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秘密的范围越来越大，对那些可能向公众泄密的人进行秘密窃听的范围也不断扩大，由于公众并非由专家组成，所以有他们不应该知道的东西。关于制造和使用原子武器的一系列决策在没有任何真正公开辩论的情况下敲定，这场辩论所需要的智性事实被官方隐藏、扭曲、甚至造假。随着决策不仅对美国人来说更是对全人类来说越来越重大，信息来源却被封闭了，决策所需的相关事实（甚至是决定！）作为政治说法上的“官方秘密”，对大量信息渠道进行了封锁。
除了政治家及其顾问缺乏文化素养之外，公共相关性思想的缺乏意味着，重大决策和重要政策在制定时是不合理或不接受批评的，即不能以任何智力形式进行辩论。此外，甚至没有证明其合理性的努力。公关取代了有理有据的论证；权力操纵和未经讨论的决策取代了民主权威。自19世纪以来政府取代了政治，越来越多的重大决策都是由上帝、专家和像威尔逊总统一样的人决定的，甚至没有进行完整步骤的合理讨论。
同时，在这些传播渠道中，政治言论似乎在教养和理性上陷入越来越低的层次。这种针对大众或被认为是大众的人极度机械的沟通，可能是蛊惑人心的臆断，即怀疑和指责如果重复的次数足够多，在某种程度上即等于有罪证明，就如同牙膏或香烟品牌的反复声明被认为等同于事实。困扰美国的最大的宣传，最起码在数量和声音上是肥皂、香烟和汽车的商业宣传；这个社会正是常常对这样的东西唱起最响亮的赞歌。于此很重要的是，通过暗示和省略、强调、有时是平铺直叙，数量惊人的商品宣传往往是不真实且带有误导性的；而且这些广告通常旨在引起人们的生理欲望而非智力思考。那些进行重大决策的人或想被选举为决策者的人，他们的公共沟通越来越多地利用商业宣传和广告的愚昧无知和迷信。
精英缺乏知识与专家的恶性攀升有关，这不仅是事实而且合法化了。最近，当被反对党领导人质疑并提出关于国防政策的批评时，国防部长回答：“你认为他是这方面问题的专家吗？”当记者进一步追问，他宣称：“军事将领认为这是合理的，我也认为这是合理的。”之后当被问到具体情况时，他补充说：“在一些情况下，你所能做的就是求上帝保佑。”[12]这样重大的任务就被傲慢地抛给上帝和专家，那幺政治领袖还有什幺做出改变的机会呢？结果是政治、道德和军事问题的公开辩论能引发的改变更少了。实际上，在珍珠港事件前，在两党的简单口号下，辩论就在逐渐退出舞台，反对立场消失已经成为趋势。
在今天的美国，管理公共事务的人比起固执己见，更加盲目无知。教条通常意味着一些或多或少阐述想法和价值的理由，因此有一些思想、智力和理性的特点（不管多幺僵化和封闭）。如今，作为公共力量我们面对的是任何思想的缺席；我们面对的是对解放公众的知识的冷漠和恐惧。这使得在讨论中智慧能够反抗和攻击的不合理的决定变得可能。
在位高权重的管理者的周围和下级是权力的专业助理，这些助理被委派担任提供知识甚至演讲的角色：公关团队、代笔、行政助理、秘书。不要忘记委员会。随着决策的方式越来越多，美国政治高层存在着理解危机，因此经常会出现指挥层犹豫不决的现象。
美国的危险不在于原始政治的野蛮荒谬，而在于国务卿备受重视的判断、总统诚挚的陈词滥调、来自阳光加州、真诚的年轻美国政客可怕的自以为是，以及广为接受的赋予他们合法性的教条，以至于没有能够任何抗衡思想能够对他们产生不利影响。这些人是不切实际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以现实的名义构建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偏执世界；他们以实际的名义构想了一个资本主义乌托邦社会的图景。他们用错综复杂的公共关系取代了对事件负责任的解释；用笨拙的心理战概念取代了对公共辩论的尊重；用合理平庸的迅速判断取代了智力；用管理者的姿态取代了详细说明各种选择和评估其后果的能力。
说到管理者的无知和平庸，我当然不是说这些人一直都是愚蠢的——他们时不时会冒出智慧的火花，虽然情况不一定如此。然而，主要不是“智力”分布的问题，说得好像智力是一个可能有更多或更少、可以一概而论的东西。这是一个智力类型的问题，是选择和培育的思想质量的问题。这是一个把实质的理性作为人的生命、品格和行为的主要价值评价标准的问题。这种评价是美国权力精英所缺乏的。取而代之的是“影响力”和“判断力”，在他们声明赫赫的成功中，影响力和判断力比任何精妙的思想或思维的力量都更重要。
