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我住在自己的城市里，一下子等于生活在欧洲的中心。命运又一次满足了我一个自己几乎从来不敢想的愿望。我们那座在卡普齐纳山上的房子成了我欧洲朋友的落脚处，有谁没有到我们那里做过客呢？我的贵宾登记簿比我单纯的记忆更能说明问题，可是后来，这本登记簿连同这幢房子，还有其他许多物品都落到了纳粹党徒的手里。我们在那里同谁没有度过美好的时光呢？我们从阳台上眺望美丽的、宁静的景色，可是我们不知道，在对面的贝希特斯加登山上住着一个要破坏这一切的人——希特勒。罗曼·罗兰和托马斯·曼都在我家住过，在作家中，我们曾友好接待过赫·乔·威尔斯，霍夫曼斯塔尔，雅各布·瓦塞尔曼，房龙，詹姆斯·乔伊斯，埃米尔·路德维希，弗兰茨·韦尔弗尔，格奥尔格·勃兰兑斯，保尔·瓦莱里，简·亚当斯，沙洛姆·阿施，阿尔图尔·施尼茨勒等人；在音乐家中，我们也曾热情接待过拉威尔，理查德·施特劳斯，阿尔班·贝尔格，布鲁诺·瓦尔特，贝拉·巴尔托克。还有世界各地的著名画家、演员、学者，谁没到过我家呢？每到夏季，这些人给我们带来多少畅谈文学艺术的愉快和美好时光呵！有一天，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拾级而上到了我家，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友谊，这友谊使我比以前更懂得喜爱和享受音乐，所以有好几年时间，我成了他排练时最忠诚的座上客，我不止一次目睹他为了达到艺术完美无缺的境地而付出的热情代价。这种一丝不苟的排演，在演出时获得奇迹般的成功，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过他的排练，可以说堪称典范，不达到完美无缺绝不罢手）。这时，我才深切体会到莎士比亚说得真好：“音乐是心灵的养料。”我看了各种艺术比赛以后，真庆幸自己有与艺术结下不解之缘的好运。夏天的日子是多么丰富多彩啊！艺术与风景交互辉映，使人多么陶醉啊！后来我被迫离开这个家，每当我想起这座小城时，一股惆怅和闷闷不乐的感觉便涌向心头。第一次大战刚刚结束时，我们在那栋房子里经受过寒冷和屋漏的苦楚，想到这些，我才感到国泰民安的那几年在我生活里所起的作用，那就是使我重又恢复了对世界、对人类的信任。
在风平浪静的最后几年里，外出旅行是十分愉快的。不过，回到家乡看看倒也觉得惬意。在风平浪静之中发生的一些事很值得回味。萨尔茨堡这座小城只有四万人口，因为它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位置又比较偏僻，所以我选择此处作为自己的定居之地。这几年里，小城发生了巨大变化，到了夏天，它不仅成为欧洲艺术家聚会的地方，也成了全世界艺术家的大都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艰难的那几年，为了帮助在夏季没有收入的演员和音乐家摆脱贫困，马克斯·赖恩哈德和霍夫曼斯塔尔曾举办了几次演出，尤其是萨尔茨堡教堂广场上那次称为“为每个人”的露天演出，吸引了不少邻近地区的观众；后来又在这里试演了歌剧，演出效果越来越好，越来越完美，于是逐渐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最优秀的指挥家、歌唱家和演员怀着好胜的心情一齐拥来，为了能有机会不仅在自己国内有限的观众面前，而且也在国际观众面前愉快地表演他们的技艺。萨尔茨堡一下子成了各种艺术节举办的地方，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民，仿佛成了新的奥林匹克艺术表演场；每个国家都到这里来竞相展现最优秀的艺术成就；没有人愿意错过观看这些精彩的演出。国王和王公们，美国的百万富翁和电影明星，音乐爱好者，艺术家和诗人，还有那些摆绅士派头的人，都在近几年云集萨尔茨堡。在一个长期不被重视的小小奥地利的偏僻小城，能够把各国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和音乐大师成功地荟萃一堂，这在欧洲是空前的。萨尔茨堡繁荣起来了。到了夏天，在大街上就可以遇到不少来自欧洲各地和美洲的人，前来寻求艺术最高水平的演出；他们到了这里，穿上萨尔茨堡的民族服装，男人穿白亚麻短裤和短上衣，女人一身阿尔卑斯山农妇打扮；转眼之间，小小的萨尔茨堡一下子左右了世界时装的风尚。在旅馆里，人们争着订房间，前往演出大厅的汽车道上一片光彩夺目的景象，就像从前去参加皇家宫廷舞会的路上一样，火车站人山人海，其他城市想方设法吸引这股有钱可赚的人流，但是没有一个成功。萨尔茨堡在这十年之内一直是艺术朝拜者在欧洲的圣地。
那几年里虽然有许多受欢迎的著名人士来到我家，但在我独处的时候，依然有一群高贵的人物神秘地围在我周围，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名人遗墨搜集本里收藏着的各个时代最杰出的大师的手迹。我通过这种方式把著名人物的踪影召唤来了。我十五岁那年就开始了这种业余爱好，经过几年的摸索，逐渐取得了经验，办法越来越多，热情越来越高，从单纯的一般搜集达到科学地汇编水平，所以我才能够说，现在我从事的是一项艺术工作。开始时，我像所有的新手一样，只追求把名字——名人的签名搜集起来；后来才出于好奇的心理，搜集更多的手稿——作品的初稿或片断；这些手稿同时使我了解到一个受人爱戴的大师的创作方法。在世界上无数不解之谜中，造物者的秘密乃是最玄妙最深奥的谜。大自然不让人摸清造物者的秘密：地球是怎么产生的，一朵小花是怎样产生的，一首诗是怎么产生的，一个人是怎么产生的，大自然从来不让人看到其中最关键的奥秘。大自然毫不留情地、绝不迁就地给自己蒙上了一层面纱。就连诗人和音乐家事后也无法说清灵感产生的那一瞬是怎么回事。当一部作品变得非常成功时，就是作者本人也弄不清作品的起源和形成的过程；他永远或者几乎永远说不清楚，在他精神非常集中时，一般词句是怎样变成诗句的，个别的音节组合是怎样成为千古流传的旋律的。对这种捉摸不定的创作过程能够提供一点猜测依据的唯一材料的，就是艺术家一页一页的手稿，尤其是那些几经涂改，不准备拿去付印的初稿。后来的定稿就是从初稿逐渐形成的。收集所有的伟大诗人、哲学家、音乐家的底稿——这些反反复复的修改稿，也是他们艰苦创作的见证——是我搜集名人手迹的第二阶段，也是一个更有意识的阶段。到拍卖市场去搜罗这些底稿，我觉得是一种乐趣；我也愿意花费精力到藏匿很深的地方去寻找某些底稿。搜集底稿也是一门科学，因为我除了搜集名人的手迹以外，还搜集所有写名人手迹的二手书，以及业已出版的手迹本的全部目录。我已经搜集到四千多册有关书籍，从数字上讲，这是一笔非常大的、无人可比拟的私人藏书。即便是一个商人也不会用这么大的精力和热情倾注于这门科学。现在我可以这样说，在搜集名人手迹的三四十年时间里，我在这个领域已经成了专家，每一页重要的手稿在什么地方，谁收藏着，是如何转到收藏者手中的，这一切我都知道。我成了一个真正的鉴定家，一眼就能辨出真伪。在估价方面，我比很多专业人士还要有经验。——当然，在文学或者在生活其他方面，我从来不敢说这样的话。
我拿着这封写给贝尼托·墨索里尼阁下的信，投入了萨尔茨堡的普通信箱。四天以后，意大利驻维也纳的公使馆给我来信说，墨索里尼阁下让公使代他对我表示感谢，并说，阁下已满足我的愿望，并已缩短刑期。这时，从意大利也来了电报，证明我所请求的改判已经进行。墨索里尼大笔一挥，亲自批准了我的请求。实际上，那个被判刑的医生很快被赦免了。在我的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像这封信那样给我带来如此的快乐和满足。如果说有一件文字工作曾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么，我就会怀着感激的心情自然而然地想到这封信。
