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每次进城都能碰到令人震惊的事，我第一次目睹严重的饥荒。面包已经发黑，散发出一股霉味；咖啡是用烤糊的大麦熬成的汤；啤酒是黄颜色的水；巧克力是染色的沙粒；土豆全都冻坏了；为了不至于忘掉肉的味道，大家都养起兔子来。有个小伙子为了改善伙食，星期天到我们的园子里来打松鼠；养得稍胖一点的狗猫之类，走得稍远些就很少能够回来。衣服料子实际上是加工过的纸，是代用品的代用品。男人们的衣服几乎都很破旧，甚至有俄国人的军服，是从仓库和医院里弄来的死人穿过的衣服。麻袋做的裤子也不在少数。街上的橱窗被洗劫一空。墙上的泥灰像疮痂一样剥落下来，路上的行人明显营养不良，强挺着身子去工作，看了使人心神不宁。平原地区的食品供应较好一些。在道德风气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农民也不按法定的“最高价格”出售，而是以高出几倍的价格出售自己的黄油、鸡蛋、牛奶等。凡是能贮存的食品，他们都存在仓库里，等待买主找上门来以好价钱卖掉。因此，不久就出现了一种新职业，囤积居奇者。有些无职业的男人，带着一两个背包，到农民那里挨家挨户收购食品，甚至乘火车到那些特别有利可图的地方非法收购，然后拿到城里以四五倍的价格出售。开始农民很高兴，他们用鸡蛋和黄油换来了那么多的钞票，像流水般淌到自己的家门。可是，当他们带着鼓鼓的钱夹到城里买东西时，他们发现长柄镰刀、铁锤、饭锅等的价格已上涨了二十倍或五十倍，而他们卖的食品只多五倍的价钱。从那时起，他们就决定以食品换工业品，等价交换，以物易物。自从人们进入战壕，有幸重温穴居时代的生活以来，人们又摆脱了流通千年的货币交换，回到原始的物物交换，这种荒诞的交换方式开始遍及全国。城里人将农民可能需要的物品送到乡下卖给他们，像中国的大花瓶和地毯，剑和猎枪，照相机和书籍，灯具和各种装饰品，换回等值的食品。所以，当你走进萨尔茨堡一户农家，就会有一尊印度菩萨凝视着你，使人大吃一惊，或者发现一个洛可可式的书柜，摆着一些法国皮面精装书，它们的新主人特别自豪，洋洋得意。“真正的皮面精装，法国的！”他们鼓着腮，夸耀地说。“要物不要钱”已成为大家的口头禅。为了吃饱肚子，有人不得不褪下结婚戒指和身上的皮带去换吃的。
这座行辕——由于它的门脸宽大而显得华丽壮观，但厅室不过有九间，因为纵深极浅——是一座结构奇巧的古建筑。后来，我的宾客无不为这所建筑而赞叹。可是在当时，历史悠久却不是件好事。我们发现这个家几乎不能安身，雨水滴滴答答落进房间里，每次下雪以后，门廊里全是雪，而想要把屋顶彻底修理一下是不可能的，木匠没有修房椽的木头，白铁匠没有修房顶的白铁皮。最大的漏洞只能用油毡勉强修补一下，如果再继续下雪，除非到屋顶上去把积雪扫掉，别无他法。电话也常常和人作对，因为电话线用的是铁丝而非铜线。任何一点小东西都必须从山下运上来，因为山上没有人供应。但是，最使人受不了的是寒冷，因为周围远近都没有卖煤的，而庭院里的树太新鲜，燃不起来，只是发出蛇一样的咝咝声，不是在燃烧，而是吐着白沫，发出爆裂的声响。在困难中救急的东西是泥煤，它总能发出一点热量来。但是冬天里有三个多月的时间我几乎只能窝在被子里，用冻得发紫的手指写我的文章。每写完一页，就把冻僵的手指放在被窝里暖和一下。在那个灾难之年，不仅食品和燃料全面匮乏，住房也相当紧张，凡能栖身的地方都被看作宝地。奥地利已有四年没有盖房子；许多房屋已经倒塌，大批无家可归的退役士兵和战俘又突然蜂拥而至，以致每间可用的房屋都得住一户人家。管理委员会已经到我家来了四趟，我们也自愿交出两个房间，不过我们的房子又破又冷，当初我们对这栋房子的不满意之处，如今却起到了保护作用，因为谁也不愿意爬一百多个台阶到这里来受冻。
最后，为了制止这种实际上只对拥有食物的人十分有利的黑市交易，政府部门进行了干预。各省之间都设立了关卡，没收铁路上和骑自行车的囤积居奇者的货物，交给各城市的食品供应部门。囤积居奇者也模仿美国西部片走私的方式，组织夜里运输或者贿赂那些自己家里有挨饿孩子的检查人员。有时候也会出现用手枪和大刀进行搏斗的场面。那些走私的小伙子们经过前线的四年磨练，动刀动枪十分熟练，在平地上逃跑时也会利用军事上掩护的那一套。这种混乱局面一周比一周严重，居民们感到越来越不安。因为人们明显感到，货币一天比一天贬值。邻近几个国家用自己的货币换下奥匈帝国的货币，把兑换老“克朗”的亏空或多或少转嫁给了贫穷的奥地利。老百姓对货币不信任的第一标志就是硬币不见了。因为用铜或镍铸造的硬币抵不上它自身的价值，还是纸币方便，造价也低。国家虽然开足马力印钞票，即便按照魔鬼靡非斯特的办法造出尽可能多的纸币，也依然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于是，每座城市，每个小镇，甚至每个村庄都开始印刷自己的临时钞票，这种钞票到了邻村就不能使用。