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周围，还有那些与双方阵营有姻亲关系的人，德国军官的英国妻子，奥地利外交官的法国母亲。有的家庭，儿子们在敌对双方服役，父母盼望天各一方的来信；有的家庭，仅有的一点财产在这里被查收，原来的职务在那里丢失。这些支离破碎的家庭尽其所能到瑞士来避难，为的是避免嫌疑，因为他们不论在原来的祖国还是在新故乡都一样受到怀疑。他们为免给自己造成麻烦而避免讲任何一种语言。他们像幽灵一样悄悄走路。一个生活在欧洲的人，越是把整个欧洲视为自己的故乡，就越会被这个要砸烂欧洲的拳头打得粉碎。
不过，这种内心的矛盾对阿尔萨斯人来说尤为痛苦。在他们中间最最不幸的，要数雷内·席克勒那样的人，他们的心向着法国，却在用德语写作。在他们的故土周围战火纷飞，他们的心好像被刀剖成了两半。有人把他们拉向右边，又有人把他们拉向左边，强迫他们要么承认德国要么承认法国；他们十分厌恶这种不可能做到的“非此即彼”的抉择。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希望德国和法国成为兄弟，相互理解，而不是敌视，为此，他们忍受了许多痛苦。
在这期间，《耶利米》上演的日子日益临近。后来，演出非常成功，《法兰克福报》像告密者似的向德国国内发消息说，美国公使和协约国的几位知名人士也观看了演出，这并没引起我多大的不安。我觉得，战争已经进行了三年，德国内部越来越虚弱，反对鲁登道夫的穷兵黩武的战争政策已不再像当初威风凛凛的作孽时刻那样危险。到了一九一八年秋天，战争的局势将会明朗。可是，我不想在苏黎世待到战争结束。因为我的目光逐渐变得更清醒、更机警。我刚到达苏黎世时怀着满腔热情，原以为在所有的和平主义者中间和在反军国主义者中间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找到有决心促成欧洲和解的真正战士。但不久我就发现，在那些装扮成流亡者和坚守信仰的殉道者中间混杂着一些阴暗人物，他们是为德国情报机构效劳的，被收买来监视每一个人。每个人凭着自己的经验也能作出判断，这个安静又正派的瑞士已被两个阵营的情报人员像鼹鼠打洞似的破坏了。倒纸篓的女工，女接线员，形迹可疑、慢吞吞的旅店招待，他们都在为一个敌国服务，甚至同时为两国服务。箱子被偷偷打开，吸墨纸上的印迹被秘密照相，信件在途中不翼而飞；旅馆大厅里花枝招展的妇女向每一个男人做出令人讨厌的媚笑。一些从未听人说起过的异常热情的和平主义者突然登门拜访，要求我们在他们的声明上签名，或者假惺惺地来索取那些“可信赖的”朋友的地址。还有一个“社会党人”请我到拉绍德封(15)给工人们作一次演讲，报酬高得叫人生疑，而那里的工人对此毫无所知。真是得处处小心提防。没过多久，我终于发现，绝对可靠的人真是凤毛麟角；由于我不愿意卷入到政治漩涡中，所以我的交往圈子越来越窄。更何况，即使在可靠的人的家里，那种无休止的毫无结果的争论也让我感到无聊；再加上那些激进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和不问政治的人乱哄哄地混杂在一起，更使人无法忍受。我在这里第一次学会了如何正确地观察一个典型的职业革命家：他永远反对与自己无关的事，他觉得这样就能提高自己的地位，他不得不死守这个教条，因为他本身就没有一个正确的立场。我觉得继续留在这充满扯不尽的空谈的混乱环境里，自己的头脑也会混乱起来，与他们同流合污，对自己信仰的道德失去信心。于是，我离开了。实际上，所有在咖啡馆里策划谋反的人没有一个人敢于真正地造反；即兴凑合在一起的世界政治家中，当真正需要政治的时候，却没有一人懂得政治是怎么回事。到了战后开始建设的时候，他们还是抱着吹毛求疵、诸多指责的否定态度，正像当年的反战作家一样，在战后他们中间只有极少数人还能写出重要作品。一个使他们热衷于搞创作、搞政治的争论不休的时代过去了。战争一旦结束，反战运动也随之结束；由那些有兴趣的、有才华的人组成的整个反战阶层亦悄悄散了。每一个小团体也不复存在，因为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只是相同的处境，而非共同的理想。
在两国之间过着两栖生活的人中间，还有费鲁乔·布索尼，他生在意大利，在意大利接受教育，却选择了在德国生活。从我青年时代起，他就是我最喜欢的演奏家。当他演奏钢琴时，他的眼睛放射出一种奇妙的、梦幻的光芒。他的双手在下面轻盈地弹奏着，充分表现出他的技巧娴熟，而他那颗才华横溢又好看的脑袋微微向后仰，如痴如醉地倾听自己演奏的乐曲，好像乐曲已融化到自身之中。在音乐厅里，我曾像着了魔似的不断去看他那张神采焕发的脸，他的琴声使我内心异常激动，那琴声如波浪微微起伏，又如银铃般清澈。而在这里，我重新注视着他，发现他头发已灰白，眼睛里流露出悲哀。有一次他问我：“我属于哪一方呢？如果我在梦中醒来，我知道我在梦中说的是意大利语，而当我写作时，我是用德语进行思维。”他的学生遍及全世界。——“现在也许有一个学生正在向另一个学生开枪”——他本来想继续创作歌剧《浮士德博士》，但由于他感到心烦意乱，便只写了一部轻音乐的短小独幕剧，以排解自己的烦恼。在战争时期，乌云是不会从他的头上消散的。我很少听到他洪亮欢快的笑声，而那笑声是我以前非常喜欢的。有一天深夜，我在车站饭店的餐厅看见他，当时他已独自喝了两瓶葡萄酒。我从他的面前走时，他喊住了我。“麻醉一下吧！”他指着酒瓶说，“不是喝酒！只不过是麻醉一下，否则就受不了。音乐不能使人一直陶醉下去，而创作只有在美好的时光里才会来临。”