虽然如此，我搜集手稿的雄心有增无减。仅仅搜集反映上千种创作方法的一系列世界文学和音乐方面的手稿已不能使我满足。单纯扩大搜集量对我也不再有吸引力。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对搜集物的精选上，我最后十年的搜集工作重点就在这个方面。如果我以前是专门搜集反映诗人或音乐家创作过程的手稿，那么后来，我搜集的重点逐渐转到搜集艺术家创作鼎盛时期的手稿，即获得最高成就时期的手稿。换句话说，我搜集的不仅仅是诗人的任何一首诗的手稿，而是他最优秀诗篇的手稿，而且尽可能是一首不朽之作的手稿——用羽毛笔或铅笔记录下灵感中的诗篇已成为千古绝唱。我正是要从这些不朽巨人遗留下来的珍贵手稿中搜集到为世界创作不朽作品的手稿。这种搜集工作极其不易。
我这样做了，我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十分诚恳的信。我在信中说到——但信的开头我不愿意说一些恭维的话，我开门见山说实事——我不认识这个医生，也不知道实情；但是我见过他那显然是无辜的妻子。如果她的丈夫在狱中度过那么多年，那么，这个沉重的枷锁便也是加在她的身上。我并不想批评这次判决，而我可以设想，如果她的丈夫不是坐牢，而是被遣送到某个允许妻儿一起居住的荒岛上，对这个女人这将意味着救命之举。
好在我的搜集工作从来是持续不断的，如果搜集到一页意义重大和更具有特色的手稿，即一页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手稿——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我会把过去收藏的任何一页剔除、卖掉或拿去交换，因为这已不符合我收藏的最高标准。我觉得很奇怪，有些非常困难的事居然也能成功，除了我之外，只有很少的人具有这种技能，这样坚韧不拔的毅力，同时又有搜集这种重要手迹的经验。我搜集的最初手稿或者是具有开创性的、永久意义的划时代宣言文稿，搜集到最后，先是一皮包，然后是用金属和石棉加以防护的整整一箱子。由于我今天被迫过着一种飘泊不定的生活，我编写的收藏品目录早已丢失，所以我只能列举几件收藏品，从中可以窥见处于不朽时刻的世间天才。
我到达意大利的第一天，就开始办这件事。但我发觉，我的那些朋友变得谨小慎微，我刚刚说出那位医生的名字，他们个个脸上流露出为难的神色，都说没有办法，并且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我去找一个又一个。如果我这样回国，我会十分惭愧，也许那个不幸的女人会以为我没有给她尽力办事呢。不过，我还有一条路没有试一试。现在只剩下一个可能性，那是一条直截了当的路，即写信给那位掌握生死大权的人，墨索里尼。
我的收藏中，有一张达·芬奇的工作笔记手稿，是向左倾斜的笔体写的对素描的附注；有四张拿破仑用几乎不易辨认的字体写给他在里沃利的士兵们的军令；还有用大幅印刷纸印的巴尔扎克一整部小说，每一印张上都有上千处字迹甚为清晰的校对，说明他在上面进行了反复的推敲（幸亏美国的一所大学对这部校样影印了，它才得以保存下来）。收藏品中有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这部作品鲜为人知的最初手稿，这部为他所爱的科西玛·瓦格纳而写的手稿在《悲剧的诞生》发表很早以前就已写成了；还有巴赫的合唱组曲，格鲁克的《阿尔西斯特》咏叹调和亨德尔的咏叹调，而亨德尔的音乐手稿是所有音乐手稿中最为稀世罕见的。我总是搜集那些最富有特点的手稿，有幸大部分都搜集到了，如勃拉姆斯的《吉卜赛人之歌》，肖邦的《船歌》，舒伯特的千古绝唱《音乐颂》，海顿的《皇帝四重奏》中《上帝保佑》这首不朽的旋律。在某种情况下，我甚至能够成功地做到：从搜集具有独创性的单一的手稿扩大到搜集能概括艺术家一生创作个性的手稿。所以，我不仅有一张莫扎特十一岁时稚气未退的手稿，而且还有他为歌德的《紫罗兰》所谱的歌曲手稿，这是作曲家歌曲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莫扎特的舞曲中，我收藏的手稿有表现费加罗“不再受人欺凌”的小步舞曲；《费加罗的婚礼》里的小天使咏叹调；还有那些从来没有发表的写给巴斯勒(11)的一份很粗鲁的信和一首轻佻的卡农乐曲；还有一页他逝世前不久写的《狄托》(12)中的一首咏叹调的手稿。我收藏的歌德的手稿，从他九岁时的一篇拉丁文译文的手稿一直到他去世前不久在八十二岁时作的一首诗的手稿。这中间还有他的不朽名著《浮士德》的一张双面对开的手稿；还有他的自然科学论文的原稿，许多诗作的手稿以及他一生中各个阶段选出来的绘画手稿。这十五件宝贵的手稿可以概括歌德的一生，清晰地勾画出歌德的形象。但是，我搜集的我最崇拜的贝多芬的手稿却不能概括他的一生。我的发行人基彭贝尔格教授在搜集歌德和贝多芬的手稿方面是我的对手和竞争者。他是瑞士的大富翁，他搜集的珍贵的贝多芬手稿是无人可比拟的。但是我收藏的贝多芬的遗物至少可以让人清楚地看到他一生中最凄凉的时刻。现在没有任何一家博物馆能够提供这样的材料。且不说我除了搜集到他年轻时代的练习本、歌曲《吻》和《哀格蒙特》音乐的片断外，还有说明他一个阶段特征的手稿。我遇到过一次幸运的事，我得到了贝多芬房间里的全部摆设，这些摆设是贝多芬死后拍卖的，后来由枢密顾问布罗伊宁购得，然后转让给我的。这些摆设中，主要是那张大写字台和藏在抽屉里他的两位恋人的画像：一幅是吉乌莉塔·古西亚尔蒂伯爵夫人，另一幅是埃尔德蒂伯爵夫人；还有那只直到他临终一直在使用的床头钱柜；那张小型的斜面桌，在他生病卧床时总是在那里写乐谱和信件；还有一绺他在临终床上被剪下的白色鬈发，以及讣告信函等，还有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最后一张洗衣单，可以拍卖的家具什物清单，以及他在维也纳的朋友为他无依无靠的厨娘莎莉认购遗物的单子。一个真正的收藏家总会碰到好运气，在得到贝多芬的一切遗物之后不久，我又碰到一次机会，搞到三幅他在临终床上的素描。大家知道，三月二十六日那一天，贝多芬正在弥留之际，舒伯特和他的朋友画家约瑟夫·特尔切尔想把临终的贝多芬画下来。可是那位枢密顾问布罗伊宁却认为这是对死者的大不敬，把他们轰了出去。此后那几份素描匿迹了数百年，直到这位名气不大的画家的几十本素描手稿在布尔诺的一次小小拍卖会上以低得可怜的价格出售时，那三幅素描原件才突然出现。我如获至宝。不知怎地，好运一个接着一个，一天，一个商人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对贝多芬在临终床上的画像真迹感兴趣。我回答说，我已经有了。后来才弄清楚，那张打算卖给我的真迹原来是丹豪塞非常著名的贝多芬临终遗像的石版画。于是，我把所有那些以视觉形式保留了那个值得纪念、真正不该消逝的最后时刻的画像收藏在一起。
十分明显，他的这位年轻妻子是多么心急如焚。她在信中说，她的丈夫活不过这十年，求我为反对这项判决做点什么，要我与欧洲的文学界名人联合起来，大声疾呼提出抗议。她请我予以帮助。我立刻劝阻她不要提什么抗议。我早已知道，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有这样的公开声明一点用处也没有。我竭力向她说明，出于民族的尊严，没有一个国家会在外部的压力下修改自己的法律。在美国的萨科—万泽蒂案件(10)中，欧洲的抗议完全帮了倒忙。我恳求她不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干出什么傻事来，她这样做，只能使她丈夫的处境变得更糟。因为如果有人试图从外部给墨索里尼施加压力，他也绝不能作出减刑的安排，即使他想这样做，也是办不到的。但是，我用诚恳的态度答应她，我将尽量设法帮助她。正巧下个星期我要到意大利去，我在意大利有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朋友，也许他们能够悄悄地为她丈夫说些好话。
