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父亲身边，母亲显得衣冠不整、褴褛不堪。说话时，她抽泣着，几乎听不出在说什么。回想起来，我满心愧疚：我只想让她表现得文雅安静一些，保持他俩友好和正常的假象。我不想让父亲以为我跟母亲有一丁点儿相似之处。倘若如此，他就不愿要我这个女儿了。母亲看上去简直不可理喻，甚至有些疯癫。我希望她的感受能少一点儿，表达的情感也少一点儿。看到她频频跺脚、面容扭曲的样子，我觉得很丢人。
“不。”父亲拒绝道。他昂首挺胸地站着，无动于衷。父亲看起来样子不错：上身是一件新的黑T恤，下身是一条尚未出现破洞的牛仔裤，母亲则身穿着短裤和网球鞋。
一会儿过后，母亲回到车里，摔上车门，开走了。父亲耸了耸肩，走回屋里。我跟在他的身后进了屋，继续吃晚饭，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你好大的胆子，你好大的胆子，”她一遍遍絮叨着，哭着，“你答应我要解雇他。”
从那以后，父亲就再也没来我们在林科纳达的房子，母亲也再未受邀到瓦沃勒街的家里吃饭。那个园丁仍为父亲工作，父亲和母亲断了来往。
一天晚上，我独自去父亲在瓦沃勒的房子吃饭。他俩的“决战”爆发了。母亲在外面敲门，我开门一看，只见她气得脸色煞白，我大感意外。我看着他俩争吵，他俩站在门外，站在桑塔丽塔街的私人车道上，就在车旁边。我知道他们是为了那个园丁争吵，却不明白母亲为何如此伤心，在我看来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她为何如此气急败坏。我当时只希望她快点离开，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劳伦娜怀孕了
一年多以来，我父母之间断断续续争吵过很多次。父亲的婚礼刚过，一场大战终于爆发。在此之前，我对于他俩的矛盾并不知情，只是感觉到两边家里的关系有些冷，我将之归咎于母亲生活的不易。其实他们争吵的原因是这样的：多年以前，父亲雇了个人负责伍德赛德那栋房子的园丁工作。最近，这个人在父亲瓦沃勒街的房子担任助理园丁，被我母亲发现了。我们认识他，因为几年前我们在波托拉谷租房子住，他就住在那里，负责照料那里的玫瑰。母亲从熟人那里听说这个人的孩子指控他猥亵。母亲怪父亲，说他把这样一个变态放在我的身边，并以此为引子，触发了他们的积怨。多年以前，父亲对我们母女俩置之不理，在我小时候未提供应有的保护，虽然他们未讨论、未解决这件旧事，但已变得彼此友好。而现在，他又一次未尽到保护我的责任，这件事一定是令母亲回想起了他以往的种种冷漠和忽视，于是勃然大怒。他俩一谈到这个话题，她就气得说不出话。她数次要求他辞掉那个园丁，但他不同意。
劳伦娜怀孕了，得知这一消息时，我仿佛被扇了一个耳光。我原以为他们暂时不会考虑要孩子，至少几年内不会怀孕生子。虽然我没有明确表达出来，但我以为我就是他们想要的孩子。一栋房子，一男一女一个女儿。现在，婚礼结束了，我们可以享受三口之家的甜蜜生活。
“是帕蒂。”我撒谎道。我怕他，也因为我要离去而伤心，还怕他发现我买了相册而不知说出什么话来。“我劝她别买，可她不听。”
他们俩邀请我过去吃晚饭，晚饭的内容跟往常一样：素食。今晚我们吃的是蔬菜寿司和糙米饭。父亲下班回家时，激情四射地跟劳伦娜亲吻。她正在厨房的工作台前忙活，为了迎合他的吻，她不得不别扭地后仰身子，同时保持身体的平衡，我看着都替她感到脖子疼。过后我提及此事，父亲大笑不止。
“是你花的？”他指着相册一项问我。
他说自己是个接吻高手，很多女人都夸过他。
他看了一遍账单，皱起了眉头。
“你那是吮，不是吻。”我反驳道。
退房之后，离开之前，他在前台为我和帕蒂住的房间结账。帕蒂在大厅的中央桌旁等着，我站在父亲身边。我哪儿都不想去，只想在他身边。
劳伦娜背着父亲朝我扬了扬眉毛，点头以示赞同。
几个小时之后，他对我说，我当天下午就得搭寇本和斯蒂芬妮的车回去。
饭后，我们仨来到一个小房间，他俩的神情凝重，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麻烦了。
“看情况吧，”他应道，“我考虑一下。”他似乎有些犹豫，他拒绝我时一向干脆，这次却罕见地迟疑了。
我坐在椅子上，劳伦娜坐在搁脚凳上，父亲坐在地上。
“要是你们不走，我也要留下。”我对父亲说道。
“我们要生孩子了。”父亲说道。我看着劳伦娜，向她求证，她点了点头。
婚礼过后，大多数宾客在星期天就返回了，只有蒙娜和她男友里奇（Richie）多留了一周时间，与父亲及劳伦娜一起过蜜月。蒙娜和里奇下一年在巴德大学举行了婚礼，其间父亲和劳伦娜陪他们一起度了蜜月。可现在，在我看来，如果蒙娜能留下，我没有理由不可以。寇本和他女朋友斯蒂芬妮（Stephanie）也多留了一会儿，打算当天下午离开。
时已黄昏，房间里很暗，只有桌上一盏台灯，头顶一盏昏黄的吊灯，再就是窗外湛蓝的天空。
在酒店里，我跟父亲的妹妹帕蒂共住一个房间。帕蒂跟他一样，也是领养的。父亲和帕蒂的关系一般，不算亲近。成年之后，他找到了亲生妹妹蒙娜，跟她更亲一些。当然，父亲和帕蒂也没有血缘关系。我因为自己跟帕蒂共住一个房间而感到难过，似乎我跟她才是一类人。
“太棒了。”我说道。我的面部肌肉开始抽搐，已不知道接下来该摆出什么表情，也不知该如何恢复原状。
“记在房费里吧。”我答道。一想到这个相册即将属于我，我就兴奋不已，手掌都出汗了。但父亲在结账时可能会看出来，我希望他会因为忙碌而忽略掉，或者钱太多，不在乎这点儿花销。
“我们很高兴。”父亲继续说道，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劳伦娜。
“请问您是付现金，还是记在房费里面？”以前我偶然得知，酒店的消费可以并入房费里一起结算。售货员似乎很热情，对我的阴谋一无所知。
我是走路回的家，家里的灯亮着，像两只黄色的眼睛。从远处看去，我们的房子显得越发小了。这个家屁都不是，我的母亲毫不重要。她不是那个家的人，即将到来的小孩也与她无关，她也无法阻止这个小孩的到来。
后来我溜达到大厅里，在礼品店中闲逛。我找到一个小相册，封面是布做的，看起来像是一块马赛克式树木图案的织锦的一部分。
“他们要生孩子了。”第二天，在车上，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我们俩都看着车前面，所以她看不到我的正脸。前一天晚上，我憋着没跟她说，在跟她道了晚安之后，我在床上大哭了一阵。现在，跟她坐在车里，我觉得自己跟她太相似了，都是被那个家庭弃之不顾的人。
婚礼结束后，我怅然若失。我不是这场盛事的焦点，绝大多数合影中都没有我。父亲的心思似乎都在劳伦娜和宾客身上。婚礼之后的晚宴上，劳伦娜坐在桌前，我则站在她的身后，给她的长发编辫子。
“好啊。”她应道。
我一直期盼这场婚礼，因为我能吃到美食和蛋糕（形状像拱顶，味道像香蕉），可能会有舞会（结果却没有）。我为婚礼的种种细节、庆祝仪式的各个环节都做好了准备，等到身处这久盼的热闹中时，我却手足无措了。我想成为婚礼的焦点，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幻想的某个幸福场景成真。这场婚礼是为我准备的，我是新郎、新娘的女儿，即便劳伦娜不是我的亲生母亲。
“但我觉得他们还没想好，以前他们从没提过要孩子的事。”我说道。
父亲在婚礼上致辞。他说，人们相聚相守的原因并非是爱，而是价值观，共同的价值观。这话是说给在场嘉宾和劳伦娜听的，很是生硬，仿佛是演讲，又或者是警示。几个人致辞过后，寇本叫到了我的名字，我朝父亲和劳伦娜走去。他俩站在窗户前面，背后的大雪缓缓而落，仿佛置身雪景球中一般。我手拿发言稿，上面写着：能目睹父母结婚是一种罕有的体验（一个朋友给我出的点子）。我一边向他们走着，一边读着，接着便哭了起来。父亲示意我走近，我抱住他俩，劳伦娜轻声安慰我道：“好了，丽莎，乖，别哭了。”
“这就是结婚的目的，”她解释道，“要孩子。”
母亲未受邀请，但在婚礼前一天，父亲给她打过电话。很多年之后，母亲才把这件事告诉我。得知此事，我甚是惊讶，因为之前我不知道他们俩会保持联系。他俩的关系忽近忽远，我总是无法理解。
这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能得到父亲的承认和接纳，还有一个名副其实的母亲，他很幸运。孩子没什么错，这反而更令我难过。我希望自己能变成那个孩子，劳伦娜是我的生母。很快，劳伦娜的肚子就变得像鼓一样，圆溜溜的，肚皮紧绷着，肚脐眼也凸了出来，像洋娃娃的耳朵。
婚礼只邀请了四十位嘉宾。婚礼过后，大家一起在雪中森林里远足，穿的是父亲送给大家当礼物的抓绒上衣。晚宴在一间大厅里举行，一些长方桌呈“U”形摆放，其间会有古典吉他演奏，还放了一束束麦穗做装饰。
我去他们家，到父亲的书房里，看见电脑屏幕上显示着孩子的名字——里德·保罗·乔布斯（Reed Paul Jobs），以各种不同的字体占满了屏幕。加拉蒙字体、卡斯龙字体、博多尼字体……他想把孩子的名字起得好一点儿。
寇本安排了几个人在婚礼上致辞，我就是其中之一。
弟弟出生了。他的小手抓着我的手指，像蕨类植物的叶子，他的指甲只有一丁点儿大小，指尖是白色的。我太喜欢他了！这是无意识的、情不自禁的。他身上的味道、娇小的身体、完美的脚后跟、皮肤松弛的膝盖……放学后、周末时，我都会去看他。我给他换尿布，我好奇他长大后的样子。他蜷着身子趴着，我发现他后背上有一层绒毛，他的腹部在肋骨下方撑起来，像烤鸡似的。他的脑壳上黑乎乎的，长着一圈黑色直发，仿佛馅饼中间那一块。他的嘴唇是粉色的，肤质也和身体别处不同，就像某种粉色的豆虫蜷缩了身体。穿上尿布，更显得他身材小巧，就像白色的盒子探出纺锤形的大腿，大腿上镶着小脚丫。他的眼睛是灰色的，眼神平淡而空幻，仿佛是从某个智慧的世界投胎而来。
当天上午，劳伦娜在楼下的酒店大堂里，身穿黑色花朵图案的打底裤，戴着黑框眼镜。我以为，在婚礼之前，新娘是躲着不见人的，因为担心自己不够漂亮，劳伦娜却不这样，我喜欢她跟我们同乐的样子。
“我不想再这样了”