在离苏黎世约半小时路程的吕施利孔，我为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一家小旅馆，从吕施利孔的小山丘上就能够眺望整个苏黎世湖，只是显得又远又小，还可以看到城里教堂的塔尖。我在这里只需要会见我的几个知心朋友。到这里来的有罗曼·罗兰和马塞雷尔。在这里我可以做自己的工作，充分利用无情消逝的时间。美国的参战使那些被蒙住眼睛、被本国空话震聋耳朵的人猛然惊醒，看来德国的失败在所难免。德国皇帝突然宣布，从现在起他要实行“民主”。我们知道事态已经非常严重，警钟已经敲响。我坦白承认，我们奥地利人尽管在语言上思想上同德国人是相通的，也变得不耐烦起来，巴不得那在所难免的事快些到来。曾经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息的威廉皇帝终于逃亡出国了。为自己的“和平胜利”而葬送了几百万生命的鲁登道夫也戴上墨镜偷偷溜到瑞典。但那一天却带给我们许多宽慰。因为我们相信——那时全世界都像我们一样——随着这次战争的结束，战争就永远结束了。蹂躏我们这个世界的野兽都已被制服，或者统统被杀死。我们深信威尔逊(16)的伟大纲领，好像那也是我们自己的纲领。当俄国革命还在以人道和理想主义的思想欢庆自己蜜月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了曙光。我现在知道，当时我们都很傻。只不过傻的不只是我们。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记得，所有城市的街道上都热烈欢迎威尔逊，把他当作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福音的救世主；也都记得敌对双方的士兵互相拥抱和亲吻的情景。在和平的最初日子里，欧洲人表现出空前的深信不疑。因为地球上终于有了一个去建立正义和博爱王国的空间。我们梦想着立刻建立一个共同的欧洲。地狱般的生活已经过去，我们还怕什么呢？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开始。我们还很年轻，我们对自己说：这将是我们的世界，一个我们梦想中的更美好的、更人道的世界。
在这些人中间，最使我感动的是那些没有祖国的人，或者说比没有祖国还要不幸的人，即他们不是没有祖国，而是有两三个祖国，他们自己心里也不知应该属于哪个国家——仿佛当时我就预感到自己的命运似的。在奥德翁咖啡馆的一角，常常坐着一个蓄着褐色小胡子的男子，他孤零零地坐在那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十分引人注目。有人告诉我，他是一位非常聪明的英国诗人。几天后我认识了这位詹姆斯·乔伊斯，他非常直率地同我说，他与英国没有任何关系，他是爱尔兰人。他虽然用英语写作，但他的思想不是英国式的，他也不愿有英国式的思想。他当时对我说：“我想，要有一种超越一切语言的语言，这种语言服务于大家。英语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思想，因此我不受传统的束缚。”他说的这句话，我没有完全明白，因为我不知道他当时已经开始写作《尤利西斯》，他只把他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借给我看，那是他仅存的一本样书；他还把他的剧本《流亡者》借给我看，当时我甚至还想把剧本翻译出来，为的是能帮帮他。我认识他的时间越久，他非凡的语言知识就越使我惊奇。他那圆圆的大脑门在电灯光下像瓷器一样闪闪发光，后面装满词汇和习语，他用极娴熟的技巧把所有词语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有一次他问我，《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一个组合词组成的句子该怎样译成德语。我们试着用意大利语和法语才将它译出来。他小说里的每一句话都是由习语中的四五个词组合而成的，甚至还有方言土语，而他对词的色彩和含义的细致差别了如指掌。在他身上总有一点多愁善感的情绪，但我认为，恰恰是这种情绪才促使他的内心产生激情和创作的力量。他对都柏林、对英国、对某些人的厌恶在他的心中已变成巨大的能量，并从他的创作中释放出来。看起来，他好像很喜欢自己那副不动声色的面貌，我从未见他笑过或者高兴过。在他的身上总有一股抱成团的阴暗力量，每当我在大街上遇见他时，他总是紧闭着薄薄的双唇，快步走着，好像正往一个特定目标赶去。这时候，我就觉得比在我与他谈话时更强烈地感受到他那离群索居的性格和内心的孤独。所以后来我一点儿不奇怪，那部充满孤独感、与尘世毫无联系、像陨石般坠入我们的世界这个时代的作品，出自他的手笔。
(1)海因里希·拉马施（1853—1920），奥地利著名国际法学家，曾任维也纳大学法学教授，曾任奥地利内阁总理。
几天以后，我从日内瓦返回苏黎世，去商谈剧本的排练问题。这座城市位于苏黎世湖畔和群山的浓阴下，由于它风景秀丽，当然也由于它的高雅而又略微保守的文化，我格外喜爱它。不过，由于和平绿洲瑞士处于交战国的包围之中，苏黎世也不再那么安宁了。它成了欧洲最著名的不夜城，是各种思想运动的汇集地，当然也是所有老谋深算的生意人、投机商、间谍和宣传鼓动人员最理想的集中地。由于他们突然之间看中了这座城市，所以当地居民对这些来客持十分正当的怀疑态度……在饭店和咖啡馆里，在有轨电车和大街上，到处都能听到各种语言，到处都能碰上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熟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顿时陷入激烈的争论之中。因为来这里的所有人都是被命运驱逐来的，人人对战争的结局都万分关切。有些人肩负着政府的使命，有些人受政府的迫害和驱逐。但不论是谁，每个人都脱离了自己原来的生活，被抛到这里来碰运气。由于所有人在这里都没有家，所以他们始终与同伴待在一起。由于他们对政治和军事事件没有任何影响力，所以他们一天到晚争论不休。这种毫无意义的讨论既使人兴奋，也使人厌恶和疲劳。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长年累月闭着嘴不说话，离开家后他就会喋喋不休；如果一个人第一次重新获得可以不受检查地思考和写作的权利，他就会迫不及待地去写，去发表文章；每个人，甚至才气平平的人——例如我说过的吉尔波——也会兴趣盎然、全力以赴。