毫无疑问，我从来不认为我是这些物品的占有者，而是那些物品在那个时代的保管者。我之所以不是占有者，是因为把收藏看作是一种艺术性的工作，而不是为了占有的欲望，据为己有的欲望，把一切珍品搜集到一起只是一种癖好。当时我就意识到，搜集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创造，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所以说比我自己的作品更有价值。虽然我搜集了不少东西，可是我迟迟不能整理出一份目录，因为我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工作刚开始进行，搜集品尚不完善，尚缺少某些名人和某些手稿。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决定在我死后把这些独一无二的收藏品交给一个能满足我要求的研究所，也就是说，该研究所能每年拨出一定数量的款项，按照我的做法去继续完善这种收藏。如果这样做下去，那么我的全部收藏就不会僵化，而会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有机体，它会在我身后五十年一百年的时间里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变成越来越完美的齐全的收藏。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我接到一位朋友从巴黎发来的快信，信中说有一位意大利妇女有要事到萨尔茨堡来见我，希望我立刻接待她。第二天她就来了。她说的事确实让人震惊。她的丈夫，一个出身寒微的优秀医生，是由马泰奥蒂资助培养成材的。在马泰奥蒂这位社会党的领导人被法西斯分子野蛮地杀害以后，心力交瘁的世界良心对这种暴行发出了愤怒的吼声，整个欧洲都被激怒了。他这个忠诚的朋友是在当时敢于在罗马大街上公开抬着被害者灵柩的六位勇士之一。但是不久之后，他因为受到威胁和刁难而出外流亡。但是，马泰奥蒂家属的命运使他十分不安。为了报答他的恩主，他想把马泰奥蒂的孩子偷偷地从意大利送到国外，可是他们在行动的时候落在密探和破坏分子手中，他本人也在这次行动中被逮捕。由于一提起马泰奥蒂就会使意大利当局陷入难堪的境地，所以用这样的理由对他起诉，几乎对他构不成大罪。可是，那位起诉官却十分巧妙地与另一件同时发生的暗杀墨索里尼的案件联系起来了。于是这位在战地获得过最高奖赏的医生被判了十年监禁。
可是，对我们这一代经受考验和磨难的人来说，是不可能想到自己身后事的。随着希特勒时代的开始和我远离祖国，我搜集藏品的兴致一下子荡然无存；再说，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存放在哪里更安全。有一段时间，我把一部分藏品放在保险柜里，寄存在朋友那里。后来，我决定按照歌德的话去做，“如果博物馆、收藏馆和兵器库得不到继续充实的话，还不如把它们封存起来”。我宁可与搜集工作告别。离开奥地利时，我将收藏的一部分赠给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另一部分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朋友们，还有一部分我变卖给了别人；其余部分，过去和现在的命运如何，我就无从知晓了。我的兴趣从此转到自己的创作上来，而不再为别人的创作费心劳神。我放弃了收藏，但我并不后悔。因为在这个敌视一切艺术、一切收藏品的时代，我们这些被追逐被驱赶的人必须重新学会一种新的艺术，即舍得放弃的艺术，同我们过去视为骄傲和热爱的一切诀别。
我从未见过意大利最重要的人物墨索里尼，这应该归咎于我历来不愿意接近政治人物；即使在我的祖国，小小的奥地利，我也没有见到国家的领导人，如赛佩尔、多尔富斯(8)、舒施尼克(9)。本来我有这样的机会，可是我有意不这么做。我从我的朋友——他们也是墨索里尼的朋友——那里获悉，墨索里尼非常喜欢读我的书，是意大利第一批最热心的读者之一。由于他曾经满足过我首次向一位政治家提出的请求，所以我本该亲自去向他致谢。
岁月就这样随着写作、旅行、学习、读书、搜集、玩乐，年复一年地过去了。当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一个早晨我醒来时，我已是五十岁的人了。在萨尔茨堡为我服务的那个老实诚恳的邮差，这一天对他来说是个倒霉的日子。因为德国有这样一种好习俗，一个作家过五十岁生日的时候，报纸就要为他大大庆祝一番；那位老邮差必须把大批信件和电报从一级级陡峭的台阶上拖上来。我打开信件之前就在思忖，这一天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人生的第五十个年头被视为一个转折点；我不安地回首往事，我已经走过了多少路程；我扪心自问，我是否还要继续向上奋进。我仔细琢磨已度过的时光，回顾那五十年的生活历程，我是怎样从自己的家走进阿尔卑斯山的山区，然后又到那块倾斜的谷地，同时我的心又不得不想到，那块谷地很可能是罪恶之地(13)，我没什么可感激的。但是出乎我的意料，人们最终给予我的，要比我期望的多得多。各种传播媒介，我利用它们而求得发展，通过它们发表自己的诗歌、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远远超出我童年时代的大胆梦想。岛屿出版社特地发行了一本我业已出版的各种文本著作的总目录，作为庆祝我五十寿辰的礼物。它本身就像一本书，里面什么语种都有了：保加利亚语、芬兰语、葡萄牙语、亚美尼亚语、中文和马拉提文(14)。传播媒介还把我的话和思想用盲文、速记、各个国家的铅字和方言传播到人民中间，我的生存空间远远超出我自己居住的范围。我和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物结成私人朋友，我欣赏过最完美的演出；我曾游览和观赏过那些不朽的城市、不朽的绘画和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我始终自由自在，不受工作和职业的羁绊，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乐趣，不仅如此，我的工作也给他人带来了乐趣！还有什么不幸的事会发生呢？到处都是我的书，难道会有人把这么多的书毁掉吗？（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我完全没料到以后发生的事。）这里是我的家，难道会有人把我从家里赶出去？这里有我的朋友，难道有一天我会失去他们？我曾经毫无恐惧地想到死，想到过疾病，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当前面临的这种处境，没有预想到我不得不背井离乡，作为一个被驱出家门的人被追逐、被驱赶，再次从这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这片海洋到那片海洋，浪迹天涯。我怎么也想不到我的那些书籍会被焚毁、被禁止、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我没有想到我的名字在德国会变得像一个罪犯的名字一样受到指责；我也没有想到我那一班朋友，他们的信件和电报在我生日那天全都放在我的桌子上。现在当我遇到他们，他们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我没有想到，我三四十年孜孜不倦所做出的一切业绩竟会被一笔抹杀。我没有想到我生活中十分稳固的一切会很快地分崩离析。我没有想到在我的事业即将达到顶峰的时候竟要我这颗精疲力尽的心去重新开始一切。说真的，在庆祝我五十寿辰的那一天，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以后会发生那么多不可思议的荒唐事。当时，我非常满足，我热爱我的工作，也热爱我的生活，我无忧无虑，即使我不再写作，我已出版的书籍也足够我生活。我似乎得到了一切，万事如意。那种安全感，早年我在家庭中获得，而后又在战争中失去，现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又重新获得。我还会有什么非分之想呢？
