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特别感谢约翰·邓普顿基金会，尤其是克里斯托弗·莱文尼克对本书写作的支持以及对鲍迈斯特和其他心理学家研究的资助。约翰·蒂尔尼的写作得到《纽约时报》和《城市杂志》的支持，这两家媒体发表了他就书中涉及的一些主题（包括怀旧、波丽安娜原理、费利克斯·鲍姆加特纳的跳伞壮举和电子烟）撰写的文章；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创作硕士写作项目则为苏克里蒂·亚达瓦提供了为本书做调研的实习机会。亚达瓦富于创意、积极主动地运用她的经济学背景和新闻直觉来研究负面效应。我们感谢亚达瓦和实习项目的主管帕特里夏·奥图尔。鲍迈斯特能够抽出时间和精力写这本书，要感谢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罗素·塞奇基金会和昆士兰大学的支持，我们还感谢乔丹·兰德斯为研究提供的协助。
我们从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和作家那里得到慷慨的帮助和指导，包括布莱恩·安德森、克里斯·安德森、阿德里安·阿什利、杰西·奥苏贝尔、乔纳·伯杰、保罗·贝斯顿、戴维·布莱克（他指点我们关注了特罗洛普对负面效应的探索）、露西·布朗、伊莱扎·比灵顿、内森·德沃尔、约瑟夫·迪马西、彼得·谢里丹·多兹、克里斯·艾敏斯、威尔·菲尔普斯、克里斯托弗·弗格森、埃利·芬克尔、莫里斯·菲奥莉娜、哈里斯·弗里德曼、马修·根茨科、丹尼尔·吉尔伯特、乔治·吉尔德、比尔·戈德希尔、迪克·格罗特、乔纳森·海德、马特·哈特森、凯·海莫维茨、多米尼克·约翰逊、安吉拉·莱格、约翰·李斯特、希瑟·麦克唐纳、道格拉斯·梅纳德、凯里·莫尔韦奇、约翰·穆勒、格里·奥斯特罗姆、P. J.奥鲁尔克、乔纳森·劳赫、布拉德·罗杜、康斯坦丁·塞迪基德斯、阿齐姆·沙里夫、迈克尔·西格尔、勒诺尔·斯凯纳齐、雅各布·苏鲁姆、卡斯·桑斯坦、罗伯特·萨顿、凯特·斯威尼、菲利普·泰洛克、理查德·泰勒和特维·特洛伊。感谢所有人，还感谢那些在采访中与我们分享故事的人，包括普拉斯基学院的教练凯文·凯利；费利克斯·鲍姆加特纳，迈克尔·热尔韦、乔·基廷格、阿特·汤普森以及红牛平流层跳伞项目组其他成员；成功学院的伊娃·莫斯科维茨和安·鲍威尔；以及卡萨布兰卡酒店的阿黛尔·古特曼和约翰·塔博阿达。
我们自始至终都得到出色的作家代理人克里斯汀·达尔的热情鼓励，她帮助我们打造了本书的主要思想。ICM的卡罗琳·艾森曼和塔玛拉·卡瓦也提供了非常专业的协助。我们的编辑弗吉尼亚·史密斯娴熟地指导我们反复修改书稿，并在这一过程中给我们出了些绝妙的点子。我们感谢她，还感谢卡罗琳·西德妮、莫琳·克拉克，以及企鹅出版社团队的其他成员。
写书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朋友和同事给予我们许多帮助，多到“好”压倒了“坏”。我们首先要感谢与罗伊·鲍迈斯特合作撰写《“坏”比“好”更强大》那篇原始论文的心理学家们，他们是埃伦·布拉茨拉夫斯基、卡特里恩·芬肯奥尔和凯瑟琳·福斯。我们借鉴了马丁·塞利格曼在积极心理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还借鉴了罗德尼·斯塔克以有别于传统的视角讲述的宗教和科技创新史。为从当下的坏消息中分辨出好的长期趋势，我们借鉴了朱利安·西蒙、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他也是一位研究第四档弃踢之弊端的专家）、斯蒂芬·摩尔、马特·里德利、罗纳德·贝利和史蒂芬·平克等一批杰出乐观主义者的智慧。我们感谢马克斯·罗泽及其领导的网上出版物Our World in Data如此细致地描绘了现代生活中的美好趋势。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感谢家人和朋友。他们忍受着我们对写书的痴迷，耐着性子读完书稿，还帮我们出谋划策，考虑合适的书名。克里斯托弗·巴克利、帕特里克·库克和帕特里克·蒂尔尼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海伦·费舍尔勇敢地保持着“积极错觉”。卢克·蒂尔尼冷静地坚持着。黛安·蒂斯温柔、可靠、坚定。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