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现在怎么想呢？”
“她要到大约十六岁，”布里克斯说，“才知道自己被卖到了妓院。我读到过白人被奴役的事，但从未遇见过受害者。在别人告诉她之前，她都不知道那是奴役，只以为生活就该是那样。”
“她想离开这里，只是没有钱。她想回到自己出生的国家，她觉得可能是荷兰，但是她不知道。她说那里有结着果实的树，有时候会很冷。就知道这些了。我觉得她为了记起更多，都想得有些傻了。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很悲惨的事情：就像早上起来不记得自己是在哪里过的夜，甚至更糟糕。想象一下，不记得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六七岁的时候，她从父母身边被偷走，坐船到了非洲。她记得船身漆成白色，一路上她都晕船，其余的都不记得了。有时她会遭到毒打，但并不是经常。她不记得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恐惧和折磨，也没有留下任何快乐的记忆。她告诉布里克斯，一切记忆都不清晰。她没有任何恨意，但是近来，那些没有地名和时间的早期记忆，却开始侵蚀她的思维。
“她的母语是什么？”
布里克斯更喜欢谈论妓院老板。凭借潜质作家的耐心，凭借糟糕的荷兰语，他已经从她嘴里套出了人生概要。这人生还是保持在概要状态比较好：太过污秽和悲惨，甚至都无法承载起一个传奇故事的框架。
“那也是个谜。”布里克斯说，“她从一个荷兰水手那里学了荷兰语，然后又在不同的妓院里学了阿拉伯语、意大利语和其他各种语言。她把它们都混到了一起。”
木头餐桌将这间房子的烹饪史都记录在它表面的油渍中，一支蜡烛插在瓶中，还有一只煤油炉，四面墙都没有窗户。很难不拿这里和开罗的谢菲德旅馆做比较，但我们谁都没提。
“唉，这真叫人难受，但你什么也帮不了她。”
布里克斯拿出一瓶白葡萄酒，是某个意大利士兵留下的，后来者忽略了它的存在。我们用搪瓷杯喝着葡萄酒，解决掉汤和三文鱼，进餐的同时还要与蟑螂打持久战。
“我能尽绵薄之力。我打算给她一些钱。”
“我知道。但花园需要打理。”
当我们还在开罗的时候，布里克斯在一家理发店被抢了两百英镑。这几乎是他从上一次游猎中赚到的所有收入。我猜他还剩下五十英镑，但我知道他是个无可救药的博爱主义者。我想，任何想要从布里克斯身上讹到一英镑的人都必须冒生命的危险，或者就是缺胳膊断腿。但如果有人问他讨一先令，那他一定能拿到二十。
他喝着他那碗汤，看来也一样。“几个世纪前，”他说，“班加西被称为赫斯珀里得斯：众神的花园。”
“是你的钱，你的高尚情操。”我说，“但你怎么知道她说的是真的？”
“你心事重重。”布里克斯说。
布里克斯起身耸了耸肩：“任何下场像她这样凄惨的人，都不会愿意说真相的吧。但我觉得她说了一部分真话。不管怎么讲，你都别指望拿几英镑就买到真理。”
布里克斯递给我一盆汤，仿佛这是一个让她退下的暗示，我们的女主人走出房间，留下一个没有温度的微笑。她老早就忘记了微笑的涵义，只是她的身体依旧保留着微笑的机能。像一只操控不得当的木偶，她的笑过犹不及。她走了，拖鞋的脚步声被黑暗中的走廊吞噬。但是那刻意而脆弱的微笑依旧悬在我眼前：孤立无援，几乎触手可及。它在房间里飘浮，就像孩子们在马戏团赢来的彩色廉价饰品，它们曾被视若珍宝，直到破碎。我感觉，如果你伸手触碰这个妓院老板的微笑，它将支离破碎，落在地板上。
