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愚昧
小鸡和其他动物非常害怕这个想象中的妖怪（门肯的说法），对安全的渴求促使它们跑到狐狸的洞穴里寻找避难所，结果狐狸立即就把它们吃了。这就是这个故事的警示教训，这个教训也适用于“危机的危机”。世上有很多饥肠辘辘的狐狸。
就算末日预言家夸大其词，他们不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吗？毕竟，负面效应会让损失变得更严重，所以就算事实证明没有必要，采取额外预防措施也算是有备无患。要是预言家这次说对了呢？这是危机行业的惯用逻辑。但我们需要考虑一个更大的问题，用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的话说就是“社会愚昧”。
我们把这些群体称为“坏”的商贩，但他们竭尽全力兜售“坏”并不只是为了钱。他们中有许多人真的感到了危机。最有说服力的末日预言家是那些相信自己预言的人。小鸡真的相信天要塌下来。问题不在于小鸡是否真心相信，而在于它对落到头上的橡子的误判和处理问题的计划。
奥尔森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美国经济学家，他发现了民主社会繁荣的最大障碍。他研究了集体行动问题，探讨了追求理性私利的个人到头来如何损害整个社会——这是一种社会愚昧。他最有名的著作是1982年出版的《国家兴衰探源》（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这本书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令人费解的经济增长模式。为什么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战败国出现如此迅速、如此惊人的复苏，创造了经济奇迹？为什么战胜国英国却沦为“欧洲病夫”？英国曾是工业革命的发动机，到了20世纪却发展得极其缓慢，这种状况促使经济学家去探寻“英国病”的成因。奥尔森将“英国病”诊断为经济动脉的硬化，是由对特殊利益集团的优待逐步累积而导致。作家乔纳森·劳赫（Jonathan Rauch）日后称之为“民主硬化症”（demosclerosis）。
霍尔德伦的错误预测和消灭基本人权的企图并未妨碍他当上总统科学顾问，甚至没有引起太多注意。同处于末日预言阵营的记者照例给这位同行行了方便。政治学家菲利普·泰洛克（Philip Tetlock）系统追踪了学者、专栏作家和其他收取报酬的公共预言家所做的近3万项预测，他发现，在危机行业，错误预测极少会葬送一个人的事业。他报告说，这些专业人士的预测准确率比纯粹瞎猜高不了多少（用他的话说是，就像“投飞镖的猩猩”），事实上比一些普通人的预测更不靠谱。专家们以自信和夸大其词弥补了准确性的欠缺，这就是他们的话被不断援引的原因。在危机行业中，记者、政客以及向记者和政客提供可怕预测的专家相互依存。记者需要耸人听闻的故事，政客需要竞选议题，专家需要知名度、声望和经费。
奥尔森告诉读者，当实业家团体、工会、农场主、专业协会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价格，夸大利润和工资，为争取补贴、提高关税、避税、出台限制竞争的法规而展开游说时，国家会受到何种影响。这些行为到头来会让社会，尤其是让没有强大特殊利益团体可依靠的穷人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但社会愚昧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普通公民并没有与任何一个游说团体做斗争的个人动力。除非出现重大颠覆，譬如摧毁德国和日本权力结构并使经济重启的战争，否则特殊利益集团将继续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牟取私利。
看到全球饥荒并未如期而至，埃利希和霍尔德伦推迟了日期。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警告说，到2020年，气候变化造成的饥荒可能导致全球10亿人死亡，而霍尔德伦2009年在白宫科学顾问任命听证会上被问及相关问题时，还坚称这种可能依然存在。从今天的情况来看，霍尔德伦的预测水平和以往一样差劲。据估计，自2010年以来，全世界一年只有不到4万人遭受饥荒之苦——这是有记载以来的最低数字，尽管从马尔萨斯的时代到现在，全球人口已经增长了7倍。此外，近年来非洲虽然有人在饥荒中死亡，但这并不是由粮食普遍短缺所致，而要归咎于内战，因为在内战中，敌人故意让对方挨饿。
奥尔森解释说：“这是由千万个小伤口造成的死亡，是由所有强大团体在社会中植入的一种现状偏差。这些规则歧视新人、新企业、新想法——而一个社会的活力恰恰应该来自这些地方。于是制度硬化开始出现，阻塞了国家的动脉。我认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社会问题。这种硬化很难发现，因为这些社会愚昧没有一个是致命的，但如果数量足够多，最终可以让社会陷入困境。”
1977年，埃利希和一位名叫约翰·霍尔德伦（John Holdren）的学者在生态学教科书中写道，政府有权为避免大批人挨饿而限制家庭规模。书中讨论了“非自愿生育控制”方法，包括在青春期少女皮下植入“绝育胶囊”，只有取得“官方许可”才可移除。作为一项知识型事业，人口危机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和欧洲的学者、记者、活动家和捐赠者推动的，是具有西方色彩的现象，但承受人口危机论后果的却是世界其他地区。这种鲁莽的末日预言触发了20世纪一些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拉丁美洲、孟加拉国和印度的数百万妇女接受了绝育手术，而且通常是强制性的。
奥尔森认识到，煽动危机是“民主硬化症”中固有的组成部分，因为政客和特殊利益集团都乐于煽动危机。这些政客和特殊利益集团信奉曾任芝加哥市长和白宫幕僚长的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的名言：“绝不要白白浪费一场严重的危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并不会因对炒作或不存在的问题反应过激而受益，但揭穿危机的真相不符合普通公民自身的利益。因此，小鸡面临的质疑很少，而且通常至少有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会积极扮演狐狸的角色，提出一种快速解决方案。
