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德1997年时曾说：“我同电视网高管辩论后，他们会过来跟我说：‘瞧，你不懂。大家喜欢我们放的节目。我们做了市场调查，发现观众都是笨蛋。’嗯，当我面对传统电视节目时，我是笨蛋。要找好东西太麻烦了，就算你找到了，很可能也不符合你的特殊兴趣。即使有50乃至500个频道，电视也还是‘公分母’最小的媒介。你根本不会去只有500本书的书店。在图书或杂志行业，99.7%的东西显然不适合你，互联网就是这样。互联网这种媒介是人们的首选，它偏向每一个体擅长的领域，而不是极少数共同兴趣，这些共同兴趣大都是挑逗性和耸人听闻的。”
末日预言家不可避免地获得了最多关注，但也有一位引人注目的乐观主义者，他就是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1990年，当互联网还局限在少数极客的小圈子内部时，他就出版了一本名为《后电视时代的生活》（Life After Television）的书。书名在当时听起来很荒谬，因为那时候电视网和有线电视拥有庞大的观众群，但吉尔德幸灾乐祸地预计大众媒体将走向衰落。随着互联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走向成熟，他又预见了娱乐业的黄金时代。
事实证明，吉尔德的乐观看法是正确的。随着有线电视频道的激增和网络的成熟，人们可以在网飞、亚马逊和YouTube等平台上随时随地观看任何想看的节目，电视网时代让位于一个富有深度的正剧、喜剧和纪录片层出不穷的黄金时代。当然，现在仍然有大量垃圾，但也有比以往任何荧幕上看到的任何东西更丰富、更复杂的史诗级系列片。一旦电视网高管丧失对节目的掌控，电视就超越电影成为创新的媒介。观众不仅仅想看俗套的情景喜剧或购买立方氧化锆戒指，如果可以选择，他们会选择欣赏精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这片荒原开始改变，让位于成百上千个有线电视台和好几百万个网站时，技术恐惧者做出了更多的灾难预测。按照一位经常被人提到的“媒体生态学”教授的说法，信息革命让美国进入了没有“超验目的感或意义”的“极权主义技术统治”。《数据雾霾》（Data Smog）和《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等书籍就“信息过载”发出警告，并哀叹新媒体的粗俗：叫卖立方氧化锆戒指的购物频道，没完没了的信息广告，还有让通灵师、占星家和色情明星大出风头的娱乐节目。
如今，社交媒体领域也在发生这种变革。人们摆脱了旧大众媒体新闻的寡头垄断，正在寻找自己的新闻来源，而对灾难的预测再次出现。专家和政客谴责所谓左右选举的“假新闻”的兴起，谴责使民意极化的“意识形态筒仓”（ideological silo）和“回音室”（echo chamber）。美国和欧洲一直有人呼吁，应像监管公用事业公司一样监管谷歌、YouTube、脸书、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公司。但悲观主义者又一次炒作这个问题，并提出了错误的解决方案。
每一项新的通信技术都会受到质疑，尤其是受政治和知识精英的质疑。苏格拉底抱怨说，写作削弱了人们的记忆能力。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禁止印刷机，因为印刷机对宗教团体和传统抄写员的工作构成威胁；而天主教会的领导者则禁止异端书籍。报纸被指责为社会孤立的罪魁祸首，广播被斥为煽动的工具，电视则被贬抑为“茫茫荒原”。
没错，人们确有可能退入意识形态的筒仓，但分析在线行为的学者们发现很少有人真的这么做。大多数美国人的政治观点仍然温和，民意调查显示，他们的观点在最近几十年里并没有太大变化。巨大的变化（明显的意见极化）并非发生在民众当中，而是发生在社会科学家所称的政治阶层中，其中包括危机行业的大多数行为体：立法者、政治活动家、竞选捐赠者、记者、游说者和为公共政策而战的学者。他们把自己隔离在政治光谱的两端，并试图拉拢这个国家的其他人。他们的恶意斗争使人们普遍产生了政治学家莫里斯·菲奥莉娜（Morris Fiorina）所说的“虚假极化”之感。典型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准确地认识到自己是温和派，但他们误以为对方的选民已经极端到危险的地步，因此，他们对另一方的敌意越来越强。
“低坏饮食”
