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通货膨胀结束的那一年（一九二三年）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用令人眩晕的一兆马克兑换一个新马克的时候，也正是一切都恢复正常之日。事实上，随着通货膨胀泛起的污泥浊水从此迅速消失，酒吧、小酒馆也消失了，社会秩序日趋正常。现在，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算出自己的得失。大多数人，即广大人民遭受了损失。可是，这种责任没有让那些挑起战争的人去负，而是要那些本着牺牲精神恢复新秩序的人来负，他们不但得不到感谢，建立新秩序的责任也落在他们的肩上。再也没有什么能像通货膨胀那样使全德国人民变得如此充满仇恨、如此充满杀机——这是需要我们永远引以为戒的。因为战争是杀戮的工具，但人们却以胜利的号角和钟声欢呼胜利的时刻。德国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国家，曾为自己一时的胜利无比自豪，与之相反，通货膨胀却使德国感到自己受到玷污、屈辱和欺骗，国家的声誉遭到损害。整个一代人不会忘记和原谅德意志共和国时期那些苦难的日子，他们不愿受屈辱，宁愿回到大肆杀戮的时代。不过，这一切离我们还很遥远。到了一九二四年，从表面上看，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犹如飘忽不定的鬼火，似乎已经过去。光明的日子重新到来，秩序得到恢复。我们的内心感激不已。我们再一次认为，战争永远消失了。我们像以前一样，又当了无药可救的大傻瓜。但是，这种自欺欺人的幻想给了我们十年的工作、希望和安全的时间。
谁经历过世界末日似的可怕岁月，都会有这种感觉：事物发展到极限必然产生反弹，而德国正处在这一可怕的过程中。那些使德国陷入乱世的幕后人物，手里正拿着钟表笑嘻嘻地等待着：这个国家情况越糟，对他们就越有利。他们得势的时刻即将到来。一股反革命势力已经明目张胆地聚集在鲁登道夫周围，希特勒当时还未掌权，当然拥戴他的人更少些。那些被人扯下肩章的军官组成秘密团体。那些眼看自己的积蓄被人骗走的小市民悄悄进行联络，准备随时响应任何能恢复正常秩序的号召。对德意志共和国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具有灾难性的了：共和国本着理想主义的意图，既给人民以自由，也给敌人以自由。由于德国人民从来都是讲秩序守纪律的民族，所以对政府给的自由不知该怎么办，正急不可待地盼望有人出来剥夺他们的自由。
在今天看来，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三年短暂的十年时间，是德国通货膨胀结束到希特勒攫取政权的这十年，我们这一代人作为见证人和牺牲品，这十年是自一九一四年所开始的一连串灾难后出现的一段平安无事的安全时期。并不是说这十年里没有出现过任何紧张局势、动荡不安和危机——特别是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危机。不管怎么说，这十年里欧洲的和平得到保障，仅仅这一点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十年里，德国被光荣地接纳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利用贷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秘密扩充军备），英国裁减了军备，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接管了对奥地利的保护。世界好像要重新建设自己。巴黎、维也纳、柏林、纽约、罗马，无论是战胜国的城市还是战败国的城市，都变得比以往更加美丽。飞机加快了速度。办理护照的规定已经放宽。货币比价的大幅波动已经停止，人们可以知道收入和支出的具体数字，注意力已不再热衷于那些琐碎的表面问题。人们能够重新工作，集中精力去思考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事情。人们甚至在梦想一个统一的欧洲。好像那十年时间，虽然不过是世界上的一瞬间，却重新把一种正常的生活赋予我们这一代经受考验的人。