事实与马尔萨斯的预言恰好相反，却没能阻止其他学者一遍遍重犯他的错误。负面偏差蒙蔽了他们，使他们看不到良好的长期趋势。在20世纪，“大丰盛”使发展中国家人口激增，于是，自20世纪40年代《被掠夺的星球》（Our Plundered Planet）和《生存之路》（Road to Survival）等书籍出版以来，各路畅销书便纷纷预测全球将发生饥荒。1972年，一群“罗马俱乐部”的著名经济学家和科学家建立了计算机模型，预测食品和能源短缺将导致全球“人口爆炸”。畅销书《人口炸弹与富裕的终结》（The Population Bomb and The End of Affluence）的作者、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让这种情境广为人知。1970年，埃利希担心包括6 500万美国人在内的全球41亿人会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灭绝”中丧生。
危机可能并不是真实的危机，解决方案也不会带来任何长远益处，但政客们太心急了，根本顾不上查明真相。他们匆匆赶去救援，便能立即收获公众的关注和其他好处（比如竞选捐款）。不管政客实施何种政策，其影响都会在危机结束之后持续很久。当一个国家为打仗而扩充军队时，军队编制并不会在打完仗之后缩小到原来的规模。经济学家罗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在探讨政府规模膨胀史的《危机与利维坦》（Crisis and Leviathan）一书中记述了这种现象，他指出，官僚机构、监管规定和补贴并不会在危机之后消失，从这些政策中获益的特殊利益群体也不会消失。
危言耸听者挑拨农村人与城市人之间的关系（造就了美国目前的红蓝割裂局面），并推动阶级斗争（工业革命缔造的另一种新事物），以唤起古老的部落本能。在人人都很贫穷的漫长历史时期内，要想利用阶级分化是很困难的。但由于“大丰盛”提高了收入，缔造了新的社会阶层，便有了新的恐惧和仇恨可以利用。作家威廉·塔克（William Tucker）认为，有两种煽动手段一直都很灵验：一种是告诉穷人富人太有钱，另一种是告诉富人穷人太多。众所周知，第一种手段引发资本主义的危机，导致许多国家消灭了资本主义。另一种手段已被一批知识分子利用，最先利用这种手段的是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马尔萨斯是英国牧师，他担心英国人口出现激增，因为人类的预期寿命在工业革命期间有所提高。1798年，马尔萨斯根据数学计算颇有把握地宣布，由于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粮食的增长，注定会有大批人遭受饥饿之苦。
危机的成本会累积起来，而且这种成本不仅限于货币形式。我们耗费了无数时间和精力担心微不足道或凭空想象的威胁，到头来反倒导致我们的处境变得不那么安全。与宣布新技术为非法的古代皇帝一样，现代的危言耸听者也阻碍了缔造“大丰盛”的创新步伐。农业科学家在20世纪中叶掀起的绿色革命促使亚洲人口激增，他们预计，转基因作物的使用也能促使非洲农业发生类似革命，但第二次绿色革命受到绿色和平组织和欧美其他反转基因活动人士的阻挠。他们开展的运动不仅吓倒了公众，致使半数美国人认为转基因不健康，还导致基金会和政府减少了对转基因研究的资助，阻止了非洲农民种植能够养活更多人并与营养匮乏做斗争的作物。这种煽动恐惧的行为甚至导致赞比亚官员在饥荒期间拒绝外国粮食援助，因为其中含有转基因生物体。
危机行业的另一可靠生意来源是技术恐惧，这就是为什么恐惧贩子总会看到下一个潘多拉魔盒。在19世纪， 《纽约时报》担心电灯会损伤视网膜；英国医生曾警告，乘坐火车会造成脑损伤（由颠簸和震动造成，据说这些颠簸和震动害处极大，乘客可能会突然变成凶暴的“火车疯子”）。今天的危言耸听者并没有掌握更多令人信服的证据，但他们警告说手机和转基因食品会导致癌症。他们会援引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等联邦机构所遵循，并载入欧盟和联合国法律文书的审慎原则，也就是：不应引入任何技术，除非这种技术先被证明安全可靠。这种形式原则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提出，但它本质上与中国古代官僚压制机械钟时遵循的信条相同，也和那套做法一样与科技发展背道而驰。如科学记者罗纳德·贝利（Ronald Bailey）所言，审慎原则最准确的陈述方式是：任何事情都不要第一次做。
据估计，每年有100多万人因缺乏维生素A和其他微量元素而死亡，并有至少25万儿童因此失明，通过基因技术开发的营养强化大米、香蕉和其他粮食品种能够减轻这一问题。这些作物被绝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是安全的，其中包括14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将反转基因运动称作“对人类的犯罪”，但科学家与公众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甚至比在进化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分歧更大。诺贝尔奖获得者没有绿色和平组织用于游说和宣传的预算，因缺乏维生素A而面临失明和死亡的儿童也没有。
对阿片类药物处方的打击使患者更难获得适当的止痛药，却没能阻止另一些人滥用这类药物。由于黑市上可获得的处方药越来越少，这些人转向更为致命的替代品，如海洛因和芬太尼。 2010—2017年，阿片类药物处方总量下降了近三分之一，而与阿片类药物相关的死亡人数却增加了一倍以上。煽动危机导致死亡人数每年增加2.5万人，还导致数百万患者遭受了不必要的痛苦。
得益于遗传学的进步和新兴数字技术，医学研究者已经为发起自己的革命做好了准备，但他们也发现自己受制于种种新障碍：以经典的“民主硬化症”方式逐步构建的巨型监管壁垒。每当一种新药或新技术出现问题，受害者都会被记者和诉讼律师当作信手拈来的素材，据以宣称新的危机，进而促使监管机构为今后的药品研发增设保障措施。但最大的医疗丑闻其实是种种保障措施造成的累积效应，这种效应减缓了人类攻克肥胖症、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和其他疾病的速度。过去25年，新药研发的平均成本增加了5倍。现在开发一种新药的总成本达30亿美元，更有人估计高达60亿美元；审批程序通常需要10年以上，书面材料多达数十万页。当某个组织有序的群体受到影响时，这种丑闻偶尔会引起关注，比方说，艾滋病患者便成功削减了一些导致救命药迟迟无法上市的烦冗审批环节。但这个问题通常无人关注，因为受害者不易识别。
事实上，医学期刊上刊登的对患者的追踪研究以及联邦政府年度全国药物使用和健康调查显示，患者成瘾的概率可能不到1%或2%，而死亡风险就更低了。全国药物使用和健康调查一再表明，大多数滥用处方止痛药的人并不是从医生手里获得药片的。因过量服药而死的典型受害者往往有酒精或药物滥用史，通常还有精神疾病史，他们非法获得止痛药，因将止痛药与酒精、镇静剂、可卡因、海洛因或其他危险物质混合服用而死亡。纽约市卫生局的统计数据显示，97%的服药过量致死案例涉及至少两种物质。
有多少人在等待救命药物研发完成或通过审批的过程中死亡？没有人知道医学经济学家所说的这个“无形的墓地”有多大，但它无疑是庞大的。你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感受煽动恐惧带来的危害：欧洲和美国每年有数十万人死于与尼古丁相关的监管法规和技术恐惧。
