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茨堡紧邻德国的边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事比较清楚。狭窄的边界河上人来人往，年轻人夜间悄悄渡河去接受那边的训练；煽动家们坐着汽车或者拄着登山杖扮成纯朴的“游客”越过边界，在奥地利各地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基层组织”。他们开始招募新成员，同时威胁说，谁不表态支持他们，谁以后就会受到惩罚。这使得奥地利的警察和政府官员战战兢兢。我越来越感觉到，人们开始动摇，乱了方寸。我在萨尔茨堡有一个青年时代的朋友，他也是一位知名作家，我和他有三十年的密切交往。我们相互称“你”，而不用客气的“您”。我们互相题词赠书，我们每个星期都能见一次面。有一天，我在大街上看到这个老朋友和一位陌生的先生走在一起，我看到他立刻在一个和他毫无关系的橱窗旁站住，背对着我，兴致勃勃地向那个陌生人比划着什么。好奇怪，我想，他肯定看到我了。但这也可能纯属偶然。第二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问是否可以下午到我家来谈谈。我答应了，可是有点纳闷，因为我们从来都是在咖啡馆见面的。结果，虽然他是紧急来访，却没有说什么重要的事。我马上明白了，他一方面想继续保持我们之间的友谊，但又怕受到怀疑。因此他表示，在这座小城市里与我的关系不想太密切。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不久我就觉察到，平时常来常往的许多熟人过了一段时间都不见了。我的处境变得凶险了。
当那件事情沸沸扬扬的时候，我正在国外，因为我觉得动荡的奥地利使我无法安静地工作。我在萨尔茨堡的家离边境非常近。我抬头就能看到贝希特斯加登山，阿道夫·希特勒就住在这座山上。我们的邻居是一个非常讨厌、令人不安的国家。因为我住在德意志帝国的边界这边，我对德国虎视眈眈地望着奥地利的危险情况，比住在维也纳的朋友们了解得更加深刻。在维也纳，坐在咖啡馆里的人，甚至政府的官员们，都把国家社会主义看作“那一边”发生的事，认为它绝不会触及奥地利。有严密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不是依然存在吗？它几乎得到半数国民的支持。自从希特勒的“德国基督教徒”公开非难基督教，并公开宣称自己的元首“比耶稣基督还要伟大”以来，希特勒不就成了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共同敌人吗？法国和英国不也成为奥地利民族联盟的捍卫者了吗？墨索里尼不是早就宣称意大利要坚决承担保护国的责任吗？他不是说要保证奥地利的独立吗？就连犹太人对面前发生的一切也漠不关心，好像剥夺医生、律师、学者、演员的自身权利的事情是发生在遥远的中国，而不是发生在只有三个小时火车路程的同样讲德语的地方。奥地利人悠然自得地坐在自己家中；他们开着汽车到处兜风，除此以外，他们还有一句口头禅式的安慰话：“那边的事不会长久的。”由此使我回想起在我短暂的俄国之行时，在列宁格勒和我的出版者的一次谈话。他对我说，他曾经非常有钱，有过美好的生活。我问他，为什么不像许多人那样在革命一爆发就马上离去？“哎呀，”他回答说，“那个时候谁会相信像一个委员会和士兵共和国这样的事情能存在超过两个星期的时间呢？”当时的奥地利人也同他一样，出于同样的生活意志，自己欺骗自己。
我当时还没想到彻底离开萨尔茨堡，但我像往常一样，决定到外国去度过冬天，以避开那里小小的紧张气氛。可是我万万没有预料到，我于一九三三年十月离开美丽的家园时，竟成了一种告别。
第二次演出刚过，突然晴空一阵霹雳。一夜之间，德累斯顿和整个德国都接到通知：禁止那部歌剧上演。更有甚者，我看到施特劳斯辞去国家音乐局总监的消息。大家都知道，肯定发生了特别的事情。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弄清了事情的全部真相。事情是这样的：施特劳斯又写给我一封信，他在信中督促我马上创作一部新歌剧的脚本。他在信中以惊人的坦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封信落到了盖世太保的手里，然后被摆在了施特劳斯的面前。这样，施特劳斯不得不立刻辞职，那部歌剧也立刻遭到了禁演，只能在自由的瑞士和布拉格以及意大利上演，那是当时还没有拜倒在种族歧视脚下的墨索里尼特别批准的。而德国人从此再也听不到他们自己的、当时依然健在的、最伟大的老音乐家写的那部令人销魂的歌剧中的任何一个音符了。
我打算去法国工作，度过一月和二月。我热爱这个有文化的美丽国家。我把它看作我的第二故乡，我在那里没有觉得自己是外国人。瓦莱里、罗曼·罗兰、儒勒·罗曼、安德烈·纪德、罗歇·马丁·杜加尔、杜阿梅尔、维尔德拉克、让·理查德·布洛克，这些文学界的领袖都是我的朋友。我的书在那里拥有几乎和在德国一样多的读者。在那里，没有人把我看成外国作家，看成陌生人。我热爱那里的人民，热爱那一片土地，热爱巴黎。我在那里的生活就像在家里一样，所以，每逢我从巴黎北站下车时，总会有这种感觉：我“回来”了。可是，我这次离开家是由于特殊的情况，我比往常提早动身，我想在圣诞节后再到巴黎，这段时间我到哪里去呢？我回想起来，自我上完大学至今已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可是我还没有重访过英国。我跟自己说，为什么总待在巴黎，为什么不去伦敦住上十天半月呢？为什么不用另一种眼光去看看阔别多年的那些博物馆，看看那个国家和那个城市呢？作了决定以后，我就没有乘特别快车去巴黎，而是坐上了去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加莱的火车。三十年后又一个十一月的日子，我在维多利亚车站下了车，这里依然是迷雾蒙蒙。刚到伦敦，我碰到的第一件新鲜事就是不像以前那样从车站坐马车去旅馆，而是换成了汽车。雾，灰色的雾，依然是那么柔和阴凉。我还没有向这座城市望一眼，三十年前闻到过的那种呛鼻、潮湿、郁闷的空气，如今又把我包围起来。
纳粹德国不舒服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被纳粹谴责的茨威格的名字又出现在戏剧海报上，各个剧院将再次上演他的一部歌剧。我当然不能出席那次演出，因为我知道剧院大厅里肯定挤满了穿褐色制服的人；人们甚至估计希特勒本人也会出席其中的一场演出。这部歌剧获得极大的成功。我必须向音乐评论家们表示我的敬意。他们中间有十分之九的人很高兴地利用这次机会，以便再一次，或许是最后一次表达他们内心对种族论的反抗。他们用尽美好的言词评论我写的脚本。在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几乎所有的德国剧院都立刻预告那部歌剧下一次演出的时间。