那一天，我已到了威斯特兰，数以千计的疗养旅客正在海滨快活地游泳。一支乐队就像宣布弗兰茨·斐迪南被暗杀的消息那天一样，照样为无忧无虑的避暑的人们演奏音乐。送报人像白色的信天翁一样穿过林荫道飞速而来，一边高喊着：“瓦尔特·拉特瑙被暗杀！”人们惊慌失措，全国震动。马克迅速贬值，一直跌到用数以兆计的疯狂比例来计算为止。通货膨胀的混乱局面刚刚开始。我们奥地利货币贬值的比例达到一比一万五千时，就认为已是非常荒唐，现在与德国的通货膨胀比例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如果能把马克贬值的细节和那些难以置信的事例都写出来，简直能写成一本书；而这本书在今天看来，好似童话一般。我经历了那样的日子：早上用五万马克买一张报纸，晚上就要用十万马克。兑换外币不能一下子换完，只好按钟点分几次兑换，因为四点钟兑换的比价可能要比三点钟的多好几倍，五点钟兑换的比价要比四点钟的多好几倍。例如，我给出版商寄一部我写了一年的手稿，为了保险起见，我让他立刻预付给我一万册的稿费，当支票到手时，其面值还抵不上一周前寄稿件的邮资。电车票价以百万计算。帝国银行用卡车向各支行运送钞票。十四天后，我在排水沟看到一张面值十万马克的钞票，是一个乞丐看不上扔掉的。当时买一根鞋带用的钱，在过去可以买一双鞋子，不，可以买一间有两千双鞋子的豪华鞋店；修一扇打碎的玻璃窗比过去买一幢楼的价格还高。一本书的价格比以前一家拥有数百台机器的印刷厂还要贵。用一百美元可以买到库尔菲尔斯滕达姆林荫道上一幢七层的高楼。几个刚成年的小伙子在港口发现别人遗忘的一箱肥皂，就可以坐小汽车兜几个月的风，因为每天只要卖出一块肥皂，就可以生活得像贵族一般。而他们的父母，以前是富人，现在却成了乞丐，处境艰难地到处奔走。送报人现在盖起了银行大楼，他在各种外汇兑换中发了横财。他们中的佼佼者是那个名叫施廷内斯的大赢家。他利用马克贬值的时机扩大自己的信贷业务，而自己只买进矿山和轮船、工厂和股票、城堡和农庄；但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没花一分钱，因为每一笔钱，每一笔贷款最后都等于零。不久，四分之一的德国财富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德国人总是对看得见的成就洋洋自得，于是对他推崇备至，甚至把他捧为天才，热烈欢呼。这当然是不正常的。成千上万的失业者到处都是，他们向黑市商人和坐在豪华汽车里的外国人挥舞拳头，因为他们把整个街道的东西全买光了，就像买一盒火柴那么简单。凡是能认字能写字的人都做起买卖来，想办法投机倒把，不过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种感觉：大家都在相互欺骗，同时又被一只为了使国家摆脱负债和义务蓄意制造这种混乱局面的黑手所欺骗。我自信对历史了解得很清楚，据我所知，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与此类似的疯狂时代，通货膨胀的比例会如此之大。一切价值都变了，不仅在物质上如此；国家的法规遭到嘲笑；所有的道德规范遭到鄙视；柏林成了世界上罪恶的渊薮。酒吧、游艺场、小酒馆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相比之下，我们奥地利出现的那种混乱局面不过是在群魔狂舞面前的一次小小的前奏，因为德国人把他们的全部热情和一丝不苟的作风都搞颠倒了。穿着紧身上衣、涂脂抹粉的年轻人沿着库尔菲尔斯滕达姆林荫道游来逛去，不仅是有职业的年轻人，就连中学生都想挣钱。在昏暗的酒吧间里，可以看到政府官员和大金融家恬不知耻地向喝醉酒的海员献殷勤。甚至在斯韦东(3)的罗马也没有见过像柏林那种舞会上互穿异性服装狂热放荡的场面。上百名男青年穿着女人的服装，女青年穿着男人的服装，在警察赞许的目光下跳着舞。在一切价值观跌落的情况下，那些迄今为止生活秩序并没有被波及到的市民阶层也遭受到一种疯狂情绪的袭击。年轻的姑娘们把不正常的两性关系引以为荣，当时在柏林的每所中学，如果一个女孩到了十六岁还是处女，就会被视为不光彩。每个姑娘都愿意将自己的风流事张扬出去，越有异国情调越好。但是，这种色情本身最令人反感的是它可怕的虚伪。事实上，这种伴随通货膨胀而迸发出的德国人的恣意纵欲无非是一味追求时髦而已；那些出身正派的市民家庭的女孩子，她们原本宁愿将头发简单地梳向两边，而不愿意梳男孩子那样光溜溜的发型。她们原本宁愿用小勺吃苹果馅饼，而不愿喝烈酒。可是每天都遇到的通货膨胀像脱缰的烈马一样飞奔，全国人民都无法忍受，人人都神经紧张。被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国家，实际上都在渴望秩序、平静、安宁和法纪。整个民族在暗地里都非常憎恨这个共和国，却不是因为共和国粗暴地压制了放纵的自由，恰恰相反，共和国把自由放得太松了。
