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今天人们很不愿意回忆那一次会谈，在那次会谈中，张伯伦和达拉第有气无力地靠在墙边，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面前拱手投降。但是，我在这里希望忠于事实的真相，我一定要说，每一个在伦敦经历过那两三天的人，都说那次会谈好极了。只是到了一九三八年九月的最后几天，局势才变得令人绝望。张伯伦刚刚第二次从希特勒那里飞回来，几天以后人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张伯伦到德国去，是为了在戈德斯贝格毫无保留地同意以前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向他提出的要求。可是，几个星期前还能使希特勒感到满足的条件，现在已填不满他那歇斯底里的欲望了。绥靖政策和“争取再争取”的政策可悲地失败了。英国的轻信思想一夜之间化为泡影。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整个欧洲只有这样选择：要么在希特勒的淫威面前屈服，要么拿起武器同他对抗。看来，英国是下定了决心，人们对备战不再保持沉默，而是公开示威。工人突然出现了，他们在伦敦的公园里，在海德公园、摄政王公园，特别是在德国大使馆对面筑起了防空洞，以防备轰炸。舰队也作了战时动员，总参谋部的军官经常在伦敦和巴黎之间飞来飞去，为了共同制定防务措施。开往美国去的船只挤满了外国人，他们想及时到达安全地带。自一九一四年以来，这是英国人第一次觉醒。人们走起路来显得更加严肃和沉重。大家望着房屋和繁华的街道，心里暗自盘算：炸弹会不会明天就落在它们上面？人们在屋里围着收音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收听晚间新闻。笼罩着全英国的可怕的紧张气氛深深印在每个人的心田里，虽然看不见，却能感觉到。
但是，并非只有我一人有这样的不安全感。动乱不安开始渐渐遍及全欧洲。从希特勒占领奥地利的那天起，政治局势始终晦暗不明。在英国，那些曾经悄悄地为希特勒开路，希望能以此换来国家和平的人，现在变得更加慎重了。自一九三八年以来，在伦敦、巴黎、罗马、布鲁塞尔，在所有的城市和农村都不再有什么议论，因为不管议论的话题有多么天南地北，最终必然归结到那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上，即是否可以以及怎样才能避免或至少推迟战争。当我今天回顾战争的恐惧在欧洲不断上升的那几个月，我记得，其中有两三天的时间，人们重又充满信心。在这两三天里，人们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有这样的感觉：阴云总会消散，人们又会像往常那样和平地、自由地生活。奇怪的是，正是那两三天在今天被认为是当代史上最耻辱的日子，那就是张伯伦同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谈的日子。
接着召开了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国会会议，张伯伦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他要再次努力，试图和希特勒达成协议，并且再次，也就是第三次向希特勒建议，为了拯救岌岌可危的和平，他愿意到德国任何地方去会见希特勒。但他的建议还没有得到答复。国会会议进行期间，回电来了，电报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意在慕尼黑举行会议。这个消息传到国会会场，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英国国会失去了控制，议员们跳起来，喊叫着，拍着手，大厅里欢笑声此起彼伏。多少年来，在这座庄严的大厅里第一次爆发出如此欢乐的情绪。从人的感情上讲，那是一出精彩的戏，拯救和平的纯真热情战胜了英国人老成持重的一贯作风。但从政治上看，这种乐观情绪的爆发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因为国会及国家通过这次热情的欢呼，暴露出它们对战争的深恶痛绝，为了和平，它们非常愿意作出一切牺牲、放弃自己的利益乃至放弃自己的威信。张伯伦就是这种人，他到慕尼黑不是去争取和平而是去乞求和平。在当时还没有人预料到，这将是一次投降。所有的人，我不否认，也包括我自己，都认为张伯伦去慕尼黑是为了谈判。大家都在焦急等待的那三天到来了，在那三天里，整个世界仿佛都停止了呼吸。在公园里，人们挖壕沟，兵工厂忙个不停，有的地方架起了防卫大炮，防毒面具也分发到个人，疏散伦敦孩子的计划已经制订，还做了很秘密的准备，有的人不理解这种准备，但每个人都知道这些准备是针对谁的。早晨过去了，中午、晚上过去了，深夜过去了，人们等待着报纸，听着收音机发出的消息。一九一四年七月又在那一刹那出现了，人们忧心忡忡地、精神恍惚地等待着会谈是成功还是失败。
也许我早就放纵惯了，我的敏感是由于近几年来世界的巨大变化刺激而生成的。不管是哪种形式的流亡，都不可避免地破坏人的生活本身的平衡。如果人失去了立足之地——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有切实的体会——就没有了主心骨，就觉得更没有把握，连自己都不信任了。我毫不迟疑地承认，自从我必须依靠外国人身份证或护照生活在异国的那天起，我就觉得主体的我与客体的我是分离的。和原来的我、真正的我相一致的一点天性永远地被破坏了。现在的我比原来的我更加谨小慎微了。我——早先是一名世界主义者——今天时常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我在外国能够呼吸到的空气也是我的福分似的。我心里自然明白，这种想法是极荒谬的，可是什么时候理智才能战胜感情呢！我几乎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来陶冶我的心，让我的心作为一颗“世界公民”的心而跳动，但是没有成功。在我失去护照的那一天，我已经五十八岁了，这时我才真正发现，一个人随着祖国的灭亡所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国土大得多。
不久，消息突然传来了，它像一阵飓风把压在人们胸口上的乌云吹得无影无踪，人的心里亮堂了，情绪轻松多了。张伯伦、达拉第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完全取得了一致，而且，张伯伦成功地同希特勒达成了一项协议，那项协议隐瞒了今后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可能产生的一切冲突的办法。看起来，好像是一位本身并不显赫的、平淡无奇的政治家，凭着自己的坚韧不拔的和平意志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这最初的日子里，激动的人们都感激他。人们在收音机里首先听到的是题为“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的那则报道，它向我们这些经过考验的一代人宣告：我们可以再次在和平中生活，可以再一次无忧无虑地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出力。可是今天，没有一个人说真话，企图否认我们当年怎样被那漂亮的言辞所迷惑。谁能相信一个吃败仗的人竟会凯旋式地荣归？倘若伦敦的广大群众知道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的那天早上的具体时间，一定会有几十万人到克罗伊顿机场迎接他，向他祝贺，向他欢呼；正如当时我们所有人相信的那样，是他拯救了欧洲的和平和英国的荣誉。报纸出版了，上面的照片表现了张伯伦神气十足地大笑着站在机舱口，手里挥动那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向大家宣告了“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张伯伦把这份文件当作送给他的人民的一件珍贵礼物。张伯伦的面容平时非常呆板，带着一种类似痛苦的表情，显得有点神经质。当晚电影院已放映了机场的场面，看电影的观众从座位上站起来，欢呼，喊叫。他们相信，世界将会出现新的和睦局面，怀着欣喜若狂的情感，几乎要互相拥抱起来。对当时在伦敦、在英国的每个人来说，那是空前绝后、震撼人心的一天。
看来都是些小事。一开始我也觉得这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这些毫无意义的“琐事”使我们这一代人毫无意义地浪费了不可挽回的宝贵时间。如果我今天算总账，我在那些年里不知填写了多少表格，每次旅行时不知写了多少声明、赋税证明、外汇证明、过境和居留许可证明，还有申报和注销手续。我在领事馆和官署的前厅里不知站了多少小时，坐在不知多少官员面前，他们有的和善、有的不友好、有的无聊、有的过于热情。我在边境检查中不知经历过多少次搜查和盘问。后来我才感觉到，人的尊严在这个世纪里丢失了多少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曾迷信地梦想过，我们这个世纪能成为自由的世纪，成为世界主义即将到来的时代。那些非生产性的、同时也是侮辱人格的陋习浪费了我们多少生产、多少创作、多少思想呵！因为，我们每个人在这几年里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官方的这些规定，而不是去研究文学艺术。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或者一个陌生的国家，不再像过去那样首先去博物馆、风景区等，而要先去领事馆或警察局领取居住许可证。过去，我们大家坐在一起，常常是谈论波德莱尔的诗或者热烈地讨论文艺问题，而现在，谈论的却是被盘问的情况、许可证的情况，打听是要申请长期签证还是旅游签证。结识一个领事馆的小小女官员会节省不少时间，同她搞好关系甚至比和托斯卡尼尼或者罗曼·罗兰这样的人的友谊更重要。凭着天性我一直感觉到，人是客体而不是主体，所以没有什么权利，一切都是官方赐予的。生活在现在的人们不停地受盘问、登记、编号、检查、盖章，没完没了。就是今天，我，作为一个出生在自由时代、不接受教训的人，作为一个梦想的世界共和国的公民，我一直觉得护照上加盖的图章犹如犯人脸上的烙印；每次盘问、每次检查犹如一种侮辱。我知道这是些小事，一直是些小事，那是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比货币价值跌落得更快的时代里的小事。但是，只有当人们抓住这些小事的特点，以后时代的人才能把正常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失常的状态完整地记录下来，而那种精神失常的状态却深深地影响着两次大战之间的我们这个世界。
