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科克郡被抛在我身后，前方是柏哈芬的灯塔。它是最后一座灯塔，站在最后一片陆地上。我看着它，计算着它闪烁的频率——每分钟闪好多下啊。然后我经过它，飞向海洋。
“我们要去距离这里三千六百英里的地方——其中两千英里是连绵不绝的海洋。一路上大部分时间是夜晚。我们将趁着夜色西飞。”
现在恐惧已经消散了——不是被克服的，也不是靠说理摆脱的。它消失了，因为有些别的东西替代了它的存在：自信与依赖，对脚下那片土地与生俱来的依赖——如今已转化为对飞机的信赖，因为大地已经消失不见，没有其他事物可做寄托。飞行，不过是短暂的逃离，逃离来自大地的禁锢。
所以飞机起飞了，一旦升空，一旦它屈从于游戏规则，它会说：“好了，我飞起来了。现在，我们去哪儿？”——答案让我畏惧。
雨继续下着，机舱内是全然的黑暗。我的高度计显示，大西洋位于下方两千英尺处。我的斯佩里仿真地平仪显示，我正在水平飞行。遵照气候图表的数据，我将航向调整了三度，并照着飞行。我盲目地飞着，任何可参照的线索都有帮助。无线电是个帮助，但晴朗的天气也会是个帮助。航空部的那个男人并未说将有暴风雨。
距离我离开阿宾登已经超过一小时了。经过这么些时间，英格兰、威尔士还有爱尔兰海已经被抛在身后。长途飞行和时间流逝是一回事。但有那么一个时刻，时间停止了——距离也一样。就是那个时刻：当我驾驶蓝银相间的飞机从机场起飞，当摄影师举起相机对焦，当我感觉到飞机抵抗自身重量并战胜地面引力。最后，只需听从操纵杆升降舱的指示。计划书上那些一成不变的参数说：飞机必须飞，因为数据已经验证过。
我感觉到风速加快，雨势加强。机舱内的汽油味是那么浓烈，飞机的轰鸣声又是那么嘈杂，我几乎已经失去了知觉。渐渐地，你都不相信自己还能以其他方式生存。
天已经黑了，我正飞行在南部爱尔兰上空。有来自科克郡的灯光湿漉漉的，它们都被爱尔兰的雨水浸透了。我凌驾于这一切，保持干爽。我凌驾于这一切，飞机轰鸣在一个潮湿的世界，但这一切并没有让我伤怀。我感到独处的圆满，逃离的愉悦。每当我看见灯光，想象着人们在灯下行走，就感到自私的成就感，仿佛我逃避了责任，将雨水带来的小愁绪留在了他人的手里。
晚上十点，我正沿着大圆航线飞向纽芬兰的格雷斯港，时速为一百三十英里，顶风时速为四十英里。由于天气，我不知道自己要多飞多少时间，但我觉得应该是十六小时到十八小时。
即便在飞机中独处一天一夜这么短的时间，不可避免地孤身一人，除了微弱光线中的仪器和双手，没有别的能看；除了自己的勇气，没有别的好盘算；除了扎根在你脑海的那些信仰、面孔和希望，没有别的好思索——这种体验就像你在夜晚发现有陌生人与你并肩而行那般叫人惊讶。你就是那个陌生人。
十点半，我仍在使用机舱大油箱内的油，并希望能用尽这些汽油，顺便终结起飞以来一直让机身摇晃的液状旋流。这只油箱没有测量仪，但在侧面写着一句保证：“这箱油管用四小时。”
可能等你过完自己的一生，到最后却发现了解别人胜过了解你自己。你学会观察他人，但从不观察自己，因为你在与孤独苦苦抗争。假如你阅读，或玩纸牌，或照料一条狗，你就是在逃避自己。对孤独的厌恶就如同想要生存的本能一样理所当然，如果不是这样，人类就不会费神创造什么字母表，或是从动物的叫喊中总结出语言，也不会穿梭在各大洲之间——每个人都想知道别人是什么样子。
这句保证里没有任何似是而非的东西。我相信它，但距离十一点还有二十五分钟的时候，我的引擎咳呛着熄火了，“银鸥”在海上失去了动力。
