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要带我们去雷特火车餐厅吃早饭。”母亲说道。说这话时，我的四年级已接近尾声。
“我担心史蒂夫”
“就我们三个人吗？”我问道。这是很反常的，因为父亲在跟缇娜交往，母亲在跟伊兰交往，而我们仨却要一起出去吃饭。
当天晚饭过后，我们沿白沙路走回茅草客房。路旁挂着提基像灯笼，灯影闪烁斑驳，煤油味刺鼻。蜥蜴促声而叫，像铁鸟似的，它们在暗影里四处爬行，我刚伸过手去，它们就立刻跑开了。树林茂密，树叶层层叠叠，叶脉清晰可辨，叶片如打蜡一般油亮。晚上，花朵的香气比白天更胜，凉爽而芬芳，仿佛花朵在呼吸一般。空气中混杂着花朵、腐木和海水的咸味。
“对。”母亲答道。
终于，他开口说道：“咱们去吃饭吧。”随即把我放开了。我深吸一口气，大步向饭桌跑去。父亲和缇娜慢慢地跟了过来。
饭店在门洛帕克站旁边，背后就是铁轨，每隔半个小时就会有火车经过。火车经过时，哪怕是同坐一桌的人也难以听清彼此的话，但震耳欲聋的哐当声正是这家饭店的体验之一。这是一家夫妻店，窗帘饰以蕾丝，他们把黄油全麦烤饼放在有图案的餐巾纸上，再将烤饼放进篮子里送到餐桌上，店里满是烤饼的香气。
他的手臂像汽车安全带一样环在我的腰上。“丽兹，你会记住这一刻的。”他满怀深情地说道。我静静地坐着，几乎喘不上气，只希望能快点结束，他能松开胳膊放我离开。午餐已经摆好了，大盆的沙拉和鱼肉，还有牛油果、葡萄柚，冰块上放着蟹爪。另外一张桌子上放了蛋糕。
食物端上来之前，服务员先为我们送来鲜榨的橙汁，装在高脚杯里。
“就这么坐着吧，”他说道，“都别说话，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
父亲举起杯子，说道：“祝贺你，你要去新学校上学了。你被录取了。”
“我知道。”我应道，却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番话。这时他不再说话，但仍抱着我。我倒希望这一刻能快点儿结束，因为我受不了被他抱着的压迫感。
母亲微笑不语，原来她早就知道。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难道我又要跟朋友们分别了？
“你是我的孩子，你知道吗？”他说道。尽管已经看完手脚各处，他仍把我抱在怀里。
努艾瓦（Nueva）是一所私立学校，位于希尔斯伯勒（Hillsborough）的一栋老宅院里，占地三十三英亩。几个月前，我去那里看过。努艾瓦学校旨在培养年轻的音乐家，所以允许学生旷课去接受私人音乐辅导，这是一个专为神童而设的学校。我在一位名叫布莱娜（Bryna）的老师的课堂上听过课，她教弹吉他。每到一天结束，她都会组织学生们演奏一首曲子，说的是一位名叫查理的男士无法离开地铁、无法回家的故事。
我们俩伸出手比了比。我看不出指甲的情况，我的指甲太小，跟他的没法比。我的心头如小鹿乱撞：眼下这一幕正是我一心盼望的，父亲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了。
学校用灰石建成，围栏和大树随处可见。在为期三天的参观中，我每天都听全校的晨唱。晨唱活动总共持续半个小时，地点是在一个舞厅里，大厅里装着拱形玻璃窗，窗外是树林和草地。我不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但我能沉浸在歌曲中。其中有一首名叫《俄国野餐》，有好几个部分组成。各个年级的学生都席地而坐，大家一起引吭高歌。
“你知道吗，我的脚很窄，”父亲说道，“看样子你的脚也是。再看你的手指，也跟我一样，咱们俩的指甲形状也是一样的。”
后来我才知道，伊兰反对让我上私立学校。他认为私立学校是精英制教学，建议母亲不要送我去，但母亲没听他的。几个月前，父亲怒冲冲地问母亲：“她是怎么回事？”他发现我不会做时事作业，母亲却说：“看到了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她发现我的眼神越来越呆滞。在此之前，母亲曾让父亲出钱送我去私立学校，但他拒绝了，不想让我再转学。现在他则让她许诺，他要是负担我在努艾瓦的学杂费，她就不再让我转学了。
“哎哟，坏了。”缇娜听闻看了看自己的脚趾，惋惜道。我能听出来，她是在开玩笑。
一两个月前，母亲让我退出了学校的语言障碍矫正课。
“哈。”我应道，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为什么让她上语言障碍矫正课？”母亲问道。这门课是从四年级开始的。
“你的二脚趾可能会比大脚趾长，”他说道，“这是聪明的标志。幸运的话，你的二脚趾会长过大脚趾的。”
“因为她吐字不清，矫正好了，别人就能听清她说的话了。”一位女老师答道。
“不，不一样。”我反驳道，“我的鼻子比你的小，鼻尖也不像你的有钩。”“等着瞧吧，”他说道，“等你长大就一样了。”说得好像他能预知未来似的（母亲喜欢的故事里，有一个是关于毕加索的。在谈到为格特鲁德·斯坦(5)作的一幅肖像画时，毕加索说：“每个人都觉得她跟画里的不像，但是不用担心，她早晚会变成那样的。”）。父亲又抓住我的脚踝，检查我的脚。
母亲不喜欢这个回答，她喜欢我的说话方式，但她觉得我可能喜欢一对一授课。
说着，他的食指从我的鼻梁刮下。
有一天，她来接我放学。她看了看我的课本，当天学的是“s”和“th”的发音。她说，课本上讲得既不准确，又枯燥无味。
“咱们俩都是眉心相连，”他说道，“鼻子长得也一样。”
“丽莎申请到努艾瓦上学了。”母亲对辅导员说，我挺喜欢这个老师的，“你愿意为她写封推荐信吗？”
编完辫子，父亲把我拉到他的腿上坐下。他也坐在一把躺椅上，就在缇娜旁边。他对劳伦说，想跟我和缇娜待一会儿，所以劳伦就到她父母那边去了。我想跟劳伦多玩一会儿，但被父亲拉住了。
“她不够聪明，够呛吧？”老师答道。
缇娜坐在泳池边的长椅上，我和劳伦给她编辫子。劳伦教我如何在编到颈背时处理头发。
在学校里，每到交作业时，助教总是一个个点名，问是否把作业交到作业篮里了。我发现，哪怕是没交，只要在点名时回答交了，就万事大吉了。从此之后，我屡试不爽。
“行了，就这样吧。”他说道，把手抽了回去。
那年年中，我申请到努艾瓦上学，却未被录取，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名额了。后来我得知，不仅仅是名额的问题，还因为我的智商，与幼儿园时测的结果相比，我现在的智商反而更低了。母亲说，努艾瓦的校长问过他俩，问我在哪些学校上过学，又问他们为什么频繁为我转学。后来，蒙娜为我写了推荐信。破天荒地，父亲还问校长，如果他为努艾瓦捐一笔钱，学校是否就可以录取我，当时我并不知情，但校长拒绝了。可不管怎样，学校的政策规定，只要是申请入学的学生，都可以到校参观三天。
我故意把他的命运解析为他最为反感的情况：二等的智慧，一等的寿命。这种解释会刺痛他的自大和傲慢，他自命清高，自以为自己是带着悲剧色彩的伟人，常常无暇顾及他人。我早就知道，但他不知道我已洞悉他的内心。因为每次他给我讲以前的经历或者以后的梦想时，都不记得自己跟我讲过。我知道他认为英年早逝既可惜又迷人，但他不知道我知道。
母亲告诉我，在参观了布莱娜——努艾瓦最为德高望重的老师——的课之后，后者为我写了一封长达五页的推荐信。正巧有个女生退学了，腾出来一个名额，于是我就被录取了。我不知道自己哪里打动了布莱娜老师，也从未见过她写的那封推荐信。学校让我四年级一结束就马上入学，所以我对五年级的生活少有准备。
他的生命线从食指下面开始，一直延伸到手腕处。“你的寿命很长，”我解释道，“但你的智慧线不算长。看见了吗？就是在这里，分叉了。”
努艾瓦离家很远，父亲给我们买了一辆新车，奥迪Quattro。母亲和我去挑车，最终选了栗色的一款，内饰是浅灰色的。手刹后端包着松垮的皮套，像大象皮似的。副驾驶座前面的仪表板位置，是光滑的木头。