操各种语言、持各种观点的作家和政治家在这里云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弗里德(8)在这里出版了他的《和平瞭望台》；前普鲁士军官弗里茨·冯·翁鲁(9)在这里向我们朗诵他的剧本；赖因哈德·弗兰克(10)在这里创作了激动人心的小说集《人是善良的》；安德雷阿斯·拉茨科(11)的《战争中的人们》在这里引起轰动；弗兰茨·韦尔弗尔来过这里朗诵他的作品；我在当年歌德和卡萨诺瓦下榻过的古老的施韦德旅馆遇到各国人士。我见到过俄国人，他们后来在革命中崭露头角，可我从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我见到过意大利人，意大利天主教教士和社会党的强硬派人士以及主战的德国社会党人。跟我们站在一起的瑞士人当中，有大名鼎鼎的赖因哈德·拉加茨神甫(12)和诗人罗贝尔·费齐(13)。在法语书店里，我遇到我作品的译者保罗·莫里斯；在音乐厅里，我遇到指挥家奥斯卡·弗里德(14)——在那里什么人都能遇见，但都是来去匆匆。在那里，你可以听到各种言论，有最荒唐的，也有最富理智的，有的人垂头丧气，有的人趾高气扬。各类杂志纷纷创刊，各种论战广泛进行。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并不断激化。各种小团体，有的正在组织，有的正在解散。我在苏黎世度过的那些日子，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夜晚（因为人们一直讨论到贝莱菲咖啡馆或奥德翁咖啡馆的灯火熄灭为止，有时还要到别人的寓所继续讨论），所见到的人是如此纷杂，所听到的意见是如此莫衷一是，精神之集中，气氛之热烈，是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的。在这个令人着迷的世界里，没有人去看风景，也没有人游山玩水，享受恬静的和平景象，而是在报纸、消息、谣言和各种分歧的争论中度过时日。奇怪的是：大家在这里虽然只是精神上经历这次战争，可是都觉得比正在进行战争的国家里感受更深切，这是因为，在中立国里看战争更客观，完全不受胜利或失败带来的民族利害关系的影响。这里的人不再用政治观点来看待战争，而是用全欧洲的眼光看待战争，把战争视为残酷的暴力事件；它所能改变的，不只是地图上的几条边界线，而是世界的形势和未来。
(2)伊格纳茨·赛佩尔（1876—1932），奥地利政治家、天主教神父，曾两次出任奥地利总理。
从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角度（不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这些人中间最引人注意的角色是亨利·吉尔波，他比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令人信服地证实了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在天翻地覆的突变中，尤其在战争和革命年代，勇气和冒险在短期内往往比人的内在信念和稳定的品格更起作用，比人的内在价值和坚持正义的勇气更有意义。每当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汹涌翻腾的时候，总有一些善于赶潮流的人毫不犹豫地冲到浪尖上。就像许多昙花一现的人物一样，时代的浪花曾把像贝拉·库恩(6)和库特·艾斯纳(7)那样的人物推到他们的才智所不能胜任的位置。吉尔波，这个有一双机警不安的灰色眼睛、金黄色的头发、瘦弱且能说会道的矮个子男人并非聪明人。十年前，尽管他曾把我的一些诗译成法文，可是我不得不真诚地说，他的文学水平微不足道。他的语言能力没有超出一般的水平，各方面的素养也不深。他的全部力量都用在政治论战上。他糟糕的性格，是属于那种无论什么事都必须反对一通的人。他清楚地感到，如果能像一个真正的浪人那样到处寻衅，攻击任何一个比自己强的人，那会是件乐事。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坏心肠的人，在战前他就已经不断和文学界的某些人物进行论战，反对某些思潮。后来他又参加了激进的党派，可是他觉得哪个党派也称不上激进。现在在战争中，他终于作为一个反军国主义者，找到自己的巨大对手：世界大战。当大多数人还在恐惧和怯懦之中时，他却以大胆和勇猛投入战斗，这使他在世界性的关键时刻显得特别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恰恰是普通人害怕的事深深吸引着他，那就是：冒险。别人不敢做的事，他却独自做了不少，这使得这个摆弄笔墨的人突然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他的写作和战斗能力被夸大到远远超出他自己的本来水平——这是一种不寻常的现象。这种现象同样可以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吉伦特派的小律师和小法学家身上看到。当其他人保持沉默，当我们犹豫不决再三踌躇该做什么或者不该做什么的时候，他已经断然行动起来了。吉尔波留下的不朽功绩是他创办和主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具有重要思想意义的反战刊物《明日》，这是每一个想要了解那个时代各种思潮的人都必须查阅的文献。他给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在战争中提供一个国际主义的、超国家的讨论中心。罗曼·罗兰给予他的支持对这份刊物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罗曼·罗兰凭借自己的声望和他与外界的广泛联系，从欧洲、美洲和印度请来编辑人员；另一方面，当时正在流亡的俄国革命家列宁、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对吉尔波的激进立场也很信任，并定期为《明日》撰稿。