我带的行李很少，同样，我对伦敦也没抱很大的希望。在这里，我没有几个要好的朋友；英国作家和我们欧洲大陆的作家，彼此之间来往甚少；他们的民族传统与欧洲大陆国家的传统不同，他们不喜欢交往，喜欢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过一种独善其身的生活。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从世界各地寄到我家、堆在我桌面上的许多书籍中，是否能找到一本英国作家作为礼物赠给我的书。我曾在德累斯顿的赫勒劳遇到过一次萧伯纳。有一次，威尔斯在访问萨尔茨堡时到过我家，虽然我的很多著作都已译成英文，但在这里并不出名，英国一直是我的作品产生影响最小的国家。在我同美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出版商结成私人友情的时候，我还没有见到过一位在英国出版我著作的公司经理。因此之故，我作好了思想准备，等待忍受三十年以前的那种陌生感觉。
纳粹党对了结这件事一直下不了决心。可是到了一九三四年初，不管纳粹党是想违反自己的法律，还是想反对这位当时最伟大的音乐家，无论如何，再也不能继续推迟了。歌剧的总谱、钢琴曲谱、歌词脚本早已印刷完毕；歌剧的角色已经选定，并且进行了排练；道具服装已经在德累斯顿皇家剧院预订好了。可是戈林和戈培尔以及国家文化局、文化委员会、教育部和宪兵队等有关部门，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为了一个歌剧搞到这步田地，已经够荒唐了；“《沉默的女人》事件”终于成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所有部门都不敢打破僵局，谁也不敢下令“同意”或者“禁止”。现在别无办法，只好交给德国的主人、党魁阿道夫·希特勒亲自定夺。我的作品在这以前受到很多纳粹分子的青睐；特别是那本《富歇传》，他们曾把它看作政治上毫无顾忌的榜样，他们经常对该书加以研究和讨论。可是，在戈培尔和戈林之后，最后一位至高无上的人不得不仔细阅读我那部三幕抒情歌剧。我私下通过各种渠道得知，他们没完没了地召开会议。最后，施特劳斯被召到德国那位至高无上的人面前。希特勒亲自告诉施特劳斯，他将破例批准那部歌剧演出，尽管这样做也是违背新德意志帝国的有关法律的。希特勒作出这样的决定，完全像他和斯大林、莫洛托夫签署的和平友好条约一样，不是出于他的本意，而是在玩弄权术。
而事实并非如此，刚刚过了几天，我就感觉到在伦敦有种说不出来的舒适。并非是伦敦大变样，而是我本身变了，我增加了三十岁。经过战争和战后过度紧张的年代以后，我特别渴求安静的生活，不想再听到政治方面的事。在英国也有各种政党，这是很自然的事。有辉格党和托利党，一个保守党，一个自由党和一个工党，它们之间的争论与我何干。就是在文学界也有门户之见和各种流派，必然有各种争吵和隐蔽的抗争，我完全站在圈外，我不但感到生活舒适，而且我终于又置身于一种温良恭俭的市民气氛之中。前几年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我在农村和城市里感觉到的仇恨和紧张更毒害我的生活的了。我还必须事事提防，以免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伦敦的居民没有那种惊慌失措的表情，在伦敦的社会生活中，诚实、礼貌具有较高水平，而我们的国家由于欺骗成性变得不仁不义，我们与伦敦有天壤之别。伦敦的居民生活得祥和、满足；他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自己的花园和个人的爱好上，并不关心邻居的事。我在这里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思想和考虑问题。但是，我留在伦敦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一部新作品。
他向国家社会主义做出这样的让步，对我来说，肯定使我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好像我暗地里参与了此事，或者说，在作家艺术家联合抵制的行动中，我同意这一例外。我的朋友们从各方面斥责我，他们公开反对我们俩合作的歌剧在德国上演。但是，首先，我原则上反对这种公开的群起而攻之的作法，其次，我也不愿意给这位天才的理查德·施特劳斯制造麻烦。施特劳斯毕竟是当时健在的最伟大的音乐家，他已经七十岁了。他为那部歌剧花了三年时间，在这三年里，他对我只有友好的情谊、正直和勇气。所以，对朋友们的种种责难，我只有采取沉默，让它自由发展，我认为这是明智之举；再说，我想不出别的办法。我只能采取这种完全消极的态度，给德意志文化的新卫道者增添更多的困难。除此之外，我还知道，纳粹的国家文化局和宣传部挖空心思地想寻找一个好听的借口，以确立一项对他们自己那位最伟大的音乐家的禁令。譬如，他们把那部歌剧的脚本拿到所有官员和名人那里去征求意见，希望找到一个借口，如果在《沉默的女人》里有类似于《玫瑰骑士》里的场面：一个年轻男子从一个已婚女人的卧室里走出来，那事情就可能好办多了！他们可以抓住这种伤风败俗的借口，大力宣扬必须捍卫德意志的仁义道德。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做法也没能让他们如愿，因为我的剧本里没有任何伤风败俗的描写。他们还不死心，他们把盖世太保那里的卡片索引和我的全部著作都翻了一遍，没有找到我对德国（同样对地球上的任何国家）说过任何一句贬低的话或者描写过任何一项政治活动。虽然他们继续在活动、在试探，可是所作的决定原封不动地又回到了他们的手里。他们是否应该在全世界面前剥夺这位年迈的音乐大师——是他们自己将纳粹音乐的大旗塞到他手中的——演出自己歌剧的权利或者是否我这个词作者的名字斯特凡·茨威格能够同施特劳斯并列写在节目单上。这不仅玷污了德国大剧院，也给纳粹德国造成了奇耻大辱。他们挖空心思和他们苦不堪言的绞尽脑汁的做法多么令我暗自高兴啊。我已经预料到，即使我不参与，或者更确切地说，即使我不置可否，我那部音乐喜剧几经周折，也会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一种具有党派色彩的刺耳音乐。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刚刚出版，我正在审校《伊拉斯谟》的校样。在这本书里，我试图描绘一位人道主义者的精神面貌；这位人道主义者尽管比专业的世界改造者更清楚地理解时代的荒谬，可是他却不能用自己的全部理智去阻止这种荒谬，这才是最可悲的。在完成这部影射现实的作品后，我打算写一部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我写的传记够多了，应该换个题材了。可是到伦敦的第三天，很快发生了一件事。由于我对作家名人的手迹感兴趣，我就到大英博物馆的公共阅览室里去观看正在展出的手迹，其中有一份关于处死苏格兰女王的手写报告。我情不自禁地想：玛丽·斯图亚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她真的参与谋害了她的第二个丈夫？又或者不是她？因为晚上没有可看的东西，我便买了一本关于这位女王的书。那是一首赞歌，它像保护圣灵一样保护她。一本肤浅又愚蠢的书。由于无法满足我的好奇心，第二天我又买了另一本书，这本书的内容同上一本完全相反。一个说她好，一个说她坏，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向人打听，哪本书说得真实，可是没有人能说出来。于是我自己动手寻找材料，探索事实，不知不觉地陷入两者的对比之中。于是，我在没有真正弄清真实历史的条件下，开始写作一本关于玛丽女王的书。为了写这本书，我有好几个星期都没有离开图书馆。当一九三四年初我重新回到奥地利时，我就决定，我要在安静的环境里把这本书写完，我要重新返回我喜爱的伦敦去。