劳伦娜穿着象牙白色丝绸婚纱，父亲穿着西装，脖子上扎着领结，下面穿牛仔裤。似乎他本人是个拼图，每一部分都是不同风格的衣物。
晚上，信用卡的催债人有时候会打电话过来。“你叫什么名字？”母亲接起电话，皱着眉头说道，“我要你的名字。这个时间你们是不准往家里打电话的，我要投诉你。”
主持婚礼的人是寇本（Kobun），他是个佛教俗家弟子，我父母都认识他。仪式上，父亲和劳伦娜站在三个平板玻璃窗前，窗外是群山、森林和漫天飞雪。
“是谁啊？”她挂断电话后，我问道。那时我还以为电话那边是推销员，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我们在拉夫罗伦买的沙发、椅子、搁脚凳，母亲付不了款，因而导致了电话催债。再后来，到我上高中时，母亲已经无法偿还信用卡的债务，继而申请了破产。
父亲的婚礼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Yosemite）的阿赫瓦尼酒店举行。
伊兰有时候会给她买康乃馨，她则有所抱怨，说他该买高档一点儿的花。后来她告诉我，一天晚上，伊兰说要加班，于是她就买了张票去斯坦福大学看歌剧，却撞见伊兰和一个女人也在那里。随后几年时间里，母亲和伊兰分分合合，有时候吵架，关系时好时坏，最终在我上高中之前他俩彻底分手了。他们俩关系不佳时，母亲跟我吵架的频率也会高起来。
父亲结婚了
“你注意到伊兰的小指了吗？它们内弯的样子。”有一天，母亲在车里如此问我。我知道，伊兰的两根小指内弯时呈30°。“这种人都对感情不忠。”
有一天，母亲开车带我出去。我发现她的牛仔裤上有块颜料没洗掉，就又对她说：“你真缺心眼。”这一次她没有笑，而是哭了起来。她把车停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哭。她的反应令我，甚至连她自己都感到诧异。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那样说过她。
我觉得母亲让我做的事都太无意义，所以不愿意干。不论是扔垃圾还是洗碗，我都觉得丢人且枯燥。所以，干这些家务活时，我总是没精打采、心不在焉，糊弄完事，就跑回自己屋里，我对不能在学习上受到表扬的事都懒得做。一天晚上，我把垃圾拖到房子外面的垃圾桶里扔掉，回到屋里时，母亲仍在厨房里等着我，一副耿耿于怀的样子。
两三个月后，新的沙发、椅子、搁脚凳送来了，都装好了软垫，布面是暗褐色的亚麻，随之而来的还有羽绒衬垫和靠垫。她把旧沙发送人了。那套长裙和套头衫，她搭配着穿过几次，为的是让我看，但不久之后也送人了。她一犯错——比如迷路，再比如她坚称意大利冰激凌跟美国冰激凌一样，或者说不如美国冰激凌好吃……我就会说她缺心眼。每次听到，她总会笑起来。长时间跟父亲和劳伦娜相处，我已接受了他们的一些观点和高雅的生活方式。我去过纽约，我知道低脂食品的重要性，我见过劳伦娜小心而保守地往沙拉调味料里倒油，我知道意大利冰激凌跟美国冰激凌不一样，意大利冰激凌要比美国冰激凌好吃。
“你看看台子上。”她对我说道。
几天后，我们在加油站加油，母亲说她喜欢汽油的气味。我开玩笑说：“你真缺心眼。”以前我从未这样说过她。或许我是从《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素甲鱼的故事》里学到的，她经常读书里的片段给我听。话说出口，我希望她能否认，我希望她会生气地回应我：“你好大胆，敢说我缺心眼，我才不是。”可她只是哈哈而笑。
我去找海绵，但她早将其抓在手里，拧干了水，然后狂暴地将台子上的食物碎屑抹到兜成碗状的另一只手里。
当天晚上，我们在微波炉里加热鸡肉馅饼吃，在电视机前席地而坐，看《经典剧场》（Masterpiece Theatre）。我睡觉前，她要读安迪·沃霍(15)的日记给我听。我已经很大了，不想再听睡前故事，但还是听她读了。
“我要你做的只有两件事，”她说道，“洗碗、擦干净台面。碗、台面，明白吗？”
“我转不了啊。”她应道。周围院子里的灌木丛都长到房子半腰位置，那些房子就像长了络腮胡子的人脸一般，看着我们转圈。我们转啊转，头都晕了。终于，她转对了弯，把车开回了家。
“对不起，”我道歉道，“下次我一定好好做。”
“转！”每到我们家所在的街区路口时，我就大声提醒她。
“不行，从这次开始。”她说道。
她开车转着圈，汽车似乎被卷入旋涡似的。人行道、草坪、树、房子，人行道、草坪、树、房子，反复从我们眼前闪过。
“可是你已经打扫干净了。”我说道。
“哎呀，又错了！”她笑道。
“你得改一改了。”
汽车转了个大圈，又来到刚才停车的地方，可该转弯的时候，她又开过了。
“我会的，”我答道，“我说到做到，对不起。”
快到家时，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的红灯处停下，前面就要转弯去我们的街区。绿灯亮了，她开车转了个弯，却未转回方向盘，于是汽车就又转了90°，错过了我们的路口，却像是无心之过。“哎呀。”她说着，方向盘还是打到了底。
“对不起。”她模仿道，声音如孩子般尖细，“跟个公主似的。”她啐道。
“试试吧，不穿上看不出来。”我在另一家服装店听到了这句话，就现学现用了。她从试衣间里走出来，仍然犹豫不决，但看起来太合适了。我坚持让她买下，售货员也一个劲儿地怂恿，于是她就买下了。
我们俩的争吵越来越多。起初，我还想跟她讲道理，想让她冷静下来，可是后来我发现，她不会改，我们的争吵也不会停止，我就改变了应对态度，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听她独自发泄。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她犹豫道。
之前有几次，我们俩刚开始争吵，家里的电话就响了。她去自己的房间接电话，我能听见她的低语。一般都是她的朋友米歇尔和特里打来的。打完电话之后，她出来跟我道晚安，人已不再生气。我想，我是无辜的，她的不高兴与我无关，只是孤独在作怪。我对此深信不疑，每次她开始发怒，我就这样想。我还将其当成借口，为我懒得洗碗、不愿帮忙做家务、对她傲慢无礼而开解。
“都行啊，”我答道，“去参加老师的见面会，去吃午饭、晚饭。”我为母亲设想着别样的生活。
“你把我当成使唤丫头吗？”她咬牙切齿地咆哮道。
“什么场合穿呢？”她问我。
“好了，妈妈，给你的朋友打个电话吧。”我请求道，“求你了。”
“你看，”我指着商店橱窗里的一件套头衫和长裙，对她说道。这是一家极简主义的小店，售卖瑞士服装。那件长裙是深灰色的羊绒料，套头衫是褐红色的安哥拉羊毛料，胸前绣着泰迪熊。“这身衣服你穿再合适不过了。”我对她说。若是没有泰迪熊的贴布，那就更好了，我如此想道。
我们俩闹矛盾时，除去我之外，她还会朝另外两个人发火：一个是父亲的会计杰夫·豪森（Jeff Howson），他负责每个月给我们寄来子女抚养费（我将其视作救命稻草）；另一个是寇本，并且受她的攻击越来越重。与这两个人相比，母亲生气时很少会提及父亲，似乎是有赖于其忧伤而古怪的行为，所以只是迁怒父亲身边的人。
在香蕉共和国专卖店里，我们俩试了试同款不同尺码的牛仔夹克。这是一款箱型夹克，领子是石青色的灯芯绒。我尽量不喜形于色，我知道不能操之过急。但她把两件都买下来了，两件！与拉夫罗伦的沙发相比，两件夹克不值一提。我们提着沉甸甸的纸袋走出商店。
“寇本说他会照顾我们，可回头就对我不理不睬，让我自生自灭。”她的声音已经变了样。“那个骗子！”她说道，面露狰狞。
我们一定是发财了，我如此想着。否则的话，她怎么会买大件物品呢？她想买一个新沙发的念头已经很久了。但她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我问她时，她总是说没钱，可这一次，她说有。我不敢追问原因，生怕一问美梦就破灭了。她看上去开心而自信，我想，这才是我们在商场里应该有的样子，或许今后也会一直如此。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但据我所知，寇本跟我们并无多少来往。他是个佛教禅宗的俗家弟子，我的父母都认识他，他主持了父亲的婚礼，是个寡言少语的人。
最后，她买下了拉夫罗伦的沙发，以及配套的椅子和搁脚凳，刷的信用卡，这是那时为止我们花的最大一笔钱。为了少花点钱，她没有让店里换新的布面，而是保留了原先的沙发布面。付款过后，我们俩都有点飘飘然，似乎商场也已经与刚才大不相同，对我们不再设限。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的母亲得了精神病，而我又对她不闻不问，所以，在意外怀孕之后，她就去找寇本求助，问他该怎么办。
我知道她讨厌现在那个沙发，也就是多年前从父亲家里搬来的那个。要是让她选的话，她绝不会选那个。我想，那个沙发会让她觉得自己的生活里充斥着别人摒弃的东西。
“把孩子生下来，”寇本建议道，“如果你需要帮助，就来找我。”可在随后那些年里，他从未伸过援手。当时，他对我母亲承诺最多，也貌似最值得信赖。当时，我那年轻的父亲也向寇本求助，寇本对他说，如果生下来是个男孩儿，那他就是父亲的灵魂传人，他应该接纳他、养育他。后来母亲把我生了下来，她从周围人那里得知，因为我是女孩儿，所以寇本对父亲说，他没有义务照料我们母女。
她看了看沙发一侧的价格标签，倒吸一口冷气。
第二天晚上，我和母亲又因为同样的事争吵起来。
“我喜欢，”我说道，“很贵吧？”
“哦，我真可怜，我真可怜。”她又用孩子的口吻讽刺道，接着口气一变，怒吼道，“你根本不知道我为你付出了多少！”
“哎，这个沙发怎么样？你喜欢吗？”母亲问我，她说的是一个双人沙发。我坐上去，垫子没有弹起，而是慢慢地塌下去。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我说道，“我会去洗碗，不再有一点儿抱怨，我会去收拾台子。”她让我使劲擦拭台面，还抓着我的手，将我的手压在台子边缘，以接住抹下来的食物碎屑。