过了好多年以后我才懂得，就是折磨、迫害和孤单的不断升级和强化，也不会把一个人摧垮。生活中的一切重大事情都是这样。一个人获得这类认识，从不是通过别人的经验，而始终只能从自己的命运中获得。
可是，奇怪的是，恰恰是在我知道不希望得到任何其他东西的时候，在我心中出现了一种莫名的不快。在我的心中好像总是隐藏着一个疑问（不只是我自己），要是你的生活四平八稳地这样下去，始终这样一帆风顺，始终这样有条不紊，始终有收获，始终这样舒适和没有新的焦虑和磨难，难道果真就不错了吗？这种富裕的、完全有保障的生活难道不是完全符合你的本性吗？我沉思着，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我住的那栋房子，已按照我的意愿修理得相当漂亮了。难道我不应该永远在这栋房子里生活下去？不应该始终坐在那张写字台前写我的作品，一本接着一本写下去？然后又等着一笔又一笔的版税？渐渐变成一位受尊重的先生，用正派端庄的德行维护自己的名声和著作？与一切意外事件、一切焦躁不安和一切危险隔绝？难道我应该在笔直的、平坦的大道上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一直到六七十岁？我一直这样梦想着，对我来说，出现一些其他的事，一些新鲜事，一些使我不安、焦急同时又能促使我年轻的事，岂不是更好吗？因为这些事能够促使我去从事新的、也许是比较危险的斗争。在每个艺术家的心中都隐藏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矛盾：生活十分坎坷的时候他渴望安宁，可是当生活十分安宁的时候，他反而渴望坎坷。在我五十岁生日那一天，内心深处居然有一种邪念：但愿能发生一些再一次把我从安全舒适的环境中强拉出去的事，但愿出现迫使我不能正常继续生活下去、必须从头开始的事。难道我这是害怕年老、害怕衰退、害怕迟钝的表现？抑或是一种神秘的预感，它让当时的我为了寻求内心的发展而渴望另一种更艰苦的生活？对此，我无法知道。
高尔基把在索伦托的疗养生活叫作流亡是不对的。他每天都想回国，事实上他也回去过。他不像梅列日科夫斯基那样真的被驱逐，书籍被禁止，我在巴黎时曾遇到过这个悲剧性的愤懑人物。他也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按照格里尔帕策的美妙的说法，我们“对两边来说都是外国人，没有祖国”。我们说的是他国语言，无家可归，随风飘荡。真正的流亡者并不像高尔基所说的那样。在以后的几天里，我曾在那不勒斯探望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流亡者，这就是贝内代托·克罗齐。数十年来他曾是青年人的精神领袖，他曾当过参议员和部长，在他的祖国享有各种礼仪上的荣誉，直到他因反对法西斯主义而和墨索里尼发生冲突。他辞去各种官职，隐居起来。这样也不能使那些强权者满意，他们要限制他的反抗，必要时甚至要采取惩罚的措施。那些青年人也变得跟过去大不一样了，他们成了为反动势力随时效劳的先锋队。他们冲进他的住宅，打碎他住房的玻璃。但是，这位有一双大而聪明的眼睛、留着一撮山羊胡子、看起来更像个普通老百姓的矮胖人物，他并没有被吓倒。他没有离开他的祖国，虽然他接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大学的邀请，他还是留在家里，藏在书堆成的大墙后面，继续办他的杂志《批评》。他继续宣传他的思想，出版他的著作，他的威望越来越高，以致根据墨索里尼的命令制定严格的检查制度在他面前执行不下去。然而，另一方面，他的学生、同他志同道合的同志却全部被瓦解了。不管是意大利人还是外国人，要去探望他，都需要非凡的勇气，因为当局知道得很清楚，他在自己的城堡里，即在满是书籍的书房里，也会无所不谈，直言不讳。所以，他等于生活在一个密封的房间里，他生活在四千万同胞中，就像生活在一只煤气罐里似的。我觉得，在一座几十万人口的城市里，在有几千万人口的国家里，这种密封式的孤立是一件可怕的事，同时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当时我还不知道，这种消灭一个人思想的做法比起以后加在我们头上的做法，还是宽容得多的。我不能不钦佩，这个年迈的老人在每天的斗争中保持了怎样清醒和旺盛的精力呵！但是他却笑着对我说：“恰恰是这种反抗斗争使一个人变成年轻人。要是我还当参议员，在精神上我早已变得懒散和逍遥自在，我很容易就老了。对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危害最大的莫过于缺乏反抗精神。自从我孤身一人，青年人也不再来了，我更需要使自己变得年轻。”
我之所以不知道，是由于在那个特殊的时刻，从无意识的朦胧中产生出的想法，根本无法说清楚，也肯定不是从清醒的意识中产生的。它只是我感到的突然出现的一种念头，也许并不是我自己的想法，而是从莫名其妙的深渊里发出来的鬼念头。它已经在我周围，而我并未觉察。控制我生活的那股神秘力量是不可捉摸的，它曾满足过我许多从未希望也不敢希望的愿望。但是，现在这股神秘的力量却举起了自己的手，要把我的生活击个粉碎，迫使我在自己生活的废墟上重新建立更为艰难困苦、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在那几天里，我恰巧成了那样一种完全是新俄罗斯人的典型场面的见证人，那个场面为我揭开了他的全部矛盾。一艘俄国战舰在训练中第一次驶进了那不勒斯。从没有到过西方世界的年轻水兵们穿着漂亮的制服下船散步，穿过托莱多大街，他们睁大好奇的农民的眼睛，对一切新鲜的东西怎么也看不够。第二天，他们中的一群人决定到索伦托来，来看看“他们自己的”大作家。他们没有事先通知他，在他们俄罗斯人同胞情谊的思维中，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作家会随时给自己的同胞腾出时间。他们突然来到高尔基的家门前，而他们的想法完全正确，高尔基没有让他们等候，就把他们请进去。可是，高尔基第二天笑着对我说，那些青年人在开始的时候对他非常严厉。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公事”高于一切，他们刚踏进这座美丽舒适的别墅就说道：“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你怎么生活得像资产阶级一样。你究竟为什么不回俄国去？”高尔基不得不向他们做详细的解释。好在事情顺利，这些老实规矩的青年人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那么严重。他们无非是显示一下自己的信念。接着，他们毫无拘束地坐下来，喝茶、聊天，最后告别时，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同他拥抱。照高尔基的描述，那个场面是非常动人的。他对青年一代轻松自由的处事方式非常喜欢，对他们落拓不羁的作风一点也不生气。他一再重复说：“我们与他们是多么不同啊。我们不是畏首畏尾就是激烈无比，但从来不能把握自己。”那天晚上，他一直兴高采烈。可是当我对他说：“我看你当时的想法是最好和他们一起回家。”他猛地一愣，直瞪瞪地望着我：“这，你是怎么知道的？说真的，直到最后一刻钟我还在考虑，我是否把一切：书籍、纸张、手稿统统留下，同那些小伙子一起乘船去航行十四天，这样也许我会知道俄国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了。一个人在远离祖国的地方，会把自己学到的最好的东西荒疏，流亡中的我们还没有一个人为祖国做出过有益的贡献。”
