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船儿，灯火，还有那音乐——
又越过那碧波荡漾的水面而去。
如醺如醉，一起融入那暮色中……
像金色水珠般在涌动，
我的心啊，宛如一把弦乐，
远处飘来一阵歌声：
被默默拨撩，
我伫立在桥上。
暗自唱起了一首船谣，
不久前，一个昏暗的夜晚，
因缤纷的欢乐而颤抖。
对那些被最严格挑选出来的读者我还想说一下，我究竟从音乐中期待什么。我想说的是，音乐要令人愉快并且深沉，有如十月的午后；要独特，放任而且温柔，就像一位放纵又优雅的甜美小妇人……我决不赞同有人说，德国人能够懂得什么是音乐。所谓的德国音乐家，尤其是最伟大的音乐家都是外国人，比如斯拉夫人、克罗地亚人、意大利人、荷兰人——或者是犹太人。要么就是属于厉害人种的德国人，像海因里希·舒茨[33]、巴赫和亨德尔，这样的德国人现在已经没有了。我自己身上还有足够的波兰气质，还可以将肖邦未竟的音乐事业进行下去：出于三个理由我要将瓦格纳的《西格弗里德牧歌》排除在外，或许还有李斯特[34]，他在优雅的管弦乐乐调方面的造诣超过了其他所有音乐家；最后，我还要将阿尔卑斯山那边出现的所有音乐都排除在外——还有阿尔卑斯山的这一边……山的这一边我不会错失罗西尼，更不会错失我的南方音乐，我的威尼斯演奏大师彼得·加斯特[35]。当我说阿尔卑斯山那边的时候，指的只是威尼斯。如果我要为音乐寻找另一个词的话，那么，找到的始终只有“威尼斯”这个词。我不知道眼泪和音乐有什么区别，我知道念想幸福，念想南方时会伴随一种胆战心惊的敬畏。
——有人在聆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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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看来，没有瓦格纳的音乐，我自己的生活或许到青年时代就会结束，因为命里注定我会成为德国人中的一员。人如果想挣脱不堪忍受的事，必然要靠大麻，情况应该是这样。而我靠的是瓦格纳，瓦格纳乃是对付一切德意志之物的最佳抗毒素，当然我不否认他也是一种毒剂……从我听到《特里斯坦》钢琴曲的那一刻起——感谢比洛先生的演绎——我就成了瓦格纳的景仰者。瓦格纳的早期作品在我看来还太平庸，太“德国”……如今，我寻遍所有艺术，还未发现一部作品，有像《特里斯坦》那样惊险而吸引人，有像那样拥有无限的恐怖和无限的甜美。当《特里斯坦》的第一个音符响起，达·芬奇的所有殊异魅力都会黯然失色。毫无疑问，这部作品绝对是瓦格纳无以复加的杰作，他借此使自己从《名歌手》和《指环》[32]时期的创作中得以恢复，变得更为健康，这对于瓦格纳这样的人来说反而是一种倒退……为了能很好理解这部作品，人们必须生活在匹配的时代，而且尤其要在德国人中生活过，我将此视为头等幸事，我身上心理学家式的好奇就走到了如此远的地步。对于这种“地狱之欢乐”一个人要是从没有病态般追求过，那么，世界就是苍白的：这里用上这么一个神秘主义套语是可以的，而且几乎是顺理成章的。——我想，没有一个人能比我更好地了解瓦格纳能做到的惊人之举，也就是除了他之外无人能飞向的令人有额外惊喜的五十重世界。我这样的人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将最棘手和最危急的事转化成对我有益的事，从而变得更为强大，我也称瓦格纳为我生命的大恩人。我与瓦格纳的情形相似，我们所遭受的痛苦都要比本世纪所有人来得深重，也包括彼此之间的伤害，这还是会将我们俩的名字连在一起，直到永远。正如瓦格纳在德国人中无疑被误解了一样，我也毫无疑问地如此，而且会一直这样下去。——首先要有两百年的心理和艺术熏陶，我的日耳曼先生们！……但这是无法事后补救的。
在选择营养、生活地点和气候以及休养所有这一切当中，自我保存本能起统率作用，用最简单直白的话说，自我保存本能乃是一种保卫自我的本能。对许多事物不去看和不去听，不让它们靠近自己，这是一种初步的聪慧并且初步表明：人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必然之物。表示这种自我保卫本能的通用语是趣味，它的命令式语气命令的是，不仅要在“是”有可能成为一种“无我”的地方说“不”，还要尽可能少说“不”，舍弃和远离那些总是一再使我们不得不说“不”的东西，原因是，防卫付出即便再小，只要成为常规和习惯，就会非常厉害地耗人精力，而且这样的消耗完全没有必要，人的大量消耗绝大多数是由少量消耗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抵御和不让靠近是一种精力付出——对此可不要搞错——是浪费在无用目的上的精力。