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可以大胆指出我天性中的最后一个特征么？这给我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带来的麻烦不小。对于纯净度我拥有一种无比完善的本能性敏感，因此我能从生理意义上感知到——嗅到——每个心灵的切近之物，或者也可以说每个心灵最内在的东西，即每个心灵的“内脏”……就这种敏感而言我拥有生理触角，凭这触角我可以触摸和察觉到一切秘密：人有许多基于某些天性的污垢，也或许来自不良血统，但由于教育会掩饰起来，对此我几乎只要一接触就会有所觉察。假如我的观察正常发挥的话可以看到，那些无法忍受我对纯净敏感的人在看到我的厌恶后也会变得谨慎小心点，但这不会使他们变得好闻一些……就像我习以为常的那样，我活着的前提就是对自己有一种极端的洁癖，不洁净会令我丧命的，——可以说我不断在水中，在某种完全透彻和光亮的元素中游泳、沐浴和嬉戏。在我与别人相处时，这种洁癖要求变成了对我耐性的一个较大考验，我身上的人性并不体现在对他人能做到感同身受，而在于能够忍受这种感同身受……我身上的人性就体现在不断地自我超越。但是，我需要孤独，也就是说，我需要康复，回归自我，需要呼吸一种自由轻松活泼的空气……我的整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一首赞美孤独的酒神颂歌，或者读懂了这部书的话，就是一首赞美洁净的酒神赞歌……幸好赞颂的不是单纯的愚钝。对色彩敏锐的人会把查拉图斯特拉称作一颗金刚石。对人的厌恶，对“恶棍”的厌恶，向来是我最大的危险……你们想听查拉图斯特拉说的那些摆脱厌恶的话吗？
8
我到底遭遇了什么？我如何才能摆脱厌恶？谁能让我的眼睛重新变得锐敏？我如何才能飞到高处？那里再也没有坐在井边的恶棍。
与对手旗鼓相当，这是公正决斗的首要条件。如果你轻视对手，那就不能开战；如果你在命令对方，自恃高于对方，那也不能开战。——我的战斗实践可以总结出四条原则：第一，我只攻击那些从未败过的对手，——我会等到对手进入屡战屡胜状态时才进行攻击。第二，我只在没有援手可依赖而必须独自应对时才会出手，也就是说，只有在孤自一人处于劣势时才会出手……不处于劣势我是从不会公然出手的，这是我的公正行为准则所在。第三，我从不进行人身攻击。我只是把人当成一个高效放大镜，用它来看清某种不显眼，但正暗暗滋生且难以把握的不良状态。我就是这样去抨击大卫·施特劳斯的[14]，准确地说，我攻击的是德国“教化”方面一部老朽的成功之作，——是我真正击中了这种教化……我也这样抨击过瓦格纳[15]，确切地说我攻击的是我们“文化”的虚伪，我们文化天生的混杂，它将精巧者与富有者，迟暮者与伟大者混为一谈。第四，但凡不去关注个人之间差异，忽视不良事件发生之背景的东西我都会去攻击。相反，攻击在我这里表明的乃是善意，在特定情况下还表示着谢忱。我通过将自己的名字与某事，某人的名字连在一起，来表达我对它们的尊重和嘉奖，至于赞同还是反对——在我这里无关紧要。如果我去攻击基督教，那也是我应该这样做的，因为我还没有遭受过任何来自基督教的迫害和不幸，——虔诚的基督徒对我总是友善的。我本人却绝对是基督教的一名反对者，我不会赞同，将千百年来的不幸之事加到某个人身上。
我的厌恶感替我创造了双翅和洞察源泉的力量吗？是的，那最高的高处是我要飞往的地方，那里才能重新找到欢乐的源泉。