“哦？具体讲一讲。”他说道。
“以后，开车时还能敲木头(6)呢。”母亲说道。真的，后来开车时，只要看到乌鸦的数目不吉利，或者看到了黑猫，她就会敲仪表盘上的木头。要是她看到的鸟的数目不吉利，她就会紧张兮兮的，以为自己会触霉运，直到再看见一只鸟，鸟的数目改变了，她才能释怀。
“这是你的生命线，”我讲解道，“这是智慧线，这是婚姻线，这是感情线，明白了吗？”
每天早晨，母亲开车载着我，沿280高速路一路向北，经过水库。从我家到努艾瓦大约四十分钟车程。路旁的山丘上有很多禽类，大都是红头美洲鹫，有时候还能看到鹰和隼。
他的手掌很平，手指关节也不突出。我和母亲时常对外人谈起他的手，就像我们说他的牙齿像拉链一样。他的掌心是黄灰色，掌纹是深橙色。他吃太多胡萝卜沙拉，喝太多胡萝卜汁，他的身体已经被胡萝卜从内而外染了色，跟山腰上的湿黏土一个色。
“你猜我们现在有多快？”有一次开车时她问道，伸手遮住了速度计。
“好吧。”他说道，拧过身子来。
“五十英里？”在以前那辆现代汽车里，我们说话得大声喊，可在这辆奥迪里，几乎感觉不到车的移动，车内非常安静。
“不行，左手是命，我得看你的右手，那才是你的运。”
她移开手掌。“八十英里！”她惊叹道，“天啊。”赶紧踩下刹车减速。
“左手行不行？”他问道，因为他的左手离我近。
母亲听说有一种新的牙套，它由骨头色的聚合物做成，跟牙齿的颜色极其相近。她让父亲给她买，他同意了。但她每天都喝咖啡，把牙套的透明带环和骨色托槽都染了色，往往几口咖啡下去，带环就变成了黄色，显得牙齿更黄了。
“我会。”我对父亲说道，“把你的右手递给我。”
“我要戒掉咖啡。”她说道。可第二天，她的口中带着浓浓的咖啡味，带环又染成了黄色。她一边做饭，一边对此沮丧不已。
“我也不知道。”缇娜说道，“要是我们会看手相就好了。”
“太难了，戒不掉。”我问她是怎么回事，她如此答道。
“我不知道这些纹路是什么意思。”他说道。
她说，每次一笑，嘴唇就会被牙套挂住。有一次她去商店买东西，一个女人对她说：“真是难以置信，你这个年纪还戴牙套？”回到家里，母亲急匆匆、怒冲冲地在屋里转来转去，把桌子上的纸都碰掉了。
吃过甜点之后，他托起缇娜的手，看她的掌纹。
但很快她就学会了自己更换带环。她买了很多带环，每天自己动手更换：她蜷坐在马桶上，一只脚踩着座圈，用换过新刀片的美工刀割断带环。旧的带环被割断，发出清脆的响声，飞得满洗手间都是。然后，她再拿出新的带环，用两根食指撑开，套进托槽里去。
我惊讶不已。后来父亲为我播放过那条广告片：画面中，在一个海边商店里，一个金发小女孩站在一个小男孩身边，后者把攥着的拳头放在柜台上，伸开手，只见手里攥着一把零花钱、一个玻璃珠，用来购买一盒玉米花生糖。
有一天蒙娜来我们家，她刚参加完一个名为“杰拉西”的驻地艺术家活动回来。她和母亲在厨房里的微波炉旁聊天，母亲担心房子太小，不能当工作室用。“只管画就行，”蒙娜提议道，“把卧室改一下，改成工作室，白天画画，晚上睡觉。”
“你知道吗，”他说道，“缇娜上过电视，她拍过商业广告。那时她还是个小孩子，比你还小。”
母亲照做了，她在卧室的墙上用胶带贴满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毕加索、凯尔希纳(7)、塞尚(8)、夏加尔(9)、康定斯基(10)的石版画、蚀刻画的黑白影印版。在贴这些画时，她只粘上面，下面留着，就像屋瓦或鱼鳞似的，每当有风吹过，这些画就翩翩起舞如树叶一般。不久之后，她又把车库改成了工作室，墙上贴满了石膏灰胶纸夹板。
与缇娜接完吻，父亲正了正椅子，叹了口气，开始吃饭。
母亲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除了学习石版画，还开始制作蜡纸模板。开始时她是手工刻画，后来又打算使用激光蚀刻以实现量产，将其作为一套产品的组成部分。
母亲也说这是个好主意，父亲同意为此付费。母亲开车送我去看莱克医生，他是蒙娜在纽约的心理治疗师推荐的。于是，我每周接受一次心理治疗，从9岁开始，持续了数年时间。自从看心理医生之后，我的记忆开始清晰起来，或许是因为我日渐年长，又或许是因为在每周的治疗中我都要口述近期的生活，我的语言能力有了提高。
“一定能行的，”她说道，“怎么可能不行呢？”她在别人家的客厅里见过一张花朵的版画，非常漂亮。“要是别人能卖画挣钱，那我也行，因为我的画更好看。”
母亲和蒙娜同样注意到父亲与缇娜当着大家的面亲热一事，有时候能持续好几分钟，还发出呻吟声。原来，不仅仅是我，他在大人面前同样如此。我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他的那些行为很不妥当。母亲和蒙娜担心，父亲那些不合时宜的玩笑以及公共场合的亲热会对我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从夏威夷回来后不久，蒙娜就坚信，对于长时间没有父亲陪伴、只跟着单身母亲生活的我来说，最好接受某位男性精神病专家的治疗，好获得与正常的成年男性稳定相处的体验。
她根据奥杜邦(11)的鸟类图鉴为儿童卧室制作版画，用层层重叠的办法呈现鸟体的复杂结构。
“他觉得不安时就会那样。”她答道，“他在你面前会觉得不安，因为他不知该如何与你相处。”她解释道，“那些对成年人有效的手段，在你一个孩子身上行不通，你一眼就能看穿。所以他就借着跟我亲热来缓解他的不安。”回想那些与父亲相处的时刻，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粒微尘，不值得一提。原来是因为我的存在，才导致他无视我？我简直无法理解。缇娜说，他的这种情况太严重了！所以，从夏威夷度假回来以后，她就决定：只要我在，她就不来他家，好让他学着独自与我相处。
大约在那段时间，我们跟刚搬到街道对面的一家人成了朋友。妻子名叫丽莎，丈夫是个足病医生(12)。我跟他们的女儿一块儿玩，她比我小3岁，但老成得多，或许是在家里接受教育的缘故。
“你们俩为什么当着我的面亲热？”成年之后，有一次我如此问缇娜。
我10岁时，丽莎执意要为我庆生，要在我们家客厅里举行一个呼啦圈仪式。母亲也在场，还有丽莎家的女儿、她的弟弟。大家围坐在沙发旁边的地毯上，丽莎把呼啦圈放在中间，让我在呼啦圈外面脱掉衣服，然后走进圈里，再把新衣服穿上（那是母亲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她为什么不阻止他？或许是因为她还年轻，也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吧。
我心里很犹豫，因为我不想当着他们的面脱衣服。
我既感到厌恶，又对这样的画面着迷不已。我猜，我的角色应该是观看并记下他是如何宠溺她，不顾我近距离看他们亲热的尴尬。这一幕过于夸张，像一场表演，既不自然，又不真实。
“你要把它当成一种象征，”丽莎说道，“一个新的时代——你的年龄从此进入两位数了。你就要破茧成蝶，变成一个新的、完整的、美丽的人。”
缇娜回来了，他探过身去吻她，又在她耳边低语着什么。她不愿意跟他亲热，他就按住她的后脑勺，倾过身去，仅凭一根椅子腿支撑在地面上。他一边吻她，一边揉着她的胸部，她的T恤在他的掌下皱了起来。“呣……”他一边与她亲热，一边满足地哼哼着。
“呼啦圈就是十后面的零。”她补充道。
“她漂不漂亮？”在吃饭的空当，缇娜去了洗手间，父亲如此问我。只要我俩单独在一起，哪怕只有片刻时间，他都会向我谈及缇娜的美，为之赞叹不已，仿佛她是遥不可及似的。
这有点嬉皮士的做派。
他向缇娜依偎过去，吻了吻她，原先搂着我的手被顺势提到腋窝位置，手指随着脚步而颠簸，挠得我难受，但我愿意一直被他这样搂着，当他生命中的女人。
我脱掉外衣，只留内衣，走进呼啦圈里。母亲把前窗的百叶窗放了下来。他们都看着我，其中包括那个小男孩。我们叫他“面条”，他如果光着屁股，就应该叫他“裸条”了。我站在呼啦圈里，穿上母亲送我的天鹅绒裙子，转身蹲下来让母亲帮我拉上后背的拉链。
