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卖淫在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广泛蔓延的情况，当今的一代青年几乎很难想象。今天，我们在大城市的街道上很难碰到妓女，就像在行车道上很少看到马车一样。可是过去在人行道上不乏花枝招展的卖淫者，要躲避她们比找到她们还难。于是又出现一系列的“非公开的场所”，如夜间游艺所、滑稽剧场、跳舞场、备有舞女和歌女的舞厅，以及有性感应召女郎的酒吧。那时卖身的女人纯粹是商品，有着不同的价格，也有按时间长短付钱的。一个男人不用花多少钱费多大劲，就可以买来一个女人，像买一包香烟或一张报纸那么简单，可以享用一刻钟，一个小时或一夜。我觉得，没有任何东西比今天的生活方式和爱情方式更为自然更为正直的了，今天的青年几乎都是这么理解的。曾经不可缺少的场所逐渐变得不必要了。把卖淫的行当从世界上清除出去，不是靠警察，也不是靠法律，而是由于需要日益减少。这种由假道德造成的悲剧产物，尽管还有一些残余，毕竟在自行消亡。
但在这个问题上，那个时代并没有给年轻人提供很多机会。只有极少数特别富有的年轻人才能享受这种奢侈，包养一个情妇。也就是说，给她准备一套住房并负担她的生活费用。和一个已婚妇女发生关系，这是当时长篇小说中描写风流韵事的唯一文学典型。这种事只有少数幸运的人才能碰上，而另外大多数人是与小店里的女售货员或饭店里的女招待厮混，解决一时的快乐。因为那个时候妇女解放运动尚未开展，妇女尚未独立参与社会生活，所以只有那些出身贫穷的无产者的姑娘，一方面她们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另一方面她们在萍水相逢、不打算结婚的两性关系方面拥有充分的自由。她们穿着简朴，工作十二小时后已疲惫不堪，不可能修饰自己（那个时候私人浴室尚属富人的特权），工资又少得可怜。贫穷的姑娘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生活水平要比自己的情人低得多，以致她们大多数人自惭形秽，不愿与情人在公开场合露面。虽然当时的社会习俗已预先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以解决她们的窘迫，即所谓的单间餐室。在这里，一个姑娘和情人吃晚饭，不必担心被人看见，至于那件事，可以到阴暗偏僻小街上的小旅馆去干，它们是专为这种情人幽会而开设的。但这种幽会都是在仓促害怕中进行的，所以一点美感都没有，纯粹是为了发泄性欲，因为干这种事的时候从来都是偷偷摸摸、匆匆忙忙，像是干一件违禁的事。此外还有另一种可能，同两栖人，即半是资产阶级但又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的人，诸如女演员、女舞蹈家、女艺术家，她们是那个时代唯一“解放了”的妇女。但是，总的说来，构成婚外性生活的基础是娼妓。似乎可以这样说，卖淫构成了资产阶级社会这座华丽大厦阴暗地下室的顶棚，在它上面竖立着纯洁的、豪华的、无瑕的门面。
国家及其道德的官方立场，对当时这种不光彩的事情，从来就觉得十分尴尬。按照社会的道德标准，谁也不敢公开承认一个女人可以有卖身的权利；但从生理角度来讲，又不能没有这种行当，因为它能排解令人烦躁的未婚性欲。于是，那些权威们模棱两可地试图将卖淫分成两种：一种是国家视为不道德的、危险的，应该取缔的暗娼；一种是有营业执照的，给国家纳税的合法妓女。一个决心当妓女的姑娘，必须得到警察的特别许可和一个准许营业的证书。当她把自己置于警察的控制之下，并履行每周两次体检的义务时，她就取得了正式营业的权利，以她认为合适的价格出租自己的肉体。这种合法的妓女像其他一切行业一样，被看作一种职业，但又不完全被承认——这里恰恰暴露了社会道德的马脚。举例来说，一个妓女是商品，她把自己的肉体卖给了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事后拒绝支付预先商定的价钱，妓女却无法控告他。她正当的要求一下子变成不道德的要求，得不到政府的保护，法律提出的论据是，这种案件是可耻的，不予受理。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一个青年人究竟有哪些泄欲的途径呢？这个问题在下层社会是根本不成问题的。譬如在农村，一个十七岁的长工与一个女工睡觉，一旦这种关系有了孩子，那么以后就成了一对。在我们阿尔卑斯山的大多数农村里，未婚生的孩子远远超过已婚生的孩子。在无产者中间，一个工人在结婚以前就已经有过数次同居的经历。在加利西亚信奉正教的犹太人那里，几乎刚刚成年的十七岁男孩就娶妻成婚，四十岁时就当了祖父。只有我们资产阶级社会里才鄙视这种解欲的方法——早婚，因为没有一个家庭的父亲愿把自己的女儿托付给一个二十岁或二十二岁的毛头小伙子，人们把他看作是“年轻”人，尚未成熟。这里同样又暴露出一种内在的虚伪，因为资产阶级的年历与自然年历根本不一致。