我喜欢在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到大街上转悠，以便更强烈、更形象地去感受那种气氛，去真正呼吸那个时代的空气。工人们停止了在公园里挖防空洞的工作，他们围成圈高兴地在聊天，因为有了“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那些防空洞已成了多余的东西。我听到两个小伙子用流利的伦敦话开玩笑说，希望把那些防空洞改成地下厕所，以弥补伦敦公共厕所的不足。每个人都高兴地跟着大家笑。所有人都像雨后的花草，显得精神饱满、生机勃勃。他们走起路来腰板更直了，肩膀更轻松了；平时显得冷淡的英国人的眼睛，这会儿也闪烁着愉快的光芒。当人们知道那些房子不会遭到轰炸，那些房子好像显得更漂亮了。公共汽车装饰得更好看了，阳光似乎更加灿烂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由于那些迷人的字眼显得更加美好、更加丰富多彩了。我自己也感觉到异常的兴奋。我不知疲倦地走下去，越走越快，越走越轻松。一股新的信心浪潮有力地、欢快地推着我向前去。突然，有一个人从皮克第利街拐角那边向我急促走来。他是一位英国政府官员。我们只是互相认识，他是一个感情不易冲动、非常内向的人。一般情况下，我们见了面只是礼貌地相互打打招呼，他从来不喜欢和我攀谈。可是现在他一直向我走来，眼里闪烁着光芒。他说：“您觉得张伯伦怎么样？没有人相信他，可是他做到了。他没有让步，他挽救了和平。”他神采飞扬。
事实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使人感到世界意识大倒退的，可能莫过于限制人的行动自由和减少人的自由权利。一九一四年以前，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同意不同意，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当我今天同年轻人讲述我一九一四年以前去印度、美国旅行那些事情时，我总是高兴地看着他们一再流露出惊奇的神情，那个时候不用护照，或者根本没有护照这回事。人们上下车，不用问人，也没有人问；今天要填一百多张表格，那时一张也不用填。那时候没有许可证，也没有签证，更谈不上刁难；那些国境线不过是象征性的边界而已，人们可以像越过格林威治子午线一样畅通无阻地越过那些边界。而今天，由于彼此之间那种病态的不信任，海关官员、警察、宪兵队已经把边界变成了一道铁丝网。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民族主义作祟，世界才变得失常，而且，第一个看得见的现象，也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瘟疫，就是对外国人的仇视：仇视异族人，至少害怕异族人。到处都在抵制外国人，驱逐外国人。早先对付罪犯的一切侮辱手段，现在都用在每一个旅行前或正在旅行的旅客身上了。那些旅客一定要交出左侧、右侧和正面的照片，头发要剪短露出耳朵，还要留下指纹，过去只要求拇指指纹，现在则要十个指头的指纹；此外还要出示各种证明，健康证明，防疫证明，警察局证明，推荐信；还必须出示邀请函和亲属的地址；也必须有品行鉴定和经济担保书；还要填写、签署一式三四份的表格，如果那一大堆表格中缺少了哪怕一张，那么你也就丢失了自己。
他们大家都是那种感觉；我在那一天也是那种感觉。第二天仍是幸福的一天，报纸还是一片欢呼，交易所里行情猛涨。多少年来，从德国第一次传来友好的声音，在法国有人提议给张伯伦竖立纪念碑。唉，可惜那只是火焰最终熄灭以前的最后的闪烁。在以后的几天里，各种令人不安的细节透露出来了：向希特勒的投降是多么彻底呵，多么卑鄙地出卖了自己曾郑重答应援助和支持的捷克斯洛伐克。过了一个星期，真相大白了。投降已不能满足希特勒的欲望了。条约上签字的墨迹还未干，希特勒就违反了所有条款。戈培尔肆无忌惮地公开吹嘘，他在慕尼黑会议上把英国逼得走投无路。伟大的希望之光破灭了，它虽然只照亮了一两天的时间，却温暖过我们的心。我不能也不想忘掉那几天。
奥地利的局势突变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变化。起初我认为奥地利的变化是无关紧要的，仅仅是形式上换了一个政府，可是我的旧奥地利护照失效了，我不得不向英国当局申请一张白卡，即一张无国籍者的身份证。过去我常常在世界主义的美梦里为自己私下描绘这样的情景：没有国家、不用为某个国家承担责任，就这样让所有的人没有区别地生活在一起，该是多么美好，又多么符合我自己内心的情感啊！可是，我又不得不再次确认：我们的幻想是多么有限，恰恰是那些最重要的感受，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才能明白。十年前，我在巴黎遇到过梅列日科夫斯基，他抱怨地对我说，他的书在俄国遭到禁止，当时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所以不痛不痒地安慰了他几句；面对当前国际上流行的通病，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可是，当我的书在德国消失时，我才清清楚楚地理解了他的抱怨。因为我写的书只能通过翻译，以合乎译文的习惯和改变了的媒介形式才能出版，所以我在英国的地位不如在其他国家里高。因此，我在这段时间里——当时，我在前厅申请人坐的长凳上等了一阵之后，才被允许进入英国官员的房间——才懂得，把自己的护照变成一张外国的身份证意味着什么。因为过去我有权要求得到奥地利的护照，每一个奥地利领事馆的官员或者警察局的官员都有义务立即给我这个享有一切公民权的人签发护照。可是现在，我要得到那张英国的外国人身份证，就必须提出申请。这是一种经申请得来的照顾，而且这种照顾随时都可能被收回。一夜之间我又降了一级。昨天还是一位外国客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位有身份的绅士，我在那里支付外汇并且纳税，现在我却变成了一名流亡者。我被降至那类少数人中间，虽然他们还不属于不名誉的一类人。从此之后，我每到一个国家，那张白色身份证上的签证都得由本人提出特别申请。因为所有国家都对我这个身份归属不清、没有法律保护、无国籍的人表示不信任，我们这类人同其他人不一样，如果我们在某个国家变得令人讨厌或逗留时间太长，必要时，他们就会驱逐我们或把我们遣返回自己的国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几年前一个流亡的俄国人同我说的话：“早先，人只有一个躯体和一个灵魂，今天还得外加一个护照，不然人们不会把他当人看待。”
从我们真正知道慕尼黑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起，我在英国反而看不到几个英国人，这是荒谬的。当然责任在我，因为我回避他们，或者更确切地说，避免和他们交谈，虽然我比以往更敬佩他们。他们对成群结队而来的难民表现得慷慨大方，他们有高贵的同情心和乐于助人的精神。但在他们和德意志人之间，在这一方和那一方之间，内心产生了隔阂：我们已经遭遇到的事情，他们还没有遭遇到。我们了解已经发生了什么，还会发生什么；而他们却不愿去弄清——有一部分人是违心的——他们不顾一切现实，坚持自己的幻想：说出的话就是算数的，条约就是条约，只要理智地和希特勒谈判，只要凭着人性同他谈判，是能够同他谈下去的。数世纪以来，英国的领导人物由于民主传统，他们所干的工作都是正义的，站得住脚的。他们不可能承认或者不愿承认，一种欺世盗名、无视道德的新伎俩正在他们身边形成。那个新德国觉得哪些准则、条约妨碍他们，在与各国打交道时就会随意践踏。英国人对一切冒险行为视而不见，反而自认为清醒和高瞻远瞩，那个狂人那么快、那么容易达到了那么多的目的，竟还要铤而走险，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始终相信和希望，那个狂人首先会针对别的国家——最好针对俄国！然后在这段时间里，再与他达成某些谅解。可是我们反而知道，最可怕的事必将发生。我们每个人都在照片上看到被打死的朋友，还有被拷打的同伴，这使我的眼光深沉严厉，更加敏锐无情。我们这些被歧视、被驱逐、被剥夺了权利的人知道，抢掠财物剥夺权利，不论采取何种借口都不显得过分或者虚伪。所以，我们这些经过磨难和正准备经受磨难的人——我们这些流亡者——说的话与英国人说的就不一样。如果我说，除了极少数的英国人之外，在当时的英国，我们这些人是唯一认识到全部危险和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的人，这绝不是夸大其辞。正像当初在奥地利那样，我在英国依然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和痛苦的敏锐目光，极清楚地预见到不可避免的危险，只不过我在这里成了一个外国人，作为一个被收留的客人，不能再向他们提出警告罢了。
幸运的是，我的母亲再也不会受到那些野蛮行为的侮辱了。在维也纳被占领几个月后，她就去世了。我今天不能不把一件跟她的去世有联系的小事写出来，我觉得，正是这些小事对说明一个正在到来的时代至关重要，类似的事在今后的时代再也不会发生。一天早晨，八十四岁的老太太突然失去知觉，请来的医生很快就说，她可能活不过那天晚上，医生还雇来一个女看护——一个大约四十岁的女人——守护在老太太临终的床边。我母亲仅有的两个儿子——我和我的哥哥——正巧都不在她身边，当然无法赶回来，因为即使我回到临终母亲的床边，对德国新文化的维护者来说也是一种罪行。于是我的一位堂兄决定在老太太屋里过夜，这样，在她断气的时候，还有个家人在场。我的那个堂兄当时已六十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事实上，一年之后他也死了。当他正准备在隔壁搭床过夜时，女看护出现了——我今天写这件事，对她是相当不光彩的——她解释说，很遗憾，按照纳粹的新法律，她是不能在要死的人身旁过夜的。她说，我的堂兄是犹太人，她作为一个不到五十岁的女人，即使在一位将死的老太太身边，也不可能和我堂兄在同一住所里过夜。按照这位挑剔者的心愿，一个犹太人首先应该考虑到的是：不要给她带来种族上的耻辱。她又说，她当然对这种规定也感到非常苦恼，可是她又必须遵守这些法律。于是，为了能让女看护守在我临终的母亲身旁，我堂兄被迫离开了这个住所。现在人们也许会理解：我为什么庆幸我母亲没有继续活下去。
