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命的这个肯定是最热情洋溢，最令人欢欣的，这不仅是最高的认识，也是最深刻的认识，而且已经获得了科学与事实的严格证实和有力支撑。既已存在的事物，没有什么要被压制，没有什么要去剔除的。基督教和其他虚无主义所拒斥的那些生活方面在价值等级序列中，其序位不知道要比颓废本能赞赏或可能赞赏的东西高出多少。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勇气，而勇气的前提条件是充沛的力量：因为人有多大勇气，探寻真理之路就会走得有多远；力量有多大，与真理就会有多靠近。这就可以说，肯定现实是一位强者必不可少的，而惧怕和逃避现实则是一位弱者（在虚弱影响下）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追求“理想”。弱者无法认识到，颓废必然需要谎言，这是它们的存在条件之一。但凡不仅把握了“狄奥尼索斯”，还用“狄奥尼索斯”这个词把握了自己本身的人，就没有必要再去反驳柏拉图或者基督教或者叔本华了——他会嗅到那腐烂之气……
有了这两项成就，我不知道要比那些只知道比对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愚蠢至极的傻瓜要高明多少啊！——我首次看到了真正的对立：一方是蜕化的本能在隐秘的报复欲驱使下否定生命（其典型形式有基督教、叔本华哲学，某种意义上包括柏拉图哲学以及所有理想主义）；另一方是对生命的最大限度的认可，它来自旺盛的生命，来自生命的极度充盈。这是一种毫无保留的认可，它甚至肯定痛苦、过失以及我们生活中所有成问题的、怪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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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任何角度看，这个开端都是奇特的。针对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体验，我在历史上发现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对应物，也就是说，我史无前例地第一个把握了狄奥尼索斯这个美妙现象。与此同时我也看出，苏格拉底是个颓废者。这一论断充分表明，我具有心理学特性的那些明确描述极少会有滑向某种道德特异反应的风险：——将道德本身看作是颓废之征兆，这是一个创新，是认识史上头等的绝无仅有的事件。
至于我究竟怎样借此发现了“悲剧性”这个概念，怎样形成了有关悲剧心理的最终认识。这些我最后一次还在《偶像的黄昏》第139页谈到：“肯定生命本身，哪怕是在生命出现了最怪异最棘手的问题时，也要如此；生命意志在失去其最高形态时依然欢欣于其固有的无尽延续——我把这叫做狄奥尼索斯式的，视之为通向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同情，不是为了通过一种激烈的宣泄来净化某种有害情感——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误解——而是为了超越恐惧和同情，成为对生成本身的永恒快乐，这种快乐也包括毁灭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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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自称为第一位悲剧哲学家——也就是与悲观主义哲学家完全对立和相反的。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将狄奥尼索斯转化成一种哲学情致：那是因为缺乏悲剧智慧。我自己曾在早于苏格拉底两个世纪的希腊伟大哲学家那里寻找过这种智慧的征象，结果一无所获。只有赫拉克利特使我怀疑有点这味道，与他接近，我的心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感到更温暖，更惬意。对消逝和毁灭的肯定，这种狄奥尼索斯哲学中决定性的东西，肯定对立和争斗，肯定生成，哪怕为此彻底拒斥“存在”这个概念——对此，我无论如何都必须承认，这里面有与我以往思考极其相近的东西。“永恒轮回”的学说，也就是有关万事万物绝对无限循环的学说——这个查拉图斯特拉的学说，可能终究已经由赫拉克利特传授过了，至少斯多葛学派是有这方面迹象的，斯多葛学派的几乎所有基本观点都继承自赫拉克利特。
全书对基督教保持了一种深深而敌意的沉默。基督教既不是阿波罗的，也不是狄奥尼索斯的，它否定一切审美的价值——而这正是《悲剧的诞生》唯一肯定的价值：从最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基督教就是一种虚无主义，而狄奥尼索斯这个象征则达到了最大限度的肯定。该书有一处影射性地提到了基督教传教士并暗示性地将其指称为“阴险的侏儒”和“地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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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有两大决定性的创新，其一，对希腊人那里的狄奥尼索斯现象的解读。这本书对该现象首次进行了心理学描述并从中看到整个希腊艺术的重要根基；其二，对苏格拉底主义的理解。这本书首次看到，苏格拉底乃是导致希腊解体的工具，是一个典型的颓废者。“理性”与本能相敌，理性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危险的、摧毁生命的暴力！