我是他生命中的女人！我心中一阵狂喜，先抬头看向别处，又低头看着眼前的路，看我的赤脚，以防被他看到我在笑。
在此期间，丽莎用旁白的口吻说道：“丽莎走出了童年，进入了一个成长的新阶段。她步入了人生之圈，即将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从9岁到10岁，丽莎的人生发生了美妙的变化。”我承认，能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能有个专门为我而办的庆祝仪式，这种感觉很好。丽莎念念有词，我将其记在心里：我的人生与众不同，我即将发生新的变化。
我们仨一起走在树林中蜿蜒的白沙路上，准备去吃晚饭。我和缇娜走在两侧，父亲走在中间，左拥右抱。他的手穿过我的腋窝，放在肋骨位置。“我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啊。”他以低沉的声音缓缓地说道，似乎是戏剧的开场独白。他仰头向外，仿佛是要说给周围的树林听。
我10岁生日的那天晚上，我们在旧金山一家名叫格林斯的饭店一起吃饭，有一大桌子人：蒙娜、缇娜、缇娜的哥哥、缇娜的外甥芬恩、我的父母，还有我。吃完饭已是深夜，大家一起走出饭店。我走在父母中间，牵着他俩的手，我很高兴。我的双臂仿佛后来名字中的连字符，把他们两个人联系起来。
“她穿麻布袋都好看。”我听到父亲如此说，似乎美丽的衡量标准能克服多么大的展示障碍，他评价英格丽·褒曼时也是如此。我时常留意缇娜的样子，因为我不觉得她漂亮。她的睫毛是金色的，跟发色一样。她不化妆，而当时我一直以为化妆才美。但是有几次，她甩开脸侧的头发，眼睛在阳光下闪烁，犹如湛蓝的池水，简直漂亮极了。可接着她又低下头，刘海又把她的脸颊挡住，于是又变得平淡无奇了。
“改天咱们翘一天玩。”过完生日之后，有一天父亲来我们家时对我如此说道。
缇娜的性格里快乐和悲伤兼具，她的幽默感是带着自嘲的冷式幽默。跟我相处时，她的心情总是很好，她喜欢我，我能看出来。在我眼里，她既有女人的成熟，又有女孩儿的天真，或者说，她能找到与我同龄时的感觉，所以我们俩没有代沟。回到帕洛阿尔托之后，每当一起坐在父亲的保时捷里，缇娜总是把高大的身躯挤进后座，为的是让我坐在前排父亲旁边。早在那时我就发现，她跟我父亲是个奇怪的搭配：他常常把自己变得有点浮夸，把自己与缇娜相配的那部分抛诸脑后。
“翘是什么意思？”他走后，我问母亲。
缇娜穿着牛仔裤、T恤、中式平底鞋。她手腕挺粗，胸很大，跟我说话时总是蹲下来，方便跟我平视。她高兴的时候会开怀大笑，显得她的面容格外美丽。她的鼻子与我母亲相仿，小而挺，鼻尖略歪。她都是自己修剪刘海。
“他要旷工，你要旷课，你们俩一起出去玩一天。”母亲解释道。
父亲给我买了一套比基尼泳装，红色布料，上面有花朵图案，此前我从未穿过比基尼。劳伦也有一件类似的，也是在礼品店买的，不过她那件是蓝色的。
星期二早上，父亲开车带我去市里。我们先去了正对联合广场的一家裁缝铺。一张工作台上，摆着一卷卷布料。“孩子，稍等我一会儿。”他说道。
其实我也想要一条，但我的手太小、手腕太细，不合适。
“范思哲(13)真有好布料，”他对裁缝说道，拇指摸着一匹灰色格子花呢，“比阿玛尼还好。”虽然是赞美，却语带悲伤，似乎因美好事物而变得伤感，范思哲这个名字不大好发音。他把每种布样都摸一摸，然后再递给我，让我也摸一摸。
“给你妈妈和缇娜各挑一个吧。”父亲说道。店里的手镯挂成一排，发出清脆的响声。
从裁缝铺出来，我们开车去了金门大桥(14)。我们把车停在桥头，下了车，步行过桥，一如他的事先计划。在市里检视布料时，他自信且健谈。现在没有外人了，他背着双肩背包，显得好像十分年幼无知。
当地的礼品店里卖一种手环，有一英寸宽，由寇阿相思树的木头制成，打磨得锃亮。
“总有人从这里跳下去自杀，”他远眺桥对面的马林县，“所以现在在桥下拉了网。”
我在当地交了个朋友，她名叫劳伦（Lauren），跟我年龄相仿，也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我们在度假村的各处嬉戏：草坪、餐厅、泳池、沙滩。我们一起去看黑唇鱼、黑天鹅、热带鸟、蜥蜴。
“真的啊？”我还以为是为了保护维修工或油漆工。桥下的海湾水平如镜，深水碧绿，从高处俯视，凝固如翡翠一般，其白色的边缘也静止不动。
那一周的时间里，我总是赤脚走在沙土路上，脚下的热量从小腿一直传到膝盖。几天之后，我胳膊上的黑色汗毛从头到尾变成了金色。随着海浪的轻摆，海边的沙砾和黄鱼漫不经心地浮来漂去，因为水的折射，它们变得明亮而清晰。之前我从未听说过凤梨奶霜酒，现在我一天要喝三大杯。
“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掉在水面上，就像撞到砖墙上一样。”说着，他双掌一拍，以作比喻。
度假村的草被割得极短，草坪上点缀着棕榈树的树荫，而棕榈树的树干又细又长，仿佛绳子一样。吃早饭时，拳头大小的褐色小鸟在高处房梁上叽叽喳喳乱叫，时而扑到下面尚未收拾的餐桌上，把餐巾纸、果浆和吃剩的面包块弄得乱作一团。它们在桌上跳跃、啄食面包屑，争吵不休，直到服务员来收拾桌子才一哄而起，飞回横梁上，再等着别的食客离开。泳池边上，一只开屏的孔雀抖着双翅，发出呀呀的叫声。它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接着便大步走开了。它慢条斯理地踱着步子，整个半圆形的尾屏都跟着摆动。
跨桥的路程很长，桥上的风很大，一路上我们俩都不大说话。我们忘了随身带水，等走到索萨利托(15)，经过一条狭窄的上坡人行道，小汽车、公交车紧贴着我们驶过，我们又累又渴，于是就打出租车返回停车处。
父亲邀请我陪他和缇娜去夏威夷度假。那时我上四年级，已近10岁。母亲从来没带我出去度过假，所以我对度假的事一无所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当我们到达停机坪走下飞机时，只见天空是亮白色的，飞机场的大楼是褐色屋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式的，潮湿的空气附着在我的皮肤上。一个身穿Polo衫的男士给了我们每人一个花环，花环的花是艳粉色的，花蕊是黄色的，芬芳扑鼻，随后我们跟着他上了一辆白色厢货车。一路上，我看到四周全是黑色的焦土，担心他会带我们去他自认为是美景的地方，就在这时，车子一个左转，大海和环状的绿地映入了我的眼帘。
我以为以后还会有旷工、旷课一起玩的机会，可事与愿违，从此以后就再没有过。
几年后，缇娜告诉我，她和我父亲初识时，父亲口口声声说我不是他的孩子。等她见到我之后，发现我明摆着就是他的亲生女儿，可当她向他提及此事，他却拒绝更多的谈论。
几周之后的一个晚上，母亲第二天就得上交艺术课的最后一次作业，但她还没有准备好可供展示的作品，所以慌乱不已。夜深了，我已经睡觉了，她去找一个艺术家邻居帮忙。他说有个好主意，随后搬来一个垃圾桶，把里面的垃圾一股脑儿倒在我们家的地板上：皱巴巴的纸、一团刷子上掉的毛、废盒子、塑料袋……她原以为他能想个好点子，却被泼了盆冷水。但她急中生智，把这堆破烂塞进一个半透明的长筒状的黑绿色塑料垃圾袋，里面糊上一个硬纸板当脊柱，纸板上挂着一串圣诞节装饰用的白色小灯泡。灯泡在里面闪烁，透过黑绿色的塑料袋，仿佛深夜的湖中鱼腹中的闪光。
缇娜交往的也都是一些好人，有亲朋好友、艺术家、科学家，他们也都跟她一样，对我们母女俩关注甚多。所以，在缇娜与父亲交往的那些年里，我总觉得在母亲、父亲和我身上有个特殊的保护罩。
“这叫废品佛像！”第二天早上，她向我解释道。只见它皱巴巴地蜷在客厅墙边，闪闪发光。它有两英尺高，呈蹲坐状，丑不可言，还插着电源插座。通电时，其塑料外皮微微闪烁，仿佛呼吸一般。一想到她会将其带到学校向师生展示，我就尴尬不已，似乎它暴露了我们的生活状态。他们会怎么想？或许，这就是她对自己，或者对我们母女俩的写照：自以为圣洁，却过得如同垃圾一般。
