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地利兴起的各种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是社会主义运动。至今，被我们错误地称之为“普遍”的选举权，实际上只赋予了交纳一定税款的有产阶级。从这个阶级选举出来的律师和农场主都十分相信，自己在国会里是民众的代表和发言人。他们都受过教育，大部分人甚至受过高等教育，所以他们感到非常自豪。他们仪表庄严、体面，谈吐高雅，因此，国会开会就像一家高级俱乐部的晚间讨论会。出于对自由主义的信仰，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完全相信，宽容和理性必定促进世界的进步；他们一致认为，小的妥协和逐渐的改善能促进全体臣民的福利，并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是，他们完全忘记了，他们只代表这座大城市里的五万或十万富裕的人，并不代表整个国家的几十万或几百万人。这期间，机械化生产开始普及，过去分散的工人集中到工业中去了，在一位杰出人物维克托·阿德勒博士的领导下，奥地利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正义党。实现无产阶级的各种要求，争得真正的普遍的人人平等的选举权，是该党的宗旨。可是这种选举权刚一施行，或者说刚一被迫施行，人们就立刻发现备受推崇的自由主义是何等的脆弱。随着自由主义的消失，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和睦相处不见了，现在，处处是利益与利益的激烈冲突，斗争开始了。
我们年轻时代亲身经历的，正是艺术中的新事物酝酿发展的阶段，这些新事物远比我们的父母及其周围的人的要求更为热烈，更难解决，更具诱惑力。但是，由于我们被那段生活所迷惑，致使我们没有注意到美学领域中的这种变革只是许多意义更为深远的变革的先兆。这种变革将动摇和最终毁灭我们父辈的太平世界；一场令人瞩目的社会大变革正在我们这个衰老的、昏昏欲睡的奥地利酝酿。几十年来，心甘情愿不声不响地把统治地位让给自由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突然不再安分守己。他们组织起来，要求得到自己的权利。于是，在上世纪最后十年，政治像暴风骤雨般冲进平静安逸的生活。新的世纪要求有一种新的制度、一个新的时代。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还是幼童的时候，奥地利的社会主义政党发生决定性转折的那一天。工人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和众志成城的决心，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宣布五月一日是劳动人民的节日，并决定在普拉特公园举行游行。游行队伍将通过那条主要的林荫大道，而那条美丽、宽阔、两旁栽满栗子树的大道，从来都是供达官贵人的马车和华丽车辆行驶的。善良的自由派市民听到这一消息宣布时，吓得不知所措。社会党人这个词，在当时的德国和奥地利带有一股血腥气和恐怖主义的味道，就像以前的雅各宾派和以后的布尔什维克一样。人们刚听到这个消息时，绝不相信这些从郊区游行来的赤色分子在进入市区时会不焚烧房屋，会不抢劫商店并干出其他一切不可想象的暴行。全城一片惊骇。城区和郊区的警察都被派到普拉特大街值勤，军队处于警戒状态。那一天，没有一辆私人豪华马车或出租车敢靠近普拉特地区，街边的店铺早已放下铁制的防护板。我还记得，父母严厉禁止我们这些孩子在将会发生大火的那一天上街。可是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工人们带着妻小，列成四人一排的队伍，秩序井然地走进普拉特大街。每个人的扣眼里都别着一朵红色丁香花，这是党的标志。他们一路行进，唱着国际歌；不过，当孩子们第一次走进诺贝尔林荫大道的绿草坪时，却无忧无虑地唱起了校园歌曲。没有人挨骂，没有人遭打，也没有人挥拳头，警察和士兵向他们报以友好的微笑。这种无可指责的行动，使资产阶级也不好再称他们是“革命的痞子”。最后，互相作了让步——就像在古老智慧的奥地利通常处理的那样。当时还没有发明今天的大棒殴打和灭绝的政策，在那些党魁身上尚且活生生地保持着（显然已褪色）人性的美好理想。
这种对艺术过分的酷爱，这种对“美”近乎荒唐的推崇，只有牺牲了我们那个年龄的通常兴趣才能得以实现。今天，当我问自己，我们当学生时，白天都已被上学和必要的起居和用餐时间挤满，哪有时间看那么多的书籍呢？回想一下我才明白，我们是以大大缩短睡眠时间，损害精力充沛的身体为代价的。虽然我早上七点起床，可是我从来没有在半夜一两点钟前放下书本，而且从那时起就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即使到了深夜，我还要看一两小时的书。所以，每天早上我总是最后一分钟匆匆忙忙奔向学校，睡眼惺忪，脸洗得马马虎虎，一边疾步向前，一边嚼着抹上黄油的面包片。我现在记不起，有哪一天不是这样度过的。我们这群小学究，看起来满脸菜色，像一个未成熟的水果，此外，衣着也不讲究——这些绝不奇怪。因为，我们的零用钱中的每个赫勒(16)都用在看戏、听音乐会和买书上了，根本顾不上陪年轻姑娘；我们并不在乎姑娘是否喜欢我们，不同她们交往，一是怕浪费宝贵的时间，二是要给学校一个良好的印象。体育活动我们无暇顾及，甚至瞧不起它。要让今天的青年人了解这一点，恐怕不大容易。体育浪潮在上世纪尚未从英国冲击到欧洲大陆；当时也没有现在这样的体育场，更没有过多的体育活动。今天，当一个拳击手朝对手的下颌频频出击时，上万名观众激动得狂呼乱叫；报馆还设有特派记者，用通栏篇幅像《荷马史诗》似的报道一场曲棍球比赛。在我们那个时代，摔跤、田径、举重等都是在郊外举行，参赛者都是屠夫和搬运工之流；赛马才是一种高雅的比较贵族气的运动，一年有几次把上流社会吸引到赛场，但也不是我们这些把任何体育活动都视为纯粹浪费时间的人会去看的。我十三岁时染上了对学问和文学的嗜好，我停止了滑冰，把父母给的学跳舞的钱全买了书。我到了十八岁还不会游泳，不会打网球，也不会跳舞。直到现在，我既不会骑自行车，也不会开汽车。在体育方面，任何一个十岁的男孩都可以讥笑我。即使到了今天的一九四一年，我还搞不清棒球和足球、曲棍球和马球的区别。每张报纸上的体育版，我觉得都像是用汉语写的，怎么也看不懂。我对所有体育运动的成绩——速度和评分的记录，就像那位波斯国王一样不开窍。有一次，有人鼓动这位国王去参加赛马，他却表现出东方人的智慧：“赛什么马？我本来就知道总有一匹马跑得最快，哪一匹跑得快与我有何相干？”我们也像波斯国王一样轻视锻炼自己的身体，觉得这是浪费时间。只有下棋我还有几分喜欢，因为下棋需要动脑筋。更加荒谬的是，虽然我们觉得自己正在成为诗人或者有可能成为诗人，可是我们很少关心大自然。我人生中的头二十年里，几乎没有好好看过维也纳周围的美丽景色。最美最热的夏天来临时，城里的人外游，整座城显得空荡荡的，我觉得这时的维也纳城才更加迷人，因为可趁机在咖啡馆里读更多的报刊杂志，还没有人抢着看。后来，我用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来弥补我身体上那种不可避免的笨拙，来调整那种幼稚的贪多求快的生活。不过，总的说来，我对中学时的狂热，对那种只用眼睛和脑子的生活，从来没后悔过。它把求知欲注入了我的血液中，使它永远不会失去。以后我读的书和学到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中学时期打下的坚实基础上的。一个人的肌肉误了锻炼，以后还可以补上；而智力的飞跃，即心灵中那种内在的理解则不同，它只能在决定性的那几年里成型；只有早早地学会敞开自己心扉的人，以后才能把整个世界包容在自己的心里。
