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则消息后，杨绛的态度依然是豁然的，她说：“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去想吧。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
不久，《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清华大学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控诉大会的情况，并且特意点了杨绛的名：“×××先生上课专谈恋爱。”
尽管是一番屈辱，于她却是一番好锤炼。这场控诉大会大大地增加了她的韧劲。
贰
像她这样坚忍的知识分子也不多，他们的生之岁月里，坚忍因为屈辱和折磨而过早地萎谢了。比如，他们的好友高崇熙先生。
越是纠结放不下的，越会成为你的心魔。
1988年，杨绛先生专门写了篇《忆高崇熙先生》，字句间我们获悉高崇熙先生不幸离去：高崇熙先生，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任职于化工系，并兼任了当时化工厂厂长一职。这样的一个人，专业素养极高，却不幸被卷入到了这场运动中。
正如一向内省清醒的香港作家李碧华所言，人那么壮大，权位、生死、爱恨、名利却动摇它。权位、生死、爱恨、名利那么壮大，时间却消磨它。——时间最壮大吗？不，是“心”，当心空无一物，它便无边无涯。
那天是一个秋天的周末，天气晴好，钱锺书和杨绛夫妇闲来想要出去走走。杨绛记起高夫人送鲜花来还没去道谢，于是，就和钱锺书一起去了化工厂的高家。高太太进了城，家里只有高崇熙一个人。他正独自坐在家里，对于他们俩的拜访表现得一点也不热情，于犹豫间请他们坐下，斟茶倒水都显得心不在焉。
淡泊是一种可贵的人生态度，不仅可以让人释然，而且会让人获得安慰，更可让人更好地行走于世间。
他们俩觉得坐在那里很尴尬，没一会儿就离开了。回家的路上，他们俩还在纳闷——对于他的态度，他们只觉得不太正常，却不知什么缘由。
还好，没她想象的那么糟糕。虽然有人见了她远远地就躲开了，但还是有人过来跟她打招呼，尽管话说的不多，但这于她是最大的欣慰了。
未曾想，第二天他们收到了一个噩耗，高崇熙服用氰化钾自杀了。听到这个消息时，杨绛自责得不得了，她说：“只恨我们糊涂，没有及时了解。”
第二天早上，她专门挑了件鲜艳的衣服，精心梳洗打扮了一番，光鲜地出了家门。换作他人，前一天当着众多人的面被“控诉”成罪人，第二天肯定躲在家里不出门了。然而，她非但不如此做，还专门挑了人多、嘴杂的校内菜市场去逛。她要看一看旁人是如何对待她的。
可是，了解了又如何？即便劝慰了又如何？或许也只是一时的想开，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坚强坚忍。
如此想了之后，也就释然了。
更何况，在那个时代里，接二连三的不幸，使得生命一下子变得脆弱不堪，再不能承受这生命之重。
当天，她于愰惚中独自回到家。此时钱锺书和女儿都不在家，女佣也早已熟睡。对于今天发生的一切，没有人可以诉说，也没有人能给自己安慰，在暗夜里她只能自我安慰道：“假如我是一个娇嫩的女人，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我只好关门上吊啊！季布壮士，受辱而不羞，因为‘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我并没有这等大志。我只是火气旺盛，像个鼓鼓的皮球，没法按下凹处来承受这份侮辱，心上也感不到丝毫惭愧。”
不久，高校范围内的大调整开始了，杨绛和钱锺书被安排在了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变成了研究员，住所也从清华园迁到了中关园。乐观如他们二人，特意给新家起了一个雅致的名字——“容安室”。
在那样一种环境下，能有人如此理解自己，杨绛感激不尽，于是刻意地谨慎地和他走远点，再走远点，她怕会因此累及他。
尽管时世动乱，杨绛却始终没有中断自己的翻译事业，在间隙里翻译的一些作品也受到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比如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就获得了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的称赞。
