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这件事对小偷和高尚的警察局都有好处，可是对我来说再倒霉不过了。因为从那时起，一向与我温和相处的房东开始处处与我为难，不让我在这家旅馆继续住下去。我走下楼去，向坐在门房的房东太太友好地问候时她不理不睬，反把她那个狭隘的小市民脑袋扭到一边。那个小伙计也不再认真打扫我的房间，我的信件也莫明其妙地丢失了。在隔壁的那些小商店和那间烟店里，我见到的也都是一张张冰冷的面孔；而往常，由于我大量消耗烟制品，我去烟店是大受欢迎的，他们称我是“老朋友”。这件事伤害了小市民的道德观。不仅旅馆里的人，而且是整个小巷，甚至全区的人，都一致起来反对，因为我“帮助”了小偷。到了后来，我没有办法，只好带着那只失而复得的箱子，离开了舒适的旅馆，好像我自己犯了什么罪似的。
看来，这件令人烦恼的事就这样轻松愉快地结束了。可是余波未平，这件事很快导致了另外两件事的出现。我对法国人心理的了解，应该归功于这两件事。第二天，当我到维尔哈伦家时，他幸灾乐祸地迎接我，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在巴黎的奇遇可够特别了，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你原来是一个很有钱的家伙。”一开始，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接着他递给我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一篇关于昨天发生的事件的长篇报道，我一看，这竟是一篇任意发挥的浪漫主义杰作，与事实真相大不一样，使我目瞪口呆。报纸上的报道，以新闻记者的卓绝技巧作了这样的叙述：在市中心一家旅馆里，住着一位外国贵宾，他的一只箱子被窃——为了引起大家的兴趣，把我写成了阔佬；箱子里有许多值钱的东西，其中有一本两万法郎的信用存折——一夜间，我的二千法郎增加了十倍——以及其他无法补偿的东西（实际上仅仅是些衬衣和领带）；一开始，几乎没有任何线索，小偷不仅非常老练，而且对周围环境也非常熟悉。由于警察分局的警长先生，具有“非凡的能力”和“非凡的洞察力”，果断地采取各种措施，他通过电话联系，只用了一个小时，就把巴黎的所有旅馆和客栈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详细的检查。由于措施的一贯周密和准确，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抓住了坏蛋。警察局长为了表彰自己优秀部下的杰出成绩，及时给了特别嘉奖，因为他的能力和远见，再一次为巴黎警察局的模范组织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这篇报道中，没有一点是真实的。那个所谓做出杰出成绩的警长始终没有离开写字台半步，是我自己带着箱子把小偷送到警察局的。不过他却利用这个好机会，为自己捞到了宣传资本。
我从巴黎来到伦敦，就像一个人从炎热的夏天一下子走进阴凉之中。一个人刚到伦敦，首先就感到冷得发抖，但眼睛和感官很快就适应了。我原本打算在英国逗留两三个月，作为自己的一种义务。因为数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是沿着这个国家的轨道向前运转的，如果不了解这个国家，那么怎么能够理解这个国家的力量对世界的影响呢？我也希望通过大量的会话和频繁的社交好好练一练我蹩脚的英语。顺便说一下，我的英语从未真正说得流利。可惜我没有达到目的。我像所有自欧洲大陆来英国的人一样，与英吉利海峡彼岸的人，在文学上鲜有接触。在这里，每天早餐的谈话和在小小公寓里简短的交谈，谈到有关宫廷、体育比赛和社交聚会等话题时，我总觉得非常不适应。当他们谈论政治时，我完全插不上嘴，他们所说的那个家伙，我不知道他们指的是谁，是宫廷大臣还是别人。而英国的绅士们称呼人只称名字，不喊姓。马车夫说伦敦底层的话，我听不懂，耳朵像聋了似的。所以我的英语水平没有我所想的提高那么快。我曾去教堂听传教士优美的措辞；我旁听过两三次法庭的审理；为了听标准的英语，我去剧院看戏。在巴黎处处能遇到的社会活动，轻松愉快的生活和同伴情谊，我在伦敦必须费力地去寻找。我找不到一个同我研讨我感兴趣的问题的人，同样，我对体育、娱乐、政治以及他们平时关心的事毫不感兴趣，也不十分理解。所以在那些好心肠的英国人看来，我大概是一个缺乏修养和呆板的人。把自己与一种生活环境和当地的一群人从内心里打成一片，我从来没成功过。所以我在伦敦十分之九的时间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作或在大英博物馆里度过。
当我坚决地说出那个“不”字时，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反应。夹在两名警员之间的瘦弱的可怜虫一下子站起来，用一种无法描绘的感激的目光望着我——这目光我永远不会忘记。警长满意地放下手中的笔，我看出他心里很满意，因为我不追究，省了他不少文牍琐事。而我的房东反应却很强烈，他满脸涨得通红，对着我大喊大叫，说我不应该这么做，对这些无赖、混蛋非得斩草除根不可。说我根本不会想到这个家伙还会去伤害别人；正派人要日夜提防这些无赖，你饶了一个，就等于给另外一百个壮了胆。一个小市民的全部的诚实和正直，以及小市民的那种狭隘，这时统统暴露出来。他怕影响了旅馆的生意。为了避免由此事带来的麻烦，他用威胁的口吻毫不客气地要我收回成命。但我毫不动摇，我语气坚决地对他说，我已经找到了箱子，没受任何损失，对我来说，一切都解决了，我没有什么可控告的。我又说，我有生以来从未控告过任何人。我加重语气说，我决不愿看到，今天中午我在大吃牛排而津津有味，而另一个人因为我的缘故不得不吃监狱里的粗茶淡饭而愁眉苦脸。我说到这里，房东仍然坚持己见。这时警长发话了，这事由我而不是由房东作决定，由于我坚持不起诉，此事就这么了结了。房东听到这里，气冲冲地走出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警长站起来，望着那个生气的背影，露出微笑，拉着我的手，默默地表示赞同。这样，例行的公事就算完毕。我伸手去拿箱子，准备带回家。但是，在这一瞬间发生了一件令人惊奇的事。那个小偷有点低声下气地快步走到我的面前，说道：“喔，先生，您别拿，我把它送到您家去。”于是我在前面大步走，那个感激涕零的小偷拎着箱子紧紧地跟在后面。我们走过四条马路，回到了我住的旅馆。
起初，我想通过游逛好好了解一下伦敦。到伦敦的前八天，我在大街小巷快步疾行，直走得脚底灼痛。我以一种大学生的责任感跑遍了导游手册上的所有游览点，从杜莎夫人蜡像馆到英国国会。我学着喝英国的淡啤酒，也用英国正流行的烟斗代替法国的卷烟；我从上百件小事上尽量去适应当地的环境。但是，无论是社交界还是文学界，我都没有真正与它们接触过。如果谁要从外表上看一下伦敦，只需走马观花看看那些重要的地方就可以了，譬如说，只是从伦敦数百万家商号门前匆匆走过，除了看到每家擦亮的大同小异的铜招牌以外，你什么也不会了解到。我到过一家俱乐部，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坐在俱乐部又软又厚的安乐椅上，使我在精神上昏昏欲睡，这恰好说明了这里的氛围就是如此。我可享用不了这种柔软松弛的环境，就像有的人不会用全神贯注的工作或者体育活动来消除疲劳一样。一个真正的观察者，或者是一个有闲暇的人，如果他不能把一切繁琐无聊的小事抛开，去追求一种高尚的社交艺术，伦敦就会把他当作异己排斥在外。而巴黎却会愉快地让他参加到自己更热闹的生活中来。在伦敦，我犯了一个错误，当认识到错误，为时已晚。到伦敦后，我本该找一份工作，诸如商店的见习生，报社的秘书等，来度过在伦敦的两个月，这样可以使我多了解一些英国人的生活，可是我却没有这样做。两个月来，我只看到了伦敦的外表，经历得很少；那是过了若干年以后，在大战期间我才得到了一个关于英国的实际的概念。