所以，当我们的嘴唇预先尝到未来的苦涩的时候，我们这些被命运打上犯人烙印的人也只不过在自己人中间说说罢了。我们为这个亲切收留我们的国家而忧虑，我们的内心是多么痛苦啊！不过，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能与一位德高望重的思想大师一起谈话，也是一件极为欣慰的事，会给我带来无限的安慰和精神的鼓舞。在灾难到来前的最后几个月里，我有幸和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度过了美好的数小时，使我终生难忘。几个月以来，我一直想到这位八十三岁、多病的弗洛伊德还留在希特勒占领下的维也纳。后来，他最忠诚的学生、智慧超群的玛丽·波拿巴公主成功地将这位住在被奴役的维也纳里最重要的人物救了出来，并送到伦敦。那是我一生中非常幸福的一天：我在报上看到，他已踏上岛国。我原本以为我永远失去了这位最尊敬的朋友，如今，我却又看到他从冥府归来。
那些日子里，每天都有来自祖国的呼救声，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我知道，每天都有我最亲近的朋友被非法拖走、被拷打、被侮辱；我为每一个我所爱的人担惊受怕，却又无能为力。今天，我并不羞于说，当我老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当时我们把老母亲留在维也纳——我并不感到吃惊，也不感到悲痛——这个时代把我们的心变得如此麻木、如此反常——而是相反，我感到一种宽慰，因为我知道，她再也不必遭受各种痛苦和危险了。她已八十四岁了，双耳几乎全聋了，她就住在我们家的老宅里。根据新的雅利安人法律，她可以暂时不被驱逐。我曾经想，再过些时候，用什么办法把她接到国外。可是不久，在维也纳发布的第一批法令中就有一条规定击中了她。她已八十四岁，体力不支，只能每天出去走一走，走上五分钟或十分钟之后，总习惯在环形大道旁或者公园的椅子上坐坐歇歇。希特勒在这座城市里刚当了八天的新主人，就下发了残酷的禁令：不准犹太人坐在长椅上。这是专为折磨人的肉体想出来的禁令中的一条。如果说，抢劫犹太人的财产总还有他们的一点逻辑，也可理解，因为他们可以把从工厂、私人住宅、别墅里抢来的东西奖赏给自己的部下，将空缺职位赐给自己人。戈林的私人画廊之所以富丽堂皇，要归功于那种大规模的抢劫。可是不让一位老妇人或者一位精疲力竭的老先生坐在长椅上喘一口气，居然发生在二十世纪里，也只有那个家伙才能干得出来；而千百万人却把这个家伙尊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是一位伟大的、严谨的学者，在我们那个时代，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深化和扩大过有关精神的知识。我是在维也纳认识他的，他在那里被看作一个固执己见、一板一眼、十分怪僻的人而受到敌视。他狂热地追求真理，但同时又清楚地认识到任何真理都有局限性——他曾经对我说过：“很少有百分之百的真理，就像没有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样！”他曾离开大学和它那学院式的谨小慎微的研究工作，毫不动摇地冲向至今无人涉足、始终胆怯地回避的人世间最秘密的性冲动世界，即当时被庄严宣布为“禁区”的领域。自由世界无意中觉察到，这位乐观的、毫不畏惧的学者以他的潜意识学说无情地破坏了它所谓通过“理智”和“进步”来逐渐控制性冲动的理论。这位学者无情地揭开了伪善者的面纱，使自由世界回避难堪的问题的办法岌岌可危。可是，不仅仅是大学，也不仅仅是老派的神经病医生行会——那些医生联合起来，一致反对这位令人讨厌的“离经叛道者”，在这位善于揭开伪善者面纱的人面前感到无比恐惧的，还有整个世界——整个旧世界、旧思想、伦理的“常规”——以及整个时代。医生们开始慢慢地集体抵制他，使他失去了自己的诊所，可是他的理论和他提出来的那些最大胆的试验，那些医生在学术上驳不倒，他们只有采取维也纳的方式：用讽刺、挖苦，或者使之变成庸俗的笑料，来扼杀他关于梦的理论。只有少数他的忠实信徒每星期都聚在这位孤独者的周围，举行讨论晚会。精神分析说这门新学科就是在这些讨论晚会上逐步形成的。早在弗洛伊德为写他的奠基性著作而在广阔思想变革的领域搜集材料之前，这位杰出人物在道德上毫不动摇的坚强态度已经赢得了我对他的敬佩。他毕竟是一位科学家，年轻人都梦想以他为榜样。在他还没有最后证实和绝对有把握之前，他对论断总是小心谨慎，从不提早透露出去。但是，一旦他的假设得到证实，就是全世界都不接受这个理论，他也要为之奋斗。他个人非常谦虚，但是为自己学说的每一信条而战斗时，却是十分执着。他捍卫自己认知的内在真理，始终不渝。人们恐怕想不出比他在思想上更无畏的人物。弗洛伊德随时都敢说出自己的想法，即使他知道，这样清楚、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会使人感到不安和不快。他从未想过用最小的——哪怕只是形式上的——让步来改变自己孤立的处境。我今天可以断言，如果弗洛伊德谨慎地把他的理论粉饰一下，把“性欲”写成“情爱”、把“欲念”说成“追求的渴望”，还有，不要总是直截了当地说明那些最终结论，而是用婉转的象征手法写出来，他就不会受到学院派的任何抵制，反而能把他所发现的理论的五分之四发表出来。可是，凡是涉及他的理论和学说的地方，他从不迁就。外界的抵制越强烈，他的决心就越大。如果我为道德勇气——世界上唯一不要求别人牺牲的英雄主义——这一概念寻找一个象征性的人物，我始终认定有一双安详、深邃的眼睛，具有男性清秀容貌的弗洛伊德。
我觉得，当希特勒要实现自己仇恨的梦想，将作为凯旋的统帅占领这座曾经遗弃过他——一个穷苦潦倒、一事无成的年轻人——的城市维也纳的时候，我就预见到了一切可能发生的可怕的事情。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爆发了惨无人道的事件，那一天，奥地利以及全欧洲都成了赤裸裸的暴力的战利品！但是，我对这种惨无人道的想象，与事实相比显得多么保守、多么懦弱又是多么可怜呵！现在，假面具已经完全撕下来了。由于其他国家公开表现出畏惧的情绪，不敢理直气壮地对付侵略者，所以残暴势力不再顾忌任何道德约束了，也不再需要——英国、法国乃至世界还算个什么？——利用从政治上消灭马克思主义这个虚伪的借口。现在不仅是掳掠抢夺，而且每个人都在恣意放纵自己的复仇私欲。大学教授被迫用赤裸的双手去擦洗马路；虔诚的白胡子犹太人被拖进寺庙，狂吼乱叫的年轻人逼着他们跪下齐声高呼“希特勒万岁”。这些年轻人像抓兔子一样把无辜的人抓在一起，押他们到冲锋队的营房去打扫厕所。病态的、卑劣的仇恨狂人过去只能在黑夜里妄想一切，如今却在光天化日之下发泄出来了。他们闯进居民的住宅，从吓得发抖的妇女耳朵上抢走珠宝首饰——类似这样的洗劫在中世纪野蛮时期也曾发生过；不过那种折磨别人的无耻私欲、对心灵的摧残，以及花样翻新的侮辱都是过去不曾有过的。所有的罪行已不是由个别人，而是由千千万万遭到折磨的人记录下来的。在一个平静的环境里——不是我们这个道德沦丧的时代——阅读这些记录报告使人心惊肉跳，一个空前绝后的仇恨狂人在二十世纪这座文化名城里犯下了滔天大罪。因为那是希特勒在他的军事和政治的胜利中最最可怕的一次胜利，这样一个人居然成功地运用不断升级的策略，砸碎每一条法律。在那种“新秩序”面前，杀一个人不需要法庭审判，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则会使世人咋舌；拷刑在二十世纪是不堪想象的。当时，人们把没收财产明明白白地称为抢掠。可是现在，在一个又一个圣巴托洛缪之夜(1)之后，在冲锋队员的营房里和铁丝网的后面，每天都把人打得死去活来，还谈什么正义呢？还谈什么人世间的痛苦呢？一九三八年，在奥地利被占领以后，惨无人道、无法无天的野蛮粗暴的罪行在我们的世界已遍地开花了，这是数百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要是这座不幸的城市维也纳在以前发生了这样的事，就足以遭到国际的唾弃，可是到了一九三八年，世界的良知在忘却和原谅这些暴行之前，就已经沉默，或者至多嘟囔几句。
他给他的祖国增添的荣誉是世界性的和超越时代的，可是现在，他却从祖国逃到了伦敦，按照他的年龄，他早已是一个年迈、身患重病的人了。但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不是一个卑躬屈膝的人。我曾暗自担心，他在维也纳一定经历了所有的苦难，现在见到他，想必他会义愤填膺或者心神不宁。可是我发现，他比以前更开朗，甚至精神更饱满。他领着我到伦敦郊区一栋住宅的花园里。“我住的地方更漂亮了吧？”他问我，曾经非常严肃的嘴角露出轻松的微笑。他把自己喜爱的那些埃及小雕像拿给我看，那是玛丽·波拿巴帮他抢救出来的。“我不是又待在家里了吗？”写字台上放着他的手稿的大张对开纸，他已八十三岁高龄，每天仍用清晰的圆形字体写作，他那股精神劲头，跟他风华正茂时不相上下。他坚强的意志战胜了一切，战胜了病魔、年迈和流亡。在他漫长的战斗岁月里，从未外露的善良本性现在第一次从他的身上迸发出来。只是年龄使他更温和，坎坷的磨练使他更加宽容。我现在发现，他有时候做出温顺的姿态，这是我以前在这个善于克制的人身上从未见到过的。现在，他把一只胳膊搭在一个人的肩上，眼睛从镜片后面热情地望着你。这些年来，我和弗洛伊德的每次谈话，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精神享受。我既学到不少东西，同时我也对他钦佩不已，我觉得自己能够理解这位毫无成见的人所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种坦率的自白能使他吃惊，没有一种论断能使他激动。对他来说，教育别人清楚地看待事物并以清楚的感觉分析问题，已是他生活中的本能愿望。但是，使我最感激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令人心情沉重的一年——进行的那次无可代替的长时间谈话。