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初的几天里，我还没有遇到真正恐怖的战争景象；后来我才看到了战争的面目，它完全超出了我最坏的想象。由于没有正常的客车运行，我只有坐军车。有一次，我在运送炮车的敞篷车上。又有一次，我坐在运牲口的车厢里，里面空气恶臭，许多人疲倦极了，互相挤着靠着，东倒西歪地睡着了，好像是拉往屠宰场的途中，个个要被宰了似的。最可怕的是运伤员的列车了。我已经被迫乘坐两三次运伤员的列车了。它跟那些光亮清洁的白色救护车绝无共同之处。战争开始的时候，维也纳社交界的公爵夫人和高贵的女士们扮演护理伤员的护士，在雪白的救护车里让摄影师拍照。我看到的运伤员的车是一般的货车，车上没有窗户，只有一个窄小的通气孔，车厢里只有一盏熏黑了的油灯照明。临时搭成的担架一副挨着一副，上面躺着的全是不断呻吟、额头渗出汗珠、脸色像死人一般苍白的伤员，他们在尿、粪、碘酒的混合气味中大口大口地吸气。卫生员太疲劳了，走起路来晃晃悠悠。这里看不到照片上泛着白光的用品，只有躺在麦草上和硬担架上的人，他们身上盖着渗满血迹的毯子。每一节车厢里都有两三个死人，还有垂危者。我与医生谈过，他对我说，他是匈牙利某个小城的牙科医生，已有多年没有做过手术了，看起来他有些绝望。他已向七个车站提前拍电报求援，要求供应吗啡。有的药品已用光，药棉用完了，消毒的包扎用品也用完了。到布达佩斯医院还需要二十个小时。他请求我帮他的忙，因为他手下的那些人已支持不住了。我答应试试，虽然我笨手笨脚，不过还能干点事。每到一站，我就下车帮助提几桶水，水质很差，是供火车头用的，这时也成了清爽饮料。至少可以给伤员清洗，揩净地上的血迹。对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一起挤进带轮子的活棺材里的士兵来说，还有一个交际上的困难，就是语言障碍。医生与护理人员都听不懂鲁提尼人的语言和克罗地亚语。唯一能够帮上忙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牧师，他从职业角度抱怨说，他无法从事他的圣职活动，因为他没有油，无法给临终的人作涂油礼，所以他同医生一样绝望。他说，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还从来没有在一年的最后一个月“料理”这么多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用生硬的、愤怒的语调说出来的那句话：“我已经是六十七岁的人了，见的世面也不少，可是我曾经认为，人类犯下这样的罪行是不可能的。”
搜集宣传品和告示的任务，我觉得并不很困难。每当我到达加利西亚的一个城市，来到塔尔努夫、德罗戈贝奇、伦贝格，城市的车站旁总有几个犹太人，他们是所谓的“中间商”，你想要的，他们准能给你搞到手。这可不错，我同其中的一位万能老手说，我想要俄国占领时期的布告和文件。那位老手像黄鼠狼一样敏捷地跑开，把我交给他的任务通过秘密通路传达到几十个下面的中间商。三个小时以后，我没有迈出一步，就搜集到最齐全的材料。有这个特别杰出的组织帮助，我有更多的时间去看更多的东西，我也确实看了不少东西。我首先看到的是平民百姓的生活极其贫困，在他们的眼睛里，在这些尚且活着的人身上布满了恐惧，像一片乌云罩在他们身上。我还看到犹太人集聚区居民的困境，这是我意想不到的。他们八个人或十二个人挤在平房和地下室的房间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敌人”。在塔尔努夫，我第一次看到正在押解途中的俄国战俘。一块四方形地面，四周围着栅栏，俄国战俘就坐在地上，由二三十个年纪较大、大多数都留着胡须的蒂罗尔人看守。这些蒂罗尔人是战时应急入伍的，现在服役期已满，无依无靠，处境同那些战俘没什么两样。这些看守，跟家乡的画报上经常刊登的那些漂亮的粉头净面的穿着新军服的士兵毫无共同之处。这些士兵对待战俘根本没有半点好斗和严厉的情绪，也没有进行严格的防范，相反，他们与战俘坐在一起，像同伴一般；那些战俘也丝毫没有逃跑的意思。因为他们之间语言不通，还闹出了不少笑话。他们互相敬烟，相视微笑结成朋友。