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3点换尿布的记忆和小孩子发脾气的记忆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如一篇论文的标题所示，那些痛苦的时刻“被忘记了，但并没有消失”。这篇论文考察了人对与自己相关的正面或负面信息的记忆。人们在得到提示时，既能想起不好的事情，也能想起受到的赞扬。但如果在不提供任何线索的情况下让人回忆，他们回想起的坏事就没那么多。坏事还在人的记忆之中，但被藏在了较深的地方，随时都可以被重新推上水面。其他研究表明，突然在脑海中闪现的那些无意识记忆更有可能是负面的；但当我们有意识地回忆往事时，我们会戴上玫瑰色的眼镜。
不管你能否得到外界的帮助，大脑内部都有一些机制可以减轻“坏”的刺激。我们早些时候讨论了其中几种机制：罹患乳腺癌的女性抱有“积极错觉”（她们会形成过于乐观但有所助益的期望），婚姻幸福的配偶在评价伴侣时则倾向于抑制大脑的批判功能。人们也会创建对过去的积极错觉。研究人员常说，我们喜欢透过玫瑰色的眼镜回望过去，这就是为什么老年人不愉快的记忆似乎比年轻人要少。这并不符合逻辑，因为活得更久的人显然经历了更多坏事，但研究人员却反复观察到这种现象。例如，当婴儿和学步儿童的父母被问及是否后悔生孩子时，许多人会很快说是。但当子女已成年的父母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他们更有可能说不，他们会说自己从来没有后悔过。
球迷对球队夺冠赛季的记忆十分鲜活，但对球队没能获胜的那许多个年头的记忆却模糊得多。失败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淡，但球迷会在脑海中和谈话中一遍遍重温胜利。笔者的一位同事通过与彩票玩家一起排队买彩票，观察到彩票玩家也呈现出相同的倾向。这些彩票玩家爱跟她谈过去的中奖经历。当她礼貌地询问以往的失手经历时，彩票玩家很快会把话题转回到他们的胜利上。
这些人运用一系列防御手段抑制负面偏差，而这些手段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尽管一件坏事会比一件好事引发更强烈的即时反应，但负面情绪通常比正面情绪消退得快。这种“情感消退偏差”（fading affect bias）并不是普遍现象，抑郁症患者的不良情绪会持续较长时间，但在追踪人们情绪的实验中，情感消退偏差被反复观察到。首先，受试者来到实验室描述他们对最近发生事件的感受，之后，他们会再回到实验室回忆相同的事件。到那时，他们所有的情绪都减弱了，但负面情绪比正面情绪消退得更多，那些花最多时间与他人讨论坏事的人表现得尤为明显。如第一章所述，当人们感觉自己受到威胁时，负面效应对判断的扭曲最强。当“坏”发生在别人身上时，则不会那么容易反应过度。因此，你可以同别人谈论你的问题，你谈论得越多，就越容易变换角度思考，从而有助于缓解焦虑。
经常赌博的人必须是快乐游戏高手，因为负面效应使赌博的习惯极难保持。损失毕竟比收益影响更大，而且多数赌客都是输多赢少。是什么让赌客一直赌下去呢？一项实验可以为我们揭示答案。在这项实验中，有经验的体育博彩玩家要对下周日的橄榄球比赛下注。比赛结束后，玩家们会结算注单，研究人员要求他们说明哪些地方判断正确，哪些地方判断有误。三周之后，这些玩家被要求回忆他们下注的比赛，并回顾各场比赛中是否有特别重要的战术。你或许以为他们会大谈自己押对的比赛，哪怕只为追求更好的自我感觉，让自己敏锐的眼光打动听众，但事实证明，他们沉浸在一种较为复杂的乐观心态中。
这种成长并不是创伤的结果，创伤本质上是糟糕的，并且会产生有害后果。就连《波丽安娜》的作者也无法为降临在女主人公身上的瘫痪命运想象出一线希望。波丽安娜绝望地问道：“如果我不能走路，我怎么可能为任何事情高兴呢？”但没过不久，当镇上的人纷纷来到她姨妈家，告诉她生活如何因她而改变时，波丽安娜又开始玩快乐游戏了。她回想起自己做过的好事，露出开心的笑容，她说：“不管怎么说，我可以为自己曾经拥有双腿而高兴。”尽管玛丽·皮克福德觉得波丽安娜的反应令人恶心，但这些反应与心理学家今天用来描述创伤后成长状况的清单恰好吻合：对生活的领悟增加，与他人的关系加深，形成了新视角，确定了新的优先事项，人格力量增强。成长不是来自创伤，而是来自应对创伤的方式，人们以积极方式应对创伤，从而变得更善良、更坚强、更关注生活中的乐趣。
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惜败”上——他们认为这是一些本可押中的赌注，因为他们正确地选择了更出色的球队，可惜这些球队因偶然事件输了比赛，比如裁判的误判或不凑巧的失误。他们花费更多时间谈论那些没能押中的赌注和比赛中的偶然事件，而不是他们的正确预测。这是他们重新考量输赢记录的自利性方法。如果他们选择的球队在比赛中获胜，即使球队打得很差，只是侥幸得胜，他们也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证明他们有眼光，因而不需要再想太多。但是，如果他们选择的球队在势均力敌的比赛中落败，他们就会关注偶然事件，以便说服自己一直以来的预测都是正确的。如果他们有机会在这些球队再次比赛时下注，即使他们选择的球队第一次输了，他们也会再次选择同一支球队。这些赌客并没有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负面偏差形成的理由），而是丝毫不受负面偏差的影响并加倍下注。
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心理学家们也注意到其他一些现象。虽然许多人（据估计至少有一半的人）在生命中某个时候经历过创伤性事件，但大多数人并未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五分之四的受害者事后并未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从长期来看，他们往往会变得更坚强。他们没有留下永久的伤疤，而是经历了创伤后成长。“创伤后成长”是理查德·特德斯基（Richard Tedeschi）和劳伦斯·卡尔霍恩（Lawrence Calhoun）这两位心理学家引入的一个术语，并不像创伤后应激障碍那样广为人知，毕竟“好”永远不会像“坏”那样有新闻价值，但创伤后成长却比创伤后应激障碍常见得多。研究发现，超过60%（有时甚至是90%）的创伤受害者经历了创伤后成长，包括那些最初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