但在围绕阿片类药物致人死亡的恐慌中，这些教训被忽视了。负面效应占据了主导地位。阿片类处方药为患者带来巨大福音——至少有5 000万美国人饱受慢性疼痛的困扰——但大多数记者更喜欢纠缠于一小部分患有药物滥用障碍的人。只有少数记者能够冷静地看待问题，比如《理性》杂志的雅各布·苏鲁姆（Jacob Sullum）和《科学美国人》杂志的玛娅·萨拉维茨（Maia Szalavitz）。两党的政客都投票决定限制阿片类药物处方。特朗普的一句话可以概括政客对使用阿片类药物的看法：“阿片很容易上瘾。病人手断了进医院，出院时已经吸毒上瘾了。”
尼古丁声名狼藉，因为它与吸烟有关，而吸烟作为头号可预防死因，理所当然值得恐惧。但吸烟的致命风险并不能归咎于尼古丁。吸烟者是死于香烟烟雾中的数千种毒素和致癌物。如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学会所言，尼古丁本身“对健康的危害并不比咖啡因更大”。和咖啡因一样，尼古丁也会让人产生依赖，但亦能带来显著益处。尼古丁已被证明可以帮助人们控制体重，减轻焦虑，改善注意力、情绪、记忆力和警觉性。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很多人知道吸烟有多危险，但还是继续吸烟。半个世纪以来，尽管呼吁戒烟的声浪很高，但欧洲国家仍有至少15%的成年人吸烟，其中仅有一个国家例外。
道德恐慌一旦发生，政客便会遵循一种经典的非理性思路：“必须采取行动。问题非同小可。因此必须做点什么。”但政客极少关心解决方案能否带来益处，也不关心历史经验是否表明，解决方案反倒会把情况弄得更糟。不妨思考一下近年来政界对阿片类药物相关死亡人数增加的反应。社会上一直有人存在药物滥用倾向，但政客和记者不关心如何为滥用者提供治疗，也不关注深层社会原因，而是不断试图消灭碰巧引起关注的药物，期望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以往开展的打击大麻、海洛因、可卡因、甲基苯丙胺和其他毒品的运动已将数百万美国人送进监狱，花费超过一万亿美元，但这些毒品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获得——黑市价格几十年来一直在下降。与此同时，毒品变得更加危险，因为黑市的物流因素促使毒贩出售浓度更高、药效更强的品类，这就像美国禁酒时期取代啤酒的浴缸杜松子酒。因此，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科因（Christopher Coyne）和阿比盖尔·霍尔（Abigail Hall）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开展的长期毒品战导致毒品摄入过量的情况不降反增。
这个国家便是瑞典。瑞典的吸烟率已经降至7%，因为很多人转向了名为唇烟（snus）的尼古丁替代来源。唇烟是一种装在小袋子里，经口摄取的无烟烟品。得益于这种卷烟替代品，瑞典与吸烟相关的疾病发病率在欧洲最低，据估计，如果欧洲其他国家效仿瑞典，每年可以挽救35万人的生命。但欧盟非但没有鼓励这一趋势，反而在除瑞典以外的任何地方都禁止唇烟。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经常把道德恐慌解释为异常现象，并将其归因于社会动荡和经济低迷，但事实上，景气时期和不景气时期都会发生道德恐慌。杰西·沃克（Jesse Walker）在讲述大众妄想史的《美利坚妄想国》（The United States of Paranoia）一书中记录了一系列永不消停的道德恐慌和疯狂阴谋论，而延续这些恐慌和阴谋论的不仅仅是边缘群体。这类论调针对少数群体，但经常被多数人接受。主流神职人员和记者在18世纪讲述关于邪恶卫理公会教徒和震教徒的可怕故事，到了19世纪，他们又开始谈论同样邪恶的天主教徒和摩门教徒。当然，今天的对象是穆斯林。移民潮向来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构成威胁，不论移民是德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中国人、日本人、拉美人还是阿拉伯人。
官员们为何要禁止这样一种拯救性命的产品呢？原因在于一个不可思议的特殊利益集团联盟所煽动的恐惧。这种通常在“危机的危机”中部署的联盟被经济学家称为“浸礼会信徒和私酒贩卖商联盟”。浸礼会信徒是指呼吁出台蓝色法的浸礼会牧师，私酒贩卖商则指希望卖酒的商店在周日关闭，好让他们可以非法卖酒的私酒贩子。浸礼会信徒为政客提供了增加私酒贩卖商利润的堂皇借口，还创造了从心怀感激的私酒贩卖商那里收取回扣的机会。
这些发现当然不是支持社区隔离的理由。另一些研究表明，当愉快的互动多到足以压倒负面互动时，偏见是可以克服的。我们从中得出的教训是，任何社区的人都需要牢记“坏”的力量，并弥补其造成的影响。当我们评判外部群体成员，特别是被多数人污蔑的群体的成员时，这一教训同样适用。负面偏差使我们易将个体的冒犯迅速概化为对整个群体的憎恶——然后便会去寻找更多冒犯者。猎杀女巫的本能很容易被激起。
在反尼古丁联盟中，扮演“善良”浸礼会信徒角色的是禁烟运动中的强硬派，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尼古丁制品，坚持认为戒烟是唯一可接受的政策。扮演私酒贩卖商角色的则是通过压制来自无烟烟品的竞争而获益的行业，其中包括烟草公司（原因很明显）和销售尼古丁替代制剂的制药公司。这类替代制剂有尼古丁口香糖、尼古丁含片和尼古丁贴片等。事实证明，没有任何制剂受到试图戒烟者的欢迎。
近年来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开展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如接触假说所预测的那样，与澳大利亚原住民等少数族裔互动最积极的白人的种族偏见确实有所减弱。但是，尽管白人与少数族裔之间的接触大都是积极的，人们的判断仍会被“坏”的力量扭曲。每一次负面接触产生的影响都比正面接触大得多，以致产生了负面的总体效应：你与少数族裔接触越多，就越有可能产生偏见。假设你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或澳大利亚人，住在移民家庭经营的商店隔壁，你在商店购物时可能会与移民家庭有很多正面接触。但是，如果你被少找了零钱，或者这家人十几岁的孩子曾在人行道上捣乱，区区一次负面接触就会给你留下很大阴影，成为你与邻居谈论的那种负面八卦。
这个联盟（照例有危言耸听的记者相助）创造了一个流行概念，即无烟烟品是危险的，尽管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认为，无烟烟品至少比吸卷烟安全99%。对唇烟使用者的长期研究发现，罹患口腔癌的风险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增加，心肌梗死、中风或任何其他与吸烟有关的疾病风险也未增加。但这种散布恐惧的做法连同高明的幕后游说使欧洲法律一直禁止唇烟，并使美国的唇烟商家无法宣传自己产品的安全性。