我们上楼，想要睡一会儿。我将床垫从床上扯下来，直接睡在弹簧上，一件衣服都没脱。大约十分钟以后，就听见布里克斯在他那间房间的地板上发出如雷的鼾声，我知道，他一定觉得地板就和这些年来他当床睡的林地一样舒服。
布里克斯将汤罐头打开，倒进一口锅里。妓院老板将她娇柔的肩膀靠在墙上，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她穿着一条破烂的紫色长裙，它挂在她身上的样子，透着她那一行特有的风情。尽管如此，我觉得要改变还是易如反掌。给她穿上围裙，洗掉她脸上的彩色面具，她就是个合适的主题，所有画家都可以用她来表现被奴役的女人的那种悲苦、绝望和孤寂。她原本可以当裁缝、农妇、女佣，还有清纯不再的酒吧招待——她原本可以做任何工作，但为什么选这一行？
我不知道他会在何时以什么方式将钱捐给那个女人，用以反抗这世界的压迫。我猜当他告诉我这个打算的时候，就已经给了。总之，当我们凌晨四点三十分准备离开她这间悲伤破烂的道德败坏之所，我们的女主人已经起床在厨房忙碌。
好像事情理当如此：这地方是座妓院，这女人是这里的老鸨。虽理所应当，却很难让人觉得心安，我想。事物间如此的关联，肮脏不堪。
我看不出她的脸被新的希望之光点亮，或者相比昨夜，她的双眼中闪现着更为振奋的光芒。她沉默寡言、不修边幅，正像一个典型的被遗弃的女人。但她煮了一壶茶，又以愤怒的姿态挥开桌上千年不散的蟑螂。当我们喝完茶，走出院子，走向依旧漆黑的街道，这个妓院老板在门口站了很久，烛泪不停滴到她手上。这是我们在众神的花园里见到的唯一的光亮。
“明白了。”我说。
我看了看那个女人，看了看墙上的蟑螂，又看了看布里克斯。
我们越过锡德拉湾，先在的黎波里，然后在突尼斯降落。最后，我们终于再次看见青色山脉，抵达沙漠的尽头，也抵达了非洲的尽头。
“噢。”
或许，当我从突尼斯机场起飞的时候，我该盘旋一两周，并摇摆机翼以示敬意。因为我知道，尽管非洲会万古长存，却不会再是我记忆中或者布里克斯记忆中的样子。
“我们说的是荷兰语。”布里克斯告诉我，“可能你还没注意，这里是座妓院。她是老板。”
对于离去又复返的人们来说，非洲永远不会保持原样。它不是一片充满变迁的土地，却有万千情绪。它并不无常，但它不仅照顾人类，也照顾着各类物种，它不仅仅哺育生活，还哺育着文明。非洲目睹过消亡，也目睹过新生，所以它可能意兴阑珊，可能不为所动，可能温情脉脉，也可能愤世嫉俗，一切都弥漫着因太多智慧而生的倦怠。
我发现他们都在屋后一间发霉的小房子里，看来就像牢房。房间里有一只炉子、两排架子，墙上爬满蟑螂。布里克斯已经拿到一罐汤和一罐三文鱼，他一边开着罐头，一边和那个疲惫的女人交谈。他们终于找到一种共同语言，虽然两个人都不是很熟练，但已经够用。
今天，非洲可能像是块只在一步之遥的“应许之地”，但明天，它可能再次成为黑暗大陆，变得封闭、孤傲，突然对自伊甸园时代开始就依附于它的劳苦大众失去耐心。在各大洲组成的大家庭中，非洲是静默而沉思的姐妹。几个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就像流浪骑士一样不断前来献殷勤。但她都一一谢绝了，因为她太过睿智，对他们的锲而不舍也略觉厌倦。
他随女主人下楼，希望能找到食物和饮料，我则用手帕洗着脸，直到能再次辨认自己的面容。然后我也跟着下了楼。
盛气凌人的迦太基人曾将非洲视作他们的一个省，他们的明日帝国。这个希望被今日早已不再是罗马人的罗马子民毁灭，而他们撤退时的脚步，又比恺撒在骑兵阵前的撤军更不坚定。
他的回答言简意赅：“我们也是，直到明天。”