这种以红色丁香花为党徽的事刚出现，马上就有人把白丁香花别在扣眼里，这是基督社会党党员的标志（当时人们用花作为党的标志，而现在却用翻口皮靴、短剑和骷髅，在今天看来，怎不令人感动呢？）。基督社会党是一个彻底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原来它是与无产阶级政党相伴相随的一种对抗运动。从根本上说，它同样是机器战胜手工业的产物。一方面，机械化大生产把大批劳动者集中到工厂里，工人聚成团，有了势力，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它又威胁着小手工业。大商店和大规模生产，促使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的师傅面临破产的境地。有一位机灵的受人欢迎的领袖卡尔·卢埃格尔博士，用“必须帮助小人物”的口号，把小市民和愤怒的小资产阶级吸引到自己身边；他们深恐沦为无产者，这种恐惧远远超过他们对富有者的嫉妒。这使人想起，这同一个忧心忡忡的阶层，后来又成为拥护希特勒的第一批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讲，卡尔·卢埃格尔是希特勒的榜样，是他教会了希特勒滥用反犹太主义的口号，而这一口号给心怀不满和恼怒的小资产阶级树立了一个明显的敌人，从而不知不觉地转移了他们对大地主、封建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的仇恨。今天的政治已变得庸俗和野蛮，这个世纪已倒退到可怕的地步，从这一点上讲，这两个人有很大的不同。卡尔·卢埃格尔满腮金黄色柔软的胡须，仪表堂堂，维也纳人称“漂亮的卡尔”。他受过高等教育，没有辜负这个精神文化高于一切的时代。他的讲演通俗又浅显，性格爽朗又诙谐，即便在作最激烈的演说时——那个时代最激烈的演说——也从来没有失去本来的风度。他虽有一把刮刀，一把可以干出杀人祭神的野蛮行径的机械切削刀，但他万分小心地控制着。他对待自己的对手始终保持君子雅量，他的私生活简朴得无可非议，他公开的排犹立场从来没有人阻止，他对以前的犹太朋友一如既往地关心和照顾。他领导的运动终于征服维也纳市议会，他本人被任命为市长——对排犹主义倾向十分反感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曾两次拒绝这一任命——以后，他一直公正廉明，政绩卓著，无可指摘，他也是实行民主政治的表率。在这个排犹的政党取得胜利以后，全市的犹太人非常害怕，可是犹太人的生活还像以前一样，享有平等权利并受到尊重。仇恨的毒素和互相灭绝的愿望尚未浸入到时代的血液循环之中。
对我们在文学上的早熟作如此真实的描写，也许会导致这样一种看法：我们是个特殊的神童班。绝非如此。在当时维也纳十几所邻近的学校里，同样可以看到学生对文学的狂热和文学早熟的现象。这不可能是偶然现象，这是由一种特殊有利的环境决定的：维也纳这个城市是艺术的沃土，正处在非政治化的时代，在世纪之交出现了思想和文学突飞猛进的局面。有这样适宜的环境，加上我们内在的文学创作愿望，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让我们在那个年龄做出了巨大的成就。年轻人总有一股诗兴和写诗的冲劲，尽管大多数人的冲动不过是心灵中泛起的微小浪花。青年人心中不出现这种冲动是极少见的，因为这种想写诗的冲动本身就是青春焕发的表现。后来，我们班上那五个想当演员的同学，没有一个登上舞台；在《潘神》和《艺术之页》登过名字的那几位诗人，在锋芒初露之后当上了庸庸碌碌的律师和官员(15)。也许他们今天会对自己当年的雄心壮志自嘲地付之一笑。我是我们那些人当中唯一始终保持创作热情的人，而且这种热情成了我一生的核心。但是，我今天仍怀着感激之情怀念我们那一伙人。他们给了我多么大的帮助啊！那种火热的讨论，你追我赶的狂劲，互相之间的表扬和批评，提前锻炼了我的手和大脑，大大开阔了我的精神世界。我们是如何鼓起勇气摆脱单调无聊的学校生活啊！如今，每当我听到舒伯特那首不朽的歌：“你，迷人的艺术，总是在无比空虚的时刻……”往事又历历在目，我仿佛又看到我们垂着双肩坐在冰冷的板凳上，然后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闪着兴奋、激动的目光，评论和朗诵诗歌，兴之所至，狭隘的小天地全抛在脑后，如舒伯特歌曲说的那样，我们“沉湎在一个美好的世界”。
这时又出现了第三种花，蓝色的矢车菊花。这是俾斯麦最喜欢的花，也是德意志民族党的标志。该党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党——当时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一点。该党的目标是猛烈地冲击并彻底摧毁奥地利君主制，建立一个在普鲁士和新教徒领导下的大德意志国——比希特勒的梦想还早。当时，基督社会党的势力主要在维也纳和农村地区；社会党扎根在工业地区；而德意志民族党的成员几乎全部在波希米亚和阿尔卑斯山的边远地区。该党人数少，势单力薄，但它用野蛮的攻击和极端的暴行弥补了那种被人瞧不起的地位。该党的几个议员是暴政的代表（从旧的意义上说），是奥地利国会的耻辱。希特勒——一个同样出生在奥地利边远地区的人，在这几个议员身上找到了自己在思想上、策略上所需要的东西。他从格奥尔格·舍纳雷尔(17)那里接过“脱离罗马！”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当时数千名讲德语的德意志民族党党员坚决遵循的。他们从天主教皈依新教，目的是激怒皇帝和天主教教士们。希特勒从他们那里搬来了反犹太主义的种族理论——他们突出的杰作是“犹太民族是最下流肮脏的民族”。希特勒从他们那里首先学会的是建立一支肆无忌惮、盲目服从、大打出手的冲锋队，从而学会了一个原理：用少数人制造的暴行来恫吓在数量上大得多的那些人，那些人既老实又诚实，不敢抗争，逆来顺受。冲锋队为国家社会主义干些什么勾当呢？他们用橡皮棍驱散群众集会，夜里袭击反对者，把他们打倒在地！德意志民族党还利用学生的单纯和狂热为他们服务。这些大学生在大学豁免权的庇护下，做出了史无前例的殴打恐怖暴行。他们采取的每次政治行动，都像军队一样组织严密。他们高呼口号吹着口哨，在大街上列队前进。那些大学生自己组成了所谓的“大学生团”，他们脸上带着击剑时留下的伤疤，经常酗酒闹事。他们占据着学校大礼堂，不像普通学生那样仅戴着袖章和学生帽，而是拿着粗重的木棒。他们一会儿殴打斯拉夫大学生，一会儿又猛击犹太大学生，一会儿围攻天主教大学生，一会儿又大打意大利大学生，把手无寸铁的人赶出校门。大学生团的学生每次“闲荡”（他们把每个星期六举行的示威活动称之谓“闲荡”）都会造成流血事件。当时的大学仍享有古老的特权：警察不得入内。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这帮流氓欺负凌辱别人，能够做的仅仅限于，当这帮民族主义流氓把遍体鳞伤的学生从楼梯口扔到大街时，立即把他们抬走。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党党徒虽然数量极少，可是却能大造声势，每逢这个党计划做些什么事，总是派大学生团的学生打头阵。当巴德尼伯爵(18)在皇帝和议会的同意下颁布一项语言法令时——他原以为这项法令的实施会给奥地利各民族之间带来和平，也许还可延长皇朝几十年的寿命——一小撮被煽动起来的大学生团的年轻人游行示威，抗议这项法令。他们占领了环城大道，当局不得不出动骑兵，用军刀和步枪来镇压。在那个讲人道、懦弱得可悲的自由主义时代，人们憎恨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也十分害怕流血冲突。政府不得不在德意志民族党面前退缩，总理下台，完全合法的语言法令被撤销。在奥地利的政治生活中，野蛮的暴力行为第一次取得了胜利。在那个容忍迁就的时代，各民族和各阶级之间的联合一下子全破裂了，变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和深渊。实际上，新世纪开始前的最后十年，一场全面的内战已在奥地利拉开帷幕。