有一名蒂罗尔的超龄士兵从一只又旧又脏的皮夹里掏出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给“敌人”看，他们互相传看着，用手指着照片上的孩子问蒂罗尔士兵，孩子是三岁还是四岁。看到这个情景，我不由得产生这样的感觉，这些粗野又纯朴的人对战争的看法要比大学教授和作家深刻多了：战争是落到他们头上的一种不幸，对这种不幸他们束手无策，凡是陷入不幸命运的人，都是同病相怜的兄弟。这种认识伴随着我整个的行程，使我感到宽慰。我穿过弹痕累累的城市，路过被抢劫一空的商店，商店里的家具就像被肢解了的胳膊、腿和掏出来的内脏一样，散落在大街上。介于战争之间，长势茂盛的庄稼又给了我这样一种希望：几年之后，所有被破坏的景象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时我没有估计到，对战争恐怖的回忆会这么快从人的记忆中消失，就像战争的遗迹能很快从大地的表面消失一样。
我在回家途中乘坐的那趟伤员列车拂晓时到达布达佩斯。下车后，我立刻奔向旅馆，为了好好睡一觉，因为在车厢里，唯一的座位就是我那只箱子。我实在太困倦了，一直睡到中午十一点，才赶快穿上衣服去吃早饭。可是我刚走几步，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看看是不是在做梦。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早晨还像春天，中午就已经是夏天了。布达佩斯真美啊，整座城市无忧无虑，逍遥自在。女士们穿着白色衣裙，挽着军官的胳膊轻盈散步。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的军官们，好像不是我昨天或前天见到过的那些人，而完全像另一个部队的军官。我看到那些衣服里、嘴里、鼻子里散发出一股碘酒气味的军官——他们是运送伤员的——怎样买紫罗兰向女士们献殷勤。我看到漂亮的小汽车驶过大街，里面坐着脸刮得净光、衣冠楚楚的先生们。所有这些情景，离前线只不过八九个小时快车的行程啊！可是我有权指责他们吗？他们想要生活，而且要生活得更快乐，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他们大概感到现有的一切都受到了威胁，才把凡是能享受的尽量去享受，穿几件好衣服，度过最后的美好时光。从这一点上看，人是非常脆弱、极易被摧毁的一种生物。一颗小小的子弹在千万分之一秒的瞬间，就能把人的生命连同记忆、认识、喜怒哀乐一起击得粉碎。所以我才能理解，在波光粼粼的河畔，在如此鸟语花香的上午，会有几千人聚在这里沐浴着阳光，去感觉自己的存在，感觉自己的血液和也许已增添了新的更强的力量的生命。我几乎要对那些令我惧怕的事释然了。可是那个殷勤的餐厅招待偏偏给我拿来一份维也纳的报纸。我硬着头皮看下去。不看还好，一看我便怒火上扬。报纸上刊登的全是不可动摇的胜利信念之类的废话，说什么我们的部队损失很小，而敌人伤亡惨重，实在令人恶心。那些赤裸裸的、恬不知耻的战争谎言从报纸上向我袭来！不，有罪的不是散步的人，也不是漫不经心和无忧无虑的人，而是那些用语言来煽动战争的人。如果我们自己不去反对这些人，那我们也是有罪的。
可是，为了能用综合的文艺技巧描绘战争，从根本上来说，我还缺少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我没有目睹过战争。我安安静静坐在办公室里几乎一年啦，而在看不见的遥远的地方正进行着“实实在在的”、真正的、残酷的战争。我曾有好几次机会可以到前线去，几家大报曾三次请我到前线去当随军记者，但任何形式的报道都必然要承担那种定型的义务：牢牢地用爱国主义和赞扬的精神去描写战争。我已经发过誓，我在一九四〇年也信守了这一誓言——永远不写一句赞美战争的话，也绝不贬低别的民族。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好机会。强大的奥德联军发动进攻，于一九一五年春在波兰东南部塔尔努夫城附近突破了俄国人的防线，集中了一次兵力就占领了加利西亚(6)和波兰。这时，军事档案馆就想在奥地利新占领区的所有俄国宣传品和告示原件被撕下来或被销毁以前，赶紧把它们收集上来，存到图书馆里。负责档案馆的上校知道我有搜集的才能，便来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愿意承担此项任务。