所有的国家都声称拥有非洲，但没有人能够完整地拥有它。将来它会被征服，不是屈服于纳粹或法西斯，而是臣服于能和它比肩的坚贞，臣服于懂得它并能分辨财富与成就的睿智。非洲与其说是原始大陆，不如说是储藏基础和根本价值观的宝库；与其说是蛮荒之地，不如说是我们不熟悉的召唤。不管它用多么醒目的野蛮装点自己，那都不是它的本质。
“全世界的疾病都生存在这里。”我对布里克斯说。
“我们会回来的。”布里克斯说。我们当然会，但当我们飞向地中海的撒丁岛，突尼斯的海岸线还在我们机翼下方，非洲似乎根本没有留意到我们的离去，或者它根本就不在乎。所有的一切终将重归它的怀抱，甚至是我们这样无关紧要的存在。
布里克斯用双手比划着，要求找两间房，女人很快点头，带我们进屋上楼。她带我们看了两间房，中间甚至都没有间隔的门。每间都有一张铁床，上面铺着黏糊糊的毯子，床头放着不带枕套的枕头。其中一间房有一个搪瓷水盆，与之配套的水罐则放在另一间的地板上。所有的东西上都蒙着层污垢。
我们找到了撒丁岛，然后抵达卡利亚里，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最后一个法西斯要塞，却足足扣留了我们两天。首先，我被怀疑不是女人，而是伪装的男人。其次，由于我们的护照上都有过埃塞俄比亚的签证，所以他们推断我们两个一定都是间谍（显然也都不够聪明）。最后，审问者终于决定放行。
院子尽头的门开了，一个女人朝我们走来。她将手中燃烧的蜡烛举到我们眼前，她的脸混杂着好几个种族的特征，却没有一种特别明显。那只是一具带双眼的皮囊。她开口说话，但我们一句都听不懂。她的语言我们两个都没听到过。
他们释放我们时的不情愿几乎催人泪下。这里又是一群荣膺“全球最佳着装军队”奖的军官与士兵，闲得骨头发慌，数星期来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等待着外国飞机的降落，这样他们不仅能获得敲击扁平橡皮图章的机会，还能将上面的乘客团团围住，并将他们当作俘虏关起来。我们在离开卡利亚里的时候计算了一下，原本不出一周就能完成的六千英里航程，意大利军方让我们多耽搁了足足十天。
我点了点头，但我们都不觉得这话好笑。我们傻傻地站着，我穿着一件早已不是白色的白色飞行服，布里克斯穿着皱巴巴的裤子和看不出形状的衬衫。我们全身上下都透着外乡人的气息，也感觉自己格格不入——几乎都带着歉意，我想。
在卡利亚里和戛纳之间，我们遭遇了整段旅程中真正危险的天气。蔚蓝的天空变成了不断膨胀的云团堵在风口，雨幕遮住了我们的视线。
“好地方！”布里克斯说。
“豹蛾”自信地承受着这场挑战，但当风速达到每小时六十英里的时候，我们还在撒丁岛上空。我采取超低空飞行，知道海就在前方某处，尤其清楚这岛上只有一个机场——它就在我们身后某处。法国的海岸线仿佛比我们在内罗毕起飞那一刻离得更加遥远。
布里克斯没有答话，只是付了车钱。我们走进四面都是墙的院子，里面还晾着破破烂烂的衣服。空气一片死寂，闻起来也毫无生机。
我转身朝布里克斯微笑，他也回以同样欢快的微笑：也就是说，毫无笑意。我意识到，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乘客要保持镇定可比飞行员难得多。尤其是对布里克斯这样的人来说，他向来习惯于自力更生，不管是什么情况下都喜欢亲力亲为。但眼下他只能坐在那里，和行李一样无用，也和行李一样无助，知道我们没有可以用来导航的无线电或者特殊设备。
我们的司机朝开着的大门挥动手臂，门内渗出昏黄的光亮。“啊呀！”他说，“我是你们的福星呢。不是吗？”
