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走一边回头看。我小心翼翼地，唯恐踩到地上掉落的香枫果实。树是红橙色的，叶子是星状的，前天刚下过雨，地上落叶缤纷，与灰色的人行道相衬，更显得反常地艳丽。香枫的果实跟樱桃一般大，褐色的皮、褐色的毛刺，果实裂开，在人行道上留下锈色的痕迹。林科纳达那个家里，院子里也落了一地这样的果实，密密麻麻的，让人走路都不稳当，母亲总会把它们清扫干净。
我一路步行回家，我的手在颤抖，因为我抛弃了母亲，我把她一个人扔在了身后。街上空荡荡的，很平静。我感到一种奇怪的镇定，太过镇定。我正在走路，别处的一个女孩儿正在看一个女孩儿走路。我正如母亲所说的那样，我是那种抛弃亲人的人。
缺失的父爱
她看着我，不知所措。我穿过院子，穿过餐厅，经过一排忙碌的厨师，从早餐那喧嚣和热气中脱身而出。我的注意力全都在我的后背和腿上。她注视我离开时眼里看到的一切——我的身姿、我穿的衣服、我走路的样子……可能恰恰证明了她对我的判断。我尽力想跟以前那样走路，跟与她一起生活时那样走路，为的是让她看到，让她明白我还是从前的我。走出门口，我加快脚步，以防她会追出来继续吼我。我盼着她能追出来，又怕她会追出来。
开学后一两个月，学生会选举开始了。我四处分发宣传册，宣告自己竞选年级主席。发传单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我不认识这里的学生，他们都彼此熟知，却都不认识我。我穿了一件黑裙子，裙摆在小腿一半处，他们则都是穿牛仔裤，三三两两地结伴而行，路过的时候对我客套地浅浅一笑。有些同学收下了我的宣传册，有些则假惺惺地笑着拒绝：“不必了，谢谢。”
我四下里看了看，近处并没有别的客人，但远处的饭桌上有几个客人朝我们看过来。“这样不好，”我说道，站起身来，“你不能再吼我了，我要走了。”
“不好意思，你是谁？”一位女生问道。
“你跟他们一样，”她开始叫嚷起来，“冷血、无情、虚伪！你好好跟他们在一起吧，一丘之貉！”
“我是刚转来的新生。”
“我娇滴滴的，我只是个公主啊。”她讽刺我。
“你要竞选年级主席？”
母亲的嗓音变得又尖又细，意在嘲讽我。
“对。”我答道，却意识到此刻的自己是多么可笑。
的确，我想变得跟父亲和劳伦娜一样，可这是不可能的，怎么努力都不行。我跟他们格格不入，我融不进他们那个家。我想要的超过他们所给予的，我却还掩藏着自己的需求。
她拿了一份宣传册，走了。
我过的不是富人的生活，或许在外人眼里似乎如此。的确，我现在有好衣服穿，数量不多，但质量更好一些、更新一些。跟父亲去商场吃印度菜时，他有时候会顺便带我们去阿玛尼专卖店逛一逛，给我买件T恤或裤子。跟母亲一起生活时，每得到一件新衣服，我就总是穿它，直到穿得跟衣橱里的其他衣服一样旧为止。而跟父亲一家购物，与跟母亲购物大不相同：小而频繁地更新，料子更好，而且，因为大多数衣服是同季在同一家店里买的，所以更好搭配。衣服的颜色也以蓝色、白色、炭黑色为主。现在再看衣橱时，我第一次发现里面有稍新一些的衣服，而且都能跟新衣服搭配得很好。我知道，母亲一定也喜欢这种感觉，而我却抢先一步体验到了，所以我心中有愧。“你有大问题了，丽莎。”她继续说道，紧咬着牙关咆哮着，“你知道你哪里不对吗？你太想变得跟他们一样了，你根本不知道人生重要的是什么！”
在里克威尔默丁，学生来自不同的初中，而这里的学生大多数都是从幼儿园就认识了。在里克威尔默丁时，学校里有传言说我是史蒂夫·乔布斯的女儿，更令我的竞选受人瞩目。但在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我只是觉得有点尴尬，有点不好意思，只知道顽强地为当选而努力，似乎只要有足够的意志力，我就能重现在里克威尔默丁的辉煌。
“算了吧，”她反驳道，“你只是关心你自己罢了。你想过好的生活，我这边的生活太艰苦了，你就搬到富人家去住了。呸！”她啐道。
计票过后，一个名叫凯尔的男生赢得选举。他穿着格子衬衫、卡其裤，说话铿锵有力，脖子很长，喉结很大。
“我搬出去住，只是因为咱俩总是吵架。”我解释道，“我不想跟你吵架。”
当天晚上，父亲和劳伦娜去参加晚宴了，我在家照看弟弟。他们总让我照看弟弟，却不提前和我打招呼，只在临出门时才嘱咐我。我喜欢弟弟，不介意照看他，但他们问都不问一声，直接把他塞到我怀里，实在是目中无人。我小的时候，父亲对我置之不理，现在，他又要对第二个孩子置之不理，让我替他照看。
“你好像变得跟我很陌生，很疏远了。”服务员离开后，她这样说道。“跟以前截然不同。自从你搬走以后，你就好像不是我女儿了。”她语带好奇，而这份好奇刺痛了我，仿佛她明明注意到了，却不在乎一样。我不知道她说的是对是错，或许情况比我想象的更糟，我已经彻底改变，再也回不去了。跟她在一起时，我就裹上了外壳，连我自己都撬不开。
我喂弟弟吃东西，他却兴冲冲地扭着身子。我读书给他听，他却要撕书。我唱歌哄他睡觉，他却不肯闭眼。他大哭起来，连牛奶都不能让他消停下来。我把牛奶加热，还滴在手腕上试了试温度。他大哭了仿佛有几个小时之久，脸都憋成了深红色。他脸上满是泪水，张嘴号啕着。
这时服务员过来了，问我们点些什么。他很愉快，好像在一个普通的上午跟一对普通的母女对话。我点了烩蜜桃和生奶油做的烤饼。
父亲和劳伦娜出门时留了个电话。我打过去，可是没人接。我抱着弟弟来回溜达。晚上，窗玻璃都变成了镜子，我看着镜中的自己，不由得心想，当初母亲养育我时是否也是这样。
“这么说来你是事事顺心了。”她说道，听起来语气有些刺耳。
那顿早餐时，跟母亲不欢而散之后，又过了一周左右，我们俩通了电话。她向我道歉，说她不该吼我，还说她不是生我的气，也理解我为何要离开。最近，她接了一个赚钱的活，为洛杉矶一家大型妇幼医院制作版画和标志板，也就是说，她得去洛杉矶，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其间，我们俩无法见面，但可以电话联系。
这种正常的状态不会维持太久，我知道，她一定会发作。
从洛杉矶回来后，她开始制作儿童房里张贴的帆布动物造型。附近一家医院雇她为几间病房里制作刻版壁画，另一家医院则请她在墙上画上树，果实上用版画的方式呈现出捐赠人的名字。工作量挺大，她雇了个帮手。他俩在改装后的车库里，一边听着小红莓乐队（Cranberries）、传声头乐队（Talking Heads）、保罗·西蒙（Paul Simon）、雷村黑斧合唱团（Ladysmith Black Mambazo）的音乐，一边工作。
“还好。”其实很糟。“我是说，会好的。”我故作乐观地说道。
父亲和母亲偶尔会在外面碰到，在蔬菜水果店或是食品超市。我从母亲那里听说这些偶遇，她不喜欢碰见他，却说相遇时两人都很友好，有时相互问好，有时还交流一下我的近况，有时父亲请她代为问候缇娜。
“挺好的。我很想你。高中的生活怎么样？”
缇娜和母亲仍是朋友，她们俩有时候会去加州大街的“乔安妮餐厅”（Joanie’s Cafe）一起吃早饭。我问母亲缇娜的近况，她说，父亲每天都要给缇娜打一二十个电话，还给她电话留言，说想跟她复合。
“还好，你呢？”
一天早上，父亲读了一会儿报纸，接着给弟弟唱起了《这个老头儿》(7)。他唱的是“paddy-whack”的那部分内容，一边晃着弟弟的双手做歌中向狗扔骨头的动作。弟弟扭动着身子，想要挣扎出去。
“最近怎么样？”
劳伦娜去卧室里换衣服，准备去参加健美操班。父亲不再跟弟弟玩闹，突然停下来看着我。
母亲朝外坐，我朝里坐，院子里桌子不多。我们把餐巾展开，铺在大腿上。我们俩不太亲近，感觉疏远了很多。我不知道该怎样向她表达“我还是她女儿”的意思。她要是敢吵闹，我起身就走，这样做真是够大胆的。仅仅是设想一下，我都觉得既刺激又愧疚。
他问我：“嘿，缇娜最近怎么样？”只要是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时，或者只有里德在时，他总会向我打听缇娜的情况，每次都像是第一次问，仿佛是无意间刚刚想到的。很快，这就成了我们俩单独相处时唯一直面相谈的话题。我觉得自己很有分量，所以，不管这事多少有点鬼鬼祟祟的感觉，我还是很喜欢跟他聊。
我和母亲打算在周六一起吃早饭。从圣诞节算起，我们一共见过两次面，但次次都以吵架收场。我把吃饭地点选在了Il Fornaio(6)，因为那里距离父亲家只有二十分钟的步行距离，我可以走着去，走着回来。她要是发火了，我可以随时离开。而且，父亲还没给我买新自行车。我到饭店时，母亲早在里面坐着等我了，我们俩拥抱了一下，她穿了一件新裙子。灰胡子的领班对我们说：“请跟我来。”我们俩跟着他来到院子里，经过喷泉，来到一个圆形铁桌前面。桌子旁边有棵盆栽，里面种着紫色的花。我和父亲好几次到这里来买搭配洋葱、橄榄、牛至的海鲜比萨，但领班似乎没有认出我。
“我觉得，她过得挺不错。”我告诉他。我假装不知道他给缇娜打电话的事，也假装不知道他的问题其实跟缇娜没有太多关系，更多的是谈他自己。我知道得太多了，我不想向他透露太多信息，那样他就不会再问我了。我感到一种奇怪而奇妙的力量，我知道缇娜的情况，所以我对他有用，所以我不在乎此举出卖了缇娜，尽管这稍显卑鄙。
不欢而散
劳伦娜回来了，我们在厨房里跟里德玩，又一起做午饭。父亲出去了，一会儿拿了个相机回来。这个相机镜头很大，很贵，他不让别人碰。我想让他拍拍我，真的太想了。
我生气，是因为劳伦娜也是人，也有缺点：她不知道穿裙子时并上双腿，不知道把他推开、不要当着我的面亲热。我生气，是因为她辜负了我对她的信任。别人对于我来说都失败了，她是我最后的法宝。可是看她像少女一般屡屡犯错，我意识到，她可能没有担起，或者也不能担起我交付的重任，她不是来为我“修好”我父亲的。
我还想变成弟弟，不再做我自己。我不在乎放弃迄今为止的生活经历，因为它们都不值一提。在我的想象中，变成里德并非是我的死亡，而是幸运地生逢其时，我能想象到那种快乐。这一愿望比我以前所有的愿望都强烈，而且有一种陌生的紧迫感。而且，因为这个愿望与日常生活不同，我隐约觉得可能成真。我看看掌纹，希望能看到这个愿望实现的时间和方式。
当时我并不知道，其实在潜意识里，我希望劳伦娜能把父亲“修好”，能撬开他的内心，让他对我全心全意，让他明白自己错过了多少亲情。
“丽莎，闪开。”他把相机端到眼前，粗暴地命令我。相机镜头像块大理石，或是一个凝固的水坑。
我又坐下，扭头看向别处，听由他在我身边呻吟亲热。我不知道他们会亲热多久，我看着院子里的草坪，弧形的砖路旁边，有棵盛开的山楂树，树冠上满是白色、粉色的山楂花。
我跳到厨房的水池边上，离开了取景框。我站在他身后，继续逗弟弟笑，以防他看出我的伤心。
终于，我站起身子，向房门走去。这时，他俩分开了。“嗨，丽莎，”父亲对我说道，“别走。好不容易有个一家相聚的机会，你得学着融入这个家里才行啊。”他轻描淡写地说道。
“史蒂夫，让丽兹一起照吧。”劳伦娜说道，向我招了招手，“过来，丽兹。”我走过去，站在她身边。我对她感激万分，身体禁不住颤抖。
劳伦娜穿着牛仔裙，我能看见她双腿间一抹白色的内裤。母亲教过我，在穿裙子时要紧并双腿。看劳伦娜的样子，我不由得纳闷：她母亲没有教过她这个吗？我很生气，因为她既像个大人，又像个小孩。她让他当着我的面亲吻她，却不知道或者不在乎自己该并上双腿。