我们所有人早已开始写文章或写诗，有的人则喜欢玩乐器或朗诵，这是很自然的事。青年人的每个被动的激情观点，就其本身来说，是不自然的，因为，就青年人的本性来说，他不仅要获得许多表象的东西，还要对表象的东西进行批判、消化和吸收，并作出新的回答。譬如，热爱戏剧的青年，会梦想亲自登上舞台，或者至少为戏院做点什么。青年人热烈崇拜各类天才，必然会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能否在自己尚未认清的躯体里，或者在半明半暗的心灵中，找到那种优良本质的苗头和可能。于是，艺术创作在我们班上十分盛行，当时维也纳的气氛和那个时代的条件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身上寻找天赋，并试图发挥它。有四五个人想当演员，他们摹仿皇家剧院演员的腔调，精心练习和朗诵台词，悄悄去听表演课；学校休息时，他们各自扮演一个角色，即兴表演古典戏剧的整场或片断，其他人则充当好奇又挑剔的观众。班上还有两三个人相当有音乐素养，他们还没决定是当音乐家、演奏家，还是乐队指挥。最初我得到的有关新音乐的知识，应归功于这几个人。新音乐在当时的交响音乐会上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他们也向我索取他们喜欢的歌曲和合唱歌词。我们班上还有一个人，他是当时一位著名画家的儿子，上课的时候，他在我们的练习本上画满各种图画，同时为我们班所有未来的天才都画了肖像。但是，我们班上最喜爱的还是文学。通过彼此之间的互相激励，我们在文学方面成熟得越来越快；我们相互切磋每一首诗，这使得我们这些十七岁的人的水平远远超过业余爱好者；而且我们每人都做出了真正实际的业绩，这一点为下面的事实所证明：我们的作品不仅被不知名的地方小报所采纳，也被新一代所创办的杂志接收和刊登，我们甚至拿到了稿费——这是最令人信服的证明。班上有个叫Ph. A.的同学，我过去称他为天才，他的名字在当时最出色的豪华刊物《潘神》上居然和戴默尔(12)、里尔克的名字一起排在最前面。还有一个叫A. M.的同学，用奥古斯特·厄勒的笔名找到了进入当时所有德语杂志中最难入门和最严肃的文艺刊物《艺术之页》大门的途径。这本杂志是斯蒂芬·格奥尔格专为自己神圣的成员保留的园地，而这些成员是经过文艺团体严格挑选出来的。我的第三个同学，在霍夫曼斯塔尔的鼓励下，写了一部有关拿破仑的剧本；我的第四个同学提出了一种新的美学理论，并写出意义深远的十四行诗；我的名字则进入现代人的主要报纸《社会》和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13)的《未来》周刊——一份关于新德国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德语刊物。今天，当我回首往事时，我必须客观地承认，当时我们知识之渊博，文艺技巧之娴熟，艺术水平之高雅，对年仅十七岁的人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然而，霍夫曼斯塔尔那种神奇的早熟的例子，也是可以理解的。恰是这个鼓舞人心的例子促进我们奋发努力，互不示弱。我们掌握各种艺术的技巧，也掌握大胆夸张的语言手法，我们熟悉每种诗体的技艺，在无数的习作中，我们尝试过各种不同的风格，从品达罗斯(14)诗歌的庄重，到民歌的质朴，都一一尝试过。我们每天都相互交换作品，提出其中的疏忽和不足，讨论每一个韵律的细节。我们迂腐的老师在用红笔批改我们的作业少了几个逗号，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早已对自己的作品互相展开批评，要求之严、审查之细、见解之高，就连那些大型日报上官方文学评论权威在分析古典大师们的作品时，也无法做到。由于我们专心致志地对待文学，到了中学最后几年，我们在专业的判断和风格的表现力方面，甚至超过了那些著名的专业评论家。
但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完全沉浸在对文学的偏爱之中，很少注意我们的国家所面临的危险，我们的眼睛只盯着书籍和绘画。我们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毫不感兴趣，那些刺耳的争吵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当全城为选举激动不已时，我们去了图书馆。当群众暴动时，我们正在写作和讨论诗文。我们没有看到墙上着火的信号，而像古时的伯沙撒国王(19)一样，无忧无虑地品尝美味的艺术佳肴，没有警惕地向前看一眼。直到几十年后，当屋顶和墙垣倒在我们头上时，我们这才明白，地基早已被挖空。随着新世纪的开始，个人自由已在欧洲没落。
里尔克对我们而言又是另一种类型的鼓励，这是一种慰藉，补充了霍夫曼斯塔尔的那种激励。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要和霍夫曼斯塔尔比高低，实属大逆不道。我们知道，他至善至美的早熟是举世无双的奇迹，这种奇迹是不能再现的。当我们这些十六岁的人把自己的诗句和他在同样的年龄写下的诗句加以比较，我们会羞愧满面，无地自容。我们同样感到，自己的知识在他面前相形见绌，他念中学时就已经博学多才。而里尔克则不同，他也是十七八岁开始写作和发表诗歌，但这些早期的诗歌与霍夫曼斯塔尔同期写的诗相比，从绝对意义上说，还是不太成熟，幼稚、简单了一点。唯有抱着宽容的态度，才能看出几分天才的光芒。这位诗人是逐渐成名的，他直到二十二三岁才开始成为受我们无限爱戴的杰出诗人。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个安慰。一个人不一定非要像霍夫曼斯塔尔那样在中学阶段早熟成才；一个人也可以像里尔克那样，一步一步地成才。所以，一个人不必因为暂时写了一些不像样、不成熟、缺乏责任感的作品，马上就认定自己没有指望了。一个人也许不会再现霍夫曼斯塔尔的奇迹，但可以走里尔克走过的那条比较平稳寻常的成才之路。
(1)盖尔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德国著名剧作家，德国自然主义戏剧的代表人物，一九一二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巴尔扎克曾以无可比拟的方式描写拿破仑这个人物是怎样把法国年轻一代振奋起来的。小小的少尉波拿巴登上了风云世界的皇帝宝座，这不仅意味着他个人的胜利，也是青年人思想上的胜利。一个人要早早获得权势，并非一定要生在官宦之家，非是王子和侯爵不可；一个人不论生在哪个小户人家，即使一个贫困之家，同样可以在二十四岁当上将军，在三十岁成为法国的统治者，进而成为全世界的统治者。这种举世无双的成就，促使数以百计的人离开自己微贱的职业和省城。波拿巴少尉使整个青年一代头脑发热、野心勃勃。他造就了那支伟大军队的将军和英雄，以及《人间喜剧》的主人公和烈士。一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一旦他在自己的领域中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仅凭这一点，就永远鼓舞他周围或他身后的年轻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我们这些更年轻的人来说，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是对我们这些能力尚未成熟的人的一次不同寻常的推动。我们并不期望在我们中间会有人再现霍夫曼斯塔尔的奇迹，但是只要他存在，就会给我们增添力量。因为他的存在本身就清楚地表明，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的城市里，在我们的环境中，同样可以产生诗人。霍夫曼斯塔尔的父亲是一家银行的经理，他像我们一样，出身于犹太市民阶层，因此，这位天才诗人是在一幢和我们住的差不多的房子里长大的，里面的家具是一样的，从小接受和我们同样的道德教育，进入一所同样死气沉沉的中学，学同样的课本，也在同样的木板凳上坐了八年，像我们一样感到不耐烦，像我们一样热衷于一切精神财富。可是你看，他成功了，当他还必须坐硬板凳磨破裤子，在体操房里来回踏步的时候，就成功地跳出了自己狭隘的小圈子，跳出了使人窒息的城市和家庭，一下子飞入无限的世界中去。可以这样说，霍夫曼斯塔尔这个实例向我们显示了，即使在我们这个年龄，身处一所奥地利中学牢笼般的气氛中，要创造富有诗意的作品甚至完美的诗歌，原则上也是可能的。甚至他在家里或者学校里尚未成年、毫无功名可谈的时候，他的诗作就已经出版了，带来了荣誉和名声。这对一颗童心具有多大的诱惑力啊！
