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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谈五 笑对浮生跋涉人间,

随后,陈麟瑞将这个剧本转交到了李健吾的手里。没几天,李健吾来电话说,《称心如意》立刻就排演,将由黄佐临亲自导演,自己也会登场。

如果换作其他人听了这话,难免会气馁,会放弃。但杨绛不同,她在认真地听取了陈麟瑞的建议后,很用心地做了调整,拆成了四幕剧。之后再交给陈麟瑞看,换来的是陈麟瑞欣喜不已的认可:“这回行了。”

听到这个消息,杨绛喜出望外,不知今夕何夕,也不知自己身处何地了。

《称心如意》是她最早创作的戏剧。完稿后,她立即先送给了陈麟瑞,请他“指导”。陈麟瑞确实是个难得的好指导员,看后直率地指出其不足:“你这个剧本,做独幕剧太长,做多幕剧呢,又太短,内容不足,得改写。”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排练,杨绛的第一部话剧作品《称心如意》于1943年春天正式公演。

起初,杨绛觉得自己缺乏经验,连看话剧的次数也有限。然而,受到多次鼓励后,她不由得动了心,决定试一试。她素来执行力强,说创作就创作起来了。

杨绛功底深厚,才情里有香气,一出手就不凡,初出茅庐,一鸣惊人。《称心如意》一上演,就引来了阵阵喝彩声。

这样具有画面感的讲述,绝非一般学识的人能为之,具有如此才思的人必可以创作出好剧本来。

最佳的喜剧是“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杨绛写的这幕含泪的喜剧便是如此。

席间,陈麟瑞介绍说,这种吃法是蒙古人的正宗吃法,十分具有民族特色。此话引起了杨绛的兴致,她便将书里曾看过的相关内容分享给大家听。陈麟瑞听着杨绛绘声绘色的讲述,竟然有了亲临其境的感觉,于是忍不住说道:“何不也来一个剧本?”

在此之前,她一直用“季康”这个名字。戏剧正式公演之前,李健吾让她临时起个笔名来印刷在宣传片上。于是,鉴于之前总有人把“季康”两字读成“绛”,她便将“绛”拿来用,于是便有了“杨绛”这个名字。

1942年的一天晚上,陈麟瑞请杨绛夫妇和李健吾一起吃烤羊肉,来庆祝他改编的剧作《晚宴》上映。这家经营烤羊肉的饭馆很特别,众人须围着一盆柴火,将羊肉放在柴上烤,火苗蹿动中,要拿两尺多长的大筷子才能把肉夹上来。几个好友在这别有一番风味的吃法中,十分开心。

这个名字和她的才情跟随了她一生,后来大家都称呼她为“杨绛”。

当时的文化界把抗日救亡运动的重心放在了戏剧上,并且专门组织了职业剧团,来开展业余戏剧运动。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陈麟瑞,长期从事戏剧创作,曾发表过许多优秀的戏剧作品。同时,他在戏剧界也很活跃,曾经和文艺界、戏剧界的著名人士黄佐临夫妇、柯灵、李健吾等人还先后主持了“上海职业剧团”“苦干剧团”等工作。

彼时,话剧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娱乐。

复旦大学教授赵景琛曾对杨绛的才情予以盛赞:“她那第一个剧本《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李健吾也上台演老翁,林彬演小孤女,我曾去看过,觉得此剧刻画世故人情入微,非女性写不出,而又写得那样细腻周至,不禁大为称赞。”

当时,振华分校在上海全部沦陷之后被迫解散了。为了让手中有份事情干,也顺便贴补家用,杨绛当起了家庭教师,同时又在一所小学代课,工作不像过往那般忙碌,业余时间她开始创作起话剧来。

得到大家的认同后,杨绛一鼓作气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其中,《弄真成假》成为她的又一喜剧代表作,上演后,成了中国话剧界的经典作品。