当我踏进他房间的一刹那，外面世界的疯狂仿佛消失了；最残酷的事也抽象化了；最混乱的思想马上澄清了；眼前的急事愿意服从全局的指挥了。我第一次体会到，他是一位超脱自己的真正的智者。他不再把痛苦和死亡看作自己的私事，而是把它们看作超越个人的观察和研究的对象：他的死和他的生命一样，是一种道德上的伟大业绩。当时弗洛伊德已在重病之中，病魔很快就会从我们这里把他夺走。他戴着一口假牙，说话很困难，他每吐一个字都要费很大劲，所以听者也很费力。但是他不让朋友一句话不说就走。他对自己钢铁般的意志特别重视，他让朋友们看到：和他身体的小小痛苦相比，他的意志更为坚强。他的嘴巴由于病痛而扭曲了，他在写字台上一直工作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即使他由于病痛睡不着觉——他平时一直睡得深沉、安稳，这是他八十年来力量的保证——他也绝不服用安眠药或注射麻醉剂。他不愿用这种方法来抑制自己蓬勃的精神，哪怕只有一小时。他宁愿清醒地被病痛折磨，宁愿在病痛中思考，也不愿被麻木。他要当精神上的英雄，直到最后时刻。这场痛苦的战斗持续得越久，就越可怕，越说明他了不起。死神一次又一次地把它的阴影越来越清楚地投在他的脸上，死神使他的面颊枯瘪干瘦，使他的太阳穴从鬓角上突出来，死神扭歪了他的嘴巴，使他的嘴唇无法说话，可是死神对他的眼睛却无能为力。那是一座破坏不了的灯塔，这位英雄的精神巨人就是从这里观察世界的。眼睛和思想直到他最后的时刻依然是那么明亮和清醒。在最后几次探望时，有一次，我是带着萨尔瓦多·达利一起去的，我认为他是我们新一代中最有才能的画家，他对弗洛伊德也无限崇敬。我和弗洛伊德谈话时，他就在一旁速写。我从不敢把达利的速写拿给弗洛伊德看，因为他已经把弗洛伊德身上的死神画了下来。
不过，我如果说，当我在维也纳的最后两天望着我在那里出生的城市每条熟悉的街道、每座教堂、每座花园和每个古老的角落时，我总有怀着一种“永不会再有”的绝望的感觉。人们以后不会再把我的话当作故弄玄虚，而认为完全是真话。我拥抱我母亲时，也怀着这种暗藏的“这是最后一次了”的感觉。我对这座城市的一切，对这个国家的一切都怀着“永别”的情感。这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诀别。列车途中经过萨尔茨堡，那里有我生活了二十年的住宅；但是，火车进了站，我却没有下车，虽然从车窗里能够看到山丘上我家的房子，回忆那些消逝的岁月，可我并没有下车去看，看了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永远不能再住进那座房子了。在列车越过边界的那一刻，我就像《圣经》里的老祖公罗得一样，知道身后的一切都是尘土和灰烬，一切都凝结成像盐一般苦涩的历史。
这场最强烈的意志斗争，即我们时代最敏锐的思想家同死神的搏斗，变得越来越残酷；直到他自己清楚地认识到——“清楚”对他来说是思想的最高境界——他已不能再写作，不能再工作了，他才像一位罗马英雄似的，要求医生结束他的痛苦。那是一个伟大生命的壮丽结束；在这个凶杀成性的时代，在所有的死亡之中，他的死是最值得纪念的。当我们这些朋友将他的灵柩埋进英国的土地时，我们知道，我们把祖国的精华奉献给了那片土地。
我的朋友们对我如此迅速突然地回到维也纳感到十分奇怪。当我说出我的忧虑时，他们嘲笑我是庸人自扰，讥讽我是那位先知耶利米。他们问我，是否知道奥地利人现在百分之百地支持舒施尼克？他们喋喋不休地赞扬“爱国阵线”组织的盛大游行；我在萨尔茨堡看到过这种游行，绝大多数示威者在外衣领上别着一个统一的徽章，凭徽章彼此照应，避免发生危险。同时，为了谨慎起见，他们早已在慕尼黑纳粹党那里登了记——我学过的历史和自己写的历史够多了，我知道得太清楚了：大批群众总是突然倒向势力大的一边。我同时也知道，他们今天高呼“舒施尼克万岁”，明天他们就会用同样的劲头高呼“希特勒万岁”。可是，在维也纳所有同我交谈过的人都表现出天真的无忧无虑。他们互相邀请聚会，穿着燕尾服，吸着香烟（他们根本没有料到自己不久就会穿上集中营囚犯的衣服）。他们忙着购买圣诞节礼物，把自己的家布置得更漂亮（他们也没想到，几个月后，这些东西会被洗劫一空）。古老的维也纳永远是那么悠然自得，我以前非常喜爱它的悠然自得，我整个一生都在梦想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维也纳民族诗人安岑格鲁贝尔曾把这种无忧无虑概括成一句简练的格言：“你不会出什么事的。”可是，这种无忧无虑第一次使我感到痛苦。终有那么一天，突发的事件也会使他们痛苦的。虽然我的这些朋友，在维也纳的朋友，他们比我聪明，不会有心灵上的痛苦，只会在大难临头时才开始觉得痛苦。而我呢，在事先想象中就感到痛苦，当大灾真的降临时，又产生了第二次痛苦。我无法理解他们，也无法使他们理解我。从第二天起，我再也不去警告任何人了。何必去打扰那些不愿别人打扰的人的安逸生活呢？
在那个时候，我常常和弗洛伊德谈论战争和希特勒的残暴。他作为一个有人性的人，对此深为震惊；可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对那些残暴的行径一点也不觉得惊异。他说，有人总是责骂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否认文化能战胜本能；现在人们看到——这自然不会使他骄傲——他的观点得到了最确切的证实，野蛮残酷、自然的毁灭本能在人的心灵中是无法铲除的。也许在未来的世纪里能够找到一种在各民族的生活中至少能压制那种本能的办法；可是在平常的日子里，那些本能存在于最内在的本性中，轻易不会暴露，就是加上必要的压力也不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他还在关心犹太人的问题和犹太人面临的悲剧。可是这位科学巨人在这方面也没找出什么解决方案，他清楚的头脑还没有找到答案。不久前，他发表了一本研究摩西的著作。他认为，摩西不是犹太人，而是埃及人。他这种在科学上几乎站不住脚的论点，不仅大大伤害了那些虔诚的犹太教徒，也伤害了那些有民族意识的犹太人。那本书恰恰是在犹太民族最险恶的时刻出版的，这使他深感不安。他说：“现在有人夺走了犹太人的一切，我又把他们中最优秀的人夺走了。”我必须承认他说得对，每一个犹太人现在都变得异常敏感，因为在这次世界悲剧中，他们是真正的牺牲品，在任何地方都是牺牲品。早在遭受这次打击之前，他们就已惶恐不安，谁都知道，所有的坏事总是首先落在他们头上，遭殃最多的也是他们。谁都知道，当前那个古今未有的仇恨狂人，要凌辱和驱赶的也是他们，他要把他们赶到世界的尽头，赶进地狱。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一个月接一个月过去了，逃到这里的人越来越多。后到的逃难者比起先来的逃难者越来越悲惨，精神越来越颓丧。那些动作最快、最先离开德国和奥地利的人还能救出衣服、箱笼和一些家什，有些人甚至带了钱。但是，一个人相信德国的时间越长，就越是舍不得离开可爱的家园，他受到的惩罚就越大。纳粹先是剥夺了犹太人的职业，不让他们去剧院、电影院、博物馆，不让犹太研究者去图书馆。这些犹太人有的出于忠诚，有的因为惰性，有的由于胆怯，有的出于傲慢而留在家中；他们宁愿在国内受辱，也不愿流落他乡当乞丐受欺凌。不久，纳粹禁止他们用仆人，拆走他们家的电话和收音机，紧接着没收他们的住宅，最后让他们戴上大卫王之星的标志，竭尽污辱之能事。戴上这个标志，不论走到哪里都会被认出来，人们把他们看作被扫地出门的人、无赖汉，像躲麻风病似的躲开他们，嘲笑他们。他们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任何摧残心灵、摧残肉体的暴行都被看作一种取笑的手段强加在他们身上。对每一个犹太人来说，那句古老的俄国谚语突然变成了严酷的真理：“在讨饭袋和监狱面前，没有人是安全的。”没有离开的犹太人统统被送到集中营。德国人的管教使最傲慢的人也屈服了。然后，纳粹把他们的衣服扒光，只剩下内衣内裤，口袋里只剩十马克，再把他们逐出家园而不管其去向。他们站在国界旁，再到领事馆苦苦哀求，可是几乎都没有用，因为哪个国家要这些被抢得精光的人呢？有谁愿意要这些乞丐呢？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当我有一次走进伦敦的一家旅行社，我看到的是怎样一番情景啊：那里挤满了逃难的人，几乎全是犹太人。他们愿意到任何国家、任何地方，到北极的冰窟，或者到撒哈拉大沙漠火一般的盆地，只要离开这里，只要能够继续逃难，因为他们的逗留期限已满。他们必须继续向前走，带着妻子儿女走到另一片陌生的星空之下，走到一个语言陌生的国度里，走到那些陌生的人群中，走到那些不喜欢他们的人群中。我在这里碰到一个以前非常富有的维也纳工业家，同时他也是我们当中最有学识的艺术收藏家之一。刚一开始，我没认出他来，他的头发已经变得那么白，人已变得那么老，精神变得那么疲惫。他颤悠悠地用双手扶着桌子。我问他想到哪里去。他说：“我不知道，有谁还会问我们到哪里去。哪里允许我们去，我们就去哪里。有人跟我说，这里大概可以得到去海地或者圣多明哥的签证。”听到这些话，我心中不觉一震，一个带着儿孙的疲惫不堪的老头居然战战兢兢地希望到一个他在地图上都没有好好看过一眼的地方去，只是为了到那里继续去乞求，继续过流落异乡、得过且过的生活！在他旁边的一个人急切地问，怎样才能去上海，他听说中国还会接受他们这些人。他们就是这样一个挨着一个，拥挤不堪地坐在一起；他们过去是大学教授、银行经理、商人、地主、音乐家；他们每一个人都准备带着生活中可怜的破烂漂洋过海。他们什么活都干，什么都能忍受，只要能离开欧洲，永远地离开，越远越好！那是一群面黄肌瘦、像鬼一样的人。突然有一个念头涌向我的心头，使我不胜震惊：这里五十个备受折磨的人不过是那支五百万、八百万甚至一千万犹太大军的零星先头部队，那支大军已经在他们后面出发，不久就会蜂拥而至。那几百万被抢光，接着又在战争中遭受苦难的人正等着慈善机构的派遣，等着当局的批准和一点路费，那巨大的人流如惊弓之鸟在希特勒的焦土政策面前仓皇出逃，聚集在欧洲各国边境火车站的周围，挤在监狱里。他们是一个完全被扫地出门的民族，纳粹不承认他们，两千年来，这个民族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只要求不再流浪，只要求有一块歇脚的安静、和平的土地。
