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钱锺书走过来凑近她，小声道：“待会儿告诉你一件大事。”然后就跟着杨绛一起上了公交车。在公交车上，他告诉杨绛说组织上要安排他去干校，这个月的11日就得走。杨绛听后，心里一惊，这个变故太突然，她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她原以为会跟钱锺书一起庆祝他的60岁生日，没想到这个愿望泡汤了。
他们不在同一单位，训练的地方也不在一起，不过都在同一食堂吃饭，所以他们俩偶尔可以在食堂外见一面、说说话什么的。11月3日那天，天气奇冷，杨绛正在学校门口等公交车，猛然发现钱锺书在人群中正向自己走来，很匆忙的样子。杨绛心想，应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这次下干校，跟之前的下乡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次不但人得过去，连行李、家当也都要一起搬过去。这就代表着回来的日子遥遥无期了。
1969年，他们一大批知识分子被集中到一起生活。由于他们两个年纪比较大，所以允许他们俩回自己的地方住，但也要按时参加集体的学习和训练。
动荡岁月里的人们都像极了浮萍，生活过得风雨飘摇。
贰
杨绛想不了太多，忙着帮他收拾行李，并连夜帮他赶出了所有二次加工的衣服。因为此次目的就是锻炼和劳动，所以她凑了很多段绸子，用缝纫机连接在一起，做成了一个耐脏的毛毯套子；又把一条裤子容易磨损的地方重新加厚了一下，有横有纵的线交织在一起，十分厚实，钱锺书很喜欢，说像一个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的垫子。
在她看来，这是“颠倒过来”了意想不到的妙处。所以，她在做着这份工作的时候，并不觉得苦。
那时，女儿阿瑗刚结婚不久，嫁给同校的历史系老师王德一。两人有共同的爱好——绘画，又同在学校的美工队里，且都是毕业后留校做的老师。他们志趣相投，情投意合，是天生一对。
不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杨绛并不反感这样一份工作，反而很庆幸，因为收拾厕所有着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可以躲避红卫兵的“造反”；比如，可以销毁“会生麻烦的字纸”；比如，可以“享到向所未识的自由”，摆脱“多礼”的习惯，看见不喜欢的人“干脆呆着脸理都不理”，“甚至瞪着眼睛看人，好像他不是人而是物。决没有谁会责备我目中无人，因为我自己早已不是人了”。
那天，杨绛领着女儿和女婿一起到车站送钱锺书。伴随着火车的远去，杨绛的心似乎被带走了。此次，钱锺书去的地方是罗山县的五七干校，位置偏僻，条件艰苦。彼时，他们二人依然保持着书信的往来。
杨绛回忆说：“小刘告诉我，去污粉、盐酸、墩布等等都可向她领取。小刘是我的新领导，因为那两间女厕属于她的领域。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领导。她尊重自己的下属，好像觉得手下有我，大可自豪。她一眼看出我的工作远胜于她，却丝毫没有忌妒之心，对我非常欣赏。我每次向她索取工作的用具，她一点没有架子，马上就拿给我。”这番极具幽默感的话也只有杨绛才能如此巧妙地说出，听罢让人忍俊不禁。
钱锺书去了干校后，杨绛在北京的日子也不好过，虽然温饱不是问题，但高强度的体力活让她很吃不消。那时，她被分配到挖防空洞的地方，还要把书运进去。这个绝对是大工程，而且还是超强的体力活，而彼时的杨绛已经年纪不小，加之十分瘦小，做起来很吃力。
打扫厕所本是小刘的本职，现在是杨绛的了。杨绛在仔细看过两间污秽不堪的厕所后，于是置备了几件有用的工具，比如小铲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条做了个小拖把，还专门带了些去污粉、肥皂、毛巾、小盆等之类的物件，放在厕所里。没几天，厕所竟一尘不染。后来，翻译家潘家洵的夫人还对杨绛说起：“人家说你收拾的厕所真干净，连水箱的拉链上都不见一丁点儿的灰尘。”