人要是不断地必须去抵御什么，单单这一点就会使人变得十分虚弱，以致他无法再保卫自己了。——假如我走出家门，看到的不是宁静而高雅的都灵，而是那种德国小城，我会本能地封闭自己，拒绝这毫无生机的平庸世界强迫我接受的一切。或者，假如我看到的是德国大城市，那是人造出来的恶俗之地，那里，什么东西都滋生不出，无论好坏，一切都是外来的。难道我由此必须变成一只刺猬吗？但是，长刺是一种浪费，甚至是加倍的浪费，因为人本不需要长刺，是敞开双手自由站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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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聪明和自我保卫就是尽可能少做反应，并且远离那些必须立马卸掉自己的“自由”这种主创性而成为单纯反应器的境地和情况。怎么与书籍打交道，也是这个道理。根本上只会“浏览”书籍的学者——通常情况下一位语文学家一天可以浏览约两百本书——最终会完全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若不翻书，他就不会思考了，思考的时候，他只会对某个刺激，比如某个读过的思想，做出反应，——最后他只是在做出反应而已。他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回答“是”和“不”上面，放在了批评别人已经思考过的东西上——自己却不再思考了……保卫自我的本能在他身上已经变得软弱无力，否则他会抵触书籍以保全自我。这样的学者就是一种颓废者。——我曾亲眼看见，有些具有天赋，秉性丰盈而自由之人30岁时就“读书读到迟钝”，像火柴一样需要摩擦才能产生火花——即“思想”。破晓的清晨，人的精力无比清新和充沛，此时读书——我称之为罪恶！——
这里既然已经谈到了我生活中的休养问题，我还是有必要再说一下，以感谢那件绝对最深层、最真挚地使我身心获得休养的事，毫无疑问，这就是我与理查德·瓦格纳的亲密交往。与其他人的交往我都可以轻易放下，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将在特里普森[29]的那些日子从我生命中抹去，那是充满信赖、欢乐与美好意外——深邃瞬间的时辰……我不知道其他人与瓦格纳在一起的体验是什么，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天空从未飘过一朵云——由此我再次回到法国这个点上。瓦格纳信徒以及所有那些人以为，指出自己与瓦格纳有共鸣就是对他的崇敬。对于这些人我不想去驳斥什么，只能轻蔑地撇一下嘴角……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在至深的本能中与德国的一切格格不入，甚至只要有德国人在我身旁，我都会消化不良。与瓦格纳的第一次接触也是我生命中首次出现了畅快呼吸的时辰：我视他为外国，把他当作德国的对立面，当作一切“德意志品性”的活生生的对抗者，因此我敬重他。——我们都是在50年代的泥沼之气中度过童年时代的，因而对“德国”这个概念必然是悲观主义的；除了成为革命者别无选择——我们不会允许伪君子当道的状态存在，不管这样的伪君子今天如何改头换面，是穿上鲜红衣裳还是一身骑兵制服，对我都无关紧要……好吧！瓦格纳是一位革命者——他逃离了德国人……作为一名艺术家，人们在欧洲除了巴黎别无家园；瓦格纳艺术必备的在所有五种艺术感知方面的全面精巧，对细微差异的感触以及病态心理，都只有在巴黎才能找到，在别的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这种对形式问题的热情，也不会这样认真地去对待舞台布景——这是巴黎人最棒的认真所在。在德国，人们对存活在巴黎艺术家心里的宏大追求一无所知。德国人是性情温顺的——瓦格纳则绝不属于此列……关于瓦格纳归属于何处，与谁最相近，我已经说得够多了（见《善恶的彼岸》第256节及以下）：就是法国后期浪漫派。那是些趾高气扬、翱翔在高空的艺术家，比如德拉克洛瓦[30]和柏辽兹[31]，他们生性病态，无可救治；他们是彻头彻尾地追求表现的狂热分子，是不折不扣的艺术名家……到底谁是瓦格纳第一位聪慧的追随者呢？是夏尔·波德莱尔，他也是第一位懂德拉克洛瓦的人。德拉克洛瓦是一个典型的颓废者，一整代艺术家在他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影子。