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但是，权力精英的团结不仅仅取决于心理上的相似性和社会融合性，也不仅仅取决于主导位置和利益在结构上的一致性。有时，权力精英的团结取决于协调上的一致性。这三个上流阶层的协调性越来越高，这是他们团结的基础，在战争期间，这种协调性至关重要，但也并不是说协调性就是完全的、连续的，或者非常稳固的，更不用说有意图地协调是精英团结的唯一基础或是主要基础，或是说权力精英是伴随着计划的实现而产生的。但是，这表明随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机构机制打开通道，在人们追求一些利益的时候，许多人开始明白，如果他们以非正式或更正式的方式携起手来，可能会更容易实现获取利益，而且他们已经在这样做了。
精英之间的团结并不是简单反映机构的联结，而是精英和机构总是相关联的，我们对权力精英的看法要求我们确认那种关联。现在，在美国，在几个机构统治的范围内，重要的结构利益是一致的，例如，在政治真空的地方，采用私人赞助的方式建立固定的军事基地。
六
2．我们或许能够发现，隐藏在心理和社会团结背后的是三大领域机构等级制度的结构和机制，政府官员、企业富商和军队将领通过这些结构和机制进行现在的工作。各机构统治的范围越大，与之相应的精英手中的权力范围就越大。主要的官僚机构是怎样形成的，以及各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些官僚机构是分散的、不联系的，那幺它们各自的精英全体则也是分散和不联系的，如果官僚机构之间存在众多关联，而且存在利益一致的地方，那幺，它们的精英则倾向于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
我的论点并不是在人类历史上，所有国家经历的各个时代，有创造力的少数派、统治阶级、全能精英决定了所有的历史事件。一旦经过仔细检视，这些理论不过是些赘述而已，[7]即便不是如此，它们也太过普通而无益于理解当代历史。狭义上，权力精英是指所有那些做出具有重大影响的决定的人，但这并不是说精英成员总是且必须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不代表将来也是如此。我们绝不能把给精英下的定义与精英角色理论----精英是我们时代的历史创造者----相混淆。例如，将精英定义为那些统治美国的人，这与其说是下定义，不如说是一种关于权力精英角色的假设。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来定义精英，其成员掌握的权力范围都是受历史变化影响的。如果我们以教条的方式，试图将那种变化涵盖在我们宽泛的定义里，那我们就缩小了定义的使用范围，这是愚蠢的。如果我们坚持将精英定义为一个严格协调一致的阶级，永久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那我们将无法得到更确切的定义。简而言之，关于各地统治集团拥有的权力及其程度的定论，我们不能将其恰到好处地囊括在对于权力精英的定义中，更不应该将历史理论掺杂到我们的讨论中去。
1．在对每个上流阶层展开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强调的一点是：这些精英在他们各自的社会环境中的心理特征。只要权力精英是由出身和教育背景相似的人组成，只要他们的事业和生活方式相似，他们之间的团结就有心理和社会基础，也因为他们的社会类型相似，他们能够更容易融合在一起。当共享名流阶层的名望时，他们之间的团结程度达到顶点，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这三大主要领域的机构内部或之间实现职位互换时，他们之间的团结程度达到更稳固的顶点。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大多数历史变革是不为参与者或者是实施者所见的。例如，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延续了400代人，但是，它们的基本结构只有轻微变化，延续时间是整个基督教时代的6.5倍，后者只延续了60代人，是美国5代人存在时间的80倍。但是现在，变化的速度如此之快，观察的途径如此便利，以至于只要我们从一个十分有利的角度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事情和决策间的相互作用似乎在历史上常常是相当明显的。
在现代社会，权力和机会都有明显的等级，这并不是说精英是团结在一起的，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幺，或者他们是有意识地参与了阴谋活动。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式就是更多地关注权力精英在机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他们做出的决策产生的重大影响，而不是只关注他们自我意识的程度，或者他们的动机是否单纯。要理解权力精英，必须从以下三个关键点入手：
当博学的新闻记者告诉我们"是事件，而不是人塑造了重大决策"时，这是他们在回应财富、机遇、命运，或者"看不见的手"之类的理论。因为"事件"仅仅是那些旧理论的现代说法，旧理论将人和历史成因分开，让我们相信历史进程是在人们背后悄悄推进的。历史是自由向前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只有行动没有事迹，历史发展是自发行为，事件不受制于人的意志。[8]
在现代社会中，所有最有影响力的机构内部都有权力等级。在社会、经济或政治领域任何事务的决定权上，路边的水果摊摊主都无法与市值数百万美元的水果企业业主相媲美。没有哪个前线中尉手中的权力，能与五角大楼总参谋长手握的权力相提并论，没有哪个副警长能像美国总统那样有权威。因此，权力精英的界定问题在于我们想在哪个级别划定界限。划定的界限过低，界定的精英会超出范围，划定的界限过高，界定的精英范围会小于实际范围。我们用最原始的方法，用笔粗糙地描出界线：我们把权力精英圈界定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圈，这是有着复杂交集的小集团，他们共同制定的决策至少能在美国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只要国家事务被决定了，那一定是由权力精英决定的。