从身体发育来看，一个人十六岁或十七岁就成熟了；从社会角度来说，年轻男子只有获得社会地位才算成年，可是这在二十五六岁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身体的实际成年和社会上的成年之间产生了六年、八年，甚至十年的人为间隔。在这段时间里，一个年轻男人不得不为自己泄欲寻找“机会”或寻求“风流韵事”。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这种观点的自相矛盾：一方面把这些卖身妇女纳入国家允许的职业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又把她们看作置于普通权利之外的弃儿。但是，实际上的不公正是视具体情况而定的。也就是说，所有那些限制只是针对贫苦阶级的。一个芭蕾舞女演员可以在维也纳以二百克朗一小时的要价把自己卖给任何一个愿出此价的男人，当然，她不需要任何执照；而流浪在街头的少女每小时只能要价两克朗。至于那些名交际花，在一篇关于跑马或跑马大赛的报导中，她们的名字与出席的显贵人物并列在一起，因为她们早已跻身于“社交界”。同样，一些为宫廷、贵族和富有的资产阶级介绍这些奢侈品的女经济人也往往受到庇护，而法律通常对拉皮条的人是要判重刑的。严格的条例、无情的监督、社会的谴责，不过是针对成千上万的妓女大军罢了，而她们却用自己的肉体和被凌辱的心灵去维护那个反对自由和自然爱情的、早已腐朽的旧道德观。
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风俗极力维护这样一种假设：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子，只要她没结婚，就不该有性欲且不准有性欲，否则，她就被视为“不道德的人”而被逐出家门；但是人们又不得不承认，男子身上确有性欲冲动这回事。凭经验毫无办法去阻止成熟的男子的性生活，所以人们不存奢望，但愿他们的不体面享乐在神圣的社会习俗大墙之外进行。一座城市，地面上是打扫干净的道路，街道两旁是豪华的商店和优美的公园，而地下是泄泻污水的排水系统。青年人过性生活的地方，像城市一样，只能在社会道德下面的阴沟里进行。对青年人在这方面会遇到什么危险或落入什么人之手，则漠不关心。同样，学校和家庭也由于过于谨慎而耽误了对青年的性启蒙。只是到上世纪最后几年，才间或有远见卓识的父亲，用当时的话说，思想开明的父亲，在发现自己的孩子刚刚长出胡须时，就想帮他在这方面走上正路，先把家庭医生请来，随后医生找机会把青年人请进屋，先慢条斯理地擦眼镜，然后才慢慢开始他的演讲，谈性病的危险，并劝告年轻人要节制，不要忽视安全措施。其实，这个年龄的青年人早已对此无师自通。另有一些父亲采取一种特殊的方法。他们聘一个漂亮的使女到家里，她的任务就是教会男青年这方面的事。因为父亲们觉得这个办法挺好，让青年人在家里干这种勾当，外表上就不会失去礼仪，也免得青年人落入骗子之手。但是，这种公开的、露骨的启蒙方法，始终为社会各界所唾弃。
这支卖淫大军分成不同的种类，恰似一支真正的军队分成骑兵、炮兵、步兵、要塞炮兵等各类兵种一样。最早的妓女好似要塞炮兵，她们占据几条固定的街道作为自己的营地。这些地方大多是中世纪的刑场，或者是麻风病区，或者是墓地，也是无业游民、刽子手和其他一些被剥夺公民权的人的藏身处。几个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早就躲开此处远远的。有关当局在这里开辟几条小巷作为色情市场，就像日本东京的吉原街和开罗的鲜鱼市场一样，青楼座座，倚窗可望。一直到二十世纪，这里还有二百或五百个妓女，一户挨一户，在平房的窗前招徕客人：这种廉价商品还分昼夜两班。
而那个社会就希望把年轻的姑娘培养成这个样子，既傻又顽固，既有教养又一无所知，既好奇又害羞，既无把握又无实际。这种脱离实际生活的教育，必然使她们在婚后失去自己的意愿，任凭丈夫摆布。当时的社会风尚似乎是要把一个姑娘作为最秘密理想的标志，作为品行端庄、纯洁无瑕、超脱世俗的象征来加以保护。如果一个年轻的姑娘二十五岁或者三十岁还没有结婚，那是多大的不幸啊！因为社会习俗毫无怜悯地要求一个三十岁的姑娘为了家庭和体统，始终保持那种和她的年龄早已不相称的、没有性经验、没有性需求的性盲状态。然而，这个形象日后却遭到可怕的丑化。未婚姑娘成了“嫁不出去”的姑娘，嫁不出去的姑娘成了“老处女”，那些滑稽报刊便把她们当成讥讽打趣的对象。只要谁翻翻老版的《散页画报》或别的幽默刊物就会发现，每期都有对老姑娘的低级无聊的嘲讽：她们由于精神失常，已不知掩盖自己本能的性要求。她们曾为了家庭和个人的名誉，不得不压制自己内在的生理需求：对爱情和对成为母亲的需求。然而，人们非但不体谅她们因牺牲自己的生活而造成的悲剧，反倒拿她们开玩笑，这些不通人情的人，真是可恶之极。一个以不诚实的态度压制人的自然本性而犯了罪的社会，总是最残酷地对待那些泄露了它的秘密并将之公之于世的人。