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飞机低沉的轰鸣才是种完满而抚慰人心的寂静。引擎发出最后的断续声响，随后降临的真正的寂静让我惊呆了。我感觉不到任何恐惧，感觉不到任何情绪。我带着某种愚蠢的漠然旁观自己的双手忙得歇斯底里。当它们移动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已经被测高仪的指针催眠了。
所以这没什么要紧，我想。为这事挂怀很愚蠢。
我猜想，对本能反应的抵抗就是所谓的“保持镇定”，但本能反应是有缘由的。如果某个夜晚，你坐在一架引擎熄火的飞机里，而你和海面之间隔着两千英尺的距离，你的本能反应一定是拉起操纵杆，指望能加大这两千英尺的距离，尽管只是增加那么一点儿，没什么反应比这更合理。但那些观点、知识、准则会告诉你，你的寄托不在于此，而是正相反——该引导你珍贵的飞行器朝向海面，这看来似乎是可怕的自暴自弃，却不但是理智之举，还是明智之举。你的意志和感情会拒绝这么做，而你的双手——陌生人的双手，将带着无情的精确遵守这条行为准则。
卡贝里家族一个月以前就启程去纽约了，他们会在那里等我。汤姆还是没回来，并不知道我已经决定启程，但这没什么要紧，我想。这没什么要紧，因为汤姆不会改变，他既是能共患难的飞行员，也是能共患难的朋友。要是我们有一个月、一年或是两年不见，依旧没什么要紧，这次也一样。汤姆从不会说：“你本该告诉我的。”他认定我已经学会了他想教给我的一切，而对于我来说，即便在那时，每当想起他，都依旧像是学生想起她的导师。是我坐在围满油箱的驾驶舱里飞向北美洲，但我掌握操纵杆的技艺是汤姆的技艺。他那些警示的话，那些引导的话，许久之前就已说过，且说过无数次：在阳光明媚的早晨飞越草原或是森林时说过，在遥远的山脉越过我们的机翼时说过。假如我要求，会再次在我耳畔响起。
我坐在那儿看着自己的双手推下操纵杆，感觉到“银鸥”做出反应，开始朝海面俯冲。这当然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机舱油箱显然已提前见底了。我只需要打开另一个小活栓……
阿宾登机场外停着几辆媒体的车，还有几架媒体和摄影师的飞机，但皇家空军只让机械师和我的几位朋友靠近跑道。
但机舱里很暗，要看清楚测高仪发光的标度盘，并意识到我现在的高度是一千一百英尺非常容易，但要看见靠近机舱地板的某个活栓并不容易。一只手不停地摸索，再次出现时握着手电筒，而手指，带着令人崩溃的镇定移动着，找到了活栓，打开，然后我等待着。
“这是一枝石楠。”丘克说。我接过来，将它放在飞行服口袋里。
在三百英尺的高度，引擎依旧没有动静，我清楚测高仪的指针正像纺锤般高速旋转着，走完飞机与海面之间剩余的距离。有一些雷电，但迅疾的闪电只是更突显了黑暗。海浪能卷多高——二十英尺？或者，三十英尺？
我们在数十年间就学会了飞行，此前那么多个世纪的行走历史使之成为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这会让人飘飘然，让人忘乎所以。惟有机械师手上的污渍、扭曲的老虎钳、飞机库地板上踩到的细小金属螺栓——惟有这些东西，以及飞行前丘克·卡梅隆脸上流露出的对飞行员和飞机的担忧，才能提醒我们：就如同那些石楠一样，我们是来自地面的。我们飞翔，但并未“征服”天空。我们该了解，大自然保有它的尊严，允许我们学习和掌握它的某些力量。一旦我们擅自做出逾越之举，想当然地接受它的宽容，严厉的惩罚就会降临在我们放肆的手脚上。到时我们会揉着痛处，仰头凝望，被自己的无知震撼。