危机贩子就算不担心外敌，也总能在国内找到敌人，他们通常会挑出某一不受欢迎的群体。负面偏差对美国社会科学界最珍视的一种观点——“接触假说”产生了不幸的影响。接触假说认为，群体之间的偏见可以通过让群体相互接触来克服。社会科学家的想法相当合理，他们认为，对外部群体的偏见是由无知造成的，因此，人们一旦了解了外部群体，这种偏见就会克服。但当研究人员通过研究种族多样性较高的社区来检验这一假说时，却发现情况恰好相反，不同群体比邻而居的社区偏见程度更高。
现在，该联盟把注意力转向了压制竞争，这种竞争来自对它的生意构成更大威胁的产品：电子烟。电子烟通过气雾输送尼古丁，不会产生卷烟烟雾中的种种毒素。2019年开展的一项严谨研究证明，这些雾化棒能够有效地帮助吸烟者戒烟，效果相当于口香糖或贴片等尼古丁替代品的两倍。自电子烟于2010年面市以来，美国的吸烟率大幅下降，成年人吸烟率首次降至15%以下。事实证明，广受欢迎的电子烟JUUL能够非常有效地帮助吸食卷烟者戒烟，华尔街分析师认为JUUL会对烟草行业构成关乎生死存亡的威胁，结果导致烟草公司股价连同卷烟销售额大幅下跌。
他们利用时事激发原始的情绪，比如仇外情绪。仇外情绪事关人类祖先的生死存亡，从乌尔、杰里科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都有充分的理由修筑城墙，因为城墙可以阻挡构成持续威胁的外敌。这种威胁在北美已经不复存在，但仇外的政客仍然可以煽动起在美国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的热情。70年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的超级军事大国，这是一个非常和平的时代，但专家们一直就“导弹差距”“脆弱窗口”或其他所谓关乎国家存亡的威胁发出警告。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并同意销毁四分之三的核武器，危机消停了一小段时间。但即使没有令人信服的军事对手，美国专家也巧妙地找到了发出警报的新理由。伊朗和伊拉克这样的小国突然变成巨大的威胁，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恐怖主义被升格为一种永存的危机。与苏联的威胁相比，恐怖主义威胁算不了什么，但国防和安保支出还是在增加。
电子烟技术可望挽救全球数千万人的生命，但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却在“浸礼会信徒和私酒贩卖商联盟”的游说下采取了取缔或严格限制电子烟的措施。他们通过援引审慎原则来证明这类措施的正当性：尽管雾化尼古丁的危害并未得到任何证明，但我们尚不确定这项新技术绝对安全。这种逻辑是正确的，但其恰恰表明审慎原则有多可怕。不论电子烟最终可能带来何种危害，用英国最负盛名的权威医学机构皇家内科医师学会的话说，其影响与卷烟相比都显得微乎其微，该学会得出结论认为，电子烟的安全性至少比卷烟高95%。担心明天可能出现的微小假想危险，而不是今天的重大现实危险，这是一种荒谬的安全成瘾，是负面偏差最神经质的表现。
该阶层已经发展出一个由记者、政客和越来越多来自学术界、智库、企业和非营利团体的“专家”组成的行业。某样东西一旦出了问题，或者至少是看起来出了问题，他们便会称之为前所未有的威胁。他们没有耐心分析长期趋势，也不相信人们可能已经有了解决问题的工具。他们声称，没有专家的指导，灾难就无法避免。
然而，采用这种思路的不仅有监管机构，还有不断报道电子烟假想危害的媒体。记者们关注美国青少年中的电子烟“流行病”，并称之为通往吸烟的“门户”，但与此同时，年轻人的吸烟率已骤降至历史低点，降幅比电子烟出现之前大得多。大多数尝试电子烟的青少年不会经常吸，转抽普通香烟的可能性就更小了，而且许多人使用不含尼古丁的烟液。
现代世界将永远处在危机之中，因为现代世界的财富和自由缔造了一个危机产业。在农业时代，社会只能养活少数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通常依附于皇室贵族，而这些保护人不欢迎知识分子批评他们的政策，肯定也不会付钱给任何人去警告大众。末日预言家以神职人员为主，他们有政治头脑，深谙坚持精神危机论的价值。他们就上帝的审判日或是等待罪人的个人审判日（地狱危机）发出警告。但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民主和教育在欧洲的普及，新的世俗末日预言家阶层出现了，图表、理论和印刷机是他们的武器。
没有人愿意看到青少年养成吸烟的习惯（电子烟行业也支持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但我们不能以这种风险为由，出台限制措施（比如禁止调味烟液）阻碍所有年龄段的吸烟者戒除卷烟。饮酒的青少年比吸电子烟的青少年多得多，但我们并不限制成年人卖酒，尽管酒精对青少年构成的危险要大得多。电子烟不仅更安全，而且能带来巨大益处：自电子烟出现以来，青少年的吸烟率已经下降了一半。
兜售“坏”的商贩
你或许认为这种变化会受到控烟团体的欢迎。有些团体的确持欢迎态度，但大多数团体患上了一种致命的“优生优育基金会综合征”（March of Dimes syndrome）。这是危机贩子群体中常见的病症，当然，优生优育基金会这家机构本身要比危机贩子有价值得多。优生优育基金会是为抗击脊髓灰质炎而创建，但并没有在脊髓灰质炎疫苗基本消除这种威胁之后宣告胜利并就此解散，而是找到了新的斗争目标。控烟团体和公共卫生官员的情况与之类似。他们基本完成了向公众普及吸烟危害并使大多数公共场所禁烟的任务，现在吸烟已是公众普遍厌恶的行为，他们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如何让媒体关注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威胁呢？
吉尔伯特将上述现象称为“普遍性导致的概念改变”（prevalence-induced concept change），他认为，这有助于解释我们在公共话语中注意到的一种趋势。预期寿命在增加，每个人的生命所受的传统威胁在减少，我们却花费更多时间担心人类面临的假想危险。我们的祖先有充分理由害怕自己过早死亡，但他们一般不去操心其他所有人的生死存亡。我们对自己的长寿不以为然，却一心想象恐怖主义、核武器或气候变化对地球上的文明或生命构成“事关生死存亡的威胁”。危险的迫近程度似乎与恐惧成反比：危险越遥远，警告越可怕。安全和繁荣的环境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去担忧，有更多的事情去恐惧，也让更多恐惧贩子有了利用这些情绪的机会。