他公开参加纳粹组织，对当时的纳粹分子来说是极端重要的事。因为当时最有名的作家和最有名的音乐家无不愤怒地对纳粹分子嗤之以鼻。那些与纳粹分子一个鼻孔出气的人或者投奔纳粹的少数人，在最广泛的艺术圈子里不过是无名之辈。就在这个难堪的时刻，这位德国最有名望的音乐家公开倒向纳粹一边，从粉饰太平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给希特勒和戈培尔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施特劳斯对我说过，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的那几年里，就用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去格拉茨看他的歌剧《莎乐美》，希特勒很尊重他。当时，在贝希特斯加登的节日晚会上，除了瓦格纳的作品外，几乎只演唱施特劳斯的歌曲。施特劳斯同纳粹共事，是有许多重要的打算的。但不同的是，对他这个真诚地信奉艺术唯我主义的人来说，哪一种政权都一样。他曾作为宫廷乐队的指挥为德国皇帝演奏过；曾为皇帝的军乐配曲；后来又作为维也纳宫廷乐队的指挥为奥地利皇帝服务。在奥地利，在德意志共和国，这两个国家都喜欢他。他迎奉纳粹，还出于对他生命攸关的利益，用纳粹的话说，他负有巨债。他的儿子娶了一个犹太妻子，他肯定担心他最疼爱的孙子们会被当成废物踢出校门；他的新歌剧受到我的牵连，他以前的歌剧又受到非纯雅利安种的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的牵连，他的出版商也是一个犹太人。他觉得，给自己找一个靠山是当前的首要举措，于是他决定迈出这一步。他遵主子的旨意到任何地方去指挥，他为奥林匹克运动会写了一首赞歌。同时，他在给我来的一封忧郁又十分坦率的信中说起，他对那项委任并没有什么兴趣。事实上，在这位艺术家的神圣自我中，他所关心的只有一点：让自己的作品发挥作用，特别是看到那部新歌剧上演。那部歌剧同他的心贴得特别近。
用不了两三天的时间，我就看出奥地利的局势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变得这么糟糕。从宁静安全的英国来到狂热好斗的奥地利，就像在七月里酷热的纽约，从一间有空调的凉爽房间一下子走到炽热的大街上一样。德国纳粹的报刊开始慢慢破坏宗教界和市民阶层的神经；奥地利人感到经济压力和德国的颠覆势力越来越大。多尔富斯政府为维护奥地利的独立，抵御希特勒，一直拼命寻找最后一根支柱。法国和英国离得太远了，它们对奥地利的态度也太冷淡了；捷克斯洛伐克依然抱着宿怨，同奥地利作对。这样，只剩下意大利了。当时，意大利正在争取成为奥地利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保护国，为了奥地利保护阿尔卑斯山的关卡和的里雅斯特。可是墨索里尼却为这种保护提出了苛刻条件：奥地利要顺应法西斯主义潮流解散议会，从而把民主彻底埋葬了。如果不消灭或者剥夺社会民主党的权力，这个奥地利最严密的政党是不可能答应墨索里尼的条件的。若要摧毁这个政党，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依靠残酷的暴力。
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上台之时，我们的歌剧《沉默的女人》第一幕的钢琴总谱已全部完成。可是几个星期以后，当局下令，严厉禁止在德国舞台上演出非雅利安人的作品，或者有犹太人参与的作品，这一骇人听闻的强制措施甚至连死人也不放过。莱比锡音乐厅前的门德尔松的站像被拆除了，此种暴行激怒了世界上所有音乐界的朋友。这个禁令的下达，对我来说，意味着我们那部歌剧也就算完了。我原以为理查德·施特劳斯自然会放弃和我的合作，与别人再另搞一部作品。而他并没有这样做。他给我写了一封又一封信。倒是他多次提醒我，说我应该为他下一部歌剧准备歌词，因为当时他正为第一部歌剧配乐。他表示，不许任何人禁止他和我的合作。我不得不坦率地承认，在整个形势的变动下，他一直对我恪守朋友的忠诚。当然，他也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对我来说自然是格格不入。他经常接近权贵，常常同希特勒、戈林、戈培尔见面，当富尔特温格勒(8)公开对抗希特勒的时候，他竟接受了纳粹的国家音乐局总监的任命。
多尔富斯的前任伊格纳茨·赛佩尔已经针对那些恐怖活动建立了一个组织，即所谓的“民团”。从外表上看，这是一个极为可怜的组织。它是由外省的小律师、退伍军人、不明身份的人、失业的工程师组成，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失望，并且他们之间也疯狂地仇恨起来。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所谓的领袖，年轻的施塔勒姆贝尔格亲王。这位亲王曾一度拜倒在希特勒的脚下，反对德意志共和国，谩骂民主，现在却率领着自己的雇佣兵成了希特勒的敌人而到处游荡，并且声称“要罢许多人的官”。那些民团的人到底想干些什么，现在还不完全清楚。实际上，民团的士兵无非是想混一口饭吃。他们的全部力量不过是墨索里尼的拳头，是他推着他们向前走的。那些标榜爱国的奥地利人，实际上正在用意大利提供的刺刀砍自己坐的树墩，可悲的是，他们自己并没有觉察。
在那次令人振奋的会面之后，我回到了萨尔茨堡，立刻开始了歌剧的写作。出于好奇，我想试一下他是否能接受我写的诗句。两个星期以后，我把第一幕的稿子寄给他。他很快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一句歌唱大师的名言：“一鸣惊人。”他对我写的第二幕同样热烈祝贺，还寄来了他写的歌曲的头几句：“啊！我终于发现了你，我可爱的孩子！”他那种喜悦的心情，或者说是对我的鼓励，为我以后的创作带来了难以形容的快乐。理查德·施特劳斯对我写的歌词没有改动一句，只有一次因为多声部的需要，要求我再加上三四行字。我们之间就这样开始了最真挚的友谊。我请他到我的家里来，他也请我到他住的加米施小镇去。在他的家里，他用细长的手指在钢琴上按照我的初稿断断续续为我演奏了整部歌剧。在完成了这部剧以后，我又接着动手写第二部，而他也毫无保留地同意了第二部歌剧的基本梗概。完全像事先预约了似的。其实，我们之间既没有协议，也没有义务。