(1)罗歇·马丁·杜加尔（1881—1958），法国著名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蒂博一家》。
这次会面真是不同寻常。高尔基不会任何外语，我也不会俄语，按道理讲，我们两人只有默默地相对而坐。幸亏有我们尊敬的玛丽亚·布德贝格男爵夫人在一旁翻译，我们才得以交谈。高尔基不愧为世界文学中一位最有天才的叙述家。叙述不仅仅是他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也是他整个天性本能的集中表现。他在叙述时把自己放到要叙述的事物中，把自己变成叙述的对象。我虽然不懂俄语，但可以从他面部表情中明白他的意思。看上去，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我无法用别的词来表达。他脸上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这个身材瘦长、头发草黄、颧骨宽宽的人，叫人联想到田里的农民、马车夫、鞋匠或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等等。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百姓”，是俄罗斯原型的集中体现者。在大街上，人们可能漫不经心地从他面前走过，不会注意到他。只有坐在他的对面，听他叙述什么的时候，你才会认出他来。因为他在无意之中变成了他所要描绘的人。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他在描绘游历时遇到的一个疲倦、年迈的驼背人时，很自然地把脑袋耷拉下来，双肩下垂，眼神阴郁、倦怠。没有翻译，我就已明白了他叙述的是什么。开始叙述时，他精神抖擞，蓝眼睛明亮有神；当他的声音变得颤抖时，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已变成了那个驼背的老人。如果他叙述一些高兴的事情，他会立刻大笑起来，轻轻地向后仰着，额头闪着光。听他讲话确实是一件难以形容的快事，他用熟练的形象动作来表现他叙述的人和物。他身上所有的一切，不论是走路的姿态还是坐相，以及倾听别人的讲话和十分高兴的时候，都是那么实在和自然。一次晚会上，他乔装成一个贵族，腰间佩带一把军刀，眼神顿时变得威严无比，他眉毛飞扬、挺胸收腹，在屋里来回踱着方步，好像是在考虑沙皇的一道谕旨；可是当他一卸装，他笑得像农家少年那样质朴。他的生命力简直是一个奇迹，他的肺坏了，可他依然活着，这与医学规律是相违背的。是那种不同寻常的生活意志和坚强的责任感使他顽强地活了下来。每天早上，他用清晰的手写体写他的长篇小说，回答本国青年作家和工人提出的成百上千的问题。对我来说，和他在一起，就好像到了俄国，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也不是今天和以前的俄国；我看到了一个永恒民族的宽阔、坚强、深沉的灵魂。在那些年月里，他的内心还是犹豫不决的。作为一个老革命家，他也主张改天换地，他与列宁的个人友谊甚为密切，但他当时也很犹豫是否完全投靠党，用他的话来说，是否成为党的“牧师或教皇”。他始终感到良心上的压力，因为在那些岁月里，每个星期都有新决定，但那些决定与他这样的人是非常不合拍的。
(2)赫·乔·威尔斯（1866—1946），英国科幻小说家。
当我离开莫斯科时，我的箱子基本上空了。我把能送的东西都送给他们了；他们送给我的东西，我只带回两幅圣像，后来我把它们长期挂在我的房间里，作为装饰。不过，我带回来的最珍贵的东西，是和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友谊。我和他第一次会面是在莫斯科；两年以后，我和他在索伦托再次重逢，他由于健康受到威胁而去那里疗养。我到他家做客，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三天。
(3)帕纳伊·伊斯特拉蒂（1884—1935），用法语写作的罗马尼亚小说家。代表作有《安格尔舅舅》《阿德里安·佐格拉菲的故事》。
这是一封没有落款的信，是一封十分巧妙且通情达理的信，尽管这不是一名“白俄”写的，可是信中流露出最近几年来对自由不断受到限制的愤懑情绪。这位不相识的人写道：“请您不要相信他们向您说的一切，请您不要忘记，他们向您展出让您看的一切，他们还有许多东西没让您看。您要记住，跟您交谈的那些人，他们还没有把真心话告诉您，他们不敢，只是讲了允许讲的话。现在我们大家都受到监视，恐怕您受的监视更多。您的女翻译每天都向上级汇报您说的每一句话。您的电话被窃听，每走一步都有监视。”他举了一系列无法证实的例子和细节。我按照写信人的要求把信烧了。“请您不要撕碎它，因为会有人把纸篓里的碎片拿出来再拼凑起来。”——这时我开始深省一切。我处在诚挚的热烈气氛中，在那非常融洽的同志式的气氛中，有许多机会私下里同某个人进行无拘无束的交谈，难道这一次次的私下接触都是假的吗？由于我不懂俄语，无法与真正的老百姓直接接触，更何况只有十四天时间，就我所看到的而言，也不过是一望无际的帝国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如果我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别人，那么我一定要说，我得到的印象，在细节上是相当动人和鼓舞人的，但从客观上讲，并没有多大用处。几乎所有的作家从俄国回来以后，都很快出版了一本书，不是热烈的赞扬，就是激烈的反对，而我只不过写了几篇文章。我认为我采取这种保留的态度是正确的，因为三个月后，许多事情就同我见过的不一样了；一年之后，经过剧烈的变革，当时说的每一句话都被事实斥为谎言。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在俄国强烈地感受到的那个时代的暴风骤雨式的变革，是我一生中极少经历的。
(4)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中的主人公。
我之所以没有跌入魔术般的迷境，与其说是归功于我内在的克制力量，倒不如说是一位不知姓名的陌生人的提醒，我后来始终不知此人是谁。那是一次与大学生的快乐聚会，会后，学生们围着我，拥抱我，同我握手。他们的热情感染了我，我高兴地望着那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最后有四五个大学生陪我到住处，这些人之中，就有派给我的那位女翻译，她也是大学生，她什么都翻译给我听。直到我关上旅馆房间的门，我才是真正独自一人，这是我十二天来第一次独处，因为在这十二天里，我身边总是有人陪着，有人围着，我始终被一股暖流推动着。我把外衣脱下放在一旁，这时才发现上衣有沙沙的纸声。我伸手到衣袋里，拿出了一封信，是用法语写的，但不是通过邮局寄来的，一定是有人在拥挤时或拥抱时悄悄塞到我的衣袋里的。
(5)约翰内斯·维米尔（1632—1675），荷兰风俗画家。