因此，有十二个月或二十个月之久，世界上没有一份比它更令人感兴趣的刊物了。如果这份刊物能够延续到战后，也许它会对公众舆论造成很大的影响呢。吉尔波在瑞士还同时代表着法国的那些激进小组，因为克雷孟梭不准他们在法国发表言论。他在著名的昆塔尔和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上起了很大的历史作用，坚持国际主义的社会党人在这两次会议上同蜕变为爱国主义者的社会党人分裂开来。在战争进行期间，在巴黎的政界和军界认为没有一个法国人，哪怕在俄国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沙杜尔上尉，比这个身材矮小满头金发的吉尔波更令人害怕和憎恨。最后，法国情报机构蓄意陷害他的阴谋终于得逞了。他们在伯尔尼的一家旅馆里，从一个德国情报人员的房间里偷走了一些吸墨纸和几份《明日》，这些东西无非说明，德国有地方订购了几份这个刊物——这件事本身是无罪的，由于德国人一丝不苟的精神，他们查得这几份是某些图书馆和公务机关要求订阅的。然而，巴黎当局却从此事找到了足够的借口，把吉尔波说成是德国收买的一个鼓动者，并对他进行起诉。他被缺席判处死刑——这完全是违法的，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十年以后这次审判在一次复审中被撤销了。但是在案件发生后不久，由于他的偏激行为和极端行动——这种行为也渐渐危及到罗曼·罗兰和我们大家——他与瑞士当局发生了冲突，被当局逮捕并遭到监禁。直到列宁大笔一挥将他的国籍改成俄国，他乘坐第二趟封闭的列车到达莫斯科，才算彻底获救了。列宁本人对他颇有好感，并且感激他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的帮助。现在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因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所应具备的全部功绩，如坐牢、被缺席判处死刑，他全都经历过了，所以对他来说，莫斯科给了他第二次大显身手的机会。正如他在日内瓦的时候有罗曼·罗兰的帮助，这次他到莫斯科是依仗列宁的信任，才能在建设俄国时有所作为。而在其他人中间，几乎没有一个人由于自己在战争时刻的大胆举动能够在议会或政府中谋得要职，因为所有的激进小组都认为他是一个真正有作为、有勇气的人，一个天生的领导者。但事实证明，他并不具备领导素质，而是像许多战时的作家和革命政治家一样，仅仅是一个来去匆匆的时代过客。而且，凡是与自己的才能不相称的人物，在经过突然的升迁之后，最后还是要垮台的。吉尔波作为一个不可救药的论战者，在俄国也像在巴黎一样，他的小聪明全用在争论不休、搬弄是非上，逐渐和那些尊敬过他勇气的人闹翻，首先是列宁，然后是巴比塞和罗曼·罗兰，最后是我们大家。正如他开始时一样，他晚年只写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册子和无关紧要的争论文章。在他被赦免后不久，他就在巴黎的一个角落无声无息地死去了。这位在战争中最勇敢、最冒险的反战者，如果懂得充分利用时代赋予他的机遇，那么他一定会成为我们时代的伟人之一，而他今天已被人彻底遗忘了，我也许是没有完全忘记他的最后几人之一，因为我对他在战时创办了《明日》一事仍怀有感激之情。
(3)乔治·克雷孟梭（1841—1929），法国政治家。
我到日内瓦的第一个晚上，就遇见了一小群围绕在两家独立的小报——《报页》和《明天》——周围的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他们是皮埃尔－让·茹弗、雷内·阿科斯、弗朗斯·马塞雷尔。他们都是作家和艺术家，很快就成了我的朋友，速度之快就像青年人结成友谊之快捷。我们单凭直觉也能感受到，我们的生活会有一个崭新的开端。由于受爱国主义的迷惑，我们大多数老朋友已经中断了联系。人是需要新朋友的。由于我们站在同一战线上，在同一思想战壕里反对共同的敌人，那种充满激情的同志情谊在我们中间油然而生。刚过了二十四小时，我们之间的信任就达到了如此牢固的程度，就好像我们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似的。不论在任何场合，我们都亲切地以“你”相称。我们——“人数不多，极少欢乐，像一群兄弟”——都明白，这种冒个人风险的聚会是非常大胆的。我们知道，在只有五个小时路程的地方，一个德国人正对着一个法国人，一个法国人也正对着一个德国人，随时准备用刺刀或手榴弹把对方刺死或炸得粉身碎骨，以此立功获奖。交战双方有千百万人都在做着美梦：让对方从地球上消失；敌对双方的报纸只会互相攻击和谩骂。在这千百万人中间，只有极少数人，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不仅友好地坐在同一张桌旁，而且怀着最真诚的，甚至可以说自觉的、热情的兄弟情谊互相交谈。我们知道，这样做是完全违反官方的一切规定和命令的；我们知道，真实地显示我们的友谊，把自己与祖国对立起来是危险的。但是，正是这种冒险行为能够使我们的思想变为极度兴奋。我们不但甘愿冒险，也享受冒险带来的乐趣，因为冒险本身就足以显示我们抗议的真正分量。所以，我甚至同皮埃尔－让·茹弗一起在苏黎世举行了一次公开朗诵会（这在战争期间可谓奇事）——他用法语朗诵了自己的诗，我用德语朗诵了《耶利米》中的片断——我们恰恰用这种公开的形式表示我们在这场冒险的游戏中是严肃认真的。我们的领事馆和大使馆对这个朗诵会有何想法，我们认为无关紧要，纵然我们这样干就像科尔特斯(4)似的，是一种破釜沉舟的做法。因为我们在内心深处十分清楚，叛徒不是我们，而是在关键时刻背叛作家的人类使命的那些人。而这些年轻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他们有着何等的英雄气概啊！