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当代保守主义情绪的政治意义；归根结底，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自负。令人费解的是，这一保守主义情绪并非是和怀旧之情相关联的势利态度，恰恰相反，它总是和最新趋势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它不是基于传统而是基于流行风尚的势利态度。[12]参与其中的人并非为国家考虑，甚至想的不是国家，他们在思考自身、为自己考虑。在自主选择的小圈子里，他们肯定彼此的心情，从而变得势利和封闭，脱离制定决策的主流和权力现实。
浪漫多元主义(7)对向往保守主义的人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它剔除了对表面上负责公共事务的人权力合法性的证明。如果他们都处于平衡中，他们中的每个人都真的很无能，那幺没有高层和可管理的制度安排可以为我们时代的事件和决策负责。因此，所有严肃的政治活动都是一种错觉，明智的人可能会饶有兴味地观察，但基于道义肯定不允许自己参与其中。
因此完全可以这样假设，保守主义情绪是物质富足时期衣食无忧的作家玩弄的小玩意儿。这肯定不是旨在找到一个连贯的世界观，即我们生活其中、作为政治人，不管是保守派、自由派还是激进派，可能对其提出要求的世界。无论是知识界还是信仰自由主义的公众，都没能为书写我们时代历史的事件和冲突、决策和政策提供条件。事实上，自由主义言论和保守主义情绪的结合混淆了严肃事件，在没有形成思想的情况下推动了历史发展。这种情绪和说辞的盛行意味着广义上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已与政治不沾边，这一情况显而易见。在战后的美国，思想脱离了现实。
四
当然，比起行政部门的自由主义者保留的权力，狭隘的保守主义者赢得了更少的政治权力。虽然这两个阵营在权力中层进行着冗长的斗争，在高层，沉默世故的保守派掌管着政治权力。因此，自由主义者和曾经的左倾势力在与聒噪的右翼的纠葛中，实际上捍卫了这些既定的保守主义者的地位，即使他们已经耗神于自己左倾历史的内心冲突，失去了对来自狭隘右翼无耻指责的任何一点有效的防御。企业、军队和政府精英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受益于狭隘右派的愚蠢行为，这些右派常在不知不觉中成了精英在政治上的突击队。
保守情绪作为知识分子的表达，仅仅是20世纪这个完全不古典的时代对经典自由主义的改写；它是一个权威被最小化的社会，因为它由举足轻重的市场自主力量所引导。经典保守主义的"天意"成了自由主义对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概括。因为在世俗的伪装中，天意指一种信仰，即许多有模式可循的意志会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应该允许这种模式顺其自然地发展。因此，可以说没有精英，没有统治阶级，也没有需要保护的权力中心。人们没有通过美化的方式描绘精英，以证明其权力的合理性，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任何人、阶级、组织都不拥有任何真正影响重大的权力。因此，美国的自由主义随时随地支持保守主义情绪的存在。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自由主义的言论和观点，权力和财富精英才觉得明确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没有必要。
正是在这一物质繁荣的背景下，煽动民心的右翼为公众理性设立了基调；老于世故的保守派默默地掌控既定权力，取得了无可争辩的胜利；1930年代，自由主义思想公之于众，现在被格格不入地盗用、平庸化了；经过三十年的说辞上的胜利，自由主义的希望被小心翼翼地调整为单纯的修辞；经过三十年的失败，激进主义受挫，激进主义的希望在攻击下破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保守主义情绪开始在细心的学者中蔓延。在他们中间没有需求和异议，他们没有反对未经过深入或广泛讨论的可怕决定，事实上根本没有讨论。他们没有反对不民主、无耻的方式，而军方高层和民事部门的决策成为了既定事实。他们没有反对各种形式的公众的愚昧盲目或加剧公众愚昧盲目的势力和人。但最重要的是学者中很少或没有人反对知识脱离权力、理智脱离掌权的人、思想脱离现实。因此，当代的掌握权力的人能够在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幌子下进行统治，政治决策的制定没有得益于政治讨论或政治观点，美国的上层社会成了美国制度有组织的不负责的体现。(8)
现在，社会大平衡的概念及其各种形式是普遍对于公共事务的常识性认识，它也是学院派社会科学家持有的权力理论，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支持的保守主义情绪的休憩之所。这种情绪不能被解读为经典保守主义----它不能依存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更不能依存于前工业社会；在权力的合法性来自公认的贵族解释的传统的社会中，它不存在。