缇娜和父亲几年前就认识了，她当时在苹果公司的慈善部门工作，父亲当时还住在蒙堤圣利诺，也就是我和母亲搬走沙发的那个地方。缇娜是个软件工程师，性格内向，但待人热情。她不愿谈及自己的美貌，似乎她并不是很想要，也不在乎，所以，在认识她很多年之后我都没有留意到她的美，因为她从不刻意用化妆品或漂亮衣服去修饰自己。她就是她，以本色示人。
她每挪动“废品佛像”一次，外形就变化一次，不变的是其“变废为宝”的本质。
父亲还在玩那个玩具，手指敲击着机器人胸口的亮光。但随后他将玩具递给我，郑重地说：“送给你了，当作给你的礼物吧。”
第二天下午，父亲过来了。“进来吧！”母亲向他招呼道。“看，”她说道，将他带到摆放“废品佛像”的墙边，“你觉得怎么样？”她说，在学校展示时，她关掉了教室里的灯，佛像像活的一样。
缇娜注意到我艳羡的眼神，就对他们几个人喊道：“你为什么不把它送给丽莎呢？”她厚厚的刘海在额角两侧留长垂下，她声音低平，面容和善。
父亲瞅了一眼，却没说话。从他站立和行走的样子来看，他应该是情绪不佳。刚才我看见他佝偻着走了进来，身影单薄，一脸沮丧。
父亲和另外几个人正在玩一个玩具，控制它越过厨房的空地。那是一个小型银色塑料机器人，带着红色的头盔。它的腿间有个轮子，移动时，心口位置的一个黑洞就会发出亮光，我也想玩那个玩具。
“缇娜和我分手了，”他说道，“结束了。”接着便瘫坐在窗前的花布沙发上。有时候他坐在餐桌前的椅子上，一句话都不说，压着椅背，椅子向后倾倒，直到他的身子呈水平状态。我怕他摔倒，只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他和缇娜分了又合，合了又分，来回折腾了十多次。分手时，他走路也难，说话也难，迈不动步子，脸色苍白，整日以胡萝卜为食。和好时，他跳步而行，欢声笑语，一扫先前的颓态。每次分手，我们都误以为是最后一次。
我记不清第一次见到缇娜是什么时候了，或许是在伍德赛德的房子里，那天我和母亲过来吃午饭。受我父亲雇用、平日里为他收拾床铺、制作沙拉的人，这次为我们做了全麦意大利面。做面的机器仍固定在厨房的工作台一边，盘子里的意大利面条上都撒了一层粉。
他似乎需要我们母女俩，我们却受宠若惊。悲伤的时候，他冷漠而寡言，即便如此，我们俩都是他生活不顺时——比如缇娜跟他分手时——的依靠。有时候他会来我们家，在沙发上小睡片刻。一两个星期之后，他和缇娜复合，而我却怀念那种被他需要的感觉。
父亲的女朋友缇娜（Tina）留着一头浅金色的长发，如火焰中最热的那部分。后来我才发现，她和她的头发，与那天晚上我臆想中将父亲绑架杀害的金发男子一模一样。
他不想当我们俩的监护人，但他已进入我们的生活。他越是想稍微靠近后就撤，我就越是想让他在我们的生活下方布起一张巨大的安全网。
缇娜
那段时间，我很少见到缇娜。他俩和好时，我也很难高兴起来，因为我知道他俩还得闹崩。我无意中听到母亲和伊兰说，NeXT发展不顺。我知道，倘若NeXT倒了，父亲与缇娜破镜难圆，那他很可能会被悲伤击垮，我为此忧心忡忡。
“我知道。”萨拉应道。我看不出来：她是真知道，还是说说而已，只是不愿我再安慰她。这时她看着我，又说了一遍：“我知道。”
一天晚上，母亲和伊兰出去约会了，我到伍德赛德的房子里跟父亲住。他对我说：“我为缇娜写了首歌，你想听吗？”
“他就是个刻薄的人，”停车场里，在走向汽车的路上，我对萨拉说道，“跟你没关系。”以前我被父亲恶语所伤时，母亲就用这句话安慰我。
我坐在沙发上听。屋里没有开灯，但窗外洒进来一些月光。我不知道他除了《心灵》之外还会弹什么曲子。
我和母亲向萨拉靠过去，这样别人就看不到我们了。我知道周围的就餐者注意到了我们，我知道他们能听到我们刚才的闹剧，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只是看热闹的人，看客而已。萨拉哭得稀里哗啦，声泪俱下。她一边用袖口擦着鼻子，一边对我们说没事。我比她小，个子比她矮，体重比她轻，但她也很小，还是个孩子。
在半明半暗的空旷大厅里，他坐在钢琴前面。时至今日，我已记不清那首歌了，只记得他的歌声和钢琴声清澈嘹亮，在房间里回荡。在此之前我都不知道，原来他弹琴弹得这么好，唱歌也好听。过后，他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说很好听、很伤感，可他不信，一遍遍反复地问。之后他把歌录到磁带上，送给了缇娜，后来又把磁带要回来了。
说完，他就起身去了洗手间。
一周之后，我坐在父亲的车里时，他跟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怎么随便一个男人都能随时把她抢走？”
“你真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再改正过来。”
不仅仅是他，别的大人也是，有时候他们待我像大人一样，征求我的建议，跟我讲他们的感受和愿望，虽然知道我不懂，但也愿意跟我说他们的感情问题，他们称为“爱情生活”的东西。我周围的几个大人都没有结婚：父亲、母亲、蒙娜、缇娜，而我是唯一一个常伴他们左右的人。自然而然，他们都会找我谈心。我边听边思考，换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过得更好，不犯他们的错误，也不搞这些闹剧。我侧耳聆听，提出建议。我想，当我长大了，就有前车之鉴了。
“史蒂夫，”母亲劝道，“别说了。”
“如果你爱她的话，应该能想出办法。”我对他说道。
他声音很大，周围桌子上的就餐者都能听到。萨拉蜷在座位上，看着桌面，哭了起来。
两三周过后，父亲跟缇娜又和好了。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仨一起走在大学路上。父亲走在中间，我和缇娜走在两边，打算去大地餐厅吃午饭。刚一进门，一股茶的混合香气扑面而来：肉桂、丁香、橙子、姜……餐桌、椅子、凳子、服务员的制服，都是沉闷的褐色，体现了这家餐厅的食物特色。吧台前面，是一排布面椅（我跟母亲来过这家餐厅，她不在家做肉菜，只做鱼。“你要是想吃肉，咱们就出去吃正宗的。”她如此说道。那天我点了一个奶酪汉堡，她点了一杯咖啡。我们俩隔着桌子面对面坐着，我兴高采烈地大吃汉堡，她则微笑地看着我）。
“真后悔跟你一起吃饭，”父亲继续说道，“我都不愿再跟你浪费一分钟生命。收敛一点儿吧，控制住自己吧。”
“丽兹，你要记住这一切啊。”父亲庄严地大声说道，似乎我是钦定的历史档案员似的。他身上散发着一种盛大的庆典情绪。NeXT运营顺利，缇娜没跟他分手，我也陪在他身边，阳光明媚，所照之处全无痕迹。每次跟缇娜复合，他总会念叨这句话，对我的态度也大为改变。但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帮他记住。
我能了解或自以为了解到萨拉对父亲的看法：要是身边有这样一个父亲，可不是什么好事。
那段时间里，我有时很可怜他，有时又受他所制。他偶尔变得渺小而脆弱，偶尔又变得宏伟、令人费解、自我膨胀。这两种形象在我眼前反复变换，直到我感觉索然无味。
“史蒂夫，你住口！”母亲喝止道。
人行道上，一个流浪汉朝我们走来。他一头蓬乱的灰褐色头发沿着脸颊垂下，头顶却是秃的。他大腹便便，身上套一件红色大T恤。他一边走着，一边嘴像鱼似的一张一合，嘴里只有寥寥几颗牙齿。
虽然我正在耳闻目睹这一切，但我仍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
“两年以后我也会变成他这样。”父亲悄声地对我们说道。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声音是多么吓人？”父亲继续说道，“快住嘴吧。”