还有一种流动性的妓女，就像骑兵和步兵，她们在大街上寻找顾客。在维也纳通常把她们称为“游动的姑娘”，因为警方给她们划了一条无形的界线，只允许她们在那里招揽生意。她们白天黑夜在大街上游荡，从深夜到黎明，不管是大雪纷飞还是阴雨连绵，她们粉饰脸面，拖着如铅的双腿走街串巷，强打精神向过路的人报以卖弄风情的微笑。她们没有欢乐，却把欢乐给了别人。无尽头地从这个角落荡到另一个角落，最终不可避免地都要走上同一条路：走进医院之路。我觉得，自从大街上没有这一群饥寒交迫、愁眉苦脸的女人以来，所有的城市都更加美丽更加可亲了。
当然我不能不说，那时姑娘们的无知反而会给她们增添神秘的魅力。这些羽毛未丰的女孩子预感到，在她们旁边，在她们身后，还有一个她们一无所知的和不许她们知道的世界，这使她们感到好奇、向往、心醉，以及一种身不由己的心绪不宁。她们走在大街上，一旦有人打招呼，她们就会脸红——现在的年轻女孩子会脸红吗？当姑娘们单独在一起，她们唧唧喳喳，交头接耳，嘻嘻哈哈笑个不停，像微微喝醉似的。她们怀着对不熟悉的、与她们隔绝的世界的各种期待，做着罗曼蒂克的梦，但又怕被人发现。她们的肉体渴望着那种连自己都不甚了然的温存爱抚。稍一想入非非，她们的整个举止就会不断失态。她们走路的姿态也与现在的姑娘不同，现在的姑娘经过体育锻炼，身体动作像男孩子一样轻松自如，而那时的女子走上几百步就可以从步履和姿态上分清她是姑娘还是已婚。她们的姑娘气比现在的要足得多，已婚妇女就不是这样了。从本质上看，她们恰似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花朵，没有经过任何风霜，娇滴滴的，她们是用特定文化和教育精心培养出来的产物。
即便有这么一大群妓女，仍然不能满足日常的需要。有些人希望过一种更加舒服、更加隐蔽的生活，而不愿意在大街上追逐漂浮不定的蝙蝠和飞来飞去的极乐鸟。他们想享受更加幸福的爱情：要有灯光和温暖，要有音乐和舞蹈，还要有一副豪华的派头。这样的嫖客另有“不公开的去处”——妓院。这里有一间假冒豪华的所谓“沙龙”，一群姑娘聚集在这里，她们有的穿着贵妇人的长礼服，有的穿晨服。男男女女在一块饮酒、跳舞、聊天，旁边还有一个钢琴师在弹奏乐曲供他们消遣，玩够了，就成双成对地悄悄溜进卧室。一些高级的妓院，特别是巴黎和米兰具有国际声誉的妓院，往往会使一个未经世面的人产生一种天真的幻觉，好像走进了一个生活有点放纵的贵妇人的内室。这里的姑娘与在大街上拉客的姑娘相比，脸蛋更漂亮一些。她们不受日晒雨淋，也不受在满是污泥的小巷里游荡之苦，她们坐在温暖的房子里，穿着时兴的服装，有丰菜佳肴，酒随便喝。可说到底，她们又是老鸨的俘虏。老鸨供给她们衣服，以提高她们的身价，供给她们膳宿，是为了给她赚大钱。这样一来，即便是最勤劳、最有毅力的姑娘也会背上一身债，她们将永远无法按自己的意愿离开这所房子。
这种社会道德，一方面承认性的存在，还给性的发泄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又对此讳莫如深，这种阴阳脸式的道德完完全全是一种欺骗。因为它一方面对年轻人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对他们使眼色，要青年人变得“圆滑一些”，就像当时人们在家庭隐语中善意地戏说的那样，而另一方面它对女人则忧心忡忡地紧闭双眼，装成瞎子。甚至社会习俗也不得不默认：一个男人有性欲冲动是应该的，但如果老老实实地承认，一个女人也能被性欲征服，造物为了人类的繁衍生息也同样需要女性，这就触犯了“女人圣洁”的观念。在弗洛伊德以前的时代，一个女人不可能有肉欲的要求，男人也不许引起女人性的要求，只有结婚以后才被许可。这种社会约定曾被当作公理执行。可是，即便在那个讲究道德的时代，空气中也总是充满了危险的引起色情的传染物，维也纳尤甚。因此，一个上流家庭的姑娘，从她出生的那天起，直到她与丈夫走出教堂为止，必须在绝对消毒的气氛中生活。为了保护年轻姑娘，不让她单独离开家人的目光。给她请来家庭女教师，就是为了照料她，绝不能让她没人陪伴就踏出家门一步，无论是上学还是去上舞蹈课和音乐课，都有人接送。她们读的每本书都要经过检查，而最主要的，是让姑娘们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使她们无暇生出非分之想。她们得练钢琴，学唱歌、绘画、外语、艺术史和文学史，她们受到各种教育，甚至有些过分。但是，在把她们教育得非常有文化有教养的同时，她们对最最自然的事物一点也不知。她们对男女之事一无所知的程度是我们今天的人无法想象的。一个上流家庭的姑娘不准对男子的身体结构有任何了解，也不许她知道孩子是怎样来到人间的，因为这个天使在结婚前不仅肉体没有被人触及过，她的心灵也要保持绝对纯洁。一个姑娘，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当时成了对生活毫无所知的同义语；有时，那个时代的妇女一辈子对生活都无知透顶。我一位姑妈身上曾发生了一件荒唐透顶的事，至今仍令我忍俊不禁。在她新婚夜的凌晨一点，她突然返回娘家，大吵大嚷，说再也不愿意见到那个下流的男人，说他是个疯子和妖魔，因为他一本正经地要脱她的衣服。她费了不少力气才摆脱了男方显然是病态的要求，救了自己。