四
当今高层的特征是平庸的知识分子，有时一丝不苟，但仍然是一个平庸之辈。只有在他偶尔意识到自己不能处理好需要面对的决策时，他的智力水平才会暴露出来。但通常他将这种感觉藏在心里，他的公开发言既虔诚又煽情，既庄重又勇敢，既乐观又因其普遍性而空洞无物。他只愿意接受缩短的、庸俗的、简化的和有失偏颇的观念。他是电话、备忘录和简报时代的指挥官。
尽管这也许是由于公共事务排斥思想、成功的不道德和普遍流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高层人士受益于机构统领的全部权力。这些机构实际或潜在的权力是高层人士作为表面上的决策者所拥有的。他们的职位、行动甚至个人都因这些权力受到尊敬；在所有权力高层，政治家、企业巨富、陆海军上将都身处特权之中。一个社会的精英，不管其个体成员多幺谦虚，都代表着社会权力的威望(4)。此外，很少有处于高位的人能长期抗拒将自我形象、至少是一部分自我形象建立在其领衔的机构之上的诱惑。作为国家、公司和军队的代表，到一定时候，他开始斟酌自身和言辞，并开始以历史上颇多殊荣的机构认同自己的身份。当他以国家或其事业的名义讲话时，国家过去的荣耀也在他耳畔回响。
民主人士默认公众的存在，他们的言论坚称公众正是主权所在。民主国家需要两样东西：善于表达和知识渊博的公众，与如果不是理性的至少是对存在的知识渊博的公众相当负责的政治领导人。只有当民众和领导者积极响应和负责任时，人类事务才处于民主秩序中，只有当知识对公共具有重要意义时这一秩序才可能存在。只有当思想有一个自主的基础，独立于权力、但和权力有强大的联系时，思想才能在塑造人类事务中发挥其力量。只有当自由和知识渊博的公众存在时，民主才有可能实现，知识分子可以不避讳而掌权者是真正地负责的。现在，这样的公众和这样的掌权者或知识分子都不受欢迎。因此，在现代美国，知识没有民主相关性。
地位不再植根于地方社会，追随着以国家为规模的大型等级结构。地位追随企业巨富，即使他与黑帮有联系。地位追随权力，即使没有背景。在其中的大众社会中，提高地位的旧的道德和传统障碍破碎了，美国人在身处其中的圈子里寻找卓越的标准并以此塑造自己和判断自尊。然而，现在看来，过去的美国人似乎更容易找到这些代表人士。很难说这是否是由于真实的历史差异，或仅仅是政治后见之明的权宜之计(5)。无论如何，在政治声誉上没有人贬低过华盛顿、杰斐逊和林肯，但对当代政治人物的不满却很多。代表人士似乎在死后更容易辨认；当代政治领导者只是政客，他们的权力可能大或小，但他们并非伟大，并且他们越来越多地因高层腐败被评判。
知识分子和掌权者很少联合，但掌权者确实喜欢结交有些学识的人，或至少喜欢结交精明的生意人。知识分子并没有成为哲学之王，但他们通常担任顾问一职，而且通常是一个既不像君主也没有哲思的人的顾问。当然，作家协会初级作家部门的主席确实协助过一名杰出的参议员，帮他润色1952年参议员竞选的演讲稿。[11]但知识分子在其职业生涯中与掌权者有交集不合乎常情。大学和政府之间的联系薄弱，当二者确实发生联系时，知识分子更像是“专家”，即通常意味着知识分子是一名受聘的技术人员。像大多数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一样，知识分子的生计依赖于他的工作，这是现代思想控制的典型手段。获得成功需要来自更有权力的人的好的意见，他们的判断成为备受关注的对象。因此，迄今为止，知识分子在职业等级中直接为权力服务时通常是受到限制的。
现在地位又追随了权力，过去模范人物的类型已被成功人士的兄弟会取代了——专业的管理人员成为了政治精英，并且现在是官方代表人。他们是否会成为大众理想中的代表，或是否会比被取代的193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坚持更久还有待判断。由于深陷不道德的成功和普遍的高层腐败，他们的形象备受争议。越来越多有文化的美国人觉得他们有一些虚伪。他们的风格和他们成功的条件使他们很容易受到舆论的怀疑，代笔作家的影子和编造的人物形象挥之不去，巧妙的编造太过明显。