那位弗朗斯·马塞雷尔向我们展示了他自己创作的反对战争暴行的版画，那些令人难忘的黑白相间的画面表现出的慷慨激昂的愤怒之情，即便与戈雅(5)的《战争的灾难》相比，也毫不逊色。他用反战版画把战争载入史册。这位刚毅的男子汉日夜不停地用木头雕刻出新形象和新画面，他那狭小的工作室和厨房堆满了木板。《报页》每天早上登载他的版画，它发出的控诉不是针对某个特定国家，而是控诉我们共同的敌人：战争。我们曾梦想：飞机向城市和军队投下的是这些任何文盲都能看懂的、用恐怖的场面控诉战争的版画，而不是炸弹。我甚至相信，用版画谴责战争，甚至可能提前终止战争。令人遗憾的是，他的版画只能刊登在《报页》那份小报上，它的影响几乎超不出日内瓦。我们所谈的一切、所做的一切都在这狭小的瑞士方圆内，而且要想起作用，也已为时太晚。我们心里非常清楚，我们对军事参谋部和政府机构的庞大机器是无能为力的。他们之所以不迫害我们，是因为我们对他们还构不成威胁。我们的言论始终毫无声息，我们的影响也始终不能得以发挥。我们知道，我们的人数确实太少，十分孤立，所以我们才肩并肩、心贴心地团结在一起。我在成年以后，还没有体验过像在日内瓦那段时间深厚热烈的友谊。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后来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4)埃尔南·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军官、殖民者。一五一九年他率舰队在圣胡安·德·乌卢阿登陆后，焚毁全部船只，以示征服墨西哥的决心。
在那天下午和后来几天的交谈中，我感觉到他所有的谈话中都隐藏着一丝悲哀，我同里尔克谈到这次战争时也感觉到这种悲哀。他对那些政治家，对那些为了自己民族的虚荣而不顾牺牲他国无数生命的人无比愤慨。而对那些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何受难和死去的芸芸众生总是寄予同情。他把列宁发来的电报给我看，那封电报是列宁在离开瑞士前从那辆遭到无数非议的列车上发出的，恳求罗曼·罗兰同他一起去俄国，因为列宁十分清楚，罗曼·罗兰的道德威望对他的事业是多么重要啊。可是罗曼·罗兰始终坚持不参加任何组织，而只以个人身份、独立地为自己愿意献身的事业奋斗到底。所以，他不要求别人追随他的思想，自己也同样不愿受到任何约束。他认为，爱戴他的人同样也应该是不受约束的人。他要用自己独一无二的例子来证明：人应该永远保持自由，坚持自己的信念，天翻地覆也不动摇。
(5)弗朗西斯科·何塞·戈雅（1746—1826），西班牙画家。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时，他以法国士兵枪杀西班牙起义者为题材创作了题为《战争的灾难》铜版组画。
现在，我终于站在他的房间里——我几乎觉得这就是他在巴黎的那个房间。像在巴黎时那样，桌面上、靠背椅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写字台上也堆满了报纸、杂志、信件纸张等。不论走到哪里，他的布置都一样，简单得像修士的房间，可是它却与全世界联系在一起。我们霎时间竟忘了问候的话，只是彼此握了握手。多年以来，这是与我重新相握的第一只法国人的手；罗曼·罗兰是我三年以来交谈的第一个法国人。正是在这三年中，我们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紧密。我用法语同他的交谈，比在家乡同任何人的交谈更投机更坦率。我心里完全意识到，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朋友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和我交谈的这位朋友代表着全欧洲的道德良知。只有在那时我才认识到，他为促进彼此谅解所进行的伟大事业中正在做的或已经做过的一切。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没有助手，也没有秘书；他密切关注世界各国的动向，同无数向他请教公益事业的人保持着通讯联系。他每天要写数页日记，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有亲笔写下历史的时代责任感，并将其看作对后代应作的交待。（那些日记现在又在何方？那些亲笔写的无数日记本，总有一天会全面揭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道德和思想上的种种矛盾冲突。）同时，他还要发表文章，每一篇都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正在创作长篇小说《格莱昂波》——这一切就是他承担起的巨大历史责任，是他一生中本着牺牲精神，孜孜不倦作出的贡献。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他处处伸张正义，做出表率。他每封来信都回复，每一本关于时代问题的小册子他都看。这位身体虚弱、健康状况正受到严重威胁的人只能轻声说话，同时还要抑制不间断的轻微的咳嗽。他不戴围巾就难以走出一段路；快走一步就要停下来歇一会儿。可就是这么一个体弱的人居然贡献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力量，任何攻击和任何诡计都无法动摇他的意志。他毫无畏惧地、清醒地看着这个动乱的世界。在这里，我从一个活着的人身上看到了另一种英雄主义，即有思想的英雄主义，有道德的英雄主义。我在写《罗曼·罗兰传》时都没有充分写出这种英雄主义（因为人总羞于把活着的人赞美得过分）。当我看到他在这间斗室里向全世界射出看不见的、使人振奋的光芒，我的血液似乎也得到了“净化”。我知道，罗曼·罗兰单枪匹马或者说几乎是单枪匹马同千百万人那种丧失理智的仇恨作斗争而产生的激动人心的鼓舞力量是无法估计的。只有我们——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才深切地知道，他的存在和他堪称表率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当时意味着什么。染上狂犬病的欧洲正是由于他才保持了自己的道义和良知。