一天早上，劳伦娜带我参加奥杜邦协会(8)的活动。我们挤在一辆坐满了人的厢货车里，到一个自然保护区。沙土路两边是又细又高的树，树枝上有鸟在跳跃。
他们的热情不像是真的，而像演戏一般，就像《西北偏北》中里加里·格兰特在火车上吻爱娃·玛丽·森特那一幕。
几天之后，父亲到我的房间里，他心烦意乱地踱着步子。
父亲坐在劳伦娜旁边，他看着她用西瓜润唇，接着就扳过她的肩膀，凑过上身。我想回避，但我的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把我按在原地。他们俩就在我眼前上演着好戏：他搂着她亲吻，一只手抚着她的乳房和腿根，嘴里还发出阵阵呻吟声，似乎是演给旁观者看。以前他跟缇娜交往时也是这样。她们为什么不推开他呢？我很纳闷。我在院子里越发显得孤独，这时要是有人站出来制止他们该多好。
“怎么了？”我问他，“你怎么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弟弟在睡觉，父亲和我坐在院子里的桌前。劳伦娜切了个西瓜，用盘子端了出来。她在吃西瓜之前，总是先用瓜瓤抹一抹嘴唇，就像用润唇膏似的。
“只有你亲手做的事，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下午放学回家之后，弟弟在睡觉，卡门就给我编辫子。她对我很好，她会编很多种辫子，其中有一种是把辫子盘在头顶上，像王冠一样。她编的辫子能好几天不变形，当然，也是因为我的发质光滑柔顺的缘故。我不舍得解开，直到辫子松了，变了形，脱出来的头发一根根蓬着，在亮处仿佛头上顶了个光圈。我坐在厨房的椅子上，她用手指拢起我的发辫。我闭着眼睛，我喜欢被人碰触的感觉。每每在这种时候，我都替我和卡门感到庆幸，因为我们俩都有幸身在这栋房子里，砖墙、明亮的窗户，还有门前开放的茉莉花，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
“我不明白。”我说道。
然而，哪怕是在我伤心欲绝的时候，我心中也明白得很，其实我的卧室并没有那么冷——毕竟我们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尽管清洁工不给我洗衣服，但她每隔一两周时间就会为我换洗一遍枕套床单。而且，有些家庭合影里也有我。
“那次观鸟旅行，”他解释道，“那种事。”他什么意思？那次观鸟活动没什么错啊。大家轻手轻脚，仰着头，拿着双筒望远镜，循声寻找林中的鸟类。
我想要什么？我在等什么？父亲对我，远不如我对他那样亲密。我被黑暗而可怕的孤独感笼罩，肋骨下面一阵刺痛。我哭着入睡，泪水从脸旁滑落，变冷，流进耳郭。
“那种事毫无意义，太假了。”
把弟弟哄睡之后，父亲会下楼来，到书房里忙几个小时的工作。我坐在书桌旁，能听到他离开书房回楼上睡觉的动静。我听着他在地板砖上行走，在楼梯处左拐、上楼。他本可以多走几步，到我的卧室探下头，跟我道声晚安，这其实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我已经14岁了，不像小孩子那样需要大人道晚安。跟母亲在一起生活时，她每晚都会跟我道晚安，那是我们的习惯。她把我当小孩子对待，虽然没必要，可是搬到这边来之后，我却渴望这种对待了。
“我知道。”我假装与他有同感。后来我才明白，奥杜邦协会之所以邀请劳伦娜和我参加观鸟活动，是希望父亲或劳伦娜为他们捐款，此举令父亲极为反感。
洗完碗之后，我从厨房的抽屉里拿出一本家庭影集翻看，里面有很多弟弟的照片，我的却很少。我一边看一边挑，把我不喜欢的自己的照片都抽了出来。或许他们会发现我的照片很少，继而后悔没能多照一些。
我不想充当他的良知，也不愿在出问题时受他信赖，不愿跟他有同样严苛的价值观。正如母亲跟我说的那样，他这样做，是把我当成了他“迷失的自我”之前的一张老照片，照片日久积灰，他偶尔回来，擦掉灰尘看一看，却再次久久离开，将其忘个一干二净。
厨房里原来装在工作台上的洗碗机坏了，父亲不肯换新的，于是我只好用橙红色的海绵手洗碗碟餐具。晚上，水池上的窗玻璃像镜子一样照出我的样子。我站在冰冷的陶瓷砖地面上刷碗洗盘子，再将它们摆在木质搁物架的板条上晾干。铺床、收拾桌子、清理工作台、写感谢卡……跟母亲一起生活时，这些要求似乎没完没了，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现在我在父亲的家里干着同样的家务活，却没人絮叨我。
“不是本地出生的人”——他指的是加利福尼亚州——“是不会明白的。”
“好。”我张口便答应了。这不合算，我知道，我本该跟他讨价还价一番。我知道，他肯定也知道对我来说这笔买卖不合算，但我想，他们看到我连这种亏都肯吃了，今后一定会对我更加慷慨。这样做能弥补以前我缺席他们生活的遗憾，也能给我个机会证明我为这个家所做的贡献。
有时候，我出门时，劳伦娜会背着父亲塞给我一张20美元的钞票。她夸我，说我很漂亮。
“我有个办法，我可以给你买辆新自行车，但以后每天晚饭的碗都得你洗，还有，只要我们俩有事，你必须随时随地帮忙照看里德。”
有一次我问父亲，是否会有打算做慈善，他一听就厉声叱责我，说“不关我的事”。劳伦娜用他的信用卡给自己娘家的小孩们买了些衣服，他就刁难她，在厨房里大声读账单。我以为，是因为他生活节俭，所以家里才没有几件家具。其实是他吝啬，所以不舍得雇人照看弟弟、请人清扫房间，但这很可能不是真的。在杂货店、饭店、服装店，他总是大声计算价格，大讲普通家庭的正常花销应该是多少。每当看到东西太贵，他就愤愤不平，拒绝购买。可是我希望他能认清自我：他不正常，他很吝啬。可是我也听说过他的慷慨壮举，比如他给缇娜买了辆阿尔法罗密欧，给劳伦娜买了辆宝马，还给劳伦娜付了大学学费。我想，他的节俭大多是针对我的，不给我多买几条牛仔裤、不买家具、不修暖气，却对别人大方得很。我无法理解，如此有钱的一个人竟会如此吝啬。我无法理解，他为何不愿为自己的家人花钱。
“可那不是故意的。”
除了保时捷，父亲还有一辆很大的银色奔驰。我为其起了个绰号，叫“小王国”。
“你还总摔坏东西。”他继续说道。
“为什么叫‘小王国’？”他问我。
“我尽力了。”我希望劳伦娜能帮我解围。
“因为它太大了，跟一个小国家的国土面积一样大。它太重了，能压碎一个小国家。它太贵了，能够让一个小国家的百姓吃一年。”我回答他。这是个笑话，但我想借此刺激他，让他想想在自己身上花钱是如何大手大脚，让他反思一下，开开窍。
回到家，我跟父亲提到自行车被偷的事，他却告诉我说：“丽兹，你用东西时总是粗心大意！”当时是早饭时间，饭桌上有父亲、劳伦娜、里德和我。
“小王国。”他听完轻轻笑道，“真有意思，丽兹。”
总之，我免不了会出门，出门就得骑自行车，所以父亲会给我买辆新的自行车，我是这样想的。
一天，在家里，我和父亲在走廊里遇见，他对我说：“你知道吗？我的女朋友们跟父亲的关系都不好，一个比一个差。”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番话。
这种被人亏欠的感觉，就像乌云一般笼罩在我的头顶上。每当父亲善待我时，阴云就会消散片刻，旋即再度聚拢下压，我总是不能将它彻底摆脱。
我认识的大多数女性，都跟我一样，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父亲的陪伴。他们或是去世了，或是离婚了，或是抛下妻儿离家出走了。没有父亲不是什么特别的事，也不重要。父亲的精力在别处，不在我身上。他忙着创造能改变世界的机器、他举世闻名、他四处交际、他积累财富、他跟一个名叫皮格齐（Pigozzi）的亿万富翁在法国南部地区醉驾，他跟琼·贝兹(9)约会……没有人会想，哎，这个家伙该去好好抚养他的女儿啊。这是一种怎样的傲慢！因为多年以来缺少他的陪伴，我悲伤到了何等地步。每当心中涌起这种悲伤，我是怎样地压制它或无视它。这样是不对的，是自私的，我什么都不是，根本不值一提。我对他的重要性，他对我的重要性，甚至更为广义的父女关系的重要性，都被我置之脑后。那时，我对他的轻视已经习以为常，甚至已经全然忘记拥有这种亲情的必要。
我猜父亲会给我买辆新的自行车，因为他现在不必雇车接送我上下学了，也不必为我支付私立学校高昂的学费了。而且，尽管我没有明确说出来，但我觉得这都是他欠我的。我以为他和劳伦娜能明白这一点，并对我做出补偿。我以为他会可怜我，最终他会想明白这一切的。
最近，一个稍微年长的朋友给我打电话，其间谈及他的女儿订婚的事。直到这时，我才对这种父女亲情有了新的认识。那天，他的女儿和男朋友到他家里，说他们俩订婚了。他哭了，连他自己都对此反应惊讶不已。
随后的那个周末，我去了一家名叫罗克西（Roxy）的服装店，把自行车停放在店门口。正午时分，店里高音量地放着劲爆的英国朋克音乐，架子上的衣服挂得很高，走过时，衣服摩擦着我的脸颊。有护肩的宽松短夹克、褶裥长裤、粉彩T恤……以前我跟母亲来过这里，今天回到这儿，身处在褶裥丝质长裤、带图案的T恤和爆炸的音乐声中，我重温起熟悉的感觉。可离开商店时，我发现自行车被人偷了！
“是这样的，从她出生开始，我就把对她的保护和关怀当成我的、我们夫妻俩的职责。”他解释道，“听到她订婚的消息，我突然意识到，从今往后，这份职责就是别人的了，我不再是首要的，不再是主角。”
格格不入的我
挂断电话之后，我开始怀疑之前是否一直低估了自己错过的东西，以及父亲错过的东西。跟他一起生活时，我把这份念头转化成了洗碗机、沙发、自行车，用这些物品填补他的空缺。我觉得他亏欠我的只是这些琐碎之物，我为此心痛而深信不疑。其实事实远非如此。电话里那位朋友的话，为我打开了一个复杂的宇宙，令我幡然醒悟：我和父亲缺失的，是父女之间的关爱。
父亲从冰箱里拿出苹果汁，倒了一杯。“不行，得等到翻新厨房时一起弄，”他说道，“我们短时间内还没打算翻新厨房。”
读书时，我既不寂寞又不分心，我的心绪全被书的内容占据。我能同时读好几本书，时而读读这本，时而读读那本，到最后，好几本书的多个结局在我眼前同时展现，如同交响乐结束时锣镲齐鸣。读完之后，我再度陷入孤独，仿佛一扇窗户被突然打开。
“我好冷啊！”第二天早上，在厨房里，我对父亲说道，“你赶紧找人把暖气修一修吧。”
为弟弟打造换衣台的那个木匠，还给父亲打造了一个书橱。书橱放在父亲家中的办公室里，贴墙而立。制作时，他小心翼翼地将书橱的背面靠在刷白漆的涟漪花纹的墙面上。有些晚上，父亲去睡觉了，我就去他的办公室里，翻看书橱里的书。其中有一本是关于野口勇(10)的，还有《第三帝国的兴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和《一个瑜伽行者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Yogi）。他的办公桌上，在一台NeXT电脑旁边有一个笔筒，里面放着十二支新的黑色三菱圆珠笔，他喜欢用这种笔，口袋里经常装着，我从笔筒里拿了三支。家里的其他人都睡着了，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坐在小地毯上读书，手里还拿着一支笔。在这里，我感到充实而自由，想读哪本就读哪本，手里还有笔，没有人会打扰我，也没有人跟在我屁股后面。
