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必要在这里稍稍加以解释。我们的时代瞬息万变、千曲百折，所以也就没有好的记忆力。我不知道埃米尔·维尔哈伦的作品今天是否还有意义，但他是法语作家中第一个决心对欧洲做出贡献的人，就像惠特曼对美国做出贡献那样，既要认识当代，又要认识将来。他早已开始热爱当代的世界，把它作为诗歌的题材。有些人认为机器是恶魔、城市丑恶，认为当代不可能有诗意，而他对每一项新发明、每一项技术成就都感到欢欣鼓舞。他对自己的这种热情感到高兴，为了使自己感受到更多的激情，他认为必须对周围的事物更加倾心。所以从最初的小诗中孕育出宏大的赞美诗。《相互尊重友好》这首诗是他向欧洲各族人民发出的号召。当今的时代是个极为可怕的倒退时代，可它不为当代的整整一代乐观主义者们所理解，这一点在他的诗歌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的一些最好的诗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新的欧洲和人类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现在，我今后的岁月里道路将如何走，我心里已经清楚了，那就是多观察、多学习，然后再进行创作！不能让仓促写成的作品来见世界，而首先应该了解世界的本质。在柏林就像吃了浓浓的醋渍汁一样，使我思渴难忍。我环顾周围世界，思索着暑假旅游该到哪个国家去，最后我选择了比利时。这个国家在上世纪与本世纪相交之际在艺术方面有过不同寻常的飞跃，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超过了法国。像绘画界的克诺普夫(11)、罗普斯；雕塑界的康斯坦丁·默尼耶和乔治·米纳(12)；工艺美术界的范·德·韦尔德(13)；文学界的梅特林克、埃克豪特(14)、勒蒙尼耶；这些大师构成欧洲文学艺术的新力量。不过首先使我入迷的是埃米尔·维尔哈伦(15)，因为他的抒情诗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我暗自发现这位在德国尚不为人所知的作家——德国官方文学界长期以来把他和魏尔伦混为一谈，就像把罗曼·罗兰和罗斯丹相混淆一样。只要单独爱一个人，就会得到双倍的爱。
我为了结识维尔哈伦才来到布鲁塞尔的。可是卡米耶·勒蒙尼耶这位强壮的、已被人不公正地忘掉的《男人》的作者——我曾把他的一部长篇小说译成德文——不无遗憾地告诉我，维尔哈伦很少从他的小村庄到布鲁塞尔来，而且他现在也不在家。为了弥补我的失望情绪，他热情地给我引见其他艺术家。于是我见到了老艺术大师康斯坦丁·默尼耶，这位颇具英雄气概的工人和以表现劳动场面著称的雕塑家；在他之后，我见到了范·德·施塔彭(16)，他的名字在今天的艺术史上几乎已经消失。不过这位身材矮小、面颊红润的佛来米人倒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他与他的夫人，一位高大宽肩、开朗的荷兰人，热情地接待我这个年轻人，给我看他的作品。在那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们谈了很长时间的文学和艺术。他们的善意打消了我的所有顾虑。我不加掩饰地对他们说，我到布鲁塞尔来就是想见见维尔哈伦，恰巧他不在，我很遗憾。
这样广泛地接触现实生活，想必会大大增加我的创作欲望，好像这样才合乎逻辑。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在中学时期相互激励起来的强烈的创作欲，现在令人担忧地丧失了。我那本不成熟的诗集出版四个月后，我就想不通当时怎么会有勇气出版它。其中有些诗还是相当优美和精巧的，甚至有的诗还是相当好的艺术品。但是，我总觉得这些诗的伤感情调是不真实的。同样，自从我在柏林和现实有了接触以后，我觉得我最初发表的中篇小说有股洒过香水的纸张味。这些作品全然不合乎现实生活，用的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写作技巧。所以，我把从维也纳带来的那部讨好出版人的长篇小说付之一炬。这是因为我在这里看到了现实，我那中学水平的判断力惨遭打击。此时的心情就像在学校里连降几级那样难受。事实上，第一部诗集出版以后，间隔六年我才出版第二部诗集，又隔了三四年才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在这期间，我遵照戴默尔的忠告，抓紧时间从事翻译工作，至今我仍然感激他，因为文学翻译能使年轻的作家更熟练更精确地运用祖国语言，对写作大有裨益。我翻译波德莱尔的诗，还译过魏尔伦、济慈、威廉·莫里斯的一些诗和夏尔·范·莱尔贝尔赫(9)的一个小剧本及卡米耶·勒蒙尼耶(10)的小说《熟能生巧》。任何外语都有自己独特的成语和习语，这是翻译诗歌的首要难题。正因如此，翻译诗歌需要译者有丰富的表达能力，而在平时人们却不注意这些。如何把外语中的成语译成妥帖入微的母语，需要译者反复揣摸，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艺术家的特殊的艺术乐趣。这种默默无闻的工作需要耐心和毅力，需要道德修养，而这种道德修养在中学时期由轻率和鲁莽所代替。我现在特别喜欢翻译工作，因为我从介绍外国文艺作品的平凡工作中第一次感到，这才是做了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不枉我来人世一遭。
是否我讲的有点太过分了？是否我讲的有点憨直？反正我觉察到范·德·施塔彭和他的夫人对视一笑，偷偷使了一个眼色。我觉得我的话引起了他俩会意的默契。我感到很不自在，想告辞。他们执意留我吃午饭。他们相互使着眼色，一脸神秘的微笑。不过我觉得，即使有秘密，也一定是善意的友好的，于是我放弃了去滑铁卢的打算。
在那个广泛吸收知识的时代，友谊很容易结成，而社会和政治的隔阂尚不十分严重，一个年轻人想要学到真正的知识，最好向那些愿意共同进取而非已负盛名的人学习。我再次感到，集体的热情合作必然结出硕果，这种感觉是站在比中学时代高得多的国际水平上的一种体会。我在维也纳的朋友几乎都出身于资产阶级，而且十分之九出身于犹太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爱好只能说是大同小异；而在柏林这个天地里的年轻人来自完全不同的阶层，有的来自上层，有的来自下层；这位是普鲁士贵族，那位是汉堡船主的公子，第三位则是威斯特法伦的农民贫家子弟。我突然置身于这么一个有衣服褴褛骨瘦如柴的真正穷人的社交圈子里，这是我在维也纳从来没接触过的社会阶层。我和酒鬼、同性恋者、吸毒者坐在同一张桌旁。我敢于——甚至觉得骄傲——同一个相当有名的被判过刑的冒充大人物的骗子握手（后来，他把他自己干的勾当写成回忆录出版，从而加入了我们作家的队伍）。我被引进小酒店和咖啡馆里，与那些我认为在现实主义小说中不曾有过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拥挤在一起。并且，一个人名声越坏，就越能引起我强烈的兴趣，想认识他本人。这种对危险人物特殊的偏爱或者说好奇伴随了我一生。即便到了守规矩又知书达理的年龄，我的朋友还经常责备我不要同这些不讲道德、言而无信、损害他人名誉的人交往。也许因为我出身于正派的社会阶层，对这个阶层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感到有点内疚，才使我觉得这些人最有诱人的魅力。这些穷人从不吝惜且近乎蔑视自己的生命、时间、金钱，甚至健康和名誉。