——或许波德莱尔也是最后一位懂德拉克洛瓦的人……瓦格纳让我永远不能原谅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屈尊俯就于德国人，——他成了德意志帝国的公民了……德国所及之处，文化便受到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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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必须就“如何成为本来的你”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本该有的答案了，由此就要触及自我保存——运作自我的绝妙技艺了……假如一个人的使命，所处境地以及使命之命运明显超出一般之众人，那么，最可怕的莫过于直面自己的使命了。人“成为本来的你”的前提条件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由此看来，即使是生命中的失误也有其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诸如一时的歧途和邪路，迟疑不决，“谦让”以及浪费在与自身使命不相干事物上的那种较真。这里就披露出一种大智慧，甚至是最高明的智慧：Nosce Te Ipsum（认识你自己）[36]会招致衰败，从而忘却自己，误解自己，贬低和矮化自己，甚至将自己视为普通人反而是理智的。
如果要我对莎士比亚做出最高评价，那永远只能是：他构思出凯撒这种典型。靠揣测，人们是想象不出这种典型的——你要么就是这种人，要么就不是。这位伟大诗人只是从他自己的实在出发在进行创作——随着自我实在的变化甚至会出现后来不再能忍受自己作品的情形……我现在瞥一眼自己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后，就会在房间里来回走上半小时，无法控制一种由抽泣而来的难以忍受的抽搐。——我找不到任何比莎士比亚作品更让人心碎的读物了：一个人要遭受多少苦难呵，以致他如此非要成为傻瓜不可！——人们理解哈姆雷特吗？能将人逼疯的不是怀疑，而是确信……但是，要有如此体会，人必须深邃，必须思维深奥，必须是哲学家才行……我们都害怕真相……而且我承认：我本能地确定和确信，培根勋爵乃是这种极为可怕文学类型的始作俑者和自虐者，而美国这些糊涂虫和平庸者可怜的胡言乱语与我何干呢？但是，实现幻想最强大的力量不仅能与最强大的行动力，恐怖的行动力和罪恶的力量并存，——而且也是以其为前提条件的……对于培根勋爵这一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位现实主义者，我们长期了解不够，我们不是很清楚他到底做了什么？想要做什么？他自己经历了什么？……见鬼去吧，我的批评家先生们！假如当初不是用我的名字而是用另一个名字去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话，比如用“理查德·瓦格纳”，那么恐怕两千年的洞察力也不足以猜出，《人性的，太人性的》的作者竟是幻想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人……
用道德的话语来说，博爱、为他人和他物而活，会成为保存最棘手自我的一种保护措施。假如我有悖于自己法则和信念，采取了“无我”的行为，那么，这是一种特殊情形：这样的行为是为沉溺自我、滋养自我服务的。人必须保持整个意识表层——意识本身就是一种表层——纯洁，不受任何伟大命令的侵扰，注意，即便是伟大话语、宏伟姿态也要全部加以提防！让本能过早地“了解自己”，是非常有危害的——此间要掌控好并去驾驭的“想法”会从内心深处慢慢滋生——它开始发号施令，慢慢把我们从歧途和邪路上引回来，为我们备好了将来实现整体目标时无疑不可或缺的各种品质和技能——在披露主导使命、“目标”、“目的”和“意义”之前，它已经在按需培植为之服务的全部能力。——从这个方面来看，我的一生简直就是非常棒的。就重估价值这个使命而言，所需要的能力可能比一个人拥有的所有能力还要多，尤其是需要那些相互对立但并不相互干扰、相互破坏的能力。能力的等级次序，距离感，不产生敌对的分离艺术，不混杂任何东西，也不“调和”任何东西。一种丝毫不凌乱的巨大的繁多，这些乃是我使命的先决条件，是我本能长期隐秘而精湛劳作之所在。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上滋生出了什么——我的全部能力都是某日突然到位且完美无缺地呈现在眼前，这非常清楚地在更高层面呵护着我的本能。我记不起来自己曾努力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一生中曾拼搏过，我的气质与英雄气概截然相反。“要”干什么，“去追求”什么，树立一个“目标”，胸怀一个“愿想”——所有这些我都未曾有过。即便此时此刻我眺望自己的未来——自己遥远的未来——，看到的是一片平静的海面：上面没有任何欲望的涟漪。我根本不想事物变成非是它所是，我自己本人也不想变成另一种样子。