为了对当时的情况作进一步的了解，也许有必要在这里作一些补充。在我们国家和其他许多国家里，凡是犯罪案件，都由官方起诉，也就是说，由国家向自己控制的司法部门提出公诉；而在法国，是否起诉由受害人自己来决定。我觉得，这种法制观念比那种刻板的法律要公正得多。由受害人决定是否起诉，就存在一种可能性：宽恕那个干了坏事的人，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但是在别的国家就不行。譬如在德国，一个女人由于一时的嫉妒用左轮手枪打伤了她的情人，不论你怎么苦苦哀求，都无法使她免遭审判。国家要出面干涉，强行把这个女人从她的情人身边拽走，送进监狱。这个女人一气之下打伤了她的情人，而这个男人说不定因她的激情会更爱她呢。在法国就不一样，这对情人会在道歉之后手挽手回到家里。他们之间的一切矛盾从此云消雾散。
在英国的诗人中，我只见到了阿瑟·西蒙斯(24)，通过他我得到了叶芝的邀请。我很喜爱他的诗，纯粹出于兴趣，我翻译了他的优美诗剧《水影》的一部分。我当时不知道他邀请我参加的是一个朗诵晚会，他邀请的一小部分人是经过挑选的。我们坐在那个并不宽敞的房间里，显得有点拥挤，有的人甚至坐在垫脚的小凳上，有的人索性坐在地板上。大家落座之后，站在黑色（或者是盖着黑布）斜面桌旁的叶芝把两支手臂粗的祭坛蜡烛点燃，房间里的其他蜡烛顿时熄灭，朗诵开始了。在微弱的烛光下，叶芝留着黑色鬈发的脑袋和他的动作，显得轮廓分明，似剪影一般。叶芝缓慢地、低沉地、富有乐感地朗诵着自己的作品，没有一点刻意的味道。他的每行诗句都铮铮有声，颇具分量。他朗诵得很动人，确实也很庄重。我感到唯一的不足之处，是他那一身不自然的打扮，他穿着道袍似的黑色长袍，活像一个神甫。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味，我认为，这是粗大的蜡烛燃烧的结果。这一切使得这次自发的诗歌朗诵会并不像是文学欣赏会，反倒像一次祭诗的仪式——但是，另一方面，这晚对我产生了一种新奇的诱惑力。相比之下，我不由得想起维尔哈伦朗诵自己诗歌时的情景：他只穿着薄薄的衬衫，好让双臂更好地打出节奏，他不讲排场，平平淡淡，不像演戏似的；我也想到里尔克，有时他从自己的诗集中吟几行诗，他说得朴实、清楚，默默地、不留痕迹地寻找恰当的词汇。叶芝的这次朗诵会，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的“像演戏似的”诗人自诵会。虽然我很喜欢叶芝的作品，我还是带着怀疑的心情反对这种祭礼式的崇拜作法。尽管如此，当晚的叶芝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主人。
警官当着我们的面细致地检查这只皮夹，结果令人吃惊的是，里面并没有几百几千法郎，而是一张钞票也没有，倒是有二十七张袒胸露肩的著名舞蹈演员和女演员的照片，还有三四张裸照。由此可以看出，他没有其他犯罪的事实，而且这个瘦弱忧伤的年轻人是美的追求者。巴黎的这些明星他崇拜万分，但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他把这些照片藏在心口。虽然警长故意装出严厉的目光，一张一张察看那些裸照，但逃不出我的眼睛：警长在想另一个问题，一个处于这般田地的人，还有这种收藏兴趣，真是趣事。我也是这样想。当我看到这个可怜虫式的犯罪者对美有着这样的爱好时，我对他的同情再次明显地增强了。警长郑重地拿起笔，问我是否“起诉”，我飞快且严肃地回答说：“不。”
不过，我在伦敦真正发现的诗人并不是活着的人，而是一个当时尚被人忘记的艺术家：威廉·布莱克(25)。他是一位孤独的、有争议的天才。他的作品是拙朴与精细完美相结合的艺术品——至今还令我神往。有一次，一位朋友建议我到大英博物馆的印刷品陈列室——当时该陈列室由劳伦斯·比尼恩掌管——看看那些有彩色插图的书籍：《欧洲》《美洲》《约伯记》——这些书在今天已成了古书店里的稀世珍本；我看这些书，像着了迷一样。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这样一位具有魅力的人物，他好像乘着幻想的天使翅膀在荒原中毫无目的地翱翔。我一连几个星期深入发掘这位质朴又非凡的人物的迷宫，并且打算把他的几首诗译成德语。想得到他的一幅亲笔画成了我的无法克制的欲望，不过在刚一开始，这只是一种梦想。一天，我的一个朋友阿奇博尔德·G. B.拉塞尔——当时他是布莱克作品最出色的鉴赏家——告诉我说，在他举办的展览会上，曾出售“梦幻式的肖像”中的一幅，据他的看法（也是我的看法），这幅《约翰王》是布莱克大师最美的一张铅笔画。他对我说：“你对这幅画会百看不厌。”后来事实证明了他说得对。在我的藏书和绘画中，唯有这张画陪伴了我三十年。那位迷惑的国王不时用神奇的、明亮的目光从墙上注视着我。在我丢失和损失的所有物品中，唯有这幅画是我辗转南北时最忘怀不了的。过去，我曾经在大街上和城市里努力寻找英国的天才，都没有找到。而这位天才突然以布莱克这个真正的星宿的形象出现在我的面前。在我热爱这个世界的众多理由中，又增添了一个新的理由。
这个场面是值得一看的。两个警员押着小偷走进来：小偷体格瘦弱，夹在两个粗壮的警员中间，更显得瘦弱不堪，活像个可怜虫。他衣衫褴褛，连衣领都没有，留着一撮稀疏的胡子，由于极度饥饿，他那脸尖瘦得像只老鼠的面孔。如果让我说，他是一个不高明的小偷，他那粗笨的行动足以证明：作案的清早他拎着箱子没有溜之大吉。现在，他站在握有大权的警长面前，低着头，全身微微颤抖，仿佛被冻坏了。我不得不痛苦地说，他不仅使我感到遗憾，而且我觉得自己对他产生了同情。当一名警员将从小偷身上搜出的东西一一摆放在一块木板上时，我的同情心更是倍增。从他身上搜出来的奇特的东西，是我想象不到的：一块非常脏的手帕，钥匙钩上挂着十二个不同规格的万能钥匙和撬锁钩，这些东西互相撞击起来像乐器的叮当声。又搜出了一个破皮夹，好在里面没有武器。至少可以证明，这个小偷是以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那种方式行窃的。用的是和平的方式。
(1)意大利地名，一八〇〇年六月十四日拿破仑在此大破奥军。
现在我们两人——老板和我——必须到警察局去履行公事。我们被领到警长的办公室，警长是一位胖胖的、留着小胡子的和蔼可亲的先生，穿一件上衣纽扣解开的外套，坐在写字台后面。写字台上面堆满乱七八糟的文件，满屋子都是烟味，桌子上还放着一大瓶葡萄酒，表明这位先生完全不属于对生活冷淡和不通人情的那些警察之列。遵照他的命令，有人将箱子拿到屋里，并要我查看，箱子里缺了几件重要东西。我知道，箱子里最值钱的东西是那本总额为两千法郎的信用存折，但是我在这里住了几个月，此款想必花得不少了。而且谁都明白，一本私人存折别人是无法使用的；再说，这本存折一直放在箱子最底下，没有人动过。于是我作了如下口供记录：我确认这只箱子是我的个人财产，里面的东西一件也没少。写完后，警长命令把小偷带进来。出于好奇，我倒很想看看这个场面。
(2)即拉丁区。
他对自己犯的错误十分后悔。他带着我急急忙忙地去找最近的站岗警察，随后我们立刻到小田园街那家小旅馆查问，并且证实了我的箱子确在那里。可是那个小偷不在，也许出去了，到一家酒吧喝早晨咖啡。两名便衣警察在门房守候，半小时以后，他果真大摇大摆地回来了，于是他立刻被捕了。
(3)安德烈·絮阿雷斯（1868—1948），法国诗人、剧作家、评论家。