他们需要找一种新威胁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而电子烟不幸成为最容易拿来说事的威胁。他们的恐慌运动有助于公共卫生官员和活动家获得预算，但这对公众健康来说却是一场灾难。过去十年的调查显示，公众对电子烟的看法发生了逆转。电子烟起初被认为比卷烟更安全，但现在美国人普遍认为电子烟与卷烟同样有害，甚至危害更大。欧洲人也受到了类似的误导。这意味着，数百万烟民被劝导不要改吸电子烟，他们当中许多人的最终归宿是埋葬“危机的危机”受害者的无形坟墓。
即使研究人员事先明确提醒受试者目标选项出现的概率会下降，甚至特别指示他们“保持一致”，并为准确的回答提供现金奖励，受试者仍旧会犯错误。人们一旦开始寻找异常，即使异常正在消失，他们也总能看出点不对劲。由于我们的大脑更善于发现坏的异常而不是好的异常，即使生活状况改善，我们也会不断想象新问题。正如吉尔伯特所言：“当世界变好时，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会更加苛刻，这可能导致我们错误地得出结论认为世界其实并没有变好。进步似乎倾向于把自己掩藏起来。”
我们或许得继续承受社会愚昧的代价，但我们不希望自己到头来也是一副末日预言家的腔调。我们不希望太过关注个别问题，到头来错过更宏大的图景。尽管人类进步的道路上有种种不必要的障碍，但人类在朝着更健康、更富有、更智慧的方向不断迈进。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黄金时代，尽管大多数人并不这么认为。“大丰盛”仍在持续，假如我们能够学会不搭理恐惧贩子，从而克服一场真正的危机，“大丰盛”的前进步伐会更快。
研究人员给受试者看一系列彩色圆点，并要求他们判断每个圆点是否为蓝色。随着实验的推进，蓝点出现的概率下降了，但受试者铁了心要看出跟先前数量相同的蓝点，于是他们开始错误地将紫点归为蓝点。当研究人员向人们展示一系列面孔，并要求他们辨别带有威胁表情的面孔时，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随着威胁面孔出现概率的下降，人们会进行补偿，将中性面孔错误地归类为威胁面孔。在最后一项测试中，受试者被要求评价一系列科学研究计划（有些计划明显符合伦理，有些模棱两可，有些则显然不合伦理），并否决不合伦理的计划。这次也是一样，随着不合伦理的计划出现概率的下降，人们会通过否决更多模棱两可的计划来加以补偿。
我们需要弥合民意调查所显示的一种差距，也就是：大多数人对世界感到悲观，但对他们自己和他们所在社区的前景感到乐观。研究人员称之为“乐观差距”（Optimism Gap），这种现象也被称为“‘我很好，他们不好’综合征”。在美国和接受调查的其他发达国家，多数人预计自身的财务状况下一年会有所改善，却对他们所在国家和世界的经济形势持悲观态度。大多数人在被问及移民、失业、少女怀孕、犯罪和毒品等议题时表示，这些问题他们所在的社区并不存在，但在他们所在的国家却很严重。他们对全国环境质量的满意程度要比对自己所在地区环境质量的满意程度低得多，对全球环境质量就更不满意了。
我们已经逃离了“四骑士”的魔掌，但大脑仍然受负面偏差的支配。我们的反应恰如一句古老的谚语所言：没有吃的，只有一个问题；有很多吃的，就有很多问题。我们发现了发达国家的问题，担心遥远的风险。我们开始看见尚不存在的问题，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和他的同事在2018年开展的一项研究中很好地证明了这种倾向。
研究人员毫不意外地发现，乐观差距与危机行业有关：你收看电视新闻的时间越长，看得越专注，对世界的看法往往就越悲观。怎么可能不悲观呢？不管你这一天过得多愉快，四处兜转的记者都会发现，甚至捏造一些新的恐怖事件来给你泼冷水。不管你多么娴熟地运用本书中的策略来应对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的负面偏差，你仍然得与“危机的危机”做斗争。这是一种不同的挑战，需要不同的策略。
过去20年，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死亡率降低了一半，全球贫困率降低了三分之二，但大多数北美人和欧洲人以为这些比率保持不变或有所恶化。当被问及世界在变好、变坏还是保持不变时，只有不到10%的人说正在变得更好，绝大多数人认为情况正在恶化。
削减末日论的不当利益
衡量人类福祉的指标几乎都在改善，唯有一项指标例外，这就是希望。我们越健康、越富有，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就越悲观。在国际性调查中，最富有的人态度最悲观，也最无知。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都知道世界各地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他们预计未来几十年会进一步改善。但富裕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并不持这种乐观态度，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人类的进步之大。
为什么华盛顿特区周边都是美国最富有的郡？这是因为，“民主硬化症”使特殊利益集团堵塞了首都。几十年来，由共和、民主两党轮流坐庄的联邦政府不断扩张，使聚集在当地的游说者、律师、承包商、监管者、记者大军和各路专家赚得盆满钵满。美国其他地区的人经常谴责这种财富和权力集中的状况，但收效甚微。由于“危机的危机”是一个集体行为导致的问题，一般的个人没有动力去戳穿末日预言家，或者抵制华盛顿权力的增长，而记者、游说者和危机行业的其他人则有十足的动力继续煽动恐惧。我们不可能指望他们主动金盆洗手。
遭受饥荒和瘟疫折磨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少。据估计，20世纪全球只有一半的人获得充足的营养，而今天这一比例达到近90%。现在很多地方最大的营养问题是肥胖。自1950年以来，全球在抗击疾病方面取得极大进展，贫穷国家人口的预期寿命增加了30年——这是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阶段。世界各国的识字率和教育程度都在上升，人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闲暇。在19世纪中叶，典型的英国男性从10岁开始到50多岁去世，每周工作逾60小时，而且没有年假。今天的劳动者一生享受的闲暇时间是当年的三倍，这多出的20万小时自由时间是一份丰厚的馈赠。
但我们至少可以尝试改变对末日预言的激励。我们需要更多地奖励政治家理性谈论风险的行为，比方说，奥巴马就宣称恐怖主义并不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威胁。我们还需要鼓励分析人士正确看待问题，就像哥本哈根共识（Copenhagen Consensus）所做的那样，邀请知名经济学家按照成本效益高低对援助全球穷人的方法进行排名。在这些经济学家的优先事项清单中，减缓全球变暖的排名远远低于抗击疾病和营养不良。此外，由于惩罚比奖励更有效，我们需要设法削减末日论者得到的利益。以下是一些建议：