社会民主党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危险究竟在什么地方。从这个党本身来说，它并不需要害怕公开的斗争。它自己有武器，还能通过总罢工使所有的铁路、水厂、电厂陷入瘫痪。该党也清楚，希特勒正等待一场所谓的“赤色革命”发生，有了这个借口，他就能以“救世主”的名义，命军队开进奥地利。在这种形势下，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比较妥当的解决办法是：牺牲自己大部分的权力甚至取消国会，以便达成一项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当时的奥地利正处在希特勒主义的威胁阴影中。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一切有理智的人都会支持这种折衷方案。甚至像多尔富斯那样多谋善断、雄心勃勃但又完全现实的人，也倾向于听从大家的意见。可是年轻的施塔勒姆贝尔格和他的同伙，即民团的另一个头目法伊上校，他们则要求保卫联盟交出它的武器，同时要求消灭任何民主、平等和自由的苗头。社会民主党则反对这类要求，双方阵营陷入剑拔弩张的地步。人们感觉到，一场决战正迫在眉睫，我怀着大家都有的紧张心情，充满预感地想起了莎士比亚的话：“这么恶劣的天气没有一场暴风雨是不会放晴的。”
施特劳斯的创作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过程。他没有那非凡的魔力，也没有艺术家的“颠狂”，更没有像传记中所描绘的贝多芬和瓦格纳那样的沮丧和绝望。施特劳斯在创作时既实际又冷静；他在作曲的时候，和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一样，和所有技巧高超的艺术家一样，安静又有规律。每天从早上九点起，他坐在桌旁接着昨天作曲结束时的地方继续创作，直到十二点或者午后一点。下午休息时玩纸牌，誊写两三页总谱。他像一般的作曲家一样，用铅笔写初稿，用墨水笔写钢琴总谱。晚上他或许到剧院指挥乐队。他的生活极有规律，所以神经衰弱这类病与他无缘。他的艺术智慧昼夜都一样，都是那么光辉、明晰。当仆人敲门进来，给他拿来指挥乐队穿的燕尾服时，他就放下工作，站起来，乘车去剧院。他指挥乐队时是那么镇定和自信，就像他下午玩纸牌时一样。到了第二天，他的灵感又准确无误地出现在头一天创作结束的地方。因为施特劳斯是按照歌德的话来“指挥”自己的思想灵感的；他认为能力就是艺术，甚至所有的能力都是艺术，像他用诙谐的话所说的：“一个真正的音乐家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他得能够为一张菜单谱曲才算够格。”任何困难不但吓不倒他，而且给这位日益取得成就的大师带来不少乐趣。我今天还高兴地记得，有那么一次，他得意洋洋地对我说：“我给一位女歌唱家出了一个难解的谜语，她要猜出来，必然要费一番脑筋。”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放射着光芒，使人感觉到有股神秘的魔力深深地隐藏在这个奇特的人身上。他的工作方法首先是准时、按部就班、实实在在，就像手工业工人那样。他工作时好像心不在焉，给人一种不信任之感，恰似他的那副面孔一般。他的面庞属于一般的圆形，胖乎乎的，像孩童的面颊，额角微微偏后，乍一看，平淡无奇。可是你仔细看下去，就会看到他那一双蓝眼睛是那么明亮、那么炯炯有神，你立刻就感到，在那张平凡的面孔背后隐藏着一股特别神秘的力量。尤其是那双眼睛，是我在音乐家身上看到的最清澈的一双眼睛，它不仅具有魔力，也显示出深邃的智慧，是一双真正认识到自己使命的人的眼睛。
我在萨尔茨堡只住了几天，便马上去了维也纳。恰恰是二月的头几天，那场暴风雨突然爆发了。民团在林茨袭击了工会的驻地，他们以为这里有军火库，想要夺取军火。工人们以总罢工来回击他们。多尔富斯再次命令，用武力镇压那次纯粹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革命”。所以，正规的国防军用机枪和大炮威逼维也纳的工人区，整整进行了三天艰苦的巷战。这是西班牙内战前欧洲民主和法西斯的最后一次较量。工人们在装备精良的强大军队面前坚持了三天。
像我们第一次会面时一样，每次会面无不使我对他满怀敬慕之情，赞赏这位年迈的大师在创作中充满自信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有一次，我和他单独坐在萨尔茨堡艺术节演出大厅里，观看他的《埃及的海伦》内部彩排。大厅里没有其他人。周围是一片黑暗。他专心地倾听着。我突然看到，他先是轻轻地，后来不耐烦地用手指敲着座椅扶手。他轻声对我说：“不好，很不好！我再也想不起什么来了。”几分钟之后他又说：“我干脆把它删掉吧！哦，上帝啊，太空洞了，太冗长了，太冗长了！”又过了几分钟他又说：“您说，这么办不错吧！”他评判自己的作品是这么客观，这么实事求是，好像他是第一次听到这种音乐似的，好像那音乐不是他而是别人创作的。他这种衡量自己的作法从来没离开过他，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他对自己的评价恰如其分，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有多大的本事，他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不喜欢把自己和别人相比较，不在意自己比别人强多少，还是比别人差多少。他同样不喜欢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的身价。只有创作本身才能使他感兴趣。
那三天我正在维也纳，因而是那次决战的见证人，也是奥地利毁灭自己独立自由的见证人。但是，作为一个诚实的见证人，我会老老实实说，我事先一点没有看到那次革命，而我认为那纯粹是荒唐。要尽可能真实而又清楚地说明当时的真相，必须有挺身而出的勇气来揭穿那些浪漫主义的胡思乱想。我觉得，最能体现现代革命的技术和本质特点的，莫过于那场发生在城市里几个个别地区，因而大多数居民并没看到的革命。所以看起来特别奇怪：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我就在维也纳，可是我丝毫没有看到维也纳发生的那些重要事件，什么也没看到，就连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也一无所知。大炮的轰击，许多房子被侵占，几百具尸体被运走，如此等等，我既没有听到，也没看到。可是在纽约、伦敦、巴黎的报纸读者却清楚地知道事件的真正过程。后来，我多次确凿无疑地发现了那种奇怪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离发生事件的地方只隔着十条街的人，远不如相隔数千公里以外的人知道得清楚。