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身体越来越吃不消了，开始不舒服起来，起初是咳嗽不止，以为是感冒，然后是腰疼。家里人纷纷劝她去医院看看，她却为了节省时间只去了校医务处，结果诊断错了，耽误了病情。
只是她太拼了，每天她都备课到很晚，第二天还是最早到单位的那一个。当时，学校的人手不够，所以她兼的课也多，加之住得远，需要坐很久的车才能到学校，这样一来让她更加劳累。
校医务处说她是支气管炎，可是吃了一段时间的药，却不见任何好转的迹象。到后来，她的腰疼越来越严重，竟连弯腰都费劲了。那时母亲正照顾着父亲，她因为心疼母亲，只说腰疼是因为挤公交车闪了腰。直到有一天早晨，她起不来床，才决定去医院。到了医院一检查，确诊的是骨结核，并且脊椎已经有三节发生了病变，紧接着还发现肺也有些问题，随即就办理了住院手续。
坚强、多学、刚正、多才多艺的阿瑗，一直是杨绛和钱锺书的骄傲。
专家会诊后的结果，更是让人心惊。她已经是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只是入院后的治疗也没能让病情得到控制。
阿瑗像极了母亲，不仅学到了母亲的淡泊心性，而且还发扬了她钻研工作的精神。阿瑗很用心地做学问，先后做了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中英合作项目负责人，还以扎实的英文基础，编写出《英语文体学教程》（英语版），并写出了《英语言语节奏与英诗格律》等优秀作品。
到了此时，她还在隐瞒母亲，只报喜不报忧。当杨绛得知女儿阿瑗的病情后，简直不能相信这事竟然发生在了自己最爱的女儿身上。
只是，没多久女儿阿瑗也病倒了，还住进了医院，对于杨绛，这无疑是个不能再承受的打击。
考虑到母亲一人侍候父亲多年，极为辛苦劳累。所以，阿瑗固执地不让母亲来探望，她怕母亲看到自己憔悴的样子会伤心难过。当时因为化疗，她的一头黑发已经掉光了。
四年来，她一直这样坚持着。那时阿瑗也很忙，工作很累。她舍不得女儿来回辛苦地跑，便让阿瑗一周来两次，跟爸爸谈心或者聊下工作。此时的钱锺书已经没有力气来聊天了，但是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阿瑗每次来的时候，他都开心得像个孩子。
杨绛不敢把阿瑗的情况告诉钱锺书，只说阿瑗住院了，是骨结核，可以治好，一年左右就可以出院了。钱锺书听后说：“坏事变好事，从此可卸下校方重担。此后也有理由可推托不干了。”
如此状态的钱锺书更是让杨绛牵肠挂肚、忧心忡忡，为了能让钱锺书的身体顶住，她每天都专门坐公交车回家，提着熬好的鸡汤，去医院给他滋补身体。后来，钱锺书不能正常进食时，她便特意把鸡汤混在营养液中。她总是打各种各样的果泥、肉泥以鼻饲的方式喂给他，只为给他补充必要的营养。并且，食物做得极其精细，比如鱼肉的话，她用针一根根把刺剔出来后，才会打成泥；鸡肉的话，她则是将肉筋都一一挑出来的，不然绝不会做成泥。
只是残忍的是，她先于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次的病症更不乐观，在他的膀胱颈上也发现了癌细胞，手术后又出现了肾功能衰竭，紧急抢救后只能在血液透析中维持着生命。他的身体愈发虚弱，慢慢地连话也不能说了。
那是1997年的3月4日，在这之前的几天，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便提出了要见母亲。看着自己心爱的孩子因为病痛被折磨得不成样子，杨绛的心里五味杂陈。
只是，刚出院不多久，老是反复的病情让钱锺书再次住进了医院。这一次一住就是四年之久，直到生命结束。
在最后的时间里，她还曾给杨绛打电话说：“娘，你从前有个女儿，现在她没用了。”
待到钱锺书出院的时候，原本就很瘦小的杨绛走起路来都显得摇摇晃晃，看了让人疼惜不已。那时，女儿阿瑗为了让钱锺书恢复得更快，特意搬过来小住了一段时间。阿瑗总会带来一些外面的新鲜事，讲给他们听，往往会将他们逗得大笑不已。那段时间里，岁月变得久违的美好。