我在俄国待了十四天，我始终有这种感觉：他们内心里急于求成，并有点朦胧的陶醉感。可是，究竟是什么使他们如此激动呢？很快我就获得了答案：因为他们是人，而人总会有热情的冲动。他们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已经参与到一个涉及全人类的伟大事业中，他们全都抱着这样的信念：他们不得不忍受物品匮乏和短缺之苦，都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使命。他们过去在欧洲人面前的那种自卑感，现在一下子变成了高度的自豪感，就好像他们超过了所有的人：“光明来自东方”，他们是未来的救世主；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诚恳和正直；这就是他们所认识的“真理”，别人只能梦想的事情将由他们来完成。即使他们给我看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他们也会眼睛明亮起来：“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个“我们”是指全体人员。替我驾车的马车夫用鞭子指着一幢新楼，张着大嘴笑着说：“这是我们自己建的。”鞑靼人和蒙古人大学生向我走来，骄傲地向我展示他们的书，这个说：“这是达尔文的书！”那个说：“这是马克思的书！”他们那股神气，就好像书是他们自己写的。他们急切地向我们显示他们拥有的一切，向我们仔细解释，他们非常感激那些观看他们“事业”的来宾。那是斯大林以前的年代，他们每个人都充分信任欧洲人，用善意的、诚恳的目光望着我们，同我们亲切地紧紧握手，像亲兄弟一般。而恰恰是这些少数人同时也表现出：他们对我们友好，却缺乏“尊敬”。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本来就是兄弟，也是同志。我们曾在过去属于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宅第里聚会，不仅有欧洲的作家和俄国的作家，而且还有通古斯族作家、格鲁吉亚作家和高加索作家。每一个苏维埃联盟国家都为参加托尔斯泰纪念活动派出了自己的作家代表团。我们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能互相交谈，但能明白彼此的意思。有时，他们中间一个人站起来，径直朝我们中间一个人走来，指指这位作家写的书，然后再指着自己的心，意思是说：“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接着他紧紧抓住这位作家的手，使劲握着，好像他喜欢得非要把对方的手关节摇散了不可。使人更为感动的是，他们每个人都带来了礼物。当时还是困难时期，他们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是每人都拿出一点东西给我们留作纪念：一幅不值钱的旧版画，一本不能读的旧书，一件乡间木刻。我回赠给他们的是在他们这里早已见不到的，在他们看来价值很高的东西，如一把吉列保险刮脸刀、一支钢笔、几叠优质信纸、一双软皮拖鞋，以致我回家时行李少得不能再少。正是这种不用语言表达的热烈情感，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们在这里受到如此宽厚如此温暖的礼遇，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因为在我们那里还没有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境界。每次聚会都有一种危险的诱惑。的确，也有一些外国作家在访问俄国时经不住这种诱惑，因为他们受到如此隆重的款待，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爱戴。他们认为一定要赞扬这个新政权，因为在这个政权之下的人民非常喜欢读他们的书，也喜爱他们本人。礼尚往来，将心比心，本来就是人的本性。我必须承认，我自己在俄国有时几乎也大唱赞歌，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我的头脑近乎发昏。
(6)乔治·索列尔（1847—1922），法国新闻记者、社会哲学家。
在俄国，我所见到的再没有比托尔斯泰的坟墓那么伟大和那么使人感动的了。那块高贵的朝圣地坐落在偏僻、孤寂之处，被一片树林环抱着。一条窄窄的小路通向那个小山丘，这山丘不过是用土堆成的矩形土山，无人看守，也没有人保护，只有几棵大树为它遮阴。在墓前，他的孙女对我说，那些参天大树是列夫·托尔斯泰亲手栽下的。他同他的哥哥尼古拉童年时曾从一个村妇那里听到这样一个传说：人们栽树的地方将是一块吉祥之地。因此，他半开玩笑地种下了一些树苗。到了晚年，老人突然想起那个迷人的预言，于是他立刻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死后葬在自己栽下的树林中间。他的后事是完全遵照他的意愿办的，他的坟茔简朴得令人心酸，从而使它成为世界上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墓地。一个小小的矩形山丘，上面有参天大树笼罩着——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更没有铭文！这位伟大的人物入葬时不留姓名，世上再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对自己的姓名和荣誉感到痛苦；他默默地被埋葬在这里，从外表上看，像一个偶然被发现的流浪汉或者一个不知名的士兵之墓。谁都可以踏进他这块永久之地，虽然周围有栅栏，但从来没有封闭过。唯有人们的敬意护卫着这位永远不休息的老人最后的安息地。通常，人们总是对陵墓的宏伟壮观深表惊奇，而这里的坟茔却以出奇的简朴更引起人们的深思。微风像上帝的低语在这座没有名字的坟墓上沙沙作响，除此之外，便是一片寂静。人们可以从这里走过，除了知道这里埋着一个人，在俄国的土地上埋着一个俄国人，其他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是，无论是巴黎荣军院教堂里大理石拱门之下拿破仑的墓室，君王陵寝里歌德的灵柩，还是威斯敏斯特教堂里的墓碑，它们的景象都不及这座在树林中的、非常安谧的无名坟茔这样感人至深，因为在它上面风儿微微低语，而坟墓本身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和话语。
(7)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摩夫》中的主人公。
可是，难道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只有我有？俄国人身上就没有？难道我们共同纪念的托尔斯泰心灵中就没有？在去托尔斯泰的故居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火车上，我跟卢那察尔斯基谈论过这个问题。卢那察尔斯基对我说：“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是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者？他自己知道吗？他作为一个真正的俄国人，想把数千年来世界上的一切在他手中来个翻天覆地。”他微笑着补充说：“完全像我们现在似的，想用唯一的方案改变一切。如果有人把我们称为有耐性的人，那么这是把我们俄国人看错了。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心灵都是有耐性的，但是我们的思想却比任何民族都没有耐性。我们总是立刻想知道所有的真谛，即‘真理’。这位老人就是因此而饱受痛苦。”是呀，确实如此，当我走过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托尔斯泰故居时，我总有这个想法：“这位伟大的人物是怎样自讨苦吃啊！”我看到一张写字台，托尔斯泰曾在这里写下不朽的著作，他写累了，就到隔壁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去修鞋，修理那些破旧的鞋子。这里有一扇门，那里有一座楼梯，他正是穿过这扇门，通过那座楼梯，逃离这个家，摆脱他自身的矛盾。屋里挂着一杆枪，在战争中他曾经用这杆枪打死过敌人，而他又是一个反对一切战争的人。就在那栋矮矮的白色庄园里，托尔斯泰的生活矛盾，强烈地、形象地浮现在我眼前，而令人奇怪的是，当我向他最后的安息地走去时，原来的哀思之情渐渐淡薄起来。