当初我真该选楼上那间卧室，就是车库顶上那间，人字形坡顶，坡顶上有窗。其实，父亲最初也是想让我住那间，他觉得那间更宽敞，有壁炉，有一步式阳台，阳台上有楼梯，可以顺着楼梯直到院子里。他提议让我住那间时，还眨着眼跟我开玩笑，说我可以半夜里从阳台的楼梯偷偷溜出去。既然我没选它，父亲就将其改造成了客房，里面放着蒙娜给我买的放在伍德赛德那个家里的柳条床。可是当我向父亲提出想搬到那间卧室时，他拒绝了。
在那段时间，我读了塞林格写的《弗兰尼与祖伊》(11)。书的封面是亚光白色，上面印着书名和两条彩色条纹。我读了很多遍，书磨损得很厉害，封面被手上和书包里的灰尘弄得很脏。火车，寒冷的火车站，大衣，宿舍，餐厅，饮料。东海岸，常春藤联盟，哈佛。这是另一个星球，另一个不同的阶层。真是这样的吗？我心有怀疑。书中的人物都说着我不懂的词汇，清晰而娴熟。我想成为弗兰尼，她太真实了！她在表达赞同或赞美时，总是用“absolutely”“lovely”“love”三个词。火车也都是编号：1052号列车。他们下车的站台很冷，呵气成雾。为了御寒，人们都穿着大衣外套、浣熊大氅，里面是系扣的羊毛衬里。
晚上，他们上楼睡觉之后，我就感到格外孤独，经常哭着入睡。而且我还感到很冷，后来我才发现，是我的卧室所在的这片区域的暖气坏了。
我在书里找到了未来的方向。我要去哈佛，因为书里人谈的都是哈佛。我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小镇，离开父母的世界。我不会让他们知道我的计划，我怕他们会阻拦我。
帕洛阿尔托高中的代数课跟里克威尔默丁的很不一样，帕洛阿尔托高中的更难一些，用的公式我都不认识。有那么两三个月，几乎每晚我都要请劳伦娜辅导我做代数作业。她总是长叹一口气，站起身来。我们俩走到楼下，她三下五除二把题做出来，再一步步教我解题步骤。
这件事与父母以前的经历大不相同，可能会令他们吃惊。这似乎就是我的人生答案：一个逃离计划，它给了我动力，又无可厚非。我不知道要学什么专业，也不知道大学应该是怎样的，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想，只要去了哈佛，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以前，我毫不费力就能交到朋友。可现在，我却害羞起来，在课堂上连举手回答问题都要犹豫再三，我在学校里一个朋友都没有。
我开始收集大衣，却不知道为了什么。在生日或圣诞节时，我总是要大衣当礼物，而我收到的各种大衣都太暖和，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户外根本用不到。高中生活一天天走向结束，我明白了，我这是在为大学做准备，我积攒大衣的热情不减（后来我才发现，这些大衣在加利福尼亚州穿太热，却不足以抵御东海岸的寒冷）。
校园里的草坪已经枯败，有的地方尚有残存的草茎，有的地方已经露出光秃秃的土壤。我按教务主任写的课程表上课，用的是旧课本，封皮上有破洞，能看到里面褐色的硬纸板，空白处还有以前的主人记的笔记。
我没有把上大学的计划告诉父亲，因为它尚不成熟，还过于脆弱，根本不堪他的一击。我感觉到，尽管他总开玩笑说我会嫁给“比夫”“泰德”等人，但他并不能忍受我的独立，也不理解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我必须暗中行事。即使他不是那种把孩子抚养长大就不愿其离开身边的人，他也会身不由己地把孩子培养成那样。
假期过后，我就去帕洛阿尔托高中上学了，用的是新名字。
“那台电脑是以丽莎命名的吧？”
得到父亲的许可后，我当即步行去了林科纳达的家。打开正门，我闻到一股气味，暖暖的，是木头、油、颜料的混合味。以前住在这里的时候，我从未注意到这些气味。我跳到母亲的腿上——我的身形尚小，她能经受得住。母亲抱着我，抚摩着我的双肩和脑袋、手臂、腿、手指，闻我的头发。后来，她对我讲述当时的心情——她抱着我，感到震惊又如释重负。她说，因为很长时间见不到我，她脑中甚至已经生出一种念头，仿佛我已经死了。我记得，她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久久不愿松手。
父亲有时候会开这样的玩笑：他背转过身，呻吟着，双手交叉搂住自己并上下抚摩，似乎是跟另一个人在亲热。
终于，因为过圣诞节，父亲允许我们母女见面了。
在跟我谈到爱情和性的话题时，他很好奇，兴趣盎然，仿佛我们俩是平等的，是一伙儿的。
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母亲反复梦到核弹攻击。在梦中，核弹爆炸时，她总是抓起床单，蒙在头上，跑去救我。
跟母亲谈性这个话题时，我总会觉得反感，但跟父亲就不这样，或许是因为我不是他看着长大的。
我和母亲已经有五个月没见过面了，我生她的气，可我又想她。我恨她，又可怜她。我想消灭她留在我身上的所有痕迹，又渴望得到她的抚慰。她不知道我每天都在干些什么，她不知道我要照看弟弟，有时候他哭起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怎么哄他。
“咱们再说说上垒的事。”他以和蔼但多事的口吻说道。我们用的是垒球的术语，可我们俩都对垒球一无所知并且不感兴趣。
在圣诞节，父亲给劳伦娜买了一件阿玛尼的礼裙和一双鞋，但那双鞋相对于劳伦娜的脚来说太窄了，她穿不上。他给我的礼物只有一双鞋，跟劳伦娜同款，是黑色的船鞋，也是阿玛尼的，我穿上正好。他发现给劳伦娜买的鞋不合脚之后，便对她很冷淡，仿佛是她的宽脚冒犯了他一样。我很嫉妒劳伦娜的那件礼裙，把它从包装盒里拿出来摊开，修长而轻盈。但我还是为自己的双脚体会到了一会儿优越感，仿佛狭长的外形代表着某种高贵和纯洁。
“你是说——亲热？”我问他。
他最近买了一张CD，放给我听。演唱者据说是世界上最后一个阉伶，声音非男非女，介于两者之间，但音很高，仿佛吸过氦气一般。“枯萎，就是枯萎。”父亲一边模仿演唱者的唱法，一边走到书房里去打几个工作电话。他的办公桌上有盏台灯，弯着脑袋，像只螳螂。
“对。接吻是一垒……”他提示道。
他最后调整了一次花环的角度，接着冲到我跟前，用食指挠我的肋骨。我反击回去，抢先用手挠他的胳肢窝。他成功地挠到我了，我不由得大笑起来，笑声又尖又细，一点儿也不像我的声音。他幸灾乐祸地一下子跳开，躲过我的反击，脚步轻快地离开了。父亲光着的小腿上粗下细呈锥形，此时此刻他傻乎乎的像只青蛙。
我知道这很荒唐，但我却很喜欢。他每个星期都问我一次，仿佛说过就忘似的，反反复复，乐此不疲。那时，我还没交男朋友，所以不可能有什么进展。我把知道的都说一遍，他则不断地给我提示。我唯一迷惑不解的是“三垒”，又叫“下三路”，其中可能包括口交。所以我不跟他说，也不希望他追问细节。
有时候，他会即兴把我的事编成曲子，将这些曲子唱给我听。他说，鲍勃·迪伦在录音棚里就是这样。“My bike and hike I liked to school, my books, my looks, my life as a wife of a fife.”他如此瞎唱道。
“你现在到几垒了？”他问道。
“要是不正，”他用高音假声说道，“我就会死掉的。”他高兴时会变得疯疯癫癫的，甚至会自嘲，嘲笑自己过分讲究的行为。
“二垒，”我答道，“是在努艾瓦发生的。”
我看着他，笑着说：“好了，爸爸，已经很正了。”
“啊，”他说道，“很好。”
“史密斯与霍肯公司”（Smith & Hawken）送来一些圣诞节花环，其中三个只有鸟窝那么大。父亲拿着一个花环，穿过厨房，将其挂在走廊落地双扇玻璃门的门框中间。他不让别人碰这些花环，不让碰所有他订购的圣诞节装饰物，甚至圣诞树上的灯泡都不行。他执意要独自将其挂好，用了一整天才把灯泡的电线绕在圣诞树上，别人谁都不许碰。他跟一个小小的花环纠缠不休，把它挂在钉子上，后退几步看一看，再上前调整一下，然后再后退几步看一看……
一天下午，劳伦娜下班回家。我到外面迎接她，她在大门旁的玫瑰丛边上。
“有啊，”她答道，“你可以竞选学生会代表，每个班有两个名额，竞选就快到了。”我心想，这是瞧不起我？我看我还是应该竞选学生会主席吧。
“你知道那台电脑吗？型号是Lisa的？”她问我。她把大门关上，门上的铃铛叮当作响，她的头发在夕阳下闪闪发光，她背着一个牛皮小背包。“那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对吧？”之前我从未跟她谈这个话题，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问。或许是某个同事向她提及此事了。
“学校里有学生会吗？”我问她。
“我不知道，我想是的。”我撒谎道，我希望她别再追问了。
我们到了教务主任的办公室里，她帮我安排课程表，这时有的课已经满员了。
“一定是的。”她说道，“等他回来了，咱们俩问问他。”
当我决定转学到帕洛阿尔托高中时，已经是一年过半。父亲开车带我去学校里注册，学校的行政区在一个光洁的长廊里，闻着跟公共图书馆里一样，有清洁剂的气味，也同样有嗡嗡的闷响和尖锐的回声。此刻，我觉得与父亲很亲近，因为他的注意力全都在我身上。跟他一起向走廊里走去，让我有种安全感。他在这所学校里有种气定神闲的自信。
“不是什么大事儿。”我说。我不想再听他回答一次了。可是，或许劳伦娜问的话，他的回答会不一样？
转学
几分钟之后，父亲回来了。他从门外进来，劳伦娜上前迎着他，我也跟了过去。
后来，父亲又带着我到学校交涉过一次。回家的路上，他建议说去帕洛阿尔托高中看看，看看那里是什么情况。当时已是傍晚，学校已经放学了，我们在空荡荡的校园里转了几分钟，这里的一些建筑物好像地堡似的。我心中忐忑，似乎我们俩是非法闯入者。这时，传来一阵音乐声，我们循声找去，只见一个高个子男生站在一扇门边，音乐就是从门里传出来的。我害羞，不敢开口问他。父亲上前问道：“这里在干什么呢？”那个男生回答：“在出校报呢。”我们俩向屋里看去，里面有很多人，有的在电脑前忙碌着，有的懒洋洋地躺卧在懒人沙发上。我想，要是我到这里来上学的话，也要加入校报。离开时，父亲问我：“你知道上学离家近有什么好处吗？你能步行上下学，就跟我当初上学时一样。时间长了，就能观察到四季的变化。”他跟谈论美女时一样，语速很慢。我不觉得步行上下学有多么浪漫，但我还是决定转学，因为，这似乎是融入这个家的唯一办法。
“亲爱的，”劳伦娜说道，“那台电脑是以丽莎命名的吧？”
其实，哪怕是对自己，我都不敢承认：问题并非出在学校身上，而是我无法融入这个学校，无法与朋友交往。每天早晨离家上学时，我都心怀愧疚，觉得自己背叛了某种初衷。
“不是。”他答道。
随后发生的事，简直怪异，而且一团慌乱。他开车带我去了学校，跟校长、招生办主任以及几位老师会面。他让我复述了上课无聊涂鸦的事，说我在课堂上觉得枯燥无味。在我的想象中，我成了天才学生，某些私立学校的教学水平无法匹配我的能力。父亲满足于我的说辞，为我愤愤不平，或许他是相信我，或许是从我的虚荣中找到了一个解决放学后坐车难题的办法。有父亲在身边，我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对自己的说辞更加深信不疑：对我而言，这所一流高中在教学方面不够严格。
“真的？”