当然，就连小说原著中的波丽安娜也不会推荐在赌场上玩快乐游戏。玫瑰色眼镜可能会成为蒙蔽我们的危险眼罩。但是，在没有金钱风险，也不需要领悟重大教训的情况下，这副眼镜可能相当有用。我们在第三章中指出，可以通过训练人们在进入房间时关注友善面孔而非敌意的面孔来缓解社交焦虑。这项技巧似乎可以随年龄增长而自然习得。一些追踪眼球运动的实验表明，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有可能看向微笑的面孔，而不是皱眉或紧绷的面孔。看到带着惊讶表情的面孔时，年轻人往往认为这个人受到了坏事的惊吓，而老年人更有可能解读为惊喜的表情。
研究人员正在修正有关心理创伤的传统思想。相关思想是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被诊断出患有“炮弹休克”这种新型疾病后出现的，这种疾病后来被称为“越战综合征”，并最终被冠以“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更为广义的名称。创伤后应激障碍相当严重，也是负面效应的又一种表现形式。与好事件不同，有些坏事件对人的影响会持续好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一个具有持久影响的坏事件，比如一场让人无法再使用胳膊或腿的事故，可能会永久降低一个人的幸福程度。这一发现是对“快乐水车”理论的又一次打击。
研究人员已在数十项考察哪些类型的词语、图片和故事会引起注意并被牢记在心的研究中观察到老年人身上的这种“积极效应”。与较为年轻的成年人相比，60岁以上的人更易回忆起婴儿微笑的照片，而不是事故汽车的照片。脑部扫描显示，老年人大脑中的情感功能区对负面图像反应较少，而对正面图像反应较多。听到别人批评自己时，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少生气。一项实验室实验发现，老年人在决定买哪一辆车，选择哪一位医生或哪一家医院，或者考虑带什么礼物回家时，会比年轻人更多地关注每种选择的好处，而更少地关注每种选择的坏处。做出选择后，老年人也比年轻人更为满意。
针对英国彩票中奖者的几项研究使追踪研究最终得以完成。一些中奖者的心理幸福感在中奖后第一年略有下降，其中一些人在第一年倾向于更多地饮酒和吸烟，因为他们还不适应这种好运。但这些影响很快就缓解了，两年之后，中奖者的心理状况明显好于中奖之前。彩票诅咒到此为止。金钱确实买来了幸福——这对我们这些没有中过大奖的人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人未必会被困在“快乐水车”上，我们只需要想些别的办法振奋心情就可以了。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可以通过唤醒内心的波丽安娜来实现这一点。
老年人内心的“波丽安娜”在德国开展的一次脑部扫描实验中被清晰地显现出来。这项实验使用了一款电子游戏，游戏中有7个封闭的盒子，除一个盒子里装的是讨厌的小魔鬼，其他盒子里装的都是金子。玩家要一个一个地打开盒子，保留在盒子里找到的任何金子。他们想玩多久就玩多久，但如果打开的盒子里是魔鬼，就会损失之前找到的所有金子。因此，玩家通常会先打开几个盒子，之后便会追求稳妥，见好就收，这时研究人员会告诉他们魔鬼藏在哪里，以及如果玩得久一点可以多赚多少钱。
“快乐水车”已成为心理学教科书中的重要内容，有关彩票的研究也成为记者的最爱。记者援引这项研究来证明大众信仰的“彩票诅咒”，每当某个彩票大赢家离婚，陷入抑郁、贫困或死亡时，这个诅咒总会被重提一遍。但单凭这一项研究是得不出定论的。该研究仅涉及伊利诺伊州的22名彩票中奖者，而且没有实际衡量中头奖如何影响他们的幸福感。研究仅仅记录了他们在某个时间点的感受，通常是在中头奖后的一年之内，并将他们的感受与一些邻居的感受进行比较。研究人员自己也承认这些局限性，并呼吁开展进一步研究，追踪中奖者在中奖前后的感受。
这种错失的机会会产生何种影响？研究人员对三组玩家进行了分析，这三组玩家分别是：被诊断为抑郁症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老年人和心理健康的年轻人。研究人员发现，年轻人（平均年龄25岁）与抑郁的老年人（平均年龄66岁）反应相似。这些人想到损失的金钱，与后悔相关的大脑区域就变得高度活跃，这也影响到他们玩下一轮游戏的方式。健康的年轻人和抑郁的老年人会继续冒更大也更愚蠢的风险。
我们充其量是被困在“快乐水车”（hedonic treadmill）上不断踩踏，因为即使好事件也无法让我们永远振奋。1978年对彩票中奖者的一项著名研究就说明了这一点。一开始，中彩会带来快乐，但这种快乐会慢慢消失。一年之后，研究人员再次询问彩票中奖者的感受，结果发现中大奖的人并不比他们的邻居更快乐，对未来的看法也不比邻居更乐观。事实上，他们甚至不比另一组因事故而瘫痪的人更快乐。这一发现似乎表明，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被困在水车上。
只有健康的老年人才能够不后悔，这在脑部扫描和随后的游戏中都得到了证明。老年人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赢到的金子上，而不是为错失的机会而懊悔，他们不仅保持了更加快乐的情绪，而且通过更高明地玩游戏赢得了更多金子。由神经学家斯蒂芬妮·布拉森（Stefanie Brassen）领导的德国研究小组得出结论认为：“摆脱悔恨是反映老年阶段情绪健康复原力强弱的关键要素。”