我最后一次回到奥地利，没有别的理由，而是我内心对那越来越近的灾难的恐惧促使我亲自去看一看。一九三七年秋，我为探望老母亲回了一趟维也纳。因为我在伦敦有较长一段时间无事可干，更没有急事。几个星期以后的一天中午，那是十一月底的时候，我穿过摄政王大街回家，在路上买了一份《标准晚报》。那天正是英国掌玺大臣哈里法克斯勋爵飞往柏林的日子，他第一次试图和希特勒本人进行谈判。在《标准晚报》头版上，我只粗略地看了一下，右边版面是黑体字，列举了哈里法克斯想同希特勒达成谅解的几点内容，其中一条是有关奥地利的。从字里行间我感觉到或者说我已经看到，他在出卖奥地利。因为除此之外，同希特勒谈判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奥地利人全都知道，希特勒在这一点上绝不会让步。值得注意的是，把那次讨论的内容归纳为几点纲领，唯独出现在那份午间出版的《标准晚报》上，而在下午晚些时候出版的报纸上却又不见了。（我后来听到谣传，说报上的消息是意大利公使馆设法弄到的，因为意大利在一九三七年最怕德国和英国背着它搞联合。）在《标准晚报》上的消息，大概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它的真实性我也无从判断。我只知道，我对这个消息吃惊不小；这就是说，希特勒已经在同英国谈判有关奥地利的问题了；现在我并不羞于承认，当我看那份报纸时，我的手在发抖。不管消息是真是假，那几年来我还没有这样激动过，因为这个消息似乎有一点点真实，也就意味着奥地利开始完蛋了，欧洲城墙上那块基石会塌下来，随之欧洲也会崩溃。我立即转过身，跳上一辆写着开往“维多利亚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向帝国航空公司驶去，想打听一下是否有第二天早上的机票。因为我想再去看一次我年迈的母亲、我的家、我的故乡。很巧，我买到了一张飞机票，我飞快地将东西塞进箱子里，飞往了维也纳。
犹太人的悲剧在二十世纪达到了最悲惨的地步，因为他们再也找不到他们所经历的悲剧意义何在，无法找到自己错在何处。所有在中世纪被逐出家门的人，我们的祖先至少知道，他们为何而受难：是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自己的律法。他们把对自己真神始终不渝的信仰看作灵魂的守护神，今天的犹太人早就把它丢到一边了。他们在自豪的幻觉中生活和受难。作为世界和人类的创造者的优秀民族，命中注定会有特殊的遭遇和特殊的使命，《圣经》中预示的那些话语就是他们的诫律和教规。要是有人把他们抛入火堆，他们就把《圣经》紧贴在胸口，他们会由于内心燃烧的火而感觉不到火堆里的热。要是有人把他们驱逐出境，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最后的故乡，那就是真神。没有一种世间的权力，没有一个皇帝，没有一个国王，没有一间宗教法庭能把他们从真神身旁赶走。在宗教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时间里，他们仍然是一个集体，因而仍然是一种力量。倘若有人驱逐或赶走他们，那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而受到的处罚，他们就以自己的宗教信仰、以自己的风俗习惯，有意识地把自己和世界上其他民族隔离起来。可是二十世纪的犹太人早已不是一个集体，他们已经没有共同的信仰，他们自己作为犹太人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恰恰相反，他们感到的是一种负担，他们不再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把自己神圣书籍中的诫律抛到一边，他们再也不说那古老的共同语言。他们已经生活在、融合在自己周围的各个民族里，融合在普遍的生活中是他们越来越迫切的愿望，为的是面对种种迫害能得到和平，在永远的逃亡中能得到休息。所以，他们已经融化在其他民族里，他们已经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而早已不再是犹太人了，所以他们互相之间已不再理解，没有共同语言了。可是现在他们就像街上的垃圾一样被人扫在一起，又被赶到一起来了。他们有的是住在柏林豪华住宅里的银行经理和正统犹太教堂的执事，有的是巴黎的哲学教授，有的是罗马尼亚的马车夫，有的是出殡时雇来的哭灵妇女，有的是洗尸体的人，有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有的是音乐会上的女歌唱家，有的是作家，有的是酿酒工人；有的腰缠万贯，有的一贫如洗；他们中间，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有虔诚的教徒，也有思想开明的人，有高利贷者，也有贤哲之士，有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有民族同化论者；有德意志犹太人，也有西班牙、葡萄牙犹太人，有正义者也有非法之徒。在这些人的背后，还有一大群以为早已逃脱了咒语而无法确定自己该属于哪个民族的人，还有改宗教的犹太人和混血的犹太人。现在，几百年以来第一次，又有人把犹太人自己早已觉得不再存在的共性重新强加在他们身上，那就是从《出埃及记》开始就一再出现的共性：驱逐犹太人。可是为什么这样的命运总会降临到他们身上呢？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临到他们身上？这种毫无道理的迫害究竟原因何在？有何意义？又有何目的？把他们赶出各个的国家，却不给他们一块立足之地。有人说：别和我们住在一起！可是又不告诉他们应该住在哪里。人们把罪责加在他们的头上，可是，又不让他们用任何方法去赎罪。所以，他们在流亡的路上睁着焦急的眼睛注视着——我为什么要逃亡？你为什么要逃亡？你和我为什么要一起逃亡？我既不认识你，又跟你毫无关系，我既不懂你的语言，也不了解你的思想，为什么我要和你一起逃亡？为什么我们大家要一起逃亡？没有人能解答出来。即便是那些日子里我常常与之交谈的弗洛伊德——我们那个时代头脑最清楚的天才——也不知道这种荒谬中有什么目的，又有什么意义。但是，也许这正是犹太教的最终意义：通过犹太教谜一般地长期存在，一再向上帝重复《约伯记》中的那个永恒的问题，以便这个问题在世界上不致完全被忘记。
但是旅行，持续不断地到另一片星空下，另一个世界去旅行，并不意味着就能脱离欧洲、摆脱对欧洲的担忧。看起来，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几乎是凶狠的，当人类成功地用技术把大自然最隐秘的规律掌握在自己手中时，技术反而扰乱了人类的心灵。技术带给人类最坏的灾难，莫过于阻止我们逃避现实，哪怕只是一刹那的逃避。我们的祖辈，当他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便可逃到偏僻孤独的地方；可是现在，在同一时间，不管身处世界的任何地方，我们都能知晓或感受到某个地方发生的事件。尽管我距离欧洲那么遥远，可是我随时都知道欧洲的命运。在巴西的伯南布戈城登岸的那一天夜里，南十字星座就在我们头上。我疲惫不堪地走在黑色皮肤的人群中间，忽然从报纸上看到轰炸巴塞罗那和枪杀一位西班牙朋友的消息。几个月前，我曾与这位朋友共同度过了愉快的几个小时。在得克萨斯州，我坐在飞驰的卧铺车厢里，行驶在休斯敦和一座石油城之间，我突然听到有人发疯似的大声喊叫，原来是不知哪位旅客把车厢里的收音机拨到了德语电台。列车的车轮正在得克萨斯的平原上滚滚向前，我却在车厢里聚精会神地听希特勒发表煽动性的演说。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无时不在怀着痛苦的忧虑思恋着欧洲，眷恋着欧洲中间的奥地利。在众多危险的地区中——从中国到埃布罗河和曼查那雷斯——唯有奥地利的命运特别令我关心，这似乎是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吧。但是我知道，整个欧洲的命运全部系在那个小国身上——它正是我的祖国。如果我今天回过头来，试图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政治错误，那么，我认为最大的错误是：欧洲和美洲的政治家没有执行简单明确的威尔逊计划，反而歪曲了。他的中心思想是给小国自由和独立的权力，不过他认识到，这种自由和独立只有在所有大国和所有小国都参加一个有约束力的组织的前提下才能得到确认。由于还没有建立那种组织——真正的、全面的国际联盟——而无法实现纲领的那一部分，即给小国家以自主权；因而人们制造出来的不是平静，而是连续不断的紧张空气。因为再也没有比小人的狂妄欲望更危险的了。所以，那些小国刚建立起来的时候，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国之间你争我夺的阴谋，为自己获得一小块土地而争吵不休。波兰人同捷克人打仗，匈牙利人向罗马尼亚人开战，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交火；而在这些对抗中，唯有小小的奥地利敢于同庞然大物德国对抗。这个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奥地利，它的统治者曾一度想支配全欧洲；现在，我不得不一再重复，奥地利已成为欧洲城墙上的一块基石。我知道，在我居住的那座有百万人口的英国最大城市里，所有人都没有那种心理准备：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巴尔干，都会被希特勒公然吞并。他们也觉察不到纳粹党利用维也纳这根杠杆把整个欧洲撬起，翻了个个儿。希特勒依靠他在维也纳发展的众多组织将维也纳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我们奥地利人才知道，希特勒是在一种由愤恨激起的欲望驱使下向维也纳进军的。他在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就住在这座城市里，现在他要以凯旋的统帅身份进入这座城市。所以，每逢我匆匆忙忙回一趟奥地利，又越过边界返回时总是忍不住舒一口气：“幸亏希特勒还没有来。”回头一望，那好像是最后一次了。我看到灾难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年里，当别人每天早上泰然自若地看报时，我却有数百次从内心里害怕看到这样的大写标题：奥地利完了。当我装作早已不关心奥地利的命运时，我是怎样在欺骗自己啊！我每天从遥远的地方为奥地利缓慢的最后挣扎而痛苦，比在奥地利的朋友感受更为深切。他们以为爱国主义游行就能镇住希特勒，每天相互打气：“法国和英国不会抛弃我们，首先是墨索里尼绝不会答应。”他们相信国际联盟、相信和平条约，就像病人相信贴有漂亮商标的药一样。他们无忧无虑地、幸福地过着他们的日子，而看得非常清楚的我，心都快要碎了。