幸运的是，她平时为人和善，且乐善好施，很多人都接受过她的帮助，当她帮助过的人看到她做这项“任务”力不从心时，便过来帮她。她要帮对方织一套毛衣作为报酬，但对方执意不要，说只是不忍看着她一人受苦。后来，她被下放到干校的时候，行李也是所里的年轻人帮忙打包送来。在那个人人“独善其身”的年代里，能得到如此之多的人的帮助真是十分难得的事。
杨绛的工作是打扫厕所，钱锺书的工作则是打扫大院。他们每天不是劳动改造，就是写检查，一切曾经正常的工作都被取消了。
然而，这个时候一件不能承受的悲剧发生了。她的女婿、阿瑗的丈夫王德一被扣上了“过左派”组织者的帽子，并被限制了自由，要挟他交出名单来。这个善良的年轻人曾经对杨绛说过：“我绝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最后，在杨绛被下放干校的前夕，他含冤自杀。
那时的“运动”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文学所的小刘原本是打扫卫生的临时工，现在则肩负起监督文学所全体“牛鬼蛇神”的重任。当时，包括杨绛夫妇、何其芳、俞平伯、陈翔鹤等专家都属她监管。
杨绛还没从女婿离去的悲痛中走出，又一件悲剧发生——妹妹杨必因急性心脏衰竭不幸去世。接着，父母和三姑母的墓也被破坏掉，很多好友也在蒙冤中逝去。
大街上也不安全，人们发现了她奇怪的头发都指指点点；买菜的时候，没有谁愿意卖给她，后来每天都是钱锺书去买菜，她只负责一周出去买一次煤。即使这样，她走在大街上还是会提心吊胆，生怕会有什么事发生。后来，她终于托人买了个蓝布帽子，可是孩子们眼尖，总能认出来，然后伸手去揪她的假发，所以她看到孩子们都躲得远远的。
接二连三发生的这一切不幸，都让杨绛欲哭无泪，倍觉心伤。
坐公交车的时候，杨绛一上车就被售票员看了出来，对着她大喊：“哼！你这黑帮！还想上车？”杨绛又气又恼，辩解说：“我不是黑帮！”乘客们都好奇地看着她，她心里想：“我是什么？牛鬼蛇神、权威、学者，哪个名称都不美，还是不解释为妙。”所以，她忍受着无数异样的眼光，坚持到下车。只是，此后一年之内，她再也不敢坐公交车，上班下班全靠两条腿。
去干校的那天，看着独自前来的女儿阿瑗，她的心头涌起了万般滋味。看着阿瑗形单影只的样子，她心疼得不能自已，于是让阿瑗回去，但阿瑗就是不肯。坐在车里，她只有闭上眼睛，不看窗外女儿孤零零的身影。虽然她不敢再多看一眼，但脑海里还是出现了女儿独自在凌乱的家中收拾房间的样子。于是，她连忙睁开眼睛寻找阿瑗，却没有找到，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泪水流在脸上，心痛得不能自已。可是，又能如何？人的力量如此微小，什么也不能改变。
第二天，她硬着头皮戴着假发出门了。
时隔不久，她见到了钱锺书。此时的钱锺书仿佛变了个人，又黑又瘦，看起来像是遭了不少罪。其实，交给他的差事算是优待了，只需要看看东西，巡巡夜，偶尔做做“信差”，这在当时绝对是清闲的工作。更美好的是，那时他做“信差”要走的路线正好经过杨绛守着的菜地，所以每次都可以和杨绛在田边聚一聚。后来的岁月里，杨绛还将这段时间里的约会记录下来：“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只是，她发现戴上之后真假发之间的区别太大了，假发套不透风，颜色与真发也不一样，但是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有一次，杨绛找到钱锺书控诉，说今天有猫儿给她送礼了，礼物是两只血肉模糊的老鼠，就放在她的床上。回去时，她没有开灯，一手就摸到了，开了灯后，她的魂都被吓得不见了，跟同住的朋友一起拎着床单角才敢倒掉。第二天，天还没亮她就起来了，一桶接一桶地提水来洗床单，都不记得洗了多少遍，只记得床单上的血怎么洗也洗不掉。