他们是单纯为了生存而没有目标的有偏狂症的人。也许有人在我的长篇或短篇小说中会觉察到，我对这种豪迈本性有一种特别的偏爱，同时他们还有一种异域的魅力。他们中间几乎每一个人都对我强烈的好奇心报以来自异国的礼物。画家埃·莫·利林，这个来自德罗霍毕茨，信奉东正教的穷车工师傅的儿子，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东方犹太人，我从他身上了解到迄今为止尚不明了的犹太人的精神力量和犹太人顽强的信仰。一个年轻的俄国人为我翻译了当时在德国尚无人知晓的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最精彩的片断。一名瑞典女青年使我第一次看到了蒙克的绘画；我在那些尚不入流的画家的画室里来回转悠，为的是观察他们的绘画技巧。一名教徒还带我到一间圣灵降临的小屋去看过。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大开眼界，大千世界真是多姿多彩，令人目不暇接。在中学时，我所接触的是纯粹的公式、诗韵和诗句，而现在我在这里接触的是人。我被他们所鼓舞，对另一些人很失望，有些人甚至欺骗过我。可是我坚信，在柏林短短的一个学期，完全自由的第一个学期里进行的社交活动要胜过以往的十年。
很快就到了中午，我们已经坐在餐室里——像所有的比利时住房一样，餐厅是在一楼——透过餐室的彩色玻璃可以看到临屋的一条街道。突然，一个身影出现在餐室窗前，听见有人用手指敲玻璃，同时门铃也突然响起来。“他来了。”范·德·施塔彭太太说着就站了起来。我不知道这个“他”是何人。但门已打开，他迈着沉重有力的步伐走了进来。原来是他，维尔哈伦！我一眼认出他，我早就从照片上认识他。维尔哈伦是这里的常客，今天凑巧也到这里来。所以，当我说出我到处找维尔哈伦而不得见时，施塔彭夫妇迅速地使眼色会意：不告诉我，给我意外的惊喜。现在，维尔哈伦已站在我的面前，施塔彭夫妇对刚才的小玩笑得意地微笑起来。我的手第一次和他那只强健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他那明澈、和善的目光。他总是这样，不论应邀到谁家，总是带着热情和喜悦走进屋。他刚开始吃饭，就叙述起他刚会过朋友，还去过美术馆，脸上还带着那时的兴奋神情。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像是回到自己的家；无论碰到什么偶然小事，他都会感到不亦乐乎，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崇高的习惯。他眉飞色舞，侃侃而谈，每一件事都讲得活灵活现。他讲第一句话就能抓住听众的心，因为他襟怀坦白，平易近人；他从不拒绝任何新人新事，任何人他都接待。他对一个初见的人会立刻抛出一片真心，就像那天我与他第一次见面时一样。以后我经历过无数次他善待其他人产生的巨大反响。他并不了解我，仅仅听说我喜欢他的作品，就同我一见如故。
这位淳朴的诗人——他今天即使在德国也几乎被人忘却了——的真挚和纯洁也许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不再关心“后来者”社团选出的理事会。这位诗人的思想和语言，后来影响了无数人的生活方式。在柏林，我第一次看到鲁道夫·斯坦纳(7)，他是继西奥多·赫茨尔之后又一个命中注定为千百万人指路的人。斯坦纳是人智学的创始人，他的追随者为发展他的学说创办了规模宏大的学校和研究院。他本人并不像赫茨尔那样具有领袖气质，可是他更富有魅力。他那双深沉的眼睛好像蕴藏着催眠的魔力，听他讲话时如果不盯着看他，会听得更好，注意力更集中。因为他那瘦削的苦行僧似的脸上闪烁着强烈的激情，这不仅使妇女对他着迷，其他人也被他吸引。当时鲁道夫·斯坦纳还没有创建自己的学说，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探索者和求知者。有时候他给我们讲歌德的颜色学。在他的讲述中，歌德的形象越来越像浮士德和巴拉塞尔士(8)。斯坦纳的讲话总是那么引人入胜，因为他学识渊博，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只懂文学的人来说更显得博大精深。听他的报告，或者有时同他私下交谈之后，我总是怀着兴奋又有点抑郁的心情回到家里。可是，如果我今天扪心自问，当时我是否预见到这个年轻人以后会在哲学和伦理学方面有如此重大的影响，我不得不惭愧地回答：“没有。”我期待着他的探索精神引领他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成就，如果我听到他用直观的方法在生物学领域获得伟大的发现，我决不会感到奇怪。可是，在多年以后，当我在多纳赫看到那座雄伟壮丽的歌德大楼——“智慧学校”（这是他的学生捐赠给他的那所柏拉图式的“人智学研究院”）时，真使我有点失望。他的影响已经深入到广泛的社会实践中，甚至在有的地方这种理论已家喻户晓尽人皆知。我不敢对人智学妄加评论，因为我到现在还不清楚，人智学是研究什么的，它到底有什么意义。甚至我这么认为，人智学之所以有诱惑力，主要不在于这个学说，而在于鲁道夫·斯坦纳这个富有魅力的人物。他是一个具有特殊吸引力的人，他总是以友好的、不以权威自居的态度与青年人交谈，由于这样我与他才结识，应该承认，我与他的交往使我获益匪浅。我从他那富于想象同时又十分深奥的学识中认识到，真正渊博的知识，绝不是像上中学时所想象的那样，通过泛泛地读书和讨论就会获得，而是持之以恒、日积月累的刻苦钻研。
午饭以后，又出现了第二件令人惊奇的事，范·德·施塔彭早就有为维尔哈伦塑像的愿望，这几天他一直忙于雕塑维尔哈伦的半身像，今天是最后一次写真。范·德·施塔彭说，我来的正是时候，正需要一个和这位模特儿聊天的人，这样就可能塑出一张正在说话和倾听的生动面孔。我目不转睛地细细盯着他达两小时之久。这是一张令人难忘的面孔，高高的前额，艰苦的岁月让脸上布满了皱纹，褐色的鬈发簇拥在深深的鬓角上。他的面部表情严厉，饱经风霜的浅褐色皮肤，轮廓鲜明地向前突出的下颌，窄窄的唇上蓄着两撇长长的浓密的维钦托利式的八字胡，一双消瘦的、灵巧的、纤细而有力的手，皮下血管在勃勃跳动，显示出兴奋感。他的双肩像农民的肩膀一样宽阔，肩负着他意志的全部力量。相比之下，他那颗坚强的瘦骨嶙峋的头颅似乎显得小了一些。只有他大步向前走的时候，才能显示出他的力量。当我今天看到这尊半身塑像时，我才知道它有多么逼真，多么传神。范·德·施塔彭后来的作品都没有超过这件雕塑。这是一个诗人的伟大的真实记录，是永恒力量的纪念碑。