几个月后的一个中午，多尔富斯在维也纳被暗杀，当天下午五点半我就在伦敦街头看到这条消息。我马上给维也纳打电话，使我惊奇的是电话居然很快就接通了；更加使我惊奇的是，在电话里我获悉，在维也纳离外交部只有五条街道的人竟不如伦敦街头的人知道得多，知道得早。我必须以维也纳所经历的那次革命作为例子，从反面加以说明：今天同时代的人要想亲眼看到那些改变世界和改变自己生活的事件是多么不容易啊，如果他不是碰巧在现场的话。当时，我所经历的全过程是：那天晚上，我同歌剧院芭蕾舞女导演玛加蕾特·瓦尔曼在环城大道咖啡馆见面，我是步行去环城大道的，正当我漫不经心地穿过马路时，突然有几个穿旧军服的人端着枪向我走来，问我到哪里去。我告诉他们，我要到那家咖啡馆去，他们才放我过去。我既不知道那些卫兵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街头，也不知道他们具体的任务是什么。实际上，当时在郊外已经打了好几个钟头的枪战，可是在市内的人并不知道。第二天晚上我想回萨尔茨堡，当我回旅馆结账时，旅馆门房对我说，恐怕走不成了，铁路不通车了，工人在罢工；另外，市郊正发生什么事。
我们把歌剧的基本轮廓搞清以后，他又向我提了几点应注意的要点，他让我有绝对的自由，因为一种预先用威尔第歌剧格式化的歌词永远激发不了他的灵感，只有富有诗意的作品才能引起灵感横溢。如果我能构思出节奏多变的歌词，他会非常高兴。他说：“我不像莫扎特那样擅长运用旋律，我一直是从短的主旋律开始的。但是，我知道以后怎样去变奏这个主旋律，自由地装饰这个主旋律，把蕴藏在主旋律中的一切都挖掘出来。我知道，直到今天还没有人效仿我的作法。”我对他的这种坦诚态度再一次感到惊叹不已。说实在的，施特劳斯的作品几乎没有超过几个节拍的旋律；正是这种短旋律加深了音乐的表现力，像《玫瑰骑士》的华尔兹就是如此。主题确定后，他又是怎样用赋格作曲法把它变成绚丽而又完美的音乐啊！
第二天的报纸对有关社会民主党人的一次暴动的报道相当含糊，好像说它已被平息。实际上，那天的战斗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政府决定先用机枪然后用大炮对准工人住宅区。可是我并没有听到大炮响。我想，如果那时整个奥地利被占领，那么，它不是被社会党人、就是被纳粹党人或共产党人所占领。我也许就像慕尼黑人那样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早晨醒来，才从《慕尼黑最新消息》上看到，他们的城市已落入希特勒的手中。当时，市内的一切都像往常一样平静、有条不紊，而郊区的战斗依然非常激烈。我们天真地相信官方的报道，认为一切都已解决，一切都已结束。我去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那里坐着许多大学生，他们在看书、学习，跟往常一样；所有的商店都正常营业，完全没有什么不安的迹象。一直到第三天，一切都过去了，人们才获知零星的真相。铁路交通还没有恢复，第四天早晨我才启程返回萨尔茨堡。在萨尔茨堡的大街上，我遇见几个熟人，他们急切地走来向我打听，维也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我，作为那次革命的“亲历者”，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回答他们：“我不清楚。最好还是买一份外国报纸看看。”
那是我第一次和理查德·施特劳斯合作。在这以前，从施特劳斯的歌剧《埃列克特拉》和《玫瑰骑士》起，他所有歌剧的歌词都是由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写的。我从来没见过理查德·施特劳斯本人。霍夫曼斯塔尔死后，理查德·施特劳斯通过我的出版人跟我说，他很想写一部新歌剧，问我是否愿意为他这部歌剧写歌词。我对这样的请求感到莫大的荣幸。自从马克斯·雷格尔为我早期的诗歌谱曲以来，我一直不断地生活在音乐和音乐家的圈子里。我同布索尼、托斯卡尼尼、布鲁诺·瓦尔特、阿尔班·贝尔格等人结成了亲密的友谊。但我不知道，在我们同时代的音乐家中，还有谁比理查德·施特劳斯更能引起我的兴趣，为他效劳。理查德·施特劳斯是纯日耳曼血统的音乐世家伟大后裔中的最后一位了。这个伟大的世系，从亨德尔、巴赫到贝多芬、勃拉姆斯，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我马上表示同意，并在第一次会面时就向施特劳斯建议，用本·琼森(7)的《沉默的女人》作为这部歌剧的主题。施特劳斯对我这一建议理解得非常清楚、非常迅速。这对我来说确是莫大的惊喜。我从未想到过，他对艺术的理解力竟会这么敏捷，他的戏剧知识竟是那么惊人。我在叙述那部歌剧素材的时候，他就已经把它戏剧化了。更令人惊异的是，他把素材和他的音乐才能结合得天衣无缝。他对自己能发挥所长的地方了如指掌。我一生中见过不少艺术家，可是从来没有一个艺术家像他那样清醒而又客观地对待自己。我们刚开始合作，施特劳斯马上就向我坦承，一个七十高龄的音乐家不再具有音乐灵感的原始魔力。他说，他再也创作不出像《蒂尔·奥伊伦施皮格尔的恶作剧》或《死与净化》那样的交响乐作品，因为恰恰是纯音乐才需要一种最高级的创作活力。不过，歌词还会让他产生灵感。他说，他还能够将已写完的和已经形成的主题用音乐的语言把它表现出来，对他来说，音乐旋律会自然而然地从那些意境和诗歌中缓缓流出。因此，到了晚年，他就专门从事歌剧创作了。他说，他虽然清楚地知道，歌剧这种形式已经过时，而且瓦格纳的创作是伟大的高峰，没有人能超过他，“但是，”他用粗犷的巴伐利亚人的笑声补充道，“我可以绕开他走。”
奇怪的是，事件结束后的第二天，我一生中最重大的抉择突然落在我身上。从维也纳返回萨尔茨堡再到我的家已是下午，家里的桌子上堆满校样和信件，等我把拖欠的工作干完，已到深夜了。翌日早晨，我还在床上躺着，就有人敲门，是我们那位忠实的老仆人，若不是我事先同他有约，他平时是不会来叫醒我的。他一脸的惊慌失措，他说，请我下去一趟，警察先生来了，要同我谈话。我有点吃惊，穿上晨服，走下楼去。楼下站着四名便衣警察。他们通知我，他们是奉命来搜查的，说什么我应该交出所有藏在家里的共和主义者保卫同盟的武器。
在新政权成立的最初几天里，我就被无辜扣上一条暴乱的罪名。当时全德国正在放映一部根据我的中篇小说《灼人的秘密》改编的同名电影。本来没有人对此片表示任何不满。可是在国会纵火案——纳粹党徒嫁祸于共产党的企图破灭——以后，竟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电影院招牌和《灼人的秘密》的广告前聚集着一群人，他们互相挤眉弄眼，哄堂大笑。不一会儿，盖世太保就明白了他们在片名前大笑的原因。当天晚上，警察骑着摩托车在街上巡逻，命令电影院停止上映这部影片。从第二天起，我的《灼人的秘密》就从所有的报纸和一切张贴广告的柱子上消逝得无影无踪。其实，禁止这样一部电影，甚至焚毁我的全部书籍，在当时是相当简单的事。不过，在特殊的情况下，他们对我也无可奈何，因为在关键的时候他们不能同时反对另一个人，此人就是他们极需要用来维护他们在世界上声望的人物，德意志民族最伟大、最著名，当时仍健在的音乐家理查德·施特劳斯。我当时刚刚与他一起完成了一部歌剧。