圣灵降临节期间，我离开巴黎两天，同朋友们一起去参观壮丽的沙特尔大教堂，我还从来没去过呢。星期二上午我回到旅馆住处的房间，换衣服时却发现，几个月以来一直放在角落里的那只箱子不见了。我马上跑下楼去找旅馆的老板。每天他同他老婆换班，坐在那间狭小的门房里。他是一个健壮的、满面红光、矮胖的马赛人。我经常同他说说笑笑，有时和他一起在对面的咖啡馆里玩他最喜欢的十五子游戏。他听我一说，便立刻激动起来，用拳头击着桌子，怒气冲冲地大叫起来：“啊，原来如此！”他这样说，别人不知他是什么意思。他急急忙忙穿上外套——他在门房里总是穿着衬衫——脱下拖鞋换上鞋子，一边向我解释事情的经过。也许我有必要追述一下巴黎住房和旅馆的一大特点，以便弄清事情的原委。在巴黎，一般的住所和旅馆，大门都没有门锁，是由门房来守门的，外面有人叫门时，由门房按电钮打开。而一些较小的旅馆和住所，一般只有一个门房，或者由房东、老板、老板娘等看管，但不是整夜守在门房里，而是在床上按电钮将大门打开——这时大多数人还半睡半醒呢。如果有谁外出，就说一声：“请开门。”同样，在进门时，要通报自己的姓名，以防夜间混进外来人——理论上是这样。凌晨两点钟，在我住的旅馆，有人在外面拉响了门铃，进来后也通报了姓名，听起来像旅馆某位客人的名字，而且这位旅客还在门房里拿走了房间的钥匙。这本来是门房的责任，他应该从玻璃窗证实一下来者的身份，但显然他因为太困而没有这么做。一小时后，又有人要出去，叫了一声：“请开门。”门房把门打开后，突然觉得不对劲，怎么两点进来，三点就出去。他马上起来，看到那个从旅馆出去的人拎着一只箱子向一条小巷走去。他顾不得穿衣戴帽，只披着睡衣，穿着拖鞋就去追那个可疑的人。当他看到那人拐了一个弯，走进小田园街一家小旅馆里，他这才不怀疑那个人是小偷了。于是又返回去，重温他的甜梦。
(4)指法国波旁王朝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1747—1793）。法国大革命时，他作为贵族代表参加三级会议，支持第三等阶级。一七九一年他参加雅各宾俱乐部，次年放弃贵族称号，更名菲利浦·平等，故有“平等公爵”之称。
我本来打算五月底从巴黎到伦敦去，可是不得不提前两周出发，因为我那个可心的住所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麻烦，使我深感不快。这是一件特殊的偶然事件，让我觉得非常有趣，同时也使我了解到法国环境中完全不同的一种思想方法，使我颇受教益。
(5)马塞利娜·代博尔德－瓦尔莫（1786—1859），法国女诗人。
他朝房门走去，当他要关上房门的时候发现了我，他的双眼几乎有点愤怒地盯着我，似乎在说：这个外来的年轻人是谁？怎么偷偷溜进我的画室？不过，他随即就想起来了，几乎有点不好意思地向我走来。“对不起，先生，”他开始说道，可是我只是激动地握着他的一只手，我甚至想亲吻这只手。因为在这一个小时内，我看到了一切伟大的艺术的永恒的秘密，也就是人世间一切艺术创作的秘诀：全神贯注，不仅思想集中，而且要集中全身精力；每个艺术家都要忘掉自我，忘掉周围整个世界。在这里，我学到了这点对我毕生有用的教益。
(6)卡米耶·德穆兰（1760—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
一刻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伟大的时刻是不能用时间来衡量的。罗丹全神贯注埋头创作，就是雷鸣也不能把他惊醒。他的动作越来越用力，甚至有点发狂；接着他变得粗野，完全沉浸在陶醉状态之中；随后，他的动作越来越慢，之后，他的双手迟疑起来，好像知道没什么可干了。他向后退了一次，又退了一次，二次，三次，再也没有修改什么。接着他轻轻嘟囔了几句，细心地把遮布盖在雕像上面，就像把一条围巾搭在心爱的人身上一样。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全身放松下来。他的形象又重新回转过来，激昂的情绪逐渐消失了。随后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脱掉工作服，换上刚才的衣服，转过身要走了。他在这段聚精会神工作的时间里全然把我忘了。他记不得他领一个年轻人到他的画室来，为的是让他看自己的作品。而这个年轻人紧张地站在他的身后，呼吸短促，一动不动，仿佛他的一件作品。
(7)法国大革命期间，拿破仑崭露头角，经巴拉斯介绍，认识了年轻寡妇约瑟芬。传说，约瑟芬是巴拉斯的好友，经巴拉斯提名，拿破仑被任命为意大利方面军司令，故称约瑟芬是拿破仑的恩人，但历史学家否认此说。
吃完饭后，我们又重新进入他的画室。这是一间大厅，里面集中了他最重要作品的复制品，另外还有数百件珍贵的单件习作——一只手、一只胳膊、一束马鬃、一只女人的耳朵，大多数是用石膏塑成的。今天我依然记得他作练习用的若干件造型草稿。我在他画室里参观的那一个小时，今天可以讲上几个小时。最后罗丹大师领我来到一个基座旁，上面摆放着他的最新作品——一座头上蒙着湿布的女人肖像。他用那双农民似的满是皱纹又厚实的手揭下湿布，接着向后退了几步。“妙极啦！”我情不自禁地从压抑的胸中喊出了这句话，同时我又为自己说出如此庸俗的词语感到惭愧。而他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客观态度，打量着自己的作品，没有一丝自负的表现，对我的话附和了一句：“是吗？”接着他踌躇起来：“只是肩膀有点……等一下！”他脱去上衣，穿上白色工作服，拿着铲子，在肩部熟练地刮了几下，把那女人肖像柔软的肩头皮肤弄平滑了，显得更加生动。接着，他又向后退了几步：“这里还有点……”他喃喃地说道，又在细节上作了小小的修饰，而效果却十分明显。然后他不再说话，只是一会儿向前，一会儿退后，从一面镜子里观察他的作品。他一边嘀嘀咕咕，发出别人听不懂的声音，一边修改他的作品。他的眼睛在吃饭时显得和蔼可亲，此时却闪耀着奇特的光芒，他仿佛变得更高大、更年轻了。他用全部的热情和魁伟的身躯的全部力量工作着。每逢他向前或后退时，地板嘎吱嘎吱直响。然而他根本听不到这些。他也没有注意到在他的身后，我正不声不响地站着。像我这样一个年轻人能目睹这样一位盖世无双的艺术大师从事创作，我感到万分幸福和无比的激动。这时，他把我全忘了，对他来说，我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那座雕像，以及他那无形的精益求精的构思。
(8)夏尔－路易·菲利浦（1874—1909），法国小说家。
我得到的第二点教益是：伟大的人物在生活中几乎都是最朴实的。在这位享誉世界的伟人家里——他的作品一条线地精心琢磨——我们就像朋友那样，饭菜又是如此简单，就像一个中等农民家庭的生活水平：一块厚实的肉、几颗橄榄，一道丰足的水果，还有本地产的原汁葡萄酒。我逐渐随意起来，最后有了勇气，说话也不拘谨了，仿佛我同这位老人及他的妻子是多年的老朋友似的。
(9)莱昂·巴扎尔热特，生卒年不详，法国翻译家。
问我方便不方便？我简直高兴得无法入眠。当我到了罗丹那里，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没有向他致意，只是站在他的作品中间，我自己似乎也成了他的作品。奇怪的是，我的狼狈像是得到了他的赞许，因为在告别时，这位老人向我发出了邀请，问我是否愿意看看他在默东的画室。他甚至请我同他一起用餐。就这样，我得到了第一点教益：伟大的人物总是心肠最好的。
(10)弗朗茨·冯·兰贝赫（1836—1904），德国写实派肖像画家。
对于阅历、根基浅薄的人来说，与大人物相见，必定获益匪浅；但是对我来说，我还应获得对我一生有决定意义的教益，而这教益却意外地降临在我的身上。有一次，我在维尔哈伦家与一位造访维尔哈伦的艺术史家辩论起来，他抱怨说，伟大的雕塑和绘画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激烈地反驳他说，我们中间不是还有罗丹吗？他作为雕塑家并不比过去伟大的艺术家逊色。我开始数说罗丹的作品。我越说越激动，越说越不能自控；每当我反对一件事时，总是这样。维尔哈伦没说话，暗自发笑。他最后说：“你那么喜欢罗丹，应该亲自去与他认识一下。我明天去罗丹的画室，如果你方便的话，我带你一起去。”