“四骑士”的威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小。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阻挡了死亡：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寿命翻了一番。战争仍在一些国家肆虐，但如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很可能生活在历史上最和平的时代。普通人所面临的因战争或其他形式的因暴力而死亡的威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小。未来发动战争的动机已经减弱，因为各国不再迫切需要从邻国夺取财富或农田。尽管人口在增长，但北美和欧洲长期以来一直在退耕还林还草，因为农民可以用更少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预计世界其他地区也将出现这种趋势。
利用网络戳穿谎言。尽管记者钟爱恐怖故事，但他们被迫减少了一类特殊的题材：都市传说。他们过去常常随意提及一些经典都市传说，比如纽约下水道里潜伏着鳄鱼，快餐店用啮齿类动物冒充鸡肉（比如传说中的肯德基炸老鼠），还有万圣节给小孩发有毒的糖或者藏有剃须刀片的苹果。那些传说都是假的，但谁知道呢？记者们喜欢说，有些故事太精彩了，精彩到让人不忍核实。这可不全是玩笑话。
人类由此进入了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经济学家迪尔德雷·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用“大丰盛”（Great Enrichment）一词描述19世纪和20世纪令人惊异的财富大爆炸和自由的大拓展。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人类的平均收入一直停滞不前，但过去短短两个世纪便增长了10倍。工业革命使人类无须征服或奴役他人便能创造大量财富。哲学家和神学家早就认识到奴隶制的道德罪恶，但废奴运动直到机器能够取代奴隶之后才形成气候。新技术通过商业化走向大众，减轻了每个人的负担，把普通民众变成了有能力要求新的普遍权利和自由的中产阶级。两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日益繁荣的民主国家。
但现在我们可以在系统调查都市传说的网站Snopes.com上轻松查询这些奇闻逸事。该网站有一个搜罗流行都市传说的资料库，并为这些传说标注真假，可供记者轻松查阅。读者也能够查阅，只要在网上发布Snopes上揭穿都市传说的链接，就可以立马让记者颜面扫地。这种打击很有效，因为Snopes已经因为准确的调研而建立了口碑和受众群，正在成为一家受欢迎的网站。这表明打假活动是有市场的。
中世纪的修道院促进了研究和创业，因为它们像现代公司那样生产和销售产品，修道院院长相当于首席执行官。意大利北部城邦的商人和银行家引领了一场商业革命，使商品和催生文艺复兴的思想实现了跨国交流。在意大利的城邦被外国君主控制之后，商人和艺术家纷纷迁往低地诸国。后来，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对市民的盘剥又促使创业资本转移到英国，在那里，君主权力受到法律限制，科学家、工程师和资本家联手推动了工业革命。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评价末日预言的类似资料库。危机不像都市传说那样容易揭穿，没有什么需要查证的故事，但只要了解一点背景，就可以有效地为耸人听闻的论调降噪。当你看到一张图表显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爱尔兰共和军和西班牙巴斯克分离主义组织的全盛时期）的袭击和死亡事件比今天多得多，你就会发现恐怖主义似乎并不是什么致命威胁。当你看到北极熊数量的变化趋势（北极熊数量近几十年来有所增加），看到它们从前在比最可怕的全球变暖预期还要热的气候中生存下来的事实，就会发现有关北极熊走向灭绝的预言（会颇有仪式感地配上一张趴在融化浮冰上的瘦弱北极熊的照片）似乎难以置信。如今，这类信息在网上随处可见，有些网站承诺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但它们大都与特定的意识形态阵营结盟，因此，它们的分析会被与之对立的阵营忽视。我们需要像Snopes.com那样的资料库，这种资料库须以中立著称，将所有信息收集在一个易于访问的网站上。这种资料库要作为一项公共服务，它可以为预言家和种种预言设置记分卡，让“坏”的力量派上好用场。负面偏差使我们倾向于关注可怕的预测，同时也使我们倾向于格外关注错误。如果人们能看到末日预言家多么容易犯错，他们就会失去一些力量。
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民众的生活水平基本没有任何变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欧洲出现一套革命性的思想和制度。罗马帝国的覆灭使欧洲大陆分散成许多独立的领地，使得学者、发明家和商人能够自由分享知识和创新而不受帝国干预。中世纪曾被怀念古罗马有闲阶层美好生活的人错误地封为“黑暗时代”，但用法国历史学家让·金佩尔（Jean Gimpel）的话说，中世纪其实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创新时代之一”。他认为中世纪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古罗马经济由奴隶的劳动驱动，而中世纪的工程师们在欧洲各地修建水坝，建造效率较高的新型水车，以便利用自然力。风车广泛使用，并被用于排干低地诸国沿海地区的水。日耳曼“野蛮人”发明了一种大幅改良的钢材。维京人在造船和航海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机械钟和眼镜问世了。得益于轮作技术的进步以及耙和一种新型重犁的发明，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因此普通人比古罗马时代吃得更好，身体也更健康。
颁布“帕蒂法”。帕蒂·韦特林（Patty Wetterling）11岁的儿子雅各布在明尼苏达州的住所附近遭到奸杀，此后，韦特林领导了呼吁对性侵者进行强制公开登记的运动。1994年，一项以雅各布名字命名的联邦法律获得通过，两年之后又颁布了一项扩展该法规定的修正案，这项修正案以另一名被谋杀的儿童——梅根·坎卡的名字命名。韦特林重返华盛顿，当克林顿总统在玫瑰园签署《梅根法案》时，她就站在他身边。而今，韦特林有了一项新事业：消除这些法律造成的伤害。她直言不讳地批评其中的严苛条款，这些条款让无数在任何人看来都不算性侵者的人落入了圈套，比如与17岁女孩发生性关系，后来又与女孩结婚的19岁少年；又如那些因给另一名同龄人发色情短信而终身留下污点的少年。