我们经过伍尔沃思(14)，里面摆着一管管西瓜味的唇彩、一包包的美甲。我们经过布拉沃福诺餐馆，我们俩仍然偶尔跟父亲到这里来吃饭。最后，我们走进拉夫罗伦专卖店里，这家店是半敞式布局。水泥花盆跟我的腰一样高，里面种着凤仙花，凤仙花结着绿色圆嘟嘟的种荚，一挤就会爆开，喷出小粒的黄色种子，再恢复成扁平卷曲的样子。
“我说的不是台子，你这个死孩子什么都不懂！我说的是这该死的生活。”说着，她抽泣起来，吸气时很猛，像风箱一样。
儿童用品商店的橱窗里，挂着一对白羽毛制成的翅膀。母亲说：“我小的时候，妈妈告诉我，每个孩子出生时都有翅膀，但被医生剪掉了。肩胛骨就是翅膀根，是不是很奇怪？”
我静静地站在她身边，不为所动，心中毫无波澜。我站立的样子仿佛巴伦公园（Barron Park）的一栋房子，那栋房子被拆得只留正面。所以，除了正面之外，从哪个角度看过去都空无一物，没有房间、没有墙、没有物品。
回家之后不久，我和母亲在商场里买了一个沙发、一把椅子、一个搁脚凳。
“真对不起，”我道歉道，“真的。”
“你真缺心眼”
“道歉有个屁用！”她吼道，“你得做啊，现在就得做！”
“太漂亮了，史蒂夫！”劳伦娜称赞道。她的声音里带着轻松和喜悦，我也想有这种声音。他搂住了她，而我转头看向一边，如鲠在喉，双脚沉重。
说话时，她用力拍打着台子旁边的碗柜，发出啪啪的声音。她又深吸了一口气，却像得了哮喘似的，似乎难以呼吸。
“是啊。”我回答道。
“你知道我是什么吗？”她继续吼道，“我就是个冤大头！我为你付出了一切，可根本就没人在乎！”说最后一句话时，她拉长了音，“没——人——在乎”，而且声音粗哑。我敢肯定，整个安静的街道上所有邻居都能听见。
“景色很好吧？”父亲问我们。
“我狗屁不如，”她嘶吼道，哭了起来，“先是跟我父母，现在是你和史蒂夫。这就是我，狗屁不是！”
我们走到外面的阳台上，一排石栏像烛台一样将其包围。身在这么高的地方，纽约市内的种种已经全不可闻，风声如被单甩动着。俯瞰下去，中央公园仿佛是挖填的一块绿色。
她打开了厨房里的一盏灯。这是我们吵架过程中不常见的事，在我们相安无事的夜晚，我们会把其他房间里的灯也都打开，我们的房子也会像别家的房子一样灯火通明。
“这本应是终极版的单身公寓啊，”他伤感地说道，“真好。”
“不，你不是的。”我说道，面无表情。我站得脚疼。
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很难说舒适与否。这里有棱有角，锋芒毕露，像电影中富人的寓所。这里富丽堂皇，与父亲口口声声的反主流文化背道而驰，纯粹为了取悦访客。他开保时捷，穿高档西装，可我相信他以简洁为美。所以，当我看到他公寓的样子时，我很吃惊。或许他的简朴生活观只是对我而言，只是他对我吝啬的借口而已。或许他是两面人，看他穿破洞牛仔裤、吃素、崇尚简朴、住得简陋，我还以为他不在乎物质享受，但他还是难敌炫耀的富人心态。
“该死的老天爷！该死的这个世界！”她伸出两根中指，指着天花板咒骂道。
除了两侧的窗户之外，公寓里上上下下全是黑色大理石。我用手指擦掉一道灰尘，露出下面亮闪闪的大理石面。我们站在主厅里，只见比一般公寓高三倍的屋顶、窗户，壁炉，黑色的墙和地面。楼梯似乎是湿的，从二楼逐级顺下，每一级都比上一级宽一些，仿佛罐中倒出的糖浆。父亲解释说，这是借鉴了米开朗琪罗的楼梯设计。
她走到纱门处，背倚纱门滑了下去，双手抱头蹲在门口。每次吵架结束时，她都会这样。
“太棒了。”劳伦娜一边夸赞，一边四下里看着。
“我不想再这样了。”她边说着，边轻声地哭泣着。
这栋大楼名叫圣雷莫大厦（San Remo），这里是大楼的顶层公寓。公寓仍在装修，几分钟之后我才明白过来，原来这间公寓是父亲的。这里的屋顶比一般公寓的高一倍，地上铺着硬纸板。他揭起一张纸板，让我们看下面的大理石地面。地板是深黑色的，光滑如镜，墙的衬边贴的也是这种。他说，这栋公寓是贝聿铭(13)于1982年设计的，石板若是用光了，就得找一模一样的，否则就得全部换掉，不然就不一致了。大楼已经建了六年，还未完工。
听她的意思，仿佛她消极的心态并非顽疾，而是刚刚萌生的，就像走着走着突然崴了脚一样。
当天下午，父亲说：“我带你们俩去个地方。”我们乘出租车来到一栋高楼，下了车，又乘坐用毯子充当轿厢壁的货运电梯直到顶层，我的耳朵嗡嗡作响。电梯门打开，眼前是一个遍地灰尘、呼呼通风、光线暗淡的空间。
没有了她，也就没有了我，只剩下虚无。
劳伦娜的朋友谢尔到我们入住的卡莱尔酒店（Carlyle Hotel）里来看她。她肤色浅黑，涂着红色的口红，嗓门很大，带着纽约口音。她站在酒店的钢琴旁边，弹了几下。她们俩谈论的人我都不认识，她们称其为“十足的废物”。
我在她身边蹲下，一只手搭在她的胳膊上，问她：“你说不想这样了，什么意思？”
“他们经常调换电话。”她说道。她指的是经纪人使用的白色座机，每个座机下面都耷拉着白色的电话线圈。“是恶作剧。把这部电话的听筒放在那部电话上面，这样一来，如果有人有交易要做，匆忙之间抓起话筒拨号，却发现拿错了话筒。”
“这种生活，”她抽泣道，“我不想再这样过下去了。你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你不知道我是怎么独自一人把你拉扯大的。我尽力了，可没有几个人给我支持，我活得太难了！”
劳伦娜带我们去了华尔街，在交易大厅里转了转。大学毕业后，她在这里工作过一阵。
每次和母亲吵完架，都如同走完一次漫长而累人的旅途，让人身心疲惫、头晕眼花。直到我又听到了周围的声音，又闻到了身边的气味，魂魄才得以重返躯壳。
初到纽约，我觉得这里总有股酵母味儿。空气中混杂着热乎乎的椒盐脆饼干味道，还有汽车尾气、蒸汽的味道。
她仍坐在纱门前的地上，这次争吵结束了，她不再愤怒，只留悲伤。看她在风暴过后脆弱挫败的样子，我都心中不忍，我无法想象，刚才自己怎么会对她有恶毒的念头。
但我们必须得快点吃，连吃甜点的时间都没有。劳伦娜金色的刘海从发际线下呈弧状盖住前额。她拿东西时总是准确而坚定，仿佛在拿之前就已经想好了。我喜欢她平时拿菜单、握方向盘、拿口红的样子。
看着母亲消沉的状态，我不禁幻想着父亲家里的情形。在干净、洁白、尚未有几件家具的房间里闲逛，随意品尝碗里的各种水果。劳伦娜开了一家自然食品公司，名叫“泰拉薇拉”（TerraVera），用亚美尼亚式全麦面包制作素食三明治。跟她合伙的是一个商学院的小个子男人，他似乎对她有意思。晚饭之前，她回到家里，我问她当天过得怎样，她总是心情愉悦。她一头金发，背着小皮包，包里装着各种文件资料。她的牛仔裤的两条裤管不一样长，脚踝上的裤脚磨边也不一样高，她的脚踝露了出来，仿佛铃铛的舌头。
我们穿过斯坦福购物中心，她走得很快，有点外八字。当天她穿着黑色的山羊皮鞋，上面有金属扣子。“咱们去欧佩拉餐馆（Opera Cafe）吃吧，”她对我说道，“他们做的恺撒鸡肉沙拉很好吃，脂肪很少。”在我听来，此番关于脂肪的话既新颖又迷人，这又是一个精致的世界，此间的女人对摄入的脂肪量很敏感，我也想跻身其中。我不觉得自己胖或瘦，我不常在外吃饭，很想尝尝这里的巨人蛋糕。这种蛋糕体形巨大，仿佛克拉斯·欧登伯格的雕像。我希望除了沙拉之外还能吃些别的东西。
大约就在那时，我开始学着走路略带外八字。其实不走路时，我的脚是直指向前的。这样走路感觉大不一样，让我更自信、更从容。
在此之前，劳伦娜抽时间开着白色的大众高尔夫带我出去吃过一顿午饭。她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上学，那时是她最后一个学期。她似乎很匆忙，开车时不看我，也不跟我说话，只是直视前方，仿佛不知怎样跟小孩子打交道。她跟我妈妈握变速杆的方式不同，她抓得不紧，用手掌根推挡把。她很漂亮，但跟缇娜不同，缇娜不化妆，也对自己的美貌不那么在意。
我和母亲的争吵又持续了几个月，频率越来越高，很快就变成了每晚必吵，一吵就是几个小时。跟母亲在一起而她未发作时，我总在观察她的脸色，以防她突然爆发。
“哪里，我跳得一般啦。”劳伦娜说道。但我知道，她一定跳得比我好，因为父亲在音乐会上看我跳过一次舞，却从未对人说过我会跳舞一事。
倘若争吵太过激烈，过后我就会跟史蒂夫·斯缪恩和李·沙尔特两位老师说。此举令母亲甚为担心，怕别人说她坏话，继而在吵架时把李·沙尔特老师也牵扯进来，嘲讽我总是跑去向她抱怨。
“她跳舞很棒。”父亲在飞机上对我说道。我们坐的是商务舱，他坐中间，我和劳伦娜分坐两边。他看着她，抚摩她的头发，就像对熟睡的孩子那样。
吵架时，她用手捶墙，伤了手，疼得大喊大叫，脸上都凸起了血管，脖子上暴出青筋。她还摔门，她眼下挂着黑色的眼袋。有几次，她还抓着我的胳膊使劲晃。
那年春天，父亲邀请我陪他和劳伦娜去纽约。
“我不该把你生下来，”一个星期六下午，吵架行将结束，她如此说道，“生孩子是个错误。”她哭着说道，没有看我，接着站起身来，去了她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纽约的新家
我知道，别的家长不会如此对待孩子。我迷惑不解，若是我毁了她的人生，那她为何总是形影不离地一个个房间地跟着我，仿佛被链子拴住似的？
我把衣服都脱掉，把口红放好，却把吊袜带塞进口袋，接着走下楼梯，来到玻璃走廊，经过餐具室，穿过厨房，走出门去。
有一天，我蹑手蹑脚地快步走出前门，下了台阶，穿过草坪，走到林科纳达街上，朝爱默生路走去。
我噘起嘴唇，因为我发现自己跟照片中的劳伦娜全无相似之处。
当时是傍晚，四下无人，很安静。一栋栋房子如同僵化的人脸，私人车道上的汽车来来往往。当时我穿着裙子和平底鞋，我快步走到街角，时而回头看看，生怕母亲追来。她或许还在自己的房间里，甚至根本没有发觉我已经偷跑出来。
我脱掉裤子，穿上她的短裤。短裤兜住了我的腿，我得一只手抓住裤腰，以防其掉下。我又穿上她的一件无袖衬衫，奶黄色，脖子和袖口有黑色的缝线。我把衬衫下摆塞进短裤里面，接着在镜子里看了看侧面和背面，希望光线和角度的改变能改善视觉效果。我学她照片中的样子，双脚呈丁字而立，我的指甲被咬得不成样子，所以我背着手。
我向东拐，向南拐，又向东拐，朝内河码头（Embarcadero）走去，朝101高速路走去。走过街角之后，我可以直行也可以转弯，她都不能轻易找到我了。我长舒一口气，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和自在，双膝都因兴奋而颤抖，这种感觉不仅仅是逃离的快乐，而是如释重负。