我没有花费多长时间，就找到一个放荡不羁、气味相投的社交圈子。我在维也纳时，就和柏林一家有影响的报纸《现代人》合作了，他们自嘲地称该报是“同仁团体”。该报的主编是路德维希·雅各博夫斯基。这位年轻的诗人在他早逝前不久，建立了一个名为“后来者”的社团，这个名称对青年人颇具诱惑力。在诺伦多夫广场旁的一家咖啡馆二楼，每周举行一次聚会。在这个类似巴黎“丁香园”的盛大聚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物聚集在一起，有诗人、建筑师、扮风雅的文人学士、记者，还有扮作工艺美术家和雕刻家的年轻姑娘，想提高德语水平的俄国大学生和满头淡黄金发的斯堪的纳维亚女郎，以及从德国各省来的人物：骨骼强壮的威斯特法伦人，憨厚的巴伐利亚人及西里西亚的犹太人。大家聚集一堂，展开激烈的争论，但不受任何拘束。有时朗诵几首诗或剧本的片断，但对所有人来说，主要目的是在此彼此结识。在这些自命豪放不羁的青年文人中间，还坐着一位像圣诞老人似的胡须灰白的老翁。这般高龄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实在令人感动。他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因为他才是一位真正的诗人，真正的浪漫文人，他就是彼得·席勒。这位七十岁的老人，眯缝着蓝色的小眼睛，亲切地、真心实意地望着这群与众不同的孩子，他一直穿一件灰色的风衣，用此遮盖周边已磨破了的西装和很脏的衬衫。每逢我们簇拥着他，要他朗诵一首诗时，他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手稿，一边看一边朗诵。这是一些完全不同类型的诗，是一个天才诗人的即兴之作，只是有点松散和偶然罢了。这些诗是他在电车上或咖啡馆里用铅笔写的，写完就忘记了，所以他在朗诵时总是很费劲地辨认模糊的字迹。他从来没有钱，可从不为钱发愁。他四海为家，今天在这家寄宿，明天在那家做客；忘却尘事，淡泊名利，好像使他懂得了人生真谛。谁也不知道这位善良的林间樵夫是何时又是怎么来到柏林这座大城市的，也不知他来这里想做什么。其实，他什么也不想要，他不想出名，也不想显赫。他怀着诗人的梦想，只是想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在柏林生活下去。以后我又遇到像他一样的一个人。那些吵吵闹闹的与会者围着他，高谈阔论，他总是和蔼地听着，从不与任何人争论，有时，他举起酒杯表示敬意，可几乎不介入别人的谈话。他给别人一种这样的感觉，好像就在这一片喧闹中，他正在自己昏昏沉沉的头脑中寻诗觅句呢！尽管此时此地根本不具备产生诗文的条件。
经过这三个小时，我确实爱上了这个人，此后，我在一生中始终喜爱他。他的本性是稳健的，从不自满。他与金钱无缘，宁愿住在乡下，也不愿为生活多写一行字。他不求功名，从不用退让、逢迎或通过熟人关系来追逐名利。他认为，自己的朋友和他们忠实的友情就已让他心满意足。他甚至摆脱了对一个人来说最危险的诱惑：荣誉。但荣誉终于在他年富力强之时落到他的头上。他始终光明磊落，心中无任何芥蒂，从不为虚荣迷惑。他是个自由、快乐、胸怀坦荡的人，谁要是同他在一起，就会亲身感受到他的生活理念。
我到柏林的时候，带了许多维也纳朋友的推荐信，可是一封我也没用上。我之所以不合常规地到柏林来，目的就是为了摆脱资产阶级安逸的生活和束缚人的环境，不再与那个阶层的人打交道，在柏林独立生活。我只想结识和我文学情趣相投的那些人，而且尽可能认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人物。我没有白读“浪漫文人”的作品，刚满二十岁就想亲身体验一下浪漫文人的生活。
这会儿，诗人就在我这个年轻人的面前，我做梦都想成为他那样的人。在我与他初次见面的头一个小时里，我就下了决心，为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效劳。我下这个决心是颇有胆识的，因为这位诗人在当时的欧洲还没有多大名气。虽然我知道，翻译他的庞大的诗集和三部诗剧要占去我二到三年的创作时间，但我还是下决心用全部精力、时间和热情来翻译这几部著作。我贡献出最宝贵的精力，就是为了完成这件道义上的任务。我在过去不断地寻找和探索，今天总算找到一件有意义的事。如果今天要我向一位尚不明确自己道路的年轻作家提出忠告的话，那么我首先建议他，他可以先作为演员或者翻译去啃一部大部头的作品。这样做虽然要作出一些牺牲，但对一个初学者来说，比自己的创作更有把握。每一个付出辛劳的工作都不会是徒劳的。
我到柏林的时候，恰逢这座城市由一个普通的首都变成世界名城的时期。由于伟大的祖先遗留给维也纳的是一片美景，所以按这个标准来看，柏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令人失望的。向西方学习城市建设，应该发展新型建筑，而不是装饰过分的动物园式的房屋，而这种新型建筑在柏林刚刚兴起。市中心修了两条建筑造型单调、粗制滥造的豪华的弗里德里希大街和莱比锡大街。郊区的维尔默村、尼古拉湖及施特格利茨等地，只有乘有轨电车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到达。谁要是想浏览郊区的湖泊等美景，在那时就像做一次探险旅行一般。除了那条古老的菩提树大街以外，真正的市中心尚未形成。还没有一条像维也纳格拉本林荫大道那样的大街。由于古老普鲁士的节俭精神，柏林缺少一般的时髦打扮。妇女们穿着自己裁剪制作的、毫无装饰的衣服进剧院，不像维也纳和巴黎人讲究奢侈挥霍，即便是钱花得分文不剩，依然摆出阔架子。在柏林，人们处处可以感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近乎吝啬的勤俭持家精神；咖啡淡而无味，因为要节约咖啡豆；饭菜不可口，没有汤也没有滋味。在维也纳，到处是音乐声和歌声，而柏林唯有到处干干净净和有条不紊的秩序。譬如说，我上大学时在维也纳租房子住，女房东同柏林女房东完全不同，我觉得是最典型不过的例子了。维也纳的女房东是个活泼、爱说话的女人，她并不是把所有的地方都打扫干净，常常粗心大意、丢三落四，但对人热心，助人为乐。柏林的女房东倒是无可指责，她把一切都整理得有条有理。在第一个月结账时，我看到她用清秀的斜体字把账目记得一清二楚，她做的每件小事也都记在账上。例如，她给我裤子钉上一个纽扣要三芬尼，擦掉桌上一块墨迹要二十芬尼，算到最后，总共六十七芬尼。起初我觉得有点可笑，可是过了几天以后，我不得不折服于这种普鲁士式的一丝不苟的精神，虽然这样会使人不快。在我的一生中，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详细记载我的现金支出账目。
在我几乎专门从事翻译维尔哈伦的诗集和为撰写他的传记作准备的两年时间里，我经常外出旅行，有时是去作公开的讲演。翻译维尔哈伦的著作，看起来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实际上我已得到了意想不到的酬谢：维尔哈伦在国外的朋友们注意到了我，不久，他们也成了我的朋友。有一天，埃伦·凯伊(17)——这位非凡的瑞典妇女——到我这里来。她以大无畏的精神，在那个偏狭、阻力重重的时代，为妇女的解放而奋斗。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她就在她的著作《儿童的世纪》里提出这样的警告：青年人的心理最容易受伤害。我在意大利时，是她把我引见给乔瓦尼·切纳(18)和他的诗友们，也是她使挪威人约翰·伯耶尔(19)成为我的一个重要朋友。盖奥尔格·勃兰兑斯，这位国际文学史上的大师也对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由于我的宣传，维尔哈伦在德国比在他的祖国名气大得多，最著名的演员凯恩茨和莫伊西(20)在台上朗诵我翻译的维尔哈伦的诗。马克斯·赖恩哈德把维尔哈伦反教权主义的心理剧《修道院》搬上德国舞台。上述诸事，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事实上，我是在一个极其令人感兴趣的历史时刻来到柏林的。过去，柏林是一个相当一般、完全不富裕的普鲁士王国的小小首都，自一八七〇年起一跃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国都后，这座位于施普雷河畔的不显眼的小城突然繁华起来，可是，文化和艺术中心并不在柏林。慕尼黑因其本地拥有大批画家和诗人，自然是艺术的中心；就音乐而言，德累斯顿的歌剧占着主导地位。