(8)恩格尔贝特·多尔富斯（1892—1934），奥地利政治家，曾任总理和外交部长等职，一九三四年在纳粹分子发动的一次未遂政变中被杀害。
有很多事情确实了不起。首先是列宁格勒，这座由胆识过人的诸侯们天才地设计的城市，布局宏伟，宫殿气派。它同时又是《白夜》中令人压抑的彼得堡，是拉斯科尔尼科夫(4)的彼得堡。冬宫极其雄伟壮观，里面的景象使人难忘。我们看到成群的工人、士兵、农民，他们穿着沉重的靴鞋，手里拿着帽子，缓缓地穿过从前皇帝住过的殿堂，就像在教堂里走到圣像前面似的。他们在观看那些绘画时，心中暗含着一种自豪：现在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我们的，因此，我们要学会了解这些东西。老师们带着圆脸蛋儿的孩子们穿过大厅。冬宫的艺术讲解员向那些拘谨而又专心的农民讲述伦勃朗和提香的绘画；当讲解员指向某些画的细部时，农民沉重的眼皮总会抬起来，怯生生地向上看。那种天真的、一本正经的学习精神，未免有点可笑，可这是认真的，到处都可以看到。因为要想让这些目不识丁的民众一夜间就能够懂得贝多芬和维米尔(5)，这显然是拔苗助长。无论是讲述这些艺术品的一方，还是要求懂得艺术品价值的另一方，双方都那么性急。孩子们在学校里画的是最简单、最粗糙的东西。在十二岁小姑娘的课桌上放着黑格尔的著作和索列尔(6)的书（当时连我都不知道这个人）；甚至连不大识字的马车夫手里也拿着一本书，仅仅因为这是书而不是别的，书就意味着教育，这是新的无产阶级的光荣和义务。他们让我参观那些中型工厂，并且期待我们的赞扬，就好像在欧洲和美洲还没有过这样的工厂。我们不得不装出一番笑容。一个工人曾非常自豪地指着一台缝纫机对我说：“这是电动的。”然后以期待的眼光看着我，似乎我应该大大赞扬一番。因为工人们都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产品，所以他们虔诚地相信，是革命，是革命之父列宁和托洛茨基设计和发明了这一切。于是我们微笑着称赞一番，与此同时又暗自觉得好笑。俄罗斯这个国家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像是一个有才能的心地善良的大孩子。我们总是这样想而且反问自己：这个国家将来真的会像它打算的那样非常迅速地改变旧面貌吗？宏伟蓝图也许会变得更加庞大，也许会在俄罗斯人原有的奥勃洛摩夫(7)式的怠倦中变成泡影？我们有时候觉得可信，有时候觉得怀疑；我看得越多，心里就感到越糊涂。
(9)库特·冯·舒施尼克（1897—1977），奥地利政治家。多尔富斯被杀后，他继任奥地利总理。
我在苏维埃俄国度过了高度紧张的十四天。我看、我听，有时赞赏、有时厌倦，有时欢乐、有时生气，始终是一股介于冷热之间的交流电。莫斯科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那里有壮丽的红场，旁边是宫墙和洋葱头形屋顶的建筑，有一点儿鞑靼人的、东方的、拜占庭的奇特风格，这也是古老俄罗斯的风格；在红场的另一端矗立着现代化、超现代化的高层建筑，犹如一群陌生的美国巨人。两者格格不入；被烟熏黑的古代希腊正教的圣像和镶嵌宝石的圣坛在昏暗的教堂里影影绰绰地放着金光，而离教堂百步远的地方却是一口水晶棺材，里面躺着穿黑色西装的列宁遗体。这里刚刚粉刷过（我不知道是否因为我们的到来），一边行驶着几辆闪闪发光的小汽车，另一边却是满脸胡须、一身油污的马车夫轻轻地吆喝着，挥动鞭子驱赶着驾车的瘦小马匹。我们发表演讲的大歌剧院里灯火辉煌，在无产阶级的观众面前仍然是一派沙皇时代富丽堂皇的景象。而在郊外，则是一片老式的旧房子，好像脏兮兮无人照料的老人，为了不致跌倒而互相紧紧地依靠着。所有的一切早就陈旧不堪，可是现在却想要一下子变得现代化、超现代化。因为这种急于求成，莫斯科人满为患，到处都是乱哄哄的。不论是在商店里还是在剧院门口，到处是拥挤不堪的人群。由于机构臃肿，所以办事效率很低，到处是等着办事的人。理应订出“制度”的新官僚们热衷于批条子发文件，一切事情都被耽误了。那次盛大的纪念大会原定六点，可是直到九点半才开始，当半夜三点我精疲力尽地离开大歌剧院时，演说者还在滔滔不绝地讲着；我作为一个欧洲人，在参加每次招待会或赴约时，总是提前一小时到场。时间就这样从人的手中白白流走，但在注视和观察事物时，在讨论问题时，却显得每一秒钟都十分重要。俄罗斯人不论对什么事情都表现出一种热情；那种煽动人心的秘密力量会在不知不觉中抓住每一个人，使得他们那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情感和思想一起炽热地迸发出来。虽然我们无权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和为了何事竟如此激动，但无疑和新变化的社会气氛有关；也许一种俄罗斯式的国魂已降落在他们的身上。
(10)萨科和万泽蒂是无政府主义者，两人被指控犯有杀人罪，尽管证据疑点颇多。一九二一年被判有罪，并于一九二七年被处死。
一九二八年初夏，我收到了一封邀请信，要我作为奥地利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到莫斯科参加纪念列夫·托尔斯泰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并请我在大会上致辞。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次机会，因为这次活动是超党派的，从而我的访问也就失去了政治色彩。托尔斯泰是一个非暴力的信徒，而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我写的那部关于他的书，已有数万册在那里流传，显然我有权谈谈作为作家的托尔斯泰。而且我还觉得，如果所有国家的作家们都团结一致，共同纪念他们中间最伟大的人物，按照欧洲人的思想方法，这无疑是一场重要的示威。于是，我接受了邀请，而且对这次迅速的决定一点也不后悔。因为穿过波兰就已使我大长见识。我沿途看到，我们的时代治愈自己的创伤有多么快。我在一九一五年曾经看到过的在战争中化为废墟的加利西亚城市如今已焕然一新。我又一次认识到，十年时间在个人的一生中是一段颇长的路程，而在一个民族的生存中仅仅是一瞬间。在华沙已经看不到交战双方的军队在这里两次、三次、四次激烈战斗的痕迹。咖啡馆里坐着时髦的妇女，十分耀眼；穿得笔挺、身材修长的军官在大街上散步，看上去更像扮演官兵的皇家剧院的演员。到处都可以感受到一股奋发向上、信心十足的自豪的气氛，因为如此兴隆的新的波兰共和国是从几百年的瓦砾堆上建立起来的。离开华沙，我们继续向俄国边境驶去。大地越来越平坦，沙土地面越来越宽广。每到一个车站，当地村庄的居民都穿着色彩鲜艳的乡村服装站在车站两旁，村民们把观看一趟连接东西方世界的特别快车当作盛事。因为在当时，每天只有一趟客车从这里驶向那个禁止外人入境的封闭的国家。