他经常说这种话，感触的对象是城里形形色色的老人，他们坐在路边，衣衫褴褛，头发蓬乱，面容饱经风霜，有些似乎还穿着尿不湿。但他只要稍加努力，就不可能在两年之后沦落到那种地步。他如此对比，或许是想说“看看我跟他们差距有多大”，或是说“不可能的”。
萨拉看着他，我能看出来她正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
也许，他之所以说这番话，是为了提醒自己与别人并无不同，他并不比别人优越多少。
“你连说话都不会，”他说道，“也不会吃饭，你吃的是屎啊！”
“哈，是啊。”我附和着他，想逗他笑。
他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
NeXT发布会
乍听之下，他似乎真是向她问话。她怎么了？她的社交礼仪都哪里去了？她吃饭怎么狼吞虎咽的？她的嗓门怎么这么高，跟小孩子哭叫似的，总是惹人注目？
我随母亲到一个名叫“塔撒加拉”的地方待了几天，这是一个佛教禅宗休养地，有天然温泉。她到这里来当俗家学徒，白天干活，作为报偿，晚上我们可以免费住在一个小屋里，只是比付费的客人住得略差一些。通往我们小屋的是一条长台阶，是由凿进山腰的木头做成的。有一个雨天，土坡和木台阶都变得泥泞湿滑，又没有扶栏等任何可供抓扶的东西，所以，我和母亲几乎是手脚并用地爬上去的，我俩一边抱怨一边大笑。
“真的，”父亲说道，“我问你话呢。”
白天，她在厨房里打扫卫生、清洗蔬菜，我则四处闲逛、结交朋友、游泳。到了下午，吧台那边会摆出大杯的饮料，我就去品尝免费的咖啡、冰水、牛奶。泳池边是水泥地面，游泳的人爬出来时，会留下湿漉漉的脚印，很多口渴的蜜蜂飞下来饮水，我则小心翼翼地不敢踩到它们。
“怎么了？”萨拉应道，嘴里嚼着一大口肉。
“你对蜜蜂过敏？”一位女士问我。
“你怎么回事？”他问萨拉。
“嗯，踩到就会肿起来，连路都不能走。”我答道。
果然，刚吃了几口，父亲脸色一变。
“你妈妈呢？”她又问道。
食物端上来了，我希望萨拉没有感觉到空气中的紧张氛围，希望她没有注意到父亲至今还没跟她说过话，还目带鄙夷地瞅着她的餐盘。饭店里装的是落地窗，砌的是玻璃砖，地上铺的是石板，再加上上座率不过半，所以回声特别清晰。然而萨拉说话声音太大了，我都不知道怎样才能劝她轻声说话。
“在工作。”我迫切地想让她知道，我不是住在偏远劣质小屋里的普通女孩儿，而是一个重要人物。
在父亲身上，“礼貌”和“粗鲁”之间只隔着一层窗户纸，一不小心就会触发他的情绪。我知道他不会同意我吃虾，但也不至于惹他发火。但此前我们忘了警告萨拉。“我来个汉堡吧。”她大声说道。我很想低声提醒她，保护她，这也是在保护我自己。后来我掌握了其中的诀窍，那就是尽量别暴露在他的攻击范围里，这样的话他就会转移目标了。如果不是我，就会是别人。
“你爸爸呢？”
母亲点了生菜沙拉，我点了意大利虾面。跟父亲一起在外吃饭时，我们点饭菜都格外谨慎，因为他吃素。他之所以吃素，与爱护动物无关，而是出于美学和保持身体纯净的角度。后来，当他面带鄙夷地看着别人用餐时，我能看出他眼中透着“愚蠢”二字：吃着动物尸体，简直愚昧无知。
“他没来，他在忙公司的事。”
地方是父亲选的，他却迟到了，他总是迟到。他一走进饭店，我就感觉到他好像不高兴，或许是因为当天的工作不顺心。他神色不对，一脸不愿意来的表情，他的情绪就像空气中的一股黑烟。
“什么公司？”
对于她的到来，我已经盼了好几个月。她至今未见过我的父亲，而今晚我们要一起去斯坦福购物中心的布拉沃福诺（Bravo Fono）吃饭。我们俩小时候一起玩时，身边都没有父亲的陪伴，现在我有了，我想让她看看是什么样子。
“NeXT。”
现在，萨拉长高了，但有点驼背，语速很快，声音很大，在室内尤其刺耳。她是我认识的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有阿Q精神的人，似乎她已饱经世故。之外，她身上还有一种特质，一种成熟的知觉，或许是聪慧老成，也就是说，她明明是一个小孩子，却能像大人一样远观事态。
听完，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着我的脸。我知道她已明白我绝非一个在泳池边上闲玩、害怕蜜蜂的普通小女孩，而是一个微服私访的公主。“我知道你爸爸是谁了，”她说道，“我听说他的公司倒闭了。”
表妹萨拉过来玩了。她是母亲的大姐凯西的女儿，也是亲戚里面唯一与我年纪相仿的人。我出生后不久，在她父母加利福尼亚州爱迪尔怀尔德（Idyllwild）的家里住过几个月。
“你什么时候听说的？”
我一直盼望着能听他讲述自己的往事，而非我讲我的事，也期待着他的信任。就像初吻经历似的，是有着真实人物的故事。我已经落后于他了——如果他是在我这个年纪就有了初吻，那我也得赶快才行。
“两三天之前，我在报纸上读到的。”她告诉我，“NeXT已经失败了。”
“她的名字叫迪尔德丽·罗帕丽提。”这名字听起来有点意大利风情，感觉太过完美。“她是褐色头发，有这么长。”说着，他用手比画着到臀部位置。“我们是在她父母家的地下室里接吻的，事实上，是她吻的我。”
我们离开了他，他的事业完蛋了。他完了。
“跟谁啊？”
父亲之前谈到，大约一个月后NeXT会有一场展示会，而他的展示样机尚有问题。“要是不能正常运行，展示会就失败了。”他如此说道。
“就在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他答道。
“我得走了。”我对那位女士说道。我们得立刻赶回家，我得说服母亲带我回去，还得不让她发现我向别人透露了父亲的身份。她若是知道我四处宣扬父亲的事，就会担心我给自己惹来危险，这样她在工作时也得担心我的安危。
“没有，真恶心。所以你的初吻在几岁？”
我沿着树荫下的土路跑到母亲告诉过我的地方，来到厨房所在地，遇到一个身穿褐色僧袍的短发女人，请她帮我找到母亲。
“所以你到现在为止跟别人接过吻吗？”滑旱冰回去的路上，父亲如此问我，而且他指的还是法式的吻。
母亲来了，我对她说道：“咱们得走了。我想回家了，我担心史蒂夫。”
母亲喜欢画简单而纤细的字母。她喜欢细字，父亲则喜欢粗字。等我长大了，我想去这些地方工作：科学实验室、银行、留学办事处、餐馆、化妆品公司、设计公司。这些地方都有各自的编码和符号，用行话和术语描述美丽和重要性。因为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我不能在以上地方都工作过，我得好好挑选一番才行。
“为什么？”
“无衬线字体，像这些都是。”他边解释边指给我看另一个字母“S”，但这个“S”没有了衬线，仿佛裸着身子。
“我听说NeXT完蛋了。”
“那么，这种字体叫作sans？”我疑惑不解。
“从哪里听说的？”
“是sans。”他又提示道。
“一个女人说她在报纸上看到的。”
“拉丁语里有个词，意思是‘没有’。”他提示道，接着便闭口不语。可我哪里懂拉丁语？
“什么女人？”
“不是……衬线？”我答道。
“一个这里的女人。”我想象着父亲沮丧颓废的样子，他需要我们，渴望与我们共度无忧无虑的日子，却联系不到我们。我们母女俩是他仅有的依靠，我是他仅有的依靠，而我在这时却离开了他。悔恨像虫子一样在我的胃里蚕食，我只希望母亲不要深究我和那位女士的谈话。
接着，他指着一个没有衬线的字母，问我这叫什么。
“先给他打个电话再说。”母亲说道。
“这是博多尼字体，”他说道，“这是新罗马字体，这是加拉蒙字体。”
附近一栋房子的墙上有一台投币式公用电话，母亲从兜里拿出一枚硬币，又从电话本上找到父亲的办公电话。我拨了过去，担心对面无人应答，心提到了嗓子眼。
他又指给我看别的字体。不同字体之间，衬线各不相同，或长或短，或粗或细。看着这些字，我不由得想起了春天萌生的新枝，它们呈卷须状，就跟这些字体一样。
他接起了电话。
世界上有无数个细节，而他要教我的却是这个。
“嗨，”我寒暄道，“你还好吗？”