(11)乔治·杜阿梅尔（1884—1966），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后来，我与里尔克相遇过多次，每当我想起他，就想起我们在巴黎相遇的情形，而巴黎最最不幸的时刻他却没有经历过。
(12)吕克·杜尔丹（1881—1959），法国诗人、评论家、医生。
里尔克，在巴黎这座使人心胸开阔、最最开放的城市里生活和工作，是胆怯和压抑的，也许因为在这里他的作品和他的名字还不为人所知；因为他觉得隐姓埋名会使他更自由、更顺利。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住在租来的两间大小不同的房里，屋里陈设简单，没什么装饰；由于他特有的审美，所以一走进房间，就感到其中别有风味，充满宁静。他从来不租嘈杂的楼房，宁愿租几间偏僻的旧房子，虽然有点不方便，可住在这里如同在家里一般；不论住在哪里，由于他有条不紊的习惯，他会立刻把房间布置得别有风味，适于他自己的天性。他周围的东西很少，但总有一只花瓶或一只碗里插着盛开的鲜花，也许是女人送的，也许是他自己小心翼翼带回来的。墙边总是放着书籍，装帧精美，有的仔细地包着书皮。他爱书如命，就像把它们当作不会说话的动物。在写字台上，并列摆放着铅笔和钢笔，还有一叠没有写过的纸整齐地放在右角；房间里还有一幅俄罗斯正教尊奉的圣像和一幅耶稣蒙难时的天主教圣像，我相信，这两张圣像，不论他走到哪里，总不会离身。这两张圣像给他的房间增加了一些宗教色彩，尽管他信教的热忱与那些固定的教义毫不相干，似乎是泛神论者。我从一些细节中发现，他房间的摆设是他精心设计的，并小心谨慎地保持着。如果我借给他一本他没有看过的书，这本书还到我手中时，上面已经平平整整地包了一层缎面封皮，系着一条彩色绸带，像一件节日礼物似的。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里尔克来到我的住处，带来了他的散文诗集《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亡之歌》的手稿，作为礼物送给我；至今我仍保存着那条系捆手稿的绸带。但是，最令人高兴的事还是同里尔克一起在巴黎散步。因为同他在一起，就意味着用仿佛睁大了的眼睛去观察那些最不起眼的东西；他特别注意那些细枝末节，甚至公司招牌上的名称，如果名称的音律和谐，他便念出声来。我从他身上看出来，能引起他强烈的愿望去认识一座城市和它的每个角落、它的最偏僻之处的，只有巴黎。有一次，我们两个相遇在一个共同的朋友家里，我对他说，我昨天偶然走到皮克普斯公墓的旧栅栏旁，那里埋葬着断头台上最后一批牺牲者的遗骸，其中就有安德烈·谢尼耶(22)。我向他描述了那块令人感慨的小小草地，上面排列着一座座孤单单的墓头；外国人是很难见到那种坟茔的。接着我又向他叙述，我在回来的路上从道边一扇敞开的大门看到一座修道院里面的情景：有几个半俗尼(23)拿着念珠，一声不吭，静静地绕着圆圈漫步。说到这里时，我发现他——这个平时非常稳重、自制的人——突然变得急不可待。这样着急的情况，我没见过几次。他急切地对我说，他一定要去看看安德烈·谢尼耶的坟墓，看看那座修道院，问我愿意不愿意领他去。其实第二天我们就去了。他默默地站在那块寂寞的墓地前久久不肯离去，称这块墓地是“巴黎最有诗意的地方”。但在回来的路上，修道院的门没有开。此时我可以考验他的耐心了。他说：“我们在这里等等，碰碰运气吧！”说着，他就站到了一旁，微微低下头，准备着，一旦大门打开就能看到。我们等了二十分钟，门仍然没开。不多时，一个修女沿着我们来时的路走过来，拉响门铃。他激动不已地轻声说：“运气来了。”这位修女也发觉了他在不声不响地向里窥视。我是说，人们从远处就能觉察他要干什么。所以，修女向他走去，问他在等谁。他笑脸迎着修女，这轻柔的微笑立刻赢得了信任，他坦率地对她说，他非常想看看修道院里的通道。修女微笑着对他说，她很抱歉，不能让他进去。可是她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到旁边的园丁小屋里去，从屋里最上面的窗户望出去，同样会看得很清楚。小小的一个主意，仿佛给了他许多恩惠似的。
(13)夏尔·维尔德拉克（1882—1971），法国诗人、剧作家。
里尔克的慢条斯理，同时又是严肃认真的本性，对每个接近他的人都具有魅力。就像我们能够想象里尔克不可能激动一样，我们也会想到，在他那安静祥和的气质影响下，不会有人大声喧闹和无理取闹。因为他的举止本身就有一股震撼的力量，一种教育的力量和一种道德的力量，它们在秘密地发挥作用。每次与他长时间地谈话以后，我总有几小时或几天脱离凡尘的感觉。但另一方面，他一贯重视节制的天性，即控制自己尽兴的意志，也会过早地限制所有的特殊的真实感情，使它无法发挥出来。我相信，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自豪地称呼里尔克是“朋友”。他出版的六卷通信集，没有一篇是与人谈心的对话；自他离开中学以来，在交往中几乎从来不用那个表示亲密关系的称呼——“你”。他多愁善感，不论何人何事过于接近他，他都会觉得无法忍受，特别是那些阳刚的男性，都会引起他的不快。他倒愿意同女人交谈。他给女人写了不少信，他很乐意写这样的信；在女人面前，他感到更加舒服自在。也许由于女人的声音不带喉音，听起来舒服，喉音那种令人不快的声音会使他难受。有一次，我看到他同一个大贵族谈话，只见他全身紧缩在一起，痛苦的双肩抖动着，不敢抬头向上看，为的是不露出自己的不满。这个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这个贵族用假嗓说话，使他极不舒服。如果他对某人抱有好感，那么和他在一起，又是多么有意思啊！事后你会体验到里尔克内心的善意。虽然这种善意在他的谈吐中、表情中显露得不多，但是这种透入到他心灵最深处的善意光辉，是多么炽热、多么神圣啊！
(14)儒勒·罗曼（1885—1972），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在这些诗人中间，也许再也没有一个人像里尔克那样生活得更谨慎，更神秘了。但是，这并不是一种故意的、被迫的（或像牧师那样出于无奈的）孤独，犹如斯蒂芬·格奥尔格在德国过的那种孤寂生活。不论里尔克走到哪里或在哪儿驻足，在他的周围就会产生一种宁静的氛围。由于他拒绝和回避一切嘈杂，甚至一切荣誉——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荣誉是“围绕一个名字聚集起来的全部误会的总和”——那种好奇的空洞的滚滚巨浪只打湿他的名字，并没有打湿他本人的身体。要找到里尔克是相当困难的，他没有家，没有地址，没有住宅，没有固定住所，没有办公地点；他总是在周游世界的途中，因此没有人能断定他的行踪。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会转到哪里去。对他那颗极其敏感和多愁善感的灵魂来说，任何死板的决定、任何计划和预先通知，对他都是一种压力。我同他相遇，纯属偶然。有一次我站在意大利美术馆里，我仿佛觉得有人向我走来，并向我微笑致意，但我不知道他是谁。只有当我看到那双蓝眼睛时，我才认出了他。他的双眼在注视别人的时候，目光含蓄，闪烁着光芒。这不引人注目的目光恰恰表现出他性格中最深邃的秘密。成千上万的人从这个蓄着略微忧郁飘逸的金黄胡须的年轻人旁边走过，谁也不会知道他是个诗人，我们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面部没有明显的线条，多少有点斯拉夫人的脸形，脸上略带忧郁。