(6)贝拉·库恩（1886—1939），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领导人。
我觉得，我最要紧的事情不是讨论我的剧本上演，也不是会见瑞士的朋友和其他外国朋友。我首先想见到罗曼·罗兰，我知道他能使我更坚定、更清醒、更积极，而且，我要感谢他在我心情孤独沮丧的日子里，给予我的友谊和鼓励。我立刻前往日内瓦。现在，我们这些“敌人”处境相当复杂。不言而喻，交战国的政府是不愿看到它的公民在中立地区和敌国公民进行私人往来的。在这里无法用法律加以限制，宣传部门也并没有一条法律规定对文化交流和会面课以刑罚。只有商业上的往来，所谓“与敌人通商”才是法律所禁止的，与叛国罪相提并论。为了避免由于最轻微地触犯禁令而遭受不必要的怀疑，我们朋友之间原则上避免相互敬烟，因为我们的一举一动被无数的密探监视着。为了避免做贼心虚或者图谋不轨的任何嫌疑，我们这些朋友选择了最简单的办法：完全公开，使密探无机可乘。我们通信不用假地址，也不用留局待取的办法，更不在夜间偷偷互访，而是大摇大摆地穿过大街，公开坐在咖啡馆里。所以，我到达日内瓦以后，就立刻向旅馆的前台通报了我的全名，公开说我要见罗曼·罗兰先生，因为如果德国或者法国的通讯社就可以报道我是谁以及我要访问谁，岂不更好。对我们来说，我们两个偶然相遇的老朋友并不会因为分属战争中的敌对国而突然回避彼此，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义务因为世界变得荒谬，我们也要随之变得荒诞。
(7)库特·艾斯纳（1867—1919），德国记者、巴伐利亚社会党领导人。
这种眩晕，这种舒畅的昏昏沉沉倒也产生了一种精神刺激。我觉得每棵树更美了，每个山头更广阔了，每处风景更可爱了，因为在进行战争的国土上，草原的和平宁静在混浊的目光看来就会觉得大自然是无情冷漠的，殷红的落日会使人想起遍地鲜血。而在这里，在和平的国度里，苍茫大地无处不美，到处是自然。我喜爱瑞士，好像我从未爱过它似的。以前，我总是怀着欣喜来到这个不大的富饶国家，却从来没有像这次深刻地体验到它存在的真正意义。各民族之间友好地生活在同一空间，这是瑞士人的理想。为发扬兄弟情谊，通过互相尊重和真正的民主来克服语言上和民俗上的差异，这是最明智的生活准则——这对整个混乱的欧洲是多么好的榜样啊！瑞士是一切受迫害者的避难所。多少世纪以来，它是和平、自由的故乡，它最忠诚地保持着自己固有的特色，同时欢迎各种思想和观点——对我们这个世界来说，这唯一的超民族国家的存在何其重要！我觉得，人们赐予这个国家这么多的风景名胜和财富，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在这里不会觉得陌生，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在这里会觉得比在他的祖国更有归家之感。我沿着苏黎世的大街和湖边徜徉了好几个小时。到了晚上，万家灯火，一片和平景象，这里的人们过着怡然自得的宁静生活。我想，在那些窗户后面不会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思念着自己儿子的女人。在这里，我没有看见过伤员、残疾人和明天或后天就要被装上列车的年轻士兵。我觉得，人在这里更有理由活下去，而在那个进行战争的国家里，人的生活成了一种恐惧，几乎是一种负担，甚至是一种精神折磨。
(8)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弗里德（1864—1921），奥地利新闻工作者，一九一一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第二天，我继续旅行，越过了瑞士的边界。今天的人很难想象，一个人从被封锁的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作战国到达中立国会有什么感觉。从国界这边的车站到边境那边的车站不过几分钟，然而，从越过边境的第一秒起，就立刻使人感到仿佛从令人窒息的环境里突然来到清冽的白雪空间中，清凉又爽快，仿佛一下子混沌的大脑里每条神经每个思路都活跃起来——几年以后，我又从奥地利到瑞士来，在瑞士边境这个布克斯车站（要是在平时，火车站的名字我是记不住的），我又猛然呼吸到清新凉爽的空气。旅客从车上跳下来，首先使我吃惊的是食品柜上琳琅满目，摆着各种我早已忘掉的日常用品，饱满的黄灿灿的香蕉和柑橘，和我们走后门才买到的巧克力和火腿，还有面包和肉制品。买面包不要面包票，买肉不要肉票。真的，旅客们像饿狼似的扑向物美价廉的食品。车站上还有家邮电局，从这里可以向世界各地发信或打电报而无需检查。里面陈列着法文、意大利文和英文报纸，可购买、浏览、阅读，而不会受到惩罚。在这里允许的一切，只要倒退五分钟车程的距离，又都是禁止的。我觉得，欧洲战争的全部荒谬之处，从这两个距离比较近的边境小站完全不同的情况中，可以全部揭露出来。再回头看看我们那边的边境小镇，各种招牌历历在目，在每栋房子里和每间住户里，都有男人被征走，送到乌克兰和阿尔巴尼亚去杀人或送命。而在这里，只有五分钟路程的地方，同样年龄的男人和他们的妻子悠然自得地坐在常春藤缠绕的家门口，抽着香烟。我情不自禁地问自己：在这条边境小河里，是否也是右边的鱼群正在作战，而左边的鱼群则保持中立。当我越过边境的那一刹那，我已感到这边和那边的不同，这里更自由、更使人振奋、更尊重人的价值。到了第二天，我不但感觉到战争对我们精神上的摧残，也感到我们的身体机能在战争中衰退到何等地步。我应邀到亲戚家做客，饭后喝了一杯浓咖啡，抽了一支哈瓦那雪茄，没想到我突然感到头晕，心也跳得厉害。我的身体，我的神经这时表明，在长期饮用代用品和吸代用烟之后，亦不能适应真正的咖啡和真正的烟草了。连身体也不得不从战争的不自然状态转变到和平的自然状态中来。