后来人们终于认识到，这些临时钞票毫无价值，干脆扔掉了事。如果有一位国民经济学家能先把奥地利的，后把德国的通货膨胀的各个阶段清楚完整地描写出来，其惊险程度势必超过任何一部长篇小说，因为混乱局面越来越离奇。谁都不知道一件东西是什么价格，物价随意飞涨。在一家涨价及时的店铺里，一盒火柴要比另一家店铺高出二十倍，只因为那家店铺的主人老实诚恳，还在按头一天的价格出售。众人为了报答店主的忠实可靠，人们奔走相告，不到一小时，这家店铺的货便销售一空，也不管自己是否需要，买到手就好。人们都要物而不要钞票，即便是一条金鱼，或者是一只旧望远镜，也总归是“物”。最荒唐的就是房租了，政府为了保护租房人（他们是广大群众）的利益，不准提高租金，从而损害了出租人的利益。那时，在奥地利租一套中等大小的公寓房，一年的房租还不够一顿午饭的钱；这就是说在奥地利全国有五年或十年时间差不多等于白住房（因为后来连解除租房契约都不准许）。由于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社会风气一周比一周荒谬，道德更加败坏。出于爱国热忱而把自己节俭了四十年的积蓄买了战时公债的人顿时成了乞丐，借债的人逍遥法外，全都不再还债。谁要是遵守分配用粮制度，谁就会挨饿；只有那些厚颜无耻、胆大妄为的人才能填饱肚皮。善于行贿的人鸿运亨通；投机倒把的人大发横财。按批发价出售货物的人，他的货物就会被窃取一空；那些精打细算的买卖人总是上当受骗。在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期间，再也没有规范、尺度和价值可言。道德已不再存在，唯有一条准则：投机取巧、随机应变、无所顾忌。在这个混乱时代，只有跳上那匹飞驰的快马才不会被它踩在蹄下。
战争期间，我曾在萨尔茨堡买了一栋房子，因为我和早年的朋友由于对战争的看法相背而疏远，我不想住在大城市和人多的地方。后来，我的工作也需要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方式，我认为在奥地利所有的小城市中，萨尔茨堡不仅风景优美，地理位置也最为理想。因为它位于奥地利的边陲，坐两个半小时的火车就可以到慕尼黑，五个小时到维也纳，十个小时到苏黎世或威尼斯，二十个小时到巴黎，是通向全欧洲的真正出发点。当然，当时它还没有因为举办各种艺术节而成为“群英荟萃”的艺术名城（一到夏季，雅士淑女云集于此），它仍是一个古朴的、有待开放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小城镇（否则，我不会选此地作为我的工作地点），坐落在阿尔卑斯山余脉的山麓，阿尔卑斯山脉的峻岭和山岗在这里和德国的平原自然相连。我买的那栋房子坐落在郁郁葱葱的小山岗上，汽车开不到那里，只能沿着一条已有三百年历史的有一百多级台阶的崎岖山路爬上去。当你从山岗的平台上鸟瞰山下塔尖林立的城市屋顶和山墙门窗的迷人景色时，你攀登向上的辛苦也就得到了补偿。山岗后面是绵延不断气势磅礴的阿尔卑斯山的全景（当然也能望见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萨尔茨山，当时毫无名气的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人就住在我的对面）。我那栋房子富有浪漫色彩，但并不实用，它是十七世纪一个大主教狩猎时的休息行辕，周围是坚固的城堡围墙；到了十八世纪末，主房左右各扩建了一间房子；主房里有一幅精美的旧壁毯和一个绘有图画的九柱戏球。一八七〇年，弗兰茨皇帝访问萨尔茨堡时，曾亲自用这个球在这个行辕的长廊里打倒了九柱戏的柱。这所行辕里还保存着几张写有各种基本权利的羊皮纸，它们是以往辉煌历史的见证。
另外，当奥地利人在价值骤变中失去任何规范的时候，有些外国人看到在我们这里可以浑水摸鱼。在通货膨胀期间——通货膨胀已持续了三年，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国内唯一能保值的东西是外币。奥地利的克朗放在手中像液体一样容易流失，所以人人争着要瑞士法郎和美元。有相当一批外国人充分利用这种经济状况，吞噬奥地利克朗抽搐的躯体。奥地利这块肥肉被外国佬“发现”了。一种灾难性的“外国人旅行热”出现了。维也纳所有的大旅馆都住满了那些吞食腐尸的秃鹫。他们见什么买什么，从一只牙刷到一座农庄。他们把私人的收藏和古玩店里的古董收购一空，直到古玩店主恼怒地发觉自己遭到了一场浩劫。瑞士旅馆的看门人，荷兰的女打字员都住进了环行大道上那几家大饭店的贵宾客房。这种事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我作为一名目击者可以对下列事实加以证明：在萨尔茨堡那家著名的豪华旅馆——欧洲旅馆，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全部租给了英国的失业者，他们有充足的失业救济金，在这里住能过上比老家贫民窟更便宜的生活。