这或许是我航行的终结，想要摒弃这个念头毫无可能。但我的反应并不符合常规。我这一生中经历过的各种事件并没有像发疯快进的电影镜头一样经过我的脑海。我只是觉得一切仿佛发生过——确实如此。它曾上百次出现在我的脑海、我的梦境，所以此刻我并不真的恐慌。我感觉这场景很熟悉，就像一个世代相传的家族故事，因为被讲了太多遍而不再激动人心。
还有丘克·卡梅隆，布莱恩的机械师，给了我一捧石楠。那是一整丛石楠，根脉齐全，种在一个陶土罐里。我觉得我真该带着它，不管它是否过于庞大。这是苏格兰式的保佑，来自一个苏格兰人的赠予，不该被抛之脑后。来自地面机械师的任何良好祝愿都不该受到轻慢对待，因为这些人是维系飞行员与现实世界的纽带。
我不知道引擎再次启动时距离海浪有多远，但所有声响几乎已经失去了意义。我看着自己的手重新放松地握住操纵杆，并感觉到“银鸥”开始向暴风雨爬升。我看见测高仪的指针再次像纺锤般旋转起来，增加着我与海面之间的距离。
“你可以在它附近漂上几天。”布莱恩说。但我必须在救命服和保暖衣物之间做出选择，因为它们的体积，我不能两样兼得。我讨厌寒冷，所以我没带那件夹克。
暴风雨很猛烈，却叫人宽慰。它就像个朋友，摇晃着我说：“快醒醒！你刚才只是在做梦！”
布莱恩·刘易斯送了我一件救生夹克。我来回埃尔斯特里和格瑞夫桑德时驾驶的飞机就是他的。他为这份临别礼物想了很久。还有什么能比一件可以用橡胶管充气的充气夹克更实用呢？
很快我就能思考了。经过简单的计算，我发现刚才引擎大概熄火了超过三十秒钟的时间。
吉姆·莫利森将他的手表借给了我，他说：“这不是件礼物。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弃它于不顾。它陪我飞越了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别弄丢了，还有——看在上帝的份上，别把它弄湿了。海水会毁了零部件。”
我该感谢上帝——我确实感谢了，但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我感谢了设计无敌“吉卜赛”型发动机的杰弗里·德·哈维兰德，毕竟，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是由上帝设计出来的。
我并没有贯彻始终。尽管我目睹了飞机的建造过程，并像运动员一样为飞行做锻炼。现在，我躺在床上，睡意全无，依旧能听见航空部那位工作人员用平静的声线吟诵着：“……今晚以及明天的天气情况是……大概是能预计到的最佳时机。”我想在起飞前再和汤姆商议一下这次飞行，但他到北部去执行特殊任务了。我起床洗漱，穿上飞行服，带着几块装在纸盒子里的鸡块飞到位于阿宾登的军事基地，“银鸥”就在那里接受皇家空军的照料，并等待着我。我记得那天晴朗无风。
一艘闪光的船——破晓时分，一些矗立在海中的峭壁。对于飞行员来说，这些东西的意义永不会更改。假如有一天，人类能在一小时内飞越海洋，如果人类真能创造出这样一架战胜时间的飞机，那对于这架魔幻飞行器的驾驶者来说，陆地的景象不会再如此友好。他使用狡猾的科技教给他的作弊手段，欺骗了规则。他会感觉羞愧，急于寻求大地的庇护。
就算这样，汤姆照样笑得出来。他笑了，说：“无论如何，你一定会觉得好笑，你的赞助人住在一个叫‘死亡之地’的农场，而你的飞机是在一个叫‘格瑞夫桑德’的地方造的。要是你想贯彻始终，就该将你的‘银鸥’命名为‘飞行墓碑’”。
我看到了船只与破晓，接着看到纽芬兰的悬崖站在缭绕的雾气中。我感觉到了想象已久的欢欣，还有带负罪感的喜悦，因为我战胜了天气和海洋不可动摇的威仪。但我的胜利只属细微，我敏捷的“银鸥”并没有敏捷得可以轻易摆脱它们。夜色和暴风雨困住了它，我盲目地飞了十九个小时。