(9)弗里茨·冯·翁鲁（1889—1970），德国作家。
我屏着呼吸细心地听着。以前我们对这些事情也常常默想，但谁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说出来：“让我们及时与德国人和他们的兼并政策彻底脱钩。”如果这样说，就会被认为是对盟友的“背叛”。而现在，这些话却由一个——据我所知——在奥地利得到皇帝的信任，并由于参加海牙会议而获得国际声誉的人说出来，他对我这样一个几乎还是陌生的人说这些话，态度又是那么平静和坚定，我立刻感觉到，奥地利单方面的行动早已不是准备阶段，而是已付诸行动了。要么以单方面媾和的威胁迫使德国进行谈判，要么在紧急情况下实现单方面媾和，这种想法是很有胆识的。历史将证明，这种想法是拯救当时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以至整个欧洲的唯一可行的最后方案。可惜到后来却缺乏实现计划的决心。卡尔皇帝派他的内兄帕尔玛亲王去会见克雷孟梭(3)，实际上还带着一封密信，目的是试探一下在没取得德国宫廷的谅解之下媾和的可能性，并随时准备进行和谈。后来，不知怎么德国发现了这一秘密使命，我知道直到今天也没搞清楚事实真相。致命的错误是卡尔皇帝后来没有勇气公开坚持自己的信念，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德国以进军奥地利相威胁，卡尔皇帝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的一员，害怕给祖辈留下的历史上增添污点。可是在关键的时刻，他还是废除了由弗兰茨·约瑟夫老皇帝缔结的、用无数鲜血作保证的盟约。而无论如何，他是不会任命拉马施和赛佩尔为总理的。这两人都是信奉天主教的国际主义者，都有强烈的内心道德信念，敢于承担脱离德国的罪名。小皇帝的优柔寡断最后还是毁了他自己。他们二人是在奥地利共和国千疮百孔的困难时期当上总理的，而不是在哈布斯堡王朝期间。当时，除了这两位有威望的重要人物之外，还不曾有人能胜任脱离德国这貌似不义之举。如果拉马施当时公开地以脱离德国相威胁，或者索性脱离德国，那么他不仅能拯救奥地利的生存，也能拯救由于无限扩张而陷入内部危机的德国。如果那位笃信宗教又十分明智的人向我坦率地宣告的行动不是由于懦弱和笨拙而破产的话，那么，欧洲的情况会好得多。
(10)赖因哈德·弗兰克（1882—1961），德国小说家。
事情是这样的：赴瑞士途中，我在萨尔茨堡逗留了两天，在那里为自己买了一栋房子，打算战后居住。在这座城市里有一小群笃信天主教的信徒，其中有两人在战后的奥地利历史上起到过重大作用，他们是海因里希·拉马施(1)和伊格纳茨·赛佩尔(2)。前者是非常著名的法学家，曾参加过海牙会议；后者是天主教神父，他在奥地利君主制政体崩溃以后，担当起管理小小奥地利的责任，他在这个岗位上充分施展了卓绝的政治才能。他们两人都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虔诚的天主教徒，热情的老牌奥地利人，内心深处对德意志、普鲁士、基督教的军国主义极其痛恨。他们觉得这种军国主义同奥地利的传统思想和天主教的使命是水火不相容的。我的诗剧《耶利米》在这个和平主义的宗教阶层里博得了最强烈的同情。枢密顾问拉马施——赛佩尔正巧出外旅行——请在萨尔茨堡的我去见他。这位显贵的老学者非常客气地谈论我的剧本，他说，剧本里充满了我们奥地利人那种友善处世的思想，他期望剧本能超出文学范畴，发挥更大的作用。使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我与他从来没见过面，可是他很信任我，谈话是那么坦率，充分证明了他内心的勇气。他告诉我这样的秘密：我们在奥地利的人正处在决定性的转折关头。他说，俄国在战场上受到挫折以后，倘若它放弃侵略意图，那么，无论对德国还是对奥地利，缔结和平都不会有什么障碍，眼下不能坐失良机。如果德国的泛德意志集团继续反对谈判，那么奥地利将不得不担负起领导的责任而独立行事。他向我暗示，年轻的卡尔皇帝答应帮助实现这些意图；也许过些时候就能看到皇帝本人发挥政治影响。现在的一切都取决于奥地利本身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达成互相谅解的和平，而不是追随德国的军国主义派，以草率地继续牺牲生命为代价换来“胜利的和平”。在紧急的情况下，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在奥地利被德国军国主义分子推入灾难深渊之前，及时脱离与德国的联盟。他坚决果断地说：“谁都不能谴责我们背信弃义，我们已经死了一百多万人，我们牺牲得够多了，我们付出的代价够大了！现在我们再也不能为德国的世界霸权去牺牲一个生命，牺牲一兵一卒都不行！”
(11)安德雷阿斯·拉茨科（1879—1943），奥地利剧作家、小说家。
战争还在进行之中，我居然听到部里的一位高级官员这样随便的谈话，心中觉得有点奇怪。但是，我并不知道政治上的秘密来往，所以我不知道，以新皇帝卡尔为首的政府高层在一九一七年就已酝酿一场脱离德国军事独裁的运动，当时德国的军方不顾奥地利的意愿，肆无忌惮地将它绑在野蛮的兼并主义的战车上。我们参谋部里的人都十分痛恨鲁登道夫残暴专横的做法；外交部竭力反对德国的政策，把奥地利树为美国的敌人，必然会遭到美国潜艇的攻击而又无法防御；甚至老百姓也都窃窃私语，抱怨“普鲁士人的无理妄为”。不过目前这一切，还仅仅是小心谨慎的弦外之音，是从不自觉的谈话中流露出来的。但几天以后，我了解到更多的情况，而且意外地比其他人早知道一件当时最大的政治秘密之一。
(12)赖因哈德·拉加茨（1868—1945），瑞士新教神学家、苏黎世教义神学教授。