我与拜伦[25]的“曼弗雷特”[26]一定有深深的亲缘关系，他的所有那些深邃在我身上都能找到——13岁时我就已经能读懂这部作品了。对于那些面对“曼弗雷特”敢于提“浮士德”这个名字的人，我都不屑开口，只有付之于一瞥。德国人根本不明白什么叫伟大，舒曼就是一例。出于对这位甜腻腻萨克森人的愤怒，我还专门为“曼弗雷特”谱写了一首相反的序曲，对此汉斯·冯·比洛[27]评价是，他还从未见过这样的乐谱，这简直是对欧忒耳佩[28]的亵渎。
我就是一直这样生活过来的，我未曾有过愿想。有谁可以在44岁后说，他从来没有为荣誉、女人和金钱努力过啊！——这些东西我并不需要……比如，就是这样，我在某日成为大学教授——在此之前我还从没有想过这种事情，因为那时我还24岁不到。同样，就在两年前的某日，我突然成了一名语言学家：应老师李切尔[37]要求，我的第一篇语文学论文，发表在他主编的《莱茵博物馆》杂志上。从任何意义上说，这都是我进入该领域的开端。（李切尔——我满怀敬意地提到他——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唯一的天才学者，他身上有一种我们图林根人才有的那种和蔼可亲的迂腐气，这种气息甚至能让一个德国人变得受人喜爱：——为了达到真理，我们宁愿选择隐秘曲径。我说这样的话绝没有轻视雷奥坡德·冯·兰克[38]之意，聪明的兰克是我亲近的老乡……）
从海因利希·海涅身上我获得了有关抒情诗人的至高概念，我搜索遍了千百年之久的所有年代，都没有找到像他那种既悦耳动听又热情迸发的音乐。海涅拥有一种神圣的狂野，没有这种狂野，我简直无法想象什么是完美——我评判人和种族的价值标准就是看他们如何必然地认为上帝与半人半兽的萨蒂尔神是一体的——。此外，海涅还对德语有着多么特别的运用呵！总有一天，人们会说，海涅和我是遥遥领先的一流德国语言艺术家——远远超过了一般德国人对德语的各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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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上所述这些完全有必要进行深入思考。可能有人会问，我为什么在这里要去讲述那些通常被认为是不值得关注的小事。他们会认为，我这样做对自己有损，尤其当我还是一位注定要去完成伟大宏业的人时，更是如此。我的回答是：这些小事——营养、居住地、气候、休养以及整个有关追逐自我的论辩——超出所有概念，比迄今人们视为重要的一切还要重要。恰是在这些问题上，人们必须开始重新学习。人类迄今为止认真考量过的东西，甚至都不具有实在性，而仅仅是想象虚构的，严格来讲，是那些病态的，深深有害之人的本能行径编织出的谎言——“上帝”“灵魂”“美德”“罪孽”“彼岸”“真理”“永生”，所有这些概念都是如此……可是，人们却一直从这些概念中寻找人性的伟大和“神圣”，所有政治问题，社会制度问题以及教育问题，都已彻头彻尾地变得虚假了，因为最大的恶者被当成了伟大之人，因为人被教育成去轻视那些“小”事，也就是说，去轻视生活中那些基础之事……我们今天的文化是绝对让人看不明白的……德国皇帝跟教皇沆瀣一气，好像教皇代表的不是生命之死敌一样！……今天建立的东西三年后就不复存在。假如根据我能做什么来衡量自己的话，不去谈之后会引发的事，但就我做出的颠覆和无与伦比的建构而言，我比任何人都更配得上“伟大”这个词。这里如果拿我跟以往被人们尊奉为一流人物的人比较，那我们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我甚至根本不把这些所谓的“一流人物”当成人。——在我看来，他们就是人类的渣滓，是病态和复仇本能的可怕结合：他们就是灾难，都是报复生命并且彻底无可救药的非人……我要成为他们的对立面：我特有的能耐是能够最敏锐地感知健康本能的所有迹象。我身上没有丝毫病态特性，即便在我病重时也没有变成病态的；要在我这个人身上找到一丝狂热的征象，也是徒劳的；没有人会在我生命的某一刻见过有狂热或悲怆举止，情感性体态不属于伟大；谁竟需要将事诉诸体态，那就是虚伪的……小心提防一切有动人姿态的人啊！——在我这里，生活变得轻松自如，在我必须应对最为艰难之事时，生活甚至会变得最为轻快。