没有不透风的墙，奥地利的生活费用和物价便宜——这是指用外币购买——这个消息逐渐传开，越传越远。从瑞典、法国又来了一群贪得无厌之徒。在维也纳市区，讲意大利语、法语、土耳其语和罗马尼亚语的人比说德语的人还要多。甚至德国也利用自己坚挺的马克对付奥地利贬值的克朗，因为开始时，它的通货膨胀率比奥地利低得多，德国抓住了这个时机。萨尔茨堡是边境城市，这给我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来观察每天过路的掠夺大军。成百上千的巴伐利亚人从附近的村庄和城镇拥入这座小城。他们在这里做衣服，修理汽车，到药房购买药品，看医生。慕尼黑的一些公司向国外寄信或打电报，都到奥地利来办理，因为奥地利邮政价格比德国低得多。后来，德国政府终于决定建立边防检查站，以制止所有的必需品从价格低廉的萨尔茨堡购买，支持国内的经济发展。最后，一马克在萨尔茨堡可顶七十奥地利克朗用。德国海关严格执法，从奥地利来的商品一律没收。但有一种商品无法没收，就是喝进肚子里的啤酒。嗜好啤酒的巴伐利亚人每天都拿着市场行情表仔细核算，由于奥地利克朗贬值，在萨尔茨堡的酒馆里用同样的价钱就能喝上比家里多四五立升甚至十立升的啤酒，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诱惑了。于是，成群结队的人们带着妻儿老小从费赖拉辛和赖申哈尔越境过来，为的是享受一下奢侈生活，灌满一肚子啤酒，肚子能容纳多少就喝多少。每天晚上，火车站就成了酩酊大醉、呕吐不止的酒鬼们真正的魔窟；那些喝得不省人事的人，只好被拖上平时用来运箱子的手推车送入车厢，然后火车满载着这群又喊又唱的发酒疯的人返回他们的国家。当然，这些快活的巴伐利亚人没有预见到以后有那么可怕的报复发生。当克朗稳定下来，马克却以天文数字大幅度狂跌下来时，奥地利人也同样从同一火车站乘车过去，在那边猛喝便宜的啤酒，重演了啤酒的闹剧。这两个国家由于通货膨胀而形成的啤酒战是值得我特别回忆的往事之一。也许因为啤酒战从小的方面形象又荒诞地把那几年的疯狂揭露得淋漓尽致。
快到因斯布鲁克的时候，火车头突然喘息起来，尽管呼呼冒气、汽笛长鸣，也无法爬上一个小山坡。如果等一台辅助机车，需要一个小时。到萨尔茨堡还需要十七个小时，而不是以往的七小时。在车站上，远近都没有搬运工。最后多亏几个衣着破旧的士兵帮我们把行李搬到一辆马车上，可是那辆出租马车的马，又老喂养得又差，与其说是马驾辕，倒不如说是马靠在辕木上才站得住。我实在没有勇气将我的箱子放在马车上，让那匹鬼怪似的马拖着走。于是，我把箱子存在车站行李房，尽管我十分担心，怕再也见不到它们了。
奇怪的是，我今天竟然记不起那几年我们的家庭生活是怎样安排的。当时在奥地利维持一个人一天的生活需要花费几万甚至几十万克朗，后来在德国则要数百万克朗，可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令人不解的是：我们大家都有过这么多钱。我们习惯了那种生活，也适应了那种混乱的局面。一个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的外国人从逻辑推理上一定会想到：一个鸡蛋在奥地利的价钱相当于过去一辆豪华汽车，后来在德国竟高达四十亿马克——几乎相当于过去柏林全部房屋的地皮价。人们一定会以为：妇女们披头散发在大街上疯狂地匆匆而过，商店里一片荒凉，货架上空空，什么也买不到；特别是剧院和娱乐场所全都空空荡荡。但令人不胜惊奇的是，实际情况完全相反。人们要求生活连续性的意志远远超过货币的不稳定性。在金融的混乱中，日常生活几乎是不受干扰地在继续。但个人的变化却非常大，富人变穷了，他们存在银行里的钱由于大量发行纸币而流失了，投机倒把者却富了。地球像飞轮一样始终按自己的节奏在旋转，从不停顿，从不关心个人的命运。面包师烤他的面包，鞋匠缝制皮靴，作家写书，农民种地，列车正点运行，每天早上报纸照常准时送到门口；那些娱乐场所、酒吧、戏院天天爆满。因为这种意想不到的事——以往最稳定的货币现在天天在贬值，人们现在更重视实际生活——工作、爱情、友谊、艺术和自然——的真正价值。在苦难之中的整个民族活得比以往更有生气，更具活力。小伙子和姑娘们到山里远足，回家时脸已晒得黝黑。舞厅里的音乐一直演奏到深夜。新的工厂和新的商店到处在兴建。连我自己也不敢想，我那几年的工作和生活竟比以前更富有朝气。过去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现在变得更重要了。我们在奥地利混乱的那几年里，反而更喜爱艺术，因为金钱的背叛，反而使我们觉得，我们心中永恒的东西——艺术——才真正可靠。
