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橄榄球赛!你有没有注意到，比赛的解说全不在点上？”
“在看橄榄球赛。”
他说，播音员的解说错误百出，全是胡说八道。我知道，鲁尼的病情最近恶化，已经被送进医院。我知道，他一定是出现了幻觉，而不知什么触发了他对老工作的责任感。既然鲁尼说节目出了问题，那我就必须努力把问题解决。
“鲍勃，你在看什么呢？”
“鲁尼，让我看看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一会儿打给你。”
接线员帮我们接通了电话。“鲁尼？”
我打电话给控制室，询问有没有人投诉声音出了问题。我从ABC在纽约的总控制中心得到的回应是：“不，鲍勃，什么也没有。”
两年后，在与癌症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殊死搏斗后，鲁尼离开了我们。他去世的前一周，我在纽约度过感恩节周末，那个周六的晚上，我在家里收看ABC频道南加州大学对圣母大学的橄榄球比赛。晚上10点，我的电话响了起来，接听后，ABC的接线员告诉我：“艾格先生，鲁尼·阿利奇打电话找你。”如果记得电话号码又适逢紧急情况，你便可以拨打ABC的总机，由接线员帮你接通你要找的人。看来，鲁尼还记得电话号码，且想到了什么紧急的问题。
“你能不能打电话给总机，看看他们接到什么投诉没有？”
这一天大约过了20小时的时候，我来到控制室与鲁尼见面。他的脸上绽开灿烂的笑容，热情地抓住我的手，握了好一会儿。他对自己感到自豪，为我感到骄傲，也很感激我给了他这次机会。当时的他已经年近七旬，在制作了一生的电视节目后，这将是他制作的最后一场盛事。
不一会儿，我就接到回应：“没有，什么也没有。”
我在当天几次来到直播间。从直播刚开始的时候就不难看出，这档节目定将会大获成功，随着时间的推进，直播间里跃动着一股激动的情绪。看着鲁尼在整个直播期间指挥大局，时而向现场的团队发出指示，时而对彼得的耳麦讲话，让他在直播中穿插某句台词，时而又下令转换机位，预见即将发生的过渡，这于我而言是最为骄傲的一刻。25年前，我在弗兰克·辛纳屈麦迪逊广场花园演唱会上第一次发现了这位伟大的指挥家，现在的感觉，一如当时。
我打电话找到鲁尼：“我刚刚跟控制室通了话，他们已经采取了行动，确保节目没有问题。”趁着我们还无法继续探讨他觉得自己听到了什么这个话题，我发问道：“你怎么样，鲁尼？”
最终，我们创造出了一档在人们眼中堪称伟大的节目。为此，鲁尼的团队做了几个月的准备工作，而他则在最后时刻参与进来，遵从自己的一贯作风，将整个节目连根拔起，又移植到了其他的地方。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在时代广场主持了我们的千禧年报道。当午夜的钟声在位于第一个迎来新年时区的瓦努阿图敲响时，我们的团队在现场见证了这一刻。在接下来的24个小时里，我们从中国、巴黎、里约热内卢、奥兰多迪士尼世界以及纽约时代广场进行直播，以最后一站洛杉矶的直播收场。彼得拿出了出色的表现，他身穿燕尾服坐在直播间里俯视着脚下成千上万名参加狂欢的群众，带领观众一起体验这全世界每一个人所共享的时刻、这个在我们任何人的一生中都绝无仅有的一刻。没有哪家电视网像我们一样投入了如此多的资源，也没有任何一家的观众人数能比得上我们。
他的声音很虚弱。“我在纪念斯隆-凯特琳凯癌症中心，”他说，“你觉得我能怎么样？”
我并不确定事由是鲁尼不喜欢我的创意，还是当时的他感觉自己实在没有精力执行一个如此庞大的项目。但我知道，鲁尼是不会在挑战面前选择拱手放弃的，因此便利用了他的自尊心刺激他加入进来。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仿佛在说：好，交给我吧。
我问他接不接受探病，第二天，我便去医院看望他。走进病房时，他正躺在床上，看到他的那一刹那我就知道，他的时日不多了。电视上正在播放一场花样滑冰比赛，他正专心致志地看着。我走过去站在他的身边，他抬眼看看我，然后又把目光转回了屏幕上的滑冰运动员。“日子跟从前不同了，”他说，“不是吗？”
