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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里

其中,《阴》就是一篇至为优美的散文,字字句句尽显功底,素淡中见意蕴悠远,落笔虽淡却见动情,且看她笔下的气象万千:

在巴黎的那些日子里,杨绛一直没有荒废自己的写作,写出了很多优美的文章。

一棵浓密的树,站在太阳里,像一个深沉的人;面上耀着光,像一脸的高兴,风一吹,叶子一浮动,真像个轻快的笑脸;可是叶子下面,一层暗一层,绿沉沉地郁成了宁静,像在沉思,带些忧郁,带些恬适。松柏的阴最深最密,不过没有梧桐树胡桃树的阴广大。疏疏的杨柳,筛下个疏疏的影子,阴很浅。几茎小草,映着太阳,草上的光和漏下地的光闪耀着,地下是错杂的影子,光和影之间那一点儿绿意,是似有若无的阴。

由景及人,丝丝入扣,似写意,又似工笔,足见杨绛出手不凡,她的文学成就已然起步,且起点不低。

在这样的时光里,他们的生活全是喜悦与美好。

不过,生活和学业的丰盈却愈发地让人思乡情切。

杨绛曾仔细看过阿瑗的小手小脚,粉嫩嫩的,胖乎乎的。阿瑗更多的是像爸爸,连手脚的骨骼都很像。钱锺书对女儿喜欢得不能自禁,经常看看这里、亲亲那里,总觉得爱不够的样子,而且经常去闻闻她的小脚丫,然后装出恶心要吐的样子。

她虽然经常给家人写信,也会收到家里的回信,然而,千里迢迢,一来一回,路途上耽误的时间过长,往往收到信时,去信已寄去好些日子了。久而久之,回信已无法安慰她在异国他乡的灵魂,而且在她生完阿瑗不久,这回信就莫名中断了,好久都没有家里的消息。

那时,阿瑗吃得胖嘟嘟的,小身体十分结实,用杨绛的话来形容,“很快地从一个小动物长成一个小人儿”。

后来,他们俩才在报纸上看到国内许多地方都沦陷了,包括他们的家乡。杨绛开始担心起来,不知道故乡的亲人有没有遭遇危险,加之苦苦联系不上,她开始慌乱起来。还好,没多久她终于收到了三姐的来信。三姐的信中说,父亲已经带着家人来到了安全的上海,让她安心读书。

其实,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眼中的珍珠、手中的宝贝。无论对孩子多么呵护,都觉得不够。

杨绛和钱锺书带着孩子迁居法国后,大姐也来过几次信。不过,杨绛总觉得缺少了一个声音,怎么妈妈不说话了?过了年,大姐才告诉她:妈妈已于去年11月间逃难时去世。

女儿明明如此乖巧,钱锺书却曾经在写给朋友司徒亚的信上形容女儿顽劣,这实则是钱锺书对女儿溺爱的夸张。杨绛曾为此说过:“其实女儿很乖。我们看书,她安安静静自己一人画书玩。有时对门太太来抱她过去玩。我们买了推车,每天推她出去。她最早能说的话是‘外外’,要求到外边去。”

得知母亲去世,杨绛不胜悲痛,她曾在回忆的文字里表达过:“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得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锺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锺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我自己才做了半年妈妈,就失去了自己的妈妈。常言‘女儿做母亲,便是报娘恩’。我虽然尝到做母亲的艰辛,却没有报得娘恩。”

想来,看书这件事或许有遗传。他们日渐长大的女儿阿瑗刚刚能坐稳当,就像大人一样拿着一本硕大的书,学着他们的样子,一面看书一面在书上画。

而父亲在母亲去世之后,再没有给杨绛来过信,这更让远在他乡的杨绛因过于担心父亲而寝食难安。

对于杨绛,也是如此,留学法国巴黎的这一年,使她更深入地了解了欧洲各国的文化习俗、风土人情和语言特性,更为她掌握的多种欧洲语言提供了实地考察、运用和体味的便利条件。

那是个乱世。在战事的纷乱中,钱锺书一家也没有幸免,于颠沛流离中辗转多地,最后躲在亲戚家,才算暂时逃过一劫。

在巴黎的这一年,钱锺书获益良多。他下功夫扎扎实实地读书,从15世纪的诗人维容开始读起,到18世纪、19世纪的名家,一个个地读。从法文到德文、中文、英文、意大利文。可以说,这一年是钱锺书最恣意读书的一年。当初,他们同到法国,一起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时,他的生字比杨绛多,但一年之后,他的法文水平则远远超过了她。可见,这一年对于他的一生多么重要。

几番思量后,杨绛和钱锺书决定带着孩子回国。

白天除了上课外,他们经常会结伴出去到咖啡馆小坐一会儿。他们注意从社会中学习语言和汲取知识,有时他们还会一起逛逛旧书肆。到了晚上,则多数是回到公寓,像过往一般发愤读书,不亦乐乎。