各个诸侯国家的首府在文学艺术上各有特色，尤其是维也纳凭借它数百年的文化传统和凝聚力，吸引或产生了大批人才，精英荟萃，在文化艺术方面远远超过柏林。不过，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柏林揭开了新的一页。规模巨大的康采恩、腰缠万贯的家族纷纷迁入柏林，新的财富伴随着强大的冒险精神，为柏林的建筑业、剧院的兴建开辟了任何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光辉前景。在威廉皇帝的庇护下，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开始扩建，剧院找到了像奥托·布拉姆这样出类拔萃的领导人。正因为柏林缺乏真正的文化传统，缺乏几百年的文化历史，所以它吸引青年人来此闯荡。因为传统往往意味着阻力。受古老传统的束缚、把过去的一切偶像化的维也纳，必然对青年人和他们的一切新尝试漠不关心。而柏林则鼓励这种新的探索，因为它正想迅速为自己塑造一个有个性的形象，它在寻找新的东西。因此，大批青年从全国各地，甚至从奥地利，一起拥入柏林，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些有才能的人自然会在这里取得成就。维也纳人马克斯·赖恩哈德为了求得一个职位，不得不在维也纳等上二十年，可是在柏林，他只用了两年就谋到一个不错的职位。
不过现在，是该我回忆另一件事的时候了，即我除了担负着对维尔哈伦的义务，还有别的一项任务。我必须结束我的大学生活，戴上一顶哲学博士帽回家。也就是说，现在我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在几个月之内把大学四年的教材通通看一遍，而这是那些规矩的大学生几乎用了四年才完成的。我和埃尔温·吉多·科尔本海伊尔(21)——一个年轻的文学朋友——一起开夜车死记硬背。现在他也许不愿意回忆这些事，因为他成了官方诗人，希特勒德国艺术研究院的院士。幸好老师没用考试难为我，对我公开的文学活动深为理解的好心肠的教授，在一次私下的谈话中笑眯眯地对我说：“你恐怕不愿意考到形式逻辑学喽！”而事实上，他后来有意要我回答我能答出的那些问题。所以，我是第一次以优等分数通过这门考试，而且正如我所希望的，这也是最后的一次。从此，我的外在生活完全自由了，迄今为止的全部岁月，都是为了取得同样的内心的自由而斗争，但这种斗争在我们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艰巨。
显然，我并没有想到柏林去上什么“大学”。我在那里和在维也纳一样，一个学期只去了两次大学，一次是为了做听课注册，第二次是为了让教务人员在听课证上签名盖章。我到柏林寻找的既不是讲座，也不是教授，而是有价值的、完美无缺的自由。我总感到在维也纳受环境的限制，和我有交往的文学界同行几乎都来自犹太市民阶层，像我一样。在这座狭小的城市里，人们彼此之间都非常了解，我必然永远是一个“富裕”家庭的阔少爷。可是我早就厌烦了这个“上流”社会阶层，我甚至愿意到“下流”社会阶层中去寻找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到了柏林，我感到一身轻松。在这里，我从来不看大学的课程表，也不知道谁在教哲学课；我只知道这里的“新”文学要比我们那里的“新”文学更加繁荣、更有活力；我也知道，在柏林能遇见戴默尔及其他年轻一代的诗人；在这里不断有新的杂志出版，新的小剧场和剧院在落成，总之，用我们维也纳人的话说，在柏林“总有点儿什么新鲜事”。
(1)伊朗西南部城市，位于山间盆地中，盛产葡萄和玫瑰花。
我有幸跻身《新自由报》副刊作者的行列，这对我具有现实意义。从此，我得到了家人的全力支持，这是我原本没有想到的。我的双亲对文学历来就不怎么关心，也就从来不评论什么。在他们看来，所有维也纳的资产阶级都是一样的，《新自由报》赞扬什么、反对什么和不理睬什么，都是重要的。他们觉得在《新自由报》上刊登的文章必然具有最高的权威，不管是谁，只要在上面发表文章，就会受到尊重。一个每天都以崇敬和期待的眼光注视这份重要报纸的家庭，一旦在某一天早晨发现，和他们一起坐在桌旁的这个在学校里并不怎么规矩的十九岁年轻人所写的文章居然出现在那份大报上（这种“无害”的游戏总比玩牌或和轻佻的姑娘调情要好），在那些大人物撰文的版面上居然出现了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文章（家里的人没有想到这一点），这在我们家引起的反响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即使我能写出像济慈、荷尔德林、雪莱那样优美的诗篇，也不可能使周围的人对我如此刮目相看。以前，当我走进剧场时，总有人对难以捉摸的本雅明(6)指指点点，他曾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挤进德高望重的老人行列。现在，我几乎在每期副刊上发表文章，因此，我也陷入了成为一名令人尊敬的地方人物的危险之中。好在我及时摆脱了这种危险。一天早晨，我告诉我的父母，下个学期我要到柏林去上大学，这使他们非常惊喜。全家人都尊重我的想法，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我有《新自由报》副刊这块招牌，所以他们不好拒绝我的愿望。
(2)夏尔·奥古斯坦·圣伯夫（1804—1869），法国著名文学评论家。
不管怎样，我还是到他那里去了一趟，那已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当时他病魔缠身，终于突然倒下，所以我到那里去，只能是陪伴他到墓地去。那是七月里的一天，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一天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不寻常的日子。因为突然间，到达维也纳各车站的每趟列车，不论白天还是黑夜，都运载了世界各地来为他送葬的人。他们是来自东方和西方，来自俄国和土耳其的犹太人；他们从各省份和大小城市拥到这里，脸上满是听到噩耗而惊愕的神情。过去人们由于喋喋不休的争吵和流言蜚语未曾发现的事，现在却让人们感到格外清楚：此刻安葬的是一个伟大运动的领袖。一眼望不到头的送葬队伍使维也纳骤然发现，去世的不仅是一个作家、一个普普通通的诗人，更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不论是在一个国家还是在一个民族，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检验之后，才会受到犹太民族的如此重视。在墓地附近发生了一场骚动：很多不能自控的送葬者像潮水一般涌向灵柩，他们哭嚎着，叫喊着，简直是泣鬼神动天地，极度的悲哀打乱了当时的秩序。在这以前和在这以后，我从没有看到过如此宏大、如此动人的葬礼。他的死引起千百万人民内心里巨大的悲痛，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孤独的人，他的思想威力给世界留下了多么大的激情和希望啊！
(3)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1935），法国军官，出身犹太中产阶级，官至法国总参谋部大尉。他被控将秘密情报卖给德国。这是一起蓄意制造的排犹阴谋，史称“德雷福斯事件”。
