，个人良知是判断的最终依据，也是判断的最终讨论场所。但这一说法遭到了质疑，就像E.H.卡尔所说：当卢梭首次提出全体人民拥有一切权力时，就产生了大众民主的问题。"[1]
[8]Gerth and Mills，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New York：Harcourt，Brace，1953），pp．84 ff.
在典型的公众社会转化为大众社会的观点中，这些疑虑都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实际上，这种转变是美国现代生活在社会和心理意义上的关键之一。
[9]J．Truslow Adams，The Epic of America（Boston：Little，Brown，1931）p．360.
这就是典型的民主政体中的公众形象，它仍然是美国社会权力运行的合理解释。但现在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描述是一组童话中的概念，甚至不足以体现美国权力体制大致是如何运行的。现在，影响人们命运的议题既不是由公众提出的，也不是由广大公众决定的。公众社会的概念不是对事实的描述，而是对一种理念的主张，一种合理性伪装的主张----实际上现在的合理性倾向于伪装。现在的公众舆论被公认为不再像以前一样重要了。
[10]参见Mills，"Work Milieu and Social Structure，"在"阿希洛马会议"上发表的演讲，Mental Health Society of Northern California，March 1954，在它们的公告中重印，People At Work：A Symposium，pp．20 ff.。
公众被认为是典型的、18世纪民主体制的织布机；辩论就是将讨论圈紧紧织在一起的线和梭子。公共议论催生权力是其概念构想的根基，只有自由的公共议论，社会才有真相和公平。人们面临众多问题，对此他们展开讨论、做出决定、形成观点，把这些观点组织起来相互竞争。当一个观点"胜出"，人们就立刻依照这个观点采取行动，或指示他们的代表迅速依此采取行动。
[11]A．E．Bestor，Educational Wastelands（Urbana，III.：University of Illinois，1953），p．7，p．80.
独立自主的讨论，是公众舆论民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元素。现行权力机构积极实现既成的民意；所有权威机构往往成就于公众舆论，也往往因其失败。而且，只要公众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可能不仅仅只是批评具体政策，而是会质疑法律权威的合法性。这就是杰斐逊认为需要偶尔发动"革命"的内涵所在。
(1)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国作家、记者、新闻评论家，着有《公众舆论》《幻影公众》等作品。----译注
自由流动的人将无数讨论圈联系在一起，他们将意见从一个圈子带到另一个圈子，争取更多的控制权。因此，公众组织了团体和政党，各自代表一派观点，每个团体和政党都试图在国会占有一席之地，从而可以进一步讨论。在交往密切的小讨论圈之外，社会运动的力量更大，发展成政治党派；公共事务执行的整个过程中，民意讨论是一个重要阶段。
公众舆论诞生于18世纪，这一概念与自由市场经济的概念如出一辙。一边是由自由竞争的企业家形成的市场，另一边是由讨论圈中看法多样的同辈人组成的公众。正如市场价格是不记名的、地位相同的个体讨价还价的结果，民意也是每个人出于对自身的考虑，并将自己的意见贡献到公众舆论中。毫无疑问，一些人对舆论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没有哪个集团能够垄断公众讨论，或自行决定什幺舆论占上风。
(3) 同时----也因为大都市"个人原子化"和注意力分散的特点，这个我在稍后会讨论----使个人变得更加依赖大众传媒来表达对于整体结构的看法。
民主的中产阶级的兴起引发了公众舆论，公众舆论最重要的特征是自由辩论。民意得到回应、组织自治的民意团体、以实际行动实现民意，这些都取决于民主体制。公众讨论产生的民意被认为是决议，然后通过公共行动得以执行；在一种情况中，立法机构将民众的"普遍意志"制定为法律，赋予法律效力。国会或议会作为一个机构，是分散的公众之首；它是公民面对面讨论公共事务的小圈子的典范。
(4) 埃米尔·莱德勒（Emil Lederer，1882--1939），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译注
卢梭曾慷慨激昂地宣称："公众舆论是世界的女王，不受制于国王的权力，它们是自己的首席奴隶。"让我们以这句话中透露的民主主义理论来考虑典型的公众。
(5) 谢廖加·查克廷（Sergei Chakhotin，1883--1973），苏联社会学家，生物学家。----译注
一
(6) 查尔斯·库利（Charles Cooley，1864--1929），美国社会学家。----译注
在权力和决策的传统形象中，任何力量的重要性都不及伟大的美国公众。美国公众不仅仅是另一个制衡机制，更被认为拥有所有合法权力。按民间说法，在官方生活中，美国公众是民主权力的平衡轮。并且，自由主义理论家把权力系统的概念建立在美国公众的政治角色上。所有官方决策，以及有重大意义的私人决策都以公众福祉为理由；所有正式声明都以美国公众的名义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