因为一直没有工作,老丈人杨荫杭将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钟点授课让给了他,以此来让他赚些钱维持生活。学识渊博的钱锺书,工作能力出色,很快就被学校正式聘为教授。也就在这所学校里,钱锺书与同事陈麟瑞成了好友。两家住得近,自然而然地也走得很近。在频繁的往来里,杨绛的剧本创作受到了陈麟瑞很大的启发和影响。事实上,也正是由于陈麟瑞的鼓励,杨绛才开始了戏剧创作。

《弄真成假》完成于1943年10月。杨绛凭借她特有的敏锐力和高超的艺术才情,再现了20世纪40年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社会风貌,刻画了浮华世界里周大璋这一令人爱恨交加的形象。

这样也好。动荡岁月里,与妻儿厮守也是一件令人喜悦的事。

男主人公周大璋仪表堂堂,因出身贫寒而寄居在亲戚家的小阁楼里。为摆脱困境,他日夜幻想能娶地产商张祥甫家的女儿,这样就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陪嫁,从此踏入上流社会。为了达到目的,他抛弃了情人张燕华。而张燕华就是张祥甫的亲侄女,从小就寄养在他家。多年寄人篱下的经历,也促使她拼命改变自己,想通过嫁给一直自诩官宦子弟的周大璋的手段来实现目标。谁知,离开了张家却住进了周大璋寄居的小阁楼。最后,因为这样彼此寄人篱下的境遇,他和她“弄真成假”。结果,谁都没有梦想成真,全是弄巧成拙,真正应了那句“人生需要揭穿”。

此次回来,钱锺书只打算过个暑假。因为他已获悉清华决定再次聘请他回校,所以他辞去了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职务,为回西南联大做准备。只是,一等再等,清华那边竟杳无音信,不知原来这消息是否是空穴来风。到了年底,日军偷袭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部沦陷,他再想离开也没办法了。

这部剧虽然讲述了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故事,却可以让人笑过之后产生一种自己就生活在这样“一场戏”中的感受。

钱锺书回来之后,阿瑗竟然淘气起来,常常和爸爸没大没小地玩闹,简直变了个样。她向来乖巧,虽然有人疼她、教她、管她,却未曾有一个可以跟她一起淘气玩耍的玩伴。钱锺书回来后,给了她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

该剧一上演,就获得了比《称心如意》更好的反响。彼时,各大报纸都争先刊登相关的评论,就连演员也都以出演杨绛的戏剧为傲。许许多多戏剧界的同仁,更联名写了封感谢信给她。的确,她的创作改变了戏剧界过往多为翻改外国作品的境况。

对于阿瑗说出的这句话,杨绛惊奇不已,一生里都记得女儿说的这句话。毕竟血浓于水,钱锺书不知在她耳边悄悄地说了句什么,阿瑗竟立即和他友好起来。之后,他们成了最好的“哥们儿”,杨绛却只能“退居二线”了。

当年,李健吾先生如此评价道:“假如中国有喜剧,真的风俗喜剧,从现代生活提炼的道地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我坚持地说,在现代中国的文学里面,《弄真成假》将是第二道纪程碑。有人一定嫌我过甚其词,我们不妨过些年头来看,是否我的偏见具有正确的预感。第一道纪程碑属诸丁西林,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弄真成假》的作者杨绛女士。”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

当年,《弄真成假》上映期间,杨荫杭还带着几个女儿一同去观看了这部戏,亲临现场才知是如此受欢迎,于是忍不住问杨绛:“全是你编的?”杨绛笑着点点头,回答:“全是。”那时,父亲骄傲至极。

他只得尴尬地笑着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这部剧的影响非常深远,到2007年杨绛96岁高龄那年,《弄真成假》还被再次搬上了话剧舞台。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这是要赶爸爸走。