“是历史课，讲的是文艺复兴，我早就学过了。”我告诉他，似乎文艺复兴是眨眼间就能学会的东西似的。
“真的。”他答道。
“乱画？”他说道，“这可不好，很不好。”
“少来了。”她看着他的眼睛。我很震撼，也对她心怀感激，因为她决定打破砂锅问到底，换作是我，早就放弃了。在大门到屋门之间的路上，他们俩面对面站着。
就这样，我与他们越来越疏远，父亲对我也越来越不满。就在那段时间，我跟他提到学校的情况，说新学校的管理不如努艾瓦严格，有时候上课时会觉得无趣，就在纸上信手乱画。
“真的不是。”父亲再次说道。
父亲想让我多待在他们身边，可他总在别的房间里忙自己的事，不跟我亲近。好像我手里得端着指南针，跟着他团团转。
接着我又后悔了，我真希望劳伦娜没问。我替她感到尴尬，她原以为我对他很重要，却发现并非如此。
融入这个家会是什么样子？它应该是正常而交融的，一旦成为其中一员，就很难被驱逐。那时我将是这个家不可分割的一分子，可前提是，我得先融入进去。
“那么，你是以谁命名的呢？”劳伦娜继续问道。
这些话听起来十分怪异，因为他在我的人生中缺席了那么久，现在却要求我多陪在他们身边。现在，在家里吃晚饭时，他和劳伦娜都对我很冷淡。我以为这是我的缘故，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结婚不久，又刚添了孩子，每天晚上又因为照料孩子而缺觉。晚上，父亲做意大利面（有时加点牛油果），吃胡萝卜沙拉，我切黑豆面煎饼，蒸西兰花，劳伦娜在一旁喂里德吃饭。吃过晚饭，他俩就上楼去哄里德睡觉了。我感到他们对我的失望之情像浓雾般笼罩，仿佛我犯了大错，我不由得产生一种感觉——我被渴望的家永远排除在外了。
“一个前女友。”父亲答道。说到这，他眺望远处，做出沉思状，似乎是在回忆。看着他恍惚的样子，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否则他的演技也太好了。我有种奇怪的感觉，每当感觉有假时就会这样。但最近这种感觉太过频繁，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第六感出了错，是一个误会。再说了，他何必要撒谎呢？他的真实情感是对另一个丽莎的。从他年轻时至今，我从未听说他有过一个名叫丽莎的女友，我向母亲求证，她说：“废话，当然没有。”可是，或许她也不知道呢？或许跟那个丽莎的事，他自始至终都瞒着我们母女。
“丽莎，这可不行！”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父亲，他这样告诉我。“作为这个家的成员，你做得太差了！你没有尽力！你总是不在家！你如果想真正成为这个家的一分子，就得投入时间才行。”
“孩子，对不起。”他说道，拍了拍我的后背，走进屋里。
也就是说，从今往后，我得在放学后参加学生会的会议，每周一次，既要借宿在朋友家，又得央求他们的父母开车接送我。
照看弟弟
“傻瓜，你赢了！”她说道，“你当选年级主席了！”
父亲打开一个大信封，里面是一张赴纳帕县参加婚礼的请柬。
“我猜不到。”
“丽兹，你想去吗？”
“猜一猜啊！”
父亲和劳伦娜出去参加聚会时，我常常是留在家里照看弟弟，这次他们要带上我了，他们要带我去公共场合，作为这个家的一个成员！女儿，长女。我想象着该穿什么衣服，该买什么袜子，各种各样的选择令我应接不暇。几周之后，婚礼日到了。
“怎么了？”跟父亲通完电话后，我的脑子里一直空白着。
路上，我们在一家精美的杂货店吃三明治。后来，在汽车行驶中，我说我想要小便，父亲朝我晃了晃空矿泉水瓶。弟弟坐在婴儿椅里，坐在后座我的旁边。
“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先猜猜看是什么。”她说道。
到达目的地之前，父亲在车上发表了一番有关风险和回报的言论，好像是在做演讲一样。“丽兹，你知道吗？”他问道，“这是一种权衡方式，用于判断一件事是否可行。比如说，如果回报很低，而风险很高，那就不能干。”
当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苔丝打来的。
“对。”我附和他。
“我不感兴趣，挂了。”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
“法律也是。”他继续说，“法律不是规定你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而是看你是否被抓。比如说，大多数汽车都能开到每小时一百二十英里，比美国的限速标准高很多，但是，只要不被警察逮到，你开多快都行。”
“我明天就回去，”我说道，“竞选就在……”
我记得母亲跟我说过，父亲在苹果公司工作时（那时我还不认识他），他回家时总是把车开得飞快，在伍德赛德的曲折公路上狂飙，因为没挂车牌，近一年的时间里，警察都抓不到他。我不愿他耍酷、飙车，还教我如何违规。身为人父，他应该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我能看出来，他是因为聪明，才不愿受到拘束，他有些飘了。
“丽莎，你对这个家投入的时间太少了。”他冷冰冰地说道，“你不像这个家的一分子。”
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带我来，并非想让我参加婚礼，而是想让我帮他们照看弟弟。邀我参加婚礼只是个含混的说法，并未明确地表达出来。等我发现自己误会了他们的意思时，我为自己的一厢情愿感到羞愧不已。可是，出发前，当我把礼服挂在车里时，他们本可以告诉我用不到。婚礼在纳帕谷梅都伍德酒店（Meadowood Napa Valley）举行，入口是个大拱门，旁边挨着个高尔夫球场，路边有几个泳池，还有几间木屋。
父亲接起电话，“我没搭上回家的车，”我对他说道，“因为竞选的事。”
到了酒店，进了房间，我开始换衣打扮。劳伦娜给弟弟穿上浅蓝色的精致上衣，又套上背带裤，她穿上一件仿古一体式和服。父亲穿的是黑西装、白衬衫、牛仔裤。
当天晚上，我未能搭上回家的车，只好在波特雷罗山街区（Potrero Hill）的一个朋友家过夜。我打电话跟父亲报备，但是我很害怕打这种电话。最近，每次我在旧金山的某个朋友家过夜，第二天回家后，他和劳伦娜就瞅都不瞅我一眼。劳伦娜新开了家公司，工作很辛苦，父亲的工作也很繁重。保姆卡门照看里德的时间截止到每天下午五点钟，父亲下班后家里就不留任何雇工了。还有，里德晚上不好好睡觉。我怀疑自己不在家激起了他们俩的矛盾。
“好了，出发。”他说着，走到了门口。
选举在几周之后举行，四位候选人各自做简短发言。我当时正犯咽喉炎，声音小到简直听不见。我穿着灯芯绒裤子以求好运，上身是一件扭绳花纹厚毛衣。我的同学们都紧紧地挤在我身边，我感觉到生病时周围的人们激增的那种善意，于是不再拘谨，享受着同学们给予我的支持。
“等一下，我还没好。”我说道。我正在穿长袜，我的腿湿乎乎的，袜子拉不上去。
首演那天晚上，父亲让我给他留一张票，他从学校接上我，然后一起去看演出。幕布拉起，他在我耳边悄声说道：“你做得很好，我为你骄傲。”我希望当年级主席也能让他高兴。
“不要紧，”劳伦娜说道，“你不用着急。来，接着他。”说着，她把弟弟递给了我。看她的意思，是他们俩要先走一步，而我得留下来。
我决定竞选高一的年级主席，于是就在学校的布告栏里贴了很多宣传单。我交了几个新朋友，成立了一个戏剧社团，分批次组织学生到旧金山歌剧院参观。但这其实是闹着玩的，因为我对戏剧一无所知，在此之前，我从未看过戏剧。之所以与戏剧搭上边，或许是因为母亲说将来要为戏剧设计布景。
听她的语气，看她的动作，我明白过来了。他们动作很快，仿佛是要逃离这里，连晚饭吃什么都没空说了。
竞选年级主席
“你们俩出去玩吧，泳池那边就挺好的。”劳伦娜说道。他俩走出门，走进外面的阳光中。
信的内容我大部分都忘记了，只记得最后一句话：“如果换作是我，我会立刻把她招进学校里。”
我换回牛仔裤。每个房间的门口都有一辆红色的小推车，我把弟弟放在车里，那身漂亮的衣服也没给他换下来。他喜欢一会儿在车里，一会儿被抱起来。天气又潮又凉，下水游泳是不行的。弟弟“啊”地叫了一声，指着天空。虫子，树，泳池。光线柔和，淡淡的白云像吹散的餐巾纸，漫天都是。
“不，我现在就要给她看。”父亲说道。接着，他去书房拿来一张纸，赤脚站在厨房里，大声地读了起来。
我们来到小路尽头，再往前就是田野了。我把弟弟从车里抱出来，他向泳池跑去，路上好几次差点被草地上的土块绊倒，又好不容易摇摇晃晃地站住，就像腋窝里拴着绳子的牵线木偶。我追上去，抱住他，把他俯身放在泳池边的混凝土台子上，让他玩水。我在他身边蹲下，抓住他的腿。他用手掌拍着水面。
“我还以为你会收着，等她长大以后再给她看呢。”劳伦娜说道。我能看出来，她不想让我太过骄傲或者出风头。可是“留到以后”很可能就会遗失或者忘记。
“拍、拍。”我说道。
“真的？我能看看吗？”
“拍、拍。”他学着。
“你知道吗，我为你给‘舔蛋威尔默丁’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推荐信。”一天早上，他对我如此说道。
身后传来引擎声和笑声。我抬头一看，只见一辆敞篷汽车经过。那是一辆老式跑车，车身是铬黄色和奶油色，车上有几个十几岁的孩子，手和腿搭在车窗上。随着引擎的轰鸣声，汽车沿着通往酒店的蜿蜒长路开去，又拐上另一条路。那条路两旁各有一排大树，树叶茂密，仿佛一个极大的房间入口，阳光从鲜绿色的叶间穿过。
父亲把我的新学校称作“舔蛋威尔默丁”，我大笑一番，冲他翻了个白眼。
我不想在这里看孩子，我这样想。那才是我想要的，在那辆车里，跟那几个同龄人玩。
她这一番话就像针一般扎进了我的心里。或许我是无意间乱丢了衣物，好跟她有“一呼一应”的互动，就像母亲管教孩子那样，而她却让我吃了个闭门羹。我感到既丢脸又失策，这显得我粗心大意，而她却不是。
我偷了父亲的钱
她继续说道：“我要照顾小孩，还新开了一个公司，不能总跟在你后面收拾东西。”
一天晚上，父亲和劳伦娜出去了。我把弟弟哄睡着，又在楼上多待了一会儿。我翻了翻劳伦娜的更衣室，想找点小饰品、衣服、老照片什么的。我想找到一些她有但我没有的秘密。我找到了一瓶护肤霜，表面因手指蘸取而有了塌窝；一个长的三角形香水瓶，上面是玻璃瓶塞；还有几张弟弟的照片。更衣室里有一面一人高的试衣镜，因为略后仰摆放，照得我的屁股很大。她的衣橱未能透露更多信息，我挺失望的。
“好的。”我答应她。其实她的要求很合理。
我又穿过卫生间，去了父亲的衣橱。衣架上放着很多袜子、领带、毛衣，都用衬纸包着，沙沙作响。抽屉左边有一个马尼拉纸的信封。
在这个家里，我总是把东西胡乱堆在一起，就像往日跟母亲一起生活时那样：鞋、卫衣、菜板上的杧果皮、纸、牛粪状的袜子……我以为这样做会显得我很可爱，能从弟弟那里夺得一点儿关注。皮鞋事件过去不久，一天晚上，劳伦娜走进客厅，看到我留在地毯上成堆的袜子和卫衣，便对我说：“丽莎，从今天开始，你的东西要整整齐齐地归置好。”她的语气很冷。
我打开信封看了看，里面全是100美元的钞票，足足有两英寸厚！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现金，这让我目瞪口呆，就像以前只见过两三只瓢虫，却突然看到成百上千只瓢虫爬在一根树枝上一样。