他的性格特点，即他内心里那股不同寻常的分寸感，只要与他加深来往，你就会体验到。他的举止言谈有股难以描绘的斯文劲儿。当他走进一个众人集聚的房间时，一点声音都没有，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到来。然后他坐在旁边，一声不响地听别人讲话。有时候，他对什么产生兴趣时，会无意识地抬起头。在他自己说话时，毫无哗众取宠之心或激昂慷慨之词。他讲得自然又质朴，同时充满着爱，就像母亲给孩子讲童话一般。听他讲话叫人高兴，即便是一个最一般的题目，他也会说得生动有趣。一旦他觉得自己成了这个圈子的中心，受到众人的注视，他立刻停止说话。他的每个动作，每个姿态，都是那么斯文。纵然发出笑声，他也从不大笑，只是表示一点意思，就立刻收敛。轻声细语是他本身的需要。再也没有比嘈杂和激动的感情更使他心烦意乱了。有一次，他对我说：“那些表达自己的感受像喷血一样的人，使我疲惫不堪。因此，我很少接近俄罗斯人，就像我只是浅尝利口酒一样。”除了举止适度外，条理、清洁、安谧，都是他生理上的需要。有时他必须乘一辆拥挤的电车或者不得不坐在嘈杂的饭店里，这都是他心神不宁的时刻。一切庸俗的东西都使他不堪忍受，虽然他的生活并不宽裕，但他非常注意衣着至善至美，干净得体。他的一身打扮同样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艺术品，一点也不惹人注目，但有他本身的特点，戴一件心中暗自喜爱的小装饰品，如一只薄薄的银手镯。这是因为美学的完美和对称已渗入到他的内心深处和个人生活之中。有一次，我在他的住所看他准备旅行箱，他不让我帮忙，肯定是怕我弄不好。他把每件东西精心地缓缓塞进事先已留出的空间，简直就像镶嵌马赛克那样。我这时觉得，倘若我插上一手，定会铸成大错，破坏他那绣花般的工作。他爱美的天性紧紧伴随着他，一直渗透到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不仅如此，他的手稿也是用他的圆熟的书法细致地写在最美的稿纸上，行与行之间的空白，好像是用尺子量过一样；就是写一封最普通的信，他也选用好的纸张，通常他都用纯净的丰满书法把字写在空白格里。即便是写一张紧急通知，他也从不允许自己涂改一个字；如果有一句话或一个词有点不恰当，他会很有耐心地立刻重写一遍。里尔克绝不把还没有全部完成的东西出手。
(15)让·理查德·布洛克（1884—1947），法国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
在这里我要提到莱内·马利亚·里尔克这个尊贵的名字。尽管他是德语诗人，我却在“巴黎”这一章里提到他，是因为我在巴黎同他见面的次数最多，同他的关系最好；在构成巴黎背景的众多古老人像中，里尔克的面貌尤为突出。今天，当我回想起他和其他一些对文学有千锤百炼之功的大师时，当我回想起像可望而不可即的星辰一样照耀着我青年时代的那些作家的名字时，我的心中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个可悲的想法：在我们这个喧嚣骚动和惊慌失措的时代，难道还有可能产生专心致志于抒情诗创作的纯粹诗人吗？我们不胜惋惜的那一代诗人，那不是很快就无处可寻了吗？在被命运的风暴搅乱的日子里，那一代诗人后继无人了。那些诗人不要求外部的生活，他们不是凡夫俗子，他们不追求荣誉、头衔、实利，他们所追求的，是在安静的环境中苦思冥想，把一节一节的诗完美地联接起来，使每行诗都富于音乐性，充满光彩，富于形象。他们志同道合的人所形成的圈子，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喧嚣中，简直像一个受教规约束的宗教团体。他们故意疏远日常生活，在他们看来，天底下最重要的事莫过于优美的、然而比时代的轰隆声更富有生命力的音响；如果一个韵脚与另一个韵脚搭配得恰到好处，作者的心中便会产生一种无法形容的激动，这种激动悄然无声，比一片风中的树叶飘落的声音还要轻，但它却以自己的回响触及深远的心灵。在我们这些当时的青年人看来，那些忠诚于自己事业的、处处为榜样的诗人们是多么崇高；他们是一丝不苟的语言公仆和守护神；他们把自己的爱献给了诗歌语言；他们不迎合当时的时代语言和报纸的语言，而是追求一种持久的更富于生命力的语言。我们简直羞于看他们一眼，因为他们生活得那么平凡，那么朴实，那么温良；他们有的像农民一样默默无闻地住在乡下，有的从事一种小的职业，有的作为一个热情的朝圣者周游世界。他们大多数人不为人知，因此，只有少数人衷心地热爱他们。这些诗人分属不同国家，有德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但是他们都生活在诗的王国里；在那里，诗人们完全抛弃一切昙花一现的东西，专心于真正的艺术创作，从而使他们自己的生活变成了一种艺术。在我们这一代青年中间竟然有这么纯洁的诗人，简直不可思议。因此之故，我不时怀着暗自忧虑的心情问自己：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样新的生活方式之中（这种生活方式把诗人们从内心的艺术境界中驱逐出去，就像森林大火把躲藏在老窝里的野兽赶出来一样），难道还可能有那些全心致志地从事抒情诗艺术的人吗？我很清楚，每个时代都会产生一个创造奇迹的诗人，歌德为拜伦写的挽歌中那句动人的话始终是对的：“因为世界不断地创造他们，如同他们自古以来不断地创造世界一样。”这样说来，诗人会不断产生，永不枯竭，即使在最不体面的时代，不朽的上帝也会给我们留下珍贵的信物：诗人。我所说的时代，不正是今天这个时代吗？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便是最洁身自好，最不闻天下事的人，也不会得到安宁，得不到那种创作中酝酿、写作、思考和集中思想所需要的安宁，而在战前的欧洲，在那个比较友善的和平的时代，诗人们还是能够享受到这种安宁的。我不知道，所有的诗人，如瓦莱里、维尔哈伦、里尔克、帕斯科里(20)、弗朗西斯·雅默(21)，他们在今天还有多少价值；我也不知道，他们对今天的年轻一代还会有多大影响；这一代青年人满耳不只充斥着不悦耳的音乐，而且还有宣传机器的怪叫和两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我只知道，并且感到有责任怀着感激的心情说出：当今那些在诗歌艺术上登峰造极的献身者，竟出现在越来越机械化的世界里，对我们有多大的教益，使我们受到多大的鼓舞啊！当我回首往事，我觉得我一生当中最有意义的收获，莫过于我有机会和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交往，莫过于我和他们的持续友谊常常与我早年对他们的景仰联系在一起。
(16)保尔·克洛岱尔（1868—1955），法国象征主义诗人。