她去世的前一天，杨绛拉着她的手，对她深情地说：“安心睡觉，我和爸爸都祝你睡好。”阿瑗听后就笑了，像花一般。
钱锺书看了很心疼，便让她找别人来替，她却无论如何也不肯，她不放心任何人来照顾钱锺书，只有亲自照顾他，她觉得他才会恢复得快且好。所以，每次当钱锺书提及请人来替她时，她就转移话题。钱锺书深知她的秉性，便只好作罢，再不提这事。
阿瑗火化的时候，杨绛没有去，她照例去了医院照料钱锺书。
1994年，钱锺书住进了医院，检查的结果是膀胱癌，手术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右肾萎缩坏死，便一并切除了。这场大手术让年岁已高的钱锺书元气大伤。为此，杨绛在他手术后的五十多天里一直陪伴在他身旁。有医生和护士看着年迈的她疲惫的样子，便劝慰她回家休息，换其他人照看。然而，她总是面带微笑地说：“锺书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离别太痛了。她实在不忍心面对这样的场面，只在心中默默地送着女儿，愿她好走。在钱瑗充满笑容的遗像旁，摆放着一只精致的花篮，素带上写有两行字：瑗瑗爱女安息！爸爸妈妈痛挽。
为了方便，杨绛专门跟护士学会了如何打针，并亲自给钱锺书打。
阿瑗生前曾说骨灰不用留，但她走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师生们不舍，便恳求杨绛将她的部分骨灰留下。后来，他们将她留下的那部分骨灰葬在了校园内的一棵雪松下。在阿瑗离开差不多一百天的时候，杨绛专门去了那棵雪松旁，安静地坐下来，念了东坡的悼亡词来表达对女儿阿瑗的深切怀念：“从此老母肠断处，明月下，常青树。”
年轻时杨绛身体一直不太好，吃的东西也不多，一直很瘦小，没想到老了之后，却是钱锺书的身体不好，经常感冒。
后来，有人经过，她便默默地离开了。
贰
叁
于垂垂老矣的暮年里，他们更加珍惜牵手的日子。
人生相聚有之，分离亦有之，如同天命早已注定，再怎么悲伤也不得不承受。
杨绛曾为此开玩笑说，他们已经是“红木家具”，看起来结实，实际上是用胶水粘着的，一碰就容易散架，挪不了。
杨绛自然能体会这人生之味，所以在女儿阿瑗去世时，钱锺书病重卧床之际，她以80多岁高龄，怀着丧女之痛，仍坚持着每天去医院探望钱锺书。明明神伤在心，但无一丝一毫外露，还百般劝慰钱锺书，并仍亲自做饭带给他吃，一如既往地用自我的坚强支撑起这个失去爱女的破碎的家。
就这样，他们在一起，于岁月的流转中，转眼间到了暮年。在一起走过的几十年里，他们经历了爱情，也经历了动荡，相扶至今。
她曾如此说过：“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在他们那个温馨的家中，杨绛和钱锺书每个人的作品都有两个固定的读者，阿瑗分别是他们两人的固定读者。一次，阿瑗跟钱锺书聊起他们两人的写作时，一语道破了他们二人的风格，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whisky），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钱锺书听罢，很认同她的看法。事实上，在他的心中，杨绛的散文始终要好于自己，他是从心底里欣赏杨绛的作品。对于外界对杨绛的称赞，他也很骄傲。
事实上，老天眷顾她的情深，确也如此。
钱锺书认为《大笑话》是她写得最好的一篇中篇小说，虽然文章看起来夸张，却十分幽默，讽刺意味极强，描述的是一个由女人们构成的世界：她们的形象虽然光鲜靓丽，却汇聚成了一幅“百丑图”。
她一直不知该如何告诉钱锺书女儿阿瑗已经离开的事情，他还在住院，怕他经受不了这打击。她想不出更周全的计策，便一直隐瞒着这件事，并假装阿瑗很好，每天还依旧当传话员将阿瑗写的文章念给他听。
除了翻译工作，杨绛的小说创作也一直没有停止过。1981年，她开始整理自己的小说作品《倒影集》，旨在把自己比较优秀的作品集中在一起发表，作品以描写20世纪40年代的女性生活故事为主，包括《大笑话》《玉人》《鬼》《事业》，以及最初的《璐璐，不用愁！》，并于次年出版。这些作品都保持着杨绛诙谐、幽默的叙述方式。
