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的本能坚决反对继续屈从、随波逐流和迷失自我。任何一种生活，最不好的生活条件，疾病和贫困——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要比我曾沦陷其中的那种有失尊严的“无我”要好。最初，我由于无知，由于年轻，而误入了这种“无我状态”，后来，由于惰性和出于所谓的“责任感”而一直陷于其中。这时，来自我父亲的一种可怕的遗传，以一种我不太能赞赏的方式，及时帮了我，——其实是一种早夭的征兆。这场病慢慢将我拯救了出来：它使我免于任何形式的断层、粗暴和唐突行为。那时我并没有失去善意，反而获得了更多。同时，这场病赋予了我完全改变自己全部习惯的权利；它允许我忘记，迫使我去忘记；这场病使我必须静卧、悠闲，使我必须去等待和有耐心……而这些就意味着去思想啊！……我的眼睛自己完全结束了书虫生活，用德语来说，就是结束了语文学生活：我从书本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很多年不再读书——这是我为自己做过的最有益的事了！——那个最深处的自我，好像被活埋了似的，在长期不得不去听从他人的自我（那就是阅读）时逐渐失声，现在他又慢慢地苏醒过来，苏醒得有些胆怯和迟疑，——但最后还是重新开口说话了。我从没有像在身患重病、忍受剧痛时期那样幸福过：人们只要看一看《朝霞》或《漫游者及其影子》，就能明白这种“回归自我”意味着什么了：那是至高的痊愈本身！……其他的痊愈都只是从中衍生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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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被心中燃起的渴望攫住，从那时起，我实际上所做的事只在心理学、医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只有当使命强烈逼迫我时，我才会回到原来的历史研究中。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首次揣摩到选择违背本性的工作，即所谓人最后不得不去做的一份“职业”，与那种用麻醉术（比如瓦格纳艺术）来麻痹空虚感和饥饿感的做法之间，存在着关联。通过仔细观察周边的人我发现，为数众多的年轻男子都面临同样问题：一个违背本性的活动势必会导致下一个违背本性的活动。在德国，确切些说在“德意志帝国”，太多的人都被迫在不合适的时候选择职业，然后，在一个后来再也摆脱不掉的重负之下衰弱下去……这些人对瓦格纳的渴求就像他们对鸦片的渴求一样——他们由此暂时忘记自己，暂时摆脱自己……我在说些什么啊！竟说了五六个小时！
《人性的，太人性的》是严格进行自我培育方面的一座丰碑，有了这样的自我培育，我彻底摒弃了身上所有的“高级废话”“理想主义”“美好感觉”以及其他女性化的东西。这本书的主体部分是在索伦托[66]写的，最终完稿和定型是在巴塞尔度过的那个冬天，那里各方面情况要比索伦托差。实际上是彼得·加斯特先生在认真为这本书费心出力，他那时还是巴塞尔大学一名学生，对我很好。我那时头上缠着绷带，还伴随着头疼，于是我就口述，他来记述和校正——其实，他才是这本书的真正写作人，我只是创作人而已。当这本书最终完成送到我手上时，令当时身患重病的我大为惊喜，因此我寄了一些出去，其中有两本寄往拜罗伊特。奇妙而极为巧合的是，一本精美的《帕西法尔》同时寄到了我这里，上面有瓦格纳给我的题词“献给我亲爱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尼采，——教区委员理查德·瓦格纳”。——这两本书的交错让我似乎感到了不详，这听起来难道不像两把剑在交锋的声音吗？……无论如何，我们两个人似乎都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双方收到书后都没有再出声。——就在这个时候，最早的几期拜罗伊特报纸出版了：我意识到，有什么事要让我知道了。难以置信啊！瓦格纳成了虔诚的基督徒……
那时在我身上发生的事不只是与瓦格纳决裂——我感觉到自己的本能整个地误入歧途了，而其中单个的失误，不管是瓦格纳也好，还是我在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职务也好，都是这总体迷误的一个征兆。对自己的烦躁占据了我内心，我明白，该是好好反省自己的时候了。一瞬间，我不无惊恐地恍然大悟，多少时光已然白白浪费——我的整个语文学研究与我的使命相比显得多么无用，多么刻意，我为自己这种虚假的谦虚感到羞愧……十年过去了，在这期间我的精神完全停止了吸收养分，我丝毫没有再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我积攒起一大堆满是灰尘的学识，却荒唐地忽视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用一双视力极差的眼睛在古希腊韵律学家当中小心翼翼地摸索——当时我就是这样过日子的。我遗憾地看到自己面色憔悴，身形消瘦。我的知识当中缺乏现实，而“理想”只有魔鬼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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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1876年）我是怎么看我自己的，我对自己肩负的使命以及这份使命内蕴之世界历史意义所怀有的巨大确信，都已经记载在这整本书里，尤其体现在书中一段表述明确的文字里：出于本能的机警，我在这本书里依然避免使用“自我”这个词，而且这一次我没有将世界历史性荣耀照射在叔本华或瓦格纳身上，而是照在了我的另外一位朋友，出类拔萃的保罗·瑞[67]博士身上，——所幸较之于他人，他是一位异常精细之人：我总是能在我的读者当中识别出那些不再心存希冀之人，比如这位典型的德国教授，依据是，他们根据那段文字认为，必须把这整本书理解为更高级的保罗·瑞思想……实际上，这本书与我这位朋友的五六个原理相冲突：对此人们可以查阅《道德的谱系》的序言。——其中一段文字写着：最勇敢也最冷静的思想家之一，《论道德感的起源》一书的作者（参阅尼采，第一位非道德论者），以其对人类行为的深入和透彻分析，得出的主要原理到底是什么呢？“道德之人并不比肉身之人更加接近理智世界——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理智世界存在……”这一论断在历史知识的锤击下变得坚硬而锋利（参阅《重估一切价值》），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候——1890年吧——可以充当斧头，把人类的“形而上学需求”连根砍断。这对人类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谁能说清？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有重大后果的论断，有益又可怕，这在以双重视角看世界，而一切伟大的认识都在用这双重视角看世界……