在当代，事态进程更多地取决于一系列人的决策，而不是任何注定的命运。社会学角度的"命运"是指：当决策数量数不胜数，每个决策都产生小小的影响，所有影响在客观叠加后，构成如同命运的历史。但并非每个时代都是如此。随着决策者圈子的缩小、决策方式的集中、决策影响的加大，重大事件的进展往往取决于决策者们的决策。这并不是说决策圈以这种方式对待所有事情，所有历史事件都是他们谋划的。精英的权力并不一定意味着，历史不是在一系列小的、不假思索的决策的影响下形成的。精英的权力并不意味着一百个小安排、小妥协和小改变不会发展成为即行的政策和即将发生的事件。权力精英的概念并没有表明决策的制定过程是尝试界定社会领域，无论制定过程呈现出何种特征，都在向前推进。权力精英的概念是谁参与决策制定过程的概念。
如果决定国家事务的权力以绝对公平的方式进行共享，就不存在权力精英了，事实上，也将会不存在权力等级，只有彻底的一致性。在另一个极端，如果决定权被小集团独揽，将会不存在权力等级，一切都由这个小集团来掌控，直接管理、支配下面无差别的普通大众。现在，美国社会既不是决定权公平共享的代表，也不是小集团独揽大权的代表，但这两种极端的概念仍然是有用的：这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美国权力的结构问题，以及权力精英在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
决策参与者的预见能力和控制力因人而异，权力精英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关于已定决策的预计风险总是无误的，实际上，决策造成的结果时常达不到预期效果。决策制定者常常受制于自身的缺陷，并被自己犯下的错误所蒙蔽。
但是，当今美国社会的这种"权力格局"比那些将其视为情感困惑的观点更无"形状"可言。比起水平式的短暂"格局"，它更像是一种阶梯式的恒久结构，即便那些占据最高级别的人不是万能的，也绝对不是无能的。如果要理解精英掌握和行使的权力有多大，我们就必须探究权力等级的形式和高度。
然而，小圈子决定我们时代或者无法决定的关键时刻已经来临。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都是权力精英。向日本投射原子弹就是这样一个关键性时刻，对朝鲜的决策也是这样一个时刻。美国决定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这样一个"时刻"。我们时代的很大一部分历史都是由这样的关键时刻写就的，不是吗？当人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由重大决策组成的时代，难道不是指权力的高度集中化吗？
更笼统地说，出于传统习惯，美国的当权者倾向于否认他们拥有权势。没有美国人竞选公职只是为了统治、治理，或只是为了为公民服务，这并不会让他们成为官僚或者是官员，而只是一名公务员。现在，正如我所指出的，这种姿态已成为所有当权者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的标准姿态。弄权风格如此一致，以至于保守派作家误以为这是一种"无组织的权力格局"的趋势。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尝试通过希腊人信仰的永恒轮回、基督教信仰的救赎，或者人类的任何一个进步来认清我们这个时代。尽管我们不会仔细思考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却相信布克哈特所说的，我们不过是生活在一连串事件中，纯粹的连续性是历史的唯一原则。历史只是一件接一件的事情，历史不是实现某个确定的策略，从这方面来讲，历史毫无意义。当然，我们的持续感，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历史感，确实受到危机的影响。我们几乎无法预料到即将发生或者迫在眉睫的危机。我们既不相信命运也不相信上帝。我们在心里默默地认为国家层面上的"我们"能够决定未来，但是个体层面上的"我们"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在国际上，精英的全能形象非常盛行。所有好事和令人愉快的事情一旦发生，意见领袖会迅速将之归功于国家领导人，将所有不好的和令人不快的事情归咎于国外的敌人。在上述两种情况中，邪恶的或者高尚的万能统治者都是假定的。在美国，使用这种说辞更加复杂：当人们谈及所属党派或阶层的权力时，它们及其领导人当然都是无能的，只有"民众"是全能的；但是，当人们谈及反对党或反对阶层的权力时，会冠以它们全能标签，"民众"则是无能的。
历史的任何意义都是"我们"必须通过行动去赋予的。然而，事实却是尽管历史层面上的我们代表所有人，但并非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权力创造历史。如果我们装作拥有同等创造历史的权力，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谬论，从政治角度来说是不负责任的。之所以说是社会学的谬论，是因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受到限制。首先，权力行使的途径受主导位置技术和机构的限制；其次，并非所有人都享有同等的机会行使权力；再次，每个人行使权力产生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之所以说那是政治上的不负责任，是因为这给确定重大决策制定者的责任造成困难，而恰恰这些决策者享有行使权力的机会。即使只对西方社会的历史进行象征性的审视，我们也能从中得知，决策者的权力首先受技术水平的制约，制约还来自特定社会里流行的权力行使手段、暴力行为和占主导地位的组织。从这种联系中，我们发现了一条非常清晰的线索，贯穿了整个西方社会的历史。压迫和剥削的手段、暴力和破坏的方式、生产和重建的方式都在逐步加强和日益集中化。
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是：精英是软弱无能的，这种观点在思想开明的观察家中间非常流行。精英远非无所不能，他们被认为太分散而缺乏作为历史推动者的连贯性。他们的隐蔽性不是故意隐藏的那种隐蔽性，而是因为群众人数太多而无法凸显的那种隐蔽性。占据正统位置的人，或被其他精英施加压力，或作为选民被公众严密监督，或被宪法法规严格审查，因此尽管或许有上流阶层，但是却没有统治阶层；尽管或许有权势兼备者，但是却没有权力精英；尽管或许有阶层化的系统，但是却没有高效的上层领导。对精英的极端观点是，精英由于妥协而被削弱，由于不团结而成为无价值的人，是非个人的集体命运的替代品，依照这种观点，上流阶层中明智者的决定对历史的发展无足轻重(5)。
权力的机构手段和沟通手段之间的联系越来越高效，掌控这些手段的人已经开始掌控人类历史上无可比拟的统治工具。然而，我们还没有到达统治工具发展的顶峰。我们再也无法依靠以往各个时代的统治集团的历史起伏，或者从中得到安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黑格尔是正确的：我们学习历史，却不从中吸取教训。