知识和权力的问题是——并且一直以来都是——知识分子与统治集团的关系问题。假设我们要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中从权力的各个领域选出一百个最有影响力的人，并把他们排成一排。然后，假设我们从社会知识的各个领域选出一百个最渊博的知识分子，并把他们排成一排。有多少人会同时出现在两个队列中，权力和知识意味着什幺，特别是我们所说的知识意味着什幺。但是，如果我们说的知识就是字面意思，我们肯定会发现当代美国很少有人会同时在这两个群体中——如果有的话；当然，比起现在，在美国建国之初，我们可以发现更多同时存在于这两个群体中的人。因为在18世纪，即使是在这个殖民地的前哨中，统治阶层也在不断学习，并且知识分子往往处于掌权的位置。我相信，在这些方面，我们存在着严重的倒退。[10]
当然我们应该记住，高层人士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把自己当作底层人民的代表，以及有关的公共部门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接受他们的形象。精英可能试图对大众施加自己的要求，但公众可能会不买账。相反，公众可能会是冷眼相对，甚至揭穿他们的价值观、讽刺他们的形象、嘲笑他们的主张。
知识很少带给知识分子权力。但那些理应秘密晋升的知识分子和他们能够非常自由使用的知识，对没有防御能力的人来说意义重大。当然，知识既不好也不坏，对知识的使用也无分好坏。1790年，约翰·亚当斯写道：“坏人和好人掌握知识的速度一样，科学、艺术、品味、意识和书本既可以被用为不公正的目的也可以用作美德的目的。”[9]今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说法。
在讨论民族性格模型时，沃尔特·白哲特(6)没有考虑这样的可能性；[15]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我们同时代的人，我们必须考虑这些可能性，因为正是这种反应，有时导致了狂热，和总是昂贵的、被称为“公共关系”的实践。那些既有权力又有地位的人士，也许在他们不积极寻求喝彩时最好过。真正自豪的旧家族不会寻求掌声，专业名人是积极寻求喝彩的专家。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精英与名人竞争并寻求借用他们的地位。也许那些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但没有地位光环的人，总是会在那些有关注度没有权力的人中寻求认可，即使带着不安。
知识对一个人的作用（说明他是谁并且让他自由）即是个人理想的知识。知识对一个文明的作用（揭示人性意义并且放飞人性意义）即是社会理想的知识。但在当代，个人、社会理想的知识与能帮助聪明人的知识——使其晋升，重合了；对明智的民族来说，知识赋予文化威望，用权威神化了权力。
对于大众来说，名人的地位和战争带来的经济繁荣使其分心；对于关注政治舞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主权地区和权力中层是政治上的干扰，这维持着美国仍然是一个自我平衡社会的假象。如果大众传媒关注的是职业名流，那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社会科学家关注的就是嘈杂的权力中层。职业名流和中层政客是体制中最明显的人物；事实上，他们倾向于垄断大众可见的通信或公共场景，从而掩盖和分散集中在权力精英身上的注意力。
这种看法的流行确实揭示了一些事实：即使在今天，普通人仍倾向于以知识或能力来解释和证明权力与财富。这样的看法也揭示了知识正在变成什幺样的体验。知识不再被广泛认可为一种理想，而被视为一种工具。在一个权力和财富的社会里，知识是一种权力和财富的工具，当然也是谈话中的装饰。
现在，美国高层一方面包括职业名流的娱乐、色情和耀眼的魅力，另一方面包括权力、权威和财富的声望气氛，这两方面不是毫无关联的。权力精英没有名流引人注目，常常也不希望太令人瞩目；职业名流的权力就是吸引注意力的能力。事实上，美国公众有一系列特殊的偶像。总的来说，职业人士或是徒有其表的不寻常之人，或是轻浮的小丑；权贵基本上很少是代表人物的模范。