还有一件事就是战斗，我生性好斗，攻击乃是我的本能之一。能与人为敌就去与人为敌——这也许是以某种坚强天性为前提的，无论如何，坚强的天性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凡坚强的天性都需要有对抗力，因此他们都会去寻求对抗。正如复仇和怨恨情绪必然属于弱者一样，好斗的激情则必然属于强者。举例来说，女人的报复欲是很强的，这是由她们的弱势所决定的，她们对他人的困苦有着较强的敏感也是同样的道理。攻击者需要对手，他的强大就是由对手来衡量，只有找到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才能提升起他的力量，或者就哲学家而言问题也是如此，因为一个好战的哲学家也要向难题发起挑战，与之决斗。哲学家的使命不在于战胜单纯的抗力，而在于战胜那些用灵活的韧性和超凡的武艺竭尽全力与之决斗的抗力，也就是说战胜旗鼓相当的对手……
呵，兄弟们，我找到那欢乐源泉了。在这最高处，欢乐的源泉向我沸涌，这里的生活是没有恶棍环伺左右共饮这泉水的。
7
欢乐之泉，你几乎太猛烈地向我涌来！不断饮完一杯又把杯子盛得满满！
我的哲学是在与复仇和怨恨情绪作当真的斗争，这种斗争一直深入到“自由意志论”中——与基督教的斗争只是其中的一个个案而已。那些了解这种严肃态度的人会明白，为什么我要特别在此表明我个人的态度，表明我在实践中拥有的本能的自信。在我颓废的那段时间里，我不允许自己出现这些有害的情绪。在我的生命又变得健康和恢复自豪时，我还是立刻抑制住这些情绪在我身上出现。上面提到过的“俄罗斯式的宿命论”是这样出现在我身上的，对于那些几乎难以忍受的处境、地点、住所和人群，只要它们偶尔出现之后，我都会数年之久地驻守其中——这胜于改变它们，也比感觉到它们是可改变的要好——胜于对它们的反抗……在那些日子里，要是有人妨碍我奉行这种宿命论，试图粗暴地唤醒我，我都会极其生气——说实话，每次这样都十分危险。——把自己看作一种天命，而不愿意看成“别样的”，这就是伟大的理性本身了。
我还必须学会克制一点接近你：我的心太过激烈地向你冲去！
怨恨这种反应是最快速耗尽你精力的东西。愤怒烦恼，过度敏感，无力报复而又强烈渴望报复，各种各样的有害情绪混杂在一起——对业已精疲力竭者来说，这无疑是最为糟糕的反应了：它会迅速耗尽你神经的力量，加快释放有害分泌物，比如胆汁流入胃中。对于生病者而言，怨恨是绝对要禁止的——怨恨是病者的恶魔。不幸的是，怨恨也是病者最自然的倾向——那位深谙生理之道的佛陀掌握了这一点，他的“宗教”我们最好称之为“养生学”，以便与基督教这种无力的东西区分开来。这种“宗教”的意义就在于对怨恨的战胜：使心灵从怨恨中解脱出来——此乃走向康复的第一步。“敌意无以止息敌意，唯友善才能止息敌意。”[13]佛教教义一上来就这么说——这不是什么道德主张，而是生理学意义的主张。怨恨产自虚弱，而受害最大的莫过于虚弱者本人。要走向另一种情形，前提是人要状态良好，对这样的人而言，怨恨就成了一种多余的东西，这是一种能始终驾驭住怨恨的感觉，这差不多表明此人状态良好。
我的夏日在心上燃烧，就是那短暂、炎热、忧郁和极度快乐的夏日：这颗夏日之心多么渴望你的清凉啊！
生病本身就是一种怨恨。对此，生病者只有一个有效手段来对付——这手段我称之为俄罗斯式的宿命论，那种毫无反抗的宿命论。一位俄国士兵觉得疆场厮杀太残酷，最后就怀着这种宿命论想法躺在了雪地里。对外界发生的一切不再接受，不再吸取，不再让外界沁入自身——对外界不再有任何反应……这宿命论并非只是有着随时赴死的勇气，而且其重大意义在于，在生命极度危险的情况下可以作为保命手段。这是在降低新陈代谢，而新陈代谢的减缓是一种要冬眠的意志。按照这个逻辑再往前走几步就变成苦行僧了，苦行僧可以在墓穴里躺上几周的时间……由于人遇事立刻有反应，便会过快耗尽能量，因此索性停止做出反应：这就是那个逻辑。
我那春天踌躇的忧郁过去了！我那六月雪花的恶毒离开了！我已经完全成了夏天，进入了盛夏！
