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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人

她不是不懂,是不想也不愿碰“政治”的是非,她只想安安静静做钱锺书贤惠的妻子。

行走于世间,杨绛生平唯一一次做的“行政干部”,便是老校长王季玉力邀下的那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她素来自谦“我不懂政治”,然而她却是东吴大学政治系毕业的高才生。

事实上,她确实做得特别好。

1945年的某一天,日本人突然上门,却在她的泰然周旋下败兴而归,因为她早已第一时间将钱锺书的手稿藏好了。解放后,她还带着钱锺书主动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来打消曾经因钱锺书写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的隔阂。另外,她家的猫咪和林徽因家的猫咪打架,钱锺书欲拿起棍子为自家猫咪助威,她连忙劝止说:“林的猫是她们家‘爱的焦点’,打猫得看主人面。”

他们的爱情,经得起风花雪月,也耐得住柴米油盐。

正因如此,她的贤良淑德、沉稳周到,成了痴气十足的钱锺书在社交上的润滑剂。

是啊,像钱锺书这样的痴人、“愚人”,幸亏有杨绛这样的贤妻,才能从容走过那些艰难的岁月;而杨绛也因有钱锺书这样的爱人,生活中平添了更多的乐趣。

在钱锺书写《围城》的那些日子里,她更成了钱锺书最好的读者。

就连他的母亲也曾感慨地说她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每天晚上,他都把写好的稿子第一时间给她看,并且急切地看她会有怎样的反应。见她笑,他也笑;见她大笑,他也大笑。他们不必说明为什么笑,因为彼此早就心照不宣。对他来说,这样体己知己的爱人是世上最好的爱人。

后来,他那部惊艳世人的《围城》成功问世,征服了无数读者。他的名字举世皆知。然而,他深知这用时两年之多的作品里有杨绛太多的付出,于是在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对于陪伴在侧的爱人,他心生了无数的浪漫,并用文字送给她。比如,他在1959年就曾写过这样一段缠绵悱恻的诗:“弄翰然脂咏玉台,青编粉指更勤开。偏生怪我耽书癖,忘却身为女秀才。”言下之意,自己的笨拙让杨绛受累了,自己不会干家务琐事,只是个会读书的书呆子,由此耽误了杨绛许多读书写作时间,导致杨绛的创作大为减少,几乎“忘却身为女秀才”。

在创作《围城》时,他对杨绛的爱时刻流露于字里行间,在故事情节中融入了他跟杨绛一起经历过的种种。比如,在书中描写的苏小姐结婚的场景,就有他和杨绛结婚时的影子,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新郎,便是他结婚那天的样貌。

对杨绛为他、为这个家的付出,他的心里是一直明了的,因此心怀感恩和感动。他在出版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时,在自留的样书上为她写下了那句无与匹敌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杨绛和钱锺书是一千万人之中少有的幸运。

在他的心中,她始终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在这一生一世里,最懂他的,始终是她。

香港作家李碧华曾说过:“大概一千万人之中,才有一双梁祝,才可以化蝶。其他的只化为蛾、蟑螂、蚊子、苍蝇、金龟子……就是化不成蝶,并无想象中的美丽。”相爱容易,相处最难,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在他的小说《围城》被搬上荧屏时,有她写在每集片头上的那段著名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表露的是她对他的作品的深刻理解。

如此情深似海的两个人,做到了夫妻间最难做到的“爱之收支平衡”。俗世男女间,最好的爱情,莫过于此。

对于杨绛做出的这一概括和解析,钱锺书深以为然,甚觉“实获我心”。

多年来,他还负责她的早餐,只因她习惯晚睡晚起。

对他的作品最了解的人,永远是他的夫人杨绛。后来,这两句话作为旁白,成了《围城》这部剧的灵魂。

世间女子若能得此一人为夫,是莫大的幸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当时很多爱国知识分子都收到过国民党抛过来的邀约。钱锺书和杨绛在文化界赫赫有名,自然也在其中。然而,他们对此都断然拒绝,不仅仅因为他们拥护共产党,而且也因为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从小生活的故土,这里于他们而言是根,即使枝蔓丛生,根也无法割舍。

那时,杨绛为了节省开支,决定自己上街去买菜。钱锺书深知杨绛爱面子,大家闺秀第一次挎着个菜篮子必然会有些难为情,于是,他便体贴地陪着她同去菜市场买菜。因为辞了家佣,全家的家务都得杨绛一个人做,他怕她太劳累,因而常常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尽管洗得一塌糊涂,还得统统重洗,然而他这种举动最是体己贴心。

后来,他们还收到过很多次邀请,尤其是钱锺书,台湾大学聘他做教授,香港大学请他做文学院院长,英国也发来邀请,想聘他做高级讲师,他都一一婉拒了。

杨绛的付出绝非打水漂。钱锺书虽然在生活上“拙笨”,然而却是最深情的知心爱人。他始终细心地呵护着杨绛,知她辛劳,知她冷暖,知她情绪翻滚。所以,他总可以给予她回报,情意绵绵的回报。

许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他们如此坚持要留在一个满目疮痍、战争阴霾还未全然散去的地方?

后来,她写文记下了这些时刻:“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锺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答案或许只能从杨绛与人讨论人生选择的意义中寻找。她说,在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曾许诺钱锺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这是一个很多人都梦寐以求的职位。但是,钱锺书一口拒绝,他解释说:“那是胡萝卜。”他不愿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愿受“大棒”的驱使。

作为在开明家庭和教育中长大的“新女性”,杨绛所说的全是夫妻相处之道里的金玉良言。她一生践行的也是世人最艳羡的“爱之相悦的付出”。比如,在事业上,当她成名之时,钱锺书尚默默无闻;当钱锺书提出想写一部著作时,她无限支持,甘做“灶下婢”,吃了无数苦不但不觉得苦,反而还觉得自豪。

对于自己脚下的土地,他们爱得太深沉,钱锺书借用柳永的诗句来诠释,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抗战时期在上海,生活艰难,从大小姐到老妈子,对我来说,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觉委屈。为什么?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是的,祖国便是他们舍不得的“伊”。

我由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媳妇”,从旧俗,行旧礼,一点没有“下嫁”的感觉。叩拜不过跪一下,礼节而已,和鞠躬没多大分别。如果男女双方计较这类细节,那么,趁早打听清楚彼此的家庭状况,不合适不要结婚。

后来,曾有人问他们,经历了那么多苦难,有没有后悔当初没有选择离开?杨绛是如此回答的:“没有什么后悔的,人活着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

她曾有文如此写道:

他们不愧为一对志同道合的夫妻,从文学、爱好,到夫妻之道,到事业共识,都是如此相同。

这也是他们能在婚姻里幸福长久的秘诀。在婚姻的“围城”里,他们的爱情是世人最为羡慕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彼此尊重,爱屋及乌”。

杨绛也曾写文阐述他们之间的志同道合:“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锺书说他‘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点和我志趣相同。我成名比钱锺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所以,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不仅赞成,还很高兴。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我辞掉女佣,做‘灶下婢’是心甘情愿的。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使我很自豪。”

婚姻里的杨绛善良体贴,她担当的妻子角色,是钱锺书最难得的“贤内助”。

诗人辛笛曾说钱锺书有“誉妻癖”,确实如此,钱锺书始终欣赏她,而她也始终视他为唯一。

他们一生都是彼此内外兼修的知心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