自那以后，我同他见过多次面，不过，在所有的相遇之中只有一次会面是值得回忆和难以忘怀的，也许因为那是最后一次见面的缘故吧。我从国外回来——我在国外与维也纳只有通信联系——一天，我在市公园里遇见了他，他显然是从编辑部走来，他走得很慢，身子微微向前躬着，不再像过去那么生龙活虎。我礼貌地向他问好，想匆匆走开。但是他快速向我迎来，一边伸出手，一边说：“您为什么老躲着我？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他说我能这样经常到外国去很好。“这是唯一的办法！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从国外学到的。一个人只有到了国外才能自由思考问题。我相信，我在这里永远不会产生建立犹太国的想法。纵然有这种想法，也早被他们扼死在萌芽状态之中了。上帝保佑，好在这种思想是从国外带来的，在外国就把一切都想好了，他们对它就无可奈何了。”然后，他辛辣地讽刺起维也纳来，他说他在此地受到的阻力最大，阻力并非来自国外。他从东方，现在又从美国，得到的都是促进的力量，不过他对自己的事业已经十分厌倦了。他说：“总而言之，我的错误是开始得太晚。维克托·阿德勒在他斗志最旺盛的年华——三十岁——就已成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了，还不用说历史上那些大人物。您知道，我为失去的青春年华，为我未能早早从事自己的事业，心里是多么痛苦啊！如果我现在的健康状况如同我的意志那么坚强，那以后的事就会好一些。可是，逝去的年华再也赎不回来了。”我陪他走了很长一段路，一直送他到家门口。他站在门口，向我伸出手，说道：“您为什么从不到我家里来看我？只要您事先来个电话就行，我现在已有空闲时间了。”我答应以后来看望他。实际上我是下定决心不实践自己的诺言，因为我越是爱戴一个人，就越珍惜他的时间。
(4)《荷马史诗》中的人物。此人善言好斗，常比喻尖酸刻薄者。
但我确实不愿同他紧密联结在一起。主要是赫茨尔自己党内的人对他那种不尊重的态度使我同他疏远开来——那种态度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他在东方的同志责备他不懂犹太精神，甚至连犹太人的风俗习惯都一无所知。那些国民经济学家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副刊编辑。人人都有反对他的理由，而采取的方式也不都是礼貌的。我很清楚，当时那些完全献身于他的事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的热情，曾使他信心倍增，可是这些年轻人急需受教育，在这个小圈子里，缺乏诚恳、友好的态度，他们争论不休，恶语相向。就这样，我疏远了他的犹太复国运动。我以前是出于对赫茨尔的尊重，同时也有点好奇，才接近这个运动的。当我们有一次谈到这个话题时，我公开承认，我对他的队伍中缺乏纪律性感到不满。他苦笑着对我说：“请您不要忘记，我们数世纪以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是不严肃的，我们对思想意识的无休止的争吵已习以为常了。两千年来，我们犹太人在世界上根本没有做出实际的或现实的贡献。我们现在不得不学习这种无条件的奉献精神，而我自己今天还没有学会这种精神，因为我还要给副刊不断地写文章，我毕竟还是《新自由报》副刊的编辑，我的职责要求我在报纸上只能宣传一种思想，而不能散布其他思想。不过，我正处在改变自己现状的过程中。我自己先学习完全的献身精神，这样，或许其他人会跟着一起学了。”我至今记得很清楚，他的这番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赫茨尔久久不能下定决心放弃他在《新自由报》的职位。大家都以为是为了家庭生计的缘故。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他后来为了自由的事业而牺牲了自己的私产——世上的人很晚才知道这件事。他的这一番话，还有许多他的日记，都清楚地表明，他陷入内心矛盾之中，给他带来多么大的痛苦。
(5)位于耶路撒冷，常以此喻耶路撒冷城。
看起来，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意义不大的小插曲。可是，只有那个时代的维也纳人才会理解，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赫茨尔的惠爱意味着一个人将一下子步入青云。我这个年仅十九岁的青年将会在一夜之间跻入名人行列。西奥多·赫茨尔同我第一次见面起就对我备加关照。同时，他借与我偶然的相识立刻写了一篇文章，告诫人们不要以为维也纳的文学艺术已趋衰落，恰恰相反，除霍夫曼斯塔尔之外，现在还有一大批年轻的天才，其中不乏最优秀者，他把我的名字列在第一位。像西奥多·赫茨尔这样的名人率先为我能获得显赫的也是责任重大的社会地位而大造舆论，使我感到莫大的荣幸。但是我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参加甚至共同领导他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对我来说，这是个更为困难的决定，这样看来，似乎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6)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德国犹太裔思想家、哲学家、文学批评家。
我说，我很高兴让他看看我写的一篇小散文，接着我便把手稿递给他。他先翻了一下页数，可能在估计有多大篇幅，随后将身子深深地陷进椅背里。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已开始读我的手稿（我压根儿没想到），他看得很慢，一页一页翻下去，全神贯注，目光始终没离开手稿。他看完最后一页，慢慢地把手稿叠好，放进一个文件袋里，用蓝铅笔在上面作了一个记号。他始终没看我一眼，屋内的空气像凝固了似的，他的这些动作把我置于一种神秘莫测的长时间的紧张状态之中。我觉得，过了那么久，他才抬起头来，用深沉的目光望着我，故意用缓慢而又严肃的语气对我说：“我很高兴我能告诉您，《新自由报》副刊将发表您这篇漂亮的散文。”那种气氛，简直就像在战场上拿破仑将一枚十字勋章佩戴在一个年轻中士胸前一样。
(7)鲁道夫·斯坦纳（1861—1925），奥地利哲学家、人智学创始人。
我走进赫茨尔的办公室，他站起来表示欢迎。这时，我不禁发现，“锡安山上的国王”这个具有讽刺味道的诨名对他来说还有几分道理。他的前额高高的宽宽的，面部线条清晰，留着浓黑的教士式的胡须，一双深蓝色忧郁的眼睛，看起来真像一个国王。由于他的神态威严又豪放，所以他那有点戏剧性的夸张举止一点都不显得造作，反而自然得体。我一点也没觉得，他在与一个小人物会面时会故意摆出一副臭架子。在那个窄得可怜，只有一扇窗户的编辑部小房间里，摆着一张旧写字台，上面堆满了纸张，他就在这张写字台后面办公，活像一个贝督因人的部落酋长。他身着一件贝督因人的白色长衫，穿得那样自然，好像那是一件按巴黎式样精心剪裁的燕尾服。他有意识地稍微停顿了一会儿——他喜欢这种小小的间歇，以后我常注意到这一点，他喜欢这种稍微的停顿产生的效果，这大概是在皇家剧院里学到的——然后带着一副傲然却又十分友善的神情向我伸出手来。他示意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面问道：“我觉得在什么地方看到或听到过您的名字，您写过诗，对吗？”我不得不点头承认。于是他向椅背一靠，说道：“您给我带来了什么大作？”