钱锺书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结果到头来还是杨绛反过来安慰他，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结果，还真被她想到了办法。几年前女儿阿瑗剪下两条大辫子，杨绛一直用手帕包着留在柜子里。于是，她便找了出来，熬了一夜，自己做了个粗糙的假发套。为此，她还打趣说小时候很羡慕弟弟剃光头，没想到现在算是实现了“半个”愿望。
钱锺书听后安慰她道：“这是吉兆，也许你要离开此处了。死鼠内脏和身躯分成两堆，离也；属者，处也。”知妻莫若夫，一句话就将她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同样被剃了“阴阳头”，一个退休干部，可以躲在家里不出去；另一个中学校长，素来穿干部服、戴干部帽，可以戴着帽子上班。但杨绛不行，她没有帽子，大夏天也不能包头巾，又不能躲在家里不出门。
所谓“既来之，则安之”，虽然各方面条件都不如人意，但她未曾放弃过自己的创作。她根据自己在干校的种种经历，创作了后来脍炙人口的《干校六记》，生动形象地记录了当时的一切。
其实，他们夫妇俩都是陪斗的，却无法避免被整。那个用杨柳枝猛抽她的姑娘，拿着一把锋利的剃发推子，把杨绛和当时旁边的两个老太太的头都剃成了“阴阳头”。当时有一位女士含泪合掌向那个姑娘拜佛似的求饶，终幸免被剃头。这样的举动，杨绛是绝对做不出的，她就由着那个姑娘将自己的头发给剃了。
她的文章风格朴实无华，善于用最平实的语言，掩盖很多残酷的事实，体现了她乐观的一面，就像之前创作喜剧那样，她用她的态度记录着一切。
可是，没想到没过两天，杨绛也遭受了这“待遇”。那是杨绛人生中最不幸的一天。那天，她回家比较晚，一进院就看见大楼前的台阶上站满了人，王大嫂一见到杨绛就偷偷摆手，示意她退出去。可是，她还没来得及回避就被“极左大娘”看见了，喊着她的名字将她喝住。她只好硬着头皮走上了台阶，站在了钱锺书的旁边。
就在那年年底，钱锺书来到田边找杨绛，告诉她有人对他说，北京来电话让一批“老弱病残”先回北京，名单里有他的名字。杨绛听后自然十分高兴，毕竟锺书的身体一直不好，干校的生活条件实在太艰苦，而且他要是回去了还能有人陪着阿瑗，她也能因此有一年一次的探亲机会。
当时，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方式有很多。钱锺书的头发就被剃成了纵横的两道，成了一个“十”字。这也是当时那个时期所谓的“怪头”。这样肯定不好见人，杨绛便想了一个妙招，干脆把钱锺书所有的头发都给剃光。
只是，待到名单公布之时，不知什么缘故，全然找不到“钱锺书”的名字，中途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而之前，钱锺书之所以跟她分享这个喜悦的消息，也是因为自己去邮电所取回确认名单时亲眼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工资没有了，存款也被冻结了，只给一点点生活费，吃的也都被限制了，只允许吃窝头、咸菜和土豆。此外，穿着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了限制。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告一段落，斗争会成了日常，隔三岔五就会有一次，弄得人身心俱疲。
世事无常，在那个时期更是无常。
1966年，杨绛和钱锺书一前一后遭到监管。
罢了，既然如此，还是照常过日子吧。冬天都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如此几番，他们早已经过了几多的大风大浪，这时平静最是难能可贵。
壹
只有经历了暴风骤雨，才会懂得，波澜不惊更是一种超脱。
黑暗
正是因为他们有这种淡然沉静的心态，他们一家人才携手走过了这场黎明前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