几乎人人都很贫穷。要想获取财富，只能从别人手里抢夺，或者逼迫他们为你干活。农奴注定要终生劳作，以养活他们的领主。在每一片有人居住的大陆，奴隶制都是天经地义的传统。技术发展缓慢，时断时续，统治者动不动就会镇压对现行体制构成威胁的发明和异端邪说。古罗马皇帝扶持受过教育的精英，但不会让普通平民分享财富和知识，波斯、印度和中国的皇帝也是一样。中国的技术进步，比如第一台机械钟和大大改良的炼铁方法，曾因官僚畏惧变革而受到压制。
可惜政客们并未从《雅各布法案》和《梅根法案》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而是越发坚定了利用个人悲剧的决心，仓促起草以受害者姓名命名的法律。唐纳德·特朗普呼吁出台《凯特法案》，以纪念旧金山一名被移民谋杀的妇女；此外，还有好几十位受害者的姓名出现在联邦法律和州法律的名称中。这是一种情感勒索。将法律人格化可以吸引眼球（受害者的家人可以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有助于加快通过速度（谁敢投票反对值得同情的受害者？），但这会缩短理性的辩论，造就糟糕的公共政策。因此，为向帕蒂·韦特林致敬，我们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议制定最后一项人格化法律：《帕蒂法案》，这项法律将禁止再用儿童或任何其他人的姓名为法律命名。
赫西俄德为希腊写的讣告有点操之过急，因为这份讣告比帕特农神庙和伯里克利时代还早好几个世纪；但他比现代的末日预言家更现实，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他那个时代的希腊人确实面临多灾多难的未来：被侵略者征服，经常发生瘟疫和饥荒，大多数人一辈子贫困或遭受奴役。这是工业化之前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宿命。人类一直受到《启示录》中四骑士，即死亡、饥荒、战争和瘟疫的威胁。半数儿童在5岁之前死亡。轻伤或感染可能致命。作物歉收就意味着挨饿。
成立“红蓝丝带小组”。在尚无全天候新闻报道的时代，对危机的常见反应是委任一个“蓝丝带小组”进行调查。但等到长篇报告出炉时，危机往往已成旧闻，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根本无人理睬。蓝丝带小组成了拖延和不作为的代名词，成为不耐烦的记者频繁嘲笑的对象。
这个黄金时代谬误几千年来一直在误导我们。这是我们在前一章中发出警告的不良怀旧形式：把过去视为一去不复返的美好时光。这一谬误由赫西俄德（Hesiod）于公元前8世纪正式引入。赫西俄德是古希腊诗人、农民，被称为历史上第一位经济学家。和今天的末日预言家一样，他也哀叹新技术的危险。他解释说，人类曾经“在自己的土地上过着安逸、宁静的生活，拥有许多美好的东西，牲畜成群，受到神灵的眷顾”。但在普罗米修斯从宙斯那里盗走火种之后，众神便把装满祸害的潘多拉魔盒带到人间，以惩罚这项技术创新。此后，黄金时代让位于较为低劣的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并最终让位于现在的黑铁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永远无法从劳作和悲伤中得到喘息”。很快，情况会变得更糟：“宙斯将毁灭这个凡人种族。”
但如果站在公众的角度，拖延其实利大于弊。拖延有利于防止蹩脚的想法仓促成为法律。在一个热点事件之后，通常会有一个利用民众焦虑情绪的短暂窗口期，但公众要求政府采取激进行动的呼声很快就会平息。考虑到记者不停歇地追逐新闻热点，政客无休止地渴望在电视上露脸，蓝丝带小组今天俨然成了老古董，但我们没有理由不寻回这一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我们被心理学家凯里·莫雷韦奇（Carey Morewedge）所说的唱片店效应愚弄了：我们的记忆就像一个唱片店，里面存有各种各样的新歌，但只会存最经典的老歌。他的实验表明，人们在评价今天的文艺作品时，倾向于将其与自己年轻时最好的文艺作品进行比较。如果你从今天电台放的歌里任选一首，与涅槃乐队（Nirvana）或珍珠酱乐队（Pearl Jam）的歌曲相比较，并据以评价音乐界现状，难免要哀叹今天的乐坛已经告别20世纪90年代的黄金时代，开始走下坡路了。但20世纪90年代的人并不觉得当时是黄金时代。人们不仅听涅槃乐队的歌，也听《疼痛而破碎的心》和《我太性感》，并将这些歌曲与披头士乐队和滚石乐队引领的黄金时代相比较。同样，当我们把今天的领导人与林肯和丘吉尔相比，或者把今天的政治口角与历史教科书上的伟大成就进行比较时，我们肯定会觉得这个国家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
不要被“必须做点什么”的冲动牵着鼻子走，并仓促颁布法律。不妨任命一个委员会，委员不能是清一色的来自危机行业的普通专家，因为这些专家总喜欢建议给自己划拨更多经费。不妨建立一些相互竞争的团队，采用公共和私营部门开创的有效模式来规划军事战略、设计航天器、改善网络安全和管理其他项目。这种做法被称为“红队演习”。一个名为“蓝队”的小组分析问题并制订解决方案，然后由一个负责寻找缺陷的“红队”进行点评，一个裁判小组主持你来我往的辩论，最终提出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处理危机的提案——假设到时还有人关心这个问题。
妖魔鬼怪的具体样貌因意识形态不同而有别，但各路政客利用的都是相同的基本认知偏差。不管政客拉响的警报事关恐怖分子、移民、新技术还是环境灾难，他们都一致主张：世界正因前所未有的威胁而坠向地狱。他们渴望重现昔日的辉煌，那时公民是善良的，国家是伟大的，地球是一片净土。他们有关世界在走下坡路的悲观看法符合人的直觉感受，因为我们对当前的负面事件反应过度（“坏”惯有的威力），审视历史时则又使用不同的滤镜。如第八章所述，我们往往透过玫瑰色镜片看待自己的过去。面对自己以外的其他事物，我们在回看时也会抱有类似的正面偏差。
与末日预言家打赌。当专家信心满满地预言灾难时，你要问这位专家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原意打赌吗？对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期间末日预言感到失望的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便在《科学》杂志上运用过这一技巧。传统思想认为，由于人口不断增长所产生的需求超过地球上日益减少的供应，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价格将会飙升。而西蒙的看法与末日预言家不同，他研究了长期趋势，知道由于人类善于寻找新供应和替代品，知道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价格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下降。西蒙在《科学》杂志上提出，他预计石油或任何其他自然资源今后会变得更便宜，他愿就此与人打赌。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希和日后成为白宫科学顾问的约翰·霍尔德伦接受了挑战。1980年，他们挑选了铜、铬、镍、锡和钨等五种金属，并押注1 000美元，赌10年后这些金属的价格会走高。当赌约在1990年到期时，这五种金属的价格都降低了，末日预言家不得不付钱并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