在他的指示下，一个个衬线似乎脱离了所属的字母，变得清晰起来。在用笔写字时，写到最后压笔，也能写出同样的效果。衬线其实随处可见，但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它的真正称谓。后来我想到，以此类推的话，脚是腿的衬线，脚趾是脚的衬线。
“还好啊。”他答道。
“看这里，”他一边说，一边指着别的字母，“这里、这里、这里……”
“工作还好吗？”
他语速急促，这让我认为衬线一定是很重要的东西。
“还好啊。”他应道，“怎么了？”
“不。”他指着一个大写字母“T”的横画右端，只见那里有一个下垂的短线。“看到笔画端头的细线了吗？”他说道，“每个长笔画尾端都有条小细线，这就是衬线。他们认为，有了衬线，能有助于阅读。”
“没、没什么。”我说道。
“S？”我问道。
他说自己有事要挂电话，我们说了再见，挂断电话之后，我的喉咙仍然隐隐作痛，难以抑制自己心中绝望的爱。
“不知道。”我答道。我希望他能给我解释一下，或许他想教我一些知识，加深我的好感，他指着一张印有黑字的白纸，说道：“看。”
几个月后，我和母亲到戴维斯交响乐厅（Davies Symphony Hall）参加父亲的NeXT发布会。他为此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我知道他很紧张，尤其担心样机的情况。他要向大家展示NeXT电脑是如何实时工作的。
“你知道衬线吗？”他问道。
那天，我穿了一件深蓝色灯芯绒裙子，扎了一条红色丝质腰带，我本想穿得酷一些，但母亲和蒙娜都说这样就很好。当天早上，旧金山粉红色的朝阳和冷风照耀着、吹拂着我的脸颊，也照耀着、吹拂着建筑物上的玻璃外墙。
我们俩穿过走廊，进了一个房间。房间里有张大桌子，开着荧光灯，很多白纸散乱在桌面上。
我们按指示进入一条禁止别的车驶入的弯道。几位身穿黑色丝袜的女工作人员给我们每人一个有夹子的压膜卡片，随后领着我们走到大厅的前排座位上。舞台两边挂着巨型横幅，横幅中央是NeXT的标志。宽大的舞台中央放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子上有台电脑，还有一瓶水。一想到父亲可能在大庭广众面前演示失败，我就胃中泛酸。在我们身后，人们纷纷落座，满怀期待地交谈，但会场数千把天鹅绒椅子吸收掉了他们的声音，嘤嘤嗡嗡的，使人听不清楚。
“我认识里面的人，”他说道，“这是个设计公司。”我们没有脱下旱冰鞋，因为楼里面铺着地毯，所以我们可以正常行走。
父亲的秘书芭芭拉走了过来，手上拿着一个剪贴板。她问我：“你想去后台看看你爸爸吗？”母亲点头应允了。我觉得自己就要看到一个大秘密，大厅里的人会发现我独自一人朝舞台走去，我能感觉到后背上落满了目光。于是，我稳稳地走着，上台阶也格外小心。
那年，有一次我和父亲出去滑旱冰，在市中心附近一个树木环抱的矮楼旁边，我们停了下来。因为刚刚摔过跤，我们俩各有一个膝盖擦伤了。
芭芭拉撩开天鹅绒厚幕布，幕布后面，被天鹅绒帘子隔出几个光线暗淡的隔间。父亲就在其中一间，被几个人围着。他穿着一身西服，比平时潇洒很多。他似乎不太紧张，看到我，朝我笑了笑。
衬线字体和表妹萨拉
“祝你好运，史蒂夫。”我对他说道。
有这样的父亲，我深感幸运。我们又翻了一页，只见一位裸体女郎跨页而躺，浅黑色皮肤，爆炸头，眼神迷离，红艳艳的嘴唇娇嫩欲滴。
“谢谢你，宝贝。”他应道，接着便走进隔间里了，我跟着芭芭拉穿过幕布往回走。我担心样机演示失败，我想让他知道，哪怕失败了，我也不会改变对他的看法。大厅里正在播放阿隆·科普兰(16)的《平凡人鼓号曲》（Fanfare for the Common Man）。歌曲起伏的号声令我心弦紧绷，坐在前排的客人有我母亲、缇娜、父亲的父亲保罗、蒙娜、父亲的妹妹帕蒂（Patty），他们都在等着我。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缇娜化妆、穿礼裙。她似乎有些不安，她个子太高，举动间裙摆沙沙作响，引人注目。我在母亲身边乖乖地坐了下来。
“我就知道！”我说道，“我听说过。”看他没有赤裸，全无浪荡的样子，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还想让爱兰歌娜注意到他。
顿时，观众席的灯灭了，舞台上的灯亮了起来。父亲从幕后走了出来，似乎比我见到他时更自然了一些，似乎他在舞台上比在生活中更轻松。他在桌前坐下，电脑的屏幕被放大显示在舞台的大屏幕上。我知道，他就要失败了：他的电脑会死机，他会丧丢颜面。
我们俩席地而坐，翻看着杂志。我一直以为早先的传言——父亲被刊登在《花花公子》杂志上——可能不是真的，但我刚翻到第二页就看到他了。一张邮票大小的黑白照片，下面附着一些文字。照片中的他身着白色衬衫，扎着领结，一副正派的样子，他全身上下都穿着衣服。
他宣称，他的每一台电脑上都装了一部大词典以及莎士比亚全集。接着，他从《皆大欢喜》(17)中搜了一段话出来。之前，我从未听他说过词典或莎士比亚。接着，他在屏幕上放了一个立体图像，那是一个圆筒或管子，里面有跳跃的颗粒。在图像下面，他添加了一个虚拟的按钮，按下后令颗粒运动的速度加快。他又添加了一个按钮，令颗粒升温。容器里的颗粒运动得越来越快。所有的图像都很平稳，没有延迟和停顿，不像我在我的电脑上那样，把物体从屏幕一端拖到另一端都卡得要命。图像的像素比我见过的所有电脑都更细致，并没有因为颗粒在运动而变得粗糙。接着，他又添加了一个按钮，按下按钮，竟然发出了声音——颗粒运动发出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这简直不可思议。
“看！这是什么？”
“看到了没？这就是我们的电脑能做到的。”他一边说，一边将桌上的电脑屏幕转向观众：圆筒里的颗粒仍在跳动。他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但他的讲话已被如雷的掌声淹没。我身后的观众纷纷起立鼓掌，我也跟着鼓掌，心里的石头落了地，父亲成功了！不一会儿，我们都站了起来。
在书橱上面，我找到了几本《花花公子》杂志。
他微笑着，像是希望掌声快点结束，又像是不愿掌声结束。他站在我们面前的舞台上，宛如全世界的中心。
“没有吧。”我答道。我们俩胡乱地翻着屋里的东西，我想，这些应该都是上一位主人扔在这里不要的。
叛逆期
“他到过这个房间吗？”爱兰歌娜问道。
我转到了新学校，开始读五年级。之前我就打算好了，要在新学校里成为风云人物。在原先的学校里，我留意到几个这样的女生。在新学校里，我也想变得像她们一样。去年夏天，我在一家串珠店里发现了一对大塑料圆环，连上金属钩，就能做成便宜而性感的耳环。后来我和母亲为此大吵了几架，因为她觉得这副耳环太轻佻。
那年夏天，我带伊兰的女儿爱兰歌娜去我父亲在伍德赛德的别墅游泳，之后我们一起对别墅探索了一番。她在正门附近发现了一个我此前从未到过的房间，房间里的书橱贴墙而立，从地面直到屋顶。书橱是空的，只零落地放着几本书和杂志。房间中央是别墅的缩微模型，模型很粗糙，草坪是用插花时支撑花茎的绿色易碎材料做成的。
早晨上课前，我和朋友们聚在走廊外的女厕所里，俯身在橡皮泥颜色的洗手台上，贴近镜子，共用彼此的睫毛膏、发胶、唇彩。我用发胶和水把刘海固定成波浪状。
连续好几个晚上，在我们家里，伊兰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耐心地辅导我做数学和科学作业。而他因为公司经营不顺利，原打算回去加班。那几天，我第一次尝到了做好了复习和预习、理解了当天所学、作业全部做对的滋味。被他辅导了几天之后，我对复习和预习的动力大增，对功课胸有成竹，也得到了老师的关注和同学的羡慕。我开始好好上学，一部分原因就是受了伊兰的影响。
我穿上迷你裙，其实就是个脖套，是从一家名叫“悠内特”的商店里买的。在试衣间里，我惊喜地发现它竟然可以当成迷你裙穿。最后，我戴上母亲禁止我戴的那副耳环。它们摇摆着叮当作响，光滑的塑料表面亮光闪闪，我的圆脸顿时有了女人味。我把耳环藏到书包里偷偷带到学校，书包里还有很多母亲禁止穿戴的东西。