“我很高兴你这么做，柏瑞尔。这并不简单。带着这么重的燃料，开始时你能顺利起飞就不容易，然后你要独自在飞机里待一个晚上和一个白天——主要是晚上。自东向西飞，是逆风。九月的时候，天气就是这样。你不会有无线电，要是你的航线偏离了几度，你就会飞到海上的拉布拉多岛——所以不要有任何偏差。”
现在我很累，觉得冷。机舱玻璃上可以结冰，雾气与陆地玩着魔术师的把戏。但陆地在那儿。虽然我看不到，但我已经见过。除了相信它就是我想要寻找的那块陆地外，我无法接受别的念头。我无法想象我的导航仪出了差错，因为已没有时间去怀疑。
我和汤姆谈过了。我们花数小时的时间研究大西洋的航线图，我发现这位莫洛燃油公司的智囊、如今英格兰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已经用他的梦想交换到了一件更好的东西。汤姆也老了，已摆脱那些不切实际的期盼和疑惑带来的重负，惟留下一条准则：没时间迎合他人或者感伤。
向南是莱斯角，向西是布兰顿角岛。凭借量角器、地图和指南针，我一边重新设定了航线，一边还哼着汤姆教我的小调：“偏向西——磁场密，偏向东——磁场稀。”韵律很傻，但它是种慰藉，尤其在此时此刻。它指明了两极——指明了磁场与真相。我向南飞去，发现莱斯角的灯塔伸在雾气中像根示警的手指。我盘旋了两周，向着圣劳伦斯湾飞去。
“如果你打开了一个，”佩斯瓦说，“却没有事先关闭另一个，你就可能遭遇气塞。你知道座舱内的油箱没有测量仪，所以最好先让一个完全用完，再打开下一个。你的飞机引擎可能中途熄火——但它会再次启动。它是哈维兰德吉卜赛型发动机，吉卜赛人永不停止。”
过不了多久，就会到新不伦瑞克，接着是缅因州——然后就是纽约。我可以预计这一切。我几乎可以说：“好了，如果你保持清醒，会发现现在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但要保持清醒是不可能的。我很疲惫，而且自从飞机搭载重负在阿宾登离开地面起飞的那个不确定的时刻起，我就没有移动过一英寸。但我不能闭上眼睛。我坐在由玻璃窗和油箱包围的驾驶舱里，感激着太阳和它的光芒，也感激能看见下面的海洋。这些实际上是我要跨越的最后一段水域。四百英里水路，接着就又是陆地——布兰顿角。我可以在悉尼市重新加油再继续飞行。事情变得简单，就像在基苏木停靠一下，然后接着飞。
“银鸥”拥有蓝绿色机身、银色双翼。埃德加·佩斯瓦精心打造了它，凭着技艺，也怀着担心：作为老飞行员的精心，作为设计大师的技艺，作为朋友的担心。事实上这架飞机只是航程六百六十英里的竞技性机型，但它经过特殊设计的起落架可以搭载额外的燃料和汽油箱。油箱被装进机翼内，装进机身中间，也装进座舱内。在座舱内，他们在我的驾驶座四周围了一道保护层，每个油箱都有独立活栓。活栓很重要。
成功助长了自信。但除了上帝，谁又有自信的权力？我在顺风飞行，最后一箱油还有超过四分之三，世界在我眼里就像崭新的世界般明亮，从未被染指。如果我有更多智慧，我早就该知道，这样的时刻就像童真一样转瞬即逝。还没有看见陆地的时候，引擎就开始剧烈颤动。它熄了火，咔咔作响，再次启动，蹒跚向前。它咳呛着，向海面排放出阵阵黑烟。
我将两者都考虑了一番，接着考虑别的事情。我已经搬到了埃尔斯特里，距离位于格瑞夫桑德的佩斯瓦飞机制造公司只有一小时航程，有三个月的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开着租来的飞机飞到工厂去看他们正为我造的那架“织女银鸥”。我看着它诞生，看着它成长。我看着它的机翼渐渐成形，我看着木头和纤维覆盖到模型上，组成它修长光滑的机身，我也看到它的引擎被装进它体内，被稳稳地装了进去。