我已经受够了这些，还在音乐节期间，尽管有位迷人的巴黎女子尽力安慰我，我还是很突然地离开拜罗伊特外出了几周，我只是向瓦格纳发了一封令人不快的电报表示歉意。在博姆林区深处一个森林环绕着的名为克林根布润的地方，我的忧郁和对德国人的蔑视就像疾病一样困扰着我，我时不时会在我的笔记本上，在“犁”这个总标题下，写上一两句话，都是些纯心理学性质的话语，这些话语也许可以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找到。
[61]1872年尼采参加的一次典礼。
我们这些其他人非常清楚，瓦格纳的艺术只是面向那些技艺十分精湛的艺术家和那些具有世界性趣味的人，因此当我们发现瓦格纳被披上了德意志“品性”外衣时，我们感到格外愤怒。我想我是了解瓦格纳信徒的，我已经见识过三代他们这样的人了，最初是将瓦格纳与黑格尔混为一谈的已故的布伦德尔[62]，后来是拜罗伊特新闻界的“理想主义者们”，他们将瓦格纳与自己混为一谈，——我听到过“美丽灵魂”有关瓦格纳的各种各样表白。这是一个会说漂亮话的王国——实际上，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团体！诺尔[63]、波尔[64]、科尔[65]用优美的言辞在胡说八道。他们当中不乏怪胎，甚至还有不少反犹太主义者。——可怜的瓦格纳！他已经沦陷至何种境地了啊！——他要是至少沦陷至猪群里就好了，可他却沦陷到德国人那里！……为了教育后代，真该把一位纯正的拜罗伊特人制成标本，最好是浸泡在酒精里保存，因为这里缺的就是酒精——，贴上标签写道：人们据以建立“德意志帝国”的“精神”就是这样……
[62]布伦德尔（Karl Franz Brendel，1811—1868），德国作曲家。
我是在第一届拜罗伊特音乐节的那几周里开始写这本书的，当时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怀有深度的陌生感，而这正是我开始写这本书的前提之一。若是有谁知道那时在我经过的道路上掠过怎样的幻景，他就会明白我有一天在拜罗伊特醒来时是怎样的感受，全然是在做梦一样……我是在哪儿呀？我什么也认不出来了，我几乎连瓦格纳也认不出来了。我寻遍了我的记忆，只是徒劳。特里普森——那个遥远的幸运之岛，丝毫没了和记忆相似的痕迹。奠基典礼[61]那几天无与伦比的日子，发起庆典的那个私密小团体，那些人身上你不会看到有什么对细腻事物的敏感，现实没有了一点和记忆相似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瓦格纳被德国化了，他的信徒主宰了他！——德国的艺术！德国的大师！德国的啤酒！……
[63]诺尔（Ludwig Nohl，1831—1888），德国音乐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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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波尔（Richard Pohl，1826—1896），德国音乐评论家。
这本书里，说话的语调和声调都完全变了：人们可能会觉得这本书睿智、冷酷，有时也不乏生硬和尖刻。某种高雅趣味精神似乎在不断对抗地面上一股更具激情的潮流，并试图占据主导。如此看来，为了纪念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这本书赶在1878年出版，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伏尔泰与他之后的所有作家相反，他首先是一位精神大贵族，而我恰好也是如此。——伏尔泰这个名字出现在我的一本著作中，这委实是一种进步，一种走向我自己的进步……你如看个仔细，就会发现一个冷血无情的精神，他洞悉理想的所有隐秘栖身之地，这栖身之地乃是它们仅存的堡垒和最后的避难所。他手中举着火炬，发出的光亮十分坚定，没有丝毫迟疑摇晃，用一道耀眼的光芒，照亮了理想所藏身的隐秘世界。这是一场战争，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场没有杀气的战争，一场没有悲情和残肢断臂的战争。——所有这一切本身或许依然还是“理想主义”。一个又一个迷失被冷静地搁在冰上，理想并没有遭到驳斥，而是被冻了起来……在这里比如，“天才”被冻了起来，不远处“圣人”被冻了起来，在一根粗大冰柱下“英雄”被冻了起来；最后，“信仰”也被冻了起来，所谓的“信念”，甚至“同情”都明显冷却了——“自在之物”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被冻了起来……
[65]科尔（J. G. Kohl，1808—1878），德国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
《人性的，太人性的》是一场危机的纪念碑，这是一本为自由精神而写的书：书中几乎每一句话都表达了一种胜利，也就是说，我肃清了身上不合乎我自然天性的东西。理想主义就属于此列：这本书的书名是说，“在你们看到理想之物的地方，我看到的却是人性的，啊，太人性的事物！”……我更了解人……这里“自由精神”一词只能理解为一种变得自由的精神，而不可能是其他什么，精神由此重又回到自身。
[66]索伦托（Sorrent）系意大利那不勒斯湾一个城镇，著名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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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保罗·瑞（Paul Rée，1849—1901），德国心理学家，著有《论道德感的起源》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