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之一是跳高，因为纳迪人说男孩或男人必须能跳得和他自己一样高，否则一无是处，而吉比和我都一心想要出人头地。当我最终离开恩乔罗的时候，依旧能跳得比我身高还要高。我也会摔跤，以纳迪人的方式，因为吉比教会了我所有的招式、诀窍以及如何给另一个孩子来个过肩摔。
我们玩的是纳迪人的游戏，因为我不会玩别的，况且除了我自己，恩乔罗附近也没有其他白人小孩。两百英里开外的瓦辛基苏平原上有块小殖民地，那里或许有几个布尔小孩。
在我那如银河系般密集的伤疤中，有一块来自一个缺乏骑士精神的纳迪男孩，用的是他父亲的长刀。他在摔跤比赛中输给我后，一直等到某天我独自来到距离农场两英里的地方，然后从荆棘林中冲出来，像疯狂的土耳其人一样挥舞着长刀。当时我手里有根圆头棒，打斗中，我在他耳后敲了一棒，将他制服，但他的刀已经砍进了我的大腿。
于是，他等待着他的重生，而我，作为一个小姑娘，只要等待着长大就好。我们玩着玩惯了的游戏，对我父亲分配下来的养马工作也兴趣日增。
我和吉比也会安静地玩整个下午的游戏，我花了好几个月才学会这游戏的，现在又忘了个精光，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学了。我只记得，我们用那些有毒的小黄苹果当筹码，地上的一排圆孔当赌桌。这游戏需要运用到的算术知识，比我在此后的二十年里用到的还要多。我们在金合欢树的绿荫下玩，或是干完了马厩里的活儿之后玩。像精通黑武术的巫师一样，我们盘腿坐在那些黄色的光滑球体前面，等着神迹显现。我会从父亲那里得到几卢比的零花钱；吉比则能领到各种工资，于是我们拿着这么一大笔钱，穷凶极恶地赌。但我们两人都没能靠赢来的钱发家致富，相反，这个赌博帝国中的几枚硬币还因磨损而变薄了。
他依旧会谈论他即将接受的割礼，像一个人谈论自己对重生的渴望：更好的出身、崭新的希望。“等我成为一名战士……”他会吹嘘说。但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看起来总是比他的实际年龄更小，比起成年男人，他更像个小男孩。
在非洲生活，不打猎是活不下去的。吉比教会了我用弓箭射击。当我们发现通过练习可以击中野鸽子、蓝色欧椋鸟以及织布鸟时，我们决定找些更大的目标。吉比有个大胆的计划，却没能成功。一天，我们入侵穆阿森林，在那教堂过道般堂皇的小径上到处游荡，接着遇见了一个旺得罗波族猎人。他个子矮小，只比羚羊高出一点。我们央求他给我们一点毒药涂在箭矢上，这个旺得罗波人英明地拒绝了我们的请求，认为我们还太小，不该用这样的东西。吉比十分恼怒，和我一起在天黑前磨磨蹭蹭地走出了森林，和我们进去的时候一样，一点毒药都没得到。
战争年代的日子就这样流淌着，像没有钟面也不显示时间的钟。过了一段时间，就很难再想起过去生活的模样，又或许是因为那些回忆太经常被记起，所以褪色暗淡，变得像件不值得多看一眼的琐碎玩意儿。吉比和我又开始了新的生活，日子按部就班地过着。
“等到我成了一名战士！”吉比带着无能为力的暴怒说，“等着吧，只要我成了一名战士！”
月圆的夜晚，我们有时会去参加基库尤人的“英戈玛”，就是通常在德拉米尔家的赤道农场上跳的部落舞蹈。作为一名纳迪人，吉比对基库尤人的舞蹈宽容、慷慨，但要逼他说实话，他会承认那些歌唱得还不错。
“你太自私了，吉比。”我说，“我可以跳得和你一样高，玩游戏和你一样在行。长矛也能扔得几乎和你一样远。我们要一起找到那个人，一起将我们两个人的长矛刺进他的心脏。”
基库尤人的生活方式更像旺得罗波人，而不是马塞人或纳迪人。但从外表看来，他们是最不出众的一个族群。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基本都务农，而世代以土地为生的日子，浇熄了原本燃烧在他们眼中的火焰，磨灭了他们心中的雄图大略。他们失去了创造美的灵感。他们是勤劳的人，在大英帝国眼里，是驯服也因此有利用价值的民族。他们性格忠诚，堪称坚韧不拔，却又平淡无奇。