那趟特殊的列车刚刚消逝在远方，就有人叫我们从洁净明亮的瑞士车厢换到奥地利车厢。如果想知道这个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要一踏进奥地利车厢便会知晓。列车员走起路来慢吞吞，他们面部憔悴，好像饥不饱腹，衣衫也破破烂烂。车厢玻璃窗上用来拉上拉下的皮带已被割掉，因为每一块皮都很珍贵。就是座位也被盗贼的匕首和刺刀破坏得不成样子；软垫皮面被野蛮地整个割走，可能是想用它补自己的鞋子，只要是皮革，都随手取走。同样，车厢壁上的烟灰缸也都不翼而飞，因为上面镀着铜和镍。深秋的冷风穿过破碎的玻璃窗，从外面呼呼吹来，夹杂着劣质褐煤的烟雾和炉灰；当时的火车头都烧褐煤，烟雾和炉灰把车厢的地板和四壁都熏黑了。不过，这股烟雾的臭气总比那股碘酒的刺鼻味好些，那气味总会让人想到只剩一个骨架的车厢在战争期间曾运过多少个伤员。不管怎么说，只要火车能向前开，就算是一种奇迹。诚然，这是一种折磨人的奇迹。只要听到缺油的车轮发出稍微有点刺耳的嘎吱声响时，我们就非常担心超负荷的机器会突然坏掉。过去一小时的路程，现在需要四五个小时。黄昏时刻，车厢里已经漆黑一片，灯泡有的被打碎，有的被偷走。要想找东西，就只能点火柴摸索。车厢里的人并不觉得冷，因为从一开始就是六个一堆或八个一伙地挤在一起。可是刚到下个车站，就挤上一些人来，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挤，而所有这些等了几个小时的人都已经十分困倦。车厢中间的过道也挤得满满的，甚至连车厢之间的脚踏板上都蜷着人，他们已顾不得计较这初冬时节的夜间气温。另外，每个人都十分留心自己的行李和食品包，紧紧地抱在怀里，在黑暗中须臾不敢离手。我仿佛又回到战争的恐惧中，虽然战争已经结束。
譬如说，我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从来没有忘记去看歌剧。看歌剧的人要在半明半暗的街道上摸索着前进，由于缺煤而限制路灯照明。看一次歌剧要拿一大把钞票才能买到一张顶层楼座的票，这些钱在战前足够订一年的包厢。由于剧场里没有暖气，观众要穿着大衣看戏，并且靠紧邻座的人以彼此取暖。过去，男人穿笔挺的制服，女人穿贵重的长裙，在剧场里光鲜亮丽；而现在是一片灰色，既单调又灰暗！谁也不知道上演的歌剧下个星期是否还继续演出。如果货币继续贬值，而运来的煤只够用一个星期的话，那么这座像皇家剧院一样富丽堂皇的豪华剧院将显出一片绝望的毫无生气的景象。乐队演奏员坐在乐池里，穿着破旧的燕尾服，也是一片灰蒙蒙的景象。他们一脸憔悴，由于生活用品匮乏，个个显得精疲力尽。在那个阴森森的大厅里，我们这些观众也像幽灵一样。当指挥举起指挥棒，帷幕渐渐拉开时，出现在我面前的场景是从未有过的精彩。每个演员、演奏员都竭尽全力演出，因为他们都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演出。我们这些观众都前所未有地集中精神，细心聆听，因为我们也觉得，恐怕这是最后一次看歌剧了。我们大家，成千上万的人在那几个星期、几个月或者几年里全都这样生活，在最后崩溃之前都使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我从来没有在一个民族身上和我自己心中感觉到像当时那种强烈的生存意志，那就是：生存，继续活下去。
列车徐徐地、几乎是庄严地驶过来。这是一趟特别列车，完全不像那些日晒雨淋褪了色的普通车厢，而是宽大豪华的黑色车厢。火车头停住了，列队等候的人群明显有点激动，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猛地发现，从车厢窗户的玻璃上映出一个我认识的身影，高高站立着的卡尔皇帝——奥地利的最后一个皇帝，和他身后穿黑色服装的齐塔皇后。当时我呆若木鸡，统治奥地利有七百多年之久的哈布斯堡皇朝的最后一个继承人要离开他的帝国了！虽然他拒绝正式退位，奥地利共和国仍要他离开奥地利，但允许他离开时享受原有的礼遇，或者说，这是经过他多次强烈要求才答应的。此刻，这个身体高大、面容严肃的人正站在车窗前，最后一次看自己国家的山水、房屋和臣民。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备受震撼。我是在帝国传统中长大的，我在学校里唱的第一首歌是颂扬皇帝的歌；后来我服兵役时曾对着此刻身穿便装、严肃而又沉思的年轻皇帝发过誓：“愿与领土、领水、领空共存亡。”现在目睹此景，我更是感慨万千。我曾多次在盛大的庆典上见过老皇帝，那种豪华场面在今天早已成为神话般的传说。我曾在香布伦皇宫里看见他从台阶上走下来，身后簇拥着皇室成员和穿着闪闪发光制服的将军们，接受维也纳八万学童的效忠宣誓。他们整齐地站在宽阔的绿色草坪上，齐声高唱海顿的《上帝保佑》。