私下里说说，我更喜欢的甚至不是他们那些伟大的导师们，而是他们这一代，那些导师统统被德国哲学毁了，比如泰纳先生就被黑格尔毁了，正是由于黑格尔的影响，他对一些伟大人物和伟大时代出现了误解。德国所及之处，文化便受到败坏。那场战争[23]才使精神在法国得到了“拯救”……司汤达，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偶然事件之一，因为他身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切东西都是我偶然邂逅而不是由别人推荐。他有心理学家那对事物获取先见的眼力，他对事物的描述能让人想到极其重大事件的来临（能根据丁点局部认出拿破仑），这些都是无上珍贵的；最后，他还显然是位诚实的无神论者，这在法国不多见甚至几乎找不到，这应该感谢无神论者普罗斯佩·梅里美[24]……也许我自己妒忌司汤达了？他从我这里抢去了那句精妙绝伦的无神论玩笑话：“上帝唯一感到抱歉的就是他并不存在。”这话原本正是我会讲的……不知在何处，我自己也曾说过：迄今为止对人实际生活最大的非难是什么？就是上帝啊……
在这个秋天的七十天里，我怀着对千秋万代的责任心，一直在不停地做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头等重要的大事。谁在这时看到我都会发现，我不但没有一丝紧张的迹象，反而精力充沛，欢乐轻快。我从未吃得如此惬意，从未睡得如此香甜。——我不知道除了用游戏方式外还能用别的什么方式来应对伟大使命：作为伟大之体现，这是重要的前提条件。一丁点儿的强迫，不悦的面色，生硬的语调，全都有悖于人性，更是对人工作效果的一种伤害……神经不能绷着……由孤独出现不悦也是一种伤害，令我感到不悦的总是“繁复”……在较早的一个时候，早得有点荒唐了，7岁那时我就已经知道，或许永远不会有人跟我交往。有谁见我曾因此而怏怏不乐吗？直到今天我依然对每个人都同样友善，哪怕面对最卑微的人都不吝赞赏之词，其间没有一丝傲慢，没有一丁点儿隐藏的蔑视。但凡我蔑视者都会感觉到我在蔑视他：只要我在场就会激怒那些体内流淌着肮脏血液的坏人……我将一个人的伟大概括为amor fati（热爱命运）：不要心怀他想，不管是思前还是想后，永世都不要。面对必然出现之事不要只是忍受，更不要隐藏它——所有理想主义都蔑视必然之物，都是谎言——而是要热爱它……
读书繁多杂乱并不是我的风格，专门的一间读书房是我受不了的。我在天性上不喜欢博爱滥爱，对于新书我会本能地采取谨慎甚至敌视的态度，而不是“包容”“宽宏大量”以及其他各种“友爱”……其实只有几本早年法国人写的书是我一遍遍回头翻看的：我只相信法国的教育，而欧洲其他国家所谓的“教育”在我看来都是误解，更不用说德国的教育了……我在德国碰到的少数几个具有良好教养的个案，全都与法国有渊源，尤其是柯西玛·瓦格纳夫人，在趣味和鉴赏方面，她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第一高人……虽然我不读帕斯卡尔[20]，但我喜欢他，他是基督教最有教育意义的牺牲品，他被慢慢地杀害，先是肉体，然后是心理上，这件事体现出了整个惨无人道、令人毛骨悚然的逻辑。谁知道呢？我身上或许还有些蒙田[21]那样的顽皮精灵；我在艺术趣味上更倾向于莫里哀、高乃依和拉辛这样的人，而对诸如莎士比亚那样放荡的天才则不无愤恨：所有这些最终有可能会使我将现在的法国人看成是有魅力的友伴。我真的不知道，史上有哪个世纪会像今日之巴黎，涌现出那么多好奇而机智的心理学家。我可以试举几例，因为这样的人数量委实不小，比如保罗·布尔热、皮埃尔·洛蒂、吉普、美拉克、阿纳托尔·法朗士、朱尔·勒梅特尔。这个厉害种族中我要突出一位我特别喜欢的标准拉丁人，居伊·德·莫泊桑。[22]
[17]皮埃蒙特（Piemonte），意大利省份，首府为都灵，以糖果、酿酒、咖啡业世界闻名。
我会让一个陌生想法悄悄爬过墙头吗？——而这就是阅读……在辛勤劳作和收获成果之后，接着就是休养生息的时候了：来吧，你们这些令人愉悦荡漾着才智的书籍，我一直回避着的书籍！——这是些德语书吗？……上次我手里拿着一本书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那是一本什么书呢？——是维克多·布鲁萨尔[19]的那本杰作《希腊怀疑论者》，其中甚至很好地运用了我的《拉尔修》一文，怀疑论者是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中唯一值得敬重的……通常我翻看的几乎总是那几本书，其实数量不多，但都是些适合我需要的。