如果把某些这类妓院的秘史写出来，一定很精彩，而且也能成为当时文化的一种实在的文献记录，因为这类妓院隐藏着最为特殊的秘密，就是平时很严厉的官府对这些秘密自然也是很清楚的。那里有秘密入口和专用楼梯，社会最上层的人物——像私下传说的，甚至有宫廷里的人物——可以从此进入妓院，而不会被那些该死的人看到。这里有四面镶镜子的房间；有能够偷窥隔壁房间里一对男女正在做销魂之事的房间；还有专为迷恋异性服饰的性变态者而准备的最奇特的服饰，在衣箱里，在衣柜里，从修女的长袍到芭蕾舞女演员的戏服，应有尽有。而恰恰是这样的城市，这样的社会，这样的道德风尚，当一个年轻姑娘骑上自行车，就会遭到愤怒的斥责；当弗洛伊德用冷静的、清楚的、透彻的方式说出真相时，却不以为然。恰恰是这个如此慷慨激昂地维护妇女纯洁的世界，竟允许这种可怕的卖身，甚至组织并统管这种行业，从中渔利。
但是，这种智慧的道德观完全忘记了，如果把魔鬼关在门外，那么魔鬼十有八九会从烟囱和后门进来。用今天我们客观的眼光来看，那时候的服饰是把露在外面的丁点皮肤和真实的身材尽量遮掩起来，使人看不出她有何德性，恰恰相反，这种时尚反而使人难堪地突出了女人的性别特征。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一名青年男子和一名年轻姑娘在一起，他们身材修长，留着短发，面部没有胡须，从外貌上看，会觉得他们很般配；可是在以前那个时代，异性之间要尽量保持距离。男人为了美，留着长长的胡子，他们时不时捻一捻很浓的小胡子，以显示自己的阳刚之美；而女人则用紧身衣突出女性的主要特征，胸脯高耸，故意显耀。在举止仪表方面，也特别强调刚强的男性和纤弱的女性。那时要求男子豪爽、好斗、具有骑士风度，而要求女人羞怯、腼腆、小心谨慎；要求男人像猎手，女人像猎物，两者是如此不同。在仪表上人为造成的区别差异，反而增加了异性内在的吸引力，即性爱必然更加强烈。所以，当时那个社会用这种违反心理的方法来遮盖和压制性爱，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自己走到反面。那时，唯恐在文学、艺术、穿着等方面出现伤风败俗之事，处处防范任何性冲动的刺激，反而使人的思想总想着那些不道德的勾当。那个社会一直不间断地研究可能发生的出格的事，反而使自己陷于窥探色情的环境中。对那个世界来说，“正派作风”始终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每个姿态、每句话都可能有失体面！今天人们肯定会理解，女子在运动中或打球时应穿裤子，而那个时代则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可是又怎能理解那些歇斯底里的假正经呢？当时的女人难道敢启齿说穿裤子这件事吗？如果非要说出引起性欲的“裤子”一词，必须找另外的词汇，用纯洁又无刺激性的“下装”来代替，或者用那个为忌讳特意发明的词：难以启齿之物。从前，几个身份相当而性别不同的年轻人想在无人监护的情况下一起去郊游，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更确切地说，首先想到的是可能会“出事”。这样的聚会，只有监护人——母亲或家庭女教师——形影不离地跟着，才能实现。一个年轻的姑娘在最炎热的夏天打网球，想穿件露出双腿的衣服或者裸出双臂，那简直是荒唐的丑行。如果一个有教养的女子在社交生活中交叉着双腿会被认为有失体统，因为这样会露出裙下的肉体。就连自然要素，如阳光、水、空气也不能触及女人的皮肤，何况别人的眼睛。在辽阔的大海上坐船，女人们必须穿沉重的衣服，步履艰难地走动，寄宿在学校和修道院里的年轻姑娘们，必须从脖颈到脚后跟包得严严实实，为的是忘掉自己还有躯体；甚至在室内洗澡也要穿着长长的白衬衫。妇女年长后直到去世，她的肉体，除了接生婆、丈夫和洗尸体的人以外，再也没有其他人看见过她肩膀的线条或膝盖，这绝不是故意夸张。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觉得这些“规矩”简直像童话或者滑稽的夸张。然而，在那时候，从社会最高层的人士到最底层的百姓，无一例外，都像得了神经病似的，害怕所有的肉体和自然。不了解这些，我们怎能想象如下这些事呢？——在本世纪之交，当第一批女人勇敢地骑上自行车，或者像男人一样跨鞍上马时，农民向这些冒险家大扔石头。当我上小学的时候，维也纳的几家报纸曾连篇累牍地讨论那个令人恐惧、伤风败俗的革新之举：皇家歌剧院的芭蕾舞女演员跳舞时不穿长袜。当伊莎多拉·邓肯第一次穿着古希腊式短袖及膝白色长衣，没穿绸缎舞鞋而是赤着双脚跳舞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成为头号新闻。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并目睹世事的年轻人，一旦发现那件遮盖一切的体面大衣上满是裂缝和洞孔时，他们一定会觉得，为那一直受到威胁的正派体统而惶恐不安是多么可笑。五十个中学生里终究会有一个碰上他的老师在阴暗的小胡同干那种有伤风化的事；他们也终究会从东邻西舍那里偷听到这个或那个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尽管他们在我们面前装得一本正经。