我也曾在宫廷舞会上，在戏剧预演时见到过老皇帝，那时他穿着金光闪闪的礼服。我还在伊施尔看到老皇帝戴着施蒂里亚人的绿色帽子驱车打猎。我也曾见过他排在圣体节的行列里，虔诚地低着头，缓缓地向斯特凡教堂走去——而在那个雾茫茫湿漉漉的冬天，我终于看到他的灵车，正是大战期间，人们把这位年迈的老人埋葬在卡普泰陵园。皇帝这个词对我们这些普通百姓来说是权力和财富的集中体现，是奥地利永存的象征。我们从孩提时起就学会了无比敬畏地说皇帝这个词，而现在我却眼望着他的继承人，奥地利最后一个皇帝被驱逐出自己的国家。代代相传了数百年的哈布斯堡皇室的光荣帝国，在这最后一分钟里寿终正寝了。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都以悲惨的心情回顾这段历史，世界的历史。站台上的宪兵、警察和士兵尴尬地站在那里，略感羞耻地在一旁观看，不知是否应当敬礼。妇女们都不敢正视，也不敢说话，所以当我听到那个伤心的老妇人低沉的呜咽声时，不觉一怔。最后，火车司机发出开车的信号。每个人都像从睡梦中惊醒，火车头猛一抖动，好像它必须这样用力似的，列车缓缓驶去了。铁路工作人员恭敬地目送列车渐渐远去，然后又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每个人都露出送葬时那种悲哀窘迫的心情。延续了近千年的皇朝在这一瞬间宣告真正结束。我知道，我要回去的地方已是另一个奥地利，另一个世界。
不过，尽管如此，要我向别人解释被洗劫一空、贫穷的、多灾多难的奥地利当时是怎么生存下来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当时，奥地利右边的巴伐利亚已经建立了共产主义的议会制共和国，它左边的匈牙利在贝拉·库恩的领导下变成了布尔什维克；至今我也想不通多灾多难的奥地利怎么没有发生革命。当时在奥地利并不缺少枪炮弹药，街道上到处游荡着饥饿的、衣服褴褛的复员士兵，他们愤怒地望着那些靠战争和通货膨胀发横财的暴发户过着可耻的奢侈生活。在兵营里已有一个“红色卫兵”组织正在准备起事，而且不存在任何对立的组织。当时只要有二百个坚决的人，就能拿下维也纳和整个奥地利。可是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严重事件，唯一的动乱是一群不守纪律的人企图闹事，被五十个武装警察轻松地平息下去了。所以，奇迹变成了现实：这个能源被切断，工厂、煤井和油田处于停工的国家，这个被抢劫一空，依靠着雪崩般地下跌和失去价值的货币维持的国家终于保持下来了，坚持下来了——也许因为它太虚弱的缘故，因为老百姓太饥饿了，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不可能去进行什么斗争；不过，还有自身的原因：天生的善良本性——奥地利人民极神秘的、典型的心理力量。因为最大的两个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尽管有很大的分歧，却在最最困难的时期共同组织了联合政府。两党都作了妥协，以防止出现整个欧洲四分五裂的灾难局面。社会秩序逐渐得到整顿和治理。我们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这个被肢解的国家依然存在着，甚至以后希特勒向这个在贫困中无比坚强的民族征募兵员时，它曾准备起来捍卫自己的独立。
一年前，我到达瑞士的边境车站布克斯时，曾经历了激动兴奋的一分钟。而现在，在回国途中，我在奥地利边境车站费尔德基尔希经历了难忘的一分钟。我一下火车，就发现边境官员和警察明显地表现出局促不安。他们对旅客并不特别注意，过境检查也十分草率，显然他们在等待什么重要的事。最后，钟声敲响，有一趟从奥地利方面开来的列车缓缓驶来，警察在站台上各就各位，工作人员急忙从小屋里出来，他们的妻子也纷纷拥向站台，显然事先打过招呼。在这些人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一个身着黑色服装、带着两个女儿的老妇人，从她的仪表和服饰上看，显然是贵族。她看起来很激动，不时拿出手帕擦眼睛。