“一旦我接受割礼，成为一名战士，”吉比说，“并像个男子汉一样喝下血与凝乳，而不用和女人一样煮粥、编织，那时候，我就要找到那个杀死我父亲的人，将我的长矛刺进他的心脏。”
基库尤舞蹈的轻浮总是让吉比感到震惊。他觉得，感情充沛的那些，流于世俗；而纯宗教的那些，又失之庄重。不过我认为，他的不耐烦是民族自尊心在作怪。
总而言之，只要有基库尤人的“英戈玛”，观众席中几乎就少不了吉比这位大批评家，还有我。
但对于我和吉比来说，一切当然不是这样。因为这个高大的年轻人是吉比的父亲，也是我最特别的朋友。
当月亮在夜色中刚露出头，赤道农场田垄后绿油油的草坪亮得可以映射舞动的身影，舞者就会围成一个圈，女孩们的头发都剃得很光滑，男孩们的长辫子上则装饰着五颜六色的羽毛。男孩们的脚上戴着哒哒作响的金属，形状就像玛瑙贝。他们身上戴着疣猴黑白相间的尾巴，跳舞的时候这些尾巴就像蛇一般扭动。他们的歌喉是非洲之声的一部分，须臾之间就已经和夜色、寂静旷野以及身后迷宫般的丛林融合在一起，音乐仿佛消音了。这就像彼此应和的歌声，拥有着同样的音色。
他被另一个也相信职责的人射杀，被埋葬在他倒下的地方。事情就是如此简单明了，不值一提。
年轻的男男女女站成一个大圆圈，手臂搭在彼此肩上。他们黑色的身体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下，让他们更显黝黑。领唱站在圆圈中央，开始咏唱。他为歌声击打出火花，并点燃了他们的青春，像火光蔓延过整个圆圈。这是一首关于爱的歌，属于你，也属于我。每当有男孩宣告他们的男子气概，这首歌就会有所更改；只要有年轻女孩为他们喝彩，这歌就会永远持续下去。
他拿过枪，用他们教他的方式握住，走到他们叫他去的地方，微微笑了一下，寻找决战的对手。
领唱在圆圈中央摇摆身体，合唱的声音越来越响，舞者的脚踝开始有韵律地踏着步子，歌曲的节奏越来越快。领唱者唱着，跳跃起来，两脚并拢，为歌曲确定节奏。他健壮脖子上的脑袋前后晃动。年轻女孩的胸脯也随激越的舞蹈上下晃动。合唱者紧紧抓住音符的最后一节，成百副歌喉不断重复着这个音节。
但他们给了他一把枪，于是他将长矛和盾牌留下，只带上了勇气。他去到他们要他去的地方，因为他们说，这是他的职责，而他相信职责。他相信职责以及他所知道的正义，还有与土地相关的一切：比如说森林的呼唤、狮子猎杀羚羊的权利、羚羊吃草的权利、人战斗的权利。他相信，年轻如他，应该有很多妻子，在村庄的树荫下听故事。
当一个领唱精疲力竭的时候，另一个领唱就会接替他的位置。领唱一个接着一个，但那个坚持得最久、跳得最高的人，将成为当晚的英雄，他的冠冕由女孩们的微笑铸就。
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将条纹斗篷束在肩上，拿起他的盾牌和长矛去战斗。他以为战争由长矛、盾牌和勇气组成，所以他全都带上。
舞蹈常常在黎明时分结束，但当我和吉比先行离开的时候，天色还是黑的。我们喜欢走在黑暗中，穿过丛林边缘，听着蹄兔刺耳的尖叫。而蟋蟀的喧闹声，听起来仿佛一百万把羊毛剪子。
我想，他并不比其他阵亡的人更高尚或更优秀。这是则寻常新闻，但对于熟知他的吉比和我来说，没有什么新闻能与之相提并论，也没有什么新闻能比之更悲伤，即便现在，我们也依旧如此认为。
“创世之初，”吉比说，“每一种动物，甚至是变色龙都有项任务要完成。我从父亲以及祖父那里知道的，我们所有族人也都知道这件事。”
一个信差带着一则新闻来到农场，比起那些时日里发生的事，这则新闻并没有重大意义。那是有关德属东非的战况，一个高大的年轻人阵亡了。
“创世之初是很久以前了，”我说，“久得没人能记得。谁会记得变色龙在创世之初干了些什么？”
吉比是个纳迪小男孩，比我年纪小，但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们之间的情谊是在战争年代培养出来的，但在太平盛世也一样可以。对我来说，许多年后，尽管我生活在地球的另一端，这情谊依旧存在。对留在非洲的他来说，想必也是一样。
“我们的族人记得，”吉比说，“因为神明告诉了我们的第一个先知，第一个先知告诉了第二个。每一个先知在死之前都把神明说的话告诉了下一个先知，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些事情。我们知道，变色龙受到的诅咒比别的动物都多，因为要不是它，这世界将不会有死亡。”