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几年中，有一位客人来到我家，并友好地留了下来，那是我从未期待过的客人——成就。不言而喻，谈论我的书取得的表面成就对我来说并不愉快。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也不会留下那些可能被看作沾沾自喜或自吹自擂的粗略说明。但是，我有一种特殊的权利，甚至可以说我是在强迫自己对我一生中的历史事实不再保持缄默。因为七年以来，即自希特勒上台以来，我的成就已经成为历史。我的数十万册甚至数百万册书曾在当时的书店和无数家庭中有过稳固的地位。可是在今天的德国，我的书一本也买不到；要是谁还有我的一本书，就要小心谨慎地藏起来。我的书在公共图书馆里始终被塞在所谓的“毒品柜”里，在极少的情况下，除非经过官方批准，才有人为了“学术上”的需要去看那些书籍——大多数是为了批判辱骂。我的读者，我的朋友们给我写信时，在信封上早就没人敢写上我那已列入另册的真实姓名。更有甚者，在法国、意大利以及所有目前被奴役的国家，我的书同样根据希特勒的命令遭到禁止。而在当年，我的书的译本在那些国家属于读者最多之列。如我们的格里尔帕策所说，今天我作为一个作家，是一个“在自己的尸体后面行走的人”；四十年来，我在国际上所创作的一切，或者说几乎一切，都被那只拳头击得粉碎。因此，在我谈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时，我说的并非今天属于我的东西，而是过去属于我的东西；正如我的家、我的祖国、我的自信心、我的自由、我的没有偏见一样，都已属于过去。如果我事先没有指出我在被人推入深渊之前所达到的高度，就无法形象地说明我和其他无数相同的无辜者以后又被人推落到有多深。我也无法说明我们整整一代文学工作者是如何一下子被彻底消灭的，因为我不知道历史上是否还会有第二个例子。
我在外交部门前同他告别，当时我万万没想到，那竟是诀别(2)。后来，我在照片中辨认出，我们一起坐车行驶的那条街，正是不久后暗杀者伏击的那条街，仅仅是由于侥幸，我没有成为那场不幸的历史事件的目击者。所以我事后对那一事件感到特别痛心。随着这一悲剧的结束，德国的不幸、欧洲的不幸也就开始了。
我的成就不是突然降临到我家的；它是缓慢地、小心翼翼地来到的。在希特勒用法令的鞭子把它从我身边赶走以前，它一直忠实地、顽强地与我相伴。我的成就一年比一年高涨。继《耶利米》发表以后的第一本书，是我的《世界建筑师》三部曲中的第一卷《三大师传》，它为我开辟了道路；在此之前，曾出现表现主义者、唯意志论者和实验主义者，不论是这个主义还是那个主义，对坚韧不拔的人来说，那条通向人民的路又畅通了。我的中篇小说《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深受读者的欢迎，达到了平常只有长篇小说才会有的程度。这两篇小说被改编成戏剧，它们的片断被公开朗诵，后来又被改编成电影。我的那本小书《人类群星闪耀时》成了所有学校的读物，不久被列入“岛屿丛书”，印数很快达到二十五万册。没几年时间，我就获得了在我看来是一个作家最有价值的成就，那就是：一个广大的读者群，一批可信赖的读者，他们期待购买我的每一本新书。他们信赖我，我也不能辜负他们的希望。我的读者群越来越大，我的每本书刚出版，在德国第一天的销售量就可以达到两万册，而且报纸上还没有登过广告呢。有时我故意避开这种成就，可是它却出人意料地始终伴随着我。所以，为了自娱自乐，我写了一本《富歇传》。我把书寄给出版商后，他立刻回信说要印一万册。我随即复信，请他不要印那么多。我说富歇是个不会给人好感的角色，况且书里也没有任何描写女人的情节，不会吸引读者，所以最好印五千册。一年之后，这本书在德国销售了五万册。可是在同一个德国，今天却不允许人们读我写的一行字。我以一种几乎是病态的狐疑心情写的悲剧《伏尔波尼》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我原计划把它写成诗剧，于是先花了九天的时间用散文体写出各场次，当然显得有点松散和肤浅。由于德累斯顿宫廷剧院首演了我的第一部剧作《忒耳西忒斯》，我总觉得对该剧院欠了一份情，正巧就在那几天，剧院偶然来信问我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我马上就把散文体写的剧本初稿寄去，并表示歉意说：我所寄奉的只是我打算改成诗剧的散文稿。可是剧院立刻给我来了电报，说对我的剧本不需要作任何修改。后来，这个剧本就是以散文的形式登上世界各国舞台的（在纽约，是由以艾尔弗雷德·伦特为首的戏剧公会演出的）。总而言之，我在那几年取得的一切成就，总是受到日益增长的德语读者忠诚的守护。