摆脱怨恨[12]，弄清怨恨——有谁知道即便在这方面，我也是多么感谢我那长时间的生病啊。但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人必须从力量和虚弱出发，有了亲身经历才会明白这一点。如果你不管基于什么考虑认为生病和虚弱是一件坏事的话，那么，你就会失去身上原有的自我痊愈本能，这是人身上的抵御和防卫本能。这样你就什么都摆脱不了，什么都无法对付，什么也不可能加以拒斥，所有一切都会伤害到你。物侵入人，体验太刻骨铭心，记忆成了一道化脓的伤口。
一个高山之巅的夏天，有着清凉透骨的泉水和令人愉悦的宁静。呵，来这里吧朋友们！你们的到来会使这里的宁静变得更加愉悦！
6
由于这里就是我们身处的高空，我们的家园，对所有不洁者和他们的渴望而言，我们这个居处太高，太陡峭了。
还有一点令我跟父亲像极了，使我简直就成了他英年早逝生命的延续。世上没有人是完全与他人对等地活着的，而且“报复”这个概念就像“权利对等”概念一样是没有人能做到的。与此对应，当有人对我做出大大小小的蠢事时，我不会采取任何反击和保护措施。——这样做是多么幼稚，所有辩解和“托辞”也都是如此。我的报复方式是，尽可能快地给蠢行回以明智举措。这样，兴许还有可能战胜它。打个比方来说，为了摆脱酸味，我会送去一罐果酱……只要有人对我做了不好的事，我会“报复”回去的，这一点肯定无疑。不久我会找个机会向“干坏事的人”表示感谢（甚至会对那干的坏事表示感谢），又或者向他请求点什么，这可能比给回点什么更能让人上心……还有，我觉得，再粗鲁的话语，再粗俗的文字都要比没有任何反应的沉默来得好和敦实。那些沉默者差不多总是缺乏对心灵的细察和恭敬；沉默就是一种缺陷，忍气吞声必然会弄出一种不良习性，——甚至会损坏肠胃。所有忍气吞声的沉默者都是消化不良的人——人们可以看到，我没有贬低粗野的意思，它绝对是最合人性的反抗方式。在当今这个正转向柔弱性情的社会中，粗野恰是人首要品性之一。人若足够粗野，即便做不正当的事也会有一种幸福感。神降临人间会做的无非就是不正当的事，——不是承受惩罚，而是敢于犯有过失，方才堪称神性。
只管把你们纯洁的目光投向我这欢乐的源泉吧，我的朋友们！它怎会因此变得浑浊呢？这源泉会以它的纯洁笑迎你们！
5
我们在未来这棵树上构筑我们的巢穴，苍鹰用自己的喙为我们这些孤独的人送来食物！
如果说有人不管怎样对我做了一些大大小小不好的事的话，那原因不在故意，至少不是出于恶意。正如我曾暗示过的那样，要抱怨的话不如去抱怨那给我生活造成不小麻烦的善意。我的经验让我有理由去怀疑有所谓“忘我”冲动，去怀疑全部乐于助人的“博爱”。这种“博爱”在我看来本身就是一种虚弱，意味着无能抵御外来刺激。——同情只在颓废者那里才意味着美德。我讨厌有同情心的人，他们会轻易失去羞耻感、尊严感以及对人间差距的细腻感知；同情一转眼就会散发出下等人的气息并且看上去与粗俗之人举止相似。——特定情况下，有同情心的人还会陷入一种灾难性的命运，陷入饱受创伤的孤独，拥有超出常人的重大过失感。克服同情心在我看来是一种高贵的品性：在《查拉图斯特拉的诱惑》中，我虚构了这样一个事例，当查拉图斯特拉听到一声尖锐的呼救声时，同情心就像刚刚犯下的罪过一样袭上心头，想使他背离自我。此时要把持住自己，把持住自己那崇高的使命，不受只顾眼下要采取所谓无私行动之低级冲动的影响。这就是查拉图斯特拉要经受的考验，也许是最后的考验——这是对他力量的真正证明……
是的，没有食物可以与那些不洁者一同分享！即便吃了他们也会觉得是在吞食火焰，烧了自己的嘴巴！