五
如果说，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说辞已经成了所有政治立场的掩饰，作为一个社会理论它已无关紧要，它的祈使语气是一种误导。自由主义作为现代社会变革机制的理论，无法通过修正摆脱19世纪为其打上的标志。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建立在一个社会自动平衡的概念上。[11]
不能认为现在仍然存在的少量又渺小的公众，甚至美国大众和知识分子持一样的保守态度。也不能说他们对美国精英有充分的认识。美国精英的形象令人捉摸不透，他们主要是在地位和财富上的精英而非权力精英，他们在无关紧要的政治上是相当道德的。
美国生活的大范围和多样性不包括大范围和多样的政治表达，更不包括政治上的其他选择。美国政治说辞中，所有利益代言人的相似性远远超过他们的不同。虽然人们只注意到了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主义说辞，但所有利益代言人都使用了自由主义的说辞。对于美国本质上是一个进步甚至激进的国家的刻板认识，只在其科技领域(6)和出乎意料的娱乐产业说得通。美国科技、娱乐产业的创新性和革命性催生了具有美国特色的生动的娱乐方式。在国内外，这两个生活的表层方面常常被误解为美国的创新和进步，而事实是：美国是一个没有任何保守意识形态的保守国家，其政治生活思想懈怠致使其运用自由主义言论也能蒙混过关。
对位高权重者的道德存疑是美国一直以来的传统。有时，例如在1930年代，被质疑的主要是企业富豪----那时被称为经济保皇党；有时，在几场战争期间，被质疑的是海陆军将领；政客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一直都是在道德上备受质疑的对象。
战后自由主义者的防守姿态和组织上的困厄，不是导致美国自由主义在权贵中变得无关痛痒的全部原因。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自由主义经历了道德和智力上的严重衰退。作为理想典范，经典自由主义----如同经典社会主义，一直是西方社会世俗传统的一部分。但作为一种说辞，自由主义的关键词成了政治词汇的共同点；在这一说辞的胜利中，许多分歧大的观点都以相同的自由主义词汇传达和辩护，自由主义作为阐明问题和陈述政策的方式已经不再有效。
当然，必须忽略美好的谎言和对竞选时华丽空洞演讲词的简单指控。而且，一直将关注点集中在商业贪腐上，政府对公众、道德和居高位者的个人诚信表达了广泛关切，表明几乎在美国生活的每个领域都隐含着潜在担忧。
同时，战后自由主义者的防守姿态将他们卷入了精英和平民对当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感到不安的焦虑中心。这些不安感的根源，不仅是国际局势紧张和除了另一场战争外没有其他选项的可怕、无助的感觉。还有一个许多美国人都很关心的、特殊的烦恼。在以民族为基础的全面的文化影响力竞争中，现代美国与其他国家联系紧密，特别是苏联。在这一竞争中，争论点是美国的音乐、文学、艺术和比通常给出的字面意义更深刻的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远远超过美国文化的魅力。美国在海外拥有的是权力，在国内或国外都没有的是文化影响力。这一事实使许多自由主义者开启了全新的美国颂歌，[10]这不仅取决于他们认识到在民族主义上需要捍卫自己，对抗过于关注琐事的右翼，而且也取决于维护美国文化在海外影响力的迫切要求。
这些领域包括军事、政治和直接的经济机构，包括作为这些机构负责人的精英，以及个体精英。许多被揭露出来的小事情能引发对这些人的道德质疑，表明公共不道德行为可能已经十分普遍(9)。
比起捍卫公民自由，颂扬这一自由更安全；比起以有政治影响的方式行使公民自由，把这一自由看作正式权利进行捍卫更安全。即使是那些最乐意颠覆这一自由的人，通常也会借由公民自由的名义实行颠覆。比起现在拥有自己的意愿并且是强势的意愿，捍卫多年来使用的权利仍然更轻而易举。捍卫公民自由甚至十多年前捍卫这一自由的实践成为了许多自由主义学者和曾经左翼学者非常关心的问题。这一切都是将知识分子的思考从政治反思和需求上转移开来的保险方式。
上流阶层的何种因素是这些不道德还没有触及的？或许，所有这些情况都可以简单地归于公众注意力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至少公众注意力已捕捉到的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还有一种感觉：你的权力越大，被公众注意力捕捉到的可能性就越小，所有琐碎的小事似乎都在表明更加严重的问题。于是，他们组织有序，现在更深地扎根于美国生活方式的中高层。但是，在大众分散注意力的情况下，这种感觉会迅速消失不见。对美国位高权重者的质疑是无需原则、无需政治焦点的，是由于一系列或多或少大众期待的被披露的真相而感到的不信任。腐败和不道德，无论微不足道还是至关重要，都是关于上层的事实，也是关于许多上层成员特征的事实。但现在美国社会不道德的声音涉及到，在面对这些问题时缺乏公共辨别力。对道德实实在在的愤慨不是由我们时代公共生活的腐败引起的，旧中产阶级的道德行为被美国的高层腐败取代了。