农场依然在，却气息奄奄。农场还在生产，但已经没了以前充沛的生命力。虽然乐趣少了很多，不过吉比和我跟其他孩子一样，当外面发生的事超过了我们的理解范畴，我们只是形影不离，安静地游戏。
“事情是这样的——”吉比接着说。
在那些日子里，我从来没有听到过隆隆的战鼓，也没有见过很多的旗帜引领着整齐的军队。我看见人们丢下他们在磨坊里的活儿离去了，牧场上横行着无人照料的牛。
“当第一个人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他独自在广袤的森林和大地上游荡，非常担忧，因为他不记得昨天，也无法想象明天。神明看见了，于是派变色龙去给这第一个人类（一个纳迪人）送信，说永远都不会有像死亡这样的事情发生，明天会像今天一样，日子将永无止息。
他们为战斗而来，也确实留下来参加了战斗：有些人是因为识字，能明白自己读到的消息；有些人是因为从别人那里听到了消息；有些人则是因为被告知，为了人类文明，这是他们的新使命——白人的神总比别的神有更具体的指令。
“变色龙出发很久之后，”吉比说，“神明又派出一只白鹭去送信说将会有一种叫做死亡的事情发生，有时，明天将永不到来。‘哪个口信先抵达，’神明警告说，‘哪一个就算数。’
他们戴着帽子，或是裹着头巾，有人穿自制的皮革外套，有人穿长袍，有人穿短裤，有人穿靴子，有人光脚。但这没有关系，各种穿着协力形成了一种制服：不属于单一的某个人，而属于整个团体。每个人都对整个军队的独特风格和色调有所贡献，这在美国曾有过先例，但在这次战争中，却是独树一帜。
“变色龙是个懒惰的家伙，一心就知道吃，只肯伸着舌头捕食。它在路上荒废了这么多时间，所以只比白鹭早那么片刻来到那个人的脚边。
大英帝国振臂一呼，布尔人、索马里人、纳迪人、基库尤人、卡韦朗多人和各种国籍的殖民者们，纷纷带着自己的家当去打仗，将农田、村庄或是丛林抛在脑后。他们有的骑着骡子，有的步行。如果有枪，他们就带上枪；有些人除了一把丛林短刀，什么武器都没有。他们在内罗毕会合，站在街上或是聚集在内罗毕市政厅门前，看起来最多也只是一群革命分子，而不像什么皇家士兵。
“变色龙开始说话，但它却开不了口。因为它太急于想要说出代表永生的口信，而且要赶在白鹭之前，所以它结巴着，只是愚蠢地变着颜色，变了一种又一种。于是白鹭就镇定自若地开口，说出了死亡的口信。
未开发的土地上，打的是未开化的战争，使用的是未进化的武器，它依旧带着拓荒者的气息。
“从那时候起，”吉比说，“所有人都会死。我们的族人知道这个事实。”
发生在内陆的战争则大相径庭。它是人的战争，而非武器的战争。尽管在别的地方早已有了新式武器，但坦克、飞机、防毒面具和射程在二十英里开外的枪炮在东非还属于未来。
那时候的我天真地思索着这则寓言的真实性。
有个大人物在某个地方被枪杀，那地名我无论用英语还是斯瓦希里语都拼写不出来。因为这次枪杀事件，所有国家都卷入了战争。这似乎是一种吃力的复仇方式，但事情就是这么解决的。于是，一九一五年的时候，不仅仅“全欧洲”的灯火都熄灭了，东非难得的几扇窗户内也熄灭了灯光。
在往后的岁月中，我也曾读到和听说过关于相同主题的学术讨论，只是神明变成了未知数，变色龙成了X，白鹭成了Y。生命继续，直到死亡将它终止。所有问题都一样，只是符号不同。
我无法理解世界改变的任何缘由。父亲的脸色从未如此严肃，和他交谈的人们也都神色阴郁。人们时常摇着头，谈论着那些听来令人沮丧的、教科书里才有的地名，它们和非洲没有丝毫关联。
变色龙依旧快乐而散漫，白鹭依旧是种漂亮的鸟。关于生死，无疑还有更好的解答，但不知为何，今日今时的我却更偏爱吉比的那一个。
月色中，布勒被抱回家。它静静地躺了很久，除了脚爪前那一方泥土，什么都没办法看见。后来它终于能稍稍抬起头来，接着又能走路了。有一天，它摇着那条永远充满期盼的尾巴，嗅了嗅我的长矛，将脑袋埋进护套上的鸵鸟羽毛。但这已经是世界经历变革之后的事，猎猪行动也已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