我乐不可支，赶紧打点行装；我得到一张通行证，拿着它可以乘坐任何一辆军用列车，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不受任何部门的管辖，不直接从属于任何机关和上司，这种待遇使我有了最离奇的经历：我并非军官，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军衔的上士，我穿着一套普通的军服。可是，每当我出示我的秘密证件时，便能引起特别的尊敬。因为前线的军官和公务人员认为我一定是个微服私访的总参谋部官员，或者是身负秘密使命的特派员。由于我不到军官食堂用餐，只住在旅馆里，所以我又得到另一种方便，我可以置身于庞大的军事机关之外，不用“向导”就能看到我想看的一切。
现在，我才找到了真正的动力：为反对战争而斗争！我心中已经有了素材，但若要动笔，还缺乏能证实我直觉的最后材料。我知道我要反对的敌人——那种把他人置于痛苦和死亡而不顾的错误的英雄主义，那种丧失良知的预言家的廉价的乐观主义。那些预言家有政治方面的，也有军事方面的，他们侈谈胜利，实际上是在延长相互厮杀的时间。在这两种主义的背后，他们雇用的合唱队也是我的敌人。正如韦尔弗尔在他优秀的诗歌里所斥责的那样，他们充当“战争的吹鼓手”。谁要有疑虑，谁就妨碍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事业，谁提出警告，他们就嘲笑他是悲观主义者，谁反对战争——反正他们自己不会在战争中受苦——谁就会被打成叛徒。时代变迁，但总有那么一群人，把谨慎小心的人称作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懦夫；而当他们轻率地招惹来的灾难降落时，他们自己也束手无策了。还是这些人，他们嘲笑特洛伊的卡珊德拉，嘲笑耶路撒冷的耶利米。我对这两个形象的悲剧性和伟大性从未理解得像当时那么深刻，我们所处的时代与这两个形象所处的时代太相似了。战争一开始我就不相信什么“胜利”，纵然仗打胜了，那也要付出巨大的牺牲；胜利也补偿不了牺牲。我虽然提醒过这件事，但在所有的朋友中间，我依然孤立。在第一枪打响前，他们就狂乱地高呼胜利，在第一次战役前就分配战利品，这使我常常产生怀疑，是我在那些聪明人面前发了疯，还是在他们酩酊大醉时唯我一人独醒呢？这样，用戏剧形式去描写一个“失败主义者”——有人发明了这个词，就是为了把“失败的意志”这个罪名强加在追求互相谅解的人身上——的悲惨处境，对我来说最自然不过了。我选择耶利米作为这个形象的象征，他是一个徒劳的告诫者。无论如何，我不会写成一部陈词滥调的和平主义戏剧。写和平比写战争好；我所描写的是一个在狂热的时代被别人蔑视，被看成是软弱的人、胆怯的人，在失败时却证明自己是唯一不能忍受失败而且还能战胜失败的人。从我的第一个剧本《忒耳西忒斯》开始，失败者心灵上的优越感这个问题一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一直想写这两方面的内容：任何形式的权势都会使一个人变得冷酷无情；任何胜利都会使全体人民思想麻木。我还想把这两者与给人的心灵造成可怕痛苦的失败对立起来。现在战争依然继续，当别人迫不及待地、洋洋得意地互相证明战争不容置疑的胜利的时候，我却把自己抛入灾难的深渊，并寻找摆脱灾难的出路。
我现在不想对这些小小的试验评价过高，显然，这些试验丝毫没有影响事件的进程，但是却帮助了我们自己和一些不知名的读者。那些努力缓解了可怕的孤独和绝望，一个二十世纪真正有人的感情的人当时正处在那种孤独和绝望之中。二十五年以后的今天重又出现那种情况：面对强大的势力却无能为力，我甚至更害怕今天这种强大的势力。当时我已经意识到，我用那种小小的抗议和那样的办法并不能卸掉我心头的负担。于是，写一部作品的计划在我心里渐渐形成。这部作品不仅要表现一些个别的事情，而且要表现我对时代、对人民、对灾难和对战争的看法。