当人们误以为早已死去并已装入棺材的东西，突然又以相同的形式和姿态重新向他们走去的时候，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一九三九年夏天到了，《慕尼黑协定》连同它的短命的“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的幻想早已过去。希特勒已经违背自己的誓言和许诺，袭击了残缺不全的捷克斯洛伐克，并吞并了它，梅梅尔(2)已被德军占领；被煽动得忘乎所以的德国报纸大肆叫嚣着要夺得但泽和波兰走廊。英国也从真诚的轻信中痛苦地清醒过来。就连未曾受过教育的普通人，尽管只是从直觉上厌恶战争，现在也开始对战争表示异常愤怒。任何一个平时十分矜持的英国人现在都会同另一个人攀谈起来。看守我们公寓的门房，开电梯的服务员，打扫房间的女仆都在谈论此事。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清楚地知道发生的事，但每个人都仍记得那件事，那件不可否认的公开的事：英国首相张伯伦三次飞往德国拯救和平，但是他的曲意逢迎却没有使希特勒感到满意。曾经听到国会里有过强硬的声音：“停止侵略！”人们到处都感觉到英国正在为未来的战争作准备（或更确切地说，为反对战争作准备）。浅色的防空气球又开始在伦敦上空飘浮——看起来就像孩子们玩的大灰象玩具，纯洁无邪。人们又在修筑防空掩体，对已经分发的防毒面具进行仔细的检查。局势变得像一年前那么紧张，或许更紧张。因为这一次作为政府后盾的不再是老实和轻信的老百姓，而是坚决的、愤怒的人民。
巴西给我留下同样深刻的印象，也给了我很大的希望。那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有世界最美丽的城市；在那片广袤的国土上，至今还有铁路、公路，乃至飞机未曾到过的地方。在那里，历史文物保存得比欧洲还要精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毒还没有侵入到此地民族的风尚和精神中。那里的各族人民都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他们礼貌待人，不像我们欧洲，各民族之间存在着仇恨。那里的人不是由荒谬的血统论、种族论和出身论来划分的，而是大家一律平等。一种奇妙的预感使我事先就觉得，我可以在那里安静地生活，那里的空间为未来的无限繁荣提供了条件。可是在欧洲，各国为了一点点空间而付诸武力，使得政治家们焦头烂额。那里的大地期待着人们去开发，用现代的技术去充实。欧洲文明所创造的一切都能够在那里以其他的新形式得到富有成效的延续和发展。那里纯大自然的千姿百态使我赏心悦目，我已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我在那几个月里已经离开伦敦，隐居在巴斯(3)乡间。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感觉到自己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无能为力。在伦敦，我是一个清醒的、有思想的、远离一切政治的人，我献身于自己的工作，默默地、坚持不懈地把自己的岁月变成作品。但是也有少许人，他们待在一个看不见的秘密处，人们不认识他们，也未曾见过他们，他们只待在柏林的威廉大街、巴黎的奥赛码头、罗马的威尼斯宫，还有伦敦的唐宁街里。就这么十个或二十个人在为人们不知道的秘事谈话、写信、打电话、订条约。他们其中只有极少数人特别机智和有才干。他们作出没有别人参与的决定；外人对那些决定的细节一无所知。可是他们却用这些决定左右着每一个欧洲人的生活，也包括我本人的生活。现在，我的命运不是掌握在我自己手中，而是由他们控制着。他们毁灭或者爱护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人，他们赐予我们自由或者强迫我们受奴役。他们在千百万人面前决定战争还是和平。而当时我同其他人一样，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像一只苍蝇似的不能自卫，像一只蜗牛似的没有力量。然而，他们决定的事，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关系到内心最深处的我和我的未来，关系到我头脑里正在形成的想法，关系到已产生或正在产生的计划，关系到我的起居，关系到我的意志、我的财产、我所有的一切。当时，我像被判了刑的犯人一样，眼望着空室，面对四壁静候着，陷入毫无意义、无能为力的等待之中。我左右的那些同伴在询问、在猜想、在闲聊，好像我们中间某个人知道或者能够知道，他们将怎样和用什么来控制我们。这时电话来了，一个朋友问我，我对这一切怎么想。报纸来了，它更使我心烦意乱。收音机响了，听到的都是些前后矛盾的话。我走进小巷，遇到的第一个人就向我这个同样一无所知的人打听，是否会发生战争。人们在不安中打听、闲聊、议论，虽然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多年以来积累的全部知识、所有的经验、一切的预见，在那十几个没有人认识的人的决定面前毫无价值。他们心里明白，他们在二十五年之内第二次对命运感到束手无策，无力掌握；他们也知道，那些让太阳穴嘭嘭胀痛的想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终于无法忍受大城市伦敦的一切，因为在那里的每个街角都贴满海报，那些熙攘刺耳的话语像疯狗似的向我扑来；因为我无意中在拥挤的人群中从每个人的脸上看出，他在想什么。原来我们想的是同一件事，只是想战争会不会爆发，只是想在这次决定性的赌博中是输还是赢。在这次决定性的赌博中，我的整个生命、我最后几年的岁月、我那些尚未写成的书，以及我迄今的使命和我生命的意义，一切都成了赌注。
这以后看到阿根廷国土上的和平景象，当然令人更加欣慰。那里是另一个西班牙，西班牙的古老文明在这一片新的、辽阔的、没有流过血、没有被仇恨毒化的土地上得到保护和延续。那里有丰足的粮食、过剩的财富和利润，那里有无限的空间和未来的粮食。对此我感到莫大的欣慰，也给我带来了新的信心。数千年来，文明不就是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的吗？如果一棵大树被斧头砍倒，只要种子保留下来，就不愁它不会发芽、开花和结果。像大树一样，我们世世代代所创造的一切会一代一代传递下去，永不枯竭。可是，人们必须学会从更大的范围去思考，从长远的时间去衡量。我对自己说，不要单从欧洲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应该跳出欧洲来考虑问题；不要把自己埋葬在逐渐消亡的过去，而应该参与重建新的历史。因为在这座百万人口的新城市里，所有居民都对我们的大会表现出满腔热情，所以我才感觉到，我们在那里并不是外人；在那里，对思想统一的信仰——我们把最美好的东西都贡献给这种信仰——依然具有生命力，仍然有价值，仍然在起作用。我感到，在飞速发展的时代，纵然是大洋也不能把我们分开。在那里，一个新任务代替了旧任务：那就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在更大胆的设想中建设我们所渴望的共同事业。如果说我最后一瞥看到战争将近，而对欧洲失去了信心，那么，我在南十字座下却又开始有了新的希望和新的信仰。
可是在外交的赌盘上，弹子慢悠悠地滚动着，慢得使人火烧火燎的难受，它滚过来滚过去，滚过来滚过去；一会儿红一会儿黑，一会儿黑一会儿红；希冀和绝望，好消息和坏消息，就是这样一直定不下来。我对自己说，忘掉这些吧！离开这里吧，逃避到我内心的丛林最深处，即躲进我的工作之中，躲进只有我一个人的地方去。在那里，我不再是国家公民，不再是可怕赌博的筹码。在一个变得疯狂的世界上，我的智力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理智地发挥作用。
可是那几年，我在英国只是占了一个空间，我整个的灵魂并没有在英国。恰恰是对欧洲的忧虑，那种痛苦的、压迫神经的忧虑，促使我从希特勒掌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几年里，经常外出旅行，甚至两次渡过大西洋。我外出旅行也许是出于一种预感：只要世界还向我开放，只要轮船在航道上还能安全行驶，我就应该在更黑暗的时代到来之前多积累一些常识和经验；使我下如此大的决心去旅行的原因，也许还有那种渴望：我想亲眼看看，当我们这个世界被不信任和不和睦破坏得不成样子的时候，大西洋彼岸的世界是怎样建设的；我甚至还有一种隐隐约约的预感：我们的未来，我自己的未来，是在远离欧洲的大西洋彼岸。美利坚合众国邀请我作环美演讲旅行，这给了我一次极好的机会看看那个强大的国家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看看那个国家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万众一心的决心。不过，我对南美的印象也许更深刻。我愉快地接受了国际笔会的邀请，到那里去参加大会。在那个时刻，我更觉得，没有比超越国家和超越语言的思想团结更为重要的了。在那次旅行之前，我在欧洲的最后几个小时用可怕的警告伴我上路。一九三六年夏天，西班牙内战爆发。表面上看，那次战争不过是这个美丽又可悲的国家的内部矛盾造成的；但实际上，却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势力集团为自己未来的目的而进行的斗争。我是从南安普敦乘英国轮船启程的，我原以为，为了避开战争地区，轮船会绕开往常停靠的第一站，西班牙西海岸城市维哥。但出乎我的意料，轮船竟驶进了这个港口，且允许旅客上岸玩几个钟头。当时的维哥掌握在佛朗哥党徒的手中，离真正的战场还很远。在那不多的时间里，我还是看到了一些着实使人心情沉重的事情。市政厅前飘动着佛朗哥的党旗，市政厅门前有不少年轻人，他们穿着农民的服装，在牧师的带领下，排着队。他们显然是从附近农村来的。我开始还不知道，当局叫他们来做什么？是临时招募的工人？或许是来领救济金的失业工人？