在这件事情上，我对自己的判断坚信不疑，也不会允许任何人劝阻我，即便对方是狂妄的鲁尼·阿利奇。毋庸置疑，若是散漫以对并将这股惰性传达给自己的团队，他可以轻而易举地破坏我的项目。就像我在这些年来与之合作或谈判过的许多人一样，如果感觉自己受到了别人的压制，鲁尼便会心存不快。因此，我采取了一种“软专制主义”的方式，在尊敬对方的同时，也会让对方明白，这件事是无论如何都要做成的。“鲁尼，”我告诉他说，“若说有什么人们一看就推断是你想出的创意，那就非此莫属了。这个创意既宏伟又大胆，几乎不可能落地，但是，你又怎么会因为这点事而却步呢？”
我不知道他是在回忆那些我们可以到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而不会有上司因为他花钱大手大脚而唠叨埋怨的日子，还是那些他是一屋子人里的英雄，没有人敢于质疑他权威的日子，或许，他说的“从前”，更与我们所处的当下相关。整个行业在他的眼皮下发生了改变，世界也与从前不同了。而他，已是时日不多。俯视着病床上的他，我知道，这将是我最后一次与他相见。“是啊，鲁尼，”我回答说，“日子跟从前不同了。”
但是，我毕竟需要他去执行我交付给他的项目。把人员收拢到你的一边，争取他们的热情加入，这件事并不好拿捏。有的时候，将他们的疑惑拿出来进行探讨，对其顾虑进行耐心回应，是值得去做的。但有的时候，你不得不直截了当地让对方知道，你才是上司，需要对方把任务完成。这并非是说第一种方法“友善”，而第二种不然，只是说第二种方法要更加直接且没有商量的余地。重点在于你觉得哪种方法适用于当下——有的时候，更加民主的方法不仅能帮助你得到最好的收效，也有利于提高士气；而有的时候，你或许有足够的把握，即便面对争议，你也愿意坚持做一名独裁者。
在我们的千禧年直播掀起高潮之后，ABC的态势每况愈下。《百万富翁》虽然在2000—2001年仍然人气高涨，但与前一季相比则全然不能相提并论。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收益逐渐减少，却没有正在开发中的好内容。我们没有采取重大的改革措施来重振娱乐公司，而是越发依靠这一个节目来支撑整个业务。NBC因每周四晚的《必看电视》而收视飘红，而CBS则通过《幸存者》和《犯罪现场调查》重新找到了立足点，作为与这两家电视台竞争的一个方式，我们把《百万富翁》的播放频率提高到了每周5次。
1993年，汤姆和丹将我晋升为电视网的总裁，而我也从此成为了鲁尼的上司。这些年来，我们之间合作顺利。他虽然对我跻身公司顶层感到骄傲，但仍然把我当作他的替补看待——我曾在他的麾下羽翼渐丰，现在的我，则是保护他不受企业中人情世故之烦、让他专心做自己事情的身居幕前的盟友。我虽然没有鲁尼希望的那样对他盲从，但他若是这样认为，也无伤大雅，我更没有什么理由非要去纠正他的想法不可。在自尊心不受威胁的时候，鲁尼的状态是最佳的。
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我们就从收视率最高的电视网滑落到了“三大电视广播网”的最后一名，随着福克斯的不断发展，我们甚至连前三的位置都难以保住。我在其中自然要承担一部分责任。ABC由我掌管，而我也支持了每周多次播出《百万富翁》的安排。这不啻为一个解决ABC问题的讨巧方法，但当这档节目也开始出现颓势的时候，我们埋藏更深的问题也就暴露了出来。
我可以给出任何数量的方案(这个问题其实是个挺有意思的挑战)，但鲁尼的声音和肢体语言中有什么东西告诉我，他的问题其实并不出在视觉呈现上。这只是因为，现在的他正在被要求落实一项不属于自己的重大构想，而委托他的人，曾经是对他言听计从的副手。
1999年末，孤身一人运营公司的重任开始让迈克尔身心俱疲。他变得越发孤立和不安，对周围的人也越来越多疑和挑剔。他知道自己需要有个人来一起分担重任，董事会也向他施压，他毕竟在公司的头把交椅上坐了16年，至少也该有些开始寻找接班人的计划了。这件事对他而言并不容易。在奥维茨一事尴尬收场之后，迈克尔对于任命副手非常谨慎。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法维持之前的秩序，但也不愿意去面对分配职责、共同决策以及在自己的诸多业务中引入外人所带来的麻烦。