这本书讲述着一个巨大的希望，无论如何我都没有理由放弃音乐中这个对狄奥尼索斯未来的希冀。让我们放眼看看一个世纪以后，让我们来假定，我对两千年来的违反自然和败坏人类的攻击取得了成功，一群新生命承载着提升和完善人类这一最为宏大的使命，包括无情消灭一切蜕化者和寄生虫，他们将使地球上重新出现那样的众多生命成为可能，也就是狄奥尼索斯状态从中得以复现的那些众多生命。我预言一个悲剧时代将会到来：当人类意识到最艰辛又不可或缺的争斗，却不因此经受痛苦之时，肯定生命的最高艺术，即悲剧，就将再生……
有一个“理念”——狄奥尼索斯与阿波罗的对立——被延伸至形而上学领域；历史本身即是这个理念的发展；悲剧中，这个对立遭扬弃而达到统一；在这样的观点下，那些彼此从未碰在一起过的事物突然被放在了一起，彼此照亮和互相把握……例如，歌剧与革命……
一位心理学家也许还会补充说，我青年时期在瓦格纳音乐中听到的东西与瓦格纳毫无关系，在我描述狄奥尼索斯式音乐时，我描述的只是我听到的东西，也就是说，我本能地将一切东西转化，变形到充盈在我内心里的全新精神中。这方面的证据就是我的著作《瓦格纳在拜罗伊特》。这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据了：其中所有涉及重要心理问题的地方谈的都是我，——文中凡是出现瓦格纳名字的地方，人们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换上我的名字，或者换上“查拉图斯特拉”。书中描述的酒神颂歌艺术家的整个形象就是先在的查拉图斯特拉作者的形象，描述深刻至极，但从不触及实际的瓦格纳。瓦格纳本人知道，他在这本书中是看不出自己的。——同样，“拜罗伊特思想”就转化成某种对于熟悉查拉图斯特拉的人来说不难理解的东西：转化成无比出类拔萃者献身于最宏伟使命时恰好身处的那个伟大正午——谁知道呢？这是对一个我将会去经历之喜庆场景的想象。……该书头几页的豪情具有世界史意义，第7页上谈到的目光是真正查拉图斯特拉目光；瓦格纳，拜罗伊特，还有许多小小的德意志的全部不幸，宛如一片浮云，其上映射出未来无穷无尽的海市蜃楼，甚至我自己天性中的所有重要特征都以心理体现的方式映射在了瓦格纳身上，诸如最光辉与最具毁灭性力量的并存，无人堪比的权力意志，毫无顾忌的精神勇气，不会压制行动意志的无止境的学习动力。
如果较为中性一点来看《悲剧的诞生》的话，这是一部非常不合时宜的著作。人们做梦也想不到，这本书的写作是在威尔特[48]战役隆隆的枪炮声中开始的。九月那些个寒冷的夜晚，我在梅斯[49]围墙下担任护理伤员的工作，就在那时我将这些问题想清楚了。人们或许很容易认为，这本书已经是50年前的东西了。该书没有涉及政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非德国的”，全书散发出令人不悦的黑格尔气息，只是在一些措辞上带有着叔本华的阴郁气息。
这本书中的一切都在预示：希腊精神的再生在临近，亚历山大的反对者必将出现，他们会将亚历山大砍断的希腊文化之戈尔迪之结重新系上……倾听这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强音吧，由此在第30页上引出了“悲剧意识”概念：这本书中都是些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强音。这是史上最为奇特的“客观性”了，也就是说，对于我是什么的绝对可靠信息都反映在任意某个偶然事物上了，——从骇人的深处述说着关于我的真相。我在第71页上以精准的确定性描述和预言了查拉图斯特拉风格，在第43至46页，人们可以读到我对查拉图斯特拉事件壮观无比的表述，那是净化和献身人类的惊人之举。
“希腊文化与悲观主义”本是一个意义明确的标题[47]，就是说将首次去解说，希腊人如何对待悲观主义，他们用什么方法克服了悲观主义……悲剧恰恰证明了希腊人不是悲观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叔本华弄错了，其实他在所有其他问题上都弄错了。
[47]在1886年《悲剧的诞生》的再版中，尼采就使用了这个副标题。
为了公正对待《悲剧的诞生》（1872年），有一些东西必须忘掉。这本书之所以产生影响并吸引人，是由于其中的不合适之处——对瓦格纳主义的看法，以致瓦格纳主义仿佛成了一种上升的征兆。恰是这一点使得该书成了瓦格纳生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从那以后瓦格纳这个名字才有了大希望。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提醒我——有时是完全基于《帕西法尔》在说，对这一运动的文化价值如此高的评价之所以盛行起来，我是负有责任的。我好几次看到这部书被描述成“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再生”：人们只关注该书对瓦格纳的艺术、目标和使命的新阐释，却忽略了该书蕴含的真正富有价值的东西。
[48]威尔特（Woerth）系德国西南部小镇，普法战争的战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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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梅斯系法国东北部边境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