原本,他们可以多待一些时日,他们也很喜欢巴黎的氛围。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层层笼罩,加上日军的侵略,致使国难当头。在祖国的召唤下,他们便决定摒弃这里的一切,收拾行囊准备回国了。

在巴黎的生活,对于他们夫妇二人而言可谓自由自在。钱锺书很快通过了牛津的论文考试,如释重负之余,他觉得为一个学位赔掉那么多时间,很不值得。于是,他不再想花更多的时间在攻读这“有用”的什么学位上,而是将精力逐步用在“无用”的文学知识上,渐渐地,他这种思维也影响了杨绛。因此,他们虽然继续在巴黎大学交费入学,却只按着自定的课程来读书。

最后,他们中断了学业,匆匆踏上了归国之途。

租住的公寓里,正好有个邻居的太太很闲,当公务员的丈夫早出晚归,他们也没有孩子,杨绛便常常把阿瑗抱过去玩。有那位太太帮忙带看,杨绛省了不少精力出来。阿瑗也喜欢让邻居太太带,不哭不闹,相处得很融洽。很多时候,他们都有课或者忙不开的时候,那位太太就帮忙带着阿瑗,帮了他们不少忙。杨绛付了些报酬给她,以示感谢。

杨绛在《我们仨》中曾经如此写道:“我们为国为家,都十分焦虑。奖学金还能延期一年,我们都急要回国了。当时巴黎已受战事影响,回国的船票很难买。我们辗转由里昂大学为我们买得船票,坐三等舱回国。那是一九三八年的八月间。”

为了能有更多时间学习,他们本来想可以像当时许多有孩子的家庭那样,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去照看。不过杨绛向一个朋友打听后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小朋友送到那里要很规矩地生活,包括吃饭、喝水、睡觉等一系列的日常活动都要按照规矩来。杨绛觉得让孩子如此生活太令人心疼,也太舍不得,于是还是决定把孩子带在身边。

钱锺书则赋诗一首《哀望》,以此表达他们此时此刻的心境:

巴黎的生活比牛津的生活有意思多了,当时的华人很多都在巴黎市区活动,在大学或者公寓附近总会遇到华人,甚至是相熟的人。当时,他们新认识了许多朋友,大家经常往来,彼此像亲人一般相互照应着,生活在异乡的相思之苦就少了许多。

白骨堆山满白城,

他们租住的公寓的主人叫咖淑夫人,是一位退休的邮务员。退休后,她用退休金买下一幢房子用来出租,并且兼供部分房客的一日三餐。她的手艺很好,做菜特别好吃,并且每餐都很丰盛,伙食费还很便宜。每天吃饭都有十几人,大家围坐在一起很热闹。不过,时间久了,他们俩觉得吃饭有些耗费时间,毕竟他们一向最珍惜时间,正好租的房间里有厨房,于是他们就不再吃这个“集体饭”。

败亡鬼哭亦吞声。

与牛津大学相比,巴黎大学的历史更悠久,足足早了一个世纪。不过,令人欣喜的是,它的学风比牛津大学宽松自由得多。

孰知重死胜轻死,

从此,杨绛对法国人生了无数好感。

纵卜他生惜此生。

当他们乘坐渡轮抵达法国加来时,发生了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那时港口管理人员上船看见了抱着婴儿站在人群中的杨绛,便立即请她出来,让她抱着阿瑗先下了船。如此,杨绛得以第一个到了海关,悠闲地将行李一件件领到,钱锺书随后也到了。海关人员对他们怀中抱着的“中国娃娃”十分喜欢,都争相过来端详,行李一件都没有查就笑嘻嘻地一一画上了“通过”的记号。

身即化灰尚赍恨,

那时,钱锺书还不大会抱孩子,所以,他负责全部的行李,阿瑗则由杨绛抱着,实在抱不动的时候才和他换换手。

天为积气本无情。

此时,正值他们的女儿阿瑗大概出生一百天之际。他们从牛津乘火车到达伦敦。一路还算顺利,那时小小的阿瑗穿着长过半身的婴儿服,漂亮得像个瓷娃娃。一位从伦敦上车的乘客细细地端详着熟睡的阿瑗,忍不住一语双关地说道“a China baby”(一个中国娃娃),也可解作“a china baby”(一个瓷娃娃),大意是称赞阿瑗肌肤细腻,像瓷。这番话惹得杨绛颇为得意。

艾芝玉石归同尽,

一直以来,杨绛的兴趣点都在法国文学上,所以在牛津大学的最后一年,他们就请友人为他们俩在巴黎大学注册了。于是,等到钱锺书一毕业,他们便结伴来了巴黎。

哀望江南赋不成。

随后,他告别牛津好友,带着行李,一家三口前往法国巴黎。

虽然他们人在国外,但心早已回到了故国。他们时刻思念着祖国,思念着自己的亲人。

不久,钱锺书完成了自己的论文答辩,顺利地获得牛津大学的学位,一切看起来都很圆满。

在他们心中,故国家园才是他们魂牵梦绕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