迫降是不可能的，勉强尝试的结果只会让保险公司委婉地表示，保险合同已“一笔勾销”。身后的暴风雨也已经像陷阱般合拢，我们只有横向飞往海面。我将机头保持在航线上，机身倾斜二十度。飞机就像被困在飓风中的纸屑，控制着地球的自然力量再次向觊觎它冠冕的人类宣示其所有权（同时也表达了它的蔑视），我也感受到了所有飞行员都感受过的无力感。
我们停在一座两层高的方形泥土房前面。只有几扇窗装着玻璃，有些遮着破布。没有一扇窗内有灯光。这房子透着哑然的本质，带着呆傻的疲惫表情盯着街道。
保持在一百码的飞行高度，我们看见陆地碎裂为海洋，看见海洋用苍白绝望的手臂拽着狂风。蓝色的地中海不再是旅游手册里的地中海，而是尤利西斯的海洋，狂风挣脱风神的控制流窜其上。所有的风都挣脱了枷锁。
我和布里克斯坐在出租车后座上，疲惫渐成绝望。出租车减速，转弯，然后停下。
“现在不可能降落。”布里克斯说。
这个“任何地方”是班加西肮脏的边缘地带，窝藏着来自二十个民族的落魄者与失意者。矿渣被倾倒在路边，随即被遗忘，有时肯定也被穿行或践踏。“任何地方”要经过蛛网般的小路和破落街道才能抵达，那里弥漫着贫穷的气息，充斥着一成不变的生活才有的凝滞之气。“任何地方”是任何城市都有的地方：人渣聚集的垃圾堆。
我摇了摇头：“从碰上暴风雨那一刻起就没可能了。我们不能一直飞这么低，所以必须上升。”
“随便找个地方。”布里克斯说，“任何地方，只要有两间房就行！”
我尽可能仔细地测量了偏离的角度，重新将航向设为戛纳，然后开始爬升。我们向上飞，一英尺一英尺地上升，但感觉丝毫不像飞行，而像和看不见的敌人赛跑，他们不断朝我们挥拳，即便在黑暗中也招招命中，每击中一次，飞机就发出一阵呻吟。
最后我们决定放弃。我们又饿又渴，累得半死。
在五千英尺的高度，仍是一片昏暗，七千英尺、八千英尺，依然如此。我开始觉得天色本该这样，但“豹蛾”这个名字货真价实，它伸出利爪顺风暴的脊梁往上爬，到一万英尺的时候，终于找到了顶点。它找到的这片天空如此湛蓝宁静，好像扑闪翅膀就能将它击成碎片。我们在白色的云堆上滑行，就像奔驰在雪地里的雪橇。光线亮得让人目眩，就像夏天照射在北极的光芒，事实上那也是北极的重要组成部分。
允许我们前往旅馆的指令到达后，我们离开了这一路上要经过的最后一幢政府大楼，雇了一辆菲亚特出租车，车上的阿拉伯司机在我们走近大楼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在门外埋伏。司机想必清楚，班加西所有的旅馆都没有空房间，但他打算将这条令人沮丧的情报循序渐进地透露给我们。他开车到了一家又一家旅馆，手握方向盘，脸上挂着某种意料之中的坏笑，用一口糟糕的英语喃喃地说：下一家旅馆可能会有房间。但是哪一家都没有。墨索里尼的军队比我们早一步到达，班加西已经被五万只锃亮的军靴占领。
我转身来看布里克斯，但他已经带着孩童般的信念沉沉睡去，坚信这样明亮的世界中不可能有任何灾难。
当然，我们还是要费尽唇舌，向各式官员解释我们为什么会来这里——更别提我们为什么还活着。但这对我们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对他们来说更是如此，所以他们有些无动于衷。
至于我，我无法确定偏离角度是否计算正确。“零高云幕”（ceiling zero）这个词顾名思义，人人都懂，但对于飞行术语来说，还缺少一个同样简单的词汇来描述对云下状况的一无所知。“零高地板”（floor zero）似乎不是什么好词，但我拿它来抛砖引玉，以同样的慷慨，我决定用“跳云”（cloud-hopping）来形容飞行员在云朵间寻找空隙下降，避免因盲目而坠机的努力。