我到了柏林之后，犹豫不决地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怎么可以去打扰一个正在造就时代命运的人呢？他在电话里说：“是的，很难找出会面的时间。我现在为了公务不得不牺牲朋友之间的友谊。”不过，他具有充分利用每一分钟的特殊技巧，很快就找到了我们会面的办法。他说，他要到几家使馆去拜访，他是从格鲁内瓦尔德出发到那些使馆去，要坐半小时的汽车，所以最可行的办法是我到他那里去，然后我们在车上聊半小时。他的专注力很强，能够从对一个问题的思考很快转到对另一个问题的思考，所以他在汽车里和列车上的谈话，事实上就像他在办公室里一样准确和透彻。我不想错过这次机会，而且我相信，他能和一个不介入政治但又是他多年好友的人来谈谈心，同样会感到高兴。那是一次内容丰富的谈话。现在我可以证明，拉特瑙还不是一个完全超脱的人，因此他完全是在心情不轻松、没什么兴趣和不耐烦的情况下接受外交部长这个职务的。他预先就知道，他接受的任务暂时还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使命。在最好的情况下，他只能争取到四分之一的赔偿费，得到一些无关紧要的让步，但是还不能指望真正的和平和宽宏大量的对待。他对我说：“也许十年以后吧，到那时我们这些人身体都不行了。尤其是老一辈的人已离开外交界，那些将军们也只有自己的纪念雕塑默默地立在各个公共广场上。”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着双重任务，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也许在历史上难得有这样的人，内心充满着无穷的忧虑，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去迎接自己的使命。他很清楚，这个使命不是他凭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而是只有时代本身才能完成。他已预见到，这一使命还会给他本人带来危险。埃尔茨伯格尔(1)就是由于承担停战协议中令人不快的义务而遭暗杀的。而鲁登道夫却在接受此项任务之前就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德国。从此以后，拉特瑙毫不怀疑，作为谋求和解的先驱战士，相似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不过，他没有结婚，没有儿女，孤身一人。所以他说他没什么好怕的；而我也没有勇气去提醒他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拉特瑙在拉巴洛的谈判中表现相当出色，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说是已取得最好的成果，在今天看来，依然如此。他具备及时抓住有利时机的出色才能和政治家的风度，再加上他个人的声望，使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是国内有些组织变得很强大。那些人诡计多端，他们认为，只要向战败国的国民声明：我们根本没有战败，任何谈判和让步都意味着对国家的背叛。这样说的次数越多，就越能招徕更多的人。那些大搞同性恋的秘密团体势力很大，是当时共和国的领导人所始料不及的。但是共和国的领导人以自由的观念对那些要把德国的民主永远消灭的人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
由于我为外国的作品或人物写评论或传记时，始终把探求这些作品或人物在其所处的时代里发生影响或不发生影响的原因为己任，所以，我在思考过程中不得不反问自己，我的书之所以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就究竟是由于哪些特点。最终我才相信，那是由于一种个人的恶习，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急躁又易动感情的读者。在任何一部小说、任何一本传记里，或者在一场思想意识的辩论中，任何冗长繁琐、空乏铺张、晦涩朦胧、含混不清以及一切画蛇添足之处，都使我反感。只有每一页都始终保持高潮，促使人一口气读到底的书，才能使我感到完全满足。我发现，我手里有十分之九的藏书都是描写过多，对话啰嗦，有许多配角没有必要，面铺得太广，因而使作品显得不紧凑，没有生气，甚至一些经典名著也有许多拖泥带水的地方，破坏我的情绪。我曾多次向出版商阐述我那项大胆的计划，把全部世界名著，从荷马、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直至《魔山》，进行彻底的缩写，去掉个别累赘段落，出版一套简明丛书。只有这样，所有这些无疑包含着超越时代内容的作品，才能在我们的时代重新生气勃勃地发挥作用。