我今天必须承认，开始的一刹那我几乎惊得不知说什么好。我家里会有共和主义者保卫同盟的武器？实在是太荒唐了！我不属于任何党派，也从不过问政治，我已经有好几个月不在萨尔茨堡了，这岂不是世界上最可笑的事吗？一个军火库居然设在我的家里，怎么没有人看见把枪支弹药向山上运送呢？我没有什么好回答的，只好冰冷冷地说：“请，您搜吧。”那四个警察穿过房间，打开一些箱柜，又敲敲墙壁。从他们搜查时马马虎虎的神情看，我马上就明白了，这种搜查纯粹是一种形式，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在这所房子里存着武器。半小时后，他们宣布搜查完毕，然后便走得无影无踪。
能在德国和卓越的同代人托马斯·曼、亨利希·曼、韦尔弗尔、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及其他一些人——他们的著作远比我的重要——共同承担那种文学创作遭到剥夺的命运，与其说是一种耻辱，倒不如说是一种光荣。不过，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殉道都令我十分反感，所以我很不愿提及那种共同命运。可是，十分奇怪的是，恰恰是我自己使纳粹分子，甚至使希特勒本人处于特别尴尬的境地。在所有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中，唯有我一人引起上峰的争论。我创造的人物形象在贝希特斯加登(6)别墅里的高层人物和最高层人物中间成了最令人恼火的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使我感到很满足。在我一生中又增添了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因为我让那个新时代最强有力的人物阿道夫·希特勒也不时地恼怒。
这场恶作剧在当时为什么使我如此愤慨，恐怕需要从历史上加以说明。因为近几十年来，欧洲和世界上的人几乎已经忘记了，个人的公民权利和自由曾是多么神圣。可是自一九三三年起，搜查、逮捕、查抄财产、逐出家园、流放以及各种形式的贬谪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在我认识的欧洲朋友中，无一人没有经历过这种遭遇。在一九三四年初的奥地利，无故搜查一个公民的住宅，被认为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对像我这样一个完全脱离政治、多年来没有行使过公民权的人进行搜查，必须有特殊的理由。事实上，那是奥地利的典型做法。萨尔茨堡的警察局长出于无奈，不得不对每夜用炸弹和爆炸物扰乱居民的纳粹分子采取严厉措施。而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纳粹党会采用恐怖手段加以反击。当局每天都收到恐吓信，信中说，要是他们“迫害”纳粹分子，必将为此付出代价。从统计资料看，纳粹分子所说的报复的话，一直是百分之百兑现的。那些忠实的奥地利官员，在希特勒进驻的第二天就被关进了集中营。可想而知，搜查我家清楚地表明，那些人对任何人都采取这种所谓的安全措施。我在这个本身并不重要的插曲背后反而发觉，奥地利的局势变得多么严峻，从德国来的压力是多么强大。自从那几个警察到过我家后，我就再也不喜欢我那个家了。一种直觉向我表明，这个插曲只不过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可怕的前奏。当天晚上，我就把最重要的文件捆装成包，决定从此长期在国外生活。我觉得，人世间最重要的是个人的自由，所以那种离别比离开家园和离开祖国的意义更深远。我的家人对那所住宅的眷恋胜过对自己的家乡，我们全家人都热爱那片土地。可是我更渴望自由。我没有跟我的朋友和熟人说明我的打算，两天后径直返回伦敦；到了伦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萨尔茨堡当局，我已决定放弃我的住宅。那是我脱离自己祖国的第一步。不过我知道，自从维也纳发生事变那几天以来，奥地利已经失败——当然我还不能预测，我将因此失去多少。
一个人想在几个星期里把三四十年里形成的对世界的信念彻底改变，谈何容易。我们依然相信法律，相信德国的良知、欧洲的良知、世界的良知会持久永存，野蛮总有限度，它必将在人性面前毁灭。这一切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由于我继续留在这里，为了亲自试一下到底会出现些什么事，所以我必须坦白承认，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这两年我们生活在德国和奥地利的人遇到的每件事都会出现上百次上千次之多，在几个星期前，我们还认为根本不可能。我们这些自由独立的作家对出现的一些困难、烦恼、敌对行动事先是清楚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国会纵火案刚发生不久，我便向我的出版者说，我的书很快会在德国成为过去时。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听到我的话时那惊愕的神情，他说：“谁会禁止您的书呢？”他说这话的时候是一九三三年，所以他还是很惊奇：“您可从来没有写过反对德国的一个字或者干预过政治啊！”我看到的所有难以置信的暴行，诸如焚书和使用残酷的刑具，几个月以后都成了事实。仅在希特勒掌权一个月之后。对此，那些思想深远的人是无法理解的。因为国家社会主义惯用的欺骗伎俩，在时机成熟之前，他们不会暴露自己目标的全部激进性。所以纳粹分子总是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手法：像用药一样，先用一定的剂量，间歇一会儿再用一粒药丸，然后停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力如何，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这个剂量，而由于欧洲的良知总是持“与己无关”的态度，所以药的剂量越加越大，直到把整个欧洲毒死为止。欧洲这样做，是因为暴行在“国界的那边”。这种作法有损于我们的文明，也是我们文明的耻辱。希特勒并没有什么天才之举，但他运用慢慢试探、逐步升级的战术，对付一个首先在道德上、而后在军事上变得越来越弱的欧洲，却是非常成功的。那个早就决定的行动：消灭一切言论自由和一切不唱赞歌的独立书籍，也是运用试探的方法在德国全面展开的。当时在德国并没有颁布公开禁止我们著作的一项法律——那是两年后才颁布的。一开始，他们没有颁布任何禁书的法律，只是采取小心翼翼的试探，看看能走多远。对我们著作的第一次攻击是唆使那些不负正式责任的人，即身为纳粹党徒的大学生们去干的。他们为了贯彻蓄谋已久的全面抵制犹太人的决定，导演了一场“民众愤怒”的丑剧，他们也是用同样的伎俩，暗示大学生们对我们的著作表示公开的“愤慨”。