我选择了《圣经》上的一个题目，却无意中触及我身上迄今为止尚未注意的地方，即我在血缘上或传统上与犹太人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难道他们不是我的同胞吗？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外族征服，然而，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即用意志改变失败的力量，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克服困难，经受住了失败的考验，继续生存下来。难道我们的先知，他们预先没有料到那种永远被追逐、永远被驱赶的命运？时至今日，那种命运又使我们像糟粕一样被扔到大街上。难道他们没有忍受屈服于暴力的失败？甚至把失败美化为通向上帝的路？如果说考验不是永远对所有人和对个别人有益，在我写那个剧本的时候，我却有幸感觉到了这种益处。在我看来，那部作品才真正算作我的第一部作品。我知道，如果没有我对战争的痛苦体验和预知的一切，那么我仍会像战前的我一样，是一名——如音乐术语中所说——“令人愉快”的作家，就永远不会领悟、理解和深入发掘内心的最深处。当时我第一次有了这种感觉：我要说出心里话，同时要说出时代的心声。这期间我想帮助别人，而我却先帮助了自己：写完《伊拉斯谟》后，又写了一部最富有个性、最隐晦的作品。后来，在一九三四年希特勒统治的日子里，我曾用《伊拉斯谟》这部作品，使自己摆脱了一次与以前相似的危机。从我开始创作这部悲剧的那一刻起，我就对时代的悲剧不再感到非常痛苦了。
孤立，但并不完全孤立。通过来往的信件已经有一些收获：初步了解了几十个人的情况，从他们的内心来说，算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他们和我们有共同的想法，虽然他们身居中立国或交战国。我们都能够关注两边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从某种程度上取得一致的观点并不成问题，而且可能会有文艺圈的新人同意这种观点。开始时，总有些人犹豫不定，但随着时代压力的加强，他们也会越变越强。这种并不是完全生活在荒漠的感觉给了我经常写文章的勇气，通过对一些事情作出回答和反应让那些与我们有同感的人从孤独和隐居中走出来。我一直给德国、奥地利的几家大报纸供稿，从而获得了一块重要的宣传阵地。我从不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对我们这些文人，有关当局原则上是反对的，但并不害怕。另外，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对文学家是极其尊重的。如果我今天粗略浏览一下当时悄悄送到广大读者手中的文章，我不得不对奥地利军事当局的宽宏大量表示由衷的敬意。在世界大战进行期间，我竟可以在报刊上热烈赞誉和平主义的创始人贝尔塔·冯·苏特纳，正是她把战争指责为犯罪的犯罪；我还在奥地利的报纸上详细介绍了巴比塞的长篇小说《火线》。在战争期间，要想把那种不合时宜的观点介绍给各个阶层的人民，我们当然要采取一个好办法。为了说明战争的残酷和后方的漠不关心，就十分必要在介绍《火线》的文章中特别强调那个“法国”步兵的痛苦。不过，几百封从奥地利前线来的信件表明，我们的步兵对自己的命运也认识得很清楚。另一个好办法是：为了说出我们的信念，我们佯装互相攻击。譬如我的一个法国朋友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反驳我的文章《致外国的朋友们》，为了表示他对我的文章的全面反驳，他将我的文章全文翻译，并与他的反驳文章一起刊登，这样，我的文章就传到了法国，每个法国读者都能读到它。我们用这个办法打起闪光的信号灯——这不是一种记忆的信号，而是互相联系的信号。后来有一件小事表明，我们的信号传递是非常默契的。一九一五年五月，当意大利向它早先的盟友奥地利宣战时，我们这里顿时掀起了一股仇恨的浪潮，有关意大利的一切都受到唾骂。这时突然出版了一本由一位名叫卡尔·波埃里奥的意大利青年写的回忆录。他生活在意大利十九世纪统一运动时期。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他访问歌德时的情形。为了在仇恨的喧嚣中说明意大利的文化与我国的文化早有渊源，我故意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意大利人访问歌德》，因为那本回忆录是贝内代托·克罗齐(4)写的序言，我便在文章中向克罗齐致敬。在那个不许赞美敌对国诗人或学者的时代，我说出对意大利人敬佩的话，无疑是对奥地利的一个明显示威；而敌对国的人对此却十分理解。当时在意大利担任部长的克罗齐(5)后来有一次跟我说，部里一位不太懂德语的职员惊慌失措地冲过来告诉他，在敌对国家的一家大报上有文章反对他（因为那个职员想，在敌国的大报纸上点名，只能是敌意）。克罗齐叫人拿《新自由报》来，先是大吃一惊，然后便高兴万分。因为他看到的不是敌意，而是尊敬。