我们欧洲的表面似乎是风平浪静的，可它的底下却潜藏着危险的暗流，这给我敲起了第一次警钟。第二次警钟也没有等好久。由于重新享受到旅行的乐趣，我决定夏天到北海之滨的威斯特兰去。当时，对一个奥地利人来说，能到德国去旅游是颇为诱人的。马克和我们疲软的克朗相比，依然保持着良好的信誉，看来，恢复工作正在全面进行。列车都正点到达，旅馆里窗明几净，铁路两旁新住房和新工厂拔地而起。到处都在执行无可指责的规章制度，这种制度在战前令人讨厌，可在混乱时期却受到赞扬。当然，德国国内仍存在一股紧张的空气，因为全国都在等待着，在热那亚和拉巴洛举行的最初几轮谈判中，德国作为一个平等国家，能否实现减少战争赔偿，或者至少能够得到真正谅解的一般的承诺。领导那几轮在欧洲历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谈判的人，正是我的老朋友拉特瑙。他在战争期间充分发挥了组织方面的杰出才能；是他最早认识到德国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即易遭致命打击的原料供应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及时（在时间方面他也很有预见性）把全部经济集中到中央控制之下。而在战后，需要一个人能与对手中最机智最富有经验的人物去谈判，这个外交部长的重任自然又落到他的身上。
我对所有的繁琐和冗长所抱的反感，势必会从阅读外国作品转移到自己的写作上，同时教我养成一种特殊的警惕性。本着这种警惕性，我的创作刻意追求轻快和流畅。书的第一稿，我只是信手写来，把心中所思倾泻在纸上。同样，在写一部传记时，我首先把一切想到的可供使用的文献中的细节利用起来，如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这部传记作品中，我事实上把每一笔账目都核算过，以确定她个人的开销；我还研究当时所有报纸和小册子，从头至尾仔细研读了所有的诉讼卷宗。可是在印刷好的书里，却找不到素材里的任何一句话。因为一本书的第一稿刚刚誊清，对我来说正式的工作才刚开始，即进行压缩和结构调整；我一遍又一遍地推敲各种表达方式，这是一项无止境的工作，一项不断地去芜存精，对内部结构进行精炼的工作。大多数人总是下不了决心对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保持缄默，而热衷于在字里行间将所知道的一切加以扩展；而我的看法是，绝不能只看表面现象，重要的是了解事物的内情。
凡是亲眼看到的事始终是令人信服的。那时我才第一次明白，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传说中的法西斯主义在现实中是怎么回事。它是一股领导得非常好的力量。法西斯主义能煽起那些坚毅、勇敢的年轻人的狂热崇拜。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能赞同佛罗伦萨和罗马那些年纪较大的朋友的看法了。他们总是轻蔑地耸一耸肩膀，认为他们是一帮“雇用来的歹徒”，并以讥笑的口吻谈论他们的“魔鬼老头子”。出于好奇，我买了几期《意大利人民报》，从墨索里尼的尖锐、简洁的拉丁式文风中同样感到那种和奔跑着冲过集市广场的年轻人一模一样的坚毅。我当然不会预见到这场斗争一年之后会达到什么样的规模。不过，从那时我就意识到，不仅在这里，而且在世界各地仍然面临着一场斗争，我们的和平还不是真正的和平。
这种对作品压缩的过程，也是使作品更加戏剧化的过程，要在长条校样上重复一次、两次和三次，这种反反复复的工作成为一种兴趣很浓的捕猎，即在不会影响作品的准确性，同时又能加快节奏的情况下，找出可以删减的一个字，一句话甚至一大段。我的整个创作中，最使我感到有趣的就是这种删节工作。我记得有一次，当我特别满意地放下工作，站起来时，我妻子说我看上去分外高兴，我自豪地回答她：“是的，我成功地删去了一大段，这样文章更紧凑了。”如果说，我的书被誉为情节紧凑和富有戏剧性，那么这种特点并不是由于我天生的性急或者内心的激昂，而仅仅是因为我采用了去掉多余的休止符和杂音的条理化的方法。倘若在已写完的一千页稿纸中有八百页被扔进纸篓，只留下二百页经筛选的精华，我绝不会抱怨的。我的书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具备那么大的影响，那是因为我严格遵循我的原则：宁可在形式上紧凑些，但内容必须是最重要的。