事实上，越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就越引起我们强烈的好奇心，有时，好奇心甚至达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因为社会道德不准许人们让自己的自然本能自由地、公开地流露出来，在大城市里，这种自然本能找到了地下的和多半不干净的发泄渠道。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感到，由于对青年人性的压抑，一种隐藏的性兴奋便以一种幼稚的、笨拙的形式表现出来。几乎没有一座栅栏或一个厕所没有被涂上下流的字画；游泳池里用来隔开女子游泳区的木板壁，凡有树节子的地方都被捅成了洞。那些在今天由于道德风尚听其自然而早已衰落的行当，在当时却悄悄地十分兴隆，特别是裸体人像摄影，写真照相业。不管在哪家酒肆饭店，都有小贩在桌下向青少年兜售裸体照片。还有地下出版色情文学的行当，印的这些书粗制滥造，纸张极差，语病甚多，可销路甚好；那些淫秽下流的杂志销路同样很好，书刊中不堪入目的色情描写，在今天找不到第二份。这是因为严肃文学不得不坚持理想主义的说教和小心翼翼的态度。属于严肃艺术的有皇家剧院，以表现高贵的思想和如雪的纯洁为宗旨。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专门演出最粗俗下流的滑稽戏的剧场和歌舞场。凡是受到压抑的东西，它总想方设法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哪怕是一条曲折道路。说到底，假正经地不准谈性的启蒙和不许同异性无拘束相处的那一代人，实际上要比我们这一代享有自由恋爱的青年人更好色。这是因为，只有那些不给予的东西，才会使人产生强烈的欲望；越是禁止的东西，越能刺激人拼命想得到它；耳闻目睹得越少，梦幻中想得越多；人的肉体接触的空气、光线和日光越少，性欲集聚得越多。总之，加在我们青年人身上的社会压力，不过是引起我们内心对各有关当局的不信任和怨恨罢了，并没有提高我们的道德水平。从我们的情欲萌发的第一天起，我们本能地感觉到，那种不诚实的道德观用掩盖和沉默从我们身上夺走本该属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东西；为了保存早已腐朽的习俗，而牺牲我们坦诚的愿望。
但愿今天的人们不要被那个时代感伤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所迷惑；对青年人来说，那是个糟糕的时代，年轻的姑娘在家庭严格管束之下，完全与现实生活隔绝，身心的自由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而年轻的小伙子也受到这种道德的限制，但他们并不相信这种道德，谁也不遵守这种道德，所以他们秘密地去干那些不可告人的事。男女青年之间很少有无拘束的正常交往，按照自然法则，它恰恰意味着青春的幸福和快乐。那一代的青年，谁也记不得他与女人最初的接触中，有多少是发自肺腑的喜悦而令人留恋的。因为，除了社会压力迫使他们随时都要小心翼翼，当时还有一个罩在心灵上的阴影，甚至是最温柔的瞬间也不会忘记的阴影，即害怕染上性病。在这一点上，那时的青年与现代的青年相比，要不幸得多。因为不要忘记：性病在四十年前流行的程度要比现在严重一百倍，而更主要的是，要比今天危险和可怕一百倍。这是因为，当时的医院对性病实际上毫无办法，没有今天这样方便快捷的科学治疗方法。今天，治疗性病已不困难。在一般医院、大学的大中型医院里，用保罗·埃尔利希(2)的疗法只需几个星期就能治愈，以致一位教授无法向他的学生展示梅毒的初期症状。但在当时，根据军方和大城市的统计，十个年轻人中至少有一两个沦为性病的牺牲品并因而丧命，所以不断有人提醒青年人要提防这种危险。当时你若在维也纳城里行走，每隔六七栋房子，就会看到这样的招牌：皮肤病、性病专科医生。再说，不只是害怕传染上性病，更令人害怕的是那种令人生畏的有失尊严的治疗方法。现在的人已不知道那种方法了。一个染上梅毒的病人，要一连几个星期全身涂上水银，其副作用是牙齿脱落，身体其他部分也受到损害。一个偶然沾染上这种恶疾的不幸牺牲者，不仅是身体被玷污，心灵上也受到创伤。纵然经过这样可怕的治疗，患者自己也不能保证，可怕的梅毒是否会从包囊中随时复发，以致由于脊椎神经麻痹而四肢瘫痪，前额部脑组织软化。因此之故，当时有些年轻人一旦被诊断患上梅毒，就会立刻拔枪自杀，因为他们认为，患上这种病会连累亲人被怀疑也有此病，由此造成的思想压力在感情上是无法承受的。不仅如此，一种只能在暗处过的性生活还会带来其他烦恼。如果我尽力追忆过去发生的一桩桩事，我依然记得起我年轻时代的伙伴，他们个个都是面色苍白、心神不宁地来到学校，其中一个得了病就担心自己得的是梅毒；第二个因为要求对方堕胎而受到敲诈；第三个背着家人去治病，却又没有钱；第四个是他不知道如何支付女招待给他留下的那个孩子的赡养费；第五个是因为钱包在妓院被盗，但他不敢去告发。总而言之，在那个假道德的时代，青年人所经历的比那些御用文人写的小说和戏剧更戏剧化；另一方面，也更加不清洁，更加紧张，更令人沮丧。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在青年人性生活这个范畴内，没有自由和幸福可言；而那样的性爱正是青年人这个年龄所决定的。