(8)巴拉塞尔士（1493—1541），德国医生、自然科学家、哲学家。
我想，这种思想尚处于幻想和未确定形式的最初阶段时，无疑是赫茨尔短暂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然而，一旦他在现实生活中确立目标，聚集力量，这时他一定会看到，犹太这个民族有各个层次，祖先不同，命运不同；有的信教，有的不信教；这里的人拥护社会主义，那里的人拥护资本主义。他们宁愿用各种语言互相争吵，也不愿有一个统一的权威。一九〇一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处于斗争之中，也许还包括他同自己的斗争。他还没有足够的勇气放弃养家糊口的工作，去干自己的事业。他还必须把自己的精力注入小小的记者工作和任务上，这才是他的真正生活。这就是当时接待我的副刊编辑西奥多·赫茨尔先生。
(9)夏尔·范·莱尔贝尔赫（1861—1907），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剧作家。
起初，赫茨尔认为可能是自己被人误解了。他多年来一直受到维也纳人的爱戴，因而认为维也纳是他最安全的地方，维也纳人怎么会抛弃他，又怎么会嘲笑他！但是回报他的是如此严厉和愤怒的声音，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简直把他吓坏了。他不过是写了一份几十页的小册子，竟然在世界上引起惊涛骇浪般的反响，这是他始料不及的。而且，这些反响不是来自那些过舒适安逸生活的西方犹太资产阶级，而是来自东方的广大群众，来自加利西亚、波兰、俄国的犹太无产阶级。赫茨尔没有预料到，他那本小册子居然重新激起了流落异国他乡的所有犹太人心中快要熄灭的热烈向往，实现在《旧约》中已经谈了上千年之久的弥赛亚的复国梦想——这既是希望，也是宗教信仰，它是千百万受奴役受欺凌的犹太人心中唯一有意义的精神寄托。在人类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个先知或是一个骗子的豪言都可能使一个民族的人心振奋起来，但却从来没有像这次规模如此浩大，并且还有海浪澎湃般的反响。孤零零的一个人仅用他写的几十页厚的小册子就把一盘散沙、争论不休的犹太群众团结了起来。
(10)卡米耶·勒蒙尼耶（1844—1913），比利时法语小说家、艺术批评家。
这本剑拔弩张的小册子出版时，我还在上中学，不过至今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在维也纳犹太资产阶级的圈子里引起了普遍震惊和恼怒。他们怏怏不乐地说，这个如此有才干、风趣，且有文化修养的作家想要干什么？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蠢话？干这样的蠢事？我们为什么要到巴勒斯坦去？我们说德语，而不是希伯来语，我们的祖国是美丽的奥地利！在仁慈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领导下我们的生活不是过得挺好吗？我们不是生活得挺体面，地位也可靠吗？难道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再过几十年所有偏见都要消除的进步时代吗？为什么这个自称是犹太人而且想帮助犹太教的人要将把柄交给我们凶恶的敌人手里呢？现在，我们每时每刻都和德意志世界联系得更加紧密，融为一体，为什么他却要把我们与这个世界分离呢？这本小册子出版后，犹太教的传教士愤怒地离开了布道坛；《新自由报》的领导人宣布，绝对禁止在他的“进步”报纸上出现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词。维也纳文学界的忒耳西忒斯(4)卡尔·克劳斯，这个恶毒的讽刺能手，写了一本名为《锡安山(5)上的国王》的小册子，极尽挖苦之能事。所以，当西奥多·赫茨尔走进剧院，穿过一排排的观众，观众不但不欢迎他，反而低声讥讽道：“陛下驾到！”
(11)费尔南德·克诺普夫（1858—1921），比利时象征主义画家、版画家。
西奥多·赫茨尔在巴黎曾经历过一件震撼心灵的事件，这使他的许多看法发生了改变。他作为记者列席了公开贬黜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3)的全过程。他看到人们如何撕下德雷福斯的肩章，尽管这个脸色苍白的人高喊：“我没有罪！”这一举动大大触动了赫茨尔的心灵。他真切地知道德雷福斯是无罪的，他之所以蒙受可怕的叛变罪名，仅仅因为他是犹太人。正直的、见义勇为的西奥多·赫茨尔早在上大学时就关心犹太人的命运。他甚至本能地预感到犹太民族的悲惨命运，虽然当时还没有出现什么严重事件。那时，他觉得自己的知识和对世界的了解极为丰富，应该成为一个领袖，所以他在上大学时提出了一个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大胆计划，甚至要通过自愿的集体洗礼把犹太教和基督教统一起来。他一直有一个戏剧性的幻想，希望有朝一日率领成千上万的奥地利犹太人走进斯特凡大教堂，用这种象征性的举动作出榜样，把这个被驱赶的没有祖国的民族彻底从歧视和仇恨的厄运中解救出来。不久，他就认识到他的这个计划是无法实现的。工作几年之后，他终于不再去注意这个他自认为毕生责无旁贷要“解决”的问题。而眼前，他看到德雷福斯被贬黜，想到自己的民族将要永远被歧视，他心如刀绞。他想，如果种族隔离不可避免，那就要彻底隔离！如果我们命该遭受凌辱，那就要勇敢地迎上去。如果我们因没有祖国而受欺辱，那么我们应该自己建立一个祖国！因此，他出版了《犹太国》这本小册子，书中宣告：无论是寄希望于同化，还是一味忍让，对犹太民族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必须在自己的故乡巴勒斯坦建立起自己的新国家。
(12)乔治·米纳（1866—1941），比利时雕刻家、画家。
《新自由报》的文艺副刊编辑名字叫西奥多·赫茨尔，他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第一个具有世界历史地位的人物。当然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将在决定犹太民族的命运和我们时代发生的事件中，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在那个时候，他的观点充满模棱两可的矛盾。他以写诗开始了文学生涯，接着表现出出色的办报才能，他首先是驻巴黎的记者，后来担任《新自由报》副刊编辑，逐步成为维也纳公众最喜欢的人物。他的文章由于富有敏锐、明智的观察力，至今仍具有非凡的魔力。他的文章风格优雅，高贵而又妩媚，不论是轻松的还是批评性的文章均不失大家风度。在我的记忆中，在当时所有作者的文章中，唯有他的文章最有素养，即使全城最挑剔的人也为之倾倒。他也曾有一个剧本在皇家剧院上演过，获得成功，从而使他成了一位名人，为青年人所崇拜，为父辈们所尊敬，直到发生意外的那一天。命运总是知道怎样把它需要的人找来，去完成自己神秘的使命，尽管这个人在命运面前想躲藏起来，但无济于事。
(13)亨利·范·德·韦尔德（1863—1957），比利时建筑家、工艺美术家。
在我的父辈眼里，《新自由报》简直就是一位圣贤，而我竟把一首小诗投给了该报，时到今日我仍无法理解当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不过，投稿并没遭到拒绝。该报的副刊编辑每周只有一天对外接待时间，而且还是在下午二点到三点的一个小时之内，他要依次接待固定撰稿人，接待自由撰稿人的时间极少。当我顺着旋转式的小楼梯走到编辑先生的办公室门前时，心里不由得怦怦直跳。我请人去通报，几分钟后侍者回来，说编辑先生有请，于是我走进那个又挤又窄的房间。