战后自由主义者在道德恐慌下不曾维护过任何左翼，甚至任何激进自由主义的立场：他们的防守姿态首先使他们大肆颂扬"公民自由"，相比之下，苏联缺少这一自由。事实上，许多人一直忙于赞美公民自由而导致他们没有多少时间来捍卫这一自由；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人一直忙于捍卫公民自由，他们既没有时间也不愿意使用这一自由。在1940年代末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5)曾说过，"过去，自由是你使用的东西......（它）现在已经成了你保存的东西----像其他财产一样被收好保护起来的东西，像存放在银行的房契或债券一样。"[9]
1890年代不断发展的财阀和腐败机器的公众形象，被1920年代没有修养的土包子和外乡人所取代，接着，后者又被1930年代的经济保皇派和他们的同党所取代。所有这些都是负面形象；通过愤慨的乡村道德透镜看到第一代城里人的贪婪；城市阶层的道德原则被大城市的方式所取代，可以看出第二代盲目的自满、庸俗作风；旧财阀的第三代，没有前两代清楚，变得更有条理和客观。
战后自由主义已经出现了缺乏组织的情况：战前掌权的自由主义使独立的自由主义团体渐趋衰落、基层大伤元气、过去的领导者依赖联邦中心，没能举国栽培新领袖。新政没有留下任何能够继续开展自由主义项目的自由主义组织；新政没能促成一个焕然一新的政党，而是一个旧体制下的松散联盟，就自由主义思想来说很快就分崩离析了。此外，新政榨干了自由主义的思想遗产----通过把思想遗产写进法律使其变得平淡无奇；新政把自由主义变成了一套进行防御的行政常规，而不是作战程序。[8]
但是，1940和1950年代的企业富豪，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没有他们那种模式化的概念；他们在嘲笑中被接受，甚至被大众社会成员默默地崇拜着。企业富豪和政治局外人没有形成负面的墨守成规的形象；如果突然出现一两个受欢迎的形象，他们很快就会被远见卓识、精力充沛和形象良好的美国行政官取代。
1930年代的自由主义坐在其战后听审中，自由主义者不时会意识到他们曾多幺接近盲目的边缘。确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地位体系遭到了袭击，但由于在美国地位体系不受过去的束缚，并且曾经的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们也看不见未来这一体系的发展，所以他们非常害怕恶意攻击，他们的政治生活也缩小到防守的焦虑边缘。
考虑到大众社会的现状，我们不应该再有任何期待。大部分成员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身份地位、对微不足道的不道德行为的揭露和马基雅维利主义式的小人物在政治暴乱中的覆灭上。如果知识界没有如此保守的心态、如此理所当然的胆怯，没有那幺全神贯注于许多成员的新贵风度，也许情况会有所不同。但是，考虑到大众社会和知识界的现状，我们可以轻易理解，为什幺美国的权力精英没有也不需要意识形态，为什幺它的规则是赤裸裸的观念，它的操控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位高权重者的这种无知正是我们时代真正的高层腐败。因为，这种无知导致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这是美国企业权力体系最重要的特征。
他们引起了对国家忠诚的一个新概念的广泛关注，即对单独的团体的忠诚，这些团体把自己置于凌驾于确立的国家合法性之上的位置，并鼓励其人员同样效忠于团体。他们明确指出了秘密警察和秘密调查在政府的中心位置已经达到了一种程度----观察家会切合实际地谈到，影子内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建立在权力的新手段之上，包括电话窃听、私家侦探、勒索和威胁。他们添油加醋地指出一代人在持续不断、越来越多的大众娱乐消遣方式简单化的影响下，人群的辨别力下降了。他们让上层社会和中产阶层的精英的道德败坏和盲目愚昧进入公众的视野。他们揭示了一个腐朽和恐惧的自由主义在政治暴徒随时可能爆发的无情的暴怒下无力捍卫自己。
注释
比起经济水平低的人群，右翼更能吸引对现状不满的人群。他们通过攻击体制特权的代表、人员和机构达到这一目的。[7]在起初的努力下，他们几乎成功摧毁了传统上层阶级的一个内部堡垒----外交部，在一个运动高潮中，领导成员训斥了一名将军，使全国公众见证了陆军参谋长在与籍籍无名的虚无主义者的公开争吵中被羞辱。同时，这位陆军参谋长也来自一个传统的财团家族。
[1]Karl Mannheim，Essays on Sociology and Social Psychology（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Paul Kecskemeti）（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Chapter II："Conservative Thought，"pp．74 ff.
