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梦想家汉斯”系瓦格纳《纽伦堡的名歌手》中的人物。
我视哲学家为一堆可怕的炸药，在他面前一切事物都岌岌可危；我自己对哲学家的理解与其他人完全不同，并且远远胜过他们。在我看来，就连康德也不能算作哲学家，更不要说那些学院派的“反刍动物”和其他哲学教授了。这篇文章对于人们看清我对哲学家的理解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而且得承认，这里其实不是“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在说话，而是叔本华的对立面，“作为教育家的尼采”在述说。——鉴于我当时的工作方式是学者型的，而且或许还由于我对这样的方式运用自如，文中突然出现了一段艰涩的学者型心理学话语，这不是没有意义的：这表达了一种距离感，并且使我深深确定什么才是我的使命，什么仅仅是手段，阶段性工作和附属产物。我的聪明之处在于，为了能归于一，达到一，我先经历了多，到过许多地方。我注定得做一段时间的学者。
[51]指《大卫·施特劳斯：告白者与作家》。
大体看来，我抓住了两个著名但还没有完全说清的类型，就像人们抓住一个契机一样，为的是发表一些看法，更多地掌握一些范式、征象和话语手段。对此我在《不合时宜的考察》第三篇第93页上以十分巧妙的方式进行了提示。柏拉图也曾这样使用过苏格拉底，以此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现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再回首当时情形，我不想否认，这些文章讲的其实就是我自己，这些文章就是我当时心境的写照。《瓦格纳在拜罗伊特》一文是我对自己未来的憧憬，《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则记载了我最内在的心路历程和我的成长。最为重要的是我的誓愿！……今天我成了什么，身居何处——我身居这样一个高处，我不再用话语而是用闪电在说话——，呵，当时我离这一点多么遥远！——但我曾见到过这片土地——对于道路、海洋、危险——和成功，我一刻也没有迷惑过。许下诺言时的巨大镇定，对那未来的幸福展望，那不会仅仅留于设想的未来！文章里的每个词都是我内心深刻体验过的，其中不乏深切的痛楚，还有一些直接带有血气的话语。然而，一阵伟大自由之风吹走了一切，创伤本身并没有起到阻碍作用。
[52]指《论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我不想断言，《不合时宜的考察》里最后两篇，也就是分别以叔本华和瓦格纳来标识的那两篇文章，会对人们理解这两个人或只是理解他们身上体现出的心理学问题有什么特别帮助。当然，有些个别之处例外，比如我在文中凭借来自本能深处的确凿判断，指出瓦格纳本性中带有一种演员天赋，其创作手段与意念只是这一天赋的产物。其实，在这两篇文章中我想做的是与心理挖掘完全不同的事儿：研讨一个前所未有的教育问题，一种对孕育自我，呵护自我的全新理解，包括这方面出现的棘手情形。这是一条通向宏伟和迎向世界历史使命的道路，这条道路终要有人去指明。
[53]分别是《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和《瓦格纳在拜罗伊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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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1808—1874），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代表作是《耶稣传》。
希勒布兰特这篇文章给我生命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影响，那之后再也没有人来袭扰我了。人们开始沉默，在德国，人们以一种阴沉的谨慎来对待我：多年来我充分享受着绝对的言论自由，这种自由是如今没有任何人完全拥有的，至少在“帝国”内。我的天堂就在“我宝剑投下的阴影中”。……实际上我践行了司汤达的一句格言，他建议人们用决斗来步入社会。看我选择了怎样的对手啊！德国一流的自由思想家！……实际上，由此首次表达了一种全新的自由思想：直到今天，没有什么比全欧洲和全美洲的“自由思想家”之流更让我感到怪异，感到格格不入了。他们是一群怀有“现代观念”的无可救药的小丑和傻瓜，比起他们对手中的任何一位，我与这些人的分歧更深刻。他们也想以自己的方式，也就是说按照自己的观念来“改良”人类。他们如果真明白了我之所是和我之所愿，就会对我发起一场势不两立的战争，——他们全部还相信“理想”……而我则是第一个非道德论者——
[55]埃瓦尔德（Georg Heinrich August Ewald，1803—1875），德国神学家和东方学家。