演出结束后，我和一伙演员，还有舞台工作人员一起跑到剧场外面。草坪黑漆漆的，因为洒过水或者下过雾而潮乎乎的。我们用两件套头衫当旗子，玩了一会儿夺旗游戏。这是我进入新学校以来第一次无忧无虑地享受快乐，却没有考虑到湿草地对皮鞋的影响。第二天早上，我发现鞋跟处有好几条竖状划痕，仿佛被刀子划了一样，鞋面也因为沾了水而膨胀变形。草叶哪能如此锋利，竟然能割坏牛皮？回家后，我把鞋放回劳伦娜的鞋柜里，希望她不会发现异样。哪怕发现了，我猜她完全可以再买一双新的。几天之后，她发现了鞋子上的划痕，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如实相告，她有些不高兴，但此后再未提起此事。
我翻着这沓钱，心怦怦直跳。每张钱都又新又脆，发出酒精和粗麻布的混合气味，有点潮乎乎的感觉。
饰演阿德莱德女士的女生脖子修长，鼻音很重，剪着露易丝·布鲁克斯(5)那种黑色短发，在灯光下闪闪发光。我对剧组里的明星大卫心生暗恋。他说话是英国口音，在剧中饰演斯凯·马斯特森。那段时间，我总是拿着道具和纸在他面前跑来跑去，可他却似乎没有注意到我。
我抽出一张钱，叠了两下，塞进裤兜里，又关上抽屉，下了楼。我的掌心出汗了，就在牛仔裤上擦了擦手。
开演那天晚上，我打算住在苔丝家里。劳伦娜把她的黑皮鞋借给我穿，那是一双琼·戴维牌的系带牛津鞋。我跟她的脚一样大，都穿6.5码。
他屋里有没有摄像头？我是不是留下指纹了？我神经兮兮的，生怕门后突然冒出个人来。我的双腿有种奇怪的感觉，似乎弹力十足，胳膊也似触电一般，蹿动着一股愉悦。
还有两三周的时间，舞台剧就要开演了，我每周都得拿出一个晚上去学校参加排练。放学后我很想在学校里多待一会儿，但我没有，因为一旦坐不上家里安排的那辆车，我就没有车坐了。有排练的那些晚上，我都睡在朋友家里。有时候，在家里吃晚饭期间，父亲既不跟我说话也不看我一眼，甚至连劳伦娜都显得冷淡而面露不悦。他们并未向我解释其中原因，所以我以为他们是因为别的什么事而不高兴。后来父亲就开始跟我抱怨，说我总是不在家。
我是个小偷，但我发誓不会再偷第二次了，决不会。我不会再冒险了，就此收手。如果父亲发现了，他就能彻底证实我的不可救药，认为他对我的疏远是理所当然的。在“我犯了罪”的念头的驱使下，我更想去取悦他们。我跑到院子里摘了些花，将它们插在几个花瓶里，把花瓶摆在家里各个地方。
“不行，”他说道，“你自己想办法吧。”
那晚过后，每当父亲对我说：“丽兹，我们得谈一谈。”甚至仅仅是叫我的名字，我都会心头一紧，准备接受他的责难。
“你能接我回家吗？”我问父亲。每周五，他都会去皮克斯动画工作室，而非NeXT上班。我以为他从皮克斯动画工作室下班时可以顺道接上我。以前我都没有注意到，跟母亲一起生活时出行是那么方便，能轻轻松松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仿佛魔法一般。虽然我们俩经常吵架，但她从未拒绝开车接送我去朋友家、去看病、去学舞蹈、去学校。
在商场的橱窗里，我看见人体模型上有件贝纳通（Benetton）的风雨衣。衣服是银灰色的，就像树叶的反面。那件衣服售价79美元。它没有衬里，用的是防风雨布料，收腰款式，很好看，也很有女人味。我想，坎迪斯·伯根(12)在下雨天去参加某个重要会议时就会穿这样的衣服。
在学校的秋季舞台剧《红男绿女》（Guys and Dolls）里，我没能争取到角色，只是担任助理舞台监督。我的朋友苔丝（Tess）是舞台监督，我们俩拿着活页夹，上面写着每一幕要用的道具、舞台方向、灯光提示。
父亲和劳伦娜又出门了，我蹑手蹑脚地去了父亲的衣橱，因为害怕和激动而浑身发抖。我不知道自从我上次拿过钱之后，钱的数量有没有变化。
说完，她就走进试衣间里，从挂钩上取下衬衫，把裤子用金属夹子夹好。她的动作迅捷而有力，我赶紧跟着她一起收拾起来。
这次我拿了两张，以防今后再没有机会了。
“怎么这么乱？”她说道，“不能随便乱扔啊！”
花百元大钞也有麻烦，到处都不收。我偷的第一张就在学校对面的餐馆里花不出去。我担心店主会怀疑我为何有这么多钱，继而传到父亲的耳朵里。所以，我花这些钱时总是偷偷摸摸的，从不在同一家店消费两次，花钱时也表现得自信又若无其事。
我拉开了试衣间的帘子，她看到此情此景，不禁皱起了眉头。
在贝纳通专卖店里，我已做好大钞被拒收的准备，可店员看都没看就收下钱，叠起衣服，放进没有衬纸的手提纸袋里，又给我找了零钱。我走出店门，衣服仿佛跟纸袋一样轻。我觉得飘乎乎的，因为用钱换物而忘乎所以。
等我选好衣服，试衣间里已是一片狼藉：挂钩上挂满了衬衫，地上丢满了裤子。但我并没有收拾，我要显示跟劳伦娜在一起的气势：我们俩就是这家店的女王。会有人来收拾这些衣服并将其归位的，再说了，我们的时间真的很紧张。
到家之后，我把衣服藏在抽屉深处。我不能穿，否则他们会发现。这是我为自己将来上大学而攒的。
我挑了黄袜子以搭配那件黄衬衫，又挑了一条灰裙子、一件蓝T恤、一条牛仔裤。她赞成我的每一个选择。我挑的这些衣服有的过紧，有的可能带点性感，起初我还不太好意思，但她并不以为意。
我没有把偷来的钱攒起来，因为我不知道存钱有什么用。我看中心仪的东西时，转眼就将其买下。除去给我自己买东西，我还给父母、劳伦娜、弟弟买了生日礼物和圣诞礼物。我听别人说过，要把钱存起来，等以后买想要的东西。我无法理解这种做法，因为每当看到心仪之物，我都迫切地盼着立刻将其据为己有。而且，既然早也是买，晚也是买，存钱等以后再买有什么意义呢？我还听人说，要把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或者仅仅是有所储备。我却想，真遇到用钱的急事，我总会想出办法，明的暗的，办法有的是。我比存钱的人聪明多了。
“太漂亮了，”劳伦娜赞道，“买了。”
当天晚饭时，父亲说请了个摄影师到家里来拍照片。我的手又抖了起来，摔了一个杯子。
我们到达商场时，盖璞(4)童装门口正好有辆车离开，腾出了一个停车位。“这是天意啊。”她说。停好车，我们走进店里，我从架子上选好衣服，将其挂在试衣间里的挂钩上。我拿起一件黄色棱纹衬衫、一条黑色棉料休闲裤，在身上比画了一下。
一天上午，摄影师来了。他和助手在客厅的椽条上挂了一张白纸。白纸直垂地面，以作为背景。他先为弟弟单独拍了几张，弟弟坐在白纸上，穿着牛仔连身裤。接着，他又为我们拍了全家福，我站在他们仨后面。接着，又拍了劳伦娜抱着弟弟正视前方的照片，她穿了一件流苏花纹马甲，脚上穿着松糕鞋。
“哪里，傻乎乎的。”她说。轻描淡写的样子太酷了。
“丽莎，下一张照片你不能参加。”父亲对我说道。
“这太阳镜真漂亮。”我赞叹道。
我走到一边看着，假装满不在乎。拍照期间，父亲抱着弟弟，他突然大哭起来，劳伦娜就抱着他上楼去换尿布。父亲像往常一样，借机去书房里办公。
我们俩从家里出来，走到私人车道上，来到父亲给劳伦娜买的那辆白色宝马敞篷车前。她戴上了一副太阳镜，镜片很小，呈方形，镜片是绿色的，镜架是褐色的树脂。
那天的太阳躲在云后，像块黄斑，阳光淡淡地四处漫射。我站在摄影师旁边。他看了看我，问道：“我能给你拍几张照片吗？”
“时间太紧，”她说道，“咱们只能去一家店。”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跟母亲出来时，通常是时间宽裕，但手头紧张。跟劳伦娜出来时则恰恰相反，手头宽裕，但时间紧张。并且，跟劳伦娜一起购物，选中的都归我，这感觉就像母亲跟我讲过的一个电视节目一样：选手们要赶在结束铃声之前，疯狂地把货架上的物品扔进购物车里。
“好啊。”我答应着。尽管我隐约觉得父亲可能不同意，但我还是答应了。
随后那个周末，劳伦娜带我去买衣服。
当时我穿着一条牛仔裤，这是父亲让我穿的。“稍等一下。”我对摄影师说道，接着就穿过走廊，跑到房间里去换裙子。这是母亲70年代穿过的一件裙子，一直挂在我的衣橱里。它像件穆穆袍，长袖，袖口有扣子，底面是黑色，上有金色和奶油色的小花，脖领和袖子上有金色的细环形花纹，前面是高的平襟，直垂到我的脚踝位置。
我对上大学一事一直念念不忘，我也知道，要想被大学录取，其中一个诀窍就是大量参加课外活动。我要去旧金山一个名叫“里克威尔默丁”（Lick-Wilmerding）的私立高中上学了，跟我同去的还有四个努艾瓦的朋友。里克威尔默丁的教学楼是现代式的建筑，通体的水泥和玻璃。早上，它笼罩在一片白雾中。中午，浓雾散去，阳光会穿过玻璃，洒在白板和机器编织的地毯上。父亲和另外几个努艾瓦的学生家长一起，为我们雇了一辆车方便上下学。早上，司机把我们逐个接上送到学校，下午再沿路逐个送到家。这样一来，要想参加课外活动时，就不能坐这辆车了。
多年以来，我一直都盼着能有专业摄影师给我拍照。我在朋友家里的墙上见过他们的照片，都放在相框里挂着。现在，我梦想成真了，母亲却捞不着拍了。穿着她的衣服拍照，就相当于她也在场了吧。这件衣服虽然又旧又不时髦，可没人会在乎。
父亲的推荐信
我跑回客厅，赤着脚，上气不接下气。我站在摄影师指定的位置，旁边是埃姆斯椅子和搁脚凳。我知道，像这样偷拍几张照片可能会侥幸成功，父亲可能不会发现。咔、咔、咔一阵快门。拍得越快，拍得就越多。我笑得很灿烂，露着牙齿，双眼闪烁。
“那就是我想错了。”我应道。我很庆幸，因为那时他没有转头看我的脸。
这时，父亲从书房里出来了。“这是在干什么？”他问我，上下打量着换了衣服的我。
“不是。”他回答我，语气简单明了而且仿佛不屑一顾，似乎我是在诈取他的称赞。“抱歉了，孩子。”
“他说他要……”我解释道。
其实我真希望他能给我这份荣耀。
“停下，”他对摄影师说道，“别拍了。”
“是不是以我命名的？”我问道。我们俩都直视前方，我没有看他，语气听起来只是好奇而已，没有别的想法。
回到母亲家
“怎么了？”他问道。
一天晚上，我一边洗碗，一边跟母亲通电话。我说约好了去看牙医，她说要来开车送我。我同意了，却有点忐忑，觉得父亲和劳伦娜可能不愿意让母亲接送我出门。我本应在他俩的照管之下，可这下由母亲接管了。我本可以自己骑自行车去看牙医，父亲和劳伦娜也是这样说的，可我太懒了，不愿意骑四十五分钟自行车去看医生，何况母亲说能开车送我。以前母亲不正是因为干够了这种差事而不愿照看我吗？现在，让她重挑重担，或许能让她打破心障。
“那个，你做的那个电脑，Lisa……”
她说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终于鼓起勇气问他Lisa电脑是否以我命名。我等了很多年，就是想等这样一个与他单独相处的机会，问他这个问题。倘若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也不至于当着外人的面丢脸。
“我想帮忙，”她说道，“但是你得早点出来。我可不愿在那个家门口久等。”
父亲低头从钱包里拿出零钱。“是啊，有几次。”他应道，把零钱递过去。结完账我们就离开了，我跟着他回到车里。他刚刚不承认自己身份的样子实在太酷了！哪怕是从这种普通的小事中，我都能感受到他的魅力。
星期六，我们几个都在厨房里。厨房的窗户正对桑塔丽塔街，也就是母亲说要停车等我的地方。母亲来接我的事，我没告诉父亲和劳伦娜。
收银台前，一个扎着褐色长马尾辫的男人看了看他，问道：“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很像史蒂夫·乔布斯？”我在一旁听了不露声色。