第二层抽屉里，有一双炭黑色的羊毛袜，我记得在一张照片上见她穿过。照片是在斯坦福大学广场拍的，照片上，她浅金色的头发垂在脸的两侧，双脚呈丁字而立，一副自信的样子。父亲把这张照片放在办公桌上。母亲喜欢抓拍的照片，我喜欢正面照，像杂志上那样。我想像劳伦娜那样，哪怕现在不行，长大后也可以。
我心情轻松，又恢复了自我，又能感觉到空气与身体外表的接触。
我打开她放内衣的抽屉，不同颜色的内衣——黑色、白色、肉色——叠在一起，跟我在家里收放内衣的样子一样。抽屉右上角有根象牙色的圈，我将其抽了出来，一团弹性蕾丝在我眼前绽开，原来是一条吊袜带。我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在《花花公子》杂志上见过，但从未见过实物。
我看了看自己的手掌。掌纹算命很准：我的左手掌纹就像错综复杂的树枝，没有一根是清晰独立的。右手掌纹同样混乱，只有生命线清晰一些。我知道掌纹里的空格不是好兆头，但如何判定厄运何时发生、怎么能判断出我处在生命线的什么位置？即便我暂时远离了母亲，可我还是深受她的影响。
现在，我身在二楼，周围静悄悄的，我想找出她的秘密。我打开她的衣橱，里面有个立式穿衣镜、一个五斗橱、一根用来挂衣服的横杆，是请木匠用浅色木头做的。五斗橱上有两支口红，一支是淡紫色，一支是亮粉色，都因为多次使用而被磨得又尖又细，顶端几乎要断掉的样子。我拿淡紫色的那支抹了抹嘴唇，润润的，闻着像蜡和香水的混合体。
走了一会儿，我的尿意来袭。旁边有一栋西班牙风格的浅灰色房子，圆形窗户有一人高，房前的草坪上种着一丛玫瑰花。我两边看了看，没有人，于是迅速地在花丛下面解决了问题。
劳伦娜的朋友凯特就住在附近。有时候我在这边，她也过来。她俩年龄相仿，都近30岁了。她俩有时会谈到某些一无是处的人，每当谈起，劳伦娜就伸出拇指和食指，比画出大写字母“L”(11)。当她说到“loser”这个词时，听她清晰地吐字，我就在想，我千万不要变成一个一无是处的人。劳伦娜的老家在新泽西州，由此我判断，她称人为“loser”时，其实指的是新泽西州的正常人。她俩没有博肯拖鞋，没有宗教导师，也不谈灵魂转世。大约在那段时间，劳伦娜说有个男人在全食食品超市(12)尾随着她，自称是由一只大黄蜂转世而来。
我四处闲逛，直到日暮。我感觉自己出来好几个小时了，无事可干，只好回家。
我没想到她在这个年纪竟然还能劈叉。她为我演示过，真的是一劈到地。我关注她的一举一动，包括说话时使用的词汇，那些词我从未在别人的嘴里听过：gratify, garner, providence, interim, pillage, marauding……一个个从她嘴里蹦出来，像珠宝一样为她的话语锦上添花。她说“marauding”这个词时，会把元音拉长，听起来成熟而自足。她的眼睛是冰蓝色的，很小，眼窝很浅。不知何故，有时候，看着她的眼睛时，我会感到伤心。她说，要是不戴眼镜或隐形眼镜，她就跟瞎了一样，整个世界只剩下轮廓。
离家还有一个街区时，我就看到家门前的草坪上有人，还听到鸣虫似的声音：是对讲机，时而说话，时而发出沙沙的静电声。家里的前窗都亮着灯，还有手电筒照来照去，门前停着一辆警车。
“那我选漂亮的外套。”她说道。
离家还有半个街区时，一位身穿制服的女警看到了我，就向我快步走来。母亲双脚分开站在草坪上，双臂在胸前交叉。
“对。”我说道，却已不再相信她的答案能透露其性格。
“回来了。”她对我说道。
“我不确定，”她答道，“你的意思是，我是选择漂亮的外套还是漂亮的内衣？”
“啊。”我应道。
两三周之前，我问她：“如果让你二选一的话，你会选外套还是内衣？”我是从谢尔·希尔弗斯坦(10)的诗里得来的灵感，这个问题旨在探寻对方的偏好，看其重视的是内在生活还是外在生活，是内心还是外表。
她小心翼翼地走到我近旁。
我握着细铁扶栏，沿石头阶梯来到二楼。扶栏上方有盏长筒状的纸灯笼，在风中轻轻转动。我觉得胸口仿佛吊着一根绳子，拉着我进了劳伦娜的房间。在强烈的好奇心下，我翻看了她的衣橱和五斗柜。长久以来我一直想多了解她，看我能否更像她一些。
女警跟母亲说话，一位男警远远地站着，在对讲机里说着什么，眼睛看向别处。
我和母亲住林科纳达的那栋房子。每次有小型地震或者有火车经过，都会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窗玻璃震颤有如唱歌一般。而在这里，却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一切都安安静静的。这里距离火车站有好几个街区，看不到阿尔玛街，也看不到铁轨。房子的墙很厚，圆形的门廊很宽，像西班牙教堂似的。
“谢谢你们。”母亲说道，朝女警点头致意。女警也点了点头，然后就向警车走去。
对我而言，这栋房子似乎是有生命的。我走进通往后院的走廊，看着庭院，我告诉自己，这基本上可以算是我的房子了。因为这是我父亲的房子，而我是他的女儿。我确信自己有权到这里来，但我还是不想被他们发现。
“你不该这样，”警车走后，母亲对我说道，“你不可以离家出走。”
我在房子里闲逛，前房主在餐具室里留下了很多罐颜料，还有好几袋子画笔、几个放钉子的空罐、几瓶油彩、一些说明书。说明书都是以斜体草书写在线格纸上。
“你不该吼我。”我昂首挺胸，像她那样双脚分开站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
台子上还有一碗熟透的红色杧果。我和母亲每次买杧果时都只买一个，因为太贵，而这里的杧果却似乎吃不完。
“对不起，我不该吼你。”她道歉道。
厨房的工作台上有一盒椰枣，旁边是一个木盒，里面有一堆樱桃。这些果实都是从附近的一个农场里买来的，据说，世界各地的王室也都吃他们的产品。椰枣和樱桃都有序排列，果肉朝上，上面覆着一层薄薄的蜡纸，像甲壳虫一样油光发亮。
当天晚上，在我上床之后，母亲到我的房间里。她洗了脸，俯下身对我说道：“对不起。”她身上有肥皂的香味。“你饿吗？”
从那之后，有时候，我会趁着父亲和劳伦娜都不在的时候，到瓦沃勒街上那栋房子里去。他们总是不锁门就出去。我穿过一个小门廊进到屋子里，再走到厨房里。阳光照射进来，在厨房的墙上形成一块块大洲样的形状。房子里悄然无声，外面有只鸽子时高时低地叫着，墙上的光影似乎也随之晃动。
“有一点儿。”我答道。
“那戒指都能换一栋房子了，”他说道，“但我没告诉她。”他似乎担心一旦劳伦娜知道了戒指的价值，就会吓跑。他与我擦肩而过，走进屋里，把刚买来的果汁放进冰箱。
她到厨房里切了点苹果和奶酪，用盘子端到我床上。我们俩倚着枕头，腿盖着被子，一起吃东西。“你会跟别人说吧，”她说道，“把我说成一个可怕的人。你会告诉李·沙尔特老师。”
劳伦娜搬进了瓦沃勒街上的那栋房子。几周之后的一个周末，我过去看他们。她在二楼，穿着运动服，戴着一个新戒指。“我们订婚了。”她对我说道，伸出手让我看。那是一枚祖母绿切割花样的粉钻。“在他之前，我一共被人求过两次婚。”劳伦娜说道。父亲去杂货店买东西了，回来时，我跑出去迎接他。他从正门走了进来。“我看见劳伦娜的订婚戒指了，”我对他说道，“恭喜你们！”
“不，不会的。”我满怀同情地说道。
劳伦娜
第二天上午，我找到李·沙尔特老师，她正在大教室的屏风后面。
父亲把瓦沃勒街上的那栋房子买下来了，却是买给自己的。入住之前，他把房子翻新了一下。我跟他去看房子，他一一说着打算换掉的东西：地板、三角形的黄玻璃、院子里的紫藤架……一想到我和母亲曾奢望他给我们买下这栋房子，我就羞愧难当。他跟房东讲了价，最终以300万美元买下。房主是个寡妇，她受够了父亲举棋不定的慢性子。买下房子之后，他向母亲转述了买房的经过，说房主最终愿意减价卖房。伍德赛德的那栋房子他仍留着，为了那里的树和地，他打算将房子推平。母亲则认为他不该跟房主讨价还价，还因为他买走了自己心仪的房子而心痛。同时，她又不觉得惊讶，她有一种阿Q精神，遇到伤心事也能笑起来。心仪的房子落空，她很伤心，但这并非意料之外的事，也可以算作一种赞赏：她很有品位，因为是她首先找到了美好的事物。
“老师，你看。”我对她说道，让她看我前臂上污泥一样的一块瘀青。“她还跟我说，说不该把我生下来。”
他一听，就把嘴里的食物吐在手上，口中发出作呕的声音，又跑到洗手池边漱口。
“她不该说那种话，”李·沙尔特老师安慰我道，“她不是那个意思。”
“加了一点儿。”母亲心不在焉地答道。
“她跟我吵了好几个小时，”我又说道，“等吵完了，天已经很晚了，我没法静下心来写作业。我从家里跑了出去，但过了一会儿我又回去了。”
他拿起一把铁勺子，从锅里舀了一勺尝了尝。“呣……”他品评道，闭上了眼睛，嘴里的食物还未咽下去，就又问道，“里面加了黄油？”
最近，母亲吃饭时总会喝点酒。
“她真聪明。”父亲又对我说了一次，“我跟你说过吗？她长得像克劳迪娅·希弗。”他又开始重复以前说过的话了。他这样很令人沮丧，倒不是因为同一件事、同样的话听两遍令人厌烦，而是因为他第一遍讲述时，激动的样子令我误以为故事是特意讲给我听的。有时候，他告诉我一个秘密，并让我发誓守口如瓶，可后来我却发现，他对每个人都是这样说的。
“她还喝酒。”我继续告状。
“我说我背着包袱。”他说的包袱，指的是我们母女俩。
“真的？多少？”
“怎么说的？”母亲问道。
“一杯，有几个晚上喝了。”我模棱两可地答道。
“你知道我跟劳伦娜是怎么说的吗？”他问道。
李·沙尔特老师脸色变了，我知道这一细节并不像其他几件事那样有说服力。
几天之后，父亲来我们家，母亲在厨房里做南瓜汤。之前她在电话里跟他说过那栋房子的事，还说她想要那栋房子。他说有空就带房产经纪人过去看看。
“不算多。”她说道，“但你得考虑一下期末考试期间你住在哪里，赴日的研学旅行很快就要到了。”接下来的一周，我住在凯特家里，在伯灵格姆（Burlingame）。星期一早晨，母亲送我去上学，我随身带了过夜物品。她说她也需要静静心。放学时，凯特的母亲把我接走了。她身材高大，眼镜用一长串细串珠项链挂住，走动时发出悦耳的窸窣声。