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心理学家一直寻找各种理由解释人为什么不快乐——而且也别奢望变快乐。心理学教科书中讨论快乐情绪的笔墨不多，却花费两倍的篇幅讨论不快乐的情绪，学术期刊中也有类似的负面偏差。心理学家强调事件的不良影响：童年记忆引发的终生神经症，创伤后压力的持久影响，衰老的破坏性影响，还有据称困扰所有人的死亡恐惧。
当然，老年人经历的憾事比年轻人多。他们每天要承受更多疼痛和痛苦。他们也经历了更多的失望。笔者曾见一位老纽约客坐在百老汇大街中央的一条长凳上，用一句悲伤的话总结自己的一生：“我在服装行业犯下了你们能犯的每一个错误。”这句话在当时听起来似乎有些不祥，我们不禁要问，这是所有人晚年都要面临的凄惨命运吗？但现在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有证据表明这位老人不具代表性。遗憾的是，他实际上并不像他的同龄人，而更像一个25岁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人能够克服失望情绪，找到更多快乐。
内心的波丽安娜
有关这一论点的证据不仅仅来自诸多证明积极效应的实验室实验，其最有力的证据（也是对“快乐水车”理论的又一次重击）来自世界各地的调查。这些调查要求人们评价自己的幸福感和对生活的满意度。研究人员一次又一次发现，幸福感在中年时会下降，然后又将回升。幸福感通常在50岁左右触底，之后持续上升几十年时间，因此人在60多岁时比20多岁时感觉更幸福，这种幸福感在七八十岁时仍然保持上升势头。这种U形幸福曲线已经在几十个国家被观察到，并通过追踪人在几十年里的幸福状况得到证实。
这种正面偏差比我们使用的语言更为深入。它不仅仅是戴给别人看的快乐面具。心理学家还发现，我们回忆过去和看待当下的方式存在正面偏差，这是波丽安娜原理在内心的体现。我们追忆往昔，使今天的自己更加快乐。“坏”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总是比“好”更强，但我们已经发明出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快乐游戏来削弱“坏”的影响。
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似乎最为显著。发达国家的人往往随年龄增长变得更加富有，但他们幸福感的增强不仅仅是因为有了更多的钱，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在控制收入和其他因素（如就业状况和教育程度）的情况下，生活满意度也会在晚年上升。这一观点的进一步证据来自欧洲国家抗抑郁药物的使用趋势：抗抑郁药的使用在45~50岁之间达到顶峰，随后逐步下降。人走到生命尽头，与严重疾病和残疾做斗争时，可能会郁郁寡欢，但研究人员普遍发现，在此之前的老年阶段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时代。
佛蒙特大学“快乐计量仪”团队负责人彼得·谢里丹·多兹（Peter Sheridan Dods）表示：“新闻媒体上有可怕的报道，推特上也有可怕的帖子，但我们往往不会没完没了地谈论。语言是伟大的社会技术，我们在语言的帮助下渡过难关。语言能够为我们植入无意识的行为和思想，正面偏差似乎就是其中之一。”
这种模式在其他灵长类动物身上也能观察到。一项针对动物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区逾500只黑猩猩和红猩猩的国际性研究便揭示出这一点。研究人员向饲养员询问这些动物的情绪总体上有多积极以及在社交中获得多少乐趣，结果发现，老年猿类（40多岁和50多岁）比中年猿类得分高。年长的猿类不那么容易产生负面偏差，应该是缘于一些与人类相同的进化原因。老年动物不需要像年轻动物那样学习那么多东西，所以它们不需要太关注自己的错误。
当然，人们确实会讨论坏消息，但即便如此，他们随后也还是会进入乐观状态。“快乐计量仪”研究小组对全球逾1 000亿条推文的分析表明，在恐怖袭击和其他坏消息发布之初，推特用户的反应会变得比较消极，但随后会出现反弹，即使在最糟糕的日子，推特用户使用的正面词语也多于负面词语。
老年人还有望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健康方面的助益，因为负面情绪和压力会削弱免疫系统。实验人员发现，免疫系统较强的老年人往往也更善于回忆积极的图片。这一发现支持了积极效应系一种进化适应理论：当免疫系统随年龄增长而变弱时，人体会自动启动让性情趋于温和的进程。老年男性产生的睾丸素较少，使他们不那么咄咄逼人，也更有同情心；而年长的女性产生的雌激素更少，使她们变得不那么焦虑，而且更加自信。这些激素变化以及大脑老化过程中发生的其他变化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老年人更善于调节负面情绪。
神经学家在一项测量社交热度的实验中探索了我们关注的东西与讨论的东西之间的差异。研究人员在受试者接触新观点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发现最令受试者兴奋的是激活与编码和检索记忆相关的脑区的观点。但后来引发最多讨论的并不是这些观点，而是激活大脑另一区域的观点，也就是与社会认知（对他人的认知）有关的区域。人们在决定传达哪些观点时，关注的不是最令个人感到兴奋的观点，而是最有可能吸引他人的观点。
但老年人的乐观心态也缘于他们自己有意识的选择。在针对存在认知障碍（比如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年人开展的研究中，积极效应会减弱，在一些让人分神的实验中也是如此。当实验人员要求受试者在看图片的同时留意声音时，年长者并不能比年轻人更好地回忆小狗和婴儿的温馨图片。