今天早晨，在厨房里，我们像是其乐融融的一家。
第二天，我和父亲一起去水果店买牛油果。“我很会挑牛油果。”他告诉我。他每拿起一个牛油果就会在手里掂量一下，而且还闭着眼睛。
“This old man, he plays one, he plays knick-knack on my thumb（这个老头儿，他会弹奏，他会在我的拇指上敲敲敲）……”父亲对弟弟唱着童谣《这个老头儿》，弟弟坐在他的腿上，拍着他的膝盖。父亲握着弟弟的小手，将其对在一起捻弄着。里德刚长出第二颗牙齿，不管是谁说话，他总是一遍遍地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总是到处爬。他有一头金色的头发，红嘴唇，下巴中间有个窝，胳膊上有小小的肱二头肌。我喜欢他仰着头张口笑、露出仅有的两颗乳牙的样子，喜欢他张开细小的胳膊让我抱他。他已经3岁了，但夜里睡觉还不踏实。他总在凌晨就醒来，跑到我的房间里，挠我的胳肢窝把我闹醒。
几年之后，我在意大利生活过一段时间，那里极其讲究各种规矩，我也尽力多学习。可我发现，对我来说，这些规矩并不重要。父亲可能一直在说，也一直希望我能想通这个道理，因为他常常说一句我非常反感的话：“丽兹，你长大后也会是一个嬉皮士。”
我和劳伦娜正按她的配方制作意式烤面包，我把大蒜和油洒在面包上面，劳伦娜夸我道：“做得很好啊，丽莎。”我心中顿时充满了家庭的温馨和厨房的乐趣，此刻我们真是相处融洽。
“放在叉子下面。”
母亲可能早就在外面停车等着我了，我知道自己应该准备走了。我真希望没跟她约好，希望有办法让她离开，我没有在两种氛围之间随意转换的本事。我希望她能耐心地等我一会儿，或许她能理解，这才是最重要的。
“餐巾应该放在哪里？”
她按喇叭了，一声长鸣，像气雾喇叭一般。她就不担心打扰到邻居吗？她不觉得丢脸吗？每当她这样按喇叭，我总会尽快冲出屋外。为什么这种阖家欢乐的时刻总要发生在母亲带我出门的时候？
弟弟坐在饭桌旁的高椅上，嘴里含着食物，两只手上也沾了很多，溅得到处都是。喂弟弟吃饭，就是把一勺浓粥送进他张开的“O”形嘴里，再用勺子刮一刮漏在他嘴唇和腮边的粥，再将勺子送进嘴里去，就像用灰泥填抹墙上的孔洞。直到他吃饱了，不再发出吐饭时的呼呼声为止。
等我上车时，她已经生气了。她咬牙切齿地说：
“勺子在外面。”她答道。
“你说好早出来的！”
“哪个在里面，哪个在外面？”我想了解得更确切一些。
“我知道，可是……”
“叉放在左手边，”劳伦娜指点我，“刀和勺子放在右手边。”
“我不愿意等在那栋房子前面，跟你的仆人似的。”
“刀和叉怎么摆？”我单手抓着一束刀叉问道，我想从劳伦娜那里学习如何布置餐具。她母亲是英语老师，言传身教之下，她熟知该如何如何，轻轻松松即可给我指点：“要这样，那样不对。”而当我问父母类似的问题时，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掌握这些知识，似乎就意味着我今后能过上美好的生活。
我不仅坐她的车出去，还开始在她的房子里驻留，每隔两周就去她那边待一周。逗留一周的这个空当是最危险的。走向她的汽车，两地相隔有五个街区，几天的改变住处使我意识到——似乎我的父母不仅是各自生活，行为方式还大相径庭。其实他俩有相同的价值观、饮食习惯和神秘的信仰。两处房子距离很近，但气氛却大不相同，这总会令我联想起月球表面：若是把手放在明暗两面的交界线上，一边会被冻僵，另一边则会被灼伤。
当天晚上，我为晚饭布置着桌子，劳伦娜在一旁喂里德吃饭。餐巾是蓝绿条纹的，杯子是法式玻璃的（就是我摔碎的那种），杯口呈花瓣状，在灯光下粼粼发光。
不久之后，我减少了在两地奔波的频率，在母亲家生活的时间从一周增为两周，又改为一边住一个月，又改为一边住两个月。
直到生活中有了劳伦娜，我才如释重负。因为她了解正常的礼仪和习俗，她知道正常人不会把一份出生证明裱起来挂在家里的墙上。
“我想多在妈妈那边住，”十年级开学前的暑假即将结束时，我对父亲如此说道，“两边各半年吧。”因为我的父母既没有结婚也没有离婚，所以不存在正式的监护协议。既然能满足他所说的半年不与母亲见面的条件，我想我有权决定如何安排。他好像不太高兴，却也没有否定。他不会开车接送我到母亲那边，而且，在我跟母亲生活时，去之前和回来之后的连续数天的时间里，他待我都非常冷淡。
对于“正常”和“古怪”之分，劳伦娜似乎与我们父女俩有着不同的理解。被她一说，我们俩显得似乎低她一等。父亲是被领养的，大学还辍了学，他似乎从来不懂得什么是正常的举止，而我也一样。但他跟我不同，他说不在乎这个。对于世间文明和礼仪的规矩，他常报以轻视，甚至态度傲慢（但他实在让人难以捉摸，有一次，我穿了一件开衫，被他看见，严厉地对我说：“最下面的那个扣子不能扣上。”这让我惊讶不已，这一次他不仅懂得穿衣的规矩，还表现得很在乎）。母亲同样对很多习俗不屑一顾，所以，小时候她任由我自己穿衣打扮。我学写字时常常拼错单词，她却将这当成乐子，从不给我纠错。面对世间的混乱和困惑，她从来不是试图澄清和理解，而是随遇而安。为此，直到现在我都怨恨她，因为我希望自己能掌握世事的脉络。有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能发现我的古怪之处。这种感觉并未因父亲或母亲而得到缓解，因为他俩很可能是怪异的、反社会的。
到母亲那边之后，在前两天的时间里，我的心里格外温暖，甚至有点厌烦：她到处跟着我，关怀备至。做饭时，我会放很多油，也吃很多黄油。我自以为现在高她一等：我知道她不懂的事，比她的欣赏水平更高。她抚摩我的头发，睡前到我的房间里道晚安，而我早就不需要她这样做了。她的亲密和脆弱令我厌烦，我明明说了一个人挺好，可她还是腻在我身边。我不愿跟她有牵连，因为她，我才无法跟那个家庭合二为一。我发现，她的爱令我心烦。从她的关爱中，我感觉出她意欲讨好我，我却因此而轻视她。
“似乎有点怪，”她巧妙地答道，“在这里挂一张出生证明？”
我不想做自己了，而想成为另一个人：漂亮、金发、高挑、高贵。可她似乎喜欢这样的我，爱这样的我，我怀疑她的品位有问题。
“亲爱的，你觉得怎么样？”他问劳伦娜。
我希望她没有发觉我对她的挑剔。我忍住不说，而以一种高人一等且有怨气的口吻跟她说话，为她的另类、为她对我的爱而可怜她。
“要不要裱起来？”父亲说着，站起身来，“可以摆在这儿。”说着，他指着走廊与客厅交界处的墙上的一块空白处。看他兴高采烈的样子，我觉得自己受到了重视，不免有些眩晕。所有这一切都源于新增的四个字母和一条连字符，甚至还动用了律师！
我们俩仍会吵架，她仍然会哭，说我让她伤心，说我对她不好，我则心软下来，敌意渐渐消失，设身处地替她考虑，感觉又跟她亲近起来。每次跟她在一起生活，这种模式就会出现，我甚至对此早有预料。
在改名前，我已经上高中了，现在交作业时，我要开始用新名字了。
“史蒂夫不爱我，”我对母亲说道，“我生早了。”我们俩坐在门外的侧阶上，在紫藤架下面，用小勺分吃半个西瓜。
我和父亲签了文件，他先签，我后签，父母双姓的新名字就正式诞生了。律师把文件放进公文包里，之后他将替换我最初的出生证明（就是母亲画了星星的那个），换为正式的，黑蓝色，有水印，没有星星。这个律师正是当初确认生父的诉讼中父亲的代理律师，不过当时我还不认识他。
“他爱你，”母亲说道，“他只是不懂——你对他非常重要。”
几周之后，律师来了。大家（包括我弟弟）围坐在客厅的咖啡桌旁，弟弟站着，用他的小拳头敲打着玻璃桌面。客厅里有两把埃姆斯躺椅，一盏蜻蜓翅膀造型的蒂凡尼灯，地上铺着一张大地毯，但没有沙发，大家都席地而坐。
听到她说这样的话，我心里乐开了花。
当天晚上，我考虑好了。第二天晚上，我去书房里找他，对他说，我愿意跟他姓，但我也想要保留母亲的姓，在两者之间加一个连字符。
“他知道，”她继续说道，“他一直都知道，但他视而不见，他看不到自己的内心，因为他已经迷失了自我。”
“好，那你想好了告诉我。”说完他就离开了。
我并非不足挂齿，我还是有分量的。接着我又想起，父亲不断地向我打听缇娜的情况。他总是失去后才想要珍惜，周而复始，一遍遍地重蹈覆辙。现在，他借我去了解缇娜的情况，今后，他同样会向别人了解我的情况。这是他的可悲之处，内外无法契合。
“或许吧，”我说道，“我是说，妈妈那边……我要考虑一下。”
“与其把别人的事做到十分，不如把自己的事做到一分。”母亲告诉我，这是印度教的格言。她还说：“妈妈终有一天会离开，爸爸终有一天会离开，上帝保佑自立的孩子。”可我知道，后一句并不是印度教的格言，而是一首老歌的歌词。
我愣住了。我不愿冒犯他，每当受到冒犯，他就会变得冷漠，不理睬我，而且能持续好几天。长这么大，我一直用丽莎·布伦南这个名字，随母亲的姓。这一下，我不仅是人要离开她，连姓都要遗弃了，这么做太过分了，简直是强盗行径。
母亲的书桌上有一沓纸，是申请破产的文书，当时我并不知情。我在她的汽车后座上看到一件男士卫衣，“是一个朋友的。”她解释道。在我与她生活的半年时间里，没发现她谈了男朋友。后来我才得知，她与一位数学家交往过，又分手了。她还对一位瑜伽课上的同学暗生情愫，却不知道对方有没有注意到她。每周四的晚上，瑜伽课的学生们都会去大学路上的维寇乐（Vicolo）吃比萨。
“对。”
每次跟母亲生活的时间到尾声时，我都会觉得内心有些东西破壳而出——可能是我的灵魂吧——沉静而温暖地把我裹住。她出门办事时，哪怕事情与我无关——比如去艺术品商店或杂货店买东西——我也会坐车与她同去，只为了能跟她近距离地多待一会儿。
“你是说……乔布斯？”我不敢相信地问道。
每次回到父亲家，我都感到比先前更加孤单。我仍沉浸在与母亲生活的余温中：受她珍视，受她爱抚，哪怕说的话平淡无奇也有人乐于倾听。
我起初以为是他的名字“史蒂夫”，可我马上明白过来。
灰姑娘
“改成我的名字。”他解释道。
跟父亲在一起生活时，我为邻居照看他们3岁的儿子。他们住在瓦沃勒街，距离我们一个街区。他们家是两层的木瓦房子，刷着蓝漆，外面围着白色的尖桩篱笆，院子里乱糟糟地放着卡车、机器人等玩具。男主人叫凯文（Kevin），女主人叫桃乐茜（Dorothy），两人都是律师。给他们看孩子时，我总是盼着吃他们家的饼干、豆奶干酪（父亲家里没有这些零食），并能在灯下的椅子上看书。
“改成什么？”我问道。走廊向阳的一面是铅条玻璃窗，阳光洒进来，在地面上形成长方形的光块，地上的瓷砖都晒得暖暖的。
我们是在一个周末认识的。当时我和父亲还有睡着的弟弟在外散步。父亲在人行道上朝凯文打招呼，后者正在车库里修车。车库门开着，从街上能看到他。他令父亲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保罗。从外表看，凯文是一个正直坦率的人。父亲和凯文成了朋友，他们在街区里结伴散步。有时候，周末时，我们会到他们家的院子里坐一坐。凯文的车是一辆摩根，前脸很长，黑色车漆，闪亮的铬黄色双排气管，车身有鲜红色的条纹。
他赤着脚，只穿了一件黑衬衫、一条白色棉质内裤，这是他在家时的一贯穿搭。他对自己的细腿很是自负，哪怕家里来了客人，也是如此打扮，我常为此打趣他。
凯文和桃乐茜好像很喜欢我，总是多付给我一些帮忙看孩子的酬劳。一个周六下午，他们邀请我搭车去海边玩。我们驶过光影斑驳而又曲折的公路，到斯克兰（Skyline）的空旷地带，中间经过一家名叫“爱丽丝餐厅”的餐馆，很多机车党在里面吃饭。再往前开，快到沙滩时，眼前的风景被层层叠叠的山丘占据。