站在窗外看别人的家，总会令我联想起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她站在外面的雪地里，一根根地划着火柴，在火焰中幻想一幕幕幸福的场景，直到划光最后一根火柴，第二天早上被人发现冻死。自从得知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小女孩之后，我就有一种同病相怜的伤感。
“嗯，真是小巧玲珑，好东西不在个儿大嘛。”到她家时，在铺着白瓷砖的厨房里，她俯身细细地打量着我，如此说道。
“到时候再想办法。”她答道。
“谢谢你。”我应道，却突然意识到，跟他们相比，我是多么渺小。
“他不会的，”我再次说道，心里却盼着他能给我们买。这房子如果真成了我们的，会怎么样？母亲一定会过得很幸福。“再说了，咱们怎么买得起家具？”
日本之行
我喜欢父亲当初给我们买那辆奥迪车时的感受，仿佛从天而降的神迹，一下子就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研学旅行开始了，我们坐飞机去了日本京都，住在带栅门的寺院里。女生住一个房间，男生住一个房间，老师住一个房间。我们睡的是日式榻榻米，早上起床后把东西叠好，放进障子后面的橱柜里，晚上再取出来，铺好睡觉。
“他会的，”她反驳道，“他终于要为我们做点事了，真正大方一次。我希望他能办到，别的什么都不要，只要给我们买下这栋房子就好。”
早晨，我们跪坐在四面环树的庭院里的桌边吃早餐。第二天吃早餐时，我们发现米饭里夹杂着很小的银鱼。
“他不会给我们买的，”我说道，给她泼了点冷水，“这栋房子太好了。”
我们每个人的花销明细要跟研学经历写在同一个日记本里。随着花销增多，我将其分散地记在不同页里，次序也打乱了，其中包括第一天在比睿山(16)山顶的寺庙里，我花了300日元许了个愿。如此一来，活动结束时，在我这里，原本易于算清的花销情况就因为分散地藏在不同页而变得难以计算。
我们从大门向里面看着。“哇哦……”母亲赞叹道。她喜形于色，脸变得红扑扑的，眼睛亮晶晶的，似乎已将其视作我们俩的房子，就像刚喝了几口酒似的有了醉意。
在寺庙里，很多日本女孩儿笑嘻嘻地走到我们面前，跟我们合影留念。她们笑的时候，总是掩着嘴。快门按下之前，她们会在彼此脑后摆出耳朵手势。我买了几张许愿卡，把心愿写在上面，再将其塞进黄岗岩的一个入口里，僧人以后会将其烧掉。
母亲想趁着天还没黑，现在就过去看看。沿着我们家门口的大街一路向北，下坡，在街区前右拐，再经过一个街区，来到第三个街区一角，只见一栋风格别致的砖房立在眼前：屋顶层层叠叠地铺着蓝灰色的瓷砖，铅条窗格玻璃窗，房子的螺旋小尖顶像猪尾巴似的。房子的一侧是一道高墙，跟房子一样，也是砖头砌成，日久已有风化的痕迹，高墙呈弧形围住庭院。在距离房子最远处，高墙上嵌着一扇木门，木门上有拱顶，半腰处是一个铁门闩，跟童话书里一样。
我们去了池田(17)，在那里待了一周时间。一天晚上，我们去澡堂洗澡。进澡堂时，我们拿着毛巾遮羞，但我发现自己并不觉得难为情，泡在池子里，似乎也露不出什么。
“就是那里，还没挂出去。我猜，你可能想过去看一看。”玛格丽特眨了眨眼睛，说道。
澡堂很大，共有三个不同的浴池，后面有间桑拿室，散发出热乎乎的带着檀香味的蒸汽。一个热水池，一个冷水池，一间桑拿室，里面的一个电炉篦发出清脆的鸣声。澡堂里有很多年轻女人，还有身材很瘦的老妇，后者皮肤松弛，皮薄骨凸。热水池里，女人们都用毛巾遮住胸部，倚在池壁上闭目养神。
“我知道那栋房子，”母亲说道，“就在南希法式乳蛋饼店对面吧？”母亲说的是一位名叫南希·米勒的女士，她卖一种酥皮冷冻乳蛋饼，我和母亲偶尔去吃。她发了大财，都能买一栋意式风格的房子了。
泡了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离开浴池，经过金属检票口，走进外面的夜里。我的身体还带着池水的热度，感觉不到夜的凉。大家身上都热腾腾地冒着水蒸气。
“有一栋房子要卖，”玛格丽特说道，“砖头房，像童话里的房子似的，就在瓦沃勒街（Waverley Street）和桑塔丽塔街（Santa Rita）的拐角处。”那里距我们有四个街区的距离。
旅行临近结束时，我们去了广岛。博物馆昏暗的走廊里，两侧是被灯光照亮的展柜，展柜里放着一些盒子，盒子里装着指甲、头发、烧焦的和服残片等物，还有一些黑白照片，照片上是痛哭的遗孤。核弹爆炸时，有些孩子眨眼间就变成气体了，活下来的，也因为受了辐射而在随后几周时间里掉头发、掉指甲，甚至掉手指头。核爆的冲击波犹如龙卷风，风吹着辐射四处乱飞，所到之处尽是死亡和病痛。
那段时间，父亲说要为我们母女俩买下当时居住的那栋房子，但房主不愿意卖。我担心等我上大学时母亲还不能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我想，趁着父亲尚未改变主意，要么就做做房主的工作，要么就去买一栋价格差不多的房子。但母亲似乎不着急，想必她跟玛格丽特说过我们要买房子的事。
在学校时，我读到一本讲述当时情况的书。核弹爆炸时，一对母女正在桥上，女儿眨眼间就变成了地上一摊淡黑色的黏稠物，母亲则变得一丝不挂，皮肤被烙上和服上的花朵图案。那幅景象在我脑海中久久不能忘怀。
我和母亲先去买了些日常用品，然后回到家里。这时已是日暮，落日的余晖在公路上印下一条条宽阔的金线。我们下了车，这时，邻居玛格丽特——一位年长的女士，有时候在我放学后照看我——朝我们走了过来。
当天下午，有几个学生去了核爆的中心地带。那片地区被围栏围着，里面有栋残存的旧楼。几条水泥长凳正对围栏区域，长凳四周摆着花盆，再向外是沥青路，路旁种着悬铃木，树干斑驳，落叶如卷起的手掌。
家长见面会结束后，我希望他俩能多交流一下。我在教室里多待了一会儿，把书籍资料收进书包。他俩走出教室，走到封顶的人行道上。母亲穿着一条长裙，脚上是一双靴子，上身是女装衬衫。父亲穿着白衬衫、羊毛西裤。那一天，海上升起的雾气布满天空。母亲的头发一卷一卷的，父亲刚刚理过发，像黑漆一般。我站在玻璃门后面，看见他俩面对面说着话。我不关心他们在谈什么，只要能一直交谈就好，因为这一幕让我感到平和甚至狂喜。我走出门去，站在他俩旁边。但是他俩都说要回去工作了，就在学校里分开，各自离去。
我从旁边的便利店里买了一盘鳗鱼饭，坐在长凳上边吃边看。围栏里面是一大片草坪，残存的旧楼四周有一大片土地，是我在日本见过的除寺院之外最为广阔的。我继而想起了帕洛阿尔托郊外皇家大道旁边建筑物之间的大片荒地，那里都是杂草丛生。
父亲拒绝了。他说，她如果想要更多帮助，就得让我跟他一起生活。后来他对我说，是学校认为我们母女俩频繁吵架，母亲的脾气越来越暴躁，所以认为我跟他一起生活会更好一些。但母亲认为，父亲如果能多帮帮忙，情况就不会这样。
遗址正中是一栋只剩框架的楼，上面是一个钢板做成的弧形穹顶，像脚手架，又像裁缝用的人体模型。核弹落下的那个上午，这栋楼还好好的，可一转眼就只剩下了油漆和灰泥包裹的骨架，如同一片树叶只剩褐色的叶脉。因为处于核弹引爆点正下方不远处，爆炸时并未承受过多横向冲击波，所以其垂直结构得以保全。
母亲早就向父亲寻求过帮助，不是金钱，而是时间和精力，她甚至低三下四地求过他。之前她从未有过类似的要求，只是任他来去，看我或不看我，只要他合适，怎么都行。而现在，我已经进入青春期，上了中学，学校离家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七点钟开始上课，所以她得五点钟起床，这让她一直睡眠不足。除此之外，还有别的麻烦：有一天，父亲的会计打电话通知她，说父亲不再为她支付医疗费用（此前他已为她付了一年的钱）。她和伊兰正闹矛盾，她辛辛苦苦地照顾着我，我才能在学校有良好表现，可她觉得自己被学校当成了两位家长中逊色的那位。
离开广岛之后，我们去了郊区一个小镇。我们住在一栋低矮的平房里，中间是个会客厅。我们此行去过很多山寺，山色葱茏，空气中是泥煤和雨的味道。我们也乘坐了子弹头列车，其行驶之平稳，令人感觉不到移动。
“好。”我应道。我能看出来，听到这句话，母亲如释重负。但是我想跟李·沙尔特老师说明白，我们母女俩的矛盾不在家务活，而是母亲觉得没有得到足够的精神和情感支持。即便当着父亲的面，母亲也将自己的担忧和盘托出。
我想起母亲，又想起我们的争吵。与她相离，让我备感轻松。但我知道，一旦我回到家里，战火必将重燃。
李·沙尔特老师看着我，说：“丽莎，要是你妈妈制定家务安排，你愿意尽力服从安排吗？”
到郊区的第二天，我们的研学旅行已近尾声。这天，一个人走进门来，进了会客厅。片刻过后我才认出来人是谁：是我父亲，他光着脚，甩了甩头发。
“我同意。”李·沙尔特老师说道，“在我们家，女孩们都帮忙洗碗，有时还帮着做饭，还有洗衣服、打扫卫生。”
“史蒂夫？”我打招呼道。
“在洗碗这件事上，她很不听话。”母亲说道，深深地坐在椅子上。“她在学校里表现好，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做家务。”
“嗨，丽莎。”他笑着应道。同学们都看着我们俩。“我过来出差，就在附近，所以过来看看你。”
“是的，”史蒂夫·斯缪恩老师附和道，“我们很高兴丽莎能在这里取得进步。”我忍住不笑。“只要她能坚持下去。”史蒂夫·斯缪恩老师继续说道，然后就出去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他到日本出差只去东京和京都，而我们这里离两处地方都很远。
“很好，”父亲应道，“大体而言，我认为中学教育很糟，还不如让孩子们去周游世界，把他们送到船上，就什么都不用管了。不过这里跟别的中学大不一样。”
“我自有办法。”他答道。
“如果你们还以为她是六年级那样，整天想着男生和穿衣打扮，那就错了。”
我看了看李·沙尔特老师，她朝我眨了眨眼睛。
我们五个人坐了下来：史蒂夫·斯缪恩老师、李·沙尔特老师、我父亲、我母亲、我。李·沙尔特老师先开口，眨眼间，她的三角眼不断闪烁：“她在校表现很好，一直在不断进步。”接着两位老师对我那幅地图作业点评一番。接着又谈到我喜欢《森林人》(9)这本书，谈到我认真准备每次测验，谈到我每天早上认真练习太极拳。我一言不发，听他们说我。两位老师说，与去年穿超短裙、化妆的我相比，我可谓改头换面。李·沙尔特老师的目光在我及我父母的身上来回移动，但绝大多数时间里，她是看着我父亲。父亲的到场令这次家长见面会活跃了很多，两位老师的兴致非常高。我担心他们过度关注父亲而忽略了母亲，似乎我和父亲是主角，母亲只是个陪衬。