成年之后，我跟伊兰谈起家里的事，伊兰告诉我，他跟我父亲在林科纳达的房子遇见过好几次，并且一起散步聊过天。他鼓励父亲拿出更多的时间来陪我，培养父女关系，根据自身的条件合理地安排相处时间——“史蒂夫，这样做是为了你好，”伊兰曾如此对他说道，“你要这样想才行。”伊兰发现，我父亲是个机会主义者，他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当前最具吸引力的事物上面，只要有外人，就会对我置之不理。伊兰鼓励我父亲，甚至夸赞他为人父的一言一行。比如说，父亲带我出去滑旱冰，伊兰就夸赞他。伊兰自己也是处于创业初期，他的工作同样耗时耗力，但母亲说，伊兰能轻易而迅速地从工作模式转变为生活模式。所以，当他跟我们母女俩在一起吃饭时（吃完后再回公司加班），不论是对我们俩还是对我自己，他都能全神贯注，而不像很多职场人士那样心不在焉。
我之所以穿戴这些母亲禁止、大人厌恶的衣物，部分原因是唇彩和发胶的味道、耳环的垂感，都让我觉得很性感。但是，性感的不仅仅是穿戴和化妆本身，而是我从中获得的新鲜感觉，这似乎能赐予我某种力量，又仿佛按下的开关，突如其来，又难以抵挡。
那天上午，情况发生了改变。我站在自助餐餐柜前，回头看着母亲和伊兰，只见他俩坐在一个圆桌旁，微笑地看着我。隔着一堆堆的水果和奶油看着他们，我突然厌倦了跟他们作对。他们俩很有父母的样子，我妥协了。身在拱形的天花板下，身在叮当作响的餐具环绕中，我突然觉得很安心。不论我之前多么无情无理，他们现在都会接纳我，如果我愿意，我也能做到被他们接受。时至今日我才有机会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希望这不算太晚。
大人都认为学业是最重要的，但我认为，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受同学们关注追捧的好处，或许他们又老又丑，已无法获得这种感觉，因此心怀嫉妒。我对母亲也是这种看法，所以，在我看来，她的衣着打扮规矩不过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她自己得不到的，也不想让我享受。
我们要去的饭店名叫“麦克阿瑟公园”（MacArthur Park），位于一个改建后的谷仓里。这里的自助早午餐特别好，有一碗又一碗的草莓、鲜奶油，还有华夫饼、鸡蛋，还有鲜榨的果汁。通常我们在外头吃饭时，都吃得很简单，没有这么丰盛。
我是故意穿这么轻佻的，但是，如果是某个我敬佩的大人反对我的穿戴，我就觉得他们看透了我的灵魂，我的性格里有放荡的一面，却无法弥补。这份邪恶感，我的朋友们永远都不会有，也不会理解。有一次，我在费利蒙市琳达姨妈的公寓里过夜。
要想和我一样能连续几个月对母亲和伊兰冷眼相对，需要极大的精力。在他们身边，我一直装傻充愣，不管他俩谁讲笑话，我都板着脸。我发现，跟外人吃饭时，伊兰总能不露痕迹地将话题引到他的父亲身上去，对方总会好奇地问道——你父亲是什么人？在他身边时，我的冷漠和不快就像下压的阴云。我身心疲惫，却未能拆散他俩，仅仅是使他们面对我时小心翼翼。我知道，我若是稍微反常地露出一丝高兴的痕迹，母亲就会将其当成我的认可。我才不要这样，她似乎已经忘记了她每次分手之后我们所经历的痛苦，我讨厌她泪眼婆娑的蠢样子。
“你有男朋友吗？”她问我。
可当他将这枚变形了的硬币送给我时，我却咕哝道：“不用啦。”
“我想有。”我答道。她放她最喜欢的歌给我听，比利·欧生的《走出我的梦，走进我的车》（Get Outta My Dreams，Get into My Car）。
“看。”伊兰说道，只见一辆火车从远处驶来。他把一枚硬币放在铁轨上，我们躲到一边，看火车轰鸣而过，硬币变成一个薄薄的铜片，呈不规则的椭圆形，很烫手。我想留着它日后把玩。
“你最喜欢哪首歌？”她问我。
我们等着看火车。
“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我跟她说，“是乔治·迈克尔(18)唱的。”
我不愿意去，还抱怨了一番，最终还是妥协了。我们快步走过繁忙的阿尔玛街（Alma Street），来到街对面，穿过栅栏上的一个洞，又穿过灌木丛，来到铺着铁轨的白色石子坡上。从那里开始，我们沿着山石和铁轨一直向北走了二十分钟，其间有时走在一条铁轨上，有时走在枕木中间。
“哪首歌？”
在他们开始交往几个月之后，某一个周末的上午，我们仨一起出去吃早餐。
“《思君性爱》（I Want Your Sex）。”我答道。她一听，脸色一沉，扭头看向别处。
她与前两个男友交往时，我还能感觉到我们母女俩是站在一边的，可换了伊兰后，我觉得，如果让她二选一的话，她会选择伊兰而不是我。我想要逼她做出正确的选择，于是制订了一个长远的计划。
在努艾瓦，我们有时候在图书馆里上课。图书馆位于两条平行走廊的中间，是个开放式的大厅。两侧墙面各有一排矮书架，大厅中央有三个沙发，中间围着一把椅子。上课时，学生们坐在沙发上，黛比老师坐在椅子上给我们读书听。书里讲的是牙膏的成分，原来，牙膏的主要成分是白垩，而白垩是数千年前海洋生物的遗骸，它们死掉之后沉入海底，层层压实，加工时被碾成粉末。黛比老师个子很高，留着褐色的精灵头短发，戴着厚厚的金边眼镜，身穿灯芯绒长裙。她的皮肤白里透红，宛若凝脂，生气时，脸便会涨得通红。
每次跟伊兰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我内心就会有一股无名之火，一如她与前两个男友交往时那样。“你没事吧，宝贝？”她问道。爱情使她变得凌驾于我之上，显得高不可攀，脸上带着藏不住的一抹浅笑。
她大声朗读之后，学生们就分头选书默读。
“哎呀，宝贝。”她应道，似乎我是个傻子。
我对读书不感兴趣，我想跟凯蒂、凯特、埃琳娜聊天。她们仨很守纪律，阅读课上从不说话，只有跟我例外。我不是优等生，又喜欢怂恿朋友们跟我一起傻玩，所以，黛比老师经常罚我一个人待着。
“他还在婚姻状态中呢。”我提醒她道。
我把一本书摊开放在腿上作为幌子，却跟凯蒂和凯特悄声说话。我们坐的地方离黛比老师很远，背倚书架，腿伸开，手肘相抵，以气息说话，几乎细不可闻。
伊兰跟妻子是开放式婚姻，但他却违反约定爱上了我母亲，随后他就跟他妻子分居了。我不喜欢这个状态，我奚落母亲，但恋爱中的她并非我所能改变的。
距离这么远，黛比老师不可能听到我们说话。但她突然间站在我们面前，低头看着我们，脸气得通红。
他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孩儿，小的是男孩儿。他女儿名叫爱兰歌娜（Allegra），跟我一般大。一天下午，在她家里，我跟她一起伴着麦当娜(4)的《幸运星》跳舞，那时我还以为伊兰跟我母亲只是朋友关系。
“丽莎，”她说道，指着远处一块地毯，那里离凯蒂和凯特很远，“你去那边坐。”
我喜欢听他讲故事，他的父亲是名举世闻名的匈牙利剧团男高音，所以他得以随父亲巡演周游世界。他上学时，总是爱搞一些很高明的恶作剧。我一边听他讲故事，一边傲慢地将他和我父亲相比较，我觉得和父亲相比，他就像个书呆子一样无趣。伊兰开着一辆大众高尔夫，他有时候会假装有车载电话，在停车牌前停下车来，假装接听重要电话，以此嘲笑硅谷那些刚刚买了砖头样车载电话的人。
我被迫与朋友们隔离了。我随手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翻开一看，只见里面全是裸体女人，连阴毛和乳头都清晰可见。
他长着一头黑发，密而卷曲，脸很长，鼻子很大，有一双褐色的眼睛，看上去充满智慧。他是一位化学博士，自己创办并运营着一家小公司，生产科学玩具。
我把书夹在腋下，走到更远的角落里，在这里，哪怕黛比老师看见，也只能看到书的侧面。我坐在地上，翻开书，俯身细看。我的心如小鹿般乱撞：书的一半位置，有跨页的五张图，分别是那个女人身体发育的五个阶段。