[18]撒路斯提乌斯（Gaius Sallust Crispus，前86—前35），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史》（佚失）《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等。
就我自己而言，一切阅读都是休养，因为阅读使我从自我中走出，得以漫游于诸多其他学科和陌生的心灵世界。阅读是我可以不用严肃认真去对待的事情，恰是阅读使我从自己的严肃认真中得到休养。我埋头工作时，你在我这里是看不到一本书的：我要保护好自己，不让人在我近处述说乃至思考，而阅读就是如此……有人注意到这个现象吗？当精神，其实是整个机体因孕育而处于高度绷紧状态时，一个偶然事件或任何外来刺激都会带来非常强烈的影响，引发严重的“撞击”。因此，必须尽可能避免偶然事件和外来刺激；自我隔离是精神孕育之首要的本能策略。
[19]布鲁萨尔（Victor Brochard，1848—1907)，法国哲学家。
除了营养、气候及居住地选择外，第三件无论如何不能犯错的事情是：休养方式的选择。这方面的情况也是，精神越是独特，去做可以做的事，也就是说去做有益的事时，受到的限制就会越多。
[20]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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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法国文艺复兴后期思想家。
我发现，正是这“理想主义”导致了我所有的失误，导致了我所有天性上出现的大偏差和“拘谨”，使我远离自己的人生使命。比如，我竟成了一名语文学家，为什么不至少是医生或其他什么开眼界的职业呢？生活在巴塞尔的那段时间，我全部精神生活，包括日常安排，都完全在毫无意义地浪费我异常充沛的精力，而且没有任何能量来补充消耗，甚至根本不去考虑消耗和替补问题。那时，身上没有一丝顾及自我的精细考虑，也没有任何对自我至高无上的本能性保护，有的就是将自己与他人等量齐观，这是一种“无我”状态，一种对自己与他人区别的遗忘。但这是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地方。在我快要死的时候，由于我几乎走到生命终点了，我才开始认真思考我生命中这个根本的非理性——那“理想主义”。我的生病才把我带向理性。
[22]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1850—1893），法国作家、短篇小说巨匠。
经过长时间的训练，现在的我可以像一台精密准确的仪器一样解读出气候和天气对我的影响。光是一次短暂的旅游，比如从都灵到米兰，我就可以从自己的生理变化上推算出空气湿度的变化。但我还是惊恐地想起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除了最近这十年，那是生死攸关的岁月，我都生活在一些错误的地方，一些对我来说简直是禁地的地方。瑙姆堡、普福塔中学，还有图林根、莱比锡、巴塞尔，这么多地方都给我带来了身体上的不适。就我整个童年和青年时期没有留下什么美好回忆而言，将之归咎于所谓“道德”方面的原因，比如归咎于不可否认的缺乏足够陪伴，这将是愚蠢的，因为直到今天我还一直缺乏这样的陪伴，但这并不妨碍我成为一个快乐和勇敢的人。不，生理方面的无知——该死的“理想主义”——才是我生命中真正的灾难，才是我生命中多余而愚蠢的东西，从中长不出任何好东西，也无法被平衡和抵消掉。
[23]指普法战争。
新陈代谢的速度与精神脚步的灵活或迟钝密切相关，而精神本身其实就是新陈代谢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罗列出卓有才智的人现在或曾生活居住的地方，那是诙谐、智慧、恶作剧都会让人开心的地方，天才们几乎都会以这样的地方为家，所有这些地方都拥有非常棒的干燥空气。巴黎、普罗旺斯、佛罗伦萨、耶路撒冷、雅典，这些地方都说明了一点：天才依赖干燥的空气和晴朗的天空，也就是说，依赖快速的新陈代谢，要能一直不断地补充大量或极大量能量。我还记得，一位生性优秀和自由的智者，只是由于缺乏与本性适宜的气候而变得褊狭、羞涩、固执和牢骚满腹。若不是疾病迫使我变得理性，迫使我去深思现实世界中的理性，我自己最终也可能变成这样。
[24]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1803—1870），法国作家，历史学家。