我是一个不太会招来别人敌意的人，即便在我看来这样很有意义，但还是做不到。这要感谢我那无与伦比的父亲，引起别人对我有敌意这样的事在我这里甚至一次都没有过，无论如何这应该是与基督徒不相匹配的。综观我的一生你会发现，除了那一次，你在其中发现不了任何踪迹可以表明有人曾对我心怀恶意。相反，你或许会发现，有太多的人对我怀有善意……我的经历毫无例外地告诉我，即使与那些难以打交道的人相处，我也能获得正面的经验。我可以驯服每一头熊，可以让小丑也变得庄重。我在巴塞尔大学教授高年级希腊文的七年中，从未出现惩罚学生的必要；在我这儿，连最懒惰的学生也变得用功。对于意外事件，我总是能应对自如；为了做到遇事镇定自若，我头脑里不会预先设定什么框架。不管是什么乐器，也不管它是多么不和谐，比如，“人”这种不和谐的乐器，如果我不能用它弹点动听的乐曲，那我肯定是生病了。我不知多少次听这些“乐器”在讲述，它们自己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弹奏……这方面最美妙的例子或许是那位不幸英年早逝的海因里希·冯·施泰因了。有一次，他在谨慎地得到许可后，在西尔斯-玛利亚待了三天。他对所有人都说，他不是为恩加丁山而来的。这个优秀的年轻人，以一位普鲁士容克贵族全部强烈的单纯和天真，深入到了瓦格纳（还有杜林！）的泥潭中。在这三天中，他就像受到了一场自由风暴的改造，就像一个人骤然长了翅膀，突然升上他的高空。当时我告诉他，这是高山上的好空气带来的，人人都有这样受到改造的感觉。要不然，跑到这高于拜罗伊特[11]6000尺的地方来就没意义了。但是，他不愿意相信我的话……
是的，我们不会在这里给那些不洁者提供居所！任由他们的躯体和思想在冰窟里冻僵就是我们的幸福！
4
我们要像疾风一般，高高地生活在他们上方，与苍鹰为邻，与飞雪为伍，与太阳为伴：疾风就是这样生活的。
不过，就作为波兰人而言，我身上也出现了难以置信的返祖现象。人们也许得后退几百年，才能在芸芸众生中真正地找到我所描述的这世上存在过的最高贵种族。跟如今全部所谓高贵的东西相比，我有着一种至高无上的尊贵感，即便碰上那位年轻德国皇帝[10]也不会赐予他当我马车夫的荣誉。我承认，能与我相提并论的只有一位——我是带着至深谢忱承认这一点的。科西玛·瓦格纳太太绝对是最高贵的人。为了避免有所疏漏，我还得说，理查德·瓦格纳是与我非常有亲缘关系的人……其余的就不说了……所有流行的有关亲缘程度的说法都是一种生理学上的无稽之谈，罗马教皇如今还在兜售这种荒谬的东西。人至少与自己的父母是有亲缘关系的，而与自己父母有亲缘，应该是在共性问题上最肤浅的东西了。高贵之人都有无限深远的渊源，他们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凝聚、积淀和练就而成的。伟大的个体乃是最古老的存在，不管我是否搞得明白，尤利乌斯·凯撒就有可能是我的父亲——或者亚历山大，这位狄奥尼索斯的化身……此时此刻，正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邮递员给我送来了一份上面印有狄奥尼索斯头像的邮件……
总有一天，我会像风一样吹到他们中间，用我的精神使他们的精神窒息：这正是我未来想做的事。
我父亲曾在阿尔滕堡宫生活若干年，后面那几年他当上了传教士，他给农民传教。聆听过他传教的农民说，他看上去简直是天使。拥有这样一位父亲，我认为是老天莫大的恩赐，这触及了血统问题。我拥有纯正的波兰贵族血统，血统里没掺和一滴不良的血，至少没有德国人的血。如果要寻找我最深层的对立面，即那种无法估量的使坏本能，我总是发现我母亲和妹妹，与这等暴民有亲属关系简直是对我神性的亵渎。母亲和妹妹那副待我的样子，至今都令我毛骨悚然。她们宛如一台令人恐惧的完美机器，高度精准，可以准确无误地捕捉到令我血淋淋受伤的时间点，——都是在紧要关头——，因为那时人是没有任何力量去抵御有毒害虫的……一起相处就使这样一种先定的不和谐成为可能……但我得承认，对我真正深邃的“永恒轮回”思想提出最深刻异议的，总是我母亲和妹妹。