大约四个月后，钱锺书的病情比较稳定的时候，她考虑再三才将阿瑗去世的消息告诉他。并且，为了让他不至于过于悲痛，她足足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慢慢地将这件事渗透给他。还好，钱锺书仿佛心中早已经有了预感一般，听后点了点头，没有表现出过度的悲伤。
多年里，她和钱锺书用亲身的经历告诉年轻人，希望大家可以少走弯路，不要放弃最重要的东西，并“现身说法”，让听者们受益匪浅，也让更多的人投身到外语的学习中来。
接下来的一段时日里，他的病情相对比较稳定，杨绛稍稍松了口气。然而，时日不长，他的病情就出现了反复，他开始持续发烧。院方虽然全力想办法，并组织了专家研究处理办法，仍没能控制住他的病情。
1983年，她随着中国社科院代表团出访了西班牙。后来，她和钱锺书都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大使。多年的留学经验以及后来的文学研究、创作工作，使得他们深知，掌握一门外语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她经常鼓励年轻人多学会一门外语。
杨绛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好的征兆，心里有了慌乱之感。果不其然，没多久他留下了最后一句“好好活”的话，便离开了她。
当时，西班牙驻华大使多次邀请她出访西班牙，前后邀请了三次。前两次她都礼貌地拒绝了，到了第三次，她心中有些不忍，便自嘲“赖不掉了”钱锺书还为此打趣她说：“三个大使才请动她！”
最后的时间里，杨绛一直守在他的床前，用家乡话不断地在他耳边和他交流，直到他停止了最后的呼吸。杨绛在他的额头上轻轻地留下了一个吻。
因为这部作品，她也被推举为中国翻译家学会的理事。
这一吻，吻过了他们曾经在一起的万千美好岁月。
杨绛不仅翻译了《堂吉诃德》，而且围绕着整本书发表了一组论文，阐述整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存在意义。
至此，在这世上，他们仨只剩下她一人。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作品，填补了我国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的一个空白。中译本的《堂吉诃德》很快受到了西班牙方面的高度肯定。当年5月，西班牙访华先遣队访华时正赶上北京书店门前排长队购买《堂吉诃德》一书的盛况，这让先遣队印象十分深刻。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时，杨绛因在中国和西班牙文化交流上做出的贡献而应邀参加了国宴。不久，西班牙国王亲自颁奖给她，授予她“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
那是1998年12月19日，作为中国著名作家、文学家的他离开了，追随他最爱的女儿去了。
世间也只有他们这对文坛的“神雕侠侣”可如此“笑傲江湖”了，委实令人艳羡。
“临行”前，他有这样的嘱咐交代给他朝夕相伴了六十多年的妻子杨绛：“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保留骨灰。”低调了一生的他要用最朴素的方式“告别”。
《堂吉诃德》定稿的时候，正值钱锺书的《管锥编》手稿校对工作刚刚结束。于是，钱锺书提议和杨绛交换题签。杨绛当时笑着说：“我的字那么糟，你不怕吃亏吗？”钱锺书则回答道：“留个纪念，好玩儿。”
杨绛按照他的嘱咐，一切从简。
再后来，她经历了下干校的“冷却期”，再看自己之前翻译的稿件，不太满意，于是决定重新翻译。