与营养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居住地和气候问题。没有人能自由地四处生活，凡是想干一番大事而且要为此竭尽全力的人，在这方面没有多少选择余地。气候对新陈代谢的影响十分显著，会减缓也会加速。因此，选错居住地和气候环境不仅会使人无以完成原本想要干的事，甚至还会使人远离原本要干的事：根本看不清原本要干的是什么。选错了居住地和气候环境的话，人就根本获取不了足够的动物性活力，因此也就做不到自由地遁入精神生活中去，进而意识不到：这事我一个人能行……内脏的些许迟缓只要成了糟糕的惯常之事，就足以使天才沦为庸才，沦为“德国式”的存在。单凭德国的气候就足以削弱强大甚至英武的内脏功能。
[25]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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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拜伦诗剧《曼弗雷特》（Manfred，1817）的主人公。尼采在1861年的一篇文章（《论拜伦的戏剧作品》）中首次使用“超人”一词来形容曼弗雷特。
人们说，In Vino Veritas（酒后吐真言），看来，我在真理问题上又与大家不同了。在我这里，精神悠荡在水一方……我的几个做法可以有所提示。饱餐要比只吃一点点更易消化，消化良好的首要条件是整个胃都工作，人必须了解自己的胃有多大。出于同样的道理奉劝大家避免耗时的饭菜，我指的是吃吃停停的饭局，比如豪华宴请时就这样。餐与餐之间不要再进食，咖啡也不要喝，咖啡会使人忧郁。茶只有早上喝才有益处，而且要喝浓茶，量要少，如果浓度稍许不到位，喝茶就没好处，会令人整天萎靡不振。这方面固然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标准，但差别往往微乎其微。如果遇到使人烦躁不安的气候，那就晨起不宜马上喝茶，而是要先喝一杯浓浓的脱脂可可，一小时后再喝茶。还有，尽量少坐，不要以为在户外和放松行走时就诞生不了思想。要是这样以为，连你的筋骨也不会为之高兴。所有偏见都与身体状态有关，我曾说过，久坐不动是违背圣灵的一种真正罪过。
[27]比洛（Hans von Bülow，1830—1894），德国指挥家、钢琴家、作曲家。
后来接近中年，理查德·瓦格纳使我发生了变化。我作为一名反素食的实践者，完全如瓦格纳，虽然自知无力劝说所有更具灵性的人完全戒酒，但自己毫不犹豫地开始严格拒绝任何“精神”饮料。水能实现与酒一样的功效。我开始喜欢喝水……尤其喜欢直接喝涌动的泉水。凡是可以直接喝泉水的地方我都喜欢，比如尼斯、都灵、西尔斯，我会像狗一样去追寻一小杯水。
[28]欧忒耳佩（Euterpe），希腊神话中的音乐女神。
饮酒是我的短板，一天只要喝上一杯葡萄酒或啤酒就足以令我迷糊，而生活在慕尼黑的人与我相反，他们很会喝酒。这一点我虽然较晚才明白，但从孩提时起我就已经有喝酒方面的经历了。小时候我曾以为，喝酒和抽烟起初只是青年男性的虚荣心，后来才变成坏习惯。这个看法有点酸涩，导致这一看法的或许是瑙姆堡的葡萄酒。基督徒认为酒会使人兴奋，而我不是。我想说，对我而言这是胡扯。奇怪的是，现在的我只要喝一小杯酒，而且是明显稀释过的，就会有些头晕目眩，如果喝的是烈酒，我就几乎成了水手，口齿不清，步态蹒跚。而小时候的我在饮酒方面却没有这样脆弱，记得有一次深夜用拉丁文在写一篇长长的文章，心怀抱负要在行文的严谨和简练方面酷似我的偶像撒路斯提乌斯[18]，写作中还做了效仿。当时我就喝了几口最厉害的那种朗姆烈酒，身体绝对没有不适，也许撒路斯提乌斯的身体也能适应这样的烈酒。那时我还是名校普福塔中学的学生，这倒与该校的名望没什么不相称……
[29]特里普森（Tribschen），瑞士卢塞恩市的一个区，瓦格纳的故乡，1869年尼采在那里初识瓦格纳。
此外，古代德国人还有饭后狂饮的习惯，今天的德国人也绝对如此，这样就会明白德国精神来自何处了——来自忍辱负重的肠胃……德国精神就是消化不良的产物，它消化不了任何东西而不断在纠结。但是，即便英国饮食，也是我身体不适应的。与德国甚至法国相比，英国饮食已经算得上是一种“回归自然”，也就是回归原始的吃法了。在我看来，这种吃法令精神步履艰难，就像英国女人那样带着沉重的步履……最好的厨艺在皮埃蒙特。[17]
[30]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法国浪漫派画家。