他回答说：“把一个日期变化连续24小时在屏幕上有意思地呈现出来，这怎么做到呀？”
迈克尔迟迟不愿任命副手，这使得整个公司都受到了影响。很明显，他需要有人帮助，但他一直不愿填补二把手的位置。因此，便有人拼命想要抢占这个位子。我们的法律总顾问桑迪·利特瓦克被提升到了副董事长的位置，并逐渐把自己当成了公司实际上的首席运营官。换由彼得·墨菲(Peter Murphy，与上一任负责人拉里·墨菲没有血缘关系)掌管的战略规划部逐渐远离了长远战略的制定，而是逐渐开始参与起日常决策来。公司的人员开始争权夺利，分工和职责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对公司的士气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除此之外，1998年还有另一个亮点。当年年中，我开始认真思考关于即将来临的千禧年的报道事宜。我强烈地感觉到，世界各地的民众都会密切关注这一时刻，因此，以新闻部为首的整个公司也应把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在这件事上。在距离千禧年到来还有18个月的时候，我与新闻、娱乐以及体育部的资深高管召开了一次会议，把我的构想告诉了他们——我们应该跟随午夜时分到达全球各地的脚步，进行一次24小时不间断的直播，记录每个时区迎接千禧年到来的时刻。记得，当时的我满腹激情地说了一句我们应该“把节目做到极致”，然后便看到了桌子对面不发一语而面无表情的鲁尼。很明显，他不喜欢这个提议。会议结束后，我把他拉到一边，问：“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
几个月以来，迈克尔对我一直保持忽冷忽热的态度。他时而依赖于我，让我觉得假以时日他便会把我任命为首席运营官。而后又把我拒于千里之外，让我再次落入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中。1999年的8月，我趁着入职以来第一个两周的假期，带着薇罗和我们当时马上就要两岁的孩子麦克斯在马莎葡萄园岛租了一间房子。汤姆·墨菲在我们度假的第一晚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在前一晚刚与迈克尔和其他几位迪士尼董事会的成员在洛杉矶吃过晚饭，在讨论到继任的问题时，迈克尔说，我是没有机会成为他的接班人的。按照汤姆自己的话来说，他“吓得不知所措”，尤其是因为他曾在几年前的并购案谈判期间力劝让我留在原职上。“兄弟，”他说，“我真不想给你坏消息，但你必须离开迪士尼了。迈克尔不相信你，还在董事会面前表示你不能做他的接班人。你非得辞职不可了。”
1999年，我们推出的《百万富翁》节目让颓势暂时有了起色。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这档节目持否定态度，直到创剧人再次找到我们并提出要用里吉斯·菲尔宾(Regis Philbin)作为主持人后，我们才重新作了评估。这档节目在当时犹如一场及时雨，而后又成为了我们的应急拐杖。无论是作为竞技还是任何题材的节目，《百万富翁》刚刚上映时得到的收视率都是惊人的。在第一季期间，节目每周播出三晚、每晚吸引大约3000万的观众，创下了当时网络电视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百万富翁》摘得了1999—2000季收视率冠军，成了电视台的救星，但即便如此，这档节目也无法完全掩盖我们埋藏更深的问题。
我既震惊又难过。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时常要忍受向迈克尔·奥维茨汇报工作带来的负面情绪和干扰。为了让ABC能够融入迪士尼，我任劳任怨，确保我们的团队受到重视和尊重，也协助推动了一场迪士尼并未用心思考过的“同化运动”。我为公司设计并搭建了一整套国际体系，并为此在一年时间里频繁出差，一次次离开家人身边。这一路走来，我一直是迈克尔的捍卫者和忠臣，而现在，在1975年我被第一任上司告知“晋升无望”的25年后，我又听到了同样的宣判。
