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龙振忠老师管。”
“归哪个老师管？”
“噢，是个‘摘帽右派’，不要，不要！还有哪块田较好？”
“大垄3号最好。”袁隆平回答说。
“那就数大垄4号了。”
接着，王组长把话题一转，说：“袁老师，今天叫你来，是请你帮我选一块好一些的试验田搞晚稻，既要抓革命，也要促生产嘛！”他问，“你们教师的试验田哪一块好？”
“那大垄4号归哪位老师管？”
这位王组长毕竟是黔阳地委机关的处长，他对袁隆平的一席话表示理解，他说：“这么说，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只是一种遗传学的科学理论而已，今后还是可以研究的嘛，怎么能把研究他们学说的人批判为宣扬反动资产阶级学说呢，真是乱弹琴！”
“归曹延科老师管。”
袁隆平就是袁隆平，无论遇上什么情况，他总是直抒己见，与人坦诚相见。
“他是个‘中右’，不要，不要！再找一块吧！”
“说请教我可不敢当，那我就简单地把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介绍一下吧。孟德尔是19世纪初的奥地利人，摩尔根是20世纪初的美国人。他们是当今世界经典遗传学的奠基者和创新发展者。我国1956年制定的发展科学技术12年规划，也把研究他们的学说列入了几个发展项目之中。其实，他们两个也不是什么反动资产阶级。孟德尔曾经是一个修道士，小时候家里很穷，读不起书，没受过正规教育，是自学成才的。他的遗传学研究还是他在修道院当园丁时利用业余时间搞成的。还有美国的摩尔根，顶多算个中产阶级。总之，他们二人都是世界级的著名学者。科学是不分国界的，更何况还是自然科学。所以，我认为把‘资产阶级反动学说’的帽子戴在他们头上有些勉强。”
他又问：“袁老师，你管哪丘田？”
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提出来，使袁隆平感到茫然。但是，他还是心平气和地回答了王组长的提问，他说：
“我管大垄6号，不过条件要差一些。”
王组长把话题一转，对袁隆平说：“袁老师，我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你说那个孟德尔—摩尔根学说是怎么一回事？”
“差一些没关系，就选你这一丘田做工作组的试验田吧。请你当工作组的技术参谋，要下力气，把产量搞上去！”
人生如同登山，时而悬崖绝壁，时而峰回路转，时而山穷水尽，时而柳暗花明。
王组长与袁隆平的一席谈话，就这样出人意料地收场了。
似乎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人生真是千转百回啊！正当你感到疲惫不堪时，忽然间，眼前出现一块安全岛可以驻足小憩，该是多么惬意啊！
“这孩子真是乱弹琴。今天我们不说这个了，因为批斗会与你无关了。”王组长态度很平和，语气很诚恳。
这天夜间，袁隆平与邓哲彻夜长谈，百思不得其解。袁隆平说：“我一个预备役的‘黑帮’，一夜之间竟然成了工作组的技术参谋，我怎么会如此幸运？简直不可思议。”
“你派去叫我的那个学生对我说的。”
“你虽然出身不好，但你的历史是清白的呀！”
“批斗会？唉！那是原先的安排，现在——今晚的批斗会与你无关了。”王组长说。他又问：“你怎么知道今晚要开你的批斗会？”
“还有那‘九字宪法’的‘现行’问题呢！”
“王组长，你还是谈谈今晚上开批斗会的事吧！”袁隆平单刀直入地率先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那是纯属无心，说错了话，而且还及时认错改错，工作组是会谅解的。”
袁隆平心想，都到这个份儿上了，干吗还讲这些不着边际的话。他实在等不及了。
“可能还因为我种试验田技术好、产量高。”
王组长慢悠悠地，像与老朋友散步似的，把袁隆平带到了农校的试验田边，要他一同坐下。面对滚滚东去的沅江水，王组长慢条斯理地讲起了“文化大革命”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政策。
其实，事情根本就不是袁隆平和邓哲所分析的那样。事情的原委是，工作组和造反派的确已决定把袁隆平定为批斗对象，并准备关进“黑帮”牛棚。材料报上去了，大字报和标语也刷出来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提出，袁隆平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也很复杂，既然要批斗袁隆平，就要查他的档案，要老账、新账一块算。于是，人们又七手八脚地查阅袁隆平的档案。这时，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不久以前国家科委九局发来的一份关于肯定袁隆平在《科学通讯》上发表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那篇论文的公函。
只见王组长不慌不忙地向那些红卫兵们交待着什么，袁隆平只觉得脑袋发胀，他什么也没听到。然后王组长转身说：“袁老师，这里人多，说话不方便，我们出去谈谈。”
王组长点点头，轻声细语地说：“袁老师，你等一等，我布置一下今晚的批斗会。”
袁隆平1966年发表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袁隆平扣响了学校“文革”办公室的大门。那里挤满了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人们叽叽喳喳，像是在争论着什么。在众目睽睽之下，袁隆平装作非常镇静的样子来到工作组王组长面前，问道：“王组长，你找我有事吗？”
阅读文献，专心致志原来，袁隆平的论文发表后，国家科委九局的科学家熊衍衡对它倍加赞赏，他断定水稻杂交优势可以成为现实。于是，他将袁隆平的论文交给九局局长赵石英阅示。赵局长非常重视这篇论文，认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在国内外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若能研究成功，将对我国的粮食生产产生重大的影响。他立即请示国家科委党组，党组书记聂荣臻表示支持。于是，赵石英及时以国家科委的名义向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发出便函，函中肯定了袁隆平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作出的预言：利用水稻杂交优势，必将给水稻产量带来大面积、大幅度的增长。公函还责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试验。
作为妻子，邓哲是真正明白他、理解他的，这是多么不易啊！
这时，一直支持袁隆平的研究，但已被打倒的农校党委书记、校长管彦健听到消息后，站出来说话了。他劝告工作组组长王宝林要认真对待这份公函，并谈了他认为不能揪斗袁隆平的理由。
袁隆平眼含热泪，吻别了妻子，吻别了儿子，并发出一声叹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工作组组长王宝林看了公函以后，也觉得这事关系重大，要请示上级后才能决定。于是，他带着国家科委的这个函件去请示原黔阳地委书记孙旭涛。待孙书记看完信函后，王宝林问道：“袁隆平算不算保护对象？”
这时，邓哲放下怀中的小五一，走过来为丈夫倒了一杯水，说：“没关系，先喝下这杯水。你又没做错什么，顶多是下放当农民。中国有几亿农民，当农民怕什么？要当农民我俩一块当。只要不离开土地，我们可以重新培养雄性不育系，我们照样可以把杂交水稻搞成功！”
孙旭涛立即明确答复：“当然算保护对象！”
“好像是今天晚上要开你的批斗会。不过，工作组王组长让我叫你到‘文革’办公室去一下，我也不知道这是否与开批斗会有关。你准备一下，自己去找王组长吧，我要布置批斗会的会场去。”
就这样，在安江农校的校园里，当许多教师正在被批倒批臭，当许多教师正在政治旋涡中苦苦挣扎的时候，袁隆平却成了一位很特殊的幸运儿。
“小同学，是要批斗我吗？”
终于，袁隆平可以把他的杂交水稻秧苗从臭水沟里搬到试验田里，工作组还特许他每天上午不参加运动，搞他的杂交水稻试验。真是老天有眼！
这一天下午，学校“文革”办公室的一个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学生叩响了袁隆平家的门扉。虽说袁隆平早已做好了挨批斗、关“牛棚”的思想准备，但这位红卫兵的到来，还是把全家吓了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