但是，我并不相信该作品能够取得明显的成功。因为问题成堆，如先知的问题，和平主义问题，犹太人问题，还有最后的结束场面的合唱形式——要把结束场面上升到一首歌颂失败者命运的赞歌等等，其容量大大超过普通剧本的容量，以致剧院从头至尾演一遍，就需要两三个晚上。再者，正当报纸上疾呼“要么胜利！要么毁灭！”的时候，怎么能让这出宣传失败甚至赞美失败的戏剧在德国上演呢？如果这个剧本能够被允许出版，我觉得那定是奇迹！就算遇到最坏的情况，剧本不许上演，它至少也帮我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我把所有与周围人交谈时不能说的话，全部写进了剧中诗句的对白中。这样，我把压在心头的沉重负担抛得远远的，从而解脱了自己。在我对时代的一切“不满意”的时候，我却在自身身上找到了“满意”的结果。
在我的所有回忆中，最使我遗憾的是罗曼·罗兰在那几年给我的信都不在我身边；在这次新的战争浩劫中很可能被毁或者遗失。每当我想到此事，就觉得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压在我身上。因为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我认为，人们以后可能会把这些信件列入最美、最富于人性的作品之列；这种作品展示出他的博大胸怀和深厚的理解力。他出于无限的同情和无比的愤怒给国界那边的一位朋友——官方意义上的敌人——写的这些信，无疑是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道德文献，做到这点，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付出巨大的代价。一个积极的建议不久便从我们往返的通信中产生了：罗曼·罗兰提议，应该将各国的文化名人邀请到瑞士来，共同举行一次会议，以便取得一个统一的、比较恰当的立场，甚至可以本着互相谅解的精神向世界发表一份观点一致的呼吁书。他说，他可以从瑞士向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思想界名人发出与会邀请，而我应该趁奥地利和德国的思想名流还没有由于公开的仇恨宣传而丧失名誉进行试探。我立即投入这项工作。当时德国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盖尔哈特·霍普特曼。为了不让他在是否与会的问题上感到为难，我不好与他直接联系。于是我写信给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瓦尔特·拉特瑙，让他私下询问霍普特曼的态度。可是拉特瑙拒绝了——到底霍普特曼是什么态度，他是否知道要开这次会，我至今不明了。拉特瑙说，现在还不是建立文艺界和平的时候。就这样，我的努力彻底失败了。因为当时托马斯·曼站在另一个立场上，他在刚刚写完的一篇论述腓特烈大帝的文章中维护德国的官方立场。里尔克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但他基本上不参加任何公开的活动。那位曾经自认为社会主义者的戴默尔抱着幼稚可笑的爱国自豪感，在每一封信上都签上“戴默尔少尉”。再说霍夫曼斯塔尔和雅各布·瓦塞尔曼，有人私下里告诉我，这两人也不能算上。这么说，德国方面看来没有多大希望了。在法国，罗曼·罗兰遇到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那是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五年，为时尚早，对后方的人来说，战争尚距离太远。我们依然处于孤立状态。
(1)亨利·巴比塞（1873—1935），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火线》是他的代表作。