也许就保守主义氛围的起因和影响因素来说，没有什幺比美国自由主义流行的说辞、知识分子和政治崩溃更为重要的了。显而易见，1930年代"大行其道"的自由主义失去了它在战后时期政治上的主动权。在这个时代的经济繁荣和军事恐怖的背景下，身处权力中层的一小群政治元老利用美国国内新的恐慌情绪，掏空了国内政治的理性部分，大大地降低了公共辨别力。他们攻击新政，试图改写这些部门的历史，并质疑那些参与者的传记。这些政治元老所做的这一切清楚地揭示了，他们对不满社会地位现状的新兴阶层的吸引力，新兴阶层在"二战"期间及战后取得了可观财富，但没有获得他们认为应得的特权和权力(4)。
[2]参见Russell Kirk，The Conservative Mind（Chicago：Henry Regnery，1953），尤其是第一章。关于对柯克的深入讨论，参见Mills，"The Conservative Mood，"Dissent，Winter 1954。关于美国的保守主义，参见Clinton Rossiter（New York：Knopf，1955）。
当他们书写上层阶级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的保守人士常常把他们一厢情愿的概念与现实混为一谈。他们要幺把精英遣送回过去，要幺将现代精英的要素多样化。在19世纪，展望未来的自由主义者把精英划归为过去的产物；在20世纪，在持续的现代重压下，他们认为精英的多元化使其达到了没有权力和影响的地步(3)。就权力而言，没有人说了算；让我们回到代议制政府官方和正式的概念上。就财富和高收入而言，这也并不具有决定性影响，尽管确实影响到了社会的大氛围。而且在现代的美国，每个人都很富有。这一谈不上严肃的自由主义是现代保守主义氛围的神经中枢。
[3]Mills，The New Men of Power：America's Labor Leaders（New York：Harcourt，Brace，1948），chap.6："The Liberal Rhetoric，"pp．III ff.
但保守主义氛围浓厚，几乎和无处不在的自由主义言论一样强大，并且有一种方法可以满足双方。一方拒绝承认和面对高层现状，另一方拒绝想象一个更站得住脚的高层。一方干脆否认任何精英甚至任何上层阶级的存在，或至少坚信即使精英存在，他们并不真的是美国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如果坚持这一看法，那幺就可以沉迷于保守主义氛围中，而不必与现实中的精英或任何虚构的贵族交往。
[4]Kenneth S．Lynn，The Dream of Success（Boston：Little，Brown，1955），p．216.
三
[5]参议员塔夫脱生前被问到是否阅读了罗素·柯克的书时，他回答说自己没有太多时间看书。参见"Robert Taft's Congress"和"Who Dares to Be a Conservative？"Fortune，August 1953，pp．95，136。
但是为现状下节节攀升的人的公开辩护和为想象中贵族精神的辩护，事实上结果不是固定在传统和等级中的精英，而是一个动态和不断变化的精英在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中持续挣扎向顶层攀升。根本不存在社会认可的传统精英，更别说政治认可的传统精英了。也没有传统可以围绕这一精英进行异想天开地阐述。此外，无论传统是什幺，它都不能被人凭空创造出来；只有当它存在时，人们才能维护它。当下，没有不被打破的传统这一魔法或可以使现代社会稳定地建立在其基础之上。因此，伟大不能与单纯持续的时间相混淆，价值观的角逐也不能与耐力竞赛相混淆。
[6]Peter Viereck，Conservatism Revisited（New York：Scribner's，1950）；Jose Ortega y Gasset，The Revolt of the Masses，1932（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50）.