门肯写道：“政治实践的全部目的就是没完没了地用各种妖魔鬼怪恐吓民众，让民众保持警惕（并因此嚷嚷着让政客把他们领到安全之处），而大多数鬼怪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西蒙的策略也曾被其他人采用，包括本书作者蒂尔尼。2005年，蒂尔尼下注5 000美元与《纽约时报杂志》封面文章的作者打赌，那篇文章也是预测油价将随世界石油供应耗尽而飙升。蒂尔尼2010年拿到了他赢的钱。 Long Bets网站自称“负责任预测的竞技场”，它已将这种做法制度化。 Long Bets由生态学家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和作家凯文·凯利（Kevin Kelly）创建，并得到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的资助。该网站允许用户就任何话题发布预测并与人对赌。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笔交易是2007年由沃伦·巴菲特进行的，他预测，普通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未来10年内的表现将超越对冲基金，并就此与对冲基金经理们打赌。巴菲特赢了220万美元，并把钱捐给了慈善机构。
其结果便是我们所说的“危机的危机”。当然，我们并不想吓唬任何人，让读者以为这是人类生存的全新威胁。由于危言耸听者整日在媒体上叫嚷，现代社会负面信息的弹幕尤为密集，尤为迅猛，但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容易受到危机贩子的影响。1918年，早在有线电视新闻和网络出现之前，H. L.门肯（H. L. Mencken）便将公共话语描述为“种种狂热的论战”，并敏锐地觉察到政治和公共政策中的根本问题。
Long Bets上大多数赌注在2 000美元以下，但钱的多少并不重要。打赌的好处是，它迫使人们做出具体的、可检验的预测，预测错了就得付出代价。如果末日预言家希望社会花费大笔资金应对威胁，就应该不惜押上自己的金钱和声誉。
没错，世界上是有一些真正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我们确信，最大的问题以及自由繁荣的最大障碍是“危机贩子”对负面偏差的利用。这是负面效应造成的最恶劣的社会后果。末日预言家不断煽动恐惧，深刻扭曲了公众对现在和未来的看法。他们通过大肆炒作微小或根本不存在的威胁来引发恐慌反应，他们制造的问题远远超过了他们解决的问题。
不要纪念恐怖主义受害者。缅怀死难者的冲动是高尚的，但将恐怖袭击受害者视为特殊的烈士阶层只会在未来制造更多受害者。烛光守夜、全国默哀、庄严的周年纪念仪式、石碑，这些东西本意都很好，但它们无意中美化了恐怖主义，激起了公众的恐惧并鼓励了未来的袭击者。对“圣战”分子而言，曼哈顿市中心的“9·11”纪念馆会让他们产生自己永垂不朽的幻想。当然，恐怖袭击死难者的家人值得同情和安慰，但事故和其他悲剧的死难者的家人一样值得同情和安慰，而我们并不会为他们举行周年纪念仪式或建造公共纪念碑。纪念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最好方式是找到凶手、惩罚他们，然后忘记他们。
3. 危机解决方案可能很容易使情况恶化。
停止为“恐怖庸俗作品”颁奖。当恐怖分子的炸弹爆炸，反社会者横冲直撞时，报纸编辑的脑海中会立刻蹦出一个词：普利策奖。电视新闻制作人则对皮博迪奖抱有憧憬。他们知道，评委经常把大奖颁给针对这些悲剧的细致报道，所以他们动员每一名精锐干将，从每一个想象得到的角度进行报道——这种宣传正中恐怖分子下怀。一批记者炮制了一篇讲述反社会者的长篇人物特写，包括他的童年故事，他在脸书页面上的叫嚣，还有他扮成武装突击队员的照片——这正是他所渴望的荣耀。这种宣传启发其他反社会者制订自己的计划，从而导致了被研究人员视为大规模枪击事件主要原因的“媒体传染”。研究人员与受害者的父母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一道，通过“Don’t Name Them”（不要公布他们的名字）和“No Notoriety”（不要宣扬恶名）两家组织，共同敦促记者不要频繁提及凶手的姓名，也不要刊登他们的自我宣传照片和宣言。
2. 危机永远不像听上去那么可怕。
一些记者接受了这些建议，并承认自己扮演了恐怖主义宣传者的角色，但大多数记者无法抗拒这种详尽的报道，就算并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可说。我们知道记者面临竞争压力，谁也不想在戏剧性的报道中被同行抢占先机，但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普利策奖和皮博迪奖评委总是奖励这些记者煽动恐惧的行为。评委们并没有面临尽力提高网络流量的压力，他们本应给那些启发公众并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新闻作品颁奖，而恐怖庸俗作品既没有启发意义，又不具服务功能。
1. 世界似乎总处于危机之中。
减少末日论者的利益会提升公众话语权，但只要有顾客，兜售“坏”的商贩就会继续做生意。归根结底，要打击恐怖庸俗作品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危机论散布行为，最好的办法是停止关注。这似乎是绝无可能成为现实的乌托邦，因为“坏”的力量对大众极具吸引力，末日预言家从早到晚都能找到机会。数字革命使错误信息和恐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传播，而这确实让一些人更加焦虑和愤怒。
不论你在消化今天的坏消息，还是思考人类的未来，我们都建议从三项假设出发：
但和往常一样，未来并不像你所耳闻的那么可怕。
最大的问题以及自由繁荣的最大障碍是“危机贩子”对负面偏差的利用。末日预言家不断煽动恐惧，深刻扭曲了公众对现在和未来的看法。他们通过大肆炒作微小或根本不存在的威胁来引发恐慌反应，他们制造的问题远远超过了他们解决的问题。其结果便是我们所说的“危机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