(2)赫尔曼·巴尔（1863—1934），奥地利诗人、文学评论家。
从一定意义上说，霍夫曼斯塔尔后来再也没有超过他在十六岁至二十四岁这个阶段所创造的无与伦比的奇迹。虽然我对他后期的作品同样赞赏，如他的优秀散文，长篇小说《安德烈亚斯》——这部未完成的作品或许是最美的德语长篇小说——以及部分戏剧段落，但是，随着他日益看重现实戏剧和时代趣味，随着他的创作具有明显的意图和功利目的，早年那些充满童稚自然的诗歌中的纯净灵感消失了，梦游者似的模糊不定的描写消失了，从而也就失去了对我们这些爱挑剔的青年人的吸引力。我们这些未成年人的神秘知觉预先就知道，在我们这一代，像他这样的奇迹只可能出现一次，在我们一生中再也不会重演。
(3)十九世纪末德国的一个艺术流派，又称分离派。
我几乎无法重复这个奇特的人物在当时是如何使我们着迷的，那时，我们已学会追求真正的价值。对年轻人来说，知道在我们身旁，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就有这么一位卓越、纯正、崇高的诗人，对他，我们只能用荷尔德林、济慈、莱奥帕尔迪的传奇色彩来想象：可望而不可即，一如梦幻，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使人陶醉的吗？所以，直到今天，我仍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亲眼见到霍夫曼斯塔尔时的情形。当时我十六岁，我非常注意我们这位理想的良师益友的一举一动，因此，当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不起眼的简讯：他要在科学俱乐部作关于歌德的报告时，我们非常激动（我们简直无法想象，这位天才竟在这么个小地方作报告，我们中学生如此崇拜他，以为他一定会在大地方露面，大厅里一定爆满）。那次报告会再次证实，我们这些小小的中学生的判断力和对富有生命力的事物的敏感力，远远超过公众和官方的评论。因为他讲演的地方实在太小，总共才能容纳一百三四十人，所以我提前半小时就去占位子。其实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只等了片刻，忽然有一个不惹人注意的瘦高青年匆匆穿过我们这一排座位，向讲台走去，接着讲演开始。他行动之快，以致我们没有时间仔细打量他。霍夫曼斯塔尔身材灵活、蓄着尚未成形的柔软的上髭，看起来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他的脸轮廓分明，有点像意大利人那样黝黑，绷得紧紧的，显然有点紧张。他那双深色、柔和又高度近视的双眼流露出来的不安，也证实了这个印象。他一下子就投入到滔滔的演说中，像一个游泳者一下子跃入水中一样。他越向下讲，举止就越灵活，神态就越镇静；一旦思路展开，开始时的拘束便全部消失，只见他轻松自如，侃侃而谈，简直像一位灵感丰富的人平时说话一样（以后我在与他私下谈话时也常常发现如此）。他讲演时说的头几句话，让我觉得他的嗓音并不好听，有时近乎假嗓，很容易变得尖锐刺耳。不过，当他讲得眉飞色舞忘乎所以时，我们也顾不上注意他的嗓音和面孔了。他讲演时没有讲稿，没有提纲，甚至可能没有详细的准备，然而，由于他具有与生俱来的讲究形式的直觉，他的每句话都十分完美。在讲演中，他提出最大胆的反命题，使人一时迷惑，接着他便用清晰而又惊人的论证加以解答，这不禁使听众感到，他讲的仅仅是从他的丰富多彩的知识中信手拈取的一部分。他轻松自如地驾驭讲演的内容，如果要深入展开，他会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也不会使内容贫乏、水平降低。以后几年，我与他私下交往中依然感到他谈吐的魅力，正如斯蒂芬·格奥尔格赞誉时所说的，他是“气势磅礴的诗歌的发明家，是妙趣横生的对话的首创者”。他的性格急躁、无常、敏感，在私人交往中常常容易激动和怏怏不快，不易接近。他碰到感兴趣的问题时会变成一团火，迅速又热烈地将它辩论一番，再引入他自己的和只有他自己才能达到的知识范围中。与开明稳重的瓦莱里和脾气急躁的凯泽林(11)谈话，我感到水平已经比较高，可还不及与霍夫曼斯塔尔谈话时那样的思想水平。当他的灵感勃发的时候，他接触过的一切：读过的一本书，见过的每一幅画和每一处风景，都会在他那精灵般的记忆中复活。他用的比喻是那么自然、生动，就像用左手比喻右手一样；他的观点是那么突出，就像屹立在地平线尽头处的背景——在那次讲演会和后来的几次私人交往中，我真正感到他身上的这种气息，是一种令人振奋，但又难以用理性理解、不可捉摸的气息。
(4)爱德华·汉斯力克（1825—1904），奥地利音乐评论家。
年轻的霍夫曼斯塔尔的出现是莫大的奇迹，他年纪轻轻就取得很大的成就，使今天和以后的人无不称道。在世界文学中，除了济慈和兰波以外，我还没发现像他这样的语言天才。年纪这么轻，就能驾驭如此完美无瑕的语言，想象力这么丰富，即便是草草写成的一首诗，也都充满诗意。他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已写下许多不朽的诗篇和无人能及的散文，从而使他载入德国语言的永恒年鉴。他的突然出现，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完全成熟，这种不寻常的现象在这代人中间不会出现第二个。他的出现是一件超乎自然、不可思议的事，所有最早知道他的人无不为之惊讶。赫尔曼·巴尔常常向我叙述他当时的震惊。有一次，他的刊物收到一篇文章，是从维也纳寄来的，作者是一个不见经传的名叫“洛里斯”的人——当时不允许中学生用真名发表作品。他从世界各地收到的众多稿件中，唯有这篇极不寻常：语言典雅富于想象，内涵丰富，落笔娴熟飘逸。这位洛里斯是谁呢？他问自己。肯定是一位把自己的见解琢磨了多年，并且在神秘的隐居中用纯净精辟的语言冶炼成一篇几乎是魅力无穷的文章的老人。这是一位智者，也是一位天才诗人。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我怎么就没听说过呢？巴尔立刻给这位素不相识的人写了一封信，约定在一家咖啡馆——著名的格林斯坦特尔咖啡馆、文学青年的大本营——会面。突然，一个穿着童装童裤、身材修长、尚未留胡子的中学生，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到巴尔面前，微微一鞠躬，简短又坚决地说道：“我是霍夫曼斯塔尔！也就是洛里斯。”他的嗓音还没有完全变为成年人的低音。事情过了许多年，可每当巴尔回忆起这段往事，他仍然十分激动。他说，他一开始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中学生竟会创造出这样美的艺术，有这样的远见，思想这么深刻，在他自己尚未有亲身经历前，对生活就有鞭辟入里的认识，实在令人称奇。阿尔图尔·施尼茨勒也曾向我讲过类似的故事。施尼茨勒当时还是个医生，他最初的文学成就还不足以维持生计，不过这时，他已是青年维也纳派的领袖，一些年轻人喜欢向他请教，倾听他的建议和看法。有一次，他在相识的熟人那里偶然认识了这个细高身材的中学生。他巧妙的机智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中学生想请他听自己朗读诗剧中的一段，他高兴地把这个年轻人请到自己家里，尽管没抱什么希望。他想，这无非是中学生写的诗剧，不是感伤主义就是假古典主义，所以他只请来了几个朋友。霍夫曼斯塔尔穿着童装进来了，显得有点紧张，接着他开始朗诵。施尼茨勒告诉我：“一开始没人在意，但几分钟后，我们全都竖起耳朵仔细聆听。大家交换着赞许和惊奇的目光。诗句是那么完美，形象是那么动人，音乐性是那么鲜明。我们还没有听到一个在世的人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我们甚至认为，自歌德以后几乎不可能有这样的诗句。而且，比形式上的无可匹敌（以后在德语中再也无人达到过）更为令人赞叹的，是他对生活的认识。对一个整天坐在教室里的中学生来说，这种认识只能来自神秘的直觉。当霍夫曼斯塔尔朗读结束后，我们呆呆地坐在那里。我觉得，”施尼茨勒对我说，“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一个天生的奇才，在那以后，我再也没遇上过如此令人激动的场面。”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一开始就这样完美，必然会成为歌德和莎士比亚的一个兄弟。实际上，这种完美日臻成熟：继第一部诗体剧《昨天》之后，便是雄伟壮阔的《提香之死》，在这里，他用德语体现出了意大利语的优美音调；然后就是诗作。他每发表一首诗，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寻常的大事。直到数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能逐行背诵那些诗。后来他又写短剧和散文。他的散文把丰富的知识、对艺术的精辟见解和对世界的瞭望，神奇地浓缩到十几页的稿纸上。总之，这位中学生和后来的大学生创作的所有作品，都如同水晶一般从里向外放射光芒，同时又表现出深沉炽热的情感。诗歌、散文，在他手中将犹如伊米托斯山上芬芳的蜂蜡，紧紧地糅合在一起。他的每一篇诗作篇幅适中，不落俗套。我们始终觉得，在前人足迹未至的道路上，必定有一种不可知晓的力量在神秘地引导着他。