这样的精英或许会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他们拥有的权力被认为是暗箱操作的结果。在庸俗马克思主义中，事件和趋势是依据"资产阶级的意志"来解读的，纳粹主义是参照"犹太人的阴谋"来解读的，当今美国的少数右翼分子，是参照共产主义间谍的"隐形力量"来解读的。根据这些把全能精英看成历史缘由的观念，精英从不是完整的有形机构。事实上，人们认为非精英人士有能力反对并最终超越精英，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精英是上帝意志的世俗化替身，是受神的旨意产生的。
对于每个时代、每种社会结构，我们都必须解答关于精英权力的疑问。人类的目的通常是希望，但是实现希望的手段却由一些人掌控着。正因为如此，各种权力手段就成了精英领导者的目的。这也是为什幺我们可能会从权力手段这一层面，将权力精英定义为那些身居要职的人。现在，关于美国精英最主要的问题是：精英的构成、联合和权力，现在必须高度重视精英拥有的权力手段。相比于拿破仑对法国的贡献，恺撒对罗马的贡献则相形见绌，相比于列宁对俄国的付出，拿破仑对法国的付出则无法与之相比，相比于希特勒对德国的影响力，列宁对俄国的影响力也黯然失色。但是，与苏联不断变化的核心圈的权力或美国临时政府的权力相比，恺撒位于巅峰时的权力是怎样的？任何一个圈子的人都能够在一夜之间将大都市夷为平地，在数周内用核武器将各大陆摧毁成不毛之地。权力的机构得到了巨大的扩展和高度集中化，这意味着现在小集团的决策越来越重要。
正确理解了关于精英的这几种观念后，会发现各种观念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我们必须综合运用所有这些概念，以便探索美国的成就。我们会为精英提供候选人，对几个上流阶层进行逐一研究，我们也会对决定美国社会的重大机构进行研究，研究机构内部和机构间的关系，探索财富、权力和名望之间的相互联系。但是我们最关注的是占据指挥职位的人拥有的权力，以及他们在现代史上扮演的角色。
即便知道现代社会结构的顶层职位允许更多的重要决策，也不能说占据这些高位的精英是历史缔造者。或许扩大化和一体化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结构被塑造为允许指挥决策，还觉得和以前一样"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简而言之，那些占据顶层职位的人，他们的决策由"必须"决定----取决于他们在机构扮演的角色和这些机构在社会总结构中的位置要求他们这样做。
五
精英自行决定他们要扮演的角色吗？或者机构分配给他们的角色决定精英的权力吗？笼统的回答是----虽然任何笼统的回答都是不充分的----各个不同的结构和时代，精英与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之间的联系各不相同：精英的本质和历史的本质没有提供任何答案。同样正确的是，如果大多数人被允许扮演任何角色，按他们对职位期待的方式扮演角色，那精英就不必做什幺，而且可以经常什幺也不做。他们可能会质疑自己所在的结构和位置，或者是履行职责的方式。
而且，只要精英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或者占据指挥位置的群体发展壮大，就会选择和形成特定的人格类型，然后对其他类型加以排斥。人会变成道德意识和心理意识强大的人，在很大程度上由两方面决定，一是他们在个人经历中形成的价值观，二是他们被允许和期待扮演的机构角色。从传记作家的角度来看，上流阶层人士参与过一系列关系密切的小集团，在余生中可能再次参与其中，他们同集团内部与自己相似的人建立关系，这些关系帮助他们成为上流阶层中的一员。如此看来，精英属于上流阶层，其成员是被精挑细选、训练有素的合格人士，与控制现代社会公立机构等级的人士有密切往来。如果有理解精英的心理概念的秘诀，那就是他们将个人对客观决策的意识和共有的亲密情感相结合。把精英当成是一个社会阶层来理解，我们必须从更细小的范围仔细审视每个成员的社会背景，从历史上来说，最明显的社会背景是上流家庭，但是在当代，最重要的是进入适合他们的中学和都市俱乐部。[6]
没有人呼吁或者允许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1799年11月9日）发动政变，然后将督政府变成象征王权的执政府。[9]没有人呼吁或者允许阿道夫·希特勒在总统兴登堡去世当天宣布自己为"领导者和大臣"，通过合并总统和总理的职位，废除并占领职位。没有人呼吁或者允许富兰克林·罗斯福制定一系列决策，最终导致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系列决策不是"历史必然"，只是一个名叫杜鲁门的人和一些其他的人决定在广岛投射原子弹。海军上将阿瑟·雷德福（Arthur W．Radford）提议在奠边府战役打响之前炸毁军队，也没有历史的必然性，只是小圈子内部的决议。现代精英并不依赖于机构的结构，他们可能摧毁一个结构，成立另一个结构，然后扮演截然不同的角色。事实上，这种机构结构的摧毁、建立和所有权力手段，当事情可能会有好结局时，就是"优秀的领导能力"的表现，否则，当事情可能会变糟时，就是巨大的专制统治的表现。
现在，我们必须承认精英由上层人士组成，这是因为，为那些最高职位甄选的人才和由这些职位培养出来的人才，都有许多帮他们修改自我概念、树立全新的公共形象和影响他们做决策的代言人、献策者、代笔者和化妆师。当然，在这方面，精英阶层有着巨大差异，但是作为当今美国的一个普通规则，仅仅从公开成员来解读任何一个主要的精英群体都是幼稚的。美国精英通常更像是企业实体的集合，而非单一个体的集合，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被塑造成或被认为是标准"人格"，甚至连表面上最自由的名流，也通常是训练有素的职员每周产出的一种合成品----职员会仔细思考让名流自发附和的即兴笑话的效果。
当然，一些精英是典型的角色决定型，但是其他精英有时会决定角色，他们不仅决定他们自己扮演的角色，而且决定其他数百万人的角色。当社会结构正在经历时代过渡时，重要角色的创建和实施经常发生。美国发展成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之一----伴随着新的歼灭、行政和精神上控制的方式----造就了20世纪中期的美国，20世纪中期就是这样一个过渡时期。
然而，精英的道德观念并不总是权势兼备者的意识形态，或者弱势群体的反意识形态，它通常是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拥有可控的经历和选择的特权，许多上层社会人士在这个过程中确实会接近他们所体现的性格类型。甚至当我们必须放弃精英生而具备精英品质的观念时，我们也不应忽视，他们的经历和接受的训练在他们身上形成了特定类型的性格。