我觉得非常幸运，由于我的写作意图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全欧、超越国界的，所以国外的出版商，如法国、保加利亚、亚美尼亚、葡萄牙、阿根廷、拉脱维亚、挪威、芬兰和中国的出版商，纷纷来信同我联系出书事宜。不久，我不得不购买一个特大的书柜，以便容下不同译本的样书。有一天，我从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智力合作》的统计表上看到，我的作品是当时世界上被翻译最多的（按我的禀性来说，我会认为它是一篇错误的报导）。又有一天，我收到了俄国出版社的来信，说该出版社要出版我的作品的俄文版全集，问我是否同意请马克西姆·高尔基为全集写序言。当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我就喜欢高尔基的小说，是偷偷摸摸把书藏在长椅底下读的，多年来我一直爱戴和敬佩他。但是，我从未想过他会知道我的名字，也没想过他会读我的一些作品。至于这样一位文学巨匠认为有必要亲自动笔为我写序，我更是不敢妄想。还有一天，一位美国出版商带着一封介绍信——好像非这样不可似的——来到萨尔茨堡我的家，建议出版我的全部著作，并保留连续出版权。这就是瓦伊金出版社的本雅明·许布施。从那以后，他就成了我最可靠的朋友和顾问。当希特勒践踏了欧洲的一切，我失去了我真正的故乡，德国故乡和欧洲故乡之后，是他为我建造了一个文字的故乡。
在威尼斯，我突然对“法西斯”这个词有了感性认识。一天下午，我从米兰来到澙湖岛上那座可爱的城市，到达后竟没有看到一位搬运夫和一艘游船。工人和铁路员工无所事事地站着，双手插在衣袋里，正在举行罢工。当时我拖着很重的箱子，环顾四周，想找人帮忙。我向一个年龄稍大些的人打听，哪个地方能找到搬运工。他遗憾地说：“您来的真不是时候。不过我们现在经常罢工，这次是总罢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罢工，也就没再继续问下去。我们在奥地利对罢工早已习以为常，每当社会党人走投无路时就采用这种貌似最厉害的手段，可事后并无效果。我拖着箱子步履艰难地走着，直到我终于看见旁边一条河里有一个划游艇的人偷偷摸摸地向我招手，接着他把我和两只箱子弄到船上。船驶开时，有好几个人向我的船主挥舞拳头，因为他成了罢工的破坏者。半个小时后我们到了旅馆。住下后，按我的老习惯一定要到外面走一走，我来到集市广场。那里极其冷清，大多数商店都紧闭着门，咖啡馆里空无一人。只有一大群工人三三两两站在商店的拱廊下，好像在等待什么特别的事。我便同他们一起等。不一会儿，等待的事情突然发生了，一队年轻人迈着整齐的步伐从一条巷子里急促走出来，更确切地说是疾步跑出来，队列整齐，以训练有素的节拍唱着一首歌，歌词的内容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是那首《青年之歌》。罢工的人数超出这支年轻队伍百倍，他们在罢工的工人拥来之前，就已经挥舞着棍棒从罢工人群前面飞奔而过。这支队伍组织严密，怀着极大的勇气。当罢工工人意识到这是对他们的一种挑衅时，他们已跑得无影无踪，无法把他们抓住。工人们气愤地聚集在一起，紧握着拳头，但为时已晚，再也追不上那支小小的冲锋队。
这样一种表面上的成就，很可能产生危险，使人飘飘然，更多地相信自己事先美好的打算，而对自己的能力和作品的效果却想得很少。一个人不管以什么方式出名，本身就意味着他自然平衡的状态遭到了破坏。在一般的情况下，人的名字不过是一个标记，犹如雪茄的外壳一样，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客体，它与真正的主体本来只有松散的联系。一旦这个名字取得了成就，这个名字就会身价百倍。名字就会脱离主体成为一种权力、一种力量、一种自在之物、一种商品、一种资本，而且在各种强烈力量的作用下，成为一种左右主体并使主体发生变化的力量。那些走运的、充满自信的人，就会不知不觉地习惯于受这种力量的影响。头衔、职业、勋章以及名扬天下，都会使他们的内心产生更大的自尊和自信，使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在社会、国家和时代之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于是他们为了用本人的力量达到他们那种外在影响的最大容量，就情不自禁地大吹大擂起来。不过，一个天生对自己持怀疑态度的人，他就会把任何一种外在的成就看作一种在那种微妙的处境中使自己保持不变的责任。