一般最有权势、最富有的人也是最博学的人，即“最聪明的”人这种看法大受吹捧。这样的观念是由许多小口号维持下去的，比如说那些人“教书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和“如果你这幺聪明，你为什幺不富有(3)？”但这些俏皮话意味着使用它们的人认为权力和财富是所有人、特别是“聪明”人的最高追求。他们还认为，知识总是以这种方式或肯定应该以这种方式成功，而真正知识的考验就是这样的成功。有权势和富有的人必须是知识渊博的人，否则他们怎幺可能达到现在的职位？但要说那些成功掌握权力的人一定是“聪明”人，就等于说权力即知识。要说那些成功拥有财富的人一定是“聪明”人，就等于说财富即知识。
鉴于此，美国精英中盛行的道德上的不安就很容易理解了。那些认为他们代表整个美国的人充分证明了这种不安更加严重。美国名流具有双重性格，美国人的旅行、游玩和工作方式表明了这一点，“美国人”的这一形象还在许多文学作品和欧洲人的言辞中得到了体现。现在，美国的公共荣誉要幺是随意的，要幺是严肃的；要幺是在巩固了的声望体系中无关紧要的，要幺是至关重要的。
到了20世纪中叶，美国精英已经成为一群完全不同的人，远非那些可以以任何合理的理由被认为是文化精英的人，甚至是理性的人。在统治阶层，知识和权力并没有真正地统一；当知识分子与统治集团接触时，他们并非平起平坐，而是雇员。拥有财富、权力和名望的精英与文化、知识和情感上的精英甚至算不上熟人；他们断开了联系，虽然这两个世界引人注目的边界有时会在名人世界中重叠。
美国的精英不由代表性人物构成，他们的行为和性格构成美国人竞相模仿和崇拜的对象，没有出现大众成员能够合法和高兴地认为是和他们身份相同的一类人。从本质上来说，美国事实上没有领袖。这也是大众在道德和政治上持怀疑态度的本质，没有真正的政治影响力，信任就很容易被消耗掉。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这进一步证明了出于道德目的发现和使用明智的政治手段更加困难。
詹姆斯·赖斯顿曾写道：“没有什幺比阅读1830年关于希腊和土耳其争取独立的众议院辩论和1947年国会的希腊和土耳其辩论更引人深思。前一个辩论庄重有力，论证从原理、说明到结论；后者是枯燥无味的争论，充满细枝末节和糟糕的历史。”[6]1783年，乔治·华盛顿阅读伏尔泰的书信和洛克的人类理论来放松消遣；而艾森豪威尔读的是牛仔故事和侦探小说。[7]对于像现在这样通常会进入政治、经济和军事高层的人来说，简报和备忘录似乎不仅取代了严肃书籍，也取代了报纸。鉴于成功的不道德，这也许是必然会发生的，但多少令人不安的是，他们的水平无法获得成功，他们会对无教养的消遣方式和智力水平低下感到羞愧，任何自学成才的公众无法通过地位的反应来使自己拥有这种不安的感觉。
美国是一个没有任何保守意识形态的保守国家，现在，它在全球以现实主义的名义，公开、武断地行使权力，而它的决策者常常给予世界现状不切实际的定义。二流的思维体现在乏味的陈词滥调中。在自由主义的言辞中，含糊其辞就是原则，在保守心态下，非理性就是原则。公共关系和官方秘密，无足轻重的竞选和可怕的事实，正在代替现代美国私营企业经济、军队高层和政治真空中政治观点的理性辩论。
美国精英的道德不信任以及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事实源于高层腐败，而且也取决于对高层愚昧的模糊态度。曾经在美国，管理公共事务的人也是理性的人：在相当程度上权力精英和文化精英是重合的，当他们不重合时，他们的圈子往往相互重合。在博学和有行动力的公众中，知识和权力有实实在在的联系；而且不只如此，这一公众决定了很多需要决定的事务。
上流阶层人士不是代表人物，晋升高位不是由于道德高尚，他们的巨大成功也并非取决于卓越的才能。在社会上大行其道的权力手段、财富资源和名人机制挑选和成就了位高权重的人，他们不是由服务于富有知识和理智世界中的文职官员挑选和塑造出来的，不是由有民族责任感、公开清楚地辩论国家大事的党派塑造出来的，他们不是接受各种志愿组织检查的人，这些组织是决策高层和公众辩论之间的纽带。他们已经在美国有组织、不负责任的体制内取得成功，他们掌握的巨大权力在人类历史上是无可比拟的。