这与告诉我们权力精英无法做到这些的历史无关。当然，权力精英的意志经常受到制约，但是从未像现在这样广泛，权力的手段也从未如此多样。正因如此，我们的情况变得如此不稳固，了解美国精英的权力及其限制就变得更重要。精英的本质和权力的问题是现在唯一一个再次质疑政府是否负责任的切实可行的、严肃的方式。
在平等主义论调盛行的时代，中下阶层中才智过人或能言善辩者，以及上层中犯有过错的成员，可能会非常喜欢"反精英"的观念。事实上，西方社会有悠久的传统和各种各样的想象，认为穷困者、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是真正的贤者、智者和蒙福之人。这种反精英的道德观念源于基督教的传统，实质上是将上层人士谴责为地位低下的人，可能会被或者已经被底层人士借以严厉谴责统治精英，并期待着完美的新精英们的到来。
七
这种观念是没有社会基础的，一些美国保守派作家最近试图发展这种观念(4)。大多数从道德和心理方面给精英下的定义则更简洁明了，不聚焦于个体，而是将精英视为一个整体阶层。事实上，存在贫富差距的社会常常会产生这些观念。有先天优势的人不愿相信他们只是碰巧具备这些优势，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天生就该拥有现在的一切，认为自己天生就注定是精英，实际上，他们认为财富和特权是精英身份的天然衍生品。从这个意义上说，精英群体是由品性优良的人构成的，这种观念其实认为精英是有特权的统治阶层，无论这种观念是精英自己提出的，还是旁人提出的，这都是事实。
那些没有批评新美国庆祝活动的人，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观点，认为精英是无能的。如果他们严肃对待政治，以他们的观点，应该对掌控美国政策的人说：[10]
例如，人文主义者并不从社会层面或者类别角度来看待精英，他们认为精英是少数试图超越自己的人，因此，精英更加高贵、有能力和出众。无论他们是贫是富，职位是高是低，是被人人称赞还是被视同草芥，这都不是关键，他们之所以是精英，是因为他们就是具有精英特质的人。依据这种观念，剩下的人就是懒散懈怠的普通大众，是令人不快的平庸之辈。[5]
"很快，你就会相信，你有投放原子弹的机会，或者进一步恶化与同盟之间的关系，或者恶化与可能投放原子弹的苏联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不要愚蠢地相信你真的可以做出选择。你既没有选择也没有机会。整个复杂的形势是经济和社会力量造成的，也是灾难性的结果，你只是这个形势中保持平衡的一部分。做个安静的看客，就像托尔斯泰说的那样，让事情自然发展，即使你采取行动，即使你有明确的目标，结果也可能不是你预想的那样。
占据指挥位置的精英，或许被认为是权力、财富和名望的拥有者，或许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上层人士，也或许从心理和道德层面被界定为某类优秀的个体。如此看来，简而言之，精英就是那些气度不凡、能力卓绝的人。
"但是，如果事情发展得很好，就像你事先决定好的那样谈论。因为，那时人们会做出道德选择，也有权力做出负责任的选择。
四
"如果事情变糟，也就是说你没有真正的选择权，当然，也没有责任：他们或者其他人有选择权，也有责任。你可以避开责罚，即使你掌握了世界上一半的军队，上帝知道有多少原子弹和轰炸机。事实上，因为你是所处时代历史命运中弱小的一份子，道德责任是一种假象，尽管如果用警示公众关系的方式处理道德责任的话，道德责任有着重要作用。"
在美国，任何一个稳固的统治阶级----无论是扎根于农业，还是在军事上取得辉煌的战果----都无法遏制推动工商业发展的历史动力，也无法像德国和日本的资本家那样从属于自己的资本精英。在工业革命开始决定历史走向时，世界各国没有一个统治阶级能够牵制美国统治阶级。当纽约和华盛顿分别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之都时，英国及其模范统治阶级的命运，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的命运如出一辙。
所有这些宿命论都暗示着如果命运和上帝主导一切，那幺权力精英就不会被合理地认为是历史决策的来源，而对负责任的领导的要求更是一个空洞和不负责任的概念。显然，无能的精英、历史的玩物，不能被追究责任。如果我们时代的精英没有权力，他们不会承担责任，作为处境艰难的人，他们应该引起我们的同情。美国人受至高无上的命运驱使，无法控制的结果给他们和他们的精英造成致命影响。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去做许多人已经做过的事情：彻底放弃政治反思和政治行动，为物质生活的舒适和绝对的私人生活而努力。
美国精英是以一个没有对手的资产阶级的身份顺利登上现代历史舞台的。无论是在此之前还是自此以后，没有哪国资产阶级享有这样的机遇和优势，没有哪个邻国可以依靠军事手段，轻而易举地占领一片自然资源丰富的独立大陆，并吸引劳动力纷纷前往。权力框架和与之匹配的意识形态应运而生。反对限制重商主义者，继承了自由放任政策；反对南方种植园主，强制推行工业主义。独立战争终结了贵族在殖民地的狂妄作为，反对独立的人逃离祖国，千千万万庄园被毁。安德鲁·杰克逊(3)式的身份变革结束了古老的新英格兰家族后裔的垄断地位。内战瓦解了战争爆发之前南方人追求更多尊严的权力，也在这个过程中摧毁了他们的声望。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使继承下的贵族不可能在美国发展和延续。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相信战争与和平、贫穷与繁荣已不再和"财富"或"命运"有关，我们相信这些比以往更好控制，那幺我们必须追问这一切是由谁控制的。答案必定是：除了那些掌握的决策和权力手段得到高度强化和集中化的人以外，还能是谁？我们可能还会追问：为什幺不是他们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现在美国精英的背景和特点。
但这并不表示美国社会没有上流阶层。即便出身"中产阶级"，不享有公认的贵族头衔，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积累巨大的财富、赢得优越的社会地位后，依然属于中产阶级。原生背景和新晋地位或许使美国的上流阶层不如别国的那般耀眼，但是当今的美国，权力和财富存在各个层级，这不为中下阶层的民众所知，甚至他们连做梦都想不到。有些家庭能免受经济动荡和衰退的影响，而富裕家庭和底层人士却无法幸免。一些小集团的掌权者做出的决策对底层人士有巨大影响。
精英阶层无能的观点，不应该阻止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可能是政客们现在能问的最重要的问题。美国精英既不是全能的，也不是无能的，这些是被代言人作为借口或是吹嘘时，公开使用的抽象的绝对思想。但是，就此而言，我们想要澄清眼前的政治问题，首先是负责任的权力的问题。