概括贵族精神，剥夺其社会内涵不能真正令人满意，因为它没有提供普遍接受的判断、谁是或谁不是精英的标准。一个自我认可的精英不是社会支柱。此外，这样的概括与现有的权力事实无关，因此在政治上无足轻重。
[7]尽管对"麦卡锡主义"的解释被广泛刊登出来，因为它扎根于令人不满的地位中，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和利奥·胡贝尔曼（Leo Huberman）的原创文章对其做了最直接的描述："The Roots and Prospects of McCarthyism，"Monthly Review，January 1954。也参见彼得·菲尔埃克的文章，例如"Old Slums plus New Rich：The Alliance Against the Elite"和"The Impieties of Progress，"The New Leader，24 January and 31 January 1955。更加深入的陈述，参见Richard Hofstadter，"The Pseudo-Conservative Revolt，"The American Scholar，Winter 1954-55。关于中产阶级地位的主题，参见Mills，White Collar，chap.11："The Status Pani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
如果根植于着名精英群体中的经典保守主义不能存在于当下的美国，这并不意味着渴望保守主义的学者没有其他的方法实现自己的渴望。他们需要贵族阶层，他们往往堂而皇之地模糊贵族的概念。在对该概念的概括中，他们强调道德而非稳固的社会地位和特权。以"真正的民主"或"自由保守主义"为名，他们拓宽了贵族的意义----天赋，贵族与现有的社会秩序、阶层或权力等级无关；贵族是一群道德水准高的人，而不是一个社会公认的阶层。这样的观念现在很流行，因为他们满足了保守派的情感需求，而不需要拥护目前的"贵族"阶层。加塞特和彼得·菲尔埃克(2)也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菲尔埃克曾经写过，重要的不是"贵族阶层"，而是"贵族精神"----端庄得体和位高责重的精神，可供各个阶级的人学习。[6]有些人试图找到一种方式来保持这一观点，几乎是在暗中，不直接说出来，而且是在谈论"大众"而非精英时把它当作潜在的假设。但那是非常危险的，这违背了需要公民不断奉承的自由主义言辞。
[8]参见罗伯特·本迪纳的着名文章，"The Liberals' Political Road Back，"Commentary，May 1953，pp．431 ff.。
二
[9]Archibald MacLeish，"Conquest of America，"The Atlantic Monthly，August 1949.
尽管如此，也许会有人继续捍卫美国精英和上层阶级和其取得成功的体制。这在既不是聘请公关也不是雇用文人的作家中不再流行了，虽然聘请公关和雇用文人会及时抓住任何一个这样的小趋势或机会。此外，托管的概念仍广受认可，尤其是在企业界的主管中，每一周的民意调查和排行榜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在世界上美国经济是最好的。然而，这一个毫不隐讳的辩护不能满足那些渴望经典保守主义的人；为了让这一辩护派得上用场，必须证明精英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他们不是传统的支柱。相反，资本主义精英必须始终由打破传统、通过个人成就爬到社会顶层的白手起家的人组成。
[10]"美国颂歌"存在令人尴尬的例子。不幸的是，他们中没有人真正值得仔细检查：我记忆中的这些事可能是清楚的，务必参见Jacques Barzun，God's Country and Mine（Boston：Little，Brown，1954）。另一个更质朴的例子，参见Daniel J．Boorstin，The Genius of American Polit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一些分散的名人，参见America and The Intellectuals（New York：Partisan Review Series，Number Four，1953）。
因此，比起1930年代的激进的作家，"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保守派作家，更少与他们会影响或辩护的领导者或决策者有密切的联系。[5]公关填补了任何右翼和中立派对"意识形态"的需要，并且公关是被雇用的。现下，财富和权力精英们不需要任何意识形态，更不需要经典的保守主义思想。
[11]Mills，"Liberal Values in the Modern World，"Anvil and Student Partisan，Winter 1952.
美国权力高层不支持普遍接受的保守思想，事实上厌恶保守主义的说辞。目前保守主义代言人基本的推进线索，即牺牲政治作为男性意志的自治领域，让其服务于企业及其高管的自由专断的控制。它们与许多美国知识分子一直希望寻求与之关联的现代保守主义思想的源泉毫无关系。伯克和洛克都不是美国精英已经确立的真正令人满意的思想的来源，他们的思想来源是霍雷肖·阿尔杰。[4]工作和胜利、努力和成功的信条在"高尚"的权力游戏中支撑着他们。他们还没有将新权力的意识完善为任何引人注意的意识形态。他们无需面对任何以反对自由主义言辞为基础的反对声音，他们利用自由主义言论作为标准的公关手段。也许当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做一个保守派最简单，这也是未来的可能性之一。如果不说以富人和权贵为代表的美国保守主义不省人事，那幺当然保守主义者往往是幸运地处于无意识中。
[12]关于对大卫·理斯曼和他工作的最终审查，参见Elizabeth Hardwick，"Riesman Considered，"Partisan Review，September-October，1954，pp．548 ff.。
因此，美国保守主义的代言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找到受惠于保守主义利益的人群，即反过来会接受保守主义的人群。经典保守主义需要前工业社会遗留元素的传统，即贵族阶层、农民阶层和保留着行会传统的小资产阶层；而这些正是美国从未有过的。因为在美国建国之初，资产阶级在阶级、地位和权力上就占据主导地位。在美国，经典保守意识形态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13]Business Week，18 September 1954，p．32；和Time，12 July 1954，pp．80-81.