大众媒体的那句老话“无流血，不头条”并不适用于社交媒体。人们阅读的内容与分享的内容之间有很大差别。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纽约时报》在6个月内通过电子邮件分享得最多的报道，结果发现负面报道被分享的可能性低于正面报道。人们禁不住要阅读有关丑闻和枪击事件的报道，这类报道通常位居浏览排行榜榜首，但人们更喜欢分享令人欢欣鼓舞（比如《惊喜的新来者爱上了这座城市》）或者激发敬畏之情的文章（比如关于宇宙结构的新理论）。
老年人的积极心态并不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不论是在实验室里观看照片，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超越衰老之痛而保持阳光心态，都需要付出心智努力。老年人是在有意识地玩快乐游戏，而其中一些策略在任何年龄都可以奏效。
因此，发布积极的内容，关注积极的人，访问积极的网站会带来益处。如果你缺乏安全感，不妨少花点时间看精心摆拍和修过的明星和模特照片，多花点时间看朋友和家人的照片。如果有一些朋友老是发让人产生“错失恐惧”的度假照片，你应该庆幸自己可以随时取消关注。要保持积极心态，不妨关注那些传播乐观情绪、斯文有礼的人，而不要关注愤怒或刻薄的人。社交媒体上有很多快乐的小天地。
快乐游戏
我们从中得出的教训是，不应当逃避社交媒体，而是应当明智地使用它。研究人员在分析网络社交规范和用户感受之后发现，大多数人认为，在“积极但诚实地”展示自己的同时避免侮辱他人是一种责任。，研究人员还发现，这也确实是一种获取成功的策略。发布更多积极信息的人被认为更有吸引力，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社会支持，因而感觉更快乐；而发布消极信息的人得到的鼓励则较少，最终可能感觉更糟。
康斯坦丁·塞迪基德斯（Constantine Sedikides）在40岁时发现，自己每周都会多次被奇怪的感觉缠绕。当时他刚刚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搬到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教授社会心理学，他不断想起老家，被一股股怀旧思绪冲击。每周有那么几次，他会突然想念教堂山的老朋友，记起他们的羊肉烧烤和感恩节晚餐，当地咖啡的浓烈味道，秋季举行周末橄榄球赛时湿润空气的甜香。这些记忆之鲜明让他感到惊讶。有一天，塞迪基德斯在与南安普顿大学的一位同事共进午餐时提到，他在经历这一阵阵怀旧情绪之后感觉特别好。
毫无疑问，年轻人在网络世界面临同侪压力、敌意和排斥，但在现实世界中，他们一样得时刻面对这些问题。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弗格森（Christopher Ferguson）在回顾与社交媒体有关的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认为，网络的危害被夸大了——年轻人仍然主要受线下同龄人和线下互动的影响。弗格森对有关体形的研究进行了荟萃分析，发现社交媒体上的图片不会显著影响男性对自己身体的满意度，而只会对部分女性，也就是已经相当担心这个问题的女性产生微弱影响。
塞迪基德斯的同事是临床心理学家，他说：“你的话让我难以置信，你不能活在过去。这是适应性障碍的临床征兆。”他接二连三地向塞迪基德斯提出诊断性问题，问他是否抑郁，是否倦怠，是否对性生活失去了兴趣。
将社交媒体与孤独、焦虑和抑郁联系在一起的研究受到传统媒体的关注，但许多耸人听闻的结论建立在不甚可靠的相关性和实验之上。与此同时，一批严谨的研究得出了更多令人欣慰（但宣传报道也较少）的结果。研究人员报告称，社交媒体使用者实际上拥有比其他互联网使用者更紧密的人际关系，心理也更健康，社交活动的增加并没有加剧抑郁或导致更多其他心理和行为问题。一些用户确实会有负面情绪，但他们往往是那些已经被不安全感困扰的人。
塞迪基德斯坚称一切正常，但他的同事仍然坚信怀旧是一种病态，并在心理学文献中找到许多依据。“怀旧”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瑞士的一篇医学论文中，其含义是“一种本质上由恶魔导致的神经疾病”。从此，“怀旧”便一直背负着恶名。
我们需要警惕“弗雷德里克·沃瑟姆效应”（Fredric Wertham effect）。该效应得名于纽约的一位精神病医生，他的拙劣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曾引发对青少年阅读偏好的道德恐慌。他撰写的《引诱无辜》（Seduction of the Innocent）一书被《读者文摘》浓缩为一篇题为《漫画书——为违法犯罪提供蓝图》的文章。美国国会就此举行了多场听证会，各地还颁布了数十项地方性禁令。最终，漫画书恐惧被证明毫无根据，但研究人员和记者一直在重犯沃瑟姆的错误。他们仓促得出结论认为，年轻人正在被电视、摇滚乐、说唱、电子游戏等新的祸害腐蚀。如今，社交媒体也跻身祸害之列，人们指责社交媒体造成了种种危害，比如所谓“脸书抑郁”和“照片墙嫉妒”。
医科学生约翰尼斯·霍费尔（Johannes Hofer）将希腊语中的“返乡”（nostos）和“痛苦”（algos）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以描述在海外作战的瑞士雇佣兵的思乡情绪。这种情绪被认为会严重削弱人的意志，以至瑞士军官禁止演奏一首据信能引发这种疾病的阿尔卑斯山挤奶歌，违者会被处以死刑。军医认为瑞士人特别容易受到影响，因为他们的耳膜和脑细胞在年幼时曾被持续不断的牛铃声损坏，但医生很快也在其他国家发现了这种可怕的症状。怀旧被归为“忧郁症”的一种形式，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被认定为“移民精神病”、“退行表现”和“精神压抑性强迫症”。