然而，我就是在这种不健康的、令人窒息而又夹杂着浓郁香味的空气中，在不愁吃穿的环境里长大成人的。那种虚伪的反心理学的道德观，对“性”一直保持沉默和藏匿的伎俩，像一座魔山重重压在我们头上。作家们屈服于这种非人性的道德观，所以在文学和文化史上缺少反映当时实情的真实文献资料，也使人很难将那些不真实的东西恢复其本来面貌。当然，某种可循的线索还是有的，只要看看时装的样式就可断定这个论据的正确性。因为每个世纪的服装从外观情趣上看，自然而然地反映出当时的道德观念。在一九四一年的今天，当电影院的银幕上出现一九〇〇年的男女穿着当时的服装参加社交活动时，无论是欧洲还是美洲，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观众准会笑个不停——这种事不是偶然的。甚至今天最憨厚的人也会笑话过去那种特别的打扮，觉得他们简直像漫画，是一群穿戴不自然、不方便、不合乎卫生的小丑。就连我们这些曾见过自己家的母亲、姑姨、女朋友穿着古怪的晚礼服，自己童年时同样打扮得令人可笑的人，也会觉得整整一代人都顺从这个潮流，竟无人提出异议，简直像一场噩梦。当时男人的打扮是让人一动也不能动的高硬领，长长的黑色燕尾服，加上那顶像烟囱一样的大礼帽，活像个“弑父者”，这已经够可笑了。可是，那个时代的女人打扮得更加怪异，既费力又繁琐，每个细节都违反自然！腰部系着一件用鲸鱼须骨做的紧身衣，把腰勒得像马蜂腰一样；下身穿着鼓成了钟形的大裙子；衣领扣得又紧又高，直到下颌处；双脚完全遮盖着；头发梳成无数小卷，再编成螺旋发髻，高高地盘在头上，头发夹满珠玉宝石；双手总是戴着手套，即使炎热的夏天也不摘下来。这种在今天已成为历史的女士，虽然满身香气，戴着各样的首饰，全身是精细的花边、流苏之类，仍是一个令人同情又无人帮助的不幸之人。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凡是装扮成那样全副武装的女人，她再也不能自由活动，再也没有活力，再也体现不出优美的身段；有了这副打扮，每个动作、每个姿态，以及她整个体态的表现，无不矫揉造作、违反自然。要把女人打扮成这样——且不说参加社交活动时如何不便——只是晚礼服的穿上和脱下，其程序就非常复杂，没有别人帮忙，根本无法做到。穿衣的程序是，首先把背后的衣扣从腰部扣到脖颈处，接着侍女用尽力气将紧身衣系上，每天来伺候的女理发师用许许多多的发针、发夹、梳子、烫发钳、卷发筒等，把长长的头发卷成形，梳理整齐后，做成高耸的发型——我想提醒今天的年轻人注意，三十年前，除几十名俄国女大学生外，欧洲每个女人的头发都长到腰部——然后再给这位女士像洋葱一样穿上一层又一层的衬裙、紧身内衣、上衣和短上衣，一直把她打扮到最后一丝女人气息消失为止。这种毫无意义的打扮还有一层秘密的含义：一个女人的线条按风俗经过这样复杂的加工完全掩盖起来，使新郎在婚宴上无法预料自己身旁这个未来的伴侣究竟是长得挺直还是驼背，是丰腴还是干瘪，是直腿还是弯腿。这个“重道德”的时代根本不认为把女人的头发、胸脯和身体其他部位乔装打扮一番，以达到欺骗和适应普遍理想美的目的有什么不对。那时，一个女子愈想成为真正的“女士”，就愈不该显示出原来的自然美。其实，这种具有明显目的的时尚无非是为当时一般的道德观效劳，那个时代主要关心的，是掩盖和隐藏性爱。
这一切之所以必须在一幅忠实反映时代风貌的图画中反复强调，是因为当我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青年聊天时，我几乎是要强迫他们相信，我们这一代人与当今一代人相比，根本不具备优越的条件。当然，从公民的意义上讲，我们比今天的一代青年享有更多的自由。他们服兵役、服劳役，在许多国家，服兵役和服劳役是百姓应该为国家做的，其根本就是要听凭愚蠢的世界政治专横摆布。而我们当时并没有这些兵役和劳役，可以专心致志于自己的艺术和其他精神爱好，使私人的生活更加个性化。全世界都向我们开放，所以我们的生活更富有世界主义色彩。我们不需要护照和通行证就可以到处旅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没有人检查我们的思想、出身、种族和宗教信仰。我从来不否认，事实上我们享有比今天更多的个人自由，我们不仅爱好自由，而且充分利用这种自由。正如弗里德里希·黑贝尔(3)所说的：“一会儿我们缺美酒，一会儿缺酒杯。”不管哪一代人，两全的事都是少有的。社会风尚给人们自由时，国家却限制他们；国家给予人们自由时，社会风尚却来奴役他们。过去我们过得挺好，经风雨见世面，而今天的青年人生活得更丰满，更有意识地在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今天我看到年轻人从中小学校、大学里走出来，昂首挺胸，目光炯炯有神；我看到男女学生欢快地聚在一起，轻松随意，毫无顾忌，十分友好，没有虚伪的羞涩和腼腆。