因此，这样一种会被保守派学者赞扬为完美的保守派模范、站在其谴责的自由主义混乱局面的对立面、时刻准备着能够并且采取新的保守主义纲领的社会高层人士并不存在。即使在愉快的记忆中也没有前资本主义、前自由主义的精英可供参考；他们不能像欧洲作家一样，把封建主义的残余与资本主义社会成功人士的庸俗相提并论，尽管封建主义经过了改良。
[14]The New York Times，7 December 1952，p．3F.
美国巨富缺乏文化底蕴；他们唯一可以供人学习的经历是赚钱和存钱的物质经历。物质成功是这些美国富豪们的权威的唯一基础。当然，也许会有人怀念曾经显赫的家族和他们最后的堡垒，但这样的观点并不重要，因为那只是过去的浮华，而非需要认真考虑的当下。享誉全国的、经过包装的名人们对传统富翁虎视眈眈并取而代之，他们以没有文化和不懂政治为美德。职业名流的本质是大众娱乐消遣方式中一闪而过的角色，不是那些因为代表了传统延续性而带有权威的特权人士。得克萨斯州的暴发户和巨富们太过单纯朴素，企业富豪又过多地参与了我们称之为道德败坏的交易。对于公司的首席行政官来说，保守或其他的意识形态都太过花哨：况且，他们的部下确实也可以就自由主义侃侃而谈，那幺他们为什幺要扛起保守原则的重担？此外，在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学会使用并经常使用自由主义的说辞实际上是成功的条件，也是所有得体的、成功的发言人的共同点。[3]
[15]关于大时代的非法企业，参见1950年凯弗维尔的各个听证会报告，尤其是Third Interim 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Organized Crime in Interstate Commerce，82nd Congress，1st Session，Report 307。
就是在这里，美国保守情绪的宣传者们变得局促不安和困惑起来。他们的局促不安部分来自于面对流行的自由言论所产生的恐惧；他们的困惑主要来自于两项关于美国上流社会，尤其是上流权力阶层的事实：高层人士并非完美的保守派模范，他们的意识形态也绝非适用于大众。
[16]Alfred R．Lindesmith，"Organized Crime，"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eptember 1941，由伦纳德·布鲁姆（Leonard Broom）和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改编和删减，Sociology：A Text with Adapted Readings（Evanston，Illinois and White Plains，New York：Row，Peterson，1955），p．631。
但是，问题的答案一直都摆在那里，虽然有时不是那幺明确：如果我们不摧毁阶级和权力层级的天然秩序，我们将会有上级和领导对我们呼来唤去。如果我们相信这些天然的区别，并重新信奉那些更久之前被提出的区别，领导者们将会拥有决定权。最终，典型的保守主义者只剩下一条原则：即优雅地接受那些他们认为十分神圣的精英的领导。如果这些精英存在世上，只是等着人们去发现和承认，那幺至少保守者们对社会的认识很清楚。接着他们对于典型传统和保守阶层制度的渴望会得到满足，因为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生活在贵族阶层的权威下，这个贵族阶层便是个人行为和公共决策的有形典范。
[17]以上所有内容参见：Time，28 June 1954，pp．21-2；The New York Times，19 September 1954，pp．1，8；参考文献同上20 February 1954，pp．1，15；同上24 February 1954，pp．1，15；Time，3 March 1952；Look，9 March 1954，pp．38 ff；The New York Times，12 February 1954，pp．1，17；同上16 March 1954；Time，12 July 1954，p．24和The New York Times，26 June 1954，p．1，30 June 1954，pp．1，28。
保守者们保卫着传统中的非理性因素免受人类的影响；他们否认个人通过努力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也否认人类集体努力建立自己家园的正当性。那幺他们如何将原因作为在传统中进行选择的一种方式，以及通过人来决定哪一项变化是天意，哪一项是邪恶的？在我们选择哪些领导能掌握神意并将其付诸行动，哪些领导是改革者和平等主义者时，保守者无法为我们提供理性的引导。从这种角度看，没有任何指南能帮我们决定在天然区别的竞争中谁是实至名归的。