(14)乔治·埃克豪特（1854—1927），比利时法语小说家。
在这个进步的殿堂里更有一块特别神圣之地，即所谓的文艺副刊，像巴黎的名报《时代报》和《论坛报》一样。副刊和那些瞬息万变的政治新闻和日常新闻有明显的不同，它只刊登有关诗歌、戏剧、音乐和艺术方面最精辟和最优秀的文章。只有那些早有定论的权威人士才能在这块圣地上获得发言权。只有那些具有精辟的判断力，又有多年的实际经验以及娴熟的文笔之人，在经过几年的试用期之后，才能到这座圣殿里担任副刊的主编，就像圣伯夫(2)以他的文学评论《月曜日丛谈》成为巴黎的绝对权威一样。路德维希·斯派达尔和爱德华·汉斯力克是《新自由报》副刊上戏剧和音乐方面的权威。他们俩人的赞成或反对决定一部作品、一出戏、一本书在维也纳的命运，从而也常常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副刊上的每篇文章都是当时知识界的日常话题，引起大家的讨论、评议、赞赏或批评和反对。如果在这些早已受人尊敬的副刊作者中冒出一个新名字，那简直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在年轻一代作家中，唯有霍夫曼斯塔尔用他的几篇优美的文章敲开了副刊的大门，而其他年轻作家却有自知之明，把自己的文章送到文学刊物上发表。谁要是能在《新自由报》的头版上发表文章，就等于为自己的名字在维也纳竖立了大理石丰碑。
(15)埃米尔·维尔哈伦（1855—1916），比利时象征派诗人、剧作家。
这些意外的赞许同时也伴随着友好坦率的批评，但它们毕竟及时起了作用，给我增加了力量，使我有勇气克服由于信心不足而从未采取或至少是没有及时采取的步骤。在中学时代，我除了发表诗歌，还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和随笔，但我从来不敢向一家有影响的大报投稿。其实，在维也纳只有一家大报，就是《新自由报》，这家报纸格调高，不论是它的文化情趣还是政治威望，都对整个奥匈帝国影响甚巨，就像英语世界中的《泰晤士报》和法语世界中的《时代报》一样。而德意志帝国境内的德语报纸，没有一家曾为达到如此卓越的水平而做过不懈努力。《新自由报》的发行人莫里茨·贝内狄克特是一个具有非凡组织才能的孜孜不倦的人，他为使自己的报纸能在文学和文化方面超过所有的德语报纸而竭尽全力。如果他崇拜某一个作家，就会不惜代价，一连给作家发十封甚至二十封电报，并预支一部分稿费。圣诞节和新年的节日版都增加文学版面，刊登当时最有名的作家的全部著作目录。阿纳多尔·法朗士，盖尔哈特·霍普特曼、易卜生、左拉、斯特林堡和萧伯纳这些大师就会值此机会在这张报纸上聚会。这家报纸在指导全城乃至全国的文学事业中做出过不可估量的贡献。它的世界观是“进步”的、自由主义的，办报的态度是踏实、严谨的，在代表古老的奥地利的高度文化水平方面堪称表率。
(16)夏尔·皮埃尔·范·德·施塔彭（1843—1910），比利时雕塑家。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过去写的诗，用我的话来说，进行一次严格的毫不惋惜的筛选，编成一本诗集。我今日仍不愧于承认，对一个十九岁刚高中毕业的学生来说，铅字的油墨味是世界上最甜蜜的味道，比设拉子(1)的玫瑰油还要香。不论哪一家报纸刊登了我的一首诗，都会自然而然地给我脆弱的心灵增添一股新的力量。难道我不应该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出版一部自己的诗集吗？在那些比我还有信心的同学的鼓励下，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我大胆地将诗稿寄给了舒斯特·勒夫勒出版社，它是当时一家专门出版德语抒情诗的有名望的出版社，曾出版过李利克隆、戴默尔、比尔鲍姆、蒙贝尔特等整整一代诗人的诗集，同时也出版过里尔克和霍夫曼斯塔尔等人的德语新抒情诗。不久，令人难忘的幸福时刻接踵而来——那种幸福是作家成名以后再也体会不到的。一封盖有出版社大印的信来到了，我拿在手中，没有勇气拆开。当我看到出版社已决定出版我的书，并要求保留我今后著作的优先出版权时，那一瞬间，我激动得透不过气来。又过了不久，一校样的包裹到了，我打开包裹时，心里怦怦直跳，我激动地看着铅字校样、版式和书的毛本。又过了几周，第一批样书寄来了，我不知疲倦地查看着，抚摸着，比较着，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不久，又像孩子一样，跑到书店里去，看看有没有我的书，是摆在书店的中央，还是在角落里。以后呢，就是期待各方来信，期待最初的批评和评论，期待从某个素不相识的人或意想不到的人那里获得最初的反映。一个年轻人出版了自己第一部著作时，都会产生这种我曾暗暗羡慕过的紧张、激动和兴奋的心情。不过，这种兴奋只因是初次成功，并非自满。后来，我的第一部诗集《银弦集》（这是那部销声匿迹的诗集的名称）再也没有重版过，不但如此，我甚至没有从中挑选任何一首列入我的《诗集》。我第一部诗集里的诗产生于不确定的预感和无意识的模仿，它们不是来自亲身的体验，只是一种语言上的激情。为了引起同行的兴趣和注意，这些诗至少体现出了音乐美和形式美。因此，我不能抱怨它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当时在抒情诗方面走在前面的诗人李林克隆和戴默尔，把我列为他们的同行，并衷心盛赞我这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我十分崇拜的诗人里尔克将他新出版的诗集单行本送给了我，作为对我的“如此美好的书”的回赠。后来，我把里尔克赠送的诗集作为我青年时代最珍贵的纪念品从奥地利的废墟中抢救出来，带到英国（它今天会在何处？）。今天，我心里总有一股酸楚，里尔克送给我的这第一件礼物——是许多礼物中最珍贵的一件——已有四十年了，而那些熟悉的字句已是来自冥府的问候。不过，最使我欢喜不已的是马克斯·雷格尔，这位与理查德·施特劳斯齐名的，当时在世的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来征求我的同意，允许他从我的诗集中选出六首谱成歌曲。后来，我常常在音乐会上听到我的这首诗或那首诗——一些连我都已忘记或遗弃的诗句，却由这位大师用兄弟艺术将其流传下来。
(17)埃伦·凯伊（1849—1926），瑞典著名女权活动家、作家、教育家。
当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像我刚上大学时那种光上学不上课的幸福时光是不多见的。我当时还年轻，还不懂什么是事业心和责任感。不管怎样，我还是比较自由的。一天二十四小时基本上都属于我，我可以看书，也可以写作，一切由自己安排，无需向别人解释。在可见的视野之内，尚未出现大学考试的阴云。三年的时间对一个十九岁的孩子来说是那么漫长，那么充足和富裕，给我带来多少意外的欢乐和收获啊！
(18)乔瓦尼·切纳（1870—1917），意大利诗人、小说家。