三
注释
成功的不道德感致使一些观察家们走向了学院派，社会科学拐弯抹角地设立的行业人际关系的意识形态；[5]还有一些人通过新宣传寻找心灵的慰藉：顺从、心灵平静，这在一些默默无闻的圈子中取代了旧宣传——狂热的抱负、成功学。但是不管个别的反应，成功的不道德感往往会渗透到公众理性中我们称为更高的不道德之中。白手起家的传统形象受损，没有其他成功的形象能取代其曾经前程似锦的地位。成功作为美国的完美模范，已经沦为高层腐败的典型特征。
[1]Mills，“A Diagnosis of Our Moral Uneasiness，”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23 November 1952.
在统治阶层下，足够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一切，致使人们不满于优秀的品质和阶层流动性、美德和成功之间缺少联系。这是一种关于成功的不道德感，“这一切都只是另一个勾当”和“你知道什幺不重要，你有关系才重要”这类盛行的观点揭示了这种不道德感。相当多的人已经接受了通过不道德的行为获得成功这一现行事实。
[2]James Reston，The New York Times，10 April 1955，p．10E.
在这种成功条件下，白手起家成为富人不算美德。只有在致富的途径中需要美德或通向美德时，个人致富才意味着美德。在上级任命的体制中，相比于揭示那些负责挑选成功者的原则，你出身富有或贫穷，在揭示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方面是无关紧要的。
[3]Sophie Tucker，引自Time，16 November 1953。
就心理学事实来讲，靠自己奋斗而取得成功的人不存在。没有人能自我成就，更别说美国精英了。在公司的等级世界里，上司根据他们的标准提拔下级。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企业界的现行标准。为了适应这些社会上大肆盛行的人人重视的标准，人们改变了自己。如果不存在自我成就的人，那幺就存在自我利用的人，美国精英中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4]Mills，White Colla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pp．259 ff.
美国上层人士自豪地宣称，他们的成员完全是靠自己的奋斗获得成功的。这是他们的自我形象和广为宣传的神话。对此的普遍证明基于轶事，而学术证明应该基于统计惯例，它表明不同比例的高层人士来自低层家庭。我们已经看过了由晋升人士组成的精英圈子的比例。但比起高层圈子中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比例，更重要的是进入这些圈子的标准和达到了这些标准的人是谁的问题。我们不能以向上的流动性断定一个人拥有更优秀的品格。即使把现在普遍持有的粗略数据颠倒一下：90％的精英来自低收入家庭，但是精英的任命标准保持不变，我们仍然不能从流动性断定一个人的高品格。只有当高层职位的标准是品质，并且只有当他们以纯粹企业家精神的方式用在自己身上，我们才能把品质引入任何流动性的统计数据。认为白手起家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好”的，由家庭成就的人不好的看法，只有当一个人事业独立、身为一名靠自己的企业家的时候才有道德意义。当在晋升由考核控制的、要求严格的官僚体系中，这一看法也有意义。而在企业任命体制中，这一看法毫无意义。
[5]Mills，“The Contribution of Sociology to Industrial Relations，”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dustrial Relations Research Association，December 1948.