(5)弗兰克·魏德金德（1864—1918），德国表现主义剧作家。
我们这些年轻人之所以对新艺术如醉如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作品几乎全部是年轻人创作的。在我们父辈那个时代，一位诗人、一名音乐家，只有当他经过了磨练，适应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四平八稳、循规蹈矩的艺术趣味之后，才能出名。父辈教导我们去尊敬所有这些男士，他们的举止仪表也想赢得我们的尊敬。他们留着漂亮的灰白胡须，衣冠楚楚，不可一世。例如维尔布兰特(6)、埃贝斯(7)、达恩(8)、保尔·海泽(9)、伦巴赫(10)——这些人早已销声匿迹，却是我们的父辈那个时代的宠儿。他们在拍照时总是目光深沉，摆出一副“高贵”、“诗人”的姿态。他们的一举一动，俨如枢密顾问和红衣主教，而且像他们那样佩带勋章。在他们看来，年轻一代的诗人、画家和音乐家最多不过是“有希望的人才”罢了。如若想得到他们的首肯，目前还为时尚早。在那个小心持重的年代，他们不会在某个人取得“卓越”成就之前就承认他。可是新涌现的诗人、音乐家、画家，又都那么年轻。盖尔哈特·霍普特曼从默默无闻中突然成名，是因为他三十岁时就统治了德语的戏剧舞台。斯蒂芬·格奥尔格和莱内·马利亚·里尔克二十三岁时，还不到奥地利法定的成人年龄，就已经有了文学声誉和众多的狂热追随者。在我们这个地区，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一个由阿尔图尔·施尼茨勒、赫尔曼·巴尔、理查德·贝尔－霍夫曼、彼得·阿尔滕伯格等人组成的“青年维也纳派”。他们把自己的各种艺术作品精炼加工，给维也纳文化以全新面貌，第一次在欧洲范围内产生影响。不过，使我们迷恋和大力崇拜的，主要还是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这个非同凡响的人物。我们不仅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崇高志向，也在这个同龄人身上看到了一个完美的诗人形象。
(6)阿道夫·冯·维尔布兰特（1837—1911），德国作家，曾任维也纳皇家剧院院长。
我今天当然知道得很清楚，在这种盲目的狂热中包含着多少荒唐的行为；我们有多少次互相模仿演员的动作，随之带来多少身体上的乐趣，我们想方设法胜过别人，这又包含多少幼稚的虚荣心。我们趾高气扬，觉得自己的艺术鉴赏力已凌驾于周围不懂艺术的亲友和老师之上。不过，时至今日，我依然感到惊讶：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凭借过分的文学热情能知道不少事呢！我们通过不断地讨论和分析竟这么早就具备了批判鉴别的能力！我十七岁时不仅知道波德莱尔或者沃尔特·惠特曼的每一首诗，而且还能背诵重要的名篇。我觉得在我的一生中，再也没有像我中学和大学时那样的勤奋好读。不言而喻，那些通常要十年以后才被人重视的作品名字，在我脑海里却是相当熟悉的，包括那些生命十分短暂的作品，因为我们以莫大的热情搜罗一切。有一次，我告诉我尊敬的朋友保尔·瓦莱里，我和他的作品打交道有许多年了。我还告诉他，早在三十年前，我就喜欢他的诗歌，并拜读过。瓦莱里带着善意的微笑对我说：“你别胡说了，老朋友！我的诗一九一六年才出版。”可是我当场就分毫不差地向他描述出我们于一八九八年在维也纳第一次读到他的诗登载的那本文学刊物的颜色和开本，他惊奇万分：“那本刊物在巴黎几乎没人知道，你在维也纳又怎么搞到的呢？”我只能这样回答：“正如您中学时在自己的省会城市能读到马拉美那些当时鲜为人知的诗歌一样。”他表示赞同：“是啊，年轻人总想发现自己的诗人，并从中发现自己。”事实上，在这股风还没有越过边界来到奥地利之前，我们就已闻到了风向，因为我们始终是带着灵敏的嗅觉过日子的。我们能够找到新知识，因为我们需要新知识，我们如饥似渴地寻找那些属于我们和只属于我们——而不属于我们父辈和我们周围的人——的知识。就像某些动物对自然现象的变化具有特殊的敏感一样，我们这一代比我们的师长更早地感觉到：随着旧世纪的结束，有些艺术见解也将随之告终，一场革命或者至少是价值观的改变业已开始，而其他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父辈们喜爱的那些艺术大师——文学界的戈特弗里德·凯勒，戏剧界的易卜生，音乐界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绘画界的威廉·莱布尔，哲学界的爱德华·冯·哈特曼——我们觉得，他们属于那个太平世界，缓慢节制是他们的特征，尽管他们在艺术性和思想性方面十分卓越，但我们不再感兴趣。我们凭直觉感到，他们那种冷静的、中庸的节奏和我们好动的气质不相协调，也与加快了的时代速度不相合拍。而恰恰在维也纳，住着那位德意志青年一代中最机警的天才——赫尔曼·巴尔(2)，这个思想界的闯将正为变革和未来披荆斩棘。在他的帮助下，在维也纳创建了直线派(3)，这一分离派为了震惊旧的画派，展览了巴黎的印象派和点彩派画家的作品，以及挪威的蒙克，比利时的罗普斯，还有其他我们想到的激进画家的作品，从而为不受重视的先驱格吕内瓦尔德、格列柯和戈雅开辟道路。这个展览让人突然见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在音乐方面，穆索尔斯基、德彪西、施特劳斯、勋伯格带来了快节奏和突出的音色。在文学方面，左拉、斯特林堡、霍普特曼开创了现实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斯拉夫的魔力。魏尔伦、兰波、马拉美使抒情诗的语言艺术达到前所未有的纯粹和精炼。尼采使哲学发生了革命。一种大胆的、更自由的建筑艺术风格代替了繁文缛节的古典风格。舒适平稳的旧秩序突然间遭到破坏。迄今为止标榜为“美学上的美”（汉斯力克(4)语）的规范面临挑战。资产阶级正统报纸的官方批评家对我们常常是大胆冒失的实验感到吃惊，并且试图用“颓废堕落”或“无法无天”的罪名遏制这种不可阻挡的潮流。而我们年轻人则热烈地投身到这股潮流的汹涌波涛中去。我认为，一个由我们开创的，我们终将在其中获得权利的时代——我们自己的时代——开始了。我们并不安分，四处寻找探索新东西的那股狂热一下子获得了新的意义。我们这些上中学的年轻人能够为新艺术的生存而进行的激烈的常常是粗暴的战斗中助上一臂之力，这就是我们的狂热获得的新意义。凡是进行试验的地方，我们必定到场。例如，魏德金德(5)戏剧的演出，一次新抒情诗的朗诵会，我们不但必定到场，而且全神贯注，用尽力气去鼓掌。记得有一次首演阿诺尔德·勋伯格青年时代的一部十二音体系的作品，有一位绅士使劲吹口哨并发出嘘声，我亲眼看到我的朋友布施贝克同样使劲地打了他一耳光。我们是每一种新艺术的突击队，也是它的开路先锋。只是因为它是新的，只是因为它要为我们改变那个世界，现在轮到我们过我们自己的生活了。因而我们觉得，“那是与我们有关的事”。
(7)格奥尔格·埃贝斯（1837—1898），德国埃及学研究者、作家。