有一天，我在走廊里遇到父亲，他问我：“丽莎，你愿意改名字吗？”
桃乐茜把围巾借给我，让我围在头上，凯文把他的防风夹克也借给我穿。
“我会一直爱你，直到天荒地老。”他说道。
“在家里过得还好？”在风声和引擎声中，凯文大声喊道。他指的是父亲的家。
“没关系的。”我脱口而出，却觉得自己回应得太快了。
“还好。”我答道，“就是有点冷。”
“嗨，丽莎。”他说道。他陪着我蹲了一会儿，接着把我拉了起来。“对不起，你小时候我没能在你身边陪着你。”
“冷？”他喊道。
我关着灯，藏进衣橱里，蹲在地板上。父亲跟着我进了房间，在衣橱里找到我——一如我盼望的那样。
“楼下没有暖气。”我也迎着风声大喊。
当天晚饭时，我又摔碎了个杯子，失望地跑回自己的房间里。
“什么？”
“她知道，”劳伦娜应道，仔细地端详着我，“我想她肯定知道。”
“他不肯修。”这时我们来到山顶上，在一个停车标志前停了下来。我不用喊了。“我每天晚上都要刷碗，厨房里没有暖气。他也没有洗碗机。我是说，洗碗机坏了。”
“她可能不知道。”父亲对劳伦娜说道。
“他为什么不买台新的？”
他俩都没笑。
“我不知道。”
“加州人不拧灯泡，”我说道，“他们拧热水缸！”刚把答案说出来，我一下子恍然大悟，原来这个笑话讲的是“screw”(3)的歧义！我的脸色禁不住一下子变了。
直到我高中的最后一年，刷碗这件事才有了改观。那时，我已厌倦了动手洗盘子刷碗，就叫了个洗碗机维修工到家。他只用十分钟就把洗碗机修好了，只花了40美元。原来，只是一个橡胶垫烂了而已。后来我跟父亲说，那台褐色的旧洗碗机又能用了，他只是皱了皱眉头。第二天，时隔多年没用洗碗机之后，一台新的美诺牌洗碗机送货上门了。
“几个？”父亲问道。
“像灰姑娘一样啊。”凯文说道。这种同情正是我想要的，有时候，深夜里看着自己的照片，我也会把自己想象成灰姑娘。
他俩都眼巴巴地看着我。
“他们还总让我照看孩子。”我说道。
“拧入灯泡需要几个加州人？”我问道。我很少讲笑话，这个笑话是当天我在学校里听来的，我想应该能逗乐他们。我不觉得它有多可笑，但别的同学听了都大笑不止。
“哦。”凯文应道。他似乎是同情我，但显然帮忙看孩子这件事并不恶劣，此前描述的种种恶行恶状也随之弱化。
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快步跑到父亲和劳伦娜身前。他俩正站在院子里的一步式阳台下面，葱茏的紫藤盘绕在粗大的木梁上，他们正谈论着眼前的景色。
“他们还不愿意买沙发。”我说。后来我慢慢学会了，知道哪些抱怨会有效果，哪些——不管我有多么不满——都不能触发别人的同情。
我一直努力奉承讨好劳伦娜。有一次，我从花园里摘下一捧马缨丹花，在她下班回家时，洒她一身花瓣雨。我屡败屡试，想表现得像他们期盼已久的女儿一样，向他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证明我的“身价”。但我的双手仍然我行我素，不听我使唤，依然常常把杯子摔碎。
“他连沙发都不肯买。”我对任何愿意听我诉苦的人都如此抱怨。
我害怕父亲和劳伦娜会在某一刻说我是多么无足轻重，多么令人失望，又粗心又讨厌，像小孩子一样拿不住杯子。他们已经有个小孩子了，在这个新家，我只融入了一点儿点而已，我能看出来，也能感觉到。他们收留我，其实是个错误的决定，我无法在这个家里摆正位置。这种焦虑，再加上足以将我压垮的感激之心，导致我说得太多，恭维太多，对他们毕恭毕敬，希望我卑微的姿态能唤起他们的怜悯或爱。他们把我从一个单调的生活中拉了出来，把我带入这栋完美的房子里，她坚强而聪慧，他才华横溢又品位高雅。
其实家里有地方可坐。埃姆斯椅子、搁脚凳、一大张东方风格的地毯、厨房的餐桌、我的书桌。所以，我为何执意要买个沙发，为何对沙发有强烈的缺失感，连我自己都迷惑不解。但我仍然有执念，好像只要他买个沙发，我们父女俩以前错过的东西都能弥补回来。
一切看上去都很好，唯一的问题是我的手。自从搬到父亲家里来，我的手就跟不听使唤似的，要么举动怪异，要么就是在我的手腕处呈古怪的呆滞状态。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我能意识到它们的情况，每次在饭桌前坐下，我都暗自请求它们不要作怪，可几乎每次吃饭我都会摔碎一个杯子。
“更严重的是，”我补充道，“晚上的时候，我格外孤独。我真希望父亲有时能跟我道声晚安，一周一次都行。”
午餐时，父亲做了意大利面，我则在大盘子里做一份泰拉薇拉玉米煎饼——把黑豆、洋葱、番茄辣酱和牛油果裹进亚美尼亚式面包里，再切成寿司卷的样子。茉莉的香气从开着的窗户飘进来，在侧门处盘旋。我们围坐在厨房里的圆形饭桌前吃着养生食物，弟弟坐在饭桌旁边的高椅上。眼前的一幕——家里来了客人，弟弟乱拍眼前盛食物的塑料盘，父亲哼唱着把切好的牛油果放在意大利面里，再淋上橄榄油——让我感到自己是这个家的一分子。
凯文摇了摇头，笑了。后来我才知道，要是他被触怒了，就会这样笑笑，什么都不说，只是摇头。他睫毛很长，眼睛很亮，脸上有酒窝，下巴中间有个窝。那时我以为，他才像个真正的大人，跟我父亲完全不是一种类型。尽管他俩年龄相仿，但父亲总带点孩子气。
纯净而节制的食谱，展露骨干之美的、家具稀少的房间，肋骨一样的屋梁，任人随便出入的不上锁的大门，赤脚可行的陶瓷砖地面，天花板上晃动的纸灯笼，铅条玻璃窗，种类丰富的水果，还有花园里铺路石之间种着甘菊，走过时能带起一阵香风。
后来凯文解释说，他和桃乐茜做事的原则是“直视镜中的自己而心中无愧”，这是他的原话。再后来，我跟他俩相处的时间长了，甚至住在了他们家里，凯文和桃乐茜违背我父亲的意愿，供我读完了大学。我觉得他们这样做是出于自身原因——出于他们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正义感。得知父亲仅仅是因为比我更有权势便拒交我的大学学费，凯文和桃乐茜大怒不已。
我发现劳伦娜总是自信满满的样子，她五官匀称，表情平静安详。而我的脸却不对称，一边的眉毛、耳朵、眼睛比另一边要高。如果不去刻意保持，我脸上的表情就会像天气变化一样，时刻反应我的情绪和想法。我开始模仿劳伦娜轻甩长发的动作，她不是嬉皮士或波西米亚风格。与我之前认识的女人不同，她身上带着一种未婚女子的优雅。她长脸，高颧骨。她拒绝过两位男士的求婚，却最终被我父亲捕获了芳心。因此我认为，她一定有什么别的壮举。有一次，父亲搂住她亲吻，同时用旁白一般的语气对我说：“你知道吗，她总能鼓舞人心。”
“真希望那个家里能有人为你考虑考虑。”桃乐茜说道，“他们要这样想：丽莎需要什么？”
他言之凿凿，我已多年未起疑心。他认为乳制品都是黏液，会像鼻涕引起鼻塞一样，影响思路的清晰通畅。更离奇的是，他用饮食习惯来使自己与众不同。我小的时候，他在饮食方面还不太苛刻，去“斯坦福谷仓”(1)时，他偶尔还会在哈根达斯(2)吃个冰激凌球。现在，他的饮食习惯变得死板多了，他不许家人——尤其是里德——入口任何动物制品。
向他俩抱怨——暖气、晚安、沙发——都给我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也使我身兼双重角色：我不仅身在可怜的处境中，我还观察着它；我既是受委屈的人，又是其讲述者。我放低姿态，希望有人能替我出头，让父亲做两三件令我满意的事。跟别人讲述我的遭遇，接受他们的同情，能给我自身没有的力量。
“你猜怎么着，母乳里的蛋白质只占6%，”他说道，“所以说，蛋白质对我们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游玩结束，我们又顶着风回来。他们沏了茶，请我一起喝。
“什么情况？”乔安娜问道。
晚安，丽莎
“不担心，”父亲平静而自信地答道，“孩子在发育最快的时期吃什么最多？母乳。你知道母乳是什么情况吗？”
“我太孤独了。”我在电话里对蒙娜说道，“他从不跟我道晚安。”
“史蒂夫，你不担心蛋白质摄入不足吗？”吃饭时，乔安娜问他，她的声音很悦耳。她谈到孩子的发育，说素食不能为孩子提供足够的蛋白质和脂肪，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我仰仗蒙娜，把她当成我和父亲的中间人。这一角色伴随我度过高中，直到我进入社会。她会在我们俩之间传递信息。当时，有蒙娜充当中间人，是件天赐的好事，因为父亲会听妹妹蒙娜的话。
一天，父亲一位名叫乔安娜（Joanna）的朋友来家里吃午饭。她是苹果公司的元老，有个九个月大的儿子，跟里德相仿。父亲带着她四下里参观房子。“看，”他指着小壁龛上方屋顶上的银色木梁，“那是当初建金门大桥时用过的。”我原以为那是金门大桥的建材，后来才知道，那只是建金门大桥时所用的脚手架的一部分。
“真的？”蒙娜问道，“你跟他提过吗？”
早晨离家去上学或晚上放学回家时，我总想在这棵树上寻找生命的迹象——新叶、花蕾——寻找一些能显示它生长繁荣的迹象。可一个月过去了，都没有丝毫改观。它没有长出新叶，也不像别的树那样伸展枝干，它依然歪着身子，树枝光秃秃的。有一天，来了一伙人，他们把树放倒，锯成一段段的，运走了。
“没有。”
最后，他们决定移植一棵长成的山毛榉过来。大树被吊车吊着放入挖好的深坑里，树干很粗，树根被包裹成球状，像钢丝球一般。这棵山毛榉有两层楼高，高过房顶，树冠上方向四周展开，像扫帚似的。光秃秃的树枝上零星地挂着一些枯叶。
“为什么？”我没有提，因为我知道这种要求不合情理，我需要的东西太多了。此外，在“我该有怎样的感受”和“我实际上有怎样的感受”之间存在差异。
“你看那棵，”他指着人行道和公路之间生长的橡树，说道，“它一点儿都不像加利福尼亚州的橡树。它的树叶要大一些，叶子边缘就像被打孔机打了孔一样。”
“其实，”我说道，从小窗看向外面翠绿色的院子：茶碗状的玫瑰花，花瓣密密麻麻，就像浸水后蜷曲的书页，“我不明白……”
“什么样的？”我问道。
“什么？”
“丽莎，你了解东海岸的橡树种类吗？”父亲问道，回头瞥了一眼后座上的我。他常用“东海岸”代指低微、下等之物。
“这里挺好的。”我答道。
“我喜欢东海岸的橡树。”有一天他们在车上讨论种什么树，劳伦娜如此说道。
“房子是很漂亮。”她应道。透过窗户看别人家漂亮的房子时，看到温馨灯光下的人，就会觉得他们很幸福。我现在就是身处这样的环境。
父亲托人制作了一排蛇形低围栏，像个括号一样围住了前面一角院子和房子。草坪上的草都被拔光了，只留下光秃秃的土地。他打算在瓦沃勒街这一侧的院子里种一棵树。
“看上去很好，可为什么感觉不到幸福？”我想，一定是我有问题，而非环境。
改名
“花钱不就是为了住得好一点儿吗？”蒙娜反问道。
我拉着电话线，把电话机拿到厨房里，把螺旋状的话筒连接线绕过碗碟架，把话筒夹在肩膀和脸之间，一边洗碗一边跟她通话。我担心她会说我背叛了她，但她没说。那些打电话的夜晚，她的好奇心和温柔鼓舞了我，使我保持振奋。我们不说不应见面的事，也不争吵。母亲当时并未透露，但后来告诉我，她当时很担心我，于是她到了晚上都不敢出门，只在家里守着电话，生怕我打电话过去时没有人接听。
“你们可不可以在睡觉前跟我道晚安啊？”我站在厨房里，问父亲。跟蒙娜通电话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开口了。