我们不久就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因为我们俩并不只想到自己的祖国，因为我们都翻译外国作品，因为我们都是只知奉献而不要名誉地位，因为我们俩都把思想自由看作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从他的身上，我第一次了解到那个“帷幕后”的法国。后来，我在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中读到奥里维是如何反对德国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我几乎感到，书中描写的这段简直是我和莱昂·巴扎尔热特共同的亲身经历。但是，我们两人之间的友谊经常碰到尴尬的局面，从而产生阻力，在一般的情况下，这种阻力必然会妨碍两个作家之间的真诚、和谐的关系。这个局面是：巴扎尔热特以惊人的坦率态度坚决不接受我当时所写的一切。不过，这正是我们友谊中最宝贵的，也是我最难以忘怀的一点。他喜欢我本人，我翻译维尔哈伦的作品所作的贡献，他表示最深切的感激和敬意。每逢我到巴黎，他必定到车站接我，总是第一个和我打招呼、向我表示欢迎的人。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总是尽力帮忙。在一些重大的关键性问题上，我们两个的看法总是一致的，关系融洽胜过一些亲兄弟。但是他对我写的作品完全持否定态度。他是在亨利·吉尔波(19)（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列宁的朋友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翻译中初次读到我的诗和散文，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反对，甚至不留情面地指责说，我的这些作品与现实毫无关系，完全是一种神秘莫测的文学（他对这种文学最厌恶）。他又说，他之所以这样生气，是由于这些作品恰恰是我写的。他为人一贯正直，在这一点上从不退步，也从不讲情面。一次，他主持一份杂志时，曾要求我给予帮助。所谓帮助，是要我替他从德国物色几个胜任的撰稿人，也就是说，替他从德国组织一批比我的作品更好的稿件。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却从未要求我写一行字，也不打算采用我的一行字。虽然如此，他还是为一家出版社校订我的一本书的法译本，他不要稿酬，完全是一种真诚的友谊的牺牲。尽管我们之间的关系显得特别离奇，但这种情同手足的友谊十年内从未削弱过，这使我更觉得特别可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宣布我早年的作品一律作废，当我后来的作品从思想和形式上都具有深刻的个性时，恰恰是巴扎尔热特首先对我的作品表示赞赏，这使我万分高兴。因为我知道，他的赞赏是真诚的，就像他以前十年里对我的作品直率地表示否定一样。
(17)夏尔·贝玑（1873—1914），法国作家。
我的朋友莱昂·巴扎尔热特，他的名字在法国新文学的大多数著作中被不公正地遗忘了。可是他在那一代诗人中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他把自己最充沛的精力全部倾注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上，他为自己喜爱的人献出了自己全部的风茂年华。我在他这个天生的“同道”身上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自我牺牲的绝好典型；他真是一个全心全意奉献自己的人；他认为自己一生中唯一的任务，就是帮助那个时代最有价值的作品发挥作用；他是那些作品的发现者和翻译者，他本应得到荣誉，但他并不追求也不沉湎于这种荣誉。他的满腔热情是他的道德意识自然促成的。他的外表看起来颇像个军人，而他却是一个积极的反军国主义者。在交往中，他表现出一个真正战友的诚挚。任何时间他都乐于助人，给别人出主意，待人一贯诚恳；办事像钟表那样准时，对别人遇到的事他都关心备至，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为了朋友，他不吝惜自己的任何时间和钱财。世界各地都有他的朋友，虽然为数不多，而且有所选择。他用了整整十年时间翻译了沃尔特·惠特曼的全部诗歌，并写了一篇关于惠特曼的丰碑式的传记，以便让法国人了解这位大诗人。惠特曼是一个热爱世界的自由人，他以惠特曼为榜样，引导祖国人民的思想眼光越出国界，使国人变得更雄壮、更友好团结，这已成为他毕生奋斗的目标，即一个最优秀的法国人，同时也是一个热诚的反民族主义者。
(18)保尔·布尔热（1852—1935），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
我对待别人始终是友好的，我和莱昂·巴扎尔热特(9)的友谊最为深厚。由于我和维尔哈伦的密切关系，我每周两次到圣克卢大街去看望他，这也避免了我像大多数外国人那样陷入由国际画家或作家组成的轻浮的小圈子中去。那些人一般在多姆咖啡馆聚会，而在其他地方，如慕尼黑、罗马或柏林，基本上也是这种人。我和我的朋友们与他们相反，我和维尔哈伦一起看望一些画家和诗人，他们住在灯红酒绿、喧嚣不休的市中心，但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创造的寂静之中，就像在一座孤岛上，埋头写作。我还看过雷诺阿的工作室和他的优秀学生们。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今天价值数万美元，可是他们的生活同小市民或领养老金者的生活没什么两样；他们住的小房子还兼作画室，没有“扩建”。他们不像慕尼黑的兰贝赫(10)和其他名画家那么讲排场、图阔气，以仿效华丽标准建造的奢侈别墅来炫耀自己。同画家们一样，诗人们的生活也相当简朴，我不久就同这些人很熟悉了。他们中大部分人在政府机关有份不太繁忙的公务员工作。在法国，从低层到高层，人人都尊重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于是多年来形成了一个聪明的办法，给那些收入不高的作家和诗人一件清闲自在的差使做做，如在海军部或参议院当图书馆员。这种差使收入不多，但很清闲，因为参议员们轻易不来借书，这个闲职者就可以在那幢别具一格的老参议院大楼里利用工作时间舒舒服服地作诗，窗外就是卢森堡公园，室内安静又舒适，而且用不着考虑稿费之事，因为收入虽不多，但足够用。还有的诗人身兼医生，像以后的杜阿梅尔(11)和杜尔丹(12)；有的开一爿小型画廊，像夏尔·维尔德拉克(13)；有的当中学教师，像罗曼(14)和让·理查德·布洛克(15)；有的在哈瓦斯通讯社里混时间，像保尔·瓦莱里；有的帮出版商做事。这一代作家和艺术家不像后一代人那么狂妄自大，认为当图书馆员有失身份。后一代人被电影和书的大量印刷给毁了：在艺术方面刚崭露头角，就想过随心所欲的生活。而他们的前辈不慕虚荣，自愿从事那种卑微的工作，无非是想使自己的生活有些保障，从而使自己的精神劳动不受外界干扰。因为生活有了保障，他们就不去理睬腐败的巴黎大报纸；他们能够给自己的小杂志写文章而不取分文稿酬——维持这种小杂志总要作出个人牺牲；他们也能平静地接受这一事实：他们的剧本只能在文学家的小剧院演出，因此，作者的名字只有圈内人知道。像克洛岱尔(16)、贝玑(17)、罗曼·罗兰、絮阿雷斯、瓦莱里，他们的名字在数十年内只有极少数文学中坚分子才知道。在这个繁忙的城市里，他们是唯一没有紧迫感的人。安安静静地生活，安安静静地为那个远离“闹市区”圈子里的人工作，比出风头更重要。他们甘心过一种淡泊的小康生活而并不觉得难为情，只要在艺术方面能自由大胆地思考，其他事情无所谓。他们的妻子亲自下厨和操持家务。晚上同事们在一起聚会，招待非常简单，因而更显亲切。大家坐在便宜的草编椅上，围着一张随便铺了一块花格布的桌子。他们的房间比不上同一层楼住的装修工家那样阔气，然而他们都觉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他们没有电话，没有打字机，没有秘书；他们避免使用一切机械设备，就像他们不想充当宣传工具一样。他们写作还是用一千年以前的办法：手写。就像法兰西水星那样的大出版社也不采用口授打字，没有一件复杂的设备。他们不追求外表，也不因追求声誉和排场而浪费时间和精力。法国所有的青年诗人和法国全民族一样，都是怀着对生活的乐趣而生活着，当然，作家的生活还有自己最高尚的形式，即怀着对写作的无限喜悦而生活。我新交往的朋友，他们的清廉大大修正了我对法国诗人的印象。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布尔热(18)及其他一些著名时代小说家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后一类作家以为“沙龙”就是整个世界！我从前在家中看到的读物给我的印象是：法国妇女都是只知照镜子的交际花，她们满脑子风流韵事和挥霍浪费。一些诗人的妻子纠正了我极其错误的看法。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贤慧、文静的主妇，她们是那样勤俭、朴实和快活，即使在最拮据的情况下，也能像变魔术似的在炉灶上创造出小小的奇迹；她们精心照料孩子，并且忠诚地与丈夫的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只有作为朋友和同行生活在那个圈子里，才能了解真正的法国。