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也产生了一些益处，使用户拥有更强的社群归属感和来自朋友的情感支持。但这些平台上的同侪压力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脸书、Snapchat（色拉布）和Instagram（照片墙）上展现他人美好生活和完美体形的照片，引发了嫉妒与忧虑混合的“错失恐惧”（fear of missing out，FOMO）以及对身体形象的焦虑。最容易引起身体形象焦虑的平台是Instagram，原因显而易见：Instagram已经成为营销平台，名流和模特在上面炫耀自己花大价钱塑造的身材，私人教练则会发布那些似乎住在健身房里的达人的照片激励你健身。一些研究人员报告说，这类图片让人们对自己的身体感到不满，但我们必须客观看待这些研究结果。
但塞迪基德斯并不觉得忧郁或压抑，跟精神错乱更是搭不上边。他在社会心理学圈内以富有感染力的笑声和幽默风趣闻名。塞迪基德斯出生在希腊，他的姓氏本来写作“Tsedikides”，但他去掉了第一个字母“T”，使之不管正读倒读都完全一样。他还考虑过把自己的名字改成“Bob”，以实现完整的回文效果，但他觉得“Bob Sedikides”这个名字跟他不太搭。他在北卡罗来纳州过得很愉快，他在那里研究了人们如何通过过滤信息提升自我形象，但他并不渴望回去。一阵阵怀旧思绪使他对自己的生活更满意，也能够以更加充沛的精力应对南安普顿的工作。
当然，消极的推文或帖子比积极的推文或帖子影响更大，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网站仍然很容易让人心烦。在各大主要平台中，YouTube让人情绪低落的可能性最低，至少按照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学会的说法是这样。该学会通过调查少年和青年人等最重要用户，对各种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了比较。这些用户在访问YouTube一段时间之后报告了许多积极情绪，而几乎没有什么负面情绪。鉴于他们观看和相互分享的内容，这种现象很好理解：政治新闻或其他新闻数量较少，而音乐视频和电视秀占了大部分，以及其他流行内容，比如视频教程、漫画、搞笑表演、励志故事和家庭视频（包括许多可爱的动物）等。总体而言，YouTube减轻了他们的焦虑感、抑郁感或孤独感。
在1999年的那顿午餐上听到同事的质疑之后，塞迪基德斯开始研究怀旧现象，最终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目前有数十名社会科学家在从事相关研究。
不论当面交谈还是网上交流，展现积极态度都会让你更显亲和，也能让听众更加振奋。研究人员通过追踪推特账号的热度发现，发送积极的推文能够比发送消极的推文吸引更多关注者。另一项研究表明，推特用户所发推文的基调往往取决于他们所见推文的内容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但用户更渴望采用乐观的主题。虽然消极的推文吸引了更多的即时关注（它们会被更快地转发），但事实证明，积极的推文从长远来看更受欢迎，传播范围也更广泛。这些推文被转发的频率是消极推文的两倍，被点赞的频率是消极推文的五倍。备受媒体关注的推特大战并不是常态。有些人喜欢在网上争吵（主要是政治阶层，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群体），但大多数人更喜欢突出积极的一面。
他们创造了一个动词“nostalgizing”（怀旧），以便把这种对往昔饱含感情的追忆与纯粹的回忆区分开来，并在实验室实验中通过播放受试者年轻时的流行歌曲诱发怀旧情绪。他们用问卷衡量世界各地的怀旧程度。大多数人报告说一周至少怀旧一次，很多人会怀旧三到四次。不管生活在英国还是中国，人们一般更常在寒冷的日子里怀旧，实验表明，在较冷的房间里怀旧会让人感觉比较温暖。人们在遭遇坏事或情绪低落时也会更频繁地怀旧——实验室实验和日常生活经验反复证明，怀旧能够振奋精神。
突出积极方面有一些明显的社交益处。人们喜欢被恭维，爱听好话，并且认为乐观的人有魅力。研究人员发现，通过以数码方式修改照片中的面部表情，在面部添加微笑，能够让旁观者认为照片中的人更有吸引力、更慷慨、更健康、更友善。积极的语言也会带来同样的裨益。在第四章中，我们注意到评论家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做出给人以“冷酷但睿智”之感的负面评价，二是做出给人以“友善但乏味”之感的正面评价。表现友善通常是最好的社交策略，至少适用于专业批评家以外的人。
经过20年的研究，科学家对怀旧的看法已和以往大为不同。科学家发现，怀旧不仅不是病理现象，而且可以缓解孤独和焦虑。怀旧频率较高的夫妇感情更好。诱发怀旧情绪能够使写作更有创意，行为更加慷慨（通过校友聚会激发怀旧情绪的大学筹款人应该不会对这一结论感到惊讶）。怀旧激励我们完成任务，克服逆境，向着目标奋斗。研究人员鼓励人们在动手工作之前先花几分钟回忆往事，结果发现这些人能够更好地应对工作压力，比如老板的粗暴或不公。怀旧通过拓宽我们的视角，让我们从生活中感受到更多意义。塞迪基德斯喜欢引用索尔·贝娄（Saul Bellow）的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Mr. Sammler’s Planet）中一个人物对自己为何爱追忆往事的解释：“人人都需要记忆。记忆把无意义之狼挡在门外。”
他们问：“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大多数人大部分时间都在谈论生活中的美好事物？”答案当然不仅限于心理语言学本身，而是涉及人类社会结构的性质，以及这些结构得以维持的条件。如果人类群体的成员不断寻找、不断谈论生活中及邻里间的丑陋事物，很难想象这一群体能长久维系关系。”