再说说我所管辖的另一块业务，在此期间，ABC广播公司进入了一次长期下滑态势的初期。我在管理黄金档节目时开发的热剧已经逐渐过时，前期开发阶段也变得缺乏创意而止步不前。《纽约重案组》仍然位居收视率前20名，另外，《家庭改建计划》《宝贝一族》等我们的其他几部情景剧也取得了不错的表现。但是，除了地位多年不可撼动的重头节目《周一橄榄球之夜》之外，我们的其他内容大多表现平平。
我告诉汤姆我不打算辞职。我在年末有一笔年终奖，不会就这样白白放弃。如果迈克尔打算解雇我，我需要他亲口告诉我。我挂上电话，整理好情绪。我下定决心，在度假期间暂时不把消息告诉薇罗。当时的她是CNN[25]的一位重要主持人，联合主持一档一小时长的财经新闻节目《财经在线》。她的事业如日中天，但是这份工作的强度很大，在压在身上的工作重任之外，她还奇迹般地挤出了时间和精力，尽职尽责地承担起照顾麦克斯的义务。她需要休息，因此，我把所有的情绪都压在心底，直到我们回到纽约的家。
我们选定了市中心之外位于浦东的一块地，初次访问时，这块地还是一座正在兴起的城市边缘的一个小村落，因此，构想出迪士尼城堡矗立在完全建成的迪士尼乐园中的样子，并不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村子里有几条沟渠，还有孩童和流浪狗四处走动。破损不堪的房屋和偶尔能见的小卖部之间，零零散散地分布着小片菜地。自行车的数量远远超过汽车，我们眼中的“现代化”在这里无处可寻。但是，这片地的位置无可挑剔，一边是很快就要开放的浦东国际机场，另一边则是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而最有活力的都市之一的“市中心”。就这样，一场长达18年的旅程拉开了序幕，在此期间，我重访此地的次数超过了40次。
从那之后，我便等待着水落石出的一天。9月的一天，迈克尔让正在伯班克公司总部的我去见他。我很确定自己的任期就要结束了，我一边走进他的办公室，一边努力让自己做好接受接下来这一记重创的准备。我在他对面坐下，等着他发话。“你有没有做好长期搬到洛杉矶来的准备，帮我一起运营公司？”他问道。
我们就选址进行了一次初期讨论，鉴于气候、人流量以及可用土地等一系列的因素，我们很快得出结论，将上海定为唯一一个可行的地点。1998年10月，当身怀我们第一胎的薇罗即将进入第9个月孕期之时，我第一次代表迪士尼出访上海，被人带着四处选址，考察了三块候选地。中国官员们告诉我说：“你想要任何一块地都可以，但是得从速决定。”
过了一会儿，我才听懂他在说什么。我先是迷茫，然后如释重负，后来又开始怀疑自己能不能相信他的话。“迈克尔，”我最终张口回答，“你知道你对我的态度有多飘忽不定吗？”迈克尔让我把全家都搬到加州来，让薇罗放弃一份很重要的工作，而不到四周前，他还在满满一桌人面前说，我是绝对当不成他的接班人的。我说：“这次，你得把情况跟我说清楚。”
凭借在ABC体育部以及《体育大世界》节目的工作经验，我跻身为少数拥有跨国经验的迪士尼高管中的一员，另外，由于在加入迪士尼之前曾促成了一些ABC儿童节目在中国的成功播出，我也成了公司唯一一个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因此，迈克尔任命我为华特迪士尼国际的总裁，不仅委托我打造一套国际战略，还把在中国给主题乐园选址的任务交给了我。