但父亲并未禁止我和母亲通电话，所以，秋天开学后，在一些夜里，等父亲一家都入睡之后，我就会跟母亲打电话聊天。
“什么？”父亲问我。
我不想承认这是个多么大的错误，我早已孤独无比，我再次需要母亲，可我也找不出解决的办法。
“一星期有两三次就行，”我解释道，“我很孤独。”
我在帕洛阿尔托附近见到过母亲几次。一次是在哈密尔顿（Hmilton），我刚参加完志愿者活动往回走，她则是刚上完瑜伽课上车离开。她大声叫我，我们随后聊了几分钟，说的都是家常话。我小心翼翼，很快就跟她道别离开了。每次见到她，我都感到既激动又害怕，我总是想尽早抽身离开，生怕被人撞见。我怕被别人看到我们俩在一起，继而传到父亲的耳朵里，我怕自己违反父亲的规定，也怕惹母亲生气。
“不行，对不起。”他干脆地拒绝了，没有丝毫迟疑。他正坐在厨房里的摇椅上，把里德放在腿上，上下颠着玩。
从母亲家中搬出来的第一个暑假，我继续每周拿出两三天时间到立顿花园（Lytton Gardens）——一个辅助生活机构——当志愿者（是从上一年开始的）。我带老婆婆们出去散步，用轮椅推着她们在大学路附近的树荫里转。我服务的老婆婆有两位，每次我带她们当中的一位出去。一位叫露西尔，另一位自称“佳佳”。在外散步时，“佳佳”总爱唱《小气泡》（Tiny Bubbles）。跟我在一起时，两位老人都很愉快，但在平时，她们似乎都不认得我。
几天之后，我单独问了下劳伦娜。
此外，我考虑到，倘若我对父亲同样忠诚，就能打动他的心，使他更爱我。我很确信，他应该明白我为履行他的要求而做出了多么大的牺牲，所以，后来，当他似乎并不明白，还指责我，说我为融入新家庭做得还不够时，我茫然了。我原以为这很明显：我已经为他付出了一切。
“当然行啊。”她应道。
我和母亲答应了父亲的条件。我觉得，对十三年来少有几天分离的母女俩来说，他的禁令实在过于严苛，而且，一个新家庭的建立并不等于旧家庭的消亡。同时，我也偷偷地感到如释重负，这为我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借口：我半年之内不能与母亲见面，母亲对我有怨气。后来我对此感到愧疚，仿佛是我和父亲串通一气对付她，尽管如此，这也不是我的错，毕竟这是父亲的要求。我们俩都不愿意这样做，可如果不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收留我。
我顿时一身轻松，满心感激，就像当初她拉我一起拍全家福一样，令我禁不住要在她下班进大门时用玫瑰花瓣欢迎她。我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我浑身颤抖，仿佛吹了冷风一般。
我跟着母亲走出屋外，站在门口送她走。她走到大门口，回头朝我挥了挥手，仿佛刺眼的白光下有一只鸟在拍打着翅膀。
当天晚上，我上床之后，劳伦娜先来到了我的房间，她倚着床头坐下，伸直了腿。她的脚像人体模型一样直，穿高跟鞋极为合适。我把脚从被窝里伸出来，模仿她的样子。“他一会儿就过来。”劳伦娜说道。
在随后几个月里，我平生第一次跟母亲没有联系。我不知道她的近况，我心里满是愧疚，像一块巨石压在胸口。我犯下了一些大错，但又记不太清了。抛弃了自己的母亲？摔伤了自己的弟弟？有时候我连话都不敢说，生怕说错，生怕一丁点儿细微的错误就会伤害到别人。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我问她，我把吊灯打开了，平时这个时候都是关了灯的。我想把气氛调节得愉快一点儿，以防他们觉得进来跟我道晚安是种负累，我想让这件事变成一种消遣。其实，哪怕他们只是在门口露下面，我都不会介意。我要的只是一句晚安，而非他们待得时间长短。
后来她告诉我，她在欧洲旅行期间很孤独。到威尼斯的当天晚上她就哭了——那里几乎没有街道，全都是水，简直荒谬！可当第二天早晨，她拉开窗帘，打开百叶窗，又打开窗户，眼前是朝阳里波光粼粼的大运河，那景色真的美极了。在希腊，每天晚饭时她都拒绝吃希腊式沙拉，因为前一天真的吃够了，可到了第二天午饭时，她又馋得不得了，很想再吃一份。
“我过得很好。丽莎，跟我说说，你在读什么书呢？”她看见我的床头有一摞书，都只读了一部分。她也喜欢读书。当时，我正在读《弗兰妮与祖伊》，还有“开罗三部曲”(13)的最后一部。我还读着一本名叫《当尼采哭泣》（When Nietzsche Wept）的书，它用虚构的故事阐述心理学的道理。其中有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超重的女孩儿在减肥过程中接受心理辅导，因为每减掉一磅体重，她都会再次感觉到当初经历的种种艰辛。这个故事中，“细胞记忆”的概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经历的一切都会储存在身体里，哪怕某一经历的外显记忆已经消失，我们的身体却不会忘记。
她要独自去旅行了，去威尼斯，还要去希腊享受瑜伽静修。从我搬出去开始，母亲才第一次接触瑜伽，但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成了进修生。
这时，父亲进来了。他靠着劳伦娜在我床边坐下。我又轻松又快乐，心情难以平复，就像迎风呼吸似的。
当年10月，母亲去欧洲旅行了三个星期，去了意大利和希腊。这是父亲承诺她的，作为让我搬出来的补偿，父亲还给了她1万美元。
“好了，嗯……晚安，丽莎。”父亲站起身来，一本正经地说道，仿佛是在强调。我们拥抱了一下。
“真好。”我说道。
可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来过。我又跟他提了一次，但他拒绝了，我就再也不提了。
“是啊，我很期待。”她应道。她伤心时，皮肤会变得很有光泽，似乎有背光在照射一样。
(1)Stanford Barn，一家位于斯坦福购物中心的餐厅。
“你要去希腊了。”我说道。
(2)Häagen-Dazs，美国冰激凌品牌。
“好吧。”母亲说道。她站在我的房门外，泪眼婆娑。“我会想你的，希望这样的安排是为你好。”我们拥抱在一起。“不用担心，我会好好的。”
(3)screw做动词有“拧”的意思，作为非正式用法时，有“性交”的意思。
“我知道。”我应道，“希望他们能买个沙发什么的。”大多数房间都是空着的，声音在房子里畅通无阻，在窗玻璃和砖墙之间回荡，既不会削弱，也不会消失。在我在此生活的几年时间里，我一直盼着这里的家具能多一点儿，期盼最后演变为狂热的渴望，渴望这里能像别人家那样一应俱全。
(4)Gap，1969年创立于美国的美式休闲风服饰品牌。
“家具还是不多啊。”母亲感叹道，声音在走廊里回荡。
(5)Louise Brooks（1906—1985年），美国女影星，凭借在20世纪20年代的默片中轻松自如地扮演放荡堕落的角色而闻名，其著名的童花头成为当时少女争相模仿的时尚发型。
她又去了走廊尽头的另一个房间看了看。我开始担心，怕我们俩被人撞见——突然，正门被打开，父亲和劳伦娜走了进来，发现我和母亲在一起。我希望她能快一点儿，可又不愿她走，我希望母亲能留在我身边保护我。
(6)一家连锁意式料理茶餐厅。
“挺小的，”母亲说，“但是景色不错，我喜欢这种瓷砖。”多年以来，她总是喜欢陶瓷砖和墨西哥瓷砖。
(7)This Old Man，英国著名童谣。
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装修的房子时（那时他还没结婚），我就跟他说，我想要他们卧室隔壁的房间。我躺在那个房间的地板上，幻想着它是我的，两侧开窗，还有个拱形排风罩壁炉。壁炉是砖头砌成的，上面刷了漆。我喜欢外面的光线进入房间的样子，也喜欢跟他们的房间紧挨着。可父亲说：“你不能要这间。”接着又解释道，“我们打算把两间打通。”那时我还没想到劳伦娜怀孕与此有关，也不知道他说的“打通”是什么意思。待我追问时，他只是说道：“抱歉了，孩子。”后来，就在我入住之前，弟弟已经出生，就住在我原先选的这间卧室里。父亲说我也可以在这栋房子里留一间卧室，就在剩下的两间里面选。两间卧室都离他们很远，一间位于又长又暗而且散发着霉味的走廊尽头，下面就是车库。另一间则在楼下，靠近厨房。
(8)Audubon Society，以鸟类学家奥杜邦的名字命名的全美鸟类保护民间组织，于1905年成立。
房间是四方形，砖墙刷了白漆，一扇窗户正对着外面的玫瑰花园和私人车道。粗大的屋梁上挂着盒形的米纸灯笼，向上伸手就能够到。木架上铺着日式床垫，屋里还有一张书桌、一个五斗橱，旁边是个卫生间，里面铺着绿色的瓷砖。这看起来不像是我的房间。我不想碰房间里的东西，不愿在这张床上睡觉，不愿在这个卫生间里洗澡。我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这个房间离厨房近。因为要喂我弟弟吃饭，父亲一家在厨房里一起待的时间最多，我想尽量离父亲、离劳伦娜、离弟弟近一点儿。
(9)Joan Baez，1941年出生，美国民谣歌手、作曲家。
“跟我来。”我对母亲说道。我们俩在拱顶走廊里左转，又在第一个门处左转，进了我的新卧室。
(10)Isamu Noguchi（1904—1988年），日裔美国人，20世纪最著名的雕塑家之一。
我和母亲走进屋里，房子里又潮又凉，跟在大树的树荫下似的。
(11)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1919—2010年），美国作家，他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Franny and Zooey，塞林格于1961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由《弗兰尼》和《祖伊》两个相互有关联的中短篇小说组成。
她把车停在桑塔丽塔街的悬铃木树荫下。我们俩走过正面的铁门，上面的金属铃铛叮当作响。我知道我们母女俩不能同时属于这里，虽然没人明说。侧门没锁，“有人吗？”我高声问道，没人回话。父亲去NeXT上班了，劳伦娜去泰拉薇拉上班了，弟弟里德一定是跟保姆卡门出去玩了——她通常会在工作日的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照看他。
(12)Candice Bergen，1946年出生，美国女电影演员。
几周过后，在六月的一个工作日的早晨，我和母亲把我的东西打包好，她开车把我送到父亲家。从我们家到父亲的家有三个街区，路上只需拐一个弯：直走两个街区右拐，再经过一个街区就到了。
(13)The Cairo Trilogy，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富兹的代表作，共有三部，分别是《两宫间》《思慕宫》和《怡心园》。小说通过一家三代人的不同命运，描绘了1917年至1944年埃及社会历史的种种变迁，每一部侧重描写一代人的生活，并以该代人的居住地作为书名。
和母亲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