怀旧并不是纯粹的正面情绪。怀旧苦乐参半，略带失落，但最终能带来满足感。文学史上第一位怀旧者奥德修斯每天都在苦苦思念伊萨卡的家人，这些记忆激励他在返乡之路上克服重重障碍。当研究人员对《怀旧》（Nostalgia）杂志（是的，有一本杂志专门追忆往事）中的文章进行系统分析时，发现正面情绪远多于负面情绪。他们在不同国家开展的实验中收集的故事也揭示出类似的现象，这些故事都是快乐多于痛苦。世界各国的人都有关于假期、婚礼、野餐和徒步旅行的美好回忆。
但日记研究还表明，坏日子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如果今天过得不好，明天会有较大可能也过得不好，但好日子产生的影响并不会延续到下一天。其他研究人员发现，当人们被问及生活中经历的好事和坏事时，他们会花较多时间思考坏事，用较长时间讲述坏事。新闻编辑知道，人们也会花更多时间阅读恐怖报道而非正能量的特写。因此，仅用好事发生的频率并不能完全解释我们为什么不断使用正面词语。正如鲍彻和奥斯古德在1969年提出波丽安娜假说时所推测的那样，鉴于我们对“坏”格外关注，似乎还有其他东西促使我们保持乐观态度。
塞迪基德斯说：“典型的怀旧记忆始于你在别人帮助下解决的一个问题。例如：我去参加家庭聚会，哈里叔叔走过来说：‘蒂娜，你胖了吧？’然后玛莎婶婶走到我跟前说：‘哦，蒂娜，甭理哈里叔叔。他这人你懂的。来跟我喝一杯吧。’接下来，我们一起聊起家人，度过一段美好时光。故事的开头是不识趣的哈里叔叔，这很糟糕，但结局很好。怀旧让你感觉与他人有更多情感联结，产生一种由过去到现在的延续感，所以你会感觉更加幸福，觉得生活更有意义。”
有一种可能的解释非常简单，这就是“好”比“坏”更常见，所以我们有更多好事可聊。“快乐计量仪”的分析显示，就连擅长传播坏消息的报纸其实也相当积极，因为令人沮丧的全球时事报道总是被刊登体育赛事捷报、艺术成就、慈善捐献、奠基仪式、婚礼和授奖的其他版面盖过。我们在前文中指出，日记研究表明，好日子与坏日子之比一般为3∶1，因此生活中的好事多于坏事。
所有年龄段的人都会怀旧，就连年仅7岁的孩童也不例外，他们喜欢重温生日派对和假期的回忆。但不同年龄段的人怀旧程度有所不同。怀旧情绪在中年略有下降，到老年又会再次上升，呈现出与人一生幸福感变化趋势相同的U形曲线，而这并不是巧合。塞迪基德斯和他的同事发现了怀旧与幸福感之间直接的相关性：成年人为重温往事花费的时间越多，对当下就越满意，对未来也越乐观。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能够更好地收获怀旧的益处，从而变得更加快乐。在这些研究结果的启发之下，塞迪基德斯自己会更多地怀旧，他希望其他人，所有年龄段的人也能多多重温往事。
既然波丽安娜假说已经得到证实并升级为波丽安娜原理，下一个问题便是为何会存在这种现象。
这是自心理学家开始纠正心理学领域长达一个世纪的负面偏差以来可望出现的最有前途的策略之一。过去20年，自马丁·塞利格曼发起积极心理学运动以来，心理学家开始更多地关注如何克服问题，而不是一味纠结于哪里出了问题。是什么赋予创伤受害者复原力，使他们变得更加强大？为什么老年人纵使身体状况较差，也会报告说自己感觉更幸福？一些研究人员推测，老年阶段的积极效应由认知能力下降导致，老化的大脑会避免负面信息，因为这类信息较难处理，但这一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当老年人需要做重要决定时，他们仍然可以专注于负面因素，在实验中，老年人做这类决定时的表现与年轻人一样好。
随后，佛蒙特大学的数学家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广泛的数据。他们与非营利机构Mitre Corporation的研究人员合作开发了一种名为“快乐计量仪”（hedonometer）的计算机算法，对涉及10种语言的文本中的情感内容进行衡量，这些文本包括图书、新闻报道、歌词、影视剧本、网站和社交媒体帖子。乐观倾向同样在每一种媒介和每一种语言中占据主导地位。即便像《白鲸》和《罪与罚》这样情感阴郁的小说，总体来看也是正面词语多于负面词语（尽管结尾部分肯定是令人沮丧的）。
老年人并不是头脑简单的盲目乐观者。他们不忽视问题，也不把坏情绪埋藏在心里，但他们不会被“坏”压倒。他们从挫折中汲取经验，就好像经历创伤的人会获得新的力量。他们能够更好地处理复杂的情绪，就好像怀旧的人即使在心心念念追忆一去不复返的往日乐事时也能感受到快乐。他们关注的不是失去的东西，而是留下的美好记忆。他们较少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烦扰，而更多地关注小乐趣。
他们写道：“我们猜测，波丽安娜式的乐观倾向是普世人性”，但该假说直到大数据时代才得到验证。2012年，佛蒙特大学一个应用数学家小组发表了一份分析报告，对约30万首歌曲、《纽约时报》的200万篇文章、300万本图书和8亿条推文中的5 000个最常用的英语单词进行了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尽管我们对负面事物更为敏感，但波丽安娜效应在所有媒体中均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在充斥着恋人哀叹的歌曲中，正面词语与负面词语的比率也在2∶1左右。推文中的正向性比率接近3∶1，书籍和报纸文章中的正向性比率更是接近4∶1。
阅历带来智慧，岁月带来新的视角。对老年人中这种积极效应的一种主要解释是，老年人的时间概念发生了变化：由于这辈子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他们更注重享受当下，而不是努力实现长期目标。他们用更多时间与亲朋好友相处，而把较少的时间花在鸡尾酒会和相亲上。心理学家劳拉·卡斯滕森（Laura Carstensen）把这种对积极效应的解释称作“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老年人通过练习“社会情绪选择”来避免“坏”的力量。年轻人通常更关注未来，因为他们能活更长时间。但年轻人也能学会转换视角看问题，当研究人员在实验中或者通过提醒年轻人生命脆弱而鼓励他们关注当下时，年轻人身上会表现出与老年人一样的积极效应，并能获得一些相同的益处。