一切都有对应的说法。这种情况的对应说法是气塞，我想。因为还有足够的燃油，所以这一定是气塞。我觉得我可以通过连续打开和关闭空油箱来排除它，于是我这么做了。栓塞的把手是锋利的小金属销子，当我开开关关十多次之后，发现我的手在流血，血滴到了地图和衣服上，但这种努力却没有奏效。我凭借一台运行不良、走走停停的引擎滑行着。油压表与油温计都很正常，电磁发动机也在工作，然而，随着遭遇失败的念头逐渐渗透进我的脑海，我的高度正在缓缓下降。如果我成功抵达陆地，我将成为第一个从英格兰出发飞越北大西洋的人。但在我看来，在一个飞行员看来，迫降是场失败，因为纽约才是我的目标。但愿我能降落再起飞，那样我还是能完成计划……但愿，但愿……
我两者都想过了。
引擎再次停摆，接着又缓过气来，每次当它突然加速，我就竭尽全力爬升。接着它又喘息着停止，而我又向海面滑行。然后我再爬升、再下降，就像只海上的蜂鸟。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这么说，记得比其他事情更清楚——除了J. C. 咧嘴露出几近残忍的微笑。他的这一席话让此项协议盖棺定论：“就这么说定了，柏儿，我来造飞机，你来飞跃大西洋——但是，天呐，就算给我一百万我也不干啊。想想那些漆黑的海水！想想它们该有多冷！”
我发现了陆地。现在能见度非常高，我看见陆地就在四十或五十英里开外。如果我还保持着航向，那下面就是布兰顿角。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每分钟都几乎清晰可见：它们像绞索般缓慢地经过你眼前。而每次引擎熄火，我都能看见绞索断裂，于是屏住呼吸等待裂口过去。
“想。”
陆地出现在下方。我抓过地图确定自己的方位。即便以我目前这样磕磕绊绊的飞行速度，离悉尼机场也只有十二分钟的航程，我可以在那里降落、整修，然后继续飞。
我可以躺在那儿，懒洋洋地盯牢天花板，回忆起J. C. 就事论事的回答：“许多飞行员已经飞越过北大西洋了，从西到东。但只有吉姆·莫利森从不同的方向飞过：从爱尔兰起飞。还没有人从英格兰起飞过——无论男女。我只对这个感兴趣，别无其他。如果你想试试，柏儿，我会支持你的。我想埃德加·佩斯瓦会造一架可以担当此任的飞机：如果你要飞的话。想试一下吗？”
引擎再次熄火，我开始滑翔，但现在我不再担忧。它会重新启动的，就像它一直在做的那样，而我会飞到足够的高度，抵达悉尼。
卡贝里家族当时在伦敦，而我记得有关他们家晚宴的所有细节——甚至菜单。我记得裘·卡贝里和她的每一位客人，以及那个名叫麦卡锡的男人，他来自桑给巴尔，俯身越过餐桌说道：“J. C.，你为什么不赞助柏瑞尔的创纪录飞行呢？”
但它没有再次启动，这次它是彻彻底底地睡了。“银鸥”向着我丝毫不认识的地面下降。那是巨石林立的黑色土地，我悬浮其上，单凭希冀与毫无动静的螺旋桨。只是我不能长久地悬浮其上。地面正加速迎上来。我倾斜、转弯、侧滑避开巨石，机轮着地，我能感觉到它们陷入地面。飞机的鼻翼扎进土中，而我继续前冲将头撞在驾驶舱前端的玻璃窗上，听见它碎裂的声音，感到鲜血顺着我的面孔流下。
事实上我自己对创造飞行纪录从来不是很感兴趣。有些人以为这类飞行是为了招来仰慕和公众关注，或者更不堪的目的。但所有的飞行纪录——从路易·布莱里奥一九〇九年第一次飞越英吉利海峡的飞行，到金斯福德·史密斯由旧金山飞抵澳大利亚悉尼的飞行，都不是由业余飞行员创造的，也不是由飞行新手创造的，他们都经过失败的千锤百炼，都是行业中的行家里手。这其中不存在弄虚作假。带着纯粹的敬畏与纯粹的抱负，他们这群人值得你不仅仅是尝试着去跟随。