最后的送行，也只有家人和闻讯赶来的至亲好友。杨绛摘下眼镜，静静地且仔细地看了他最后一次，然后目送着他进入火化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告别，却是真正的生离死别，从此再不能在这世上相见。
接到稿子的那一刻，她激动得不知道如何表达，只是紧紧地抱着它，心想它终于回家了。
当一切结束，疲惫不堪的杨绛回到了住所，现在她要将钱锺书安排的最后一件事做好，那就是好好活。
后来，她恰好遇到了已经成为学习小组组长的组秘书，于是趁着晚上学习的时候，写了张字条给他，请求他帮自己找回稿子。第二天，果不其然，他就将稿子还给了她。
她与钱锺书相爱相守六十三载，互敬互爱地对待彼此，她做了他一辈子的尾巴；他则始终崇拜着她，一辈子未曾改变过。他们用各自的一生，讲述了这世上最“纯净的婚姻”。
不幸中的万幸，后来她被安排打扫厕所，她竟经由这份工作得以找到自己的这部稿件，只是还未来得及拿走就被发现了。结果只好作罢，不过还好，有了个念想，知道这稿子还在。
无怪乎无数文人羡慕他们的爱情，感叹他们不仅有碧桃花下、新月如钩的浪漫，更有着融合了两人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坚守。
之后，她因此接受了多次“教育”，要求她去掉自己脑袋中的“黑思想”，此时，她借此机会向组织申请，能不能暂时把收缴的稿子还回来，好对照着“黑稿子”修正自己的错误思想。组织上答复说：“黑稿子”太多了，一下子找不到了。
于我，更觉他们彼此的深情，是那岁月里的静水流深、生生不息。
后来，她将它交给了小C，一个之前的通信员，经过“改革”成了一个很有地位的人。谁知，他认为《堂吉诃德》是部“黑稿子”，于是径直拿走了，留杨绛一人站在那里愣住了。
钱锺书住院期间，有人带着他的诗集《槐聚诗存》想请他俩签名。因为杨绛不想他被打扰，于是盖章代签，并且特意把钱锺书的名字写在自己的名字前面，一边盖章一边微笑着说：“夫在前，妻在后。”
最后，她抱着这厚厚的稿子挤上了公交车，准备去办公室，将它交给可靠的人保管。她觉得办公室的组秘书还不错，平时对自己也很友好，于是希望他能帮自己这个忙，谁知组秘书表现得很模棱两可，于是她只得作罢。
在钱锺书离世最初的那段时间里，曾有后辈上门去看望她，谁知进门还没说话，就止不住地哭了起来。看到她一人坐在那里，孤孤单单的样子心疼不已，倒是杨绛安抚她起来。
这部作品在经历“破四旧”时还险些丢失。那时，为了安全，杨绛几乎销毁了家中所有带字的东西，却唯独不舍得将翻译了大半的《堂吉诃德》毁掉，毕竟里面凝聚着她两年多的心血。于是，她想了多种办法，想要将它更好地藏起来。
这样的场面更让人神伤心疼，试想，一位88岁高龄的老人在刚刚经历了让人痛不欲生的生离死别后，却还能安慰替她伤心的人，委实不易。
她用的翻译本，也是最贴近作者本意的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马林编著的最权威版本。
之后的日子里，她深居简出，只与钟爱一辈子的书和属于“他们仨”一辈子的回忆相伴。
在西方文学界，《堂吉诃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更准确地翻译这部作品，杨绛从1959年就开始自学西班牙文了，到了1961年才开始正式翻译，到1966年，她翻译完成了整本书的四分之三的内容，因为“文革”中途被迫停滞，直到1967年才全部完成。
她婉拒了许多想上门拜访的人，只安静地在家看书、写字。
被列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之一的《堂吉诃德》，准备被翻译为中文时，编委会的领导林默涵因为之前看过杨绛翻译的作品《吉尔·布拉斯》，便决定由她来翻译这部作品。
她曾写过一篇《隐身衣》的美好散文，文中提到他们夫妻俩最想要的一样法宝便是“隐身衣”，这样就可以“大隐隐于市”，躲开喧哗世界，专心看喜欢的书。
壹
如今，她一人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