的确，对所有低微者来说，查拉图斯特拉就是一阵飓风：他对自己的敌人和所有会唾吐者奉劝道：当心啊，不要迎着风唾吐！……[16]
3
[8]尼采尚未满5岁时（即1849年），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一个典型病态的人不可能不生病，至于自我痊愈的可能性则更小；相反，对一个典型健康的人来说，患病甚至可以反过来成为生命的有力助推剂，使其变得丰盈。我的那个漫长患病时期在我现在看来就的确如此：我近乎重新发现了生命，也重新发现了自我。对于所有美好事物，不管如何微小，哪怕小到他人无法轻易察觉，我都能品味其妙。我从自己谋求健康和生命的意志中创造了我的哲学……因为人们应该注意到：在我身体最差的那几年，我不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了。自我恢复的本能禁止我创立一种困顿且让人气馁的哲学……那么，人们到底凭什么去识别一位健康之人呢？接触健康之人我们的感官会感到愉悦，这样的人由一块奇木铸成，那木料虽坚硬但不失柔和，还散发出宜人的香味。这样的人觉得可口的唯有对健康有益的东西，超出这个尺度，他的喜悦和欲望都会停止。他洞察了抵御病患的良方，他会将糟糕之事运作成好事，但凡不能杀死他的东西，最终都会使他变得更强大。他本能地从自己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一切中收集养料：他在有舍有弃地择取。无论在看书，与人交往或观赏景物，他都在进行这样的收取：他推崇自己择取、认可和信任的一切。对各种刺激，他反应迟缓，这种迟缓是他长期的谨慎和有意的傲慢所致。他会审视面临的刺激，不会简单迎上去。他既不信“厄运”，也不信“过失”。他了解自己，也对付得了别人，他能做到忘却，他还足够坚强，强到可以使一切东西都变成对他而言的好事。请看，我是一个与颓废者恰好相反的人，因为我能说清自己。
[9]瑙姆堡（Naumburg），德国黑森州一城市。
我除了是个颓废的人以外，还是个与其相对立的人。这方面的例证也有好多，比如在出现严重健康问题时，我总是本能地选择合理的治疗方法，而颓废者却总是选择最终不利于治愈的方法。总体来说，我是健康的，就局部和特色而言，我才是颓废的。甘于绝对的寂寞，摆脱习惯做法，强迫自己不再被照料，拒不就医，这些都表明，在遇到情况时我可以本能地绝对断定，什么是问题的关键。我会自己介入，自己来治愈自己。当然，这么做的前提条件是，这个人实际并没有生病。这个前提是每位生理学家都会指出的。
[10]指威廉二世，他29岁时从父亲弗里德里希三世那里继承皇位成为德国皇帝。
2
[11]拜罗伊特（Bayreuth），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南部，瓦格纳从1872年直至1883年去世都居住在这里，因此尼采在此用“拜罗伊特”来指称瓦格纳。
这么多事清楚表明，在颓废问题上我是一个有经历的人，我已经反反复复经历多遍。就连那种把握与理喻的精湛技艺，对细微差异的锐敏，明察秋毫的本领以及一切我身上独有的东西，都是那时学会的，都是那时给我的真正馈赠，那是一段令我变得洞悉世界的时光，不仅观察本身，而且观察所凭借的器官，都变得异常锐敏。从病者视角出发去审视健康和价值问题，又反过来从踌躇满志人生得意者的视角去探视颓废本能的隐秘活动，这是我做得最多的训练，也是我的真正经历所在。如果说有什么造化的话，那就是我在这方面成了大师。如今，我对此已驾轻就熟，我能够变换视角看世界。为什么这世上唯有我可以去重估价值，这就是首要原因吧。