可是一刻钟后，我看到同那些青年一样的年轻人从市政厅出来，但已经大变样，他们穿着簇新的军服，佩带着枪和刺刀，在军官的监视下，登上崭新锃亮的汽车，穿过几条街道，向城外开去。我一阵害怕。我不是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这样的场面吗？第一次是在意大利，后来是在德国！那些簇新的军装、崭新的汽车和机枪突然出现在这里和那里。我又一次反问自己，是谁提供的军装？是谁付的钱？是谁把这些一贫如洗的年轻人组织起来？是谁驱使他们反对现政权、反对选举产生的国会、反对合法的人民代表机构？据我所知，国库掌握在合法政府手中，军火库同样也在合法政府的控制之下。那么，那些新汽车、那些武器肯定是从外国运进来的，毫无疑问，是从近邻葡萄牙越境而入的。可是，到底是谁提供的、是谁付的钱？这是一股想取得政权的新势力，也是一股四处活动的势力，同样也是一股喜欢暴动、需要暴动的势力。我们信仰并为之终生奋斗的一切思想、和平、人道、友善，在这股势力看来，早已成为古董了。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他们隐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和康采恩里，狡猾地利用青年人的幼稚思想为自己的权力欲望和自己的事业服务。他们信奉暴力，想用新的、难以捉摸的伎俩把旧时野蛮的战争带给我们不幸的欧洲。一个亲眼所见、亲身感受到的印象对心灵产生的巨大力量远远胜过报纸上许多文章和小册子产生的力量。我从来没有比那一时刻更震惊过，我亲眼看到这些无辜的小伙子被神秘的幕后操纵者用武器武装起来，让他们同自己的同胞打仗。我突然预感到，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也是欧洲面临的现实。轮船停了几个小时之后又起锚了，我赶快上船，走进船舱里。要是再多看一眼这个美丽的、遭到外国罪恶蹂躏的国家，我会更加痛苦。我觉得，欧洲由于自己的疯狂已濒临灭亡。欧洲，我们神圣的故乡，我们西方文明的摇篮和圣殿，正在走向死亡。
我不缺少工作任务。多年来，我一直在为一部有关巴尔扎克及其作品的两卷本巨著积累素材。但我从来没有勇气去写一部涉及范围如此广泛、时间跨度这么大的作品，现在恰恰是烦恼给了我勇气。我到巴斯去隐居，为什么偏偏去巴斯呢，那是因为，辉煌的英国文学中有许多最优秀的作家，首先是菲尔丁，是在那里写作的。那座小镇比英国任何一个城市更忠实、更强烈地反映出另一个世纪——十八世纪——静谧的面貌。但是，这种柔和、幽雅、秀丽的景色与世界正在产生的不安和我的思想形成了多么痛苦的对比呵！一九三九年八月的英国和一九一四年最美丽的七月的奥地利，在我的脑海里完全一样：迷人又美丽。天空湛蓝，一望无际，像上帝的和平帐篷；太阳温暖的光辉依然照耀着草地和森林，大地上盛开着绚丽多彩的鲜花，世界上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而世上的人们却在加紧备战。面对着安静的、茁壮的、茂盛的草木，面对着巴斯山谷里令人陶醉的安谧气息，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九一四年巴登娇媚的景色。相比之下，那种疯狂的冒险在当时显得多么不可思议呵。
在英国我并没看到几个作家。我刚开始接近的那两位作家约翰·德林克沃特和休·沃波尔，又恰巧提前被死神带走了。较年轻的作家，我更不常遇到。由于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深负着一种不幸的不安全感，我避免去俱乐部、宴会厅和一切公共场所。即便如此，我还是经历了一次真正难忘的特别欢乐，我看到两位思想最敏捷的人物，萧伯纳和赫·乔·威尔斯进行了一次私下成见极深的但表面文雅得体的争论。我事先并不知晓他们之间那么深的隔阂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在这两位作家之间那种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在他们互相问候的时候就已经让人觉察到了。他们彼此之间像开玩笑似的嘲笑对方，所以我当时既尴尬又深感有趣。他们之间必然有重大的原则分歧，可能不久前已经消除，或者，要通过这次午宴来加以解决。这两位在英国享有盛誉的大人物在半世纪以前均是文学团体费边社的成员，当时他们尚且年轻，肩并肩地为年轻的社会主义奋斗过。从那以后，他们都按自己个性的特点发展，彼此之间的距离越距越远。威尔斯坚持自己积极的理想主义，憧憬着人类的美好未来；而萧伯纳则相反，他越来越用怀疑、嘲讽的目光观察未来和当代现实，以检验自己冷静的“愉快的戏剧”。他们的外部形态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形成鲜明的对照。萧伯纳，这位年已八旬的老人精神抖擞，他只吃核桃和水果，嘴巴不时发出“格格”的响声；他身材高大、瘦长，不知疲倦，十分健谈，经常发出朗朗笑声，他比以前更喜欢自己的奇谈怪论。而威尔斯，这位乐天派的作家也已是六旬的老人了，比以往更追求享受、安逸，他身材矮小，面颊红润，偶然轻松愉快的表情背后有一种无情的严肃。萧伯纳善于进攻，能迅速又巧妙地变换进攻点；而威尔斯在战术上长于防卫，他不动声色，犹如一个教徒、一个信念坚定的人。我很快得到这样的印象，威尔斯来我这里不仅是为了一次友好的午宴谈话，而且也是为了一场原则的争论。正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思想分歧的背景，我不免感到气氛有点紧张。两个人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目光、每一句话，都反映出一股傲慢的气质和相当认真的好斗情绪；就像两个击剑手在正式激烈的交锋之前，总是先用小小的试探碰击来试一试自己随机应变的能力。萧伯纳思路敏捷，当他回答或者避开某个问题时，他那浓眉下的眼睛总是闪闪发光，他喜欢幽默和文字游戏，在过去的七十年里，他在这方面可谓登峰造极，他对此深感自豪。在轻声的长时间的笑声中，他浓密的白胡子不时颤抖；他的头稍微偏斜，好像他总是注视着自己手中那把剑是否刺中了对方。而威尔斯，他面颊红润，有一双深沉的眼睛，他言词尖锐，表达直截了当；他的理解力也同样敏捷，但他不喜欢华丽的词藻和拐弯抹角的手段，而喜欢单刀直入。这场舌战宛如击剑一般，进行得非常激烈，非常迅速。剑光闪闪，你来我往，你刺我挡，我击你闪，好像其乐无穷，使得观战的人对这场击剑比赛你来我往的技艺怎么赞扬都不过分。在这场快速的、始终在高水平上进行的对话背后却隐藏着一种精神上的愤怒，它是以英国人高贵的风度，通过最文雅的辩论形式表现出来。那就是寓严肃于游戏，寓游戏于严肃。两个极端对立的人的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论，表面上看是由某件事引起的，实际上早就有我不知道的原因和背景。不管怎么说，我所看到的是两位英国最优秀的人物所进行的一场十分精彩的争论。而后来他们在《民族周刊》继续了好几个星期的论战却没有引起我的一点兴趣，因为文字论战远不如那次激烈的对话引人入胜，因为只有抽象的论据，而见不到活生生的人。那些实质问题也不再显得那么清楚。但是，才智很高的人之间发生摩擦，是非常难得的。这场争论使我茅塞顿开。不管在这之前或者之后，我从未在喜剧里听到过这样精彩的对话艺术，因为他们的对话艺术并非刻意追求什么戏剧效果，而是极自然达到的。
我像过去一样，不愿相信战争是真的。我又一次准备夏季旅行。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一周，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因为我这个两栖人不再代表任何国家，瑞典同行请我以贵宾的身份参加。后来的几周，中午、晚上的每个小时都被友好的东道主事先安排好了。我早就订妥了船票，但是紧急动员的消息接踵而来。按常理，我应该马上把我的书籍、我的手稿捆扎好，尽快离开这个可能成为交战国的大不列颠岛，因为在英国，我是一个外国人，一旦打起仗来，我便成了一个敌对的外国人，种种可以想象得到的限制自由的法规就会落到我的头上。可是我心中有些无法解释的想法阻止我尽快离去。一半是固执，我不愿一次又一次地逃难，因为我的命运到处都一样；一半是因为疲乏。“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我用莎士比亚的话对自己说。如果这样的时代要降临在你的头上，你这个快六十岁的人就别再和它抗衡了！就算你尽最大的努力，用你的全部生命，也驾驭不了这样的时代。所以我依然留在英国。我要尽可能安排好我的生活；同时，由于我打算第二次结婚，我不愿耽误时间，以免战争爆发，会因为我属于敌方交战国的人而被扣留，或者有意想不到的事件使我和未来的生活伴侣长期分离。于是，九月一日（星期五）上午，我们去巴斯民政局登记结婚。那位官员拿着我的证件，显得格外热情和友好。他像这个时代的每个人一样，理解我们要求尽快办理的愿望。结婚仪式打算安排在第二天；那位官员拿起笔，开始用漂亮的圆形字体把我们的名字写进他的登记簿里。
每逢谈到有关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〇年我在英国的情况时，我总有些犹豫，因为我已经踏进了我们今天的时代，并且我们大家几乎都同样经历过这个时代，怀着同样由广播报纸煽动起来的不安，怀着同样的希望和同样的烦恼。今天我们大家很少怀着骄傲的情感去回想政治上的迷惘，而是怀着可怕的情感回想那个时代曾把我们引向何方；要想说明过去，势必要先控诉一番，可是在今天，我们谁还有这种权利呢？再说，我在英国的生活处处谨慎节制。我知道自己不善于克制自己内心的无限惆怅，所以我在半流亡和流亡的全部日子里，断绝了一切社交活动。我私下里想，当他们在讨论时局的时候，我这个外国人怎敢在他们面前说三道四呢？在奥地利的时候，我对那些领导人愚蠢的作为尚且无能为力，我怎么能够去评价英国领导人的作为呢？我只是这个美丽岛国的一个客人，我很清楚，如果我——用我们比较清楚、比较可靠的消息——指出希特勒将给世界带来的危险，那么英国人就会认为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当然，如果亲眼看到他们那些明显的错误而缄口不语，有时也是困难的。眼看着英国人最高尚的道德、诚恳正派、毫无猜忌地信赖别人的真诚意愿，竟被事先精心策划的宣传所滥用，是多么令人伤心呵！他们一再受蒙蔽，认为希特勒只是要把边界周围的德国人聚集到自己的身边就心满意足了；为了表示感谢，希特勒会把布尔什维克主义铲除，这样的诱饵确实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效果。只要希特勒在演说中说出“和平”这个词，英国的报纸就会热烈欢呼，而忘记了他所犯下的罪行，也就不再思考德国如此疯狂地扩军备战到底是想干什么。从柏林回来的旅客盛赞德国的新秩序和新秩序的设计大师，那是因为他们的旅行访问是经过预先精心安排的，他们受到的是恭维般的接待。英国开始默认那位新领袖“要求”建立大德意志帝国是合乎情理的——可是没有人理解，奥地利是欧洲大墙里的一块基石，谁要是把它挖掉，全欧洲必然垮台。我以焦急的心情感受到英国人和他们的领导人存在着那种被人诱骗的天真和高尚的轻信，因为我曾亲眼目睹冲锋队员凶恶的嘴脸，并听到他们唱：“今天，德国属于我们，明天，将是全世界。”政治局势越紧张，我就越避免同别人交谈，避免任何公开的活动。在英国，我从没有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一篇同时局有关的文章，从没有在电台上讲过话，从没有参加公开的讨论会；在过去的世界里，唯有对英国，我没有说过一句话。我生活在斗室里，比我三十年前作为大学生住在维也纳的那间小屋里，更加无声无息。因此，我今天没有权利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见证人去描述英国；后来，我不得不承认，在战前我并未真正认识到英国最深沉、最内在，只有在最危险的时刻才能表现出来的力量。