(19)亨利·吉尔波（1885—1938），法国社会党人、新闻工作者。
当时，我急不可待地到大街上四处溜达，尽量地观看，尽量地寻找！我不仅要重温一九〇四年的巴黎，还要用我的全部感官和心灵去体验亨利四世、路易十四、拿破仑和革命时代的巴黎，了解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和巴尔扎克、左拉及夏尔–路易·菲利浦(8)的巴黎，熟悉所有的街道、人物和事件。诚如我在法国始终感受到的那样，我在巴黎也感受到，伟大的写实文学扎根于民间，具有永久不衰的力量。因为众多的诗人、小说家、历史学家和风俗画家的艺术创造，我目睹巴黎过去的一切。如今在我的心中早已熟悉的东西，在实际的接触中显得更加生动。肉眼的观察就是一种再认识，就像希腊悲剧中的人物“重新认出”亲朋好友来一样，这也是一种乐趣。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赞誉的，这是一切艺术享受中最伟大、最富有魔力的事情。但是有一点，你若要了解一个民族和一座城市的最隐蔽之处，绝不能通过书本，即使你到处闲逛无数次，也无济于事，只有通过了解或认识该城和该民族中最优秀的人物才能解决。要了解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真正联系，只能从活着的人的思想脉络中获得；从外部观察到的一切都是一种真实的草率的概念。
(20)乔瓦尼·帕斯科里（1855—1912），意大利诗人。
我初次结识这座城市的时候，它还不像今天这样，有地铁和各种汽车把城市连接成一个整体。在当时，巴黎的唯一交通工具是由浑身冒热气的肥壮的马匹拉的厢式马车。从这种马车的第二层，即顶层上观看巴黎，车速缓慢，是再好不过了。那时候，从蒙马特到蒙帕纳斯去一趟，算是一次小小的旅行了。因此，我觉得那些关于巴黎小市民节俭的传闻是完全可信的。他们舍不得花钱去做一次小小的旅行，所以，住在塞纳河左岸的巴黎人，从来不到右岸去；有些孩子只在卢森堡公园里玩，却从没有去过远处的杜伊勒里公园和蒙梭公园。在马车时代，车费是小市民必须考虑的。所以一个真正的市民或者老巴黎人最喜欢蛰居在家，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他们在大巴黎内部创造了一个小巴黎。所以巴黎的每个区域都有自己明显的特点，甚至有不同的地方色彩。正因为如此，当一个外国人到了巴黎，选择在何处下榻，要费一番脑筋才能下决心。现在拉丁区不再对我有什么吸引力。我二十岁那年到巴黎作短暂停留，刚下火车我就直奔拉丁区，第一个晚上就坐在瓦歇特咖啡馆里，我怀着敬意让别人指给我看魏尔伦坐过的座位，还有那张他喝醉时常用自己粗实的手杖敲打的大理石桌，我这样做，也是为自己增加一些体面。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我这个滴酒不沾的诗坛小卒还喝了一杯苦艾酒，虽然我觉得这种发绿的劣等酒一点儿也不好喝。我相信，作为一个敬仰前辈的年轻人，我有义务在拉丁区里恪守法国抒情诗人的仪式。按当年的风尚，我最愿意住在索邦区(2)的一幢六层楼的阁楼上，以便能比书本上更加真实地领略拉丁区的风采。可是我二十五岁时，不再感到这里是那么质朴和富有浪漫色彩了，我倒觉得，拉丁区太国际化，太没有巴黎味了。我在这里选择一个永久住所，不再出于文人怀古的心情，而是尽可能地方便我的工作。为此，我十分经心地考察过一番。从有利于我的工作的角度来讲，香榭丽舍大道不适宜，和平咖啡馆周围更不合适，因为那些巴尔干半岛的有钱人都在这里聚会，除了招待，没有人说法语。倒是教堂和修道院林立的圣絮尔比斯教堂四周的清静区域对我有吸引力，里尔克和絮阿雷斯(3)也喜欢在这里居住，但我更希望在连接塞纳河两岸的圣路易斯河心岛上找到住所。不过，我到巴黎后的第一个星期里出去散步时，发现了一处更美的地方。当我在皇家宫殿的走廊下闲游时，我发现十八世纪“平等公爵”(4)建造的外形一样的一批房子中间，有一座宏伟的特别突出的显贵宫邸，现在已是一座普通的旅馆了。我走进旅馆，请他们让我看一看里面的房间，我惊喜地发现，从窗子里向外望，正是皇家宫殿的花园，暮色降临，花园渐渐隐没在黑夜之中。城市的喧闹声在这里隐约可闻，宛如远方海岸波涛不断的拍击声。雕塑沐浴在月光之中，清晨，微风阵阵吹来附近“大厅”里浓浓的菜香。在皇家宫殿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四方形建筑物里，曾经住过许多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诗人和政治家。皇家宫殿对面是那幢马塞利娜·代博尔德－瓦尔莫(5)住过的房子，巴尔扎克和维克托·雨果曾经在这幢房子里攀上百阶狭窄的楼梯，到阁楼去拜访这位我也非常喜欢的女诗人。皇家宫殿是卡米耶·德穆兰(6)号召人民向巴士底狱进军的地方。那里有条不露天的走廊，铺着地毯，是那些并不十分崇尚美德的夫人散步的地方。可怜的小小少尉波拿巴曾在这些夫人中寻找自己的恩人(7)。这里的每块石头都诉说着法国的历史。再过一条街，就是国家图书馆，我可以在那里度过整个上午。藏有名画的卢浮宫博物馆和川流不息的林荫大道都只有一箭之遥。我终于住进我梦寐以求的地方，这里是巴黎的心脏，可以摸到法国的脉搏。我还记得，有一次安德烈·纪德来看我，他对在巴黎市中心竟有这么个幽静的地方感到惊讶，他说：“我们自己的城市中最美的地方，还要外国人向我们指出。”说真的，在市中心除了这间富于浪漫色彩的书房外，我再也找不到一处既有巴黎风味，同时又十分雅静的地方了。
(21)弗朗西斯·雅默（1868—1938），法国诗人。
可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绝没有任何地方像在巴黎这样能让我们逍遥自在地生活。巴黎以它的美观，宜人的气候，巨大的财富和光荣的传统，证明了生活的逍遥。当年，我们这些年轻人，每个人在这里都享受过轻松自在，同时我们又反过来把这些轻松自在添到巴黎的身上。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西班牙人、希腊人、巴西人、加拿大人，他们都感到在塞纳河畔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在这里生活没有任何强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说话、思考、欢笑、责骂，你喜欢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可以合群也可以独处；可以阔绰也可以节俭；可以豪华也可以像波希米亚人那样俭朴，巴黎对每种特殊需要都留有余地，考虑到各种可能性。那里有豪华餐厅，备有各种美味佳肴和二三百法郎的各种美酒；还有马伦哥(1)和滑铁卢时代的十分昂贵的法国白兰地。