后来的《风絮》,则是杨绛创作的唯一悲剧作品。这部剧作讲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专注于社会改革,于是带着妻子到乡下去,不料锒铛入狱,妻子与友人一起挽救他。谁知出狱后,他却发现妻子早在他服刑的一年中移情别恋,而这个别人不是外人,正是和他的妻子一起营救他的友人。友人本着朋友妻不可欺的道德,并没有接受妻子的追求,而是始终压抑着自己的感情,一再婉拒。男主人公没有屈服于恶势力,却经受不起爱妻情变的打击,留下遗书欲沉潭自尽。友人见到遗书,以为男主人公已殁,便与友妻拥抱在一起。然而,友妻认为是自己杀了丈夫而毫无如愿以偿的欢愉。谁知,这时从潭边回头的男主人公追到两人面前,声称要和妻子同归于尽,不然就枪杀友人,然后与妻子重归于好。戏到这里,妻子却突然夺过手枪,朝自己连击数弹,倒地身亡。见此,男主人公失声痛哭起来,友人则呆若木鸡。随着帷幕徐徐落下,一幕悲剧就此收尾。

转眼到了1941年夏天,钱锺书总算经由陆路改乘轮船辗转回到上海。一路颠簸,他已面目黝黑,头发极长,穿一件样式很土的粗糙夏布长衫。见到阿瑗时,阿瑗对许久没见过的他有了戒备之心。即便他为女儿特意准备了一把外国椅子作为礼物,阿瑗仍警惕地看着他。在女儿的眼中,他已经全然是个陌生人。终于,在晚饭时刻,阿瑗对他说话了。

这部让人神伤不已的悲剧,讲述的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爱情。纠葛的情感,深不可测的爱之心意,增加了无穷的色彩,揭示着人在爱情中的渺小和无能为力。诚如剧中人哀叹的,谁知道天是怎么安排的,一生太短,又不能起个稿子,再修改一遍。

令他们祖孙二人喜悦的是,钱锺书因故没能回成家,母女二人搬出去住了一个月,就把房子退了重新回到了外公家。

这也是杨绛将剧命名为“风絮”的原因,在对人生的深刻探索中,暗寓着一个道理:人的一生始终如飘在风中的一片风絮。

阿瑗随母亲搬出外公家时,外公十分不舍地挨在阿瑗身边说:“搬出去,没有外公疼了。”阿瑗听了大哭起来,大滴大滴的泪珠不停地滚落,把外公的麻纱裤的膝盖全都浸湿了。从未在人前落过泪的外公,也被她弄得落了泪。

对于《风絮》,早在1946年6月12日《文汇报》就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风絮》是杨绛女士第一次在悲剧方面的尝试。这里的成就犹如她以往在喜剧方面,同样是超特的。”

之前,父亲钱基博曾和钱锺书约定在蓝田教书一年后同回上海,可是一年后他却不想回上海了。于是,钱锺书便和徐燕谋结伴同行回上海,谁知路途不通,走到半路不得已又折回蓝田。

不过,杨绛的戏剧成果还是首推《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这两部喜剧,它们在当时的剧坛上引起的反响无比巨大,受到的追捧也最多,戏剧界大咖如夏衍、柯灵、李健吾、陈麟瑞、黄佐临等人都给予了至高的评价。

杨绛觉得家里挤,便在拉斐德路弄堂里租得一间房来等钱锺书来沪。

后来,杨绛在其《喜剧二种》的《重版后记》中如此写道:“剧本缺乏斗争意义,不过是一个学徒的习作而已——虽然是认真的习作。”她还表示:“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时候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1940年秋末,杨绛的弟弟从维也纳医科大学毕业回国。此前钱锺书曾来信说,他暑假将回上海。

虽然杨绛极为谦虚,但当时的剧坛前辈夏衍曾如此坦言,“人们都喜欢捧钱锺书,我却要捧杨绛”,他1945年从重庆回到上海,看到杨绛的剧本,深感耳目一新。

她的才情举世公认,已无须我们再做任何评价。

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