他真年轻，真帅。我心情雀跃，如同当初在杂志封面看到他的照片时一样。
几周之后，第一次家长见面会上，我的父母是分头来的。看着父亲踮着脚尖朝气蓬勃地走进教室，我快活极了。家长见面会一年举行两次，当时我并未意识到，两个乔布斯对我竟然有类似的影响。
当天下午，老师给我放了假，不必参加班里的活动。老师和同学们都出去了，我和父亲待在一个房间里。米纸纱窗、一扇窗、榻榻米上几个靠枕。我抚着靠枕上的图案：丛丛芦苇呈鱼脊排列，闪闪发光。跟他在一起时总是以尴尬开局，就像跟心仪的男生相处一样，两人彼此喜欢，却不知该说什么。
我努力学习并非仅仅为了分数、为了证明自己聪明、为了参加八年级为期一个月的赴日研学旅行，而是为了免受史蒂夫·斯缪恩老师的批评和讥讽，为了能换得他的和颜悦色，不用多么明显，哪怕只是一点点就好。有一天上午，我们考的是《文化的构成》，前一天晚上，我跟一个朋友一起复习过，还为此发明了一种记忆技巧。第一次，我把十道题全部答对了（此前我从未有如此好的表现），史蒂夫·斯缪恩老师并未发出怀疑的哼声，而是赞许地点了点头。
“你能过来看我，我很高兴。”我说道。
我害怕史蒂夫·斯缪恩老师，所以就努力学习。用词错误，或者各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都会惹他生气。他的嘴唇很薄，嘴很小，因为留着短须，嘴巴半掩半现。从这短须下的嘴唇里冒出的随便一句讥蔑之语都会使我受挫，有时候一整天都缓不过来。史蒂夫·斯缪恩开着一辆蓝色现代汽车，在学校外面，只要看到同款汽车，我的心就会提到嗓子眼。我小心翼翼，走路时挺直腰杆，说话时吐字清晰，生怕他在旁边看到听到。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年，从中学毕业以后还心有余悸。
“我也是，丽莎。我想陪你玩几天。”
每天上午，老师都会对前一天所学的内容进行一次小测试，接着，每名学生都要当着全班的面向史蒂夫·斯缪恩老师报告成绩。史蒂夫·斯缪恩老师坐在电脑跟前，把成绩输入，连头都不抬一下，除非某个学生的分数太低，那时他就会抬起头，面带讥讽。这时班里就会鸦雀无声，仿佛低分不仅是学习不好，甚至连品行都有问题，仿佛低分学生在宣告自己不愿加入学校的宏伟事业，几乎每天都有学生哭。虽然学校里不正式为学生排名次，只是在家长见面会上给他们一张手写的评估以供商讨，但这些数字还是非常重要。
不一会儿，我坐到了父亲的腿上。我其实岁数不小了（那时我刚过14岁生日），不该再坐到大人腿上，但我发育得晚，身材尚小，有时候我也坐在母亲腿上。坐在母亲腿上时，我会在无意间把坐骨嵌到她的腿里，但我不想对父亲这样，我跟他还不是很熟，所以，我小心翼翼地弯腰坐着。
晚上，做完作业以后，我都会把当天的笔记誊写到一个螺旋装订的笔记本里，若是不够整洁，我就会撕掉重写。我在写“i”头顶上的点时，不再画空心圆圈，字体也稍微倾斜，这样我写的字就呈一定角度向纸的边缘行进。
我微微颤抖，是因为害怕，还是激动？我说不清。我怕他，但同时又感到一种触电般的爱，我希望他没有发现我又红又烫的脸颊。我一直盼着能跟父亲如此亲密，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就我的理解，“有父亲”并非是件稀松平常之事，而是上天眷顾。我们俩单独相处的时间并非一贯流畅，而是像手翻书(18)一样断断续续的。
当天晚上，我的地图完成了。第二天，我把地图交了上去，李·沙尔特老师把它钉在教室前面的墙上，面向课堂。这是唯一一幅张贴展示出来的地图。
孩子跟父亲的关系应该是多么亲密？我想扑进他的怀里，再也不跟他分开。跟他在一起时，我总是手足无措，别的女生应该早就知道这种感觉了。
那天晚上，我正为爱奥尼亚群岛(8)涂色，用的是名叫“帝国蓝”的一种蓝绿色颜料。母亲穿着网球鞋，脚尖位置皱巴巴的，一条松垮而沾有颜料的布裤，反穿着套头毛衣。她歪着头看我画地图。“光线有点暗。”她说道，随即从她用石膏灰胶纸夹板把车库改成的绘画工作室里拿来一盏灯，插上电源，将灯头扭向我坐的位置。
身在清冷而安静的寺庙环抱中，我感觉自己已经超越了本体，变成了某个宏大而至善的系统或计划的一部分。我不知道旅行结束后该如何与母亲一起生活，父亲会说我可以跟他住在一起吗？
七年级有地理课，要学习全世界的国家、海洋、地标。作业是做一张世界地图，涵盖所有地理因素。我们一个大洲一个大洲地进行，刚刚完成欧洲部分。其实这个作业不会计入学分，只是一个工具，用于熟悉可能考到的国家布局。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花好几个小时去做。因为我知道，只要图做得好，就会被老师表扬，还会在教室里张贴展示。我不在乎这要花多少时间，受表扬的渴盼使我坚持下去。
“你信神吗？”我问他，我想知道父亲是否跟我一样受到了周围寺庙的感染。我害怕他会拒绝，所以不敢问能否跟他一起生活。我要用普通小女孩不具备的巨大好奇心打动他，使他分心。
中学部与小学部是分开的，位于山坡上方，远离主教学楼。在五年级教过我的史蒂夫·斯缪恩（Steve Smuin）和李·沙尔特（Lee Shult）两位老师是我们的主任教师，听说他们非常严厉。
“信，但不是那种普通的信仰。”他答道，“我相信冥冥之中存在一些东西，某种意识，就像车轮一样。”说着，他站起身来，我也从他腿上下来。他蹲在地上，用手指在榻榻米上画了个圆，又在其中画了个小圆。我也蹲了下来，心跳得厉害。就是这种感觉！我还要更多！于他而言，跟我讲解这些事，是因为他感兴趣，能阐述心中所想，同时知道我能理解，因为我是他的女儿。“车轮在不同位置会有节点，外面一圈有超凡的东西，外圈和内圈能相连相通，”说着，他在内外两个圈之间画了两根辐条，“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得通。”
长久以来第一次，我想穿那些不会惹母亲反感的衣服。简简单单、中规中矩，早晨起床时拿起来就能穿，不必费心，比如校服那种。我会变聪明，我需要一个衣柜，它能显得我勤奋好学，不为穿衣打扮分心，牛仔裤搭配衬衫就可以。
似乎他自己也迷惑不解。“总之，道理是很简单的。”他总结道。
七年级开始前的那个暑假，伊兰教我读莎士比亚。有一次，母亲和伊兰带我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看剧场版的《冬天的故事》(7)。演员都身穿现代服装。剧场中央是个圆形的水泥舞台，周围是广阔的阶梯坐席，旁边是个山丘，红杉环绕。光线透过树冠，照到舞台上。我喜欢赫米奥娜这个角色，她骗过了国王，让他以为自己是个雕像。国王在她四周徘徊，边走边对她倾诉衷肠，说后悔当初没能善待她，她则不为所动，直到最后才回心转意。
当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写道：“有些事情，我跟他说了，它们就活了。不说，它们就永远不存在。”
这么说，我也变聪明了，并且，写那段文字并不累人。从琼老师的夸奖中得到的满足感，要远胜我用超短裙换来的那条破洞牛仔裤（我在那条裤子上记下了所有吻过的男生的名字。说来也巧，他们的名字的首字母都是T：托比、汤姆、特利普、泰勒）。
“我心里如小鹿乱撞。”我如此描述道。
我心里一阵狂喜，这是我第一次因为作业做得好而单独受到表扬。我记得前一晚写作业的情形，我的文思如泉涌一般，美妙的字句仿佛抹了润滑油，唰唰地溜出来，我只需将其誊写在纸上即可。
随后，父亲跟我们一起骑自行车去了一座宁静的小镇。民宅、商店都是乌木建造，四周稻田环绕，小山上也开垦了梯田。我们去了一家荞麦面馆(19)，在里面的包厢椅子上坐了下来。我点了碗油豆腐皮乌冬面：一碗肉汤清澈见底，能看见碗底的宽面条，上面漂着几粒白丸子，还有一块炸豆腐，就像褐色池塘水底的白石。他点了荞麦凉面和蘸酱。
“这个，”琼老师说道，拿着我的一篇作文，里面有一段关于哈丽雅特·塔布曼(6)的评论。“写得很好。”琼老师的眼睛很大，水汪汪的，因为戴着眼镜，她的双眼被再度放大。说这番话时，她认真地抿着嘴唇。
“丽莎，我能跟你借点日元吗？”他问道。他这次从东京过来，身上只带了美元。
六年级期末，有一天，班主任琼叫我去她办公桌前。我走了过去，站正，准备挨批。在学校里，我经常会因为自己的穿着打扮挨训。
“行啊。”我应道。我从母亲给我的钱里分了一些给他。这笔钱的数目是老师建议家长给的，老师们算好了此行数天的自由花销，包括午饭、零食、许愿符、交通费等。
家长会
“我走之前还给你。”他说道。
她向木兰树下的汽车走去，向我挥手作别，然后就开车走了。我跑进屋里，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问道：“她真是这样说的？”似乎是在考虑其意义，或者是不相信蒙娜的话。
午饭过后，我们去了一家银行。他将从那里乘火车返回东京。日本的房屋都很小，但都很通气。商店的漆柜中，分而置之的食物因光线而明亮，街旁的弹球游戏店里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一切都与美国大不相同，令人耳目一新。但这家银行与加利福尼亚州的大银行并无二致：地上铺着地毯，铜扣红绳拉起一米线，隔开排队的人。一队人正等着在自动取款机上取钱。父亲跟防弹玻璃后的工作人员交涉了一番，后者数给他一沓钱。“给你。”他递给我一张纸币，其面额是我平生仅见：10000日元！此行，我一共带了两万多日元，他一下子就给了我这么多。别的钱都皱巴巴的，他的却很平整。“孩子，对不起，我没有小面额的钱。”
“谢谢你。”我对蒙娜说道。
“哇！谢谢。”随后我们互相道别，我把父亲给我的钱放进口袋，心情好得不得了。