美国未有过封建统治，这对美国精英阶层以及作为一个历史整体的美国社会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时期以前，美国社会并不存在与资产阶级立场全然相反的贵族阶层。同时也说明，资产阶级不仅独占财富，而且揽尽名望和权力；这意味着，没有贵族占据显赫的社会地位，垄断德高望重之士尊享的价值，而且这也无法通过世袭来实现；这意味着，没有教会显贵或者宫廷贵族，没有令人敬仰、根基稳固的大地主，也没有独揽大权的军官反对过富庶的资产阶级，没有人能以出身和特权之名成功抵制资产阶级的发展。
我们时代"历史的本质"没有排除决策者小集团的重要功能。与之相反的是，现在的结构正好使这种观点不仅合理，而且非常具有说服力。
统治阶层的这种观点暗示，精英中大部分人都有着同样的社会背景，他们终其一生都维系着非正式的社交网络，这也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富人、官员和名人各阶层间的职位互换性。当然，我们必须同时注意到，若真的存在精英阶层，从历史角度来看，其社会形象和社会形态都与曾统治欧洲各国的贵族家庭截然不同。
占据现代社会主导职位的人，通过"人的心理特征"或"社会行为"塑造和挑选为其服务的人。有人认为他们确实面临选择，而且他们的选择导致的结果是在创造历史。"人的心理特征"或"社会行为"并没有使这种观点变得不合理。
现在，我们不想用自己的定义来预判，占据领导职位的精英是否是一个明确社会阶层中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成员，或者是否相当大比例的精英源自一个如此明确的社会阶层，这些都还有待查明。然而，为了能够确认要调查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富人、官员和名人的传记与回忆录中明确表明：无论他们是什幺身份，上流阶层的人士同许多重叠的"群体"和"小集团"有着复杂的联系，"同一阶层的人"有着同样的魅力----尽管这对他们和其他人来说变得越来越明朗，但是，只有当他们察觉到有必要与其他阶层划清界限时，只有当他们处于共同的防御姿态下，他们才开始发现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才会紧密地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因此，美国政客完全有理由为一系列组成当今历史的决定性事件，向权力精英问责。
上流社会人士也被认为是社会的顶层成员，这是因为，圈内成员彼此认识，在社交和生意场上见面，做决策的时候会把其他人考虑在内。根据这个理念，精英觉得他们是上流社会的核心，[4]并且别人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他们或多或少形成了一个紧凑的社会和心理实体，他们已然成为社会阶层中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成员。人们或被这个阶层接纳，或被排斥在外。精英与非精英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而且不仅仅是人数上的差异。精英或多或少意识到他们是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对待同一阶层人士的方式与对待其他阶层人士的方式截然不同。他们相互包容、相互理解、通婚联姻，即使不聚在一起，也以相似的方式工作和思考。
现在人们认为没有权力精英，就像19世纪30年代人们认为统治阶级是一切不公正和公共问题的罪魁祸首，这两种概念的流行程度不分上下。我不应该武断地将一些简单和单方面的统治阶级界定为美国社会的主要推动力，就像我不应该认为当今美国的所有历史变化只是顺其自然的事。
三
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盲目的自发行为，这是深感自己无能的宿命论者的想法，如果他们曾经积极参与政治事务，而且讲求原则，也可能是深感愧疚的自白。
如果，我们卸下美国权力榜、富豪榜和名人榜前一百强的职衔，打破他们的人脉，截断他们的资金，屏蔽为他们服务的大众传媒，那幺，他们将沦为身无分文且默默无闻的一介草民。因为，权力并非个人所有，财富并不集中在富人身上，名望也并非是与生俱来的。享有名望、坐拥财富、手握权力，这些都需要借助于重要机构，在机构担任的职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拥有和把握这些宝贵经验的机会。
认为历史源于臭名昭着的恶棍或名声卓着的英雄的阴谋活动，这种想法也是对以下探索的映射：努力探索社会结构的变化如何为各类精英提供机会，以及他们如何对自身优势加以利用或摒弃。认为历史源于阴谋活动或认为历史是顺其自然的结果，接受其中任何一种观点都是在放弃对权力真相和途径的探索。
社会结构下的重大机构组织的声望越来越高。显而易见的是，名望取决于它们接触到的宣传机器。通常，宣传机器对名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也是现代美国所有大型机构的主要和普遍特征。而且，企业、政府和军事机关的这些等级机构的一大特征是，高层可以互调职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形成名望的累积。例如，名望诉求最初可能是基于军内职务，接着，受企业管理的教育机构表达并强化了这种诉求，然后实现盈利。最后，以艾森豪威尔将军为代表的人士，权力和名望都在政治秩序中达到了顶峰。同财富和权力一样，名望也有积累效果：拥有的越多，能得到的也就越多。这些价值通常也能够转化：富人比穷人更容易谋得权力，有地位的人也更容易把握赚取财富的机会。
八
现代大企业是攫取财富的主要手段，但是，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机构也打开和关闭了许多财富之门。收入总量及其来源、对消费品和生产资本的支配能力，都由在政治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决定。我们对富豪的关注点应该不仅仅停留在他们奢侈或吝啬的消费方式上，我们应该审视他们与现代企业资产形式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决定着现在人们获取巨额财富和高收入的机会。
我想尝试弄清我们时代的权力精英，从而给匿名的"他们"一个负责任的定义，底层大众认为"他们"与匿名的"我们"是相对的概念。我应该首先简单测试一下大多数人熟知的上流阶层：当地社会的新旧上流阶层和大都市前400强；然后勾勒出名流圈，展示出美国社会的名望体系首次上升为国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越是细微和独特的方面越能立刻分散人们对更具专制特征方面的注意力，这也证明了通常鲜为人知的权力。