但是战争并没有真正过去，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在善意的希望中，我们都常常欺骗自己，把我们个人的思想与世界的思想混为一谈。不过我们不必为自己的错误而羞愧，因为那些政治家、经济学家、银行家所受的欺骗并不比我们少。他们在那几年里同样被经济复苏的虚假繁荣所蒙蔽，为了国家安定疲惫不堪。实际上，斗争已从国家之间转到社会内部。我在战后的最初几天见证的那个场面，我后来才懂得它的深刻意义。我们在奥地利并不大了解意大利的政治状况，只知道战后失望情绪严重，社会主义倾向甚至布尔什维克倾向日益蔓延。在每堵墙上都可以看到用木炭和粉笔写就的笨拙的笔迹：“列宁万岁”。我们还听说，在战争期间一个名叫墨索里尼的社会党领袖宣布与本党脱离关系，建立了一个对立的党派。但是人们对这种现象只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这样区区一个小党能翻起什么大浪来？当时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党派，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到处都有义勇队员在列队行走；在莱因兰和巴伐利亚都成立了分裂主义政党。到处都有游行示威和暴动，不过每一次暴动都被镇压下去，因而，没有人想到那些穿黑衫的“法西斯分子”——他们穿的不是加里波第义勇军的红色衣衫——在未来的欧洲发展中会成为重要因素。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对我的成就不感到高兴。恰恰相反，我的成就使我欢欣鼓舞。不过，我的成就也仅仅限于那种脱离了我这个主体的产物，即我所著的书以及与书相联的我的虚名。当我偶然在德国一家书店里看到一个我不认识的小小中学生用一点零花钱买我写的那本书《人类群星闪耀时》，那情景使我深受感动。当卧铺车厢的列车员在登记姓名之后，十分尊敬地把护照交给我时，当意大利海关人员因读过我的一本书而不再对我的行李作检查时，我心里也曾沾沾自喜。个人的作用日益扩大的时候，会使一个作家忘乎所以。有一天我到莱比锡去，正巧那天要发行我的一本新书。当我看到我用三四个月写完的三百页的书竟在无意中要花费那么多的人力时，我内心无比激动。工人们用大木条箱把书捆装起来，另一些工人唉哟唉哟哼着号子将木箱抬过来，装上汽车，然后卡车将木箱送到发往世界各地的火车车厢里。几十名姑娘在印刷车间分层堆放纸张。排字工、装订工、搬运工和批发商从早工作到深夜。我自己计算了一下，那些书如果像砖块一样排列起来，就能建成一条相当壮观的马路。我从不因为自命清高而轻视物质利益。开始那几年，我从不敢想我的书能赚钱，或者甚至靠版税能够维持生活。而现在，我的书给我带来了可观的而且是不断增长的收入。这些钱似乎可以永远消除我的一切忧虑——当时谁还会想到我们今天的时代呢？我还能够慷慨大方地纵情于我青年时代的爱好：搜集名人手迹，那些最精美最宝贵的圣人遗物在我这里找到了妥善的归宿。我能用我写的，从更深的意义上说，相当短命的作品换来的钱，去换取那些不朽作品的手稿，如莫扎特、巴赫、贝多芬、歌德、巴尔扎克的手稿。所以我认为，那种意想不到的表面成就竟无所谓地或者说内心并不情愿地落在我身上，真是一种可笑的举动。
这种情况到处可见。在佛罗伦萨的大街上，我的老朋友、画家阿尔贝特·斯特林加突然向我跑来，也不作任何介绍，一把把我抱住，吓得我妻子还以为这个满脸胡须的陌生男人要谋害我呢。一切都和战前一样，不，比战前更为诚恳。我舒了一口气，战争已被埋葬，战争已经过去。
不过，当我今天说，我只为我的书所取得的成就和我在文学界获得的声誉而高兴，但如果好奇心转移到我个人身上，那么这种成就只会引起我的反感，我这是在说实话。从我少年时起，我心中最强烈的本能愿望就是：永远保持自由和独立。我甚至感到，任何一个酷爱自由的人，如果到处刊登他的照片，他身上最美好的东西就会受到阻碍和歪曲。除此之外，我出于爱好而开始的事业，很可能会变成一种职业或企业形式的危险。邮局每天送来大批信件、请柬、通知和要求答复的咨询。每当我外出一个月，回来时就得用两三天时间处理那些堆积如山的邮件，以便让“企业”的工作恢复正常。尽管我不想这么做，可由于我的书十分畅销，使我陷入忙碌不堪的事务中。为了处理好各种事宜，我必须井井有条、统观全局、办事准确、工作熟练，这一切可以说是非常受人尊敬的美德，可是与我的秉性却格格不入，必将严重影响和威胁那种纯粹的无拘无束的思考和梦想。所以，越是有人请我到大学讲课，出席各种庆典，我就越深居简出。我从不抛头露面宣扬自己。我也从未克服那种几乎是病态的腼腆。直到今天，我还有这种出自本能的习惯：在大厅里、在音乐会上、在剧院看戏时，总是坐在不显眼的最后一排；没有比在台上或者在抛头露面的位置让大家盯着我看更使我难以忍受的了。