事实上，我在长大成人之前一直吃得很差，用带有道德意味的话来说，为了不麻烦厨师和殃祸其他基督同仁，我在吃方面是“无我的”“大公无私的”“不强调个人的”。例如，莱比锡的烹调和我早年对叔本华的研读（1865年）非常严重地令我失去了“生命意志”。要使一个人变得营养不良并伤害其胃，在我看来莫过于莱比锡的烹调了（据说1866年有所变化）。但是，德国烹调本身，比如餐前喝汤（早在16世纪威尼斯食谱中就称之为来自德国厨艺），还有煮到不能再煮的肉，加肥肉和面粉混煮的蔬菜，面包变成了硬硬的块儿完全可以用作镇纸了。德国烹调的良知究竟何在啊！
[31]柏辽兹（Hector Louis Berlioz，1803—1869），法国浪漫派作曲家。
这种“教育”从一开始就让我们忽视现实，去追求绝对有问题的、所谓的理想目标，比如“古典文化”——仿佛把“古典”和“德国”这两个原本不相干的词强扭到一个概念中。还有更滑稽的，试想一下，一个“有古典教养的”莱比锡人，这听上去多么可笑。
[32]分别指《纽伦堡的名歌手》（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和《尼伯龙根的指环》（Der Ring Des Nibelungen），这两部作品是公认的瓦格纳代表作。
这方面我的经历真是糟糕之极，令我感到惊讶，居然这么晚才触及这样的提问，这么晚才从这糟糕的经历中学到了“理性”。唯有我们那全无价值的德国教育所教授的“理想主义”，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我恰是在这方面落后到极点。
[33]舒茨（Heinrich Schuetz，1585—1672），德国作曲家。
从根本上看，上帝不是别的，只是对我们发出的一道粗暴禁令：你们不要思考……我更感兴趣的东西完全与此不同，那关乎的不是什么神学奇迹，而是“救赎人类”：喂养问题。对此信手拈来的表述是，“为了使力量最大化，为了达到文艺复兴式的德性，为了拥有那种摆脱道德说教的理想德行，你应该怎样喂养自己呢？”
[34]李斯特（Franz Liszt，1811—1886），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
“上帝”“灵魂不朽”“拯救”“来世”，这些东西纯属概念，从孩提时代起我就从未重视过，也没在上面花过时间。这是否表明那时我还不够孩子气？否则不会对这些概念不予关注。我亲近无神论，绝不是由于看了什么，更不是由于经历了什么，而是一件基于本能的自然而然的事。我过于好奇，太会质疑，又胆大无比，因此，对事物做粗浅解答不会让我满意。上帝就是对世界给出的一个粗浅答案，对我们会思考的人而言，是清汤寡水，引不起食欲。
[35]加斯特（Peter Gast，1854—1918），德国作家、作曲家，尼采的学生和朋友。因为他创作过一部歌剧《威尼斯的狮子》（Der Loeuve von Venedig），所以尼采在这里戏称他为“威尼斯演奏大师”。
“原罪”的感觉我就从没有体验过，我想，为何我就得是个“有罪的人”呢？同样，对于什么是良心谴责，在我看来，至今也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对此一些盛行的说法丝毫没有意义。我不想事后对一个行为进行责难，宁可将不尽如人意的结果与价值考量彻底分开，对于一切行为的结果都要这样。面对不尽如人意的结果，人很难正确地看待自己做过的事，因此，内疚感的说法在我看来本身就“用意不良”。我的道德原则宁可是，对于已经受挫的事尤其要去关爱，因为它已经受挫了。
[36]“认识你自己”出自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中的箴言，后来成为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核心主题。
为什么我知道的就是比别人多？究竟为什么我如此聪明？因为我思考的东西从来都是值得所思的，浪费精力的事我从不会去做，比如，我从来不去体验宗教方面令人纠结的事。
[37]李切尔（F. W. Ritschl，1806—1876），德国古典语文学家，尼采就读莱比锡大学时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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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19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他是尼采在普福塔中学的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