他们一起学习，一起运动，一起滑雪，像古希腊古罗马人那样在一个游泳池里自由地互相比赛，男女两人同乘一辆小轿车在田间兜风，他们像亲兄弟姐妹似的过着健康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没有任何内在的和外在的负担，这种种事情使我感觉到，我同他们之间的距离不是四十年而是一千年。当时，我们为了表达爱情或接受爱情，总得找个僻静之处，偷偷摸摸地进行。我十分高兴地看到，有利于青年一代的社会风尚的变革是多么巨大啊！我们在爱情上、生活上获得了多大的自由啊！这种自由大大地促进了人的身心健康。自从妇女的举止不受限制以来，我觉得她们更漂亮了。她们走起路来，腰挺得直直的，眼睛明亮有神，谈吐更为自然。这新的一代人彻底摆脱了父母、姑姨和老师们的监督；他们从来不曾体会阻碍我们发展的种种阻力、恐惧和不安。他们的所作所为，除了对自己和自己的良心负责外，无需向任何人解释，这是他们有自信心的表现。他们不会知道，当年我们为干一件男女之间的违禁之事，必须找个无人去的角落，偷偷地进行。而新一代的年轻人会理直气壮地说，这是他自己的权利。这一代人幸福地享受着青春的年华，朝气蓬勃、轻松愉快、无忧无虑，这恰恰是他们这个年龄所需要的。但是，我觉得，他们最幸运的是他们不用在别人面前说谎，可以把自然感情和欲望如实地表达出来。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过一辈子，心中没有我们那个时候的精神压力。他们认识到男女相爱是极自然的事，所以他们不当一回事。可是，我们当年对爱情看得十分宝贵，认为同时伴随着羞涩和腼腆而引起的秘密心理压抑最迷人，也产生了些许温存。也许他们根本不会预料到，正是这种忌讳造成的恐惧反而带给我们莫名的乐趣。我总觉得，与现在的年轻人从担惊受怕和消沉沮丧中解放出来这一巨大的社会变动相比，其他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充分享受到无拘无束的感情和自信——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些是不存在的。
从弗洛伊德的学说中我们知道，有意识地去压抑自然的性冲动，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不过是迫使它进入危险的潜意识之中罢了。今天我们很容易对那种无师自通的天真的隐瞒手法哑然失笑。可是，整个十九世纪囿于一种妄想，以为人们能够用理性主义的明智解决一切冲突；以为把人的自然本能隐藏得越深，他那烦躁不安的冲动就会越来越缓和；以为只要不向年轻人提性的问题，他们就会忘却身上存在的自然本性。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抱着以不谈性问题来克制性欲的妄想，社会所有的部门共同组成了一个对外秘而不宣的联合抵制阵线。学校、教会的牧师、沙龙、司法机关、报刊、书籍、时尚和风气，原则上都避免谈任何性的问题。甚至于科学——本来它可以对任何事情进行彻底的研究和探讨——也以可耻的方式参与“这明显的不光彩行径”。生理科学认为研究这些污秽的课题有失科学的尊严，因而向世俗低下了头。如果我们翻翻那个时候的书籍，如哲学、法学，甚至医学方面的书，大家会一致发现，凡是涉及性的地方都有所顾忌地避开了。刑法学者在学术会上讨论监狱中的人道主义措施和牢房生活中有失道义的内容时，对这个最本质的问题也胆怯地避开了。同样，一些神经科医生，虽然他们明明知道某些歇斯底里症状的原因，却不敢说出真相。我们从弗洛伊德的著作中仍然可以读到，像他所尊敬的老师夏尔科(1)这样的人也曾私下里向他承认，他虽然知道某些病人的真正病因，却从未敢公之于世。至于当时所谓的“美”的文学，更是不敢如实描写，因为这种文学正是以体现美学的美为己任的。在我们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作家并不羞于提供一幅真实而又广阔的社会文化图景。我们仍可以在笛福、普雷沃神甫、菲尔丁、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的作品里看到那种真实情况不加歪曲的描绘。可是到我们那个时代，只允许描写“充满感情”和“高尚”的事，不允许写那些令人难堪的真实的事。因此，我们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中几乎看不到对大城市青年的所有危险、黑暗和困惑的描述。即使一个作家写到卖淫，他也必须美化一番，把女主人公打扮成“茶花女”式的人物。所以我们今天正面对着一种特殊情况，如果当今的年轻人要想知道上一代或上上一代的年轻人是怎样奋斗一生而去翻阅纵然是那个时代的大师们的作品，如狄更斯、萨克雷、戈特弗里德·凯勒、比昂逊的作品——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除外，因为他们是俄国人，站在欧洲假理想主义的对立面——那么他会发现，书中写的尽是经过加工升华、温和适中的事情，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作家受时代的压力而无法表达自己的自由见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那个时代对祖辈的道德观几乎达到顶礼膜拜的程度，再加上今天的人所不能想象的时代气氛。要不，我们怎样理解《包法利夫人》这样一部完全写实的小说竟会被法国一家法院判作淫书禁止发行呢？同样，我们怎样理解，在我年轻时候左拉的小说被看作色情文学，托马斯·哈代这样一位心平气和的古典主义叙事文学家竟在英国和美国掀起轩然大波呢？因为这些书尽管写得很有节制，还是暴露了不少现实。