不过，这个国家始终没有被颠覆，仅仅是从表面上和政治意义上而言，实际上，在战后最初几年，一场巨大革命正在它的内部发生。有些东西随着战争失败而被破坏了，即我们从青年时代一度被培养起来的认为权威不会犯错误的信念被破坏了。不过，难道德国人还会继续敬佩他们那个曾高喊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息”，在战败时却偷偷逃出自己的祖国的皇帝吗？难道还会继续敬佩他们的军队首脑、政治家和那些写“战争”和“胜利”“困苦”和“死亡”的诗、无休止地进行押韵的诗人吗？当战争的硝烟从国土上消散，国土满目疮痍时，人们才觉得战争的可怕。在英雄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四年杀戮，在合法征用的名义下进行的四年抢劫，这种道德观怎么还会被看作是神圣的呢？国家把公民应尽义务中的一切对自己不利的条款任意取消，国民又怎么会信任国家的许诺呢？而现在正是那些人，即所谓有经验的原班人马干出了比战争这件蠢事还要愚蠢的事：他们缔结的和约是相当拙劣和草率的。今天大家都知道——在当时只有我们少数人知道——这种和平显示不出那种最大的正义的历史事实。威尔逊认识到这种可能性，他以十分丰富的想象力为世界各国实行真正持久的和解提出一项具体的计划。但是，原来的那些将军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利益获得者却把这个伟大的计划撕毁了，把它撕成毫无价值的碎纸片。威尔逊曾经向千百万人许下伟大而又神圣的诺言：这次战争将是最后一次；实际上这种许诺只不过是为了从那些半绝望、半衰竭和丧失信心的士兵身上唤起最后的力量；这种许诺已为那些利润巨丰的军火商和战争狂热的政客们所抛弃。表面上他们对威尔逊的明智、人道的要求表示积极的支持，可是幕后仍然全力推行秘密谈判和签订密约的伎俩，并且获得成功。带着明亮的眼睛看世界的人都觉得自己被骗了，牺牲了孩子的母亲们觉得受骗了，回到家乡沦为乞丐的士兵受骗了，所有购买战争公债的爱国人士受骗了，每个相信国家许诺的人受骗了，所有那些梦想一个全新的、更美好有序的世界的人全都受骗了。我们终于知道，这是故伎重演，那场旧的战争赌博已由那些原来的赌徒和新的赌徒重新开始，而我们的生存、幸福、时间和财产都成了那场赌博的赌注。如果整个年轻一代是怀着愤慨和鄙视的心情审视先是战败而后又获得和平的父辈，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难道他们不是把一切都搞砸了吗？难道他们不是什么也没预见到吗？难道他们不是把一切都算计错了吗？如果年轻一代从此失去了一切尊严，因而怨恨和鄙视自己的父辈，不是很容易理解吗？整个年轻一代人，他们不再相信父母，不再相信政治家，也不再相信自己的老师；他们对国家的每项法令、每一次公告都抱着怀疑的态度。战后的一代毅然决然地抛弃了迄今为止的一切旧观念，摆脱了一切传统的束缚，决心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告别旧的过去，朝气蓬勃地走向未来。随着年轻一代的觉醒，一个崭新的世界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秩序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开始了。不言而喻，开始的时候不免有些过火：凡是与这一代不同龄的人或事统统在被破除之列。那些十一二岁的孩子不像以前跟随父母去旅行，而是男生女生一起以“候鸟协会”(1)会员的名义集体在国内旅游，后来还去到意大利和北海。学校里仿效俄国建立了监督老师的学生会。教学计划被彻底废除，因为孩子们只愿意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纯粹由于造反的兴趣，对任何有效的规章制度他们都要造反，甚至违背自然法则，造男女永远有别的反。女孩子剪短了头发，风行“小男孩发型”，从外表上看，分不清是男孩还是女孩；青年男子为了显示出女孩子的媚气，把胡子刮得净光；男子之间的同性恋和女子之间的同性恋，不是出于自身的欲望，而是作为一种对自古以来合法的、正常的恋爱形式的反叛而盛行。生活的每种表现形式都竭力染上激进和革命的色彩，艺术当然也是如此。新的绘画宣告伦勃朗、荷尔拜因和委拉斯开兹所创作的一切都已过时，并且开始了最粗野狂乱的立体派和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实验。音乐中的旋律，肖像画中的相像性，语言中的可领会性，所有这些最基本的原则都被摈斥在外。德语中的冠词“der, das, die”不再用了，句子的结构颠倒过来，采用“简明扼要”的电报文体进行写作，再用上色彩强烈的感叹词。除此之外，各种没有积极意义的文学，即缺乏政治理论的文学，统统被扔进垃圾箱。音乐创作中固执地寻找一种新的调性和一种节拍分离的新方法。建筑学中采取了一种由里向外的建房程序。舞蹈中华尔兹不见了，只剩下古巴人和黑人的形象。时装方面特别强调裸露的原则而越来越荒唐。在剧院里，演员穿着燕尾服演《哈姆雷特》，试图引起爆炸性的戏剧效果。各个领域都开始了大胆试验的阶段，试图一蹴而就，超过以往的一切既成事实、变化和成就。一个人越年轻学得就越少，与传统的联系就越少，就越来越受欢迎——年轻一代终于成功地向我们父辈的世界进行了大报复。