这种日益增长的敌意时常被归咎于社交媒体，但该趋势在脸书流行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而且这种党派敌意在较年长的美国人当中也一样强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年长者访问互联网的时间相对较少（他们看有线电视新闻的时间较多）。催生虚假极化的并不是社交媒体，责任主要在于传统大众媒体、政客以及危机行业的其他人：他们用尖厉的声音不断吓唬公众，并妖魔化任何不赞成他们就新近危机所提解决方案的人。看他们每天每月、每时每刻相互抨击，会产生和每晚看犯罪报道相同的效果。你开始相信问题比实际情况更糟。
当然，这些令人开心的发现所吸引的关注并不如坏消息那么多。但我们乐观地认为，这种情况也是可以改变的。
你无法阻止专业恐惧贩子从事他们的工作，也无法阻止他们传播的消息触动大脑中的古老区域，但你可以从一开始就不看他们。我们将负面偏差与积聚卡路里的冲动进行过比较：在人类祖先生活的稀树草原上，两者都是适应性行为，但在今天的环境中却很有问题。“大丰盛”导致人类的腰围大大增加，因为有太多让人发胖的食物整天诱惑着我们。食物的丰富，加上联邦政府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以碳水化合物代替脂肪的可疑建议，导致肥胖率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大幅攀升。但这一趋势在过去15年里有所缓和，肥胖率实际上已经连续数年下降，因为许多美国人开始改变自己的饮食结构。他们食用更多坚果、谷物和水果，并减少了汽水和其他含糖饮料的摄入量。在我们撰写的关于自我控制的《意志力》一书中，我们指出，垃圾食品很可能是一种最难抵御的诱惑，但人们正在学习如何抵御它。
心理学家认识到自己的研究已被负面偏差扭曲了太长时间，于是他们找出了一些新策略来突出正面。他们意识到，人并不会被困在限制情绪波动范围的“快乐水车”上。通过观察大多数创伤受害者如何变得更坚强，大多数人如何在晚年变得更快乐，心理学家们已经证实，各种各样的波丽安娜快乐游戏确实能够发挥作用。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可以通过有意识地转换叙事视角、关注自己的喜乐和品味生活中的美好时刻来对抗“坏”的力量。怀旧不仅是欣赏过去的工具，也是照亮现在和未来的工具。研究人员发现，积极的心理活动对身心都有益处，对生活满意并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人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和总体死亡率较低便是明证。
我们希望在信息消费方面看到类似的趋势，看到人们选择“低坏饮食”。兜售“坏”的商贩并不比卖垃圾食品的商贩更具诱惑力。我们使用两种基本方法，即最小化负面和突出正面来应对个人关系和商业中“坏”的力量，这些方法也能够帮助我们克服扭曲政见和民意的负面偏差。发生校园枪击或恐怖袭击时，不要在电视直播中沉迷好几个小时。当政客和专家相互攻击时，换个频道。如果你设法遵循“四比一定律”，每看一则负面报道，就看四则正能量报道，你花在新闻频道上的时间就会少得多。这需要一些努力，但正变得越来越简单，因为我们有了许许多多新的选择。
当你认识到安全成瘾的非理性，你就从束缚中解放出来，为承担新风险做好了准备。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这就是为什么橄榄球教练一直在第四档选择弃踢，但有些教练略微增添了几分冒险的勇气就取得了巨大胜利，我们期待最终有更多人借鉴凯文·凯利的成功经验。压倒直觉反应需要付出努力，但“无畏费利克斯”据以平息恐慌的技巧正在被其他人借鉴，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借鉴。应对问题员工和愤怒的顾客也需要付出努力，但企业正在学习避免让“烂苹果”破坏团队，并效仿卡萨布兰卡酒店消除负面影响的策略。网络世界的负面效应迫使公司为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而顾客自然会发现新的槽点，进而迫使公司进一步改进工作，从而更好地服务公众。
旧媒体就像大呼小叫地报道最新犯罪或丑闻的小报。新媒体则如乔治·吉尔德所预测的那样，更像是一家书店，里面有成千上万册图书，吸引着对各种不那么耸人听闻的东西感兴趣的人。尽管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挖苦、泄愤和狂喷，但它其实比大众媒体更加乐观。我们在第八章中提到，人们更喜欢上传自然奇观而不是大屠杀的照片。人们结成网上社群，是基于共同的知识和文化热情，而不是基于对政敌的共同蔑视。