(1)让·马丹·夏尔科（1825—1893），法国著名神经病学家。
三四十年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我们今天的看法完全不同。也许没有一个领域像两性关系那样，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这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妇女解放运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体育运动的发展、青年一代的独立自主等。十九世纪的市民道德，基本上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如果试图区别它与今天流行的更为自由、更为无拘无束的道德观有何不同，那么也许首先应该看到一个具体情况：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个时代的人由于自己内心不平衡而小心翼翼地回避性的问题。更早一些时候，在人们真诚信奉宗教的时代，特别是在严格的清教徒时代，性的问题反而容易解决。中世纪的权威们曾深信，性欲的要求是魔鬼促使的，肉欲乃是罪恶和猥亵。他们用粗暴的禁令和残酷的惩罚强行贯彻他们的无情的道德观——特别是在加尔文教的中心日内瓦。到了我们这个世纪就完全不同了，这是一个不再相信鬼神的宽容的时代，人们不再使用逐出教门的严厉手段。不过，人们仍然觉得性问题是一个乱世的因素，会破坏伦理道德，与当时的伦理是不相容的。因此，性问题不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婚姻以外的任何形式的自由性爱，都有悖于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由于这个矛盾，我们那个时代发明了一个特别的折衷办法：那时的道德规范虽不限制青年人过性生活，却要求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处理这种难堪的事。既然性问题是天经地义地存在于地球上的，那么最好是让它不为人所见，不超出社会风气的范围之外。于是形成了一种默契：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家里，或者在公共场合，都不谈论这令人恼火的麻烦事；把一切能引起性欲的杂念全部压制下去。
(2)保罗·埃尔利希（1854—1915），德国著名医生、化学家，因发明治疗梅毒的药品六〇六而闻名于世。
在八年的中学期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发生了一些纯粹个人的变化：我们从十岁的孩子逐渐长到十六岁、十七岁和十八岁，成为具有男子特征的年轻人，自然的本能开始宣布自己的权利。好像青春期的性成熟完全是个人的问题，每个成长发育的人，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情窦初开的困惑完全不适于在公共场合谈论，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青春发育已超出它本身的范围，它必然同时促成另一种意识的觉醒，我们第一次学会批判地观察这个我们在其中长大成人的世界，观察它的社会习俗。一般说来，孩子甚至年轻人都愿意首先体面地适应自己生活环境中的各种规范。但是，只有当他们看到，要他们遵守的那些社会习俗大家都坚决遵守时，他们才会去遵守。老师和父母身上的任何虚伪行为，都必定促使年轻人用怀疑的，从而也是更为尖锐的目光看待周围的人。我们不需要多长时间就会发现，我们过去一直信任的学校的、家庭的和社会道德的权威，在“性”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极不真诚，甚至可以说，他们要求我们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也要保守秘密，偷偷摸摸。
(3)弗里德里希·黑贝尔（1813—1863），德国戏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