[12]“怨恨”（Ressentiment）是尼采后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道德的谱系》有集中阐释。
我的血液流得很慢，从来没有人能在我身上找出发烧的原因。有位医生很长时间把我当成精神病人来医治，最后他说：“不！您的精神没有问题，是我自己有点神经质。”虽然由于全身乏力我的消化系统极度虚弱，可是没人能查出我身体哪个部位出现了毛病，也查不出胃有什么器质性病变。我的眼病也是如此，甚至有时还被诊断出有濒临失明的危险。但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此，我的视力是随着生命力的一步一步增强而变好的。对我而言，漫长的，过于漫长的岁月就意味着痊愈。遗憾的是，这些岁月里也会出现复发、衰竭以及颓废期。
[13]此处佛陀经句原文应为“从非怨止怨，唯以忍止然”，出自《南传法句经·双品》。尼采根据德译引用，德译做了归化处理，从原文有所偏移，但恰好契合尼采此处想要表达之意：用对立面来激发改变。故此处依尼采转述德译之意译出。
第二年冬天，也就是我住在热那亚的第一个冬天，几乎伴随着极度贫血和虚弱出现了超脱和愉快，这种愉快和超脱带来了《朝霞》这部作品。这部书体现出完全的明朗、愉悦乃至旺盛的精神，它不但与我身体上的极度虚弱同步，甚至与肌体的极度疼痛也同步。我连续三天三夜备受头痛和咳痰艰辛的折磨，与此同时，我头脑却如辩证家一般清醒，对事情可以进行冷静透彻的思考，而在健康时，我对这些事情的思考反而没有进展，不够敏锐和冷静。我的读者或许知道，我是如何将辩证法看作是颓废的表征，比如苏格拉底就是最著名的例子。理智错乱，甚至那种发烧后出现的半昏迷状态，在我这里还未出现过，要想知道它们的性质和出现频率，还得查阅一下。
[14]指《不合时宜的考察》中的《大卫·施特劳斯：自白者与作家》一文。
我父亲在36岁时就去世了[8]：他文弱，可亲，且多病。就像是一个命中注定的匆匆过客，与其说他是一个生命，不如说是一个对生命的善意回忆。与我父亲生命衰老的年龄相仿，在那同一个年岁，我的生命也开始衰老。36岁时，我的生命力降到了最低点。我仍然活着，但是看不清离我三步以外的地方。那时候（1879年）我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职务，整个夏天就像幽灵一样生活在圣摩里茨，第二年冬天则是我一生中最暗无天日的冬天，这个冬天我又像幽灵那样在瑙姆堡[9]度过。那是我生命的最低潮，《漫游者及其影子》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无疑，那时我就把自己看作幽灵……
[15]特别指《瓦格纳事件》（1888年）。
我这一生的福祉来自不幸遭遇，或许我这一生的独特之处也在此：用一种打谜方式来说，作为俺爹的我已经死去，作为俺娘的我还活着且渐渐变老。这双重根源分别代表生命阶梯的最高一级和最低一级，也代表没落和新生。不管怎样，这总能表明我身上的那种中性状态，那种对人生全部难题的哪一方都不偏不倚的自由状态。这使我出类拔萃，我对上升和下落的征兆比任何人都要敏感，对此非常在行。我熟知这两方面，我自己就是它们。
[16]《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贱民》，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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