边境车站涅戈洛尔耶终于到了。铁轨上方高高地悬挂着一条宽大的鲜红横幅，上面用西里尔文写着一句标语，我不认识，别人给我翻译说，那是：“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从这条鲜红的标语下穿过，踏上了无产阶级的帝国——苏维埃共和国的土地，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当然，我乘坐的列车并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沙皇时代的卧车，比欧洲豪华的列车还要舒适方便。因为车体宽大，行驶速度比较缓慢，震动也小。我是第一次穿越俄国的大地，奇怪的是，我对这片土地并不感到陌生，觉得一切都那么熟悉：空旷略带一点忧伤的草原；草原上的小茅舍；矗立着洋葱头形屋顶建筑的小城镇；留着长胡须、一半像农民一半像先知的男人，用善良憨厚的笑声向我们致意；戴着花头巾、穿着白色短裙的妇女向我们出售格瓦斯、鸡蛋和黄瓜。我怎么会早知道这一切呢？那是因为我读过俄国文学大师，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克萨科夫、高尔基的作品，他们用卓越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民间”生活。那些穿着白色肥大上衣的普通男子站在那里，憨态可掬，和蔼可亲；列车里年轻的工作人员，有的下棋、有的看书、有的在交谈；虽然我听不懂他们的谈话，但我相信自己懂得这些人说的意思，我觉得在他们身上具有青年人那种心神不定、不能自制的精神状态，由于他们受到了巨大力量的召唤，所以在他们身上迸发出特殊的活力。如果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民众”的爱会在一个人的心中起到回忆的作用，那么我在列车上就已经对这些单纯又动人、聪明又尚缺修养的青年人产生了怜悯之情。
(11)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人物，是一个爱给主人帮闲的音乐师。
在众多的旅行中，特别使我激动和受教益的一次旅行是去新的俄国。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前夕，我正在写一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当时我就为此行作准备了。后来，战争打乱了我的计划，自那以后，又有一种新的顾虑妨碍着我。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实验，俄国对一切有知识的人来说，成了战后最富有魅力的国家。有人热烈赞美它，有人疯狂反对它，但这两种人都没有真正了解它。由于宣传和同样激烈的反宣传，没有人清楚地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人们都知道，那里正在进行一些全新的试验，不管这些试验是善是恶，它们很可能决定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形式。萧伯纳、威尔斯(2)、巴比塞、伊斯特拉蒂(3)、纪德及其他许多人都去访问了这个国家；当他们回来时，有的兴高采烈，有的失望沮丧。这样反而引诱我亲自到这个国家去看看，得出自己的结论。我的书在那里广泛流传，不仅有马克西姆·高尔基为我撰写序言的全集，还有定价几个戈比的廉价普及本在广大群众中间流传。显然，我到了那里会受到很好的接待。但是，仍然存在妨碍我成行的因素，因为在当时去俄国的任何旅行，本身就意味着一次政治表态：要我这个对教条主义和政治深恶痛绝的人，在对一个难以预测的国家进行几周一般性的观察之前就表示赞许或否定；要我对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事先就发表自己的判断。所以，尽管我有强烈的好奇心，我还是下不了决心到苏维埃俄国去。
(12)莫扎特于一七九一年创作的歌剧。
在那个时候，我经常外出旅行，只不过跟我青年时代的旅行不可同日而语罢了。因为我在许多国家已不是籍籍无名了，到处都有我的朋友，我的出版人，还有一大群读者。去那些国家我是作为作者去的，不再像从前那样名不见经传，纯粹出于好奇而旅行。这给我带来很多好处。我能够更为有效、更为广泛地宣传我多年以来为之奋斗的理想：争取欧洲精神的统一。我本着这个信念在瑞士和荷兰发表讲演；我用法语在布鲁塞尔的艺术宫演讲，用意大利语在佛罗伦萨那座具有十三世纪艺术风格、富有历史意义的大厅——米开朗琪罗和莱奥纳多·达·芬奇曾在这里住过——发表演讲。在美洲，在大西洋到太平洋彼岸的一次巡回演讲中我又用英语。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旅行；在那些国家我可以看见该国最优秀的人物，像老朋友似的，不用特意去寻找他们。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对他们深怀敬意，不敢给他们写一个字；而现在，我们却成了朋友。现在我已跻身于那个把陌生人傲慢地拒之门外的社交圈子；我可以参观巴黎圣日耳曼区华丽的宫殿建筑和意大利的高级宅邸；我可以看到私人的珍藏；现在，我已用不着在图书馆借阅台前求助于人，而是图书馆馆长亲自把馆藏善本拿给我看。我还可以在拥有百万美元资产的古董商那里，如费城的罗森巴克博士家做客，每当小收藏家从这些古董店铺前走过时，总是满面羞色。于是，我第一次见识到这个所谓的“上层”世界及这个世界的奢华。而这一切无需我向别人请求，是他们自己送上门来的。然而，难道这样一来我就见多识广了吗？不，我依然渴望我青年时代那种无人等候的旅行，而且由于只身行动，一切更有神秘感，所以我还不愿放弃过去那种旅行方式。每当我去巴黎，我尽量避免在到达当天通知罗歇·马丁·杜加尔(1)、儒勒·罗曼、杜阿梅尔、马塞雷尔这些最好的朋友。我像大学时候那样，先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重访那些我年轻时候喜欢的咖啡馆和小饭店，让自己重温年轻时代的美梦；如果我想写作，我也是到那些别人想不到的地方去，如布洛涅或蒂拉诺或第戎这样一些外省的小地方。我觉得，在住过那令人厌恶的豪华大旅馆之后，住进小旅馆，无人知道自己的行踪，起居行动完全按自己的意愿，是最惬意不过的事了。尽管后来希特勒从我身上夺走了许多东西，但是这种美好的感觉，在这十年里按自己的意愿充分享有内心自由的欧洲式生活，是他既不能没收，也不可能从我心中磨灭的。
(13)指希特勒曾一度居住的萨尔茨堡。
我很喜欢一次又一次地回想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三年这段欧洲相对平静的时期，也就是搅乱世界的那个人——希特勒——崛起前的十年。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在十年之前受的苦难实在太深重了，所以我们把这相对平静的十年看作十分珍贵的礼物。我们大家都有一种想法，我们一定要在这十年中弥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艰苦岁月从我们生活中夺走的自由、幸福与精神财富；所以我们发奋工作，心情却非常舒畅；我们四处漫游，试图找到一个新的欧洲，一个新的世界。人们外出旅游从没有像这十年里那么多。是否青年人忍耐不住，急于弥补他们过去由于彼此隔绝所造成的损失呢？在我们重新被禁锢之前，及时冲出这狭小的天地，这或许还包含一种朦朦胧胧的预感吧？
(14)印度孟买省中部马拉提人用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