吴达元立即说：“我想你不会。”是的，他心里清楚，像杨绛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老师，是绝对不会说出如此水准的话的。
1958年，“拔白旗”运动开始。在当时“大跃进”的过程中，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并对其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这种做法，被称为“拔白旗、插红旗”。
她回答道：“你想吧，我会吗？”
不久，反“右”运动也开始了，周围的很多朋友落难了，他们夫妇小心处事，谨慎地生活着，但也在1958年时被扣上了“右”的“帽子”，其文章则被称为资本主义的“毒瘤”，成了不可不拔的“大白旗”。在批评会上，他们两人沉默不语，好在平时二人行事低调、为人随和，对他们的批评相对来说也比较轻。
还没来得及思索什么，外文系系主任吴达元忽然出现在她跟前，悄悄地问她道：“你真的说了那种话吗？”
那年10月的时候，文学所要分批派人到乡下去改造。
后面接着是对别人的控诉会，控诉完后，人们陆续散去，留下一大串讨论声。杨绛也随着人流缓缓走出礼堂，心似被掏空了般难受。
杨绛本来可以不去，当时有规定，45岁以上的女同志可以免于下乡，更何况她还身体不太好。然而她因担心家中的一老一小，怕不去影响不好，被人借题发挥，所以她在第一时间去了乡下。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杨绛最初是惊讶的，不久，她就波澜不惊，不闻不问这事，木然地坐在那里。
下乡的地方，在北京附近的郊区，不算远，一起去的还有二十多个人。尽管来之前，她设想了种种困难，但是真正到了这里，才发现困难一个接一个地难以应付。对于这段过往，她在后来的文字里有记录，并称之为“过五关”：
控诉的内容竟然是：杨绛先生上课不讲工人，全讲恋爱如何；教导她们，恋爱就应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见了恋人更应脸发白、腿发软；更不可思议的是教导她们即便结了婚又如何，也应当谈恋爱。
第一关，是“劳动关”。虽然她不是生在什么特别殷实的家庭中，但是农活确实没做过，而且她年岁已大，没有太多力气，所以只能挑些她能做的，比如砸玉米。
检讨获得了好评，本以为控诉会也会一次通过，谁知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站出来歇斯底里地控诉杨绛。杨绛从没有见过这个控诉自己的女学生，她也不是自己班上的学生，可是她却声嘶力竭地控诉杨绛。
第二关，是“居住关”。她之前好奇土屋茅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来到这里才算见识了。第一天住的是一间空屋的冷炕，后又到缝纫室的竹榻上，很小，翻身都会掉下来，最后住的是当地的托儿所，四个人挤在一起，这些经历都是她未曾料想到的。
当时的思想改造包括三个阶段，即思想动员阶段、酝酿讨论阶段、声讨控诉阶段，其中最让人纠结、难以忍受的是酝酿讨论阶段。杨绛就参与过几次这样的“酝酿会”，也“被参加”过。参加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思想陷入一种“困境”之中，毕竟很多人都是曾经很好的同事和朋友，让每个人都参与斗争，极为残酷。对于“被参加”，她倒是极为淡然，多年来的“与世无争”，使她一直是个“散工”，平时追求的也不过是贤妻良母，对任何人都无害，所以对她，讨论的问题也就相对简单，可谓一次通过。
第三关，是“饮食关”。平时她胃口小，吃不了什么东西。这里早晚吃稀粥，穿插的是玉米面窝头，让她根本吃不饱，并且还难消化。所以，她做梦都是吃好吃的，醒来之后，是黄粱一梦的惆怅。
作为知识分子的杨绛和钱锺书夫妇，也难免被牵连进来，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第四关，是“方便关”。这关对她来说也最难过，农村的厕所都十分简单，缸上搭个板子就是了。这还不“致命”，最要命的是不方便，要跑出去。一次，她吃绿豆粉面条，半夜闹肚子，便壮着胆子跑出去，结果大门还锁了，她又急又怕，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之前家中养的猫咪，她便找了个地方挖了个坑，畅快后再填上，并在上面撒了些落叶，然后才灰溜溜地回到床上。