(1) 罗素·柯克（Russell Kirk，1918--1994），美国政治理论家，现代保守主义的奠基人之一。----译注
自然我们会问该如何知道哪一个传统是神的手段；我们身边的哪些事情和改变是神的旨意；这些由创始人想出来的具有高度意识的事情在什幺时间变成传统而被神圣化了；人们是否必须相信，在进步运动和新政改革之前，美国社会代表着与典型保守者所谓的建立在自然差别上的秩序和阶级一样的东西。如果不是，那典型保守主义者会希望我们去珍惜什幺典范，去哪里珍惜呢？那些现在掌管着美国政治和经济机构的人是不是代表神的旨意呢？如果他们是或者不是，我们该如何去知道？
(2) 彼得·菲尔埃克（Peter Viereck，1916--2006），美国诗人，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教授。----译注
传统是神圣的；通过传统，神意使然的社会趋势得以展现；因此，我们必须以传统作为指引。任何一个传统都代表着长期积累而来的智慧，更重要的是：传统是因"神意"而存在。
如今，为美国寻找或者创造传统精英的企图越明确，成功的几率就越小，仔细审视，就会发现这种企图仅仅是一些充满希望的断论，与现实社会不相关的程度就如同它作为政治指导理念的适用性一般。罗素·柯克(1)先生告诉过我们，保守主义坚信"神的旨意统治社会"，因为神的存在，人类无法掌控那些盛行着的巨大力量。因此，改变需要慢慢进行，因为"改变由天意促成"，对政治家的考验是神对"天意使然的社会力量真实趋势的认识"。保守主义者偏爱"传统生活的多样化和神秘感"，也许主要因为他们认为"传统和固执的偏见"能制衡人们肆虐的欲望和古老的冲动。更重要的是，"社会渴望领导"，保守主义者认为人们与生俱来就有差别，因此自然形成了阶层和权力等级。[2]
典型的保守主义当然是复杂的、拥有自我意识、充满争辩以及理性化的传统主义。[1]它也带有一些"天生贵族"气质。迟早，那些放弃理性的人一定会重拾理性开始保护传统精英们，因为说到底，这种精英是真正保守主义的主要前提。
(5) 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1892--1982），美国诗人，作家。----译注
那些想寻找意识形态来解释他们保守情绪的人会在一些固化的传统中为自己和这种情绪寻找立足点。他们感觉自己不知何故被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和激进主义欺骗了，他们感到有些害怕。他们中很多人想要的似乎是一个充满典型保守主义的社会。
(6)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事实上，总的来说，我认为美国的产品在设计和质量上无法与德国和英国媲美。
一
但是，学者们一直在有意无意地为这种精英寻找合适的概念。他们没有找到也没有成功创造出这些概念，他们寻找到的是当代公众生活中缺少头脑和道德的事实，他们创造出来的仅仅是对于他们自己保守情绪的描述。这种情绪很适合于生活在物质繁荣、民主主义盛行和政治处于真空状态社会中的人们。这种情绪的中心思想是坦荡地接受自己的无能为力，并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拥有权力。这种情绪削弱了人们的政治意愿，使他们心平气和地接受社会的堕落，并且放弃了西方人道主义的目标，这一目标曾在19世纪的美国引起过强烈的反响，即人类的命运由自己掌控。
近来，这种形象的变更不再帮助人们了解真相，更多的是服务于一种特别的保守情绪，这种情绪在形象缔造者中逐渐变得非常普遍。如今他们展现给我们的形象，不是那种不负责任地掌控史无前例的权力和操纵手段的精英，而是在艰难处境中仍然尽己所能的理智人士。这种形象所衍生出的情绪，不是用来证明真正精英阶层的实权是合乎情理的，也不是用来说明他们所做的决定有多幺明智，更多是用来支持该阶层的发言人。在他们的引导下，我们最容易认真对待的形象，要幺与权力和权力精英的真相毫无关联，要幺完全不切实际，只是一小部分养尊处优的作家受雇或自发产生的情感寄托，并没有展示出当今美国权力精英团体中，逐渐占据高位的所有力量。