因此，承载着迷恋成功的美国文学中的务实抱负，对于“如何成功”给出的建议经历了显着的转变。意志力、诚信和品德崇高的审慎的个人美德，拒绝想要凭借身体上位的女性，不沾烟酒，19世纪后半叶的这一成功概念已经让位于“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即行得通的个性”，这种个性要求“通过魅力吸引关注”和“充满自信”。在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中”，你必须经常微笑，做一个善于聆听的人，为他人着想，让对方感到自己的价值，同时必须保持真诚。简而言之，人际关系已经成了“公共关系”的一部分；为了在企业生活[4]中获得个人成功这唯一的目的，要先在这个人人都张扬自我的世界里牺牲个性。卓越的功绩和努力工作让这种牺牲变得完全合理，但这种牺牲是在集团任命之上，通常建立在极其不同的基础之上。因此精英野心家们必须不断地说服别人和自己：他与现实中的自己是相反的两个人。
[6]James Reston，The New York Times，31 January 1954，section 4，p．8.
在企业界、政治高层以及日益崛起的军队中，统治集团和权力机器的首脑不仅是人们眼中的成功者，也是掌握成功特权的人。他们向个人解释成功的标准，并运用这些标准衡量个人。那些职位仅次于他们的人通常是他们小圈子里或客户中的一员，像他们一样心智健全。但等级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每个小圈子里都有人忠诚于其他集团。有个人的忠诚以及官方的忠诚，以及主观和客观的晋升标准。当我们追溯各种高层圈子中每个成员的职业生涯，我们也是在追溯他的忠诚历史，因为从他们身处高层的成功条件看来，高层圈子最首要、最重要的事实是建立在毛遂自荐的基础上的。关于这些成功的统治集团的第二个事实是，它们没有一个单一的结构，它们是一群复杂的、通常相互联系又相互敌对的集团。我们必须认识到的第三个事实是，在任何一个这样的世界里，成功的年轻人会试图与那些能够使其成功的人扯上关系。
[7]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23 August 1953．同时参阅Time，28 February 1955，pp．12 ff.。
二
[8]银行和货币委员会的听证会，美国参议院第84届国会第一次会议（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55），p．1001。
一个中层和高层广泛流行欺诈网络的社会不会培育心怀道德感的人，一个追求急功近利的社会不会培育出充满良知的人。一个把“成功”的含义仅仅局限于巨额财富、并谴责失败为罪恶之首、把金钱的地位提升到绝对价值的社会，只会催生出欺诈的操纵者和黑幕交易。在这样一个社会，见利忘义、自私自利的人会受到庇佑，只有他们具备成功的必备要素。
[9]John Adams，Discourses on Davila（Boston：Russell and Cutler，1805）.
政府机构并不比商业公司包含更多的腐败行为。只有当经济人士愿意接受时，政治人士才可以给予经济利益（财政支持）。只有当政治机构能够给予政治利益时，经济人士才能谋求到政治利益。诚然，媒体的聚光灯更多是在捕捉公务员的交易行为，因为媒体有理由这样做。公众对公务员的期望越高，就越容易对他们感到失望。商人理应为自己谋福利，如果他们安全滑过法律的薄冰，美国人通常会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成功了。但是，在像美国一样如此推崇商业的文明社会里，商业规则渗透到了政府中——尤其是当大量的商人加入政坛时。有多少行政官会真的致力于颁布一项法律，要求专业会计仔细核对所有行政合同和“开支账目”？高昂的所得税率导致大型企业和高层员工勾结。有许多别出心裁的方式可以躲避税法，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许多富人的消费标准由复杂的开支账目决定，而不是由税后纯收入决定。例如禁酒令、所得税和战时规章的颁布都没有得到公司惯例的支持。欺骗他们是不合法的，但是可以巧妙地避开法律。没有道德传统支持的法律会招致犯罪，但更重要的是，这会使急功近利的行为激增，使道德良知锐减。
[10]在第三期《透视》（Perspectives）中，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对“新的知识分子阶层”进行了乐观描述。知情人对新的文化阶层见解深刻的描述，参见Louis Kronenberger，Company Manners（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54）。
大量的美国腐败——尽管不是所有的都是如此——仅仅是因为以前为了致富和更加富有而导致的。但是，在现在的环境下，旧的驱动力和运作方式已经发生变化。曾经经济和政治机构是小而分散的——就像缩小版的古典经济和杰斐逊式的民主模式——没有人有权力给予或获得巨大的利益。但当政治机构和经济机遇集中联系在一起时，那幺就可以利用公共机构谋取私利。
[11]Leo Egan，“Political‘Ghosts'Playing Usual Quiet Role as Experts，”The New York Times，14 October 1954，p．20.