如果今天有谁再去读那篇八页的著名文章《超脱于混战之上》，有可能不理解它在当时广泛的影响；但是，如果谁冷静清醒地去读，就会发现，罗曼·罗兰在文章中所说的都是一些非常浅显的道理。然而，这些话是在群众发狂的时代说出的，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文章发表的时候，法国一群超级爱国者喊叫起来，好像他们的手碰到了一块烧红的铁块。一夜之间，罗曼·罗兰遭到了他最好朋友的抵制；书商们也不敢将《约翰·克利斯朵夫》陈列在橱窗里；正需要用仇恨来刺激士兵的军事当局想出了对付他的办法：一本接一本的小册子出来了，提出的论点是：“战争期间，祖国失去了人类取得的一切成果。”这种喊叫正说明他们受到的打击是何等沉重。一场关于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态度问题的讨论已无法阻挡，这个问题，已无可回避地提到每个知识分子的面前。
(2)伊迪丝·卡维尔（1865—1915），英国护士，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因协助在比利时的协约国军出逃而被德国占领军处死。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当时的舆论还有力量，还没有被有组织的谎言，即“宣传”所扼杀。老百姓还听那些写出来的话，这也是他们所期待听到的。可是到了一九三九年，没有任何一个作家的观点会起作用，不管是好是坏；同样，也没有一本书、一本小册子、一篇文章、一首诗能打动群众的心灵，影响他们的思想。而在一九一四年，一首像利骚的十四行诗《憎恨英国》，一份像“九十三名德国知识界人士”的愚蠢宣言，以及像罗曼·罗兰那篇只有八页的文章《超脱于混战之上》，还有那部巴比塞(1)的长篇小说《火线》，在当时都能成为大事。当时世界的道德良心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衰竭和干涸，它以数百年来传统信念的全部力量，对所有谎言，对违反国际公法和人道主义的行径作出强烈的反应。自从希特勒把谎言变成真理，把反人道主义变成法律以来，像德国向中立的比利时发动进攻这样违背公理的事，在今天几乎不会再受到强烈的谴责，而在一九一四年则激起了全世界的愤怒。枪杀卡维尔(2)护士，用鱼雷炸沉“卢西塔尼亚号”(3)，都由于激起了道义上的普遍愤慨，而使当时的德国受到的打击比一次战役的失败还要沉重。在那个时候，人的耳朵和心灵还没有被喋喋不休说尽假话的收音机的波浪所淹没，诗人、作家说的话并非没有多大作用，恰恰相反，一个诗人、一个作家主动发表的宣言的影响要比那些政治家公开发表的演说的影响大上千倍，大家都知道，政治家的演说是针对时局的策略，是政治的需要，至多有一半是真话，那一代人相信诗人是代表纯粹思想观念的最优秀的公民，所以他们完全相信诗人说的一切——当然，最后却非常失望。因为军人和官方机构深知诗人们的这种威望，他们便想方设法把一切有道德的、有威望的人作为他们煽动宣传的工具：他们应该声明、论证、证实、断言一切非正义的坏事都是敌对国的，一切正义、真理都是属于自己国家的。但是罗曼·罗兰没有使他们的阴谋得逞。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任务不是去强化用卑鄙的煽动手段制造过度的仇恨气氛，而且去净化它。
(3)英国的一艘游船，因运送军火和禁品，于一九一五年五月被德国鱼雷击沉。
但是，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另一种职责，艺术家的职责，即表明自己的信念。要行使艺术家的职责，必然要反对国家的作为，甚至要反对战争中的世界各国。就在一九一四年的秋天，当大多数作家仍在仇恨中声嘶力竭，互相谩骂时，他却写了一篇有纪念意义的自白文章《超脱于混战之上》，在文章中，他抨击了国家之间的精神仇恨，要求艺术家们在战争中坚持自己的正义和人道。当时还没有一篇文章像这篇文章那样引起如此的轰动，招来各种议论，并引起整个文学界的分裂：有的赞成，有的反对。
(4)贝内代托·克罗齐（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政治家。