但是在街角的任何一家酒店里，可以吃到几乎是同样丰盛的饭菜，也可以痛饮。在拉丁区十分拥挤的大学生餐厅里，在吃卤汁煎牛排前后，花上几个硬币就可以品尝到美味小吃，还可以喝到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吃上一个棍形面包。人们的打扮，按其所好。大学生们戴着俊俏的扁平帽在圣米歇尔林荫大道上溜达，那些拙劣的“画匠们”也戴这种帽子；但画家们却很注意打扮，他们戴着宽边大礼帽，身着富有浪漫色彩的黑丝绒茄克衫；工人们穿着蓝色上衣或者衬衫，悠然自得地在林荫大道上漫步；保姆戴着布列塔尼人的便帽；酒吧女招待穿着蓝色围裙。只要不是七月十四日法国国庆日，任何一天的午夜过后，都有一对对青年男女在大街上跳舞，警察则在一旁笑着观望；这时大街就属于每个人了！在巴黎，谁也不会在别人面前感到不自在。一个漂亮姑娘和一个黑人手拉手走进小旅馆，一点也不难为情。在巴黎，有谁关心民族、阶级和出身呢？只是到后来这些才被吹嘘成吓人的东西。当时，谁都可以同自己喜欢的男人或女人在一起散步、聊天或同居。别人的事与我有何相干。可是，谁要真正爱上巴黎，他首先要好好认识一下柏林，他必须用僵化的和经过痛苦的严格磨炼制定的旧等级观念来体验一下德国人甘心情愿的奴性；在德国，一个军官的妻子不愿同一个教师的妻子来往；教师的妻子也不会和商人的妻子来往；商人的妻子不会和工人的妻子来往。可是在巴黎，法国大革命的遗风至今尚存，所以一个无产阶级工人觉得自己与他的雇主一样，都是自由的、享受充分权利的公民；一个咖啡馆服务员可以同一个穿金丝边军服的将军握手；勤劳的、规矩的、爱清洁的小市民太太们，对住同一个楼道里的妓女不但不会皱鼻子，反而同她在楼梯上闲聊，她们的孩子还向她送鲜花呢！有一次，我目睹一群富有的诺曼底农民参加洗礼以后，走进一家高级饭店——玛德莲教堂附近的拉律饭店。他们穿着笨重的鞋子，踏在地板上噔噔作响，一身家乡服装，头发上抹着厚厚的一层油，连厨房里都能闻到头油的香味。他们高声谈话，酒喝得越多嗓门就越大。他们一边放声大笑，一边拍拍自己女人的胖臀部。他们是真正的农民，坐在身着漂亮的燕尾服和浓妆艳抹的人旁边，一点也不感到拘束。再说服务员，那个脸刮得净光的服务员也不对他们嗤之以鼻，而是以招待部长或某个阁下的同样的礼节周到地伺候他们。要是在德国或者英国，服务员对这些乡下人就会嗤之以鼻了。在巴黎的梅特尔大饭店，甚至以特别热情地迎接这些不拘小节的客人作为一种乐趣。巴黎只知道对立的事物可以并存，不知道什么上等和下等。繁华的大街和难行的小巷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到处都是一样的快乐和一样的热闹。在郊外的农舍里，卖唱艺人在演奏乐曲；年轻的女缝纫工一边做活一边唱歌，其歌声飘到窗外；空气中不时传来欢笑声或亲切的呼喊声。不论在什么地方，如果两个马车夫发生了口角，事后两个人会握手言和，并一起喝一杯葡萄酒，砸几个牡蛎做下酒菜。在巴黎没有什么难事和棘手之事。和女人的关系，容易接上也容易脱离。任何一个姑娘都容易找到同自己般配的男人，任何一个小伙子也都能找到一个对两性关系比较开放的活泼女友。是的，如果想生活得自由自在，就到巴黎去。特别是当你年轻的时候！在这里，东游西逛也是一种乐趣，这也是在巴黎生活的必修课。因为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向每个人开放，你可以走进旧书店，看一刻钟的书，店主不会抱怨更不会发牢骚；也可以去几家小型画廊；还可以去旧货商店慢吞吞地挑选自己需要的一切。你可以在德鲁奥特饭店靠拍卖旧物过寄生的生活，也可以在庭院里与女管家聊天。假若你在大街上闲逛，街道两旁欣欣向荣的新面貌和新东西，会像磁铁一样把你吸引住，使你流连忘返。如果走累了，就从上千家咖啡馆中找一家有露台的坐下，可以用这里的免费信纸写信，听小贩们兜售那些过时的多余的小商品。春暖花开之际，阳光明媚，塞纳河上碧波微微，林荫道上的树木开始吐绿，年轻姑娘戴着用一个硬币买来的紫罗兰花环。这个时机，谁还能待在家里，又有谁想回家呢？不过，你要想在巴黎生活得舒适自在，不一定非在春天。
(22)安德烈·谢尼耶（1762—1794），法国诗人。
我知道，我十分清楚，遭受苦难的不只是巴黎，整个欧洲在今后的数十年中都不会重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种安定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有团乌云在明亮的地平线上一直没有消失，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怨恨和不信任就像一股折磨人的毒液被注入残疾的身体。尽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五年，整个欧洲在社会和科学技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就个别国家而言，却失去了原来的生活情趣和田园式的舒适生活。早先，意大利人即使在极端贫困的生活中，也像孩子一样高兴，他们彼此之间充满信任，又说又唱，一片欢乐，讥讽那个糟糕的“政府”。我可以用几天时间来描绘这些事。可是现在，他们不得不昂起头来，怀着厌烦的心情，忧郁地去行军。昔日的奥地利，在它善良的气氛中，显得那么轻松和自在，它的臣民是那么虔诚地信赖自己的皇帝，信赖赋予他们美好生活的那个上帝，这样的奥地利，我如今还敢设想吗？俄罗斯人、德国人、西班牙人，他们所有人都不知道，“国家”这个凶恶的饕餮从他们的骨髓中和内心中吸吮了多少自由和欢乐。各族人民都感觉到，一块巨大的、浓厚的阴影，正笼罩着他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这些见识过自由世界的人都知道，也能够作证：昔日的欧洲人生活得无忧无虑，对他们的万花筒式的色彩变幻生活异常高兴。我们今天不免心惊胆战，我们这个世界由于自相残杀的愤怒竟变得如此暗无天日，到处是奴役和监禁。
(23)即不发愿的修女。
我很清楚，我青年时代那个轻松愉快、富有活力的巴黎如今已不复存在。自从世界上最残酷的魔掌——希特勒的铁蹄——傲慢地踏进巴黎以来，那种美妙的、悠然自得的生活，真是一去不复返了。当我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德国的军队和坦克正像白蚁一样拥向巴黎，要彻底摧毁这座城市神圣的五彩缤纷的、愉快的生活，连根拔掉这座和谐城市永不凋谢的繁荣。现在终于出现了这种局面：“卐”字旗在埃菲尔铁塔上飘扬，身穿黑制服的冲锋队穿过拿破仑的香榭丽舍大道，挑衅性地举行阅兵。我从遥远的地方同样能够感觉到，当占领者的翻口皮靴踏进舒适的酒吧和咖啡馆时，这些善良的、亲切的市民是怎样心怀屈辱，屋里的人是如何心惊胆战。我自己遭遇的任何不幸似乎也没有像这座城市所遭受的侮辱那样严重，那样使我震动和沮丧。因为没有一座城市像巴黎那样，能使任何与它接近的人感到幸福。它曾给予我们最明智的学说、最杰出的榜样，同时它又给我们开辟了自由和创造的天地，给我们越来越深厚的美的享受，难道它还能赋予下几代人这一切吗？
(24)阿瑟·西蒙斯（1856—1945），英国诗人、文艺评论家。
在我获得自由的第一年，我把巴黎作为礼物奉献给自己。早年间，我曾有两次匆匆到过巴黎，对这座极其豪华的城市只有一些粗略的了解。但是我敢肯定，如果谁在这里住上一年，他一辈子都会怀着莫大的幸福回忆这段时光。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像巴黎那样，有一种使人焕发青春活力的气氛。人人都有这种感觉，但谁也没有去查找根由。
(25)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