研究人员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当时处于大萧条期间，联邦政府正想方设法让人们重返工作岗位。一些失业的学者受聘统计书籍和其他出版物的字数。他们发现，“好”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是“坏”的5倍，“较好”出现的频率是“较坏”的5倍。“爱”和“甜”这两个词的使用频率是“恨”和“酸”的7倍。提及幸福之处比提及不幸福之处多得多，比例高达15∶1。之后的研究人员对十几种其他语言进行了小规模研究，并发现了类似的正面偏差。心理学家杰里·鲍彻（Jerry Boucher）和查尔斯·E.奥斯古德（Charles E. Osgood）对上述证据进行调查之后，于1969年发表了一篇名为《波丽安娜假说》（The Pollyanna Hypothesis）的论文，该论文提出，世界各地的人都倾向于“更频繁、更多样、更轻松”地使用正面词语而非负面词语。
在《波丽安娜》中，快乐游戏是由一个青少年教给大伙儿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年轻人必须从长辈那里学习快乐游戏。年轻人永远不会跟年长者玩得一样好，因为年轻人必须更多地关注“坏”。刚刚开始职业生涯和寻找浪漫的年轻人必须从错误中学习，必须拓宽眼界，因此，他们只能忍受鸡尾酒会和相亲。中年人不得不面对抚养孩子及照顾年迈父母的情绪挑战和经济挑战，他们的紧张感更强，因为他们的生活中有更多压力。
除非你已经受到波丽安娜的影响，否则你的清单中很可能包含更多与坏情绪而非好情绪有关的词语。在芝加哥、墨西哥城和六个欧洲国家进行的研究表明，人们总是列出更多诸如“愤怒”“害怕”这样的词，而不是像“快乐”这样的词。，一些学者在仔细研究各种语言的词典之后得出类似的结论：表示坏情绪的词要比表示好情绪的词多得多。语言中的这些负面偏差凭直觉便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知道“坏”的力量更强大。人们更关注负面情绪，自然会以更多方式描述它们。但人们更常使用哪一类词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与直觉不太相符。
但每个人都可以从快乐游戏中获益，不管是青年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没有人会被困在限制幸福的“快乐水车”上。下面我们来看看最近的积极心理学研究得出的一些具体策略：
如果你手头有一支笔或一个键盘，在阅读下一段之前，不妨先试着做一个练习：在20秒时间内，快速列出与情绪有关的词语。
转换叙事视角。伤残的士兵和事故受害者通过重述生活经历可以实现创伤后成长。他们不是把创伤视为粉碎人生规划的不幸，而是视为开辟崭新道路的契机。这种技巧也可以用来处理生活中的任何一件坏事。我们可以不把被解雇视为失败或职业杀手，而是视为通往更好职业的动力。对创伤受害者和其他人进行的实验表明，每天花15分钟进行“表达性写作”能带来显著益处。“表达性写作”是指写下你的问题和你对问题的感受。这种练习迫使你直面生活中的“坏”，并帮助你通过应对“坏”来实现超越。
好话的力量
分享好消息。在马克·吐温的诸多名言中，有最多实证支持的是《傻瓜威尔逊》(Pudd’nhead Wilson)中威尔逊的一点智慧：“悲伤可以独善其身，但要想充分享受快乐的价值，必须与人分享。”心理学家对前半句抱有争议，因为向他人倾诉悲伤有一定好处，但他们一致发现，分享快乐的益处要大得多。
但这不是瞎话。作为艺术，《波丽安娜》确实有些俗气；但是作为科学，快乐游戏一点也不坏。
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增值”（capitalization）。心理学家雪莉·盖博（Shelly Gable）和哈里·里斯（Harry Reis）曾通过分析日记以及在实验室观察人们如何谈论自己经历的好事来研究“增值”的影响。当别人对你的好消息反应热烈时，你会感到更加快乐，你的成就似乎更有意义。它可以帮助你品味这一刻。塞迪基德斯在对大学生和校友的研究中发现，一项经历今天你品味得越多，今后你就越有可能从重温这件旧事中享受更多的乐趣。
波丽安娜把这个快乐游戏教给她的新邻居。快乐游戏迅速点亮了镇上每个人的生活，就连刻薄的姨妈也学会了微笑，并得到应有的奖励：找了个很棒的老公。波丽安娜在被车撞伤并双腿瘫痪之后遭遇了短暂的信仰危机，但随后又振作起来，在小说结尾，她奇迹般地站起身走起路来。说到这里，你就能明白这部电影为什么会让皮克福德和导演格里菲斯等其他好莱坞名流感到震惊。格里菲斯称之为“有史以来银幕上最不道德的故事”，因为它是“由镀金的瞎话构成的错误哲学”。
当你听到别人分享的好消息时，要高兴，或者至少做出高兴的样子。要想让好消息“增值”，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如果听者只是坐在那儿一言不发，而不是做出热情的反应，就没有人能获得益处，说话者到头来可能也会泄气。研究人员已证明，改善夫妻关系的一种最快方法是训练他们为彼此庆祝日常生活中的小小胜利。技巧很简单：仔细倾听好消息，面带微笑，在回应中倾注些许热情（可以说“哇，太棒了！”），然后追问更多细节。这样一来，胜利就显得更大，胜利者不仅感到更快乐，而且会与伴侣走得更近，对伴侣会更加信任，更加慷慨。这是一种双赢，证实了文学作品中的又一名句，这句话出自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之口：“美德，愈传扬愈滋长。”
小说中的波丽安娜很早就展现出这种洞见。那是在她来到位于佛蒙特州小镇的姨妈家后不久。姨妈是个令人讨厌的人，独自住在一座大宅里，她冷冷地向波丽安娜打招呼，然后领她上楼，小女孩看到一间间空卧室里的豪华地毯和家具，感到惊讶不已。后来，波丽安娜发现自己被安排在阁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墙壁上空空如也，也没有窗帘，但她很快就看出这个房间的好处：没有什么会分散她对窗外景色的注意力！波丽安娜向她姨妈的仆人解释说，她在玩已故父亲在西部传教点教给她的一种游戏。最开始玩这个游戏是在一些捐赠物品运抵传教点的那天。波丽安娜想要一个洋娃娃，但在那批物品中，给孩子的东西只有一对小拐杖。她感到失望，直到父亲教导她要始终寻找快乐的理由：庆幸你不需要拐杖！