可是我觉得，在这种狂欢节式的疯狂中，既可悲又可笑的莫过于在许多老一辈知识分子中产生的惊慌失措的窘态，他们害怕自己被别人超过而变得“无足轻重”。毫无疑问，他们在绝望中不得不装出一副敢干硬拼的假面孔，试图迈着笨拙的步伐，一拐一拐地跟在后面，走入最明显不过的歧途。老实、厚道、胡须灰白的大学教授，在他们卖不出去的静物画上再画上象征性的立方体和六面体，因为年轻的校长们（他们到处物色年轻人，越年轻越好）认为所有这些画太古典，要从画廊里清除，放入仓库。用完整又清晰的德语写了几十年的作家，也跟着潮流把句子写得支离破碎，以“积极精神”违反语言规律。肥胖的行动迟缓的普鲁士枢密顾问在台上讲授卡尔·马克思的学说。上了年纪的宫廷舞女裸露着三分之二的身体，“僵直”地扭动着身体，跳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和勋伯格的《升华之夜》。老人们惊慌失措地追逐最时髦的装束，使自己变得“年轻”。他们总想迅速找到永不过时的流派，一天比一天时髦，最好隔夜就翻新，这一切成了唯一的虚荣心。
当时，重返奥地利所做的准备就像到南极探险一样复杂，必须穿保暖的衣服和毛衣，因为大家都知道，过了边界就没有煤了，而冬天也快到了。还要备好鞋底，因为那边只有木鞋底；尽量带些食品和巧克力，瑞士方面允许带多少就带多少，以备在拿到第一次面包票和黄油票之前不至于饿肚皮。托运的行李还要上保险，只要保险费还能承担得起，因为大多数行李车都会遭到抢劫，而丢了一只鞋、一件衣服都是无法弥补的。十年以后，我去俄国那次也做了类似的准备。我乘车到了布克斯边境车站，一年多以前我曾满怀喜悦地驶进这个车站；我在站台上踌躇了片刻，我问自己，在这最后时刻，是否返回瑞士为好。我觉得，这是决定我命运的关键时刻。最后我还是决定去迎接艰难困苦。我重又登上列车。
这是一个多么狂热、无序和难以置信的时代啊！在那几年里，奥地利和德国的货币极度贬值，它们的一切价值观一下子下滑到底。这是一个极端兴奋极其眩晕的时代，是急躁和盲从交织在一起的时代。一切奇谈怪论和无法捉摸的东西，如通灵术、神秘学、招魂术、梦游症、人智学、手相学、笔相学以及印度的瑜伽和巴拉塞尔士的神秘主义，它们都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一切比迄今所知的任何一种麻醉品——吗啡、可卡因、海洛因——更具有刺激性的东西，都十分畅销。戏剧作品里充斥着乱伦和弑父的题材。任何正常和适度的东西全都遭到摈斥。但是，我却不愿在我一生中，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错过那混乱的时代。就像每次思想革命兴起之时总是不顾一切地向前猛冲那样，思想革命荡涤了旧传统令人窒息的空气，消除了多年的紧张气氛。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大胆实践毕竟起到了宝贵的推动作用。虽然我们对他们的过激作法有些惊愕，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责备和傲慢地否定那个时代。因为，从根本上说，年轻一代试图弥补我们这一代人由于谨小慎微和漠不关心所耽误的一切——纵然做得有点过火，有点急躁，他们内心深处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他们认为战后的时代就应不同于战前的时代，这必须是一个新时代，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难道不就是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所盼望的吗？很显然，就是在战后，我们这些较年长的人再次表现出自己的无能，未能及时成立一个国际组织，来对抗世界上新的危险的政治伎俩。在和谈时期，以长篇小说《火线》而获得世界声誉的亨利·巴比塞就试图本着和解的精神把欧洲所有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那个团体将自称为“清醒社”，头脑清醒者。它要把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团结起来，誓与今后任何煽动民族之间仇恨的行为作无情的斗争。巴比塞委托我和雷内·席克勒共同领导德语作家小组，这是任务中较艰巨的一部分，因为在德国还充满了对《凡尔赛和约》的愤怒情绪。只要德国的莱因兰、萨尔和美因兹的桥头堡还被外国的军队占领着，要想使有声望的德国人具备超民族主义的思想，几乎是没有希望的。不过，如果巴比塞没有在困难时期丢下我们不管，那么建立一个这样的组织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后来高尔斯华绥以笔会的形式实现了这样一个组织。巴比塞的俄国之行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使他坚信资产阶级国家和民主不可能促使各族人民建立真正兄弟般的关系，唯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做到。因此，他想悄悄地把“清醒社”变成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可是，我们拒绝接受这种做法，因为它必然会削弱我们队伍中彻底变革的激进化作法。于是这个本身有意义的计划也就提前告吹了。我们在争取思想自由的奋斗中，往往因为过于热爱自身的自由和独立而屡屡遭到失败。