同样，财富也要通过机构来获得和掌握。如果仅从巨富这一方面出发，那幺将无法准确地了解财富金字塔。正如我们所见，世代承袭的名门望族、现代社会的企业机构，这些富裕的家族都与资产数百万的大企业联系密切，这种往来是合法的，而且常常是管理上的联系。
在调查富豪和总裁时，我需要指出，无论是"美国六十大家族"还是"管理革命"都没能为上流阶层的转变给予合适的解释，因为如今他们是在企业富商的特权阶层中被组织起来的。
权力精英构成的上流社会，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这些精英拥有比普通人更多的资产和更宝贵的经验。从这一点来看，精英无非就是那些拥有更多的人：如金钱、权力和名望，以及由这一切产生的生活方式。[3]然而事实上，精英并非单纯意义上拥有得更多的人，因为如果他们没有在重大机构内担任要职，他们就无法比普通人拥有更多。进入这些机构是获得权力、财富和名望的基础，同时，机构的领导人能够行使权力，获得并保持财富，用财富换取更高的名望。我们所说的强权者，当然是指那些即使遭遇抵抗也能够实现自己意愿的人。因此，除非在重大机构担任要职，否则没有人能够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权力，正是通过这些机构的权力手段，真正的权力才有影响力。级别较高的政客和政府重要官员拥有这种机构权力，海陆军上将、规模较大企业的主要股东和经理人也是如此。当然，也并非所有的权力都是机构的附庸品，权力因其而生，经其行使，但是，只有依附于机构的权力才能得以持久、富有意义。
在把美国政客描述为一个典型的历史类型后，我将尝试展示出，在"进步时代"(6)，被观察者视为"隐形政府"的事物，现在已为人所知。压力、竞选活动和国会权术，这些被称为政治方面的核心内容，如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下放给了权力中层。
二
在讨论军事优势时，我将尝试理清，海陆空上将们是如何获得与政治、经济高度相关的决定性职位，以及他们是如何与企业富商和有形政府中的政治委员们共逐巨额利益的。
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这三个不断壮大和集权的领域内部，形成了由经济、政治和军事精英组成的上流社会。他们是活跃在经济领域金字塔塔尖的富商，如企业首席执行官；他们是位于政治领域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政治委员；在军事机构内部，他们是参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各兵种军事精英。由于每个领域都与另两个领域有重叠部分，其决策造成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三大领域的佼佼者----军队将领、企业领袖和政府高官往往团结在一起，形成美国的权力精英。
在我尽力把这些和其他趋势清楚展示出来后，我将重新回到权力精英的主要问题上来，然后继续为大众社会补充概念。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每一次危机爆发，如战争、经济萧条、繁荣，都充分印证了三大领域之间相互联系。在每一场危机中，决策者们都会达成一种共识：主要的机构秩序之间是相互依存的。19世纪，各机构的规模较小，由于市场在自主经济中自由运行，因此各机构自动整合在一起。在自主政治领域，它们通过协议和投票实现整合。那时，人们认为少数决定会引发不平衡和摩擦，之后，一种新的平衡会在适当时机出现的想法已不再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三大领域的高层都不会持这种观点。由于每个领域的果断决策或优柔寡断都会影响到其他领域，所以高层决策可能很快协商一致，也可能迟迟无法统一意见，不过也并非总是如此。例如，当许多小企业家参与经济活动时，其中多家企业可能会破产，它们造成的影响仅局限于当地，政治和军事部门不会对其加以干涉。但是现在，考虑到政治前景和军事责任，眼看重大私营企业从萧条走向破产，他们能够冷眼旁观、置身事外吗？他们干预经济事务的次数在不断增加，因此，任何一个领域颁布的控制性决策，都会受到另两个领域相关部门的审查，经济、军事和政治领域就是这样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我认为，在这个特别的时代，历史形势的结合导致权力精英的崛起，权力精英现在可以单独或共同制定关键决策，由于现存的权力手段得到强化和集中化，他们参与或未参与制定的决策所产生的影响之大和影响的人数之多，达到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
当任意一个领域得到扩张、实现集中化，其活动造成的结果都会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与另外两个领域的交往也会日趋频繁。少数企业的决策关乎军事、政治乃至全球经济形势的发展；军事机构的决策取决于政治和经济活动，同时也对政治和经济活动有着巨大的影响；政治决策也决定着经济活动和军事项目。一方面，经济不再对政治无关紧要；另一方面，政治体制----包括军事组织----对经济也不再是无足轻重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机构、军事决策之间的联系方式有上千种，从欧洲中部到亚洲周边，经济、军事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关联程度不断增加。[2]如果政府干预企业经济，那幺企业也会影响政府程序。从结构意义上来说，权力三角形是部门间相互关联的根源，对当今的历史架构最为重要。
我还认为，权力的中间阶层产生了一种半组织的僵持局面，在权力底层产生了一种类似大众的社会，其形象与志愿社团和大众代表掌握权力秘诀的社会几乎没有任何相似度。相对于被权力中层分散注意力的人通常所持的观点，事实上，美国权力体系的顶层更加团结一致，也更有影响力，而底层则更为分散，也更加无能。权力中层既不能像底层一样表达意愿，也不能像顶层一样做出决策。
在上述任意的一种体制内，决策者行使权力的方式都得到了巨大的改进，他们的行政权力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而且，他们的管理例程都经过精心编排、更加严格。
注释
军事体制----曾经是在互不信任时期，州民兵团建立的势单力薄的机构，现已发展成为队伍和开支最庞大的政府部门。尽管如今的军队十分擅长处理公共关系，但是政治领域的扩张形势仍严峻而缓慢。
[1]Jacob Burckhardt，Force and Freedom（New York：Pantheon Books，1943）pp．303 ff.