但什么事都没有。阿姆塞特驻军那狂热的效率似乎只是三分钟热度而已，还没等任何人发电报给班加西当局，通知他们我们即将抵达，而且必须经过三座堡垒，这效率就已经烧完了。根本没人在乎。
我们滑行的这一片白色平原上无边无际，也没有空隙。它由水汽凝成的冰组成，耀目的光线，以及空气中的舒畅与寂静，让人们不相信也不希望下面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要相信下面的世界不存在很容易，几乎都要祈祷这是真的。但此刻沉迷于这种微妙的虚无主义是不明智的，如果我们偏离航道，即便只是几度，也很可能导致我们降落在西班牙或者意大利的海岸上——甚至，可能是无所不在的海洋。
“如果他们够宽宏大量，”他说，“我们会为忽略最后那一座堡垒蹲至少五年牢。这可是大不敬！”
我正准备再次检查仪表——只是出于习惯，因为此刻没有参照物来重校指南针，它们根本派不上任何用场——“豹蛾”开始剧烈震动，把布里克斯从睡梦中惊醒。他在强光中闭上眼睛，低声咒骂着。
布里克斯和我在天黑前几分钟降落在班加西，那里的意大利机场很是不错，飞机库也同样如此。后者尤其合我的胃口，因为我知道，我们的飞机会立即被拖走，锁进飞机库（事实也确实如此）。而布里克斯却煞风景地提醒，监狱正等着我们。
“我们到哪儿了？”
班加西像东非的所有港口一样喧嚣而原始，它既疲惫，又聪慧。它的繁荣一度依赖商队穿越沙漠带来的象牙，以及将珍宝、鸵鸟毛和不值钱的玩意儿卖给另一个慧眼识珠的世界，但如今，它的生意平淡无奇，或者说是所剩无几：只不过是等待着另一场战争经过，而且心下明白，除了为军队提供落脚点之外，实际上自己一无是处。
一分钟以前我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刚才的颠簸只能说明下面是山脉，而且是科西嘉岛的山脉。虽然我从没根据无法触摸（更别说无法看见）的东西判断过我的方位，但这次我做到了。
城市位于锡德拉湾与沼泽荒野之间的狭长地带，几个世纪以来，这座城市投下的影子不断改变着形状。曾经，这道影子纤细而微小；曾经，这道影子变得宽阔，最高处装饰着城堡堂皇的尖顶。曾经，有个修道院每天将它寂静的轮廓变成冷峻的剪影投射在默默无言的沙丘上。现在，尽管城堡和修道院依旧存在，但它们的影子已经被溶解在杂乱的现代建筑群中。影子曾改变过形状，并且将继续改变，因为班加西身处通往战争的路途上。战神将这座小城踩进泥土中，而它再次倔强地复生，只是缩小了规模，但这都只是暂时的。这是一座拥有灵魂的小城——或许是一个肮脏腐朽的灵魂，但拥有灵魂的城市不容易消亡。
我在座位上松了口气，宣布一个小时后将抵达法国海岸，并让布里克斯注意看海岸边的阿尔卑斯山。但我们根本就没能看见。一小时后，我们从洁白的冰雪世界下降，从一千英尺的高度看见戛纳就在十英里开外。我们在巴黎过夜。第二天中午，汤姆·布莱克、布里克斯和我坐在伦敦梅费尔区，身边围绕着便利舒适的现代文明，同为非洲举杯。因为我们知道，非洲已离我们而去。
统治过昔兰尼加的希腊人称其为赫斯珀里得斯。热恋着妻子的托勒密三世称其为贝勒尼基。我不知道又是谁将它更名为班加西，但这已不是这座古老城池经受的第一次文化浩劫。班加西的基石由建造者与征服者的墓碑堆积而成，它的大部分历史仍深埋在手工搭建的石头地窖中。
有一天，布里克斯会与它重逢，我也一样，但它依然离我们而去了。再看见它不代表能再活一次。你总是可以重新找到过去的那条小路并漫步其上，但你所能做的不过是说：“啊，是啊，我记得这个转弯！”或者是提醒你自己，虽然你还记得这令人无法忘怀的山谷，但这山谷早已不再记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