无论何时，富有的生活标准都在盛行，无论富人是以何种方式获得的财富，最终都会受到尊重。一百万美元包含了众多罪恶。不只是人们需要金钱，人们的生活标准也需要钱。在财富创造者没有强烈的名誉竞争的社会，“实用”一词表示对个人利益有帮助，“常识”是指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意识。对富有生活的追求是最高价值，其他价值的影响力都随之下降，于是，人们很容易变得无情无德，追求不义之财、追求迅速功成名就。
[12]Charles E．Wilson，引自The New York Times，10 March 1954，p．1。
尽管如此，仍然有一种古老的美国价值没有出现明显下滑：金钱的价值以及金钱能够买到的事物的价值——即使是在通货膨胀时期，这些价值都像不锈钢一样恒久不变。“我富有过，也贫穷过，”苏菲·塔克(2)说过，“相信我，富有是最好的。”[3]随着许多其他的价值都在缩水，美国人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有什幺是用智慧赚来的金钱所不能买到的吗？”而是，“有多少钱不能买到的东西比钱能买到的东西更有价值、更加让人渴求？”
[13]John Adams，同上pp．57-8。
没有任何坚定信仰的道德秩序，使大众愈发沦为名流圈操控和迷惑的对象。在适当的时机，牵制大众的吸引力、准则和价值观的调整会导致猜疑和愤世嫉俗，形成一种唯利是图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因此，精英能间接享受企业富豪的特权、名流的夜生活和巨富们喜忧参半的生活。
[14]William Harlan Hale，“The Boom in American History，”The Reporter，24 February 1955，pp．42 ff.
高层的主流形象就是精英作为名流的形象。在讨论职业名流时，我曾提到机构化的权力精英并没有垄断国家赞誉的焦点，而是与世界名流中无所事事或风情万种的人一起共享，使人眼花缭乱看不清他们真正的权力。媒体的关注和赞美程度一直以来主要取决于职业名流，而不是权力精英。所有精英的社会能见度被身份的吸引力削弱，或者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娱乐、消遣甚至恶作剧的名流，公众才能关注到他们。
[15]Walter Bagehot，Physics and Politics（New York：D．Apple-ton，1912），pp．36，146-7，205-6.
“危机”属于破产术语，是由许多身居高位的人为了掩饰他们非同寻常的政策和行为而引发的；事实上，缺乏危机正是高层腐败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真正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广大群众会面临真正的选择，就道德的含义进行公开辩论。高层腐败是对已有价值观的削弱，不负责任的组织没有涉及到任何公共危机中；相反，它们越来越置身事外，默默地空洞化。
(1) 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1909—1995），美国新闻记者，曾供职于《纽约时报》。——译注
在经济和政治机构中，企业富豪现在拥有巨大的权力，但他们的权力所凌驾的对象从未给予他们道德认同。在过去的两代中，兴起了企业、农业集团、工会和政府代理机构，它们所有赤裸裸的利益和未受认可的新权力都打上了口号，披上了富含道德的外衣。那幺，什幺不是以公众利益的名义达成的？因为那些口号已经过时，所以又精心制作出新的口号，到了一定的时机新的口号又会再次变得平庸。反复发生的经济和军事危机始终在散布恐惧、疑虑和焦虑，造成新的紧急情况，需要迅速寻找道德合理性和冠冕堂皇的理由。
(2) 苏菲·塔克（Sophie Tucker，1886—1966），美国歌手，演员。——译注
但是，毫无疑问，不仅“公众”在这方面道德观念模糊。“华盛顿官员的悲剧，”詹姆斯·赖斯顿(1)曾评论称，“是常常对以前的政治习惯和过时的机构遗留下的问题感到烦恼，这些机构得以建立的传统信仰基础已不再能让它生机勃勃。它与不好的事情缠绕在一起，失去了永恒。它承认信仰，却不再相信信仰。它还记得古老的歌词，但已忘了旋律。它加入了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却无法阐释自己的意识形态。它谴责无神论敌人的物质主义，却赞美自己的物质主义。”[2]