德国的大学生对于能够公开表现他们的反动思想是十分兴奋的。他们在一处又一处的大学里聚众闹事，把我们的书从书店里拿走，带着他们的缴获品，举着旗帜，向一处公共广场走去。在那里，他们按照德国古老的习俗，把书钉在耻辱柱上示众，这种中古时代风行的恶习现在又变成了一种时髦。我今天就有一本曾钉到耻辱柱上的我自己的书，那是一位友好的大学生在执行完任务后抢救出来的，送给我作为纪念。有时，他们把这些书放在大堆的柴薪上，口中念着爱国主义的口号，一把火将书烧成灰烬。很遗憾，那时已不允许他们烧活人。虽然宣传部长戈培尔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不决之后，最终决定焚书，但是这件事始终不敢公开，好像都是大学生干的。但公众却没有从大学生焚书和其他为非作歹的行动中吸取一丁点儿的教训。当时的德国对这些反常行动视而不见，再一次清楚地说明了民众毫无警惕性。尽管书商们受到警告，不准把我们的书放在橱窗里，尽管没有一家报纸敢于登载这些书的广告和评论，但是真正的读者却丝毫没受影响。在尚未设立监狱和集中营的那个时候，我的书虽然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遇到不少刁难和凌辱，但销售量几乎同以前一样多。为了把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德国读者从我们身边强行拉开，非得把那个“保护德意志民族”的规定，即把印刷、出售和传播我们的著作说成是政治犯罪的规定变成法律不可。那时的德国读者还是喜欢读我们的书，而不愿意读那些突然冒出来的带着野蛮血腥味的诗人的作品。他们愿意在我们的创作中忠实地陪伴我们。
(1)洛德·乔治（1863—1945），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家，一九二二年任首相。
不久，国会纵火案发生了，国会消失了，戈林撒出了他的暴徒，霎时间，德国的一切法律化为乌有。当人们知道，集中营就设在和平的环境中，秘密审讯室就设在兵营，无辜的人不经法律的审判和任何手续就被处死，不禁毛骨悚然。有人对自己说，这只能是一次丧失理智的疯狂表现而已，这种事不会在二十世纪继续存在，然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世界人民密切注视并首先拒绝相信这难以置信的事。可是，就在这几天里我看到了第一批逃难的人，他们趁着夜色翻过萨尔茨堡山地或者蹚过边界。他们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惊慌失措地盯着当地的人；一场躲避惨绝人寰迫害的可怕大逃亡已从他们开始了。当我看到这些被驱赶的人群时，我却没有预见到，他们苍白的脸色已预示了我的命运；我们大家都会是那个人暴行的牺牲品。
(2)阿里斯提德·布里昂（1862—1932），法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一九二六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希特勒上台以后，他的真面目才大量表现出来。许多年以来，他向各方许愿，取得各个政党领导的支持；这些党派领导人都以为自己在利用这个无名小卒的神秘力量达到各自的目的。后来，希特勒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中正是采用同样的伎俩：以发誓并以德国人的忠心，先和他想铲除消灭的人结盟。他的上台说明他的这种伎俩已取得了初步胜利。所以他心里明白，用许诺欺骗各方人士已大见成效，在他掌权的那一天，即便在最对立的阵营里也竟然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在荷兰的多伦市君主政体主义者们看来，他是皇帝最可靠的开路先锋；在慕尼黑古老的巴伐利亚维泰尔斯巴赫王族的君主政体主义者们也都感到欢欣鼓舞，他们把他看作“自己人”；德意志国家主义者们希望他为他们把木头劈成小块，以便投入自己的炉子里，所以他们的领袖胡根贝格(5)根据事先的协议为自己在希特勒内阁里弄到一个重要职位。他确信自己站稳了脚跟，可是没过几个星期，那份协议犹在，他却被赶出了内阁。重工业家们感到，由于希特勒的存在，他们就可以从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中解脱出来，他们极希望他能登上权力的宝座，他们多年来暗中用钱把他扶植起来的；而那些日益贫困的小市民也同样舒了一口气，因为希特勒曾在上百次集会中答应他们要“打破利息的桎梏”。小商人想起了要关闭大商店——他们最危险的竞争者——的许诺（这个许诺从未实现过）。特别欢迎希特勒的要算是军界了，因为他用军事眼光看待一切，痛骂和平主义。甚至社会民主党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非常不高兴希特勒青云直上，因为他们希望他扼杀他们的死敌——那些挤在背后的令人讨厌的共产党人。最不相同，甚至是对立的党都把这个对各阶层、各政党、各种倾向的代表作过许诺并发过誓的“无名小卒”当作自己的朋友。甚至德国的犹太人也没感到有什么不安。他们自欺欺人地认为一个“当上部长的雅各宾派”就不再执行雅各宾派的激进政策了。德意志帝国的一个总理理所当然地会阻止反犹太主义煽动者的野蛮行径。再说，这样的一个法律已经固定下来，有国会里大多数议员监督着他，每个公民按照宪法的规定行使自己的自由平等的权利，希特勒怎能胡作非为呢？
(3)指希特勒。
但是，我们并没有注意到这种危险。少数作家还在那里花费精力读希特勒的书，可是他们不分析研究他的纲领，只是十足文人气地从艺术角度分析这本书的得失，嘲讽他那枯燥无味的散文和华而不实的风格。民主主义的大报纸也不去提高读者的警惕性，而是一味安抚读者，说什么依靠重工业和冒险借来的钱来维持那种耗巨资的宣传运动，肯定不可避免地在明天或后天就会彻底破产。可是在外国，他们永远不能理解这样一个基本道理，那就是，在这些年里德国人为什么低估和轻视希特勒的为人和他不断扩大势力的做法：这是因为德国从来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而且在等级观念的基础上还要加上根深蒂固的对“学历”的崇拜。在德国，除了一些将军外，所有的高级职务都是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担当；与此相反，在英国却有一个洛德·乔治(1)，在意大利有个加里波第和墨索里尼，在法国有一个布里昂(2)，他们都是从平民走上国家最高职位的。一个还没有读完市立中学、更谈不上读过大学的人，一个还在成年男子收容所过夜而常年过着不明不白的生活——至今还没有弄清是怎么一回事——的人(3)，竟然也能接近一个冯·施泰因、俾斯麦、比洛亲王(4)曾占有的职位，这对德国人来说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德国的知识分子是最重视学历的，在他们眼里，希特勒只不过是一个啤酒馆里好煽风点火的小丑。这种看法使他们上了大当。他们认为这个人绝不会变成一个非常危险的人，而希特勒在幕后支持者的帮助下，获得了广泛阶层的有力支持。即使他在一九三三年一月的一天当上总理，竟还有一大批人，甚至包括那些推他上台的人，误认为他只是临时占据那个职位，把纳粹夺取政权看作一首临时的插曲。