他的反应要比我想象中更加真诚。他说，他并不确定我是否愿意搬回洛杉矶来，这是他担心的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果他把我任命为首席运营官，那么按照他的话，他就等于在“跟自己竞争”。我想他的意思可能是说，这样一来，如果董事会想要替换他，便有了另外的人选，但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完全确定他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迈克尔看出了这个问题，也明白现状必须改变。他知道，公司需要全球性的发展。几年前，他就已经计划要在中国建立一座主题乐园。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迈克尔掌管迪士尼前10年的二把手弗兰克·威尔斯就与中国官员有过一些友好往来，但从来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推进。但是，通过那几次初期会面，中国意识到我们有在此建立主题乐园的兴趣，也在最近向我们发出了想要实现这次合作的信号。
“迈克尔，”我说，“我并不想谋取你的位子或是做任何有损于你的事。”我告诉他，我虽然很愿意在以后有机会管理这家公司，但并不觉得这件事会发生在不久的将来。“我从没有想象过你会离职，”我说，“我也无法想象董事会想要让你离职。”我说的是实话，我的确想象不到。公司虽然不是一帆风顺，但在当时，人们对迈克尔的信任并没有出现什么危机。他仍然是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首席执行官之一。
当时，迪士尼的视野狭隘得惊人。从拉美到印度再到日本，我们虽然在世界各地都设有分部，却没有设立一个合理的全球战略，甚至连合理的全球体系也没有建立起来。拿日本来举例，我们在东京某区设有一间工作室，而消费品业务却在另一个地方，电视业务也设在别处。三家之间互不往来，财务或信息技术等后勤业务之间也不相互协作。类似的资源浪费比比皆是。更严重的是，我们没有在任何区域设立专人管理当地的品牌运营和寻找独特商机。这是一种以伯班克为中心的非常消极的经营方式。
会议结束时，我们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迈克尔没有给我任何头衔，也没有开始实施任何正式的方案。我回到纽约，等待听到更多信息，但这一等就是一个月。一起在伦敦出席舞台剧版《狮子王》的首演仪式时，迈克尔建议我跟他一起飞回洛杉矶，探讨一下我的未来。但是我已计划从伦敦飞往中国，因此我们决定，等我过几周后再去洛杉矶跟他详细探讨细节问题。
迈克尔和我的关系错综复杂。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对我的能力有所质疑；有的时候，他却既慷慨大方又给我诸多鼓励，还把自己的部分职责委托给我处理。我们关系最融洽的一个阶段发生在1998年末，当时，迈克尔来到我在纽约的办公室，告诉我说他想让我打造和运营一家国际性的机构。当时的我身任ABC电视集团的董事长，也就是说，ABC电视网、ESPN以及整个迪士尼电视的运营都由我负责。这虽然意味着要在所有这些职责之外再接手一个重任，但是我跃跃欲试，也很感激迈克尔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当年的12月初，迈克尔终于发布了让我成为公司总裁和首席运营官并加入董事会的提案。这无疑是一次信任投票，更是来得让我始料未及，尤其是在几个月前刚刚跟汤姆进行完那次谈话之后。
然而，首席执行官与其接班人之间的关系则充满了矛盾。我们都愿意相信自己是不可取代的，诀窍就在于拥有足够的自知之明，不要沉溺于你是唯一一个能做这份工作的人选的执念之中。从本质上来说，杰出的领导力的重点并不在于你的不可取代，而是要帮助他人做好有一天继任你的职位的准备——也就是给予他人与你一起制定决策的机会；辨识出他们需要开发的能力并帮助他们实现进步。另外，就像我之前不得不做的一样，有的时候，如果对方还没有做好迎接下一步的准备，你也要开诚布公地指出来。
我很快亲自与桑迪·利特瓦克制定了一份协议，除了他那似是而非的首席运营官职位之外，桑迪仍然担任着公司的法律总顾问一职。对于我的后来居上，桑迪心存不悦。消息公布的前一天，他打来电话让我修改协议内容。他说，我的职位是执行副总裁，而不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且董事会的席位也不能给我。我告诉桑迪，我是总裁、首席运营官以及董事会成员，要么就免谈。一个小时后，他打电话跟我确认三点全部通过，第二天，我们便公布了消息。