政治体制----曾经是权力分散的几十个州，如今已形成权力集中的行政机构，并将之前许多分散的权力集结在一起，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
[2]参见Hans Gerth和C.赖特·米尔斯合着的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New York：Harcourt，Brace，1953），pp．457 ff.。
经济----曾经是自主平衡下分散的小生产单位----现在由两三百家企业巨头主导，这些企业在行政和政治上相互关联，共同掌握着经济决策的关键。
[3]在现代，利用统计学概念挑选出一些价值，并把最能体现这些价值的人称为精英，这源于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他以这种方式指出了中心要旨："我们假设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分支中，按照在学校考试中各科目被划定等级的方式，给予每人一个代表能力水平的指数。例如，律师中水平最高的给予10分，给予没有签到客户的人1分，给予彻头彻尾的傻子0分。对于赚了数百万美元的人----以诚实或不诚实的方式----我们会给他10分。给赚了数千美元的6分，努力脱贫的人1分，变得贫穷的人0分......我们给他们活动的分支中，得分指数最高的人划定一个阶层，并把他们命名为精英"。维弗雷多·帕累托的The Mind and Society（New York：Harcourt，Brace，1935），par．2027和2031。遵循这种方式的人最终没有发现一个精英，只得到与他们挑选出的一系列价值对应的数字。同许多异常的推理方式一样，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明确的方式进行思考。要熟练使用这种方式，可以参见Harold D．Lasswell的着作，尤其是Politics：Who Gets What，When，How（New York： McGraw-Hill，1936），要更加系统地使用该方式，参见H．D．Lasswell和Abraham Kaplan合着的Power and Socie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0）。
在企业、政府和军队这三大机构内，典型的机构单位已经发展壮大、变得行政化，在决策权方面也变得集中化。对各机构来说，它们已经吸纳了这些发展形势背后隐藏着惊人的技术并加以引导，与此同时，这种技术也反过来影响并促进机构的发展。
[4]毫无疑问，精英作为上层社会成员的概念与当前盛行的分层的共识是一致的。严格地说，它更接近"地位群体"而非"阶层"，Joseph A．Schumpeter的"Social Classes in an Ethically Homogeneous Environment，"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New York：Augustus M．Kelley，Inc.，1951），pp．133 ff.，尤其是pp．137-47，以及参见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New York：Harper，1950）第三版的第二部分。想要了解阶层和地位群体的区别，参见马克斯·韦伯的Essays in Sociology（由Gerth和米尔斯编译；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对比卡尔·马克思的阶层概念，以及关于法国的数据，来分析帕累托的精英概念，参见Raymond Aron的"Social Structure and Ruling Class，"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I，nos．1 and 2（1950）。
如果实施中央集权的国家无法通过公立和私立学校传播爱国精神，国家领导人会立刻修改这种不为集权服务的教育体系；如果前500强企业的破产率与3700万名夫妇的正常离婚率持平，那幺可能会出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如果献身的士兵的人数比他们所属教会信徒的人数少，那幺可能会出现军事危机。
[5]近年来，本着道德标准衡量特征类型的原则，界定精英和大众的文章中，最有名的可能是Jose Ortega y Gasset的The Revolt of the Masses（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Mentor Edition，1950），esp．pp．91 ff.。
现代个人的命运不仅取决于他们出生的家庭，或者他们自己组建的家庭，而且更多地取决于他们在青壮年时期兢兢业业为之效劳的企业；不仅取决于他们的母校，而且取决于对他们一生都有重要影响的祖国；不仅取决于他们做礼拜的教堂，而且取决于他们参军所属的部队。
[6]美国精英是一种模糊的有歧义的形象，当我们听见或使用上流阶层、大人物、高层、百万富豪俱乐部、上等人和大人物这样的词汇时，我们至少依稀知道他们意味着什幺，他们经常做什幺。然而，我们不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形象中的每一个都联系起来；我们很少努力在脑海中形成精英阶层的整体形象。甚至偶尔当我们努力这样做的时候，也往往会认为本来就没有"完整的形象"。就像我们认为的那样，不存在单个的精英，而是许多，认为他们与其他精英没有真正的联系。我们必须明白，或许我们认为他们不是一个整体的印象，可能仅仅是因为我们缺乏严谨的分析和社会学的想象力。精英的第一个概念是就这些机构形成的机构位置和社会结构的社会学而言的，第二个概念是就挑选出来的价值观的统计学而言的，第三概念是就集团成员而言的，第四是就特定人格类型的道德程度而言的。直白地总结一下就是：他们领导着什幺？他们拥有什幺？他们属于什幺？他们到底是谁？在这一章中，以及整本书中，我把第一个概念作为了通用概念----从机构位置来定义精英----在其中也加入了一些其他观点。对精英的直白定义有一个实际优势和两个理论优势。实际优势是它似乎是进入整个问题最简单、最具体的"方法"----如果仅仅因为大量的信息是多多少少已经存在的，可供对这些圈子和机构进行社会学思考。但是，理论优势更加重要。首先，机构或结构上的定义并没有要求我们根据定义来预判我们应该对合理调查持开放的态度。精英的道德构成，例如人们形成了特定的性格特征不是最终的定义，因为除了道德上的武断外，这会立刻引人发问，他们为什幺形成了这种或那种性格。因此，我们应该放开精英真实的性格类型，而不是通过定义就哪一种类型来挑选他们。同样，我们也不要仅仅通过定义去预判精英是否是一个社会阶层有道德良知的成员。就主要机构而言来对精英进行定义的第二大理论优势是，我希望这本书从整体上表述清晰，是事实让我们以系统的方式来与精英的其他三个概念契合：一，他们终其一生占据的机构位置决定了他们具备和维持那些价值的机会。二，他们养成的心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感受到的价值观和他们在机构中的职责决定的。三，最后，他们是否认为自己属于上流阶层，是否根据自己认定的利益而行事----这些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机构中所担任的职位，反过来决定他们具备挑选出来的价值观和他们养成的性格。
家庭、教堂和学校调整自身以适应现代生活，而政府、军队和企业塑造现代生活。鉴于此，政府、军队和企业将家庭、教堂和学校变成它们达到目的的手段。宗教机构为军队提供牧师，鼓舞军队士气以高效作战；学校挑选和培育人才，使之能够胜任企业的工作，以及完成军队的专业任务。当然，工业革命早已使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变得支离破碎，现在，如果有需要的话，儿子和父亲必须随时响应部队的号召，离开家庭奔赴战场。政府、军队和企业将教堂、家庭和学校变成它们的代理机构，从而将权力和决策合法化。
[7]这个例子十分有名，参见Gaetano Mosca，The Ruling Class（New York：McGraw-Hill，1939）。对Mosca的精辟分析，参见Fritz Morstein Marx的"The Bureaucratic State，"Review of Politics，vol．I，1939，pp．457 ff.，以及1952年4月米尔斯的"On Intellectual Craftsmanship，"油印，哥伦比亚大学，1955年2月。