(9) 几年前，在西点军校----美国军界高层生活的中心----一些仔细挑选出来的年轻人被发现在考试中作弊。在一些其他的高等院校里，学生打假球，用不诚实的方式赌球。在纽约市，正在度假的企业行政官们从负责采购业务的富豪家庭的花花公子手中以数百美元的价格买下名门望族的妙龄女孩。在华盛顿以及其他主要城市，上流阶层人士收受贿赂让其他人加入上流阶层。1954年9月，约有1400例占用公款大发横财的情况：投资和承建联邦住房管理局的租赁房屋的企业获得的贷款超过了工程总成本，这些企业将数亿万美元的差额占为己有。[13]政府官员、企业承包商和排队女孩----三个400美元----为钓鱼之旅买单也是运作程序的一部分。当然，在命运之战中，任何有专业知识和良好人脉的人都可以在黑市获得他们在乎的一切。在最近的总统大选中，公众的不信任到达了令人惊奇的程度，当每一个杰出的总统候选人摆出了所未有的姿势，都认为有必要公开他的私人收入情况。在非法企业中盛行高收益的短期小额投资。在繁荣的城市，许多这种企业十分兴旺，后朝鲜时期的犯罪行为激增。世界银行成立组织打击私吞公款行为的激增："坦率地说，"《纽约时报》报道称，"更多的人从银行偷走更多的钱。"[14]吸毒、打劫、私吞公款、造假、骗税和商店行窃----所有这些活动都能获得巨额的黑色收入。坦白说，如果犯罪像企业一样有良好的组织基础，就会获得巨额收益。现在，我们知道美国匪徒是在全国范围内活动的专业人士，彼此之间联合组织在一起，与当地政府也有勾结。现在非法生意成为组织有序的行业，更重要的是，1920年代的"劫匪"在三四十年代成了旅馆、酿酒厂、度假村和运输公司的老板。这些成功人士中有人有犯罪前科，只是你不知道具体是谁。[15]黑社会有组织的犯罪急剧增加，掠夺性成功成了个人主义哲学，对公共繁荣漠不关心，对利益的追逐和对放任性政府的支持到了狂热的地步。作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黑社会满足对非法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然而，地位尊贵的人却对这些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量巨大......这是暗含在我们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组织中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存在这类罪犯是罪有应得。[16]哈罗德·G.霍夫曼（Harold G．Hoffman）是新泽西州的银行家，他通过非法手段获得了该职位。他成为市长、国会议员和新泽西州的州长；在1954年，他过世以后，才发现他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贪污了30万美元的州立基金，除此之外，在新泽西州从政期间道德腐败，深陷声誉良好的银行、保险公司和位居高位的个人组成的腐败网络。陆军营地服务商店将貂皮大衣、昂贵的珠宝等非军事物资以低于零售价的价格进行出售。慈善机构被揭露出为了私人利益从事非法勾当。1954年2月，有18个人和7家企业被指控在多余的船舶交易中欺诈政府。其中，朱利叶斯·C.霍姆斯（Julius C．Holmes）是前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部长、国务卿的特别助理，当地工会领导人损公利己，敲诈、勒索、贿赂、侵吞工会福利基金，无所不为。私立医院中地位尊贵的管理者以9.83美元的价格分批批发阿司匹林，然后以600美元的价格卖给患者。1954年3月，罗德里克·艾伦（Roderick Allen）少将用1200美元的部队资金为他的西伯利亚哈士奇犬建造狗舍。除了读报以外，那些阅读商业手册的人都知道，截至1954年，共约214位在1940年代中期供职于税收部门的职员被起诉，有100位被定罪----包括联邦政府税务局局长。[17]纵观全国，中上阶层和上流阶层的逃税者把每一次征税都当成是参与一场靠机智的谎言和巧妙的欺骗获胜的游戏。对高层的揭露在1954年春天达到了高潮，当时，陆军部部长和他的助理与一位参议员极其助理勾结：我们之前提到过，麦卡锡部队的听证会使麦卡锡被免职，以及许多参议员身败名裂。撕下了所有这些官员的面具，上层的两组贪腐行为展示了道德腐败的典型案例，针对他们的大量控告都属实。
如果将现代美国理解成一个民主社会，我们必须着眼于知识阶层，了解权力精英和他们所做的决策。因为民主二字意味着，那些承担决策所带来后果的人有足够的知识乃至权力，让决策者承担责任。每个人都必须依赖于他人提供的知识，因为仅凭自身经历，只能够了解到那个影响我们自身世界的一小部分，所有人都如此。我们的绝大部分经历都不是直接亲历的，并且如我们所见，这些经历也都受到了许多曲解。每个时代的舆论制造者都提供了他们所处时代及地区的精英形象。他们所代表的现实会变，这些形象也会变；事实上，在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许多旧的精英形象已经被修改，又创造了许多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