(3) 总统顾问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最近说，“我认为经济学家通常来说……想当然地觉得自己知道很多东西。如果他们真的知道这幺多，他们会赚到所有的钱而我们会身无分文。”他又说：“这些人（经济学家）可以把事实和数字放在一起，但他们的预测不比我们的预测更准确。如果他们的预测更准确，他们会赚到所有的钱而我们会身无分文。”[8]
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不安，导致关于正直的旧价值观和准则既不再受用于企业时代的男男女女，也没有被新的价值观和准则所取代，后者或许可以将道德内涵和惩罚引进现在人们必须遵循的企业常规中。不是大众已经明确反对已经形成的准则；只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准则已经变得空洞无力。现在没有大家认同的道德条款，但是也没有任何反对的道德条款。作为个人，公众的道德防线脆弱不堪，作为群体，他们对政治漠不关心。这是普遍缺乏责任感的表现，也正是言及“公众”道德意识模糊时的内涵所在。
(4) 约翰·亚当斯在18世纪末期写道：“当你跻身上流社会，为一流的人考虑；一个品质高贵的人至少被人熟知和尊重，或许通常被一个国家尊重和爱戴；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王子和国王们身上，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被重视，伤害他们情感的后果是可怕的，因为那是整个国家的情感，有时是多个国家的情感同时受到伤害。如果他们的情况发生了极小的变化，各自都会受到影响；如果地位低的人晋升到高位，除非是法律规定的，他的着名政策和必要措施可能会带走耻辱，一直以来通常的结果只会是战争、屠杀和复仇。”[13]
一
(5) 在每个智力阶段，一个纪律或思想学派就是一个共同点。现在美国的保守情绪的共同点就是美国历史。这是美国历史学家的时间。当然，所有的国家主义的庆祝活动都会冠以历史的名目，但是庆祝者不希望仅仅将历史理解为过去的事情，他们的意图是歌颂当下。（1）美国意识形态以历史为导向的一个原因是，在所有学派中，历史学家最倾向于做这种公共假设。在所有的学术作家中，历史学家有文化传统。其他“社会科学家”更可能对英语的用法不熟，而且，他们不会写作有关公众关切的大话题。（2）“好的”历史学家履行高级记者的公共职责，受到公众注意和日报表扬的历史学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结合当前形势重新解读美国历史，反过来，他们最擅长把最能激发当前乐观情绪和抒情热潮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摘出来。（3）事实上，在没有怀旧情绪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意识到美国历史是美国现代神话的绝妙来源。有时，历史的确体现了一种生活方式；美国在建国和发展初期极其幸运，现在是复杂的，尤其是对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来说是无事实证明的。因此，美国总的意识形态带有历史性质，由历史学家决定。[14]
当然，实力雄厚的机构中可能真的存在腐败情况，但是，当机构存在腐败，许多在机构中工作和生活的人必然也存在腐败。在企业时代，经济关系是客观的——行政官的个人责任感降低。在企业圈中，商业、发动战争和政治事务中，个人良知是匮乏的——高层腐败已成惯例。它不仅仅是企业、军队和国家中管理腐败的问题，也是身为资产阶级的企业富豪与美国政治紧密交织的一个特征。从这一点来看，例如，野心勃勃的年轻政客募集竞选资金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否是无良无德之人，而在于如果这些步步高升的年轻政客是高风亮节之士，他们是否能够在美国政界取得现在的成就。“白领犯罪”、公众道德下滑、代价高昂的罪恶行径和个人诚信下降等许多问题都是结构性道德败坏的问题，而不是许多人模糊地认为的是恶劣环境下性格扭曲的小角色的问题。高层腐败的新闻一出，人们就会说：“好了，今天又有一个人被捕了。”暗示着这不是一件偶发的新鲜事，而是象征着一个普遍情况。有可靠证据证明人们是对的。但是，所有象征性案例的根本原因是什幺？
(6) 沃尔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1826—1877），英国经济学家，政论家。——译注
高层腐败既不能局限于政治领域，也不能只理解为根基稳固的机构中的人员贪腐问题。政治腐败只是宏观腐败概念下的一个方面；普遍存在的道德敏感不仅仅是人员腐败的问题。[1]高层腐败是美国精英呈现出的一个系统性特征，对它的接受是大众社会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