当初人们对于需要改造和批判的事情界定混淆，导致了一些本不该被反对的东西被拽入进来，出现了一些比较“左”的方式。然而，对于这种“左”还一再任之，不做任何改正。并且，在知识分子们还不十分理解“三反”运动目的是什么时，他们就莫名地变成了需要被“批判”的对象。
第五关，是“卫生关”。干净了半辈子的她，那段时间算是体会到了水资源的宝贵，洗手洗脸都舍不得用，吃饭也只用手背一抹就算可以了。
一位70岁的老人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不得不让人由衷佩服，但杨绛却用她的家乡谚语回答：“那叫作‘猪头肉，三不精’！”
下乡生活，苦是苦，关多是多，杨绛却不觉得苦和难以战胜。因为她有自己特有的慰藉，那就是钱锺书的来信。像过往的谈恋爱时期，他的信每天都有，用规矩的小楷记录着所思所想所行。杨绛将这些来信视如珍宝，读完后将它们一一贴身带着，想起来的时候再拿出来读一遍，然后再很规整地折好放起来，所以她口袋总是鼓鼓的。虽然信中的内容没有什么不妥，但经过一些世事，她心有余悸，她不太放心将它们放在别处，除了自己身上。
是的，虽说这是一本小说，但里面没有任何真人真事的影子，更没有杨绛本人的影子，然而营造出来的气氛流露出来的却是“完全真实的”。“正应了作家舒展跟她开玩笑的那句话：‘怪不得夏公（夏衍）要捧您，因为您是文艺领域各种样式的大票友，文、武、昆、乱不挡，生、旦、净、末满来！’”
只是，时日久了，衣袋实在装不下了，她只好抽出信藏在提包里。然而，身上是轻了，心上却重了，最后只得硬着心肠把信付之一炬了。
18万字的《洗澡》是杨绛唯一的长篇小说，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并说她：“运用对话，与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妙……《洗澡》中的人物，都是‘儒林’中人。不过最好的一段，许彦成、杜丽琳和姚宓的三角故事，却是吴敬梓写不出来的。”
他们的爱情委实令人羡慕，他们总是懂得如何在生活中“苦中作乐”。因为彼此在一起的力量，他们也更懂得命运带给他们的诸多苦难不是为了让他们对人生失望，而是要将他们打磨得更加坚强，让他们更坚忍地去迎接美好的生活。
杨绛的代表作《洗澡》，记录的正是这个时期发生的一些事以及她心海翻滚的一些想法。彼时，全国上下都处于“三反”运动中，而所谓的“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被大家称为“脱裤子”“割尾巴”。对于知识分子们而言，这个“脱裤子”实在难以启齿，于是纷纷将其戏称为“洗澡”。
人生在世，“一帆风顺”也不过是个美好的祝福，磨难在所难免，最重要的是如何保持坚忍，蹚过世间的黑暗，走向黎明，如同杨绛这般。
这场运动，当时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参与其中，他们成了最早改造的一批。
真正的平静，来自内心。若是一颗躁动的心，无论幽居于深山，还是隐没在古刹，都无法真正获得安静。在岁月的风华里，心不能是招摇的枝丫，而应是静默的根系，深埋于地下，不为尘世的一切所动，只求自身的简单和丰盈。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后，大学进入一轮学习《毛泽东选集》的高潮中。当时，各地高校率先在教师中间开展思想改造，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诚如杨绛。从1911年2016年，这位105岁的名门闺秀、文学大师，经历无数世事变迁，却依然保持着从容淡定，百年岁月风尘亦难掩她的风华。如此的她，更是给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以一种温润的慰藉，让我们心生活着真有希望、活着真美好的喟叹。
杨绛和钱锺书的生活没过多久就迎来了一场祸端。
她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这世间，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丰盈静好，尤其在那个多变的时代。
她就这样行走于人间，一路温暖，一路微笑，一路获取感动。在生命的坎坷和摇曳中，在浮华的岁月和寂静的流年里，始终保持着应有的沉静和稳妥。
壹
她用她的一生诠释了八个字：人淡如菊，安之若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