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知道，在维也纳，咖啡馆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合，在世界上找不出任何一个地方的咖啡馆能与这里相比。它实际上是一个只花一杯咖啡钱，人人都可以进去的民主俱乐部。每个顾客只要花上那么一点点钱，就可以在里面坐上几个钟头，讨论问题、写作、玩牌、阅读信件，而最主要的是可以免费阅读无数的报刊。有一家较好的咖啡馆，里面摆着维也纳所有的报纸，不仅有本地的报纸，还有德国的报纸，以及法国、英国、意大利及美国的报纸；另外还有世界上重要的文学杂志和画报，如《法兰西信使》《新观察家》《创作室》《伯林顿杂志》等。我们可以从第一手材料——每一册新出版的书，每一次首场演出——知道世界上新发生的一切，并且把各种报纸上的评论加以比较。一个奥地利人能够在咖啡馆里广泛了解到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并且能够随时和朋友们进行讨论，再也没有别的地方能使人头脑那么灵活、迅速掌握如此多的国际动态了。我们每天坐在咖啡馆里几个小时，竟什么都知道了，因为我们依靠的是趣味相投的集体力量。不是用两只眼睛去看全球的艺术动态，而是用二十只或四十只眼睛。一个人疏忽了，另一个人会提醒他。我们青年人幼稚，爱显摆，像竞技场上的运动员一样，竭力去争第一。我们也想用最新的知识超过别人，所以我们竞相爆出耸人听闻的消息。比如说，当我们讨论时有人提起尼采，突然从我们这些人中间冒出一人，带着故作姿态高人一等的神气说：“不过就自由思想而言，克尔恺郭尔还超过他（尼采）呢。”听了这话，我们感到惊奇不安。“克尔恺郭尔是何许人，为何只有他知道，而我们却不知道？”第二天，我们全都挤进图书馆，去追踪这位丹麦哲学家的著作。因为我们觉得，别人知道的事，我们若不知道，这就是一种自我贬低。我们的热情促使我们去发现和预先知道那些尚不为人涉及的最近、最新、最怪、最奇的事——首先是一份正经的日报的官方文学批评尚未涉及的事——这种热情在我们身上持续了多年。我们的特殊爱好，就是去认识那些尚未得到普遍承认的事，那些难以理解、异想天开、新鲜和前卫的事。因此，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远离人世，隐藏得那么巧妙，以致我们竞赛似的集体好奇心竟无法把它从隐藏处发现。譬如，斯蒂芬·格奥尔格或者里尔克，在我们中学时代，他们的书就已印刷了两百或三百册，可是最多只有三四册到了维也纳。没有一个书商的仓库里存着他们的书，官方批评家中没有一个人提到过里尔克的名字。而我们小组的人凭着意志，奇迹般地找到了他的每一行和每一节诗。我们这些尚须坐在教室里、嘴上没毛、身量还未长足的小伙子，是每个年轻诗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读者。我们既好奇又会鉴赏，还有倾心喜爱的热情。因为，我们那股狂热劲是无限的。有好几年时间，我们这些半成年的大孩子在学校里，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在咖啡馆和剧院里，在散步的时候，除了讨论书籍、绘画、音乐和哲学，什么也没干。不论是男演员还是乐队指挥，谁经常登台，谁出版了一本书，谁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都像星辰一般出现在我们的天空。好多年以后，当我在巴尔扎克的书中读到这样一句描写他青年时代的话：“我总以为名人像上帝一样，他们不像平常人那样说话、走路、吃饭。”我几乎大吃一惊，因为他的描写和我们的感觉一模一样。当我在大街上看到古斯塔夫·马勒时，我就像取得伟大的胜利一般感到骄傲，第二天早上便会得意地向同学们报告。当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有一次被介绍给约翰内斯·勃拉姆斯，他友好地拍拍我的肩膀，我简直受宠若惊，神魂颠倒了好几天，虽然我那时只是个十二岁的男孩，一点也不知勃拉姆斯的成就何在，仅凭他享受的荣誉之高和影响之大，就完全为之倾倒。当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的戏剧准备在皇家剧院首演，在排练开始前，我们全班同学就激动了几个星期。我们悄悄溜到演员和跑龙套演员的身旁，为的是先了解到剧情的发展和演员的阵容。我们到皇家剧院理发部去理发，以便探听到一些关于沃尔特或索嫩塔尔的秘闻（我在这里并不羞于写出我们当年的荒唐事）。如果低年级中有个学生是歌剧院灯光师的外甥，他肯定会受到我们高年级同学的宠爱和各种各样的笼络，因为我们通过他能够偷偷溜到舞台上看他们排练——刚登上舞台时七上八下的心情，比维吉尔登上神圣天国时还要厉害。在我们看来，演员的声望所具有的威力奇大无比，即便是中间转了几个弯，仍然会使我们肃然起敬。某个贫穷的小老太太在我们看来超凡脱俗，仅仅因为她是弗兰茨·舒伯特的外甥女。纵然是约瑟夫·凯恩茨的一个男仆，一旦被我们在街上看到，我们也会怀着崇敬的心情注视着他。因为他很幸运，可以待在这位最受爱戴、最富有天才的演员身边。
(8)费利克斯·达恩（1834—1912），德国作家、历史学家、法学家。
对戏剧、文学和艺术的热爱，就其本身来说，是维也纳的天性。维也纳报纸为文化界发生的新鲜事腾出特别的版面。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随时都能听到身边的成年人在谈论歌剧院和皇家剧院的事；所有的证券交易所里都挂着著名演员的画像；体育被看作粗鲁的事情，中学生羞于参加；有广泛观众的电影那时还没发明出来。我们的这种热情也无须担心在家里会遇到什么阻碍，因为这与打牌、同女孩子交朋友都不一样，戏剧、文学属于无害的嗜好。就连我的父亲也像维也纳其他父亲一样，年轻时对戏剧如醉如痴，怀着同我们类似的热情去观看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就像我们去观看理查德·施特劳斯和盖尔哈特·霍普特曼(1)的戏剧首场演出一样。我们中学生挤着去看每场首演，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要是有人第二天在学校里不能叙述首演的每一个细节，那么他在那些看过首演的同伴面前不知有多么羞愧呢。假如老师们不是那么漠不关心的话，那么他们会发现，在每次盛大的首演前一天下午，会有三分之二的学生神秘地生病了——因为我们必须三点钟去排队，以买到我们唯一可能买的站票。倘若老师们细心注意的话，就可以发现，在我们的拉丁语法书的封皮里夹着里尔克的诗，而我们的数学练习本则用来抄录借来的书籍中那些优美的诗句。每天我们都想方设法利用无聊的上课时间偷偷看我们自己带来的书。当老师在讲台上念他那不知念了多少遍的讲稿——关于席勒的《论质朴的诗和感伤的诗》时，我们在课桌下看尼采和斯特林堡的作品，这两位的名字是台上那位循规蹈矩的先生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我们渴望了解和认识在艺术和科学等所有领域里发生的一切。每天下午，我们混在大学生中间，到大学去听课。平时我们参观各种艺术展览，走进解剖学教室里去看尸体解剖。我们用好奇的鼻孔去辨别一切气味。我们偷偷溜进交响乐队排练场，到旧书店去翻古书，每天都浏览一遍书店的陈列，以便立刻知道昨天又有什么新书。看书是我们最主要的事。凡是到手的书，我们全部都看。我们从公共图书馆借书，同时将借来的书交换着看。但是，我们了解一切新事物的最佳场所则始终是咖啡馆。
(9)保尔·海泽（1830—1914），德国作家，一九一〇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青年人的热情从来都是互相感染的，在一个班上，它像麻疹或猩红热一样从一个人传染到另一个人。由于新感染者天真的虚荣心作祟，促使他尽快在校外的知识方面超过别人，所以他们之间互相促进，尽早适应新天地。至于他们的热情朝哪个方向发展，一般都是偶然的。如果这个班里出现一个集邮者，那么不久就会有十几个人同样痴爱集邮；如果有三个人爱慕女舞蹈演员，那么每天就会有一些人站在歌剧院舞台门旁，一睹她们的风采。比我们低三个年级的一个班完全被足球迷倒，而比我们高一个年级的一个班则热衷于社会主义和托尔斯泰。而我正巧在一个对艺术发生狂热兴趣的班级，或许正是这样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10)弗兰茨·冯·伦巴赫（1836—1904），德国写实主义肖像画家。