流传最广、激起最多辛辣感受的评论是卡尔·希勒布兰特[60]对我这篇文字极富力量和胆量的赞赏，他平素温文尔雅，可以说是最后一位善于写作而又人道的德国人。他的那篇文章发表在《奥格斯堡报》上，如今收录在他的文集里，只是措辞变得略加谨慎。该文将我那篇文章称为重大事件、转折点，对自我的首次深入思考，是德国人对精神事物的严肃与激情开始真正复归的完美标志。希勒布兰特对我这篇文章的形式，成熟的品味以及对人与事的完美区分不吝溢美之词：他赞赏我这篇文字是德国历史上最佳的论战作品——这种论战艺术恰恰对德国人来说是危险而不可推荐的。他对我的文章表达了按捺不住的肯定，甚至突出了我斗胆就德国语言退化所讲的话（——如今，纯语言主义者就体现出这种退化，而且再也造不出一个像样的句子），他同样蔑视这个民族的“一流作家”。最后，他以对我勇气的赞赏结束了他那篇文章，他写道：“这至高的勇气将那些民族宠儿送上了被告席。”……
[56]鲍威尔（Bruno Bauer，1809—1882），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之一。
反响来自四面八方，绝不仅仅来自大卫·施特劳斯[54]的那些老朋友们。这位施特劳斯，我曾将他描述为德国教育庸人和自满自得之辈，并简短指出他就是那本空谈“新旧信仰”的《福音书》的作者，这使他显得滑稽可笑（——“教育庸人”一词自从在我这本书中出现后就在德语中留了下来）。施特劳斯的那些老朋友们是一些符腾堡人和施瓦本人，当我觉得他们的杰出人物，他们的施特劳斯滑稽可笑时，这深深刺痛了他们，他们的反应正如我意料的那样，幼稚而粗野；普鲁士人的不满反应则更为聪敏些，——更多带有“柏林蓝”的味道；最无礼的要算莱比锡一家报纸了——就是臭名昭著的《边境信使报》，我费了很大功夫才稳住被激怒的巴塞尔人不要采取行动去回应。只有几位老先生无条件地站在我这一边支持我，原因各不相同，部分还无法探明。其中有一位是哥廷根的埃瓦尔德[55]，他指出，我对施特劳斯的攻击是致命的；还有一位是老黑格尔主义者鲍威尔[56]，自那时起，他就成了最关注我的读者之一。在他的晚年，他常常提到我，比如他曾暗示普鲁士历史地理学家冯·特莱齐克[57]先生，到谁那里可以请教到有关“文化”这个业已失落概念的信息。有关我和我的这篇文章发表的最有分量和最长的评论，出自维尔茨堡的霍夫曼[58]教授之手，他曾是哲学家巴德尔[59]早年的学生。他从我这篇文章中预见到了我的一个伟大使命，那就是引发一种危机以及在无神论难题上作最后决断，他猜出我属于在这个问题上最本能的、最无所顾忌的那一类人。正是无神论把我引向了叔本华。
[57]特莱齐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德国历史学家，政治家。
在这四篇文章中，第一篇是极其成功的，这篇文章引起的喧嚣骚动，从任何意义上讲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我戳到了一个胜利民族的痛处，也就说，这个民族赢得的胜利并不是文化之结果，而是某种或许与文化完全不相干的东西所致。
[58]霍夫曼（Franz Hoffmann，1804—1881），德国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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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巴德尔（Franz von Baader，1765—1841），德国天主教神学家，哲学家。
《不合时宜的考察》中的那四篇文章绝对富有战斗气息，它们证明了我并不是“梦想家汉斯”[50]，而是一个很乐意拔剑出鞘的人，——可能还表明我的手腕自由灵活到令人害怕。第一篇[51]（1873年）攻击的是德国教育，那时我已经非常无情地鄙视它了。德国教育没有意义，没有实质性内涵，没有目标，只是一种“公共意见”。由德国武器上的巨大成功——甚至由德国战胜法国的胜利——去证明德国教育有那么一些可取之处，这是太有害的误解了……第二篇文章[52]（1874年）揭示了我们科学活动中那些危险的，侵蚀和毒害生命的东西：非人化的齿轮装置和机械系统，劳动者的“非个性化”以及“劳动分工”的错误经济学，都使生命患了病。文化这个目的失落了，科学活动这个手段变得野蛮……在这篇文章中，本世纪引以为骄傲的“历史性事件”首次被看成是病态，看成是沉沦的典型标志。而第三篇和第四篇文章[53]则与此相反，树立了两个极度沉溺自我、关注自我的形象，以指向一个更高级的文化概念，指向“文化”概念的重建。这两个形象完全不合时宜，他们对周围诸如“帝国”“教育”“基督教”“俾斯麦”和“成就”这样的东西一概嗤之以鼻，——他们就是叔本华与瓦格纳，或一言以蔽之，就是尼采……
[60]希勒布兰特（Carl Hillebrand，1829—1884），德国历史学家，散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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