在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我自愿回到祖国，至今我也无法说清楚。不过，我们这些在战前成长起来的人，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我们认为，在国家最最困难的时刻，我们更应该属于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庭。我认为，贪图安逸，逃避眼前的悲剧，是一种懦夫行为。我觉得——作为《耶利米》的作者——我更有责任用自己的言论帮助克服战败带来的困难。我觉得在战争期间，我好像是多余的，而在战争结束后，我反而找到了正确的位置。尤其是因为我曾竭力反对拖延战争而赢得一定的社会声誉，特别是在青年中间。再说，即便我不能有所贡献，但我能和他们一起去共同经历我曾预见的苦难，至少算是一种弥补。
现在只有一件事留在自己的面前：过隐居的生活，安安静静地搞自己的创作。在表现主义者和放纵主义者——如果我能这样说的话——看来，我这个三十六岁的人已属于业已死去的旧一代作家，因为我不会矫揉造作投其所好，我的早期作品，我自己再也不喜欢，我在“唯美主义”时期写的书，我决定一律不准再版。也就是说，我要重新开始，并且等待着，直到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激荡浪潮平息下去。我觉得，我的不虚荣有利于我的淡泊宁静的心情。因此，我开始写《世界建筑师》系列丛书。为了尊重事实的真实性，我已准备了多年。我怀着完全冷静的心情写了《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样一些中篇小说。如今，我周围的国家、周围的世界逐渐恢复正常，所以我不再犹豫；那段我可以把一切作为权宜之计的日子已经结束。现在我已到了人生的中途，纯粹许诺的年龄已经过去，该是实现许诺和考验自己，或者彻底放弃的时候了。
从逻辑的观点出发，我在德奥联军崩溃以后返回奥地利是最愚蠢的。当时的奥地利还笼罩着早年专制皇朝的阴影，在欧洲的地图上还是一块捉摸不定、单调、毫无生气的地方。捷克人、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都把自己居住的地方分割走了；奥地利剩下的只是残缺不全、好像全部血管都渗着血的躯干。在那六七百万不得不自称“德意志族奥地利人”中间，就有二百万人挤在首都维也纳，他们在那里受冻挨饿。过去能使国家富强的工厂设在现在属于外国的土地上；铁路线只剩下残缺不全的路基；国家银行储备的黄金全部用来赔偿巨额的战争借款。国家的边界尚未划定，因为和平才刚刚开始，要承担的责任尚未最后确定。国内没有面粉、没有面包、没有煤炭、没有石油。看来一场革命是不可避免了，不然就要用灾难性的解决办法。按照所有世俗的预见，这个由战胜国人为制造的国家是无法独立生存的——所有的政党，各种社会主义的、教会的、民族主义的政党，都异口同声地喊着这种腔调——看来，这个国家自己也不愿意独立存在下去。据我所知，出现这种悖理的情况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强迫一个国家独立，而它竭力拒绝这么做。奥地利的愿望是，要么和那些分割出去的邻国重新合并，要么和同一民族的德国统一，而绝不能像现在这样，在被肢解的状态下过屈辱的乞丐式的生活。而那些邻国却不愿意与奥地利保持经济联盟，一则因为这些国家认为奥地利太穷了，二则因为他们害怕哈布斯堡皇朝复辟；至于同德国合并，则是协约国所禁止的，因为协约国不愿意看到德国由此变得更强大。所以协约国明文规定：德意志共和国和奥地利共和国必须并存。对一个不愿意存在下去的国家下达这样的命令：“你必须存在下去！”——这真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稀奇事。
(1)徒步旅行组织，一九一〇年由德国人卡尔·菲舍尔发起，后传入奥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