在十四五岁之前，我觉得学校生活还不错。我们开老师的玩笑，怀着冷静好奇的心情学习课程；但是后来，我们在学校里越来越感到沉闷无聊。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我们十岁上中学，八年中学里的前四年，我们就学到了中学阶段的全部知识。我凭直觉感到，在后四年我们已经没有正经东西可学了，甚至在感兴趣的课程上我们知道的比可怜的老师还要多。那些老师在念完专业以后，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再也没有打开过一本书。同时，我们也日益感觉到另一种矛盾出现：我们在课堂上埋头读书，已学不到什么新知识和有价值的东西，而在学校外面却是另一番景象，城市繁荣，有剧院、博物馆、书店、大学，处处有音乐，时刻都有意外的欢乐。我们的求知欲被压制，对知识世界、艺术世界、人生享乐的好奇心在学校里无法满足，便一股脑儿转向校外的精彩世界。起初，我们同学中间只有两三个发现自己对艺术、文学、音乐有强烈的兴趣，接着是十几人，最后几乎是全体。
(11)赫尔曼·凯泽林（1880—1946），旧译盖沙令，德国哲学家。
对青年一代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反心理的压力，只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不是使他们麻木，就是使他们兴奋不已。不妨查阅一下精神分析学家们的文献，看看这种荒唐的教育方法究竟造就了多少“自卑情结”。“自卑情结”这个词恰恰是经历过奥地利教育的人发明创造的，或许并不是巧合吧。我本人也要感谢这种压力，它使我很早就流露出对自由的酷爱，其激烈的程度是今天的青年人无法理解的。还有，在我的一生中，我对一切权威，对所有“教训口吻”的谈话恨之入骨，对一切不容置疑的说教反感至极——多年来，这已成了我的一种本能。这种反感如何产生，我早已忘记。可是我记得有一次，在巡回演讲会上，有人让我在大学的礼堂演讲。这时我突然发现，我要从台上向台下说话，而坐在下面的听众，就像我们当学生时那样，老老实实、不言不语地坐在那里，我顿时感到一阵不快。我想起了中学阶段那种从上对下的、权威的、非同伴式的夸夸其谈的说教，使我遭了多大的罪。想到这里我一阵害怕，怕我在台上讲话会像当年老师对我们教训的那样，令人讨厌。正是这种思想顾虑，使那次演讲成了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
(12)理查德·戴默尔（1863—1920），德国诗人。
在了解了这种特殊的观念以后，我们才会理解国家是要充分利用学校作为维护自己权威的工具。学校首先教育我们：现实的一切是完美无缺的，教师的话是完全正确的，父亲的话是不可反驳的，国家的一切设施是绝对有效、与世永存的。这种教育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不应该让青年人舒服。这一原则也在家庭中得以贯彻。在给予青年人某些权利之前，他们应该首先懂得自己应尽的义务，那就是完全服从。从一开始就要我们牢记，我们至今尚未做出任何贡献，没有丝毫经验，对给予我们的一切要永怀感激之情，而没有资格提什么问题和要求。在我那个时代，从孩提时起人们就采取吓唬人的笨方法。女仆和愚蠢的母亲吓唬四五岁的孩子，说什么他再闹，就去喊警察。当我们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如果把分数不高的副课成绩单拿回家，我们就会受到恫吓，说再也不准去上学了，要送我们去学一门手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是最可怕的恫吓了，因为它意味着退步到无产阶级中去。当年轻人怀着最真诚的学习目的，要求成年人解释重大的时代问题时，遇到的则是盛气凌人的训斥：“这些事你还不懂。”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或国家机关里，到处都用同样的话来回答，不厌其烦地恳切劝导，他还没“成熟”，还什么也不懂，他应该恭恭敬敬听别人说话，没有资格插嘴或反驳。基于这种观点，学校里的这些可怜虫高高地坐在讲台上，俨然一尊不可接近的泥像。我们的全部心思都应该囿于“教学计划”之内。我们在学校里是否觉得舒服，是无关紧要的。按照那个时代的真正意向，学校的使命与其说是引导我们前进，毋宁说是阻止我们向前；不是把我们培养成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人，而是要我们尽可能百依百顺地去适应既定的社会结构；不是提高我们的能力，而是限制我们的能力，消灭我们之间的差异。
(13)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1861—1927），德国政治家、作家。
对学校的这种反感并非我个人的成见；我记不得在我们同学中有谁对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不反感，它压抑和磨平了我们最好的兴趣和志向。过了很久我才明白，对青少年的教育采取冷漠无情的方法，并非出于国家主管部门的疏忽，而是包藏着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秘而不宣的既定目的。我们面临的世界，或者说，主宰我们命运的世界，它的一切做法集中在把太平无事的世界奉为偶像，希望它万古长青。这个世界是不喜欢青年一代的，说得透彻一点，它怀疑青年一代会打碎这个偶像。市民社会对自己有条不紊的“进步”和秩序沾沾自喜，并宣称，在一切生活领域中适度平稳有节制是人唯一的有成效的品德。任何急忙推进的事都应避免。奥地利这个古老的国家是由一位白发苍苍的皇帝统治着，由年迈的大臣们管理着。这是一个没有进取心的国家，它只希望防止任何激烈的变革，从而保住自己在欧洲范围内牢不可破的地位。而年轻人，其天性就是不断进行迅速、激烈的变革。因此，年轻人成了令人忧虑的因素。这种因素必须尽可能地被排斥在外或者压制下去。所以，国家根本不让学生生活得好。所以，我们应该耐心等待提拔我们的时机来临。由于奥地利不断衰退，因此年龄的大小具有不同的价值，像今天一样。那时候，一个十八岁的中学生还被当作孩子，如果当场抓住他在吸烟，他就要受到惩罚；如果他想上厕所，就得毕恭毕敬地先举手，得到许可后才能离开座位。纵然一个三十岁的男子，也同样被看作羽毛未丰不能独立的人；即便到了四十岁，也被认为不足以担当重任。所以，当三十八岁的古斯塔夫·马勒被任命为皇家歌剧院院长时，全市哗然，这个首屈一指的艺术机构竟交给一个“如此年轻的人”。他们完全忘了，莫扎特三十六岁，舒伯特三十一岁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作品。这种不信任感——认为每一个年轻人都“不完全可靠”——遍布当时所有的社会阶层。我父亲在他的商行里从未接收过一个年轻人。如果有人长得特别年轻，那他到处都会碰到这种不信任感。这样一来，必然会产生一个令人不能理解的现象：提拔年轻人处处有障碍，年长却成了有利条件。而在我们今天这个完全变了样的时代，四十岁的人扮成三十岁的样子，六十岁的人愿意自己看起来只有四十岁。今天，到处推崇年轻、活力、干劲和自信，而在那个太平年代，任何有进取精神的人，为了使自己看起来老成一些，都不得不打扮一下自己。报纸上介绍能使胡须快长的药品。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二十四五岁的大学生，从医时留起大胡子，戴上金边眼镜，尽管他们的眼睛不需要戴眼镜，为的只是装扮自己，在病人面前显得自己是有“经验”的老医生。男人们穿着长长的黑色大礼服，步履从容稳重，如果可能的话，挺起微微凸起的圆肚子，刻意表示自己老成持重。追求功名的人，都竭力让自己脱离靠不住的青年人的样子，至少在外表上下足工夫。我们在中学六七年级的时候，就不愿意再背初中生的书包，而是用公文包，为的是让人一看就知道我们不是初中生。青年人的朝气、自信、大胆、好奇、欢乐——这些在今天受我们羡慕的素质，在那个一味追求“持重”的时代，却被看成靠不住的表现。