对我来说，各种形式的隐姓埋名是一种本能的需要。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就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老一辈的作家和艺术家，像我尊敬的朋友阿尔图尔·施尼茨勒和赫尔曼·巴尔，总是喜欢穿丝绒茄克衫，烫着鬈发，让鬈曲的头发飘落在前额上，或者留奇特式样的胡须，穿与众不同的服装，在大街上招摇过市。我深信，任何一个想以非常装束使自己闻名四方的人，会在不知不觉中使自己的生活变成像韦尔弗尔所说的那种“镜中人”。人的每一个姿态无不显示出一个人的风格。过于注重仪表的多样化，那么内在的诚恳、自由和无忧无虑就消失殆尽。如果我今天还能重新开始，那么我会用另一个名字，一个杜撰出来的名字，一个笔名发表我的作品，这样我就能够一箭双雕：既能享受文学成就带来的幸福，又能享受隐姓匿名带来的平静生活。因为像这样两全其美的生活，本身就充满了魅力和层出不穷的惊喜。
第二天我到了米兰，我重又看到大教堂，在画廊里闲逛。在米兰，我又听到了舒畅的充满魅力的意大利歌曲。我在熟悉的街道上漫步，欣赏有点熟悉的异国风光，不胜愉悦。我看到一栋大楼上挂着《晚邮报》的招牌，突然想到我的老朋友朱·安·博尔盖塞就是那个编辑部的领导人。在柏林和维也纳时，我曾经常和凯泽林伯爵、本诺·盖格尔一起参加博尔盖塞举办的社交活动，度过许多轻松愉快的夜晚。他是意大利最优秀最富于热情的作家之一，在青年人中间影响很大。虽然他是《少年维特的烦恼》的译者，又是德国哲学的狂热信徒，在大战中，他始终坚持反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立场。开始时，他紧密地同墨索里尼一起推行反对德国和奥地利的战争，后来又同他分道扬镳。在战争期间我曾经有过一个怪念头，找一个在敌方的老朋友充当调停人。现在，我更加迫不及待地想见见这样一个“敌人”。我并不想直接到他那里去，冒吃闭门羹之险。因此我给他留下了一张名片，写上我的旅馆地址。可我还没有走下楼梯，就有人从身后冲到我面前，一张脸庞高兴得春风满面——正是博尔盖塞。我们只谈了五分钟，就像往常一样的诚恳，也许更加推心置腹。因为他也从战争中吸取了教训，所以我们分别在此岸和彼岸的人比以前更亲近了。
(1)马蒂亚斯·埃尔茨伯格尔（1875—1921），德国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任德国政府谈判代表团团长，力主接受《凡尔赛和约》，后被狂热的国家主义者暗杀。
晚上，我到达了维罗纳，走进了一家旅馆。门房递给我一张登记表，我填写完毕，门房粗略看了一眼，当看到国籍栏内写着“奥地利”时，他十分惊讶。“您是奥地利人吗？”他问道。我当时想，他是不是要把我赶出门去。当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后，他显得十分高兴。“见到您我很高兴！终于来了一个奥地利人！”这是在“敌国”第一个向我表示欢迎的人，但再一次证实了我战争时期就有过的那种感觉：所有的煽动和仇恨的宣传只会使头脑一时发热，而从未触及欧洲真正的群众。一刻钟后，憨厚的门房亲自到我的房间，看是否服务得周到。他热情地赞扬我的意大利语，告别时我们亲切地握手。
(2)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拉特瑙在去外交部的途中被德国国家主义者暗杀。
我还没想到远途旅行。但意大利就在近处，只有八个小时或者十个小时的路程。难道我不该试一试？我是奥地利人，到了那里可能会被看作“世敌”，虽然我自己并没有这种感觉。难道我可以先不友好地把自己拒之门外？难道为了不让自己的老朋友难堪，就该从他们身边一擦而过？不，我非要试一试，于是一天中午，我终于越过了国界。
(3)斯韦东（约70—140），罗马传记作家，他所处的时代正是罗马帝国安东尼王朝的盛世。
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是奥地利战后最艰难的三年。这期间，我是在萨尔茨堡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度过的。我已经放弃了重见世界的希望。战后的大崩溃、外国人对德国人或用德语写作的人所抱的仇恨、我国的货币贬值，都是灾难性的，致使人们准备一辈子都待在自己狭小的天地里。然而，一切都好起来了，人们重又吃得饱，重又坐在写字台旁不受干扰地去工作。已经没有抢劫，也没有发生革命。我生活着，感到自己精力倍增。难道我不应重新尝试自己青年时代的爱好，外出去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