有一次，我和父亲、蒙娜在帕洛阿尔托一家二手服装店买东西。我和蒙娜淘到几顶帽子和几件上衣，父亲看着我们试戴试穿。“它们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好看。在二手店买东西，很容易觉得东西好看，其实并不是。”他大声地说道，接着就走出店门，扬长而去。可几分钟前他还貌似要给我们俩付钱，说至少是每人买一顶帽子。
我用这些钱给父亲和劳伦娜买了礼物，其中包括一套四个的瓷碗：四种不同的釉彩，小而薄，分别放在盒子的四个小隔间里。另外一件礼物是放在长方形纸盒里的松香味的香，售货员说这叫“雪松”。售货员收过那张大钞，鞠躬，找给我很多小面额的纸币。我给母亲买了一件浴衣(20)，S码，靛蓝色，上面有展开的白色折扇图案，配有同样布料的束腰。浴衣用塑料玻璃纸袋子包装，比我给父亲和劳伦娜买的礼物稍稍便宜一点儿。
“要是史蒂夫不供你上大学，我供你。”蒙娜突然冒出这句话来。大学离我还很遥远，但我多少有些担心，我从未向他人明确表达过上大学的意愿，所以我纳闷她是怎么知道的。父亲每次谈到大学时，都语带鄙夷。他不用上大学，那我为什么要上？更何况，有时候他事到临头才决定不掏钱，比如不付账就走出饭店，拒绝买别人觉得理所当然的物品（如家具等）。他生命中的每个人都见识过他奇葩的金钱观，不论东西大小，都有先许诺要买却又食言的情况。
“你给他们买的礼物是不是比我的好？”母亲问我。我们俩在她的卧室里，我从行李箱里把浴衣拿出来给她，仍然用玻璃纸包着。
我们俩站在房子前面，草的叶梢映着斜阳，变成半透明状，仿佛灯前的秸秆。
“不是，我给你们买的东西不一样，没有好坏之分。”
蒙娜个子不高，大概只有五点二英尺，但气场很足，仿佛站在哪里，哪里便是她的地盘。她的小腹微微隆起，像小姑娘的肚子似的。在我眼里，她是成年女人与小女孩的合体。我相信她能理解我，我相信她能在将来帮助我。我知道她的父亲同样离她们母女而去，她曾经也经济拮据。跟我父母不同的是，她上过大学，还读了研究生，她走路的时候屁股来回摆动。她当时在一个名叫巴德大学的学校里任教，嘴里常会说出“分期偿还”（amortize）“气候有益健康”（salubrious）等我听不懂的词。她不会重复这些精妙的词汇，再说话时，会蹦出新词。这些词语被她融到句子里，快速而清脆，似乎她希望我能明白它们的意思。
“但是你为他们花的钱更多。”她说。她是怎么知道的？我本该给母亲买三个人当中最好的礼物，因为她的钱很少，又没有机会给自己买。
12岁生日时，蒙娜送给我一张佩茜·克莱恩(5)的CD，里面有一首悲伤的歌，说的是垂柳在夜里独行。不久之后，蒙娜到我们家来。她进屋跟母亲寒暄了一番，随后把我叫到了屋外。我们俩站在草坪上，当时是傍晚，天空是昏黄的，除了割草机、吹落叶机器、螺旋桨飞机的声音，再无别的动静。草坪上方，小虫如碳酸饮料表面的气泡一样飞舞翻腾。
“我喜欢这件浴衣，你穿在身上一定很好看。”我说道。她未脱衣服就直接把浴衣套上，我坐在床上看着她。
我要上大学吗？
“我不喜欢这种束带的衣服，”她说，“太大了。不管怎样，我是你妈妈，你应该对我更好一些。”
“我试试能不能睡着吧。”说完，他就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这是S号，”我解释道，“我对你好……”
“明天她会给你打电话的，你该去睡觉了。”
“你给他们买了什么？”她打断了我的话。
“我担心她会离开我，再也不回来了。”可两三个小时之前我们才见过她。这时天已经破晓，天边露出一丝曙光。
我给父亲和劳伦娜买的礼物更贵，是因为我担心他们不关心我，我想让他们喜欢我，甚至爱我。跟他俩在一起时，我缺少被爱感和归属感。我在他们家的地位既不稳固又不重要，他们从不过问我的事，也不像母亲那样对我感兴趣，所以我渴望取悦他们，我尽力表现得跟母亲不同，以防他们认为有其母必有其女……可这些理由我怎么能向母亲说呢？
“她可能在朋友家里，”我劝他道，“没事的。你可以明天上午再找她谈谈。”
我知道，即便母亲时常朝我发火，但她是爱我的，但我从来不知道父亲和劳伦娜是否也爱我。
当天晚上，按照先前的安排，我在父亲家的房子里过夜。那一晚上，他几次把我叫醒——蜷在我的床上，晃我的肩膀。那时他已重新粉刷了房间，铺了新地毯。我也换了房间，睡在蒙娜给我买的木床上，不在原先的卧室了。“她不接我的电话，”他对我说道，“或许她是生气了，或许我们俩完了。”他眼看就要哭出来了。起初他对我冷漠而有怨气，似乎是要归咎于我，现在却又想让我劝服他。一转眼他又坐在我的床边，双手抱头。
弟弟里德
似乎他的女朋友会因为我们在聚会上没有关注她而跟他分手！
里德六个月大了。从日本回来之后，未出一周，我就过去探望他们。父亲让我给里德换尿布。“丽莎，这是家庭成员应该做的，”他说道，“你很久没给他换尿布了。”
我们不像是一家人。除去同时跟他们俩在一起时，我从未想过我们是一家人。我原以为他不会承认，现在，听到从他嘴里说出这番话，哪怕是说气话，也颇令我惊讶。他似乎认为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似乎没有注意到他自己的魅力，没有看到人们都愿意聚在他的身边。
我背起弟弟，穿过走廊里的落地双扇玻璃门，经过石板楼梯的拐角处，边走边小心翼翼地抓着栏杆扶手。二楼房间的地板都被父亲换成了花旗松木地板，与原先的地板相比更明亮，也更软一些。父亲请木匠为弟弟的房间打了一套橱柜，用的也是花旗松，橱柜的一边连着高高的婴儿换衣台。
“上帝啊，”父亲说道，“你们太自私了，想一想我有多么尴尬。我跟她说我的家人都很好，她看到你们这样对她，怎么会愿意跟我交往呢？”
我把弟弟放在台面上，解开尿布，为他擦干净身子，然后像往常一样转身去拿新尿布。
“我们都忙着跟人聊天呢，史蒂夫。”蒙娜解释道，“你知道的，我们也都邀请了朋友过来。”
我在日本的三周时间里，里德学会了翻身，可没有人告诉过我。我听见他的脑袋咚的一声磕在地板上。我转身低头一看，只见他仰卧在地上。片刻时间，一切仿佛都静止了，我以为他可能不会哭出来，这样父亲和劳伦娜就不会发觉，一切如故。可片刻过后，里德开始号啕大哭起来。我把他抱在怀里，同时听到父亲和劳伦娜光着脚从楼下的厨房跑上来。
“我没看见她。”我恭顺地解释道。早就有人告诉他了，我害怕核弹攻击，担心世界末日。他知道我有偏头疼，但他对偏头疼了解不多，也不来安慰我。他跟我的忧虑和头疼毫无关联，现在，世界没有毁灭，我如释重负，又觉得有些愚蠢。
在去医院的路上，劳伦娜给里德喂奶。我跟她坐在后座上，希望能多少帮上点忙，我希望时间能跳回里德摔下之前。
坐车回去的路上，父亲朝我们大发脾气，说我们无视他的新女友。外面大雨瓢泼，他把雨刷开到最快。他的汽车上只有一支厚雨刷，此刻像疾风中的芦苇一般来回摆动。
父亲开着车，一言不发。一会儿过后，他终于开口了，语带怨恨却很平静：“丽莎，你应该学着明白自己的行为会给别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可覆水难收，我一直都想保护好里德，可这个错一出，我就万劫不复，先前和今后都被一笔抹杀了。
午夜时，突然响起刺耳的声音，喇叭嘶鸣，纸哨子像蜥蜴的尖叫，吓得我心惊胆战。声音平息之后，周围黑暗的世界一如既往，原封未动。我浑身战栗，为我们的幸存而心怀感激，同时我又满心自豪，仿佛是我的担心保住了这个世界。
可婴儿换衣台上既没有边，也没有护栏，褥子也是平铺的，当时还没有那种中间凹四周高的泡沫垫，而新尿布叠着放在一边，我就算伸手也拿不到……
我从三五成群的大人身边走过，却又被那个身材娇小的短发女士堵了个正着，又被她问了一遍刚才的问题。我从未跟醉酒的大人打过交道，不明白她怎么会瞬间就把我忘了。这说明世界的秩序已经崩溃，核攻击会随时到来。
“对不起，”我说道，“真对不起。”
她的每一句话都会把我吓到。我四下里寻找母亲，想让她带我回家。但母亲喜欢聚会，而我们罕有机会参加聚会。所以，当她终于答应我离开时，又会跟所有聊过天的人道别，继而引发新一轮聊天……所以，总是聚会都要结束了，我们还没走成。
搬去跟父亲一起生活
“哎哟，真不错。”她说道，“你在学校里过得快乐吗？”
“你考虑一下，愿不愿意过来跟我们住。”两三个月后，父亲对我如此说道。当时我们坐在他的奔驰车里，正在去他家的路上，我们刚从商店里买了些奥德瓦拉（Odwalla）苹果汁。我和母亲早就谈过，彼此都需要一点儿空间，在吵架的间歇期，我们意识到，不能总这样吵吵闹闹地过日子了，她说自己需要静一静。
“六年级。”
父亲的话说得很严肃，仿佛是我做错了事一样。我曾担心，弟弟出生以后，他们不愿让我跟他们一起生活，可他们多次让我给弟弟换尿布，甚至多次在晚上外出时让我照看弟弟（那时初中已近结束，暑假开始了）。
“上几年级了？”
这正是我期盼的事，真是天遂人愿，父亲让我跟他一起生活。可从他的语气里，我听不出激动或高兴。
“11岁。”
“好，”我应道，“我愿意跟你们住，暂时的。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想，如果我搬去跟他一起生活，我们父女俩会一起看老照片，追忆往昔，就像临考前抢时间复习一样，恶补以往的种种故事。还有，住在一栋大房子里，有一个正常的家，也是一件新奇的事。我是他的女儿，就像《冬天的故事》中的潘狄塔一样，多年之后重返父亲身边。我自以为品格高贵，从某个角度来看，或许还漂亮且优秀，他会看到并认可我所有的优点。这简直太棒了！我会有穿不完的衣服，吃不完的水果。
“噢，”她应道，“这样啊，很高兴认识你。你多大了？”
后来我才知道，初中行将结束，而我跟母亲的矛盾已近白热化时，学校给父亲打过电话，说如果他不收留我的话，那么学校就会联系社会服务，对我进行托管。我不知道这件事是真是假，但无论如何，在这种说法下，他终于在多年之后成了我的救星。
“我叫丽莎，是蒙娜的侄女。”
“不是暂时的，”他说道，“如果你想跟我们住，就得做出选择：是要你妈妈还是要我们，我需要你真正给这个家一个机会。如果你选择跟我们住，那就要承诺半年内不跟你妈妈见面。你得真的离开她。”他如此说道。我不能两头来回跑，这样他是不会接受的。他认为彻底了断才是正确的做法。母亲不同意，但父亲是强势的一方，这是他的条件，如果不接受，我就不能跟他一起生活。当时已临近暑假，也就是说，如果我同意父亲的条件，我将在12月之前不能见到母亲，“否则的话就免谈。”他如此说道。