在美国社会内部，主要的国家权力集中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现代历史中，其他机构似乎都被边缘化了，有些机构只是偶尔适当地从属于这三大领域。在参与国家事务方面，任何大企业都比单个家庭拥有更加直接的参与权；在美国，没有哪个教堂可以像军事机构那样对年轻人的成长历程产生更直接的重大影响；在决定国家事务方面，国家安全委员会拥有的影响力任何大学都无法比拟。宗教、教育机构和家庭都不是国家权力的自治中心，而经济、政治、军事这三大领域对它们的影响日渐凸显，最终对其产生决定性的直接影响。
[8]了解几个主要的历史哲学观准确而精辟的陈述，参见Karl Lowith的Meaning in Hist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9），pp．125 ff.。
应该综合考虑上述两种观点，但上述两种观点都不够充分。了解美国精英的权力，既不能局限于认识事件的历史范畴，也不能只接受一些人在公开决策中彰显的个人观点。在这些人和历史事件背后，连接着这两者的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制度。国家、企业和军队的等级制度，构成了权力的行使手段。正因如此，他们现在拥有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在权力至高点，占据现代社会主导位置的精英们，让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了解美国的上流社会。
[9]一些内容出自Gerth和米尔斯合着的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pp．405 ff.。关于由角色决定的和决定角色的人，参见Sidney Hook的论着The Hero in History（New York：John Day，1943）。
一方面，对于重大历史事件持上述观点的人认为存在精英，而且精英的权力不可小觑；另一方面，有的人会仔细聆听对重大事件有决策权的人们所做的报告，这部分人认为没有哪位精英手中紧握的权力会产生决定性的后果。
[10]下面的观点是我从Joseph Wood Krutch关于道德选择的展示中得出的观点，参见The Measure of Man（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54），p．52。
然而，还有另一种比较模糊的观点：有些人认为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紧密的，且影响力颇高的精英群体，他们在美国广受欢迎，这是一种以当代历史潮流为依据的观点。例如，持此种观点的人认为：从军事行动的主导方面可以推断出，海陆空上将以及受其影响的决策者都是拥有巨大权威的人。他们听闻国会再次将事关战争与和平的决策权交到了少数几个人手中。他们知道向日本投放的原子弹是以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投下的，尽管决策者在投放前并未就此事征求过意见。他们深感生活在一个重大决策的时代，却并未参与任何决策。由此，他们把当下视为历史，他们认为无论做不做决策，在核心位置必然存在权力精英。
(1) 雅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瑞士文化历史学家。
关于精英的本质和权力的真相，对精英们而言，并非知而不言的秘事。他们对自己在一系列事件和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持各种理论。他们常常不确定自己的角色定位，而且在很多时候，他们任凭内心的恐惧和希望去左右对自己权力的评估。无论手握多大的实权，相对使用权力而遭受的抵制而言，他们更倾向于忽视它。而且，大多数的美国精英非常擅长使用公关辞令，甚至在独自一人时也会加以使用，因而他们对公关辞令愈加深信不疑。要想清楚地了解上流社会，需要从几个方面进行探究，精英们的个人意志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然而有许多人认为根本就不会产生精英，或者即使有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他们仅仅把观点建立在了精英如何看待自己或精英在公共场合的表态之上。
(2) 利益团体（Pressure Groups），也称倡导团体或压力团体，指具有相同利益并向社会或政府提出诉求，以争取团体及其成员利益、影响公共政策的社会团体。----译注
一
(3) 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1767--1845），美国第7任总统。----译注
权力精英并不是孤立的统治者。顾问和幕僚，发言人与意见领袖通常是更高层次想法和决定的领导者。比精英稍逊一筹的是国会、利益团体(2)中的中层职业政客，或是地区、城镇中新旧上层阶级中的一员。与中层政客们混迹在一起的是职业名流，我们将会用新奇的方式加以探索，这些职业名流只要还享有名望，就出尽风头，乐此不疲，并以此为生。即使这些名流不是支配阶层的领头人，他们通常也能够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或者引起轰动，更直截了当地说，他们能够向直接掌权者建言献策。道德评论家、善于弄权者、上帝的代言人、大众舆论的制造者，这些相对独立的名人和顾问都在参演一出精英们出演的戏剧，只不过戏剧的主角是重大权力机构中位高权重之人。
权力精英都是地位显赫之士，凌驾于普通人之上，他们能够做出具有重大影响的决定。是否制定重大决策，这本身并不那幺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确实享有制定决策的重要地位：相比于他们做出的决定，他们无法行动、不能做出决定的后果更为严重。因为他们掌控着现代社会各大统治集团和机构组织，主宰大型企业，管控国家机构并享有特权。他们指挥军事机关，占据主导社会结构的战略位置，因此可以集中、高效地利用他们享有的权力、坐拥的财富和获得的名望。
(5) 无能的精英的观点，正如我们将在第十一章中看到的：平衡理论得到自主经济的强力支持，经济精英通过否定权力的存在来解决自主经济中的权力问题。没有人有足够的权力来实现颠覆，事情是一种隐形平衡的结果。权力精英也是如此，用平衡的模式来解决权力问题。与市场经济一样，无领袖的民主里，每个人都不需要为什幺负责，又什幺都负责，人的意志通过公正的选举程序得以体现。
但并非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普通人。当信息和权力的途径被集中，结果就是这些人得以在美国社会占据一席之地----在那个他们可以俯视的，发号施令并能产生巨大影响的，普通大众的日常世界。这些人并非被工作所塑造，他们既能为成千上万的人创造，也能消灭这些工作；他们也不会受制于简单的家庭责任，他们可以避免；他们也许生活在各种酒店和宅邸，但并不属于任何一个社区管辖。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满足日常的需求，在某些方面，他们创造了这些需求，并能使其他人来满足他们。无论他们是否宣称自己手握权力，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政治经验都远远超越了普通大众。如雅各·布克哈特提到"大人物"时所说的话，大多数美国人可能也会这样形容他们眼中的精英："他们是那些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人。"(1)[1]
(6) 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在美国历史上是指1890年至1920年期间。----译注
普通人的权力受制于他们生活中的日常世界，甚至在职场、家庭、邻里的常规活动中，他们也常常被一些难以理解和支配的力量所左右。"巨变"，无法被他们掌控，却仍然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和观念。在现代社会体系下，人们的局限并非来自于他们自身，而是他们周围的一切。现在，这些变化压迫着形形色色的社会大众，这些人因此感到他们盲目地处于一个没有权力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