(4)冯·比洛亲王（1849—1929），德国外交家和政治家，一九〇〇年任帝国首相。
若干年后，希特勒又出现了，是当时对现状不满的浪潮匆匆把他推出来的。通货膨胀、失业、政治危机，还有外国愚蠢的举动，使德国民族人心动荡。各阶层都迫切要求建立秩序，对他们来说，秩序从来就比自由和权力更重要。歌德也曾经说过，没有秩序比不公更令他厌恶。所以，当前谁许诺建立秩序，一下子会有几十万人跟着他走。
(5)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1865—1951），德国工业家、政治家。
不久，我便听到在巴伐利亚州举行的那种地下演习。当大家都熟睡以后，那些青年队员便悄悄溜出房间，集合在一起，进行夜间野外训练。国防军的军官或退役军官训练这支部队；国家或者党的秘密资助人出钱支持。政府当局对这些稀少的夜间演习并不大注意。当局是真睡着了吗？还是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局对这个新运动是袖手旁观呢，还是在暗地里火上浇油？不管怎么说，曾经暗地里支持这个运动的当局，后来也被这个运动所采用的残暴手段和快速行动惊骇得不知所措。一天早上醒来后，当局发现慕尼黑已落入希特勒的手中，所有行政部门都被他们占据，报纸在手枪的逼迫下宣告革命已胜利完成。一筹莫展的共和国只是做梦似的望着鲁登道夫将军，把他看作从云雾中降临的救星，看作能战胜希特勒的首选。希特勒很会掩饰自己，反把他们愚弄了。那次想征服德国的著名啤酒馆暴动是从上午开始的，到了中午就完蛋了（我在这里并不想叙述世界史）。希特勒逃跑了，不久就被捕，那个运动也随之消失。到了一九二三年，卐标记不见了。冲锋队和希特勒的名字几乎被人遗忘了。没有人去想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掌权人物。
(6)德国东南边境小城，希特勒和纳粹首领的别墅所在地。
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越过国界到赖兴哈尔和贝希特斯加登这两个边境小镇去一次，我不止一次看到穿着翻口长筒靴和褐色衬衫的青年学生队伍，队伍一次比一次大。他们每个人的手臂上都戴着颜色鲜明的卐字形袖标，他们举行集会、游行，趾高气扬地唱着歌，高喊着口号穿过大街，把巨幅标语贴在墙上，下方饰以卐字符号。我第一次领悟到，这些突然冒出来的乌合之众背后一定有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在支持他们。当时希特勒只能在巴伐利亚的啤酒馆里发表演说，他一个人绝没有力量把几千名年轻人武装成一支耗费如此浩大的队伍。必定有一个更强的人物在推动这次新“运动”。因为他们的军服都是簇新的，“冲锋队员”从一个城市被派到另一个城市，竟然拥有一个相当大的停车场，停放“冲锋队员”全部簇新的汽车、摩托车和载重车。这与那个穷困时代老兵穿着破旧的制服走来走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另外，显而易见，肯定有军队的领导人对这些年轻人进行过战术上的训练——正是人们当时所说的“准军事”训练——而且肯定是国防部提供了物质条件，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技术训练。希特勒一开始就是德国国防部秘密情报处的密探。不久，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目睹了这种事先经过训练的“战斗行动”。在边境一个小镇上，社会民主党人正以和平的方式进行集会，突然有四辆大卡车急驰而来，车上全是些拿着橡皮棍的年轻纳粹党徒。就像我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看到的那样，这些纳粹党徒闪电般向毫无准备的人群进行突然袭击，他们用的是同一种法西斯的袭击方法，只不过他们更加训练有素了，用德国官方的话来说，他们对细枝末节都作了系统的准备。随着一声哨响，他们迅猛地跳下汽车，拿着橡皮棍向集会的人群冲去，警察还来不及干预，工人们还没能聚集在一起，他们就已重新登上汽车，飞驰而去。使我惊诧不已的是，他们跳下蹦上攀登汽车的准确动作，都是严格按暴徒头目的哨声完成的。看得出来，每个年轻队员事先都训练过，用什么技巧，从汽车的哪个轮子爬上跳下，跳到哪个位置，以避免与他人相撞，不至于给同伙造成危险，他们的肌肉和神经早已为此有所准备。这绝非只靠人的机灵就能办到的。他们手的动作，肯定早已在营房或在练兵场练了几十次或者上百次了。一眼就能看出，从一开始，训练这支部队就是为了袭击、暴力和恐怖活动。
(7)本·琼森（1571—1637），英国戏剧家，代表作有讽刺喜剧《福尔蓬奈》等。
当时，希特勒这个名字我听后是空洞的，没有分量的，对我是没有作用的。我认为，在当时混乱的德国出现的那些煽动分子和暴乱分子的名字，不用多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比如说，带领波罗的海部队的上校艾哈特的名字，卡普将军的名字，政治谋杀者的名字，巴伐利亚共产主义者的名字，莱茵地区分裂主义者的名字，志愿军头目的名字，这几百个名字，就像发了酵的泥塘里泛起的气泡，既不会爆炸，也不会留下什么，只能发出一股恶臭，把德国身上尚未愈合的伤口里的腐烂过程清楚地显示出来而已。有一次，我偶然看一份《米斯巴赫报》，是新纳粹运动经办的（这份报纸后来发展成《人民观察报》）。米斯巴赫只不过是个小村庄的名字，这份报也办得粗俗下流，谁会关心它呢？
(8)威廉·富尔特温格勒（1886—1945），德国著名指挥家。
在那些决定时代命运的巨大运动开始之时，恰恰是历史本身阻碍了同时代人对它们的认识，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名字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这个名字我们已经知道多年。现在，我们几乎每天，甚至每秒钟都联想起或提到这个名字。这个人给世界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不管怎么说，那肯定是相当早的事了，因为萨尔茨堡离慕尼黑只有两个半小时的火车路程，可以说是慕尼黑的邻居，只要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很快就会传到萨尔茨堡来。我只记得有那么一天，可我记不准是哪一天啦，一位熟人从慕尼黑来，悲叹地说，那里又闹起来了，特别是那里有个叫希特勒的家伙煽风点火，他用野蛮的大打出手的伎俩捣毁群众大会的会场，用最下流的方式煽动人们反对共和国，反对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