我应该上大学，这是全家早就商量决定的。但究竟要学习哪个专业呢？我的双亲让我自己选择。我哥哥已经进了父亲的企业，因此，父亲对第二个儿子似乎不那么着忙了。只是关系到家庭的荣耀，非要我取得博士学位不可，至于我学什么专业，都无所谓。奇怪的是，我对学哪种专业也无所谓。我的心灵早已献给文学，所以学什么专业都不会引起我的兴趣，甚至，我心底里不相信任何一所学院，这种不信任感至今依然没有消除。我总认为，好的书籍赛过好的大学，这个爱默生公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至今仍深信不疑：一个人即使没有上过大学，甚至没上过中学，他依然能够成为优秀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法学家等等。我在实际生活中曾发现无数个这样的事例，一个旧书商对书的了解常常胜过有关的教授；经营艺术品的商人比专门研究艺术的学者更懂艺术；在各领域中，大部分重要建议和发现，通常是由外行人提出的。因此我觉得，大学对智商的普遍提高具有实际意义，是可行的和有效的；而对那些有创造能力的人来说则是无效的，甚至会起阻碍作用。特别像维也纳大学，仅学生就有六七千人，人满为患，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有益接触从一开始就受到阻碍。而且，由于学校过于因袭旧的传统而远远落后于时代，所以我看不出有哪个教授的学科对我有吸引力。因此，让我选择的专业范围也并不存在。应该反过来说，不是哪个专业深深吸引了我，而是哪个专业不使我头疼，又能为我的爱好腾出最大限度的时间和自由。于是，我最后选择了哲学专业。按旧的观念来说，我们不妨称它为“严密”哲学。但这实在不是我内心的爱好，因为我的抽象思维能力很差。我的思维无不是从具体事物、事件和人物形象中衍生出来的。纯理论和形而上学我是无法学会的。而哲学里纯物质的论述极有限，所以听“严密”哲学的讲课或讨论是最容易混过去的。唯一要做的是第八学期末交一篇学术论文，并参加仅有的一次考试。因此，我一开始就把时间安排好了：头三年的大学课程根本不用去管！最后一年再全力去攻教材，草草写一篇论文了事！这样，大学给了我想要从它那里得到的唯一的东西：我一生中最充裕的几年自由时间，来研究文学和艺术，这就是我的大学生活。
(19)约翰·伯耶尔（1872—1959），挪威小说家、剧作家。
对一个刚从外省毕业，初到维也纳的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来说，这种充满青春活力而又快乐的大学时代，显然是一切浪漫色彩的化身。我曾经见过那些住在农村的上了年纪的公证人和医生，他们异常兴奋地仰视着斜挂在房子里的剑和各色袖标，骄傲地展示脸上的伤疤，把它当作受过高等教育的标志。而在我们看来，这种头脑简单以蛮干为荣的行为是多么令人厌恶啊！当我们看到带有这类标志的东西时，我们会明智地躲得远远的。因为我们认为，把个人自由视为至高无上的思想，嗜好侵略和挑衅生事的本性，显然是德意志民族精神中最糟糕和最危险的因素。另外我们也明白，在这种矫揉造作、乔装打扮的浪漫行为背后包藏着精心计算过的实际目的。因为一个人一旦成为好斗团伙的成员，他就会得到该组织“元老”人物的提携，日后得到高官爵位，也容易飞黄腾达；对于在波恩的“普鲁士人”来说，这是进入德国外交界的唯一可靠途径；在奥地利的大学生，参加信奉天主教学团的人，则是在执政的基督教社会党中谋一肥缺的途径。所以，这些英雄中的大多数心里非常清楚，他们的彩色袖标是未来的铺路石，它可以补偿他们在大学的学习中所耽误的一切。前额上的剑疤在任命和提升时将会比额角后面装的知识更有利。但是，只要看看这群军国主义党徒的可恶嘴脸和脸上带剑伤而无事生非的神气，就使我这个刚跨进大学门槛的年轻人十分扫兴。另外，那些真正埋头读书的人也尽量回避这些“英雄”。他们到图书馆去时，宁愿走不被人注意的后门，也不走大厅，就因为不愿碰上这帮可悲的家伙。
(20)亚历山大·莫伊西（1880—1935），奥地利著名男演员。
在那个时代，奥地利的大学还具有浪漫色彩，所以当一名大学生就会享有一定的特权，这使得年轻的大学生总觉得自己比所有的同龄人都优越得多。这种古怪离奇的现象，在德语国家以外的地方很少有人知晓，因此很有必要对这荒谬的不合时宜的现象作一番解释。奥地利的大学大多创建于中世纪，在当时，从事学术研究是非同一般、特别有意义的事。为了吸引青年人到大学来学习，就要给他们一定的特权。中世纪的大学生不受一般法庭的约束，也不准警察到大学里搜查或找麻烦。大学生穿的是特别的制服，他们有与别人决斗而不受惩罚的权利。人们把他们视为一个有自己的习俗或恶习的帮派。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生活逐渐民主化，中世纪留下来的所有帮派和行会都开始瓦解，逐步销声匿迹。同时，欧洲大学的所有大学生也失去了他们的特权，唯有在德国和说德语的奥地利，等级观念一直凌驾于民主政体之上。大学生顽固地抱着这些早已失去意义的特权不放，甚至要把它变成大学生自己的法典，成为天经地义的真理。德语国家的大学生认为自己除了享有一般公民的权利和荣誉外，还要享有大学生的特殊“荣誉”。谁要是侮辱了一个大学生，该学生必定同他“决斗”。所谓的决斗，就是用手枪向对方射击，只要对方证明自己“有决斗的权利”，那么决斗就立刻进行。所谓“有决斗的权利”，根据这种自鸣得意的说法，显然不是指商人和银行家之类的人，而是只有受过大学教育取得学位的人或者军官这些高尚的人才能享有与这些嘴上无毛的大学生决斗的“殊荣”，这种“殊荣”，在数百万人中不见得有一个能够享有。另一方面，为了表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就必须“证明”自己有着男子的阳刚气概，这种男子气概需要他尽可能地参加决斗，甚至要在脸上留下英雄行为的标志——“剑刺伤疤”——以名天下知。光滑的双颊、没有伤疤的鼻子，和一个真正的日耳曼大学生的身份是不相称的。戴着红袖标的大学生团的学生，一直在寻找打斗的对象。他们之间相互挑战，还向另一些和气温顺的学生和军官挑起事端。每一个新来的大学生都要在大学生团的击剑场上如法炮制地学会这种荣耀的主要活动形式。每一匹“未经调教的小马”，亦即新来的学生，都被分到大学生团兄长的统领之下，奴隶般地服从他。而这位兄长则要教会新来的大学生适应高贵的生活习惯：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啤酒，滴酒不漏，直至呕吐方显英雄本色，证明自己不是“懦夫”。有时候他们聚在一起大唱校园歌曲，或者在夜里成群结队地喧闹着通过大街小巷，嘲弄路边的警察。所有这一切都被看作是“男子气概”，“大学生风度”，“德意志精神”。每逢星期六，大学生团的学生们戴着各色帽子和袖章，挥舞着旗帜走出去“闲荡”。这些思想单纯、行为盲目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才是青春精神的真正代表。他们蔑视那些看不惯或不理解他们这种大学生文明和德意志男子气概的人，认为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
(21)埃尔温·吉多·科尔本海伊尔（1878—1962），德国作家，后成为纳粹文人。
渴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在上世纪的最后一年，令人厌烦的中学的大门终于在我们身后关上了。我们勉强通过了结业考试——究竟我们从数学、物理和经院哲学中学到些什么？——很荣幸地穿上庄重的黑礼服，聆听校长激昂慷慨的演说，说我们已长大成人，今后就应该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为国争光。随着毕业，八年之久的同窗友谊也云消雾散了。从此以后，我们这些朝夕相处了八年的伙伴就很少见面了。大多数同学进了大学，那些不得已找工作当雇员的同学只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