我踉跄着爬出飞机，精疲力竭地站在没过膝盖的淤泥里，站在那儿呆傻地凝视着，不是看着无生机的土地，而是我的手表。
这一切并没有什么非凡之处。我掌握了一项技能，曾费尽艰辛才得以掌握它。我的双手学会了驾驭飞机的技能，这技能凭借的是熟能生巧。现在它们已游刃有余，就像鞋匠的手指操纵锥子。只有“操控”才能为人类的劳动带来尊严。当你的身体体验到你赖以谋生的工具带来的孤独感，你就会明白其他的事物：试验、无关紧要的职位、你曾紧抓不放的虚荣，对你来说都是虚妄。
二十一小时二十五分钟。
如同一开始那样，我可以追问：“为什么要冒这个险？”我也可以回答：“为着顺应天赋。”一个水手生性就该远航，一个飞行员生性要去飞翔。我想这就是我飞越两万五千英里的原因。我能预料到的是，只要我有架飞机，只要天空还在，我就会继续飞下去。
飞越大西洋。从英国阿宾登到某处无名沼泽，一路马不停蹄。
我凝视着阿尔登翰住所卧室的天花板，它和所有的天花板一样平淡无奇。感觉焦虑多过坚定，莽撞远胜于勇气。我对自己说：“当然啦，你没必要这么做。”这么说的同时，也深知没有什么能够动摇我对自尊许下的承诺。
一位布兰顿角岛上的居民发现了我，这个在泥塘中举步维艰的渔民先是看见“银鸥”鼻子栽在泥里、尾巴翘在半空，接着看见我挣扎在他世代生活的松软土地上。我已经漫无目的地晃了一个小时，黑色淤泥已经漫到半腰，从头部伤口流出的鲜血就和这些淤泥狭路相逢。
但我当然无法闭上眼睛，也无法停止思维、阻挡记忆。我可能躺了一小会儿，依旧记得事情是怎样开始的，我漫无目的地不断告诉自己：到明天早上，你要么已经飞跃大西洋到了美国，要么没飞成。无论如何，你都该在今天试一下。
远远地，看见那个渔夫挥动手臂为我指路，大喊着指出泥沼中较为坚硬的地方，我在上面又朝他走了一个小时，就像被烈日灼瞎的冥府来客，但我不是被烈日灼瞎的，我已经四十个小时没有睡觉了。
那个声音还说了些别的事情，但并没说什么长篇大论，接着它就消失了。我躺在床上，有些怀疑这个电话以及打电话的男人是否只是我平淡无奇的梦境的一部分。我以为，如果我闭上眼睛，这条虚幻的消息将会变化重组，于是，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那将会是平淡无奇的一天，平淡开始，平淡收场。
他将我带到他位于海边的小屋，我发现小屋建在岩石上，屋里还有一台古老的电话机——放在那里以备沉船事故。
“如果你还是决心要在这么晚的季节穿越大西洋，”那个声音说，“根据航空部的预测，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这段时间，大概是能预计到的最佳时机。”
我打电话给悉尼机场，告诉他们我很安全，并阻止了一场没有必要的搜救。第二天早上在纽约班内特机场，我的确走出一架飞机，那里依旧有人群在等待我，但我走出的那架飞机不是“银鸥”。其后在纽约逗留的那几天中，我一遍又一遍不住地希望着：我要是能从“银鸥”走出来就好了，直到这愿望失却了意义，而时间继续前行，战胜一路上与之相逢的许多事情。
我几乎很少做那些值得做的梦，起码没有任何一个值得记录。我的梦并不神秘，里面都是些明理的人，他们做合理的事，而其中最讲道理的人就是我。梦中所有人都有一副平静的嗓音，就像那位在一九三六年九月的某个清晨，打电话到埃尔斯特里找我的人，他说英格兰西部与爱尔兰海上空有雨和迅猛的顶风，而且风向变幻不定，大西洋中部天空晴朗，纽芬兰海岸则雾气弥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