铭记“负面黄金法则”（关键不在于你为别人做了什么，而在于没有对别人做什么），你就可以避免悲伤并节省精力。避免食言比超出他人预期为你带来的好处更大。不必追求完美，做到足够好即可。通过认识批评的影响以及“批评三明治”的无效，你可以更有效地传达批评，也可以更积极地接受批评，使批评带来教益而不是摧毁信心。认识到惩罚比奖励有力得多，你就能成为更好的家长、教师或管理者。
他们从在YouTube上讲课的教授那里了解历史和宇宙学，在Instagram或脸书上与老朋友共叙旧情并享受怀旧的乐趣。他们点开书籍和长文的链接，了解科学进步和文化创新。通过仔细选择网友和筛选消息来源，你将以更阳光也更准确的视角看待世界。你会发现，好事与坏事的比例远远大于4∶1。
当伴侣让你失望时，不要往最坏的地方想，不妨强迫自己站在伴侣的角度看问题。或者采用第三方视角，当你做错事时，你也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在你看来微不足道的小错会对你的伴侣、家人或老板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每一项新技术都会带来新的问题，但我们确信，数字革命带来的好处将远远超过其造成的代价。“大丰盛”年代最优良的传统是将人们从中央集权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自由地开展实验并分享创新。社会上总会有愚蠢行为和道德恐慌，但个人可以学会独立思考。这就是我们写作本书的原因。
我们可以像打败“四骑士”那样，运用前额叶皮质驯服古老脑区的原始冲动，或者至少训练自己认识到这些负面冲动是如何扭曲感知和决策的。如前文所述，“四比一定律”并不是普遍适用的自然法则，而是一项仅供参考的粗略指南。如果你提醒自己，通常需要四件好事才能抵消一件坏事造成的影响，你就知道自己对坏事的直觉反应并不可靠。遇到挫折时，不要大惊小怪，不妨将挫折与你取得的进步做一番比较，看看孰轻孰重。
我们抱有与苏格兰记者查尔斯·麦凯（Charles Mackay）相同的乐观态度，他早我们很多年发现了“危机的危机”。麦凯并没有使用这个标签，但他在经典之作《大癫狂：群体性狂热与泡沫经济》（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中清楚地提到了这个问题。该书出版于1841年，讨论了历史上激起猎巫、经济投机泡沫、世界末日恐慌和其他“大众愚昧”的狂热。麦凯没有提供太多诊断方法（社会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多年后才建立起关于负面偏差和社会愚昧的理论），也没有装模作样地提出任何宏大的政治解决方案。他没有提议重塑社会。他的目标和我们一样，是启发他的每一位读者。
“坏”将永远比“好”更强大，但“好”的前景正在改善。我们列举了负面效应产生的种种危害：错误的判断、无谓的争吵和社会愚昧，但我们确信，“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被攻破，因为我们对“坏”的了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透彻。人类形成了对自然界的新认识，使得工程师和科学家能够驾驭自然界的力量并克服自然界的危险，从而使人类寿命在“大丰盛”期间提高了一倍。在不断了解自己内在本质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努力驾驭和克服负面影响。
他写道：“常言道，人从众思考，也将从众疯狂，唯有独立思考，才能逐一缓慢恢复理智。”
“坏”比“好”更强大，有时似乎坚不可摧，但我们相信，“好”一定会占据上风。“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攻破，因为我们对“坏”的了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透彻。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可以通过有意识地转换叙事视角、关注自己的喜乐和品味生活中的美好时刻来对抗“坏”。
我们都受到负面效应的影响，但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地步出阴影。每个人都可以克服负面效应，或者把它变成我们自己和社会的优势。这就是生命日臻完善、文明日趋进步的方式。“坏”比“好”更强大，有时似乎坚不可摧，但我们相信，“好”一定会占据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