这封信的到来是我一生中巨大的幸福时刻之一，它就像一只白鸽，从住着乱吼、乱蹦、发狂的兽群的诺亚方舟上飞来。我再也不感到孤独，终于又和与我相同思想的人联系在一起。我觉得我受到罗曼·罗兰优越思想的强大鼓舞。我知道，罗曼·罗兰在边界那边是多么非凡地保持着自己的人性！他找到了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任何一个作家所应该走的路：不参与破坏和残杀，而是以沃尔特·惠特曼为伟大榜样。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惠特曼曾做过护士，参与人道主义救援。罗曼·罗兰住在瑞士，由于身体时好时坏，他不能参加战地工作；战争爆发时，他立刻在日内瓦参加了红十字会，每天都在红十字会拥挤不堪的房间里做那件了不起的工作。后来，我在一篇题为《欧洲的心脏》的文章里，对他所做的工作公开表示感谢。在最初几周残酷的战役之后，联系突然中断了，各国的家属都不知道他们的儿子、兄弟、父亲是阵亡、失踪，还是被俘；他们也不知道该向谁打听，因为从“敌人”那里是得不到任何消息的。于是，红十字会在那个恐怖残酷的时刻承担起这项至少可以减少人们痛苦的任务。它设法从敌对国家那里将被俘人的信件发到他的故乡。失踪许久的人终于有了下落。成立了数十年的红十字会，第一次接受如此广泛、涉及上百万人的事务，第一次有那么多的志愿人员参加工作。到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末，每天接发的信件已达三万多件，最后竟有一千二百人挤在日内瓦小小的拉特博物馆里，处理和答复每日的信件。在他们中间有作家中最富于人性的罗曼·罗兰，他没有自私地只顾自己的工作。
(5)原书有误。克罗齐于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任教育部长。
两周以后，我几乎已经把这篇文章忘记了，却突然收到一封贴着瑞士邮票并盖有通过检查印记的信，从熟悉的笔迹上看，我断定是罗曼·罗兰的信。他肯定读过我那篇文章，因为他是这样写的：“不，我永远不离开我的朋友们。”我立刻就明白了。这寥寥数语是想证实，在战争时期与一位奥地利朋友建立通信联系是否有可能。我立刻给他写了回信，从此我们就互相通信，这种通信联系一直持续了二十五年之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它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残酷——期间，国与国之间中断了任何联系时为止。
(6)在今波兰东南部，历史上长期为俄奥争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加利西亚被归还波兰。
然而，隐居到偏僻的郊区也没有用，这里的气氛依然是压抑的。我意识到，当别人粗鲁地辱骂自己的时候，仅仅采取消极的态度，不进行反击是不够的，正因为如此，我要采取行动。况且，我是个作家，只要在审查制度许可的范围内，我就得说话，我有责任表达自己的想法。于是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致外国的朋友们》。文章中表达的内容同一些人的仇恨宣传截然不同，我公开表示，一有机会就同外国的朋友们一起重建欧洲的文化，即便现在不能够取得联系，我将依然对他们保持忠诚。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当时读者最多的报纸——《柏林日报》。出乎我的意料，该报竟毫无删改、毫不犹豫地将全文刊登出来，只有一句话——“不管胜利属于谁”——成了审查制度的牺牲品，因为对德国在这次世界大战中的必然胜利稍有怀疑，也是不允许的。不过，这篇通过审查的文章，还是收到一些超级爱国者愤怒的攻击信件，他们说，他们不能理解，我怎么能在这个紧急时刻还和那些卑鄙下流的敌人为伍。这些说法并没有使我太伤心。我一生中从来不要求别人同意我的想法。只要能把我的信念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我就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