当然，我表示同意是有条件的，因为我只能原则上表示同意，当有关当局允许我离开本国和工作岗位一段时间才行。幸好当时所有交战国都设有一个称为“文化宣传部”的机构——现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再设立了。为了对两次世界大战在思想环境上的区别加以说明，有必要指出，当时那些国家的领袖、皇帝和国王们都是在仁爱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潜意识中对战争是有愧的。所以，如果指责这个或那个国家是“军国主义”，它们都会立刻进行反驳，说这是卑鄙的诽谤。与此相反，每个国家都会千方百计表白、证明、解释，甚至用事实来炫耀自己是一个“文明国家”。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在世界舆论面前，人们总是宣传文化比强权高尚，鄙视诸如“神圣的利己主义”和“生活空间”这类口号，认为它们是不道德的。他们认为最要紧的事情，莫过于让舆论承认他们在精神方面做出了具有世界性的贡献。因此，各国的文艺演出团体蜂拥到中立国家。德国派出由世界著名指挥家率领的交响乐团到瑞士、荷兰和瑞典去演出；维也纳也派出自己的交响乐团到国外演出；甚至还派出诗人、作家和学者，其目的不是去宣扬军事行动或者庆祝兼并的意图，而是用诗篇和作品来证明德国人并不是“野蛮的”，并非只制造枪炮和毒气，他们也创造欧洲的纯粹精神财富。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我必须要强调这一点，尚有一股博取世界民心的力量。一个国家的道德基础和艺术创作在战争中还被视为有重大影响的力量，各个国家还都在争取人民的同情，而不像一九三九年的德国那样，一股脑用非人的残暴把这一切统统打翻在地。所以，我以参加一出剧的首演为名申请去瑞士度假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令人担忧的最大障碍可能是这是一部反战剧，剧本里有一个奥地利人——尽管他是一个象征性的角色——预言战争可能会失败。我向部里主管文化宣传的领导提出申请，向他说明我的愿望。使我感到十分惊奇的是，他立刻答应了我，而且马上就办。他对批准的理由作了奇特的说明：“感谢上帝，您从来不属于那些愚蠢的战争叫嚣者之列。好吧，请您在外面把自己的事业进行到底。”四天以后，我得到了假期和一张出国护照。
(13)罗贝尔·费齐（1883—1972），瑞士日耳曼学家、作家。
当然，在舞台上用生动的语言表达这种情绪，看来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做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抗议。所以，我必须放弃在战争时期看到这第一出反战剧演出的希望。然而，我却突然接到苏黎世市剧院经理的信，他说他要把我的《耶利米》立即搬上舞台，并邀请我参加首演仪式。我竟然忘记了在德语世界里还有一块小小的但又非常珍贵的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如此）。承蒙上帝关怀，这是一片置身局外的民主之地，在这里言论自由，思想开明。毫无疑问，我立刻表示同意。
(14)奥斯卡·弗里德（1871—1941），德国作曲家、指挥家。
怎么会这样呢？无非是战争已过了两年半，时间使他们突然警醒。经过战场上的可怕流血之后，高烧开始降温。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他们热情奔放，而现在他们以相当冷静的眼光注视着战争。那种团结一致共同对外的感情开始松动，因为他们从现实中一点没有体会到哲学家和诗人大肆吹嘘的“道德精神的净化”。一条深深的裂缝贯穿着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仿佛分裂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前方，士兵在打仗，在忍受最残酷的苦难；后方，人们安居乐业，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有的挤在剧院里，有的损人利己大发横财。前方和后方的界限越来越明显了。走后门拉关系，戴上假面具干坏事。大家都明白，用金钱或者利用关系可以搞到优惠物资。而另一方面，疲于奔命的工人和农民一再被驱入战壕。因此，每个人只要有可能都无所顾忌地寻找门路。由于无耻的中间商的盘剥，生活必需品之类的物资价格飞涨，食品日益匮乏，百姓生活困苦，而那些发战争横财的人却过着令人鄙视的奢侈生活，犹如在荒凉的沼泽上闪烁的鬼火。老百姓渐渐产生强烈的怀疑，怀疑货币的日益贬值，怀疑将军、军官和外交官，怀疑国家和参谋部的每份公告，怀疑报纸和它刊登的消息，怀疑战争本身和它的必要性。当然，这绝不是我那部剧本的艺术成就所能产生的效果，而是这种发人深省的效果促使我的剧本获得极大的成功。我只是用剧本说出了别人不敢公开说的话：对战争表示憎恨，对胜利表示怀疑。
(15)瑞士西部城市，以钟表制造业闻名。
当一九一七年复活节我写的悲剧《耶利米》出版时，情况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两万册剧本很快销售一空，对戏剧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况且，我是怀着对那个时代最强烈的对抗情绪写这部剧的，所以我也必须等待对我的强烈反击。然而，事实正相反。不仅有像罗曼·罗兰那样一开始就公开支持的朋友，就是先前站在另一边的，像拉特瑙和理查德·戴默尔等人也公开表示支持。那些剧本尚未到手的剧院经理写信给我，要求我为他们保留在战后太平之日首演这出剧的权利，因为在战争期间演出该剧是不可能的。即便是主战派对剧本持反对态度，也表现得礼貌和十分的尊重。我曾有一切的思想准备，却独独没有想到这一点。
(16)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