“宝贝，你好。”她对我说道，弯下腰看着我的眼睛，“你叫什么名字？”
“我想跟你一起住。”我信誓旦旦地说。
蒙娜也邀请了几个朋友，其中有位身材娇小的短发女士。
“你刚刚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抉择，”他一本正经地说道，“这是你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是成熟的表现。”
父亲还邀请了他的新女友劳伦娜（Laurene），劳伦娜又邀请了一个朋友，她俩是分头来的。聚餐过后，父亲开车送蒙娜、母亲和我回家。聚餐期间，我并未留意劳伦娜及其朋友，也不记得父亲为我们做了介绍。在场的人里我有很多都不认识，不过无所谓啦，如果核弹来了，我们都将一并化为灰烬。
“我要离开母亲了”，我将这句话大声说了出来。我觉得头重脚轻，心有愧疚，已近麻木。或许，这就是我搬去跟父亲一起生活之后久久不能释怀的愧疚，有时甚至会令我迈不开腿走路的根源所在：我耗尽了母亲的青春和活力，把她逼得无休止地焦虑，孑然一身、孤立无援。现在我在学校里蒸蒸日上，深得老师喜爱，却在这时一脚把她踹开，选择了那个当初抛弃我们的人。她给我读故事听，告诫我不要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而我却抛弃了她，为自己选择了更好的生活环境。
圣诞节到了，核弹并没有来，我继而认为它推迟到了新年午夜。我的偏头疼还没好。父亲和蒙娜在伯克利(4)的潘内西餐厅（Chez Panisse）二楼订了个长桌一起过年，我和母亲都受邀前往。这样也好，如果核弹真的来了，至少我们母女俩能同时变为气体了。
我们从瓦沃勒街拐到桑塔丽塔街，来到父亲家的私人车道上。豪车、年轻英俊的父亲、帕洛阿尔托最漂亮的房子……以上种种因素构成了一张图。当我身在其中时，我知道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却又像是站在画外看它。从表面上看，看不出对我忘恩负义的指责，而能在富足的条件中轻松生活，将会是一件惬意无比的事。只要图画漂亮就行了，不必在乎别人怎么想，不必和颜相对或者给她点补偿，我如此想道。这时父亲抓起苹果汁桶的把手，穿过大门，向房子走去。
“你知道吗，到事情结束的时候，人们总是容易忘记开头是多么容易又伟大。”他说道。
“我为你骄傲。”他对我说道。
他那时跟缇娜刚分手一两个月而已。我觉得他的移情别恋很快就会烟消云散，所以我对他的新女友兴趣不大。他的情感生活变数太大，外人无法把控。但此前我从未听他夸奖别人聪明，我不知道二者竟然可以兼得：既漂亮又聪明。我觉得自己仿佛受骗了：我一心想要变得漂亮，却突然发现仅有漂亮还不够。
(1)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我向他要一块吃，但他不给。他说：“这是我的。”又继续说道，“你知道吗，她真的很聪明，还很漂亮，就是腿粗了点。”说着，他伸出双手比画了一下。我纳闷他怎么知道她的腿有多粗。“她长得像那个模特，克劳迪娅·希弗(3)。”克劳迪娅·希弗是谁？
(2)日本本州岛西部的滨海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受美国原子弹的破坏，1958年重建。
几天过后，父亲来到我们家，他嘴里咬着一块三角巧克力。他不常吃巧克力，他说这块巧克力是一个刚开始交往的女人送他的礼物。
(3)Claudia Schiffer，1970年出生，德国模特、演员。
“谢谢你专程过来看我。”我虚弱地谢道。但他说的我一个字都不信。在得知核弹攻击之后至爆炸之前，一定会有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世间万物仍然存在，我也是活生生的。我若是保持警惕，就一定能抓住那个时刻。
(4)Berkeley，美国城市，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东岸丘陵地。
“你还来不及想，就已经变成气体了，死掉了，”说着，他打了个响指，“就像这样。”
(5)Patsy Cline（1932—1963年），20世纪美国著名女歌手。
“可是在爆炸之前呢？在知道核弹要来之后至爆炸之前的那段时间呢？”
(6)Harriet Tubman（1822—1913年），美国著名废奴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黑奴逃跑组织“地下铁道”的领导人之一，为了黑奴的解放奋斗终生，被评为美国内战前最伟大的三位平民之一。
“对。”他答道。
(7)A Winter’s Tale，莎士比亚作品。故事讲述了西西里国王里昂提斯出于嫉妒，无端怀疑他的好友波希米亚国王波力克希尼斯与其妻赫米奥娜有奸情，于是疯狂地陷害善良无辜、身怀六甲的王后，并狠心地将早产的女儿潘狄塔抛弃到荒野。小王子玛弥利阿斯忧恐而亡，王后听到噩耗心碎而死。十六年后，当年的弃婴潘狄塔在波希米亚一牧人家长大成人，与波希米亚国王的独生子弗罗利泽相爱，波希米亚国王因地位悬殊而坚决反对。王子与潘狄塔逃往西西里。最后，潘狄塔的身份得以确认，“已死”的王后也由“雕塑”变为真人，一家人终于团聚，两位国王也重修旧好，有情人终成眷属。
“你是说，更快？”我问道，“破坏面积更大？”
(8)Ionian Islands，希腊西岸沿海的长列岛群。
“现在的核弹，威力是那时的一千倍。”他说道。
(9)The Forest People，英裔美国人类学家科林·麦克米兰·特恩布尔（Colin Macmillan Turnbull，1924—1994年）关于非洲俾格米人的田野调查成果，人类学经典著作。
“可是在广岛(2)……”
(10)Sheldon Alan Silverstein（1932—1999年），20世纪最伟大的绘本作家之一，美国诗人、插画家、剧作家、作曲家、乡村歌手。
“可能吧，”他答道，“但是，如果这种事发生了——我不是说一定会有核弹攻击，因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你什么都感觉不到，一点儿感觉都不会有。‘噗’，一下子就完了。”
(11)loser，废物，一无是处的人。
“我担心受到核弹攻击。”我对他说道，“他们会攻击NASA，对吧？”
(12)美国最大的天然食品和有机食品零售商。
“孩子，你还好吗？”罗恩走进我的房间，问道。我正躺在床上，拉着窗帘。
(13)Ieoh Ming Pei，1917年出生于中国广州，美籍华人建筑师，被誉为“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代表作有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艺廊东厢、法国巴黎罗浮宫扩建工程等。
那年秋天，我深信我们会在圣诞节期间受到核弹攻击。我还觉得自己有责任阻止这一危机的发生，并且说服大人们——尽管我只有11岁。有一天，我的偏头疼又犯了，母亲就给仍在NASA工作的罗恩打了个电话。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过他了。我躺在床上，屋里拉着窗帘，我因为即将到来的头疼而惴惴不安。我的神经末梢扩散开来，触碰到地球上的每一个烦恼——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潜在的，每个人都在遭受苦难。
(14)Woolworth’s，世界著名零售连锁商店。
偏头疼和对即将到来的核弹毁灭的恐惧，二者交织在一起。NPR(1)的一个女人解释说，一旦核弹发射升空，就再无挽回的余地了。我们的导弹瞄着苏联，苏联的导弹也瞄着我们。我认为苏联的导弹会袭击NASA，因为后者极具战略意义，而NASA距离我们家只有数英里远。
(15)Andy Warhol（1928—1987年），20世纪波普艺术的倡导者和领袖，对波普艺术影响巨大。
在此之前，我在11岁时就得了偏头疼。每当我低头看手却发现看不全时，或者照镜子时发现自己的半边脸不见了，只剩一团边缘闪烁的灰雾时，我就知道偏头疼要来了。二十分钟内，我的前额就仿佛被一把银闪闪的电锯劈开，经过双眼，直达脑子中央。如果是在学校里犯了偏头疼，我就会离开教室，到教学楼前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在一张小床上躺下。黑暗有助于减轻疼痛，我最终沉沉睡去，醒来后仍然是蒙的，仿佛带着一种宿醉感去呕吐，吐完重新变得精神焕发。然后我沿教学楼外面的小路走回教室，路边树叶的每一滴露珠仿佛都在为我闪烁。
(16)也叫比叡山，别称天台山，日本的七高山之一。位于日本京都府京都市东北隅的山岳，由大比睿岳和四明岳所组成，自传法大师最澄由唐朝回国后，就一直是日本天台宗山门派的总本山。
等我站到床下，我才明白过来：刚才的声响只是一辆货运列车驶过的声音。它在夜间从此处经过，比客运列车长一些。此前，我从未被它的响声惊醒过。
(17)位于日本近畿地方并属大阪府的城市。
我知道该怎么办，我早就为此做好了打算。在得知核弹要来与其落地爆炸之间的短暂时间里，我要冲过房子中间的黑暗地带，跑到母亲的屋里，把她叫醒，告诉她核弹即将到来，我们只剩几分钟时间可活。然后我们俩抱头痛哭，接着便在可怕的辐射和强光中化为灰烬。
(18)多张连续动作图片装订而成的小册子，快速翻动时，因视觉暂留而感觉图像动了起来。
我从黑暗中惊醒，心脏怦怦直跳。恐惧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口，嘴里充斥着一股罐头味儿。空中传来远处的轰鸣，床下的地面在震颤。世界末日了，一个核弹正朝NASA飞来。
(19)一种日本面条，由荞麦面粉制成。
父亲有了新女友
(20)一种轻便的和服，常为浴后或泡温泉后穿着，或在夏季的祭礼、节日、烟花大会时外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