就像在许多事情上一样，汤姆和丹在此方面也树立了完美的典范。他们对我的成长付出了诸多精力，表达了他们对我成功的殷切希望，也为我开辟了一条道路，让我学习步步晋升和掌管公司运营大权所必备的知识。在职业的每一阶段，我都在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拿出优秀的表现，那么他们便会对我有更为宏大的安排。相应地，我对他们也抱着极大的忠诚。
对于我的事业而言，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虽然不确定我能否在未来升任首席执行官，但我至少有了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但对于我的个人生活而言，这却又是艰难的一步。当时，我的父母都已年近80，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别人的看护。我的两个女儿一个21岁，一个18岁，而我也不想再次离开，与她们分居两地了。CNN同意让薇罗在洛杉矶主持她的节目，将关注点放在科技和娱乐产业之上，但真正实践起来，又谈何容易。虽然薇罗一如既往地给予了我难以想象的支持，但我还是意识到，十年之后的我，正在又一次地要求另一任妻子在某种程度上牺牲掉自己的事业，为了我的事业一起搬到洛杉矶去。
这些年来，很多人都问过我什么才是培养抱负的最佳途径——这不但包括你自己的抱负，也包括你所管理的人员的抱负。作为一位领导者，你应该希望周围的人能够积极行动、去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前提是对于梦想工作的渴望不能让他们从现在所在的岗位上分心。抱负不能太过超越眼前的机遇。我见过的很多人都会把目光集中在某个工作或项目上，但真正实现目标的机会却很渺茫。他们对某个遥远目标的执着酿成了问题，使之对现在的环境越发厌倦。他们不把足够的注意力放在自己实际拥有的责任上，由于一心向往着别处，抱负便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抓住其中的平衡点很重要——把手中的工作做好；有耐心；寻找能够有所贡献的机会，并从中实现拓展和成长；利用你的态度、活力和专注，让自己成为一个上司在机遇出现时觉得必须将之交付于你的人。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你是上司，那就应该培养以上所述的这类人——不是那些一边吵嚷着要升职、一边抱怨自己的能力没有被充分利用的人，而是那些在每天的工作中证明自己不可取代的人。
在此之后，发生在迪士尼、迈克尔以及我身上的事，是我无论如何也始料未及的。一路争取的东西终于就摆在眼前，而现在，才是困难的时刻到来之际。这，往往就是人生的必经之路。
不可否认，之所以在并购后选择留下，一部分原因就是我觉得自己在未来有可能执掌公司的运营大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在一心谋求迈克尔的职位。我只是想尽自己的全力把工作做到最好，并尽可能深入地了解公司的方方面面。就像我在职业生涯中一直奉行的态度一样，如果恰逢迈克尔从岗位上退下，我希望自己在机会来临时已经做好了准备。
[25] Cable News Network，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迈克尔在没有副手的情况下独自运营公司。我们的关系在奥维茨离开之后变得更加紧密，但我也能偶尔感觉到迈克尔的警惕，他觉得我一直在觊觎着他的宝座，因此从来不能完全信任我。这有如一场来来回回的“趋避之战”。迈克尔偶尔会让我参与决策制定并向我吐露心声，但转眼之间态度又会急转直下，与我保持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