(14)品达罗斯（约前518—前442或前438），古希腊抒情诗人。
不过，那种懊丧的学校生活也怪不得老师。对他们既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他们既不是暴君，也不是乐于助人的伙伴，而是一些可怜虫。他们是条条框框的奴隶，官方规定的教学计划束缚着他们，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必须完成自己的“课程”。我们也清楚地感觉到，每逢中午校铃一响，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快乐，一样感到获得了自由。他们不爱我们，也不恨我们，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过了好几年，老师们还是只知道我们中间极少数几个人的名字。在当时的教学法的指导下，他们除了批改学生作业中有多少错误，便再也不关心学生什么事了。他们高高地坐在讲台上，我们坐在台底下，老师提问，我们回答，除此之外，老师与学生再也没有任何联系。因为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在讲台和课桌之间，在台上和台下之间，清晰分明地有一道看不见的权威之墙，它阻碍彼此之间的任何接触。老师对待学生，应该把他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还必须深入了解这个个体的特点。老师有责任把观察到的学生情况写成报告，这在今天已习以为常。可在当时，这大大超出了他的权限和能力。另一方面，写出与学生的谈话会降低老师的权威；学生同老师谈话，意味着平等，意味着“学生”与“前辈”平起平坐——在那时，这些是行不通的。我觉得，最能说明我们和老师之间在思想上感情上毫无交往的例子就是，我早已把他们的名字和容貌忘得一干二净，在我的记忆中，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座讲台和我们始终都想偷看的班级记事簿，里面记着我们的分数；在我脑海中依然清晰的是老师那本用来评分的红色小笔记本，还有记分用的那支黑色短铅笔，记得自己那些被老师用红墨水笔批改的作业本，可是，我怎么也记不起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面孔，也许是我们坐在他们面前时总是低着头，从来不看他们一眼之故。
(15)茨威格在这里记错了，奥古斯特·厄勒已经离世。——原注
学习氛围死气沉沉，从学校建筑物的外表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座典型的符合宗旨的建筑物，是五十年前低价、仓促、马马虎虎建立起来的。阴冷的走廊粉刷得十分粗糙，低矮的教室里没有一幅画或其他赏心悦目的装饰，整座楼房都能闻到厕所的气味。兵营似的学校用的家具是旅馆里那种旧家具，这些家具以前被许多人使用过，以后还会有许多人将就着使用下去。楼房里那股在奥地利所有官署办公室比比皆有的霉味，直到今天我怎么也忘不了，当时我们称之为“国库”味。凡是堆满杂物、供暖过高和空气不流通的房间里皆有这股霉味；气味先沾染衣服，然而再沾染心灵。学生们两人一排坐在低矮的长木板凳上，像在划艇上摇橹的囚犯一样。板凳矮得足以使人佝偻，一天下来骨头都疼。冬天，没有灯罩的煤气灯发出幽幽的光，在我们的书本上闪烁；夏天，所有的窗户都被精心地装上窗帘，为的是不让学生看到一点蓝色天空而想入非非。那个世纪的科学还没发现，正在发育的青少年需要新鲜空气和运动。人们以为，在硬板凳上坐了四五个小时以后，只要在阴冷、狭窄的走廊上休息十分钟就足够了。一星期两次，我们被带到体操房，在那里的地板上毫无意义地来回踏步。体操房的窗户关得严严实实，每踏一步，尘土就扬起一米多高。就是这样，也算作是有足够的卫生保健措施了，国家也算对我们尽到了“智育基于体育”的责任。许多年后，当我路过那幢暗淡、凋零的楼房时，我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再也不用踏进那间我少年时代的牢房了。当这所显赫的学校举行五十周年校庆时，我作为以前的高材生受到邀请，要我在部长和市长面前致贺词，但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对这所学校没有什么可感激的，每句感激的话无非是谎言而已。
(16)奥地利货币名称，一克朗为一百赫勒。
这并不是说我们奥地利的学校不好。恰恰相反，学校的教学计划是根据一百年来的经验认真制订的。倘若教学方法生动活泼，确实能够奠定相当扎实的学习基础。正是因为计划刻板和干巴巴的教条，我们的课堂死气沉沉，枯燥无味；课堂成了一架冷冰冰的学习机器，它不根据学生的要求而转动，仅仅是一台标有“良好、及格、不及格”刻度的自动装置，以此来表示学生适应教学计划的要求达到什么程度。这种缺乏人性、抹煞个性的兵营般的生活，无疑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痛苦。我们必须学习规定的课程，学完的课程要通过考试。中学时期的八年里，老师从来没有问过我们想学些什么知识——每个年轻人内心的强烈愿望，老师从不表示鼓励。
(17)格奥尔格·舍纳雷尔（1842—1921），奥地利政治家。
我依稀记得，我七岁的时候，学校要求我们学会并合唱一首叫《愉快幸福的童年》的歌曲。这首曲调简单朴素的儿歌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但它的歌词我当时唱不好，因为它的内容并没有进入我的心田。老实说，从小学到中学，我始终感到学校生活乏味又无聊，一年比一年不耐烦，渴望早日结束像水磨一样转的求学生活。今天，我记不得当时那种枯燥无味、缺乏温暖、毫无生气的学校生活中曾有过愉快和幸福。学校生活彻底破坏了我一生中最美好、最无拘无束的时光。我看到本世纪的儿童比我们当时幸福、自由、独立得多，我真有点嫉妒呢。当我看到现在的儿童无拘无束地几乎是平等地同自己的老师闲聊时，当我看到他们不像我们那样始终对学校怀着隔阂，而是毫无畏惧地奔向学校时，当我看到他们在学校像在家里那样可以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愿望和年轻人好奇的心灵中的爱好时，我总觉得有点难以置信。他们是自由、独立、自然的人；而我们那个时代，在踏进那道可憎的学校大门前，我们就全身紧缩，以免前额碰到大门的横梁上。对我们来说，学校意味着强迫、沉闷、无聊，是一处不得不在那里死记硬背那些仔细划分好的“毫无价值的科学”的场所。我们从经院式或装扮成经院式的内容中感觉到，它们和现实，和我们个人的兴趣毫无关系。这种毫无生气、枯燥无味的学习，不是为生活而学习，而是为学习而学习，是旧教育制度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学习。而唯一真正令人欢欣鼓舞的幸福时刻，就是我们永远离开学校的那一天，为此，我必须感谢学校。
(18)卡西米尔·弗里克斯·巴德尼伯爵（1846—1909），奥地利政治家，曾任奥地利总理。
我从国民小学毕业后被送到中学，这不过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每户有钱的人家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都精心培养“受过教育”的儿子，要他们学法语和英语，让他们熟悉音乐，先请家庭女教师，后请家庭男教师管教他们的举止。在那个开明的自由主义时代，只有进入所谓的高等学府，即进入大学，才有真正的价值。每个上流家庭都贪图功名，希望自己的儿子里有一个被冠以博士头衔。可是这条通往大学的路却相当漫长又使人不快。国民小学五年，人文中学八年，十三年的硬板凳，每天坐五至六小时，课余时间完全被作业占领，还要接受课堂以外的常规教育，除了学古希腊语、古拉丁语，还要学习活的语言：法语、英语、意大利语。也就是说，除了几何、物理和学校规定的其他课程，还要学习五种语言。学习负担已超重，几乎没有体育锻炼和散步的时间，更谈不上消遣和娱乐。
(19)伯沙撒（？—前538），巴比伦王国最后一位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