就在这一瞬间——大约是十一点钟——里面套间的房门突然被打开，一位年轻的政府官员急速走进来，一边走一边穿大衣，在安静的房间里大声喊道：“德国人入侵波兰，战争爆发了！”这句话像重锤一样打在我的心上。可是我们这一代人已习惯了冷酷无情的打击。“这不一定是战争吧！”我说，心里也是这样想的。而那位官员怒不可遏。“不，”他高声喊了起来，“我们上当够多了！我们不能每六个月就受一次骗！现在该结束了。”
第一天晚上——天已经黑了，墙壁的轮廓在昏暗中渐渐模糊起来——我踏进刚刚布置好的小房间时，不觉吃了一惊。在一刹那间，我仿佛走进了大约三十年前我在维也纳为自己布置的那个小房间。因为两个房间一般大小，墙上同样贴着那句对书的祝辞，同样挂着那幅布莱克的画：《约翰王》；这幅画一直陪伴着我，国王梦幻般的眼睛始终望着我。我需要时间镇静一会儿，因为维也纳的那套小房间，我已经多年没有想到它啦。难道那是我的生活——相隔这么长的时间——退缩到过去的象征？难道我自己变成了幽灵的象征？当我三十年前在维也纳为自己选定那间斗室时，我的命运已经开始。当时我还没有创作出什么来，或者说，还没有创作出重要作品；我写的书，我本人的名字还没有在祖国生根。现在——在惊人的相似的环境里——我的著作已经从自己的语言环境中重新消失了。我写的一切，现在对德国来说已经相当陌生。朋友们都已疏远，昔日的联系已经中断。贮有收藏品、绘画和书籍的住房已经失去，我现在像三十年前一样，又被一片陌生所包围。我当初努力做过的、学过的、享受过的一切，看来都已飘逝。我已经五十岁了，但又要重新开始，又要坐在写字台前当学生，早上疾步去图书馆——只是不再那么虔诚，不再那么热情罢了；头发已经灰白，疲惫的心灵蒙上了薄薄的沮丧。
当时，那位已经开始为我们填写结婚证书的官员若有所思地搁下了笔。他思考了一下说，我们毕竟是外国人，在交战的情况下，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敌对的外国人。他不知道是否允许在这种情况下登记结婚。他说，他很抱歉，他要向伦敦请示。——接着是两天的等待。希望、担心，那是心情极焦急的两天。星期天上午，收音机宣布了英国向德国宣战的消息。
当我一九三四年二月底在维多利亚车站下车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决心在那里长期居住的城市和过去只是短暂逗留的城市，看上去有些不一样。我不知道我会在伦敦住多久，只有一点对我是重要的，那就是我又可以从事自己的创作了，又可以维护我的人身自由和内心的自由了。由于一切财产都是累赘，所以我没有计划买房子，只是租了一套简单的公寓，房间刚够用，我少量的书可以放在两个壁橱里。我是一刻也离不开书的。房间里还可以放一张写字台，这已满足了我作为脑力劳动者所需要的一切。要是有客人来，就没有住的地方了。我宁愿住在最狭小的房间，可以随时出去旅行。我的生活在无意中变成了临时性的，不能再作长远的打算。
那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上午，我默默地从收音机旁走开，收音机里传来了一条在数百年里都不会被湮没的消息。这条消息肯定会全面改变我们这个世界，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在默默聆听这条消息的那些人中间，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这条消息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悲哀和不幸，绝望和危险，也许若干年后，这条消息还会具备另外的意义。战争又降临了，比以前发生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来得可怕，范围更广泛。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又开始了。我们默默地站在那间突然变得鸦雀无声的房间里，互相回避着对方的目光。外面传来鸟儿不知忧愁的啾啾声，它们在和煦的暖风里轻松愉快地做着各种亲昵的游戏，树枝在金色的阳光下轻轻摇动，树叶像嘴唇一样在轻柔地触吻。大自然，古老的母亲，又一次无法体会她的造物的苦痛。
我在伦敦的头几年，多少有点像高尔基在索伦托一样，有点流亡的感觉。即便是在那次所谓的“革命”之后，纳粹企图用突然袭击和暗杀多尔富斯等卑鄙手段占领那个国家，奥地利依然存在着。我的祖国又继续挣扎了四年，自然我可以随时回去。我还没有失去自由，也没有被驱逐。我的书完好无损地放在萨尔茨堡的家里。我身边带着奥地利的护照，奥地利还是我的祖国，我还是奥地利公民——有全部公民权的公民。那种可怕的、没有亲身经历过便无法体会的失去祖国的处境还没有开始。那是一种搅乱神经的感觉，好似睁着清醒的眼睛在一片空虚中浑浑噩噩，心里却很明白，无论你在哪里落脚，随时都会引起人的反感。而我才处在这种尴尬境地的最初阶段。
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把东西装进我的小箱子。如果以前那位有地位的朋友对我说的话应验的话，那么我们在英国的奥地利人应该被算作德国人，所以各种限制会接连而来；也许当天晚上我就不能睡在自己的床上。我的地位又降了一级。那条惊人的消息传来一小时之后，我在英国已不仅仅是一个外国人，而且还是一个“敌邦的外国人”；我将被强行放逐到一个我搏动的心脏不愿待的地方去。因为对一个早已被赶出德国的人来说——由于他的种族和反对德意志的思想方式的缘故——现在居住在另一个国家，而根据一项官僚主义的法令，非要把他划进身为奥地利人从来就不属于的集体里，这样的处境岂不更荒唐？大笔一挥，我生命的全部意义岂不变得荒谬绝伦？我一直用德语写文章、想问题，但我头脑里想到的一切念头，我脑子里产生的一切愿望，都是属于为世界自由而战的国家。我过去的所有联系都被扯断了，过去所有的一切，曾经有过的一切，都被粉碎了。我知道，这次战争过后，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而我内心深处的愿望已成为泡影，四十年来，我把自己信念的一切力量都贡献给了这个愿望：实现欧洲的和平统一。我害怕人类之间互相厮杀的战争甚于害怕自己的死亡，现在战争第二次爆发了。我整个一生热烈追求人性和精神上的团结一致，在那个比其他任何时候都需要牢不可破的团结的时刻，由于受到严重的排挤而感到无能为力。我感到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孤独。
——莎士比亚《尤利乌斯·恺撒》
为了最后看一眼和平的景象，我又一次徒步下山，向那座小镇走去。它静静地沐浴在中午温暖的阳光下。在我看来，它与平时没有两样。人们仍然用自己习惯的步伐走着自己习惯的路。看不出他们有任何匆忙的神情，也看不见他们聚在一起聊天。他们在星期天仍然那么安详、泰然自若。在这一瞬间我问自己：难道他们到此刻还不知道发生了战争吗？不过，他们毕竟是英国人，他们善于克制自己的感情，他们不需要大张旗鼓、不需要喧嚣和音乐来增强自己坚强、刚毅的决心。这跟奥地利在一九一四年七月的那些日子里多么不同呀！话又说回来，那时我还是一个毫无经验的青年，而现在我有无数回忆压在心头，已是心事重重的老人，这两者也是有很大的不同呵。我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当我看到热闹熙攘、五光十色的商店时，我在一片幻觉中重又看到一九一八年的景象：商店被抢劫得空空荡荡，好像在用空洞的眼睛凝视着我。我在幻觉中看到憔悴的妇女在食品店前排起长队；哀伤的母亲、伤员、残废者，和一切的恐惧不安又像幽灵一般回到了今天阳光灿烂的中午。我回忆起当年那些老兵，他们衣服褴褛、面容疲惫，他们是怎样从战场上回来的啊！我跳动的心经历了那次战争的全过程。但今天，战争还没有露出它那可怕的景象。而且我知道：过去的一切又全完了，所有的业绩早已化为乌有——欧洲，我们曾为它而活着的故乡，遭到了彻底的破坏，连同我们自己的生活。有点不同的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是要达到这个新时代，还要经历多少地狱和炼狱啊！
我们的事业已成灰烬。
骄阳普照着大地。正如我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注意到我面前的影子一样，我也看到了这次战争后面另一次战争的影子。战争的影子将贯穿我们全部的时代，不会再从我这里消失；战争的影子将笼罩我日日夜夜产生的每一个念头；也许它的暗影也蒙住了这本书的某些章节。可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了光明和黑暗、和平与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才算是真正生活过。
黑云、夜露和危险正在逼近，
(1)指十六世纪法国巴黎屠杀新教徒之夜。
我们的白昼已经过去。
(2)今立陶宛克莱佩达，临波罗的海。
罗马的太阳已经沉没。
(3)英格兰西南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