列出你遇到的幸事。培养“感恩心态”是积极心理学运动确定的最有效策略之一。研究表明，感恩心态与较低的焦虑和抑郁水平、较好的健康状况和较高的长期生活满意度有关联。当人们被鼓励历数自己经历的幸事时，在遭到挑衅时便变得不那么咄咄逼人，对包括伴侣在内的其他人也会表现得更加友善。他们晚上会更快入睡，睡眠时间更长，醒来时更加精神焕发。
波丽安娜的人物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她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一种克服负面影响的心理策略。波丽安娜对自己处事之道的描述可能有些招人厌，但研究者所说的“波丽安娜原理”是一种真正的洞见。
年长者自然比年轻人更精于此道，但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以下经过研究人员检验的技巧：列出你心怀感激的五件事。可以是一天里发生的特定事件，也可以是像“很棒的朋友”这样的特定人物。每天记录最为理想，但实验表明，一周记一次即可发挥效果。另一项行之有效的策略是“感恩拜访”：写一封300字的信给那些让你生活变得更好的人，列出具体理由，然后拜访他们并大声朗读。在实验中，进行拜访的人快乐程度有所增强，抑郁程度有所减轻，这种状态在之后一个月的时间里一直保持（听他们朗读这封信的人心情肯定也变得更好）。
但波丽安娜又一次取得了胜利，1920年的那部电影轰动一时，波丽安娜成为皮克福德演艺生涯中的决定性角色。在1960年迪士尼版电影中饰演波丽安娜的海莉·米尔斯（Hayley Mills）也是一样。“波丽安娜”系列小说的生命现已延续了逾一个世纪，图书销量达到好几百万册，并为更多的电影、电视剧、棋盘游戏、漫画和其他作家编写的十几部续集提供了灵感。
如果这些事情太麻烦，你可以尝试一年一次的感恩练习，只需要两分钟，花费不超过一块桌布的价钱。在感恩节聚餐时分发钢笔，让在座的每个人在桌布上写下他们感激的人和事。我们没有关于这一策略有效性的数据，但有来自我们自己在感恩节的切身体验，我们发现，这样做能让晚餐更快乐。当你在每年的感恩节重复使用这块桌布时，这种策略的效果会逐步增强，在一年中剩余的时间里重温桌布上的文字亦是一种乐趣。
电影制作权以在当时算得上天价的11.5万美元卖给了有“美国甜心”之称的影星玛丽·皮克福德（Mary Pickford）。皮克福德自己制作电影，时年27岁的她还亲自饰演12岁的波丽安娜。剧本被安排给另一位好莱坞顶尖人才弗朗西斯·玛丽昂（Frances Marion）编写。玛丽昂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她们两个女人都被小说中的伤感场景和悲情吓坏了。她回忆说：“我们继续机械地拍摄我俩都觉得恶心的电影。我讨厌写，玛丽讨厌演。”
抽时间怀旧，并创造更多美好回忆。塞迪基德斯不仅享受回忆，而且通过在当下有意识地营造可成为未来愉快回忆的温馨时刻促进“可预期的怀旧”（anticipatory nostalgia）。生日晚宴和周末旅行等活动带来的好处会在活动结束后持续很久。塞迪基德斯建议，公司在判断是否为节日派对买单时，不妨考虑他研究中的一项结论：员工对公司活动的怀旧记忆越强，跳槽的可能性就越小。在生活中，当塞迪基德斯与朋友、家人和同事聚会时，他会遵循一句箴言：“让它令人难忘。”
波丽安娜是埃莉诺·H.波特（Eleanor H. Porter）1913年创作的小说《波丽安娜》（Pollyanna）的主人公，是一位圣徒般的孤女，她遭遇了一连串无端的残忍、随机的悲剧、荒谬的巧合，却保持着匪夷所思的乐观态度，她还与跟她一样缺乏真实感的人物展开了令人尴尬的对话。不过，这些都没有阻止《波丽安娜》立即成为畅销书。这部小说很快推出续集，被改编成百老汇轰动一时的热剧，当时十几岁的海伦·海耶斯（Helen Hayes）凭借该剧开启了表演生涯。
珍视过去，但不要把过去同现在比较。如果把过去与现在进行比较，激起一种像歌曲《路漫漫》所传达的那种怅惘之情，怀旧就没有任何益处。这便是斯蒂芬·斯蒂尔斯（Stephen Stills）在《组曲：朱迪蓝色的眼睛》中描述的陷阱，他唱道：“不要让过去提醒我们现在不是谁。”心理学家称这种现象为“自我中断”（self-discontinuity），这是一种与身体和心理疾病有关的失落感和错位感。更好的做法是利用过去来理解生活的意义，把记忆看作资产，而不是把它看作对你所失去的东西的提醒。
“波丽安娜原理”并没有那么讨厌。这是一种具有坚实理论依据的强大心理效应。研究表明，我们天生拥有防御负面效应的能力——一些能力无意识地发挥作用，还有一些可以有意识地调动。“波丽安娜原理”只是碰巧得名于一本甜腻小说中招人厌烦的主人公。
当波丽安娜瘫痪在床，说她庆幸曾经拥有能够走路的双腿时，似乎乐观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可以用“Pollyannaish”（盲目乐观）来形容，这也是乐观一词最坏的一层含义了，但她的基本策略是合理的。在比《波丽安娜》好出一大截的电影《卡萨布兰卡》的结尾，一个比波丽安娜可信得多的人物使用了同样的策略。当汉弗莱·鲍嘉在停机坪上向英格丽·褒曼道别时，他不是沉湎于自己失去了什么，而是想着还拥有什么，想着别人拿不走的东西。他说：“我们将永远拥有巴黎。”他说得没错。
世界各地的人都倾向于“更频繁、更多样、更轻松”地使用正面词语而非负面词语，波丽安娜式的乐观倾向是普世人性。人们禁不住要阅读有关丑闻和枪击事件的报道，但人们更喜欢分享令人欢欣鼓舞或者激发敬畏之情的文章。人们以积极方式应对创伤，从而变得更善良、更坚强、更关注生活中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