自从母亲跟罗恩分手后，我们又回到了母女俩相依为命的状态。我想，现在我们俩应该都很清楚，我们的生活里不需要别人，母亲不需要男朋友，我们现在过得就挺好：新房子，父亲时不时来趟家里。所以，当母亲跟我提及一个名叫伊兰（Ilan）的男人时，我又惊又怒。伊兰是母亲交往时间最长的男人，长达七年，他给我的人生带来了正面的影响。但在最开始的半年时间里，我不愿搭理他，只对他报以傻笑，想把他赶出我们的生活。
五张图上，女人的乳房依次变大，乳头也依次变大。她身体的毛发渐渐成型，但其一头鬈发却由长变短。前面的图上，她不戴眼镜，到了第四张图，她戴上了眼镜，第五张也是。在所有五张图里，她的一只脚都向右侧伸出。她笑得很自然，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裸体一事，仿佛一个商会上展示用的、尚未穿好衣服的纸娃娃。
伊兰
这些女性身体发育图，与我以前看过的人类进化史图示很相似。从黑猩猩到直立人，慢慢变成文明人。他最初是满身毛发，最后全身几乎没有毛发。这女人的发育却与之恰恰相反，开始时，除了乳头和头发之外，她全身从上到下都是灰白色的，跟我一样。到最后她却长出了很多体毛。人类进化史的图示上，到最后，人似乎不愿拘于现状，希望继续进化发展。但在女性身体发育图上，到最后，这个女人稳稳地站着，丰乳肥臀，面带笑容，似乎打算一直这样，不再改变。
“停一下，闻闻这些玫瑰。”他仓促地说道，接着便停了下来，俯下身，把鼻子探到一朵玫瑰花里，深吸了口气。我本想说那只是表象，其实玫瑰本身并不香，却不愿打击他的兴致。然而，我很快就妥协了，我们俩在街上左右穿梭，在街区内一起寻找最好看的玫瑰花丛。这边的院子里都种着很多玫瑰。有几处漂亮的玫瑰花丛藏在篱笆后面，他都没看见，但我发现了。我告诉他，然后我们俩就踮着旱冰鞋脚尖，越过草坪，走到近处欣赏一番。
我知道成年女性会长阴毛，乳房和臀部也会变大，但我不知道中间几个阶段的情况。时至今日，除了开始和结束，我还看到了中间的演化，这让我觉得既厌恶又兴奋。我想对其嘲笑一番，又想继续看下去，看得仔细一点儿。
我和父亲出去滑旱冰时，总会借机四处转着看房子。他喜欢深色木瓦屋顶的房子，深褐色或灰色的房子正面攀爬着葡萄藤，年代久远，木屋仿佛镀银一般。竖框窗户，嵌着方格玻璃，院子里的植物仿佛被风吹得堆积起来。从窗户向内看去，房子里面漆黑一片。我则喜欢刷着白漆的房子，左右对称，院子外面有竖栏，院子里面是平整的草坪，上面的草非常茂盛，像河岸一样。
“埃琳娜，你看！”这时埃琳娜从我身边经过，我悄声对她说道。
我记得当天屋里的阳光明媚，只有几块斑点样子的阴影，似乎那时的阳光比现在都多。
“哇！”她惊叹道，随即在我身旁坐了下来。
母亲后来告诉我，就是在那段时间，父亲真正喜欢上了我。“他很在乎你哦。”她如此说道。可我却对此全无印象，我只是发现他来家里的次数增多了，喜欢搂住我，再把我抱起来（即使我不想让他抱着）。他评点我的穿衣风格，不减反增地开我玩笑，打趣我的“未来夫婿”。有一天下午，母亲在做饭，我在玩，父亲突然对她冒出一句话：“一直希望你是我妈妈。你知道的，她对我的意义远大于父母的二分之一，远大于遗传给我一半的基因。”此番告白令母亲措手不及，不知该如何应答。他说这番话，或许是开始觉得与我亲近，想在我的生活中占据更大比重。
“嘘……”我赶忙拦住她，不让她作声。我从书架上面趴头看了看，只见黛比老师正跟另一位老师在聊天。
不过现在我知道了，我的眉毛很有前途。
“我的跟这个一样。”埃琳娜指着第二张图中女人的阴毛说道。那些毛又细又疏，能看到下面的皮肤。
之后他就离开了，穿过门前草地时，我隐约听到他在说“或许你……”，他脚上只穿着袜子，旱冰鞋挂在肩上。他一走，家里立刻“由晴转阴”，快乐的余晖被沉闷一扫而光。我自己吹着长笛，母亲给我买了热带鱼图案的新床单。再过两三个月，表妹萨拉（Sarah）要来家里玩。父亲来之前，家里所有的一切都令人兴奋不已，但当他离去数日之后，一切又都变得无关紧要，需要很久才能重燃兴奋之情。
我惊讶于她的直白，我还以为我们可以对这些图片开开玩笑，因为我们距离那些样子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她的话令我猝不及防，我原以为书是我找到的，所以我应该是局内人，孰料因为还没长阴毛和乳房，我一下子变成了局外人。
“你的眉毛太漂亮了。”他赞道。
“我也是。”我撒谎道。看这本书的感觉，跟看《花花公子》杂志里的裸女一样，兴奋、害怕，小腹感到暖暖的。
“一个模特。”母亲答道。
“但我的胸更像这个。”埃琳娜指着第三张图说道，那张图里的女人乳房不大，但已略具形状。我原以为各部位的发育应该是一致的，难道可以各有先后？
“波姬·小丝是谁？”我问道。
“我的跟第一张的一样。”我说道。
“或许她长大了会像波姬·小丝(3)。”他说的是我。
埃琳娜翻到另一页，是各种阴毛的特写。“阴毛，”书中写道，“不同的女人有不同的形状。”只见有的呈弧面向上的半圆形，有的覆盖三角区呈三角形，有的则是菱形。“有的女人的阴毛呈心形。”书中写道。此前我绝对想不到竟然还有这种事，我希望我的阴毛能长成心形。
“不是很好，你该去看看牙医。”他说道，一下变了脸色，刚才还很和蔼可亲，却一下子判若两人。母亲也面露不悦，一下闭上了嘴。如磁铁突然换了两极一样，他们俩瞬间翻脸，根本无法预料。
黛比老师已来到我们跟前，我却没有发现。她的裙子挡住了灯光，而我手里的书则证实了她对我的评价。
他去看她的牙齿，她的下牙长得很挤，仿佛很多客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
她弯下腰，面无笑容。我原以为她要对我的人品大加批判，或是再次把我与同学们隔离开来。然而，她却递给我一本关于性和身体发育的书，书里同样有裸体配图，似乎看这种书并无不可。等我们俩读完时，她微笑着走过来，又拿给我们一本。她的笑容很和蔼，但她的眼睛闪闪发亮，似乎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她不断地给我们送来新书，图书馆里至少有六本同类书籍，但我之前从未看过。此后几天里，我和埃琳娜受其批准，认真地阅读这些书，似乎生理知识也像历史和数学一样，是平常的、正确的、必需的。
“好玩。你的呢？”他又对我母亲说道。
努艾瓦并不记录成绩，但会在家长见面会上以书面形式给出学生评价。我初来乍到，精力都放在了与同学的交往上面，所以我得到的评价并不好。
“丽莎，给我看看你的。”他说道。我张开嘴让他看了下。
我害怕家长见面会，因为母亲和班主任会结成同盟，共同批判我的穿着打扮和不求上进。家长见面会上，母亲总是穿得很好，表现得热心且正常，仿佛我们母女俩在家也是如此。可事实上，她对我的不满已越来越多。
“真有意思，”母亲说道，“怎么长成这样的？”他闭上了嘴。
李·沙尔特老师对我母亲说，我应该有所爱好。“如果她能在课外有爱好，就能在学校里做得更好。”
他弯下腰，张开嘴。他的牙既不是地包天，也不是天包地，而是地接天，上下牙之间没有缝隙。
“只要是你感兴趣的，什么都行，”李·沙尔特老师看着我说道，“你觉得有趣的，能全身心投入的，哪怕跟学校课程没有关系。”
“求你了。”我央求道。
这是对我的惩罚吗？怎么听着跟送大礼一样！一个月前，母亲带我去一家练舞房看了看，练舞房名叫“佐哈尔”，位于加州大街普林特斯书店后面。白色的帐篷里，滚筒灯下，身着紧身衣的女人伴着音乐起舞。她们手臂张开，手指展开，快速地前后抖动，仿佛水鸟振翅。
“没门儿。”他应道。我只是好奇，但他可能觉得我是在嘲笑他。
“我喜欢跳舞，”我说道，“爵士舞。”
“我看看你的牙。”我对父亲说道，转移了话题，“看看它们是如何像拉链的。”
“好啊，”李·沙尔特老师说道，“那就开始学吧。”
克里斯汀的家就在街对面，他与我年龄相仿，金发、戴金边眼镜，说话带着老家佐治亚州的口音。他喜欢穿T恤和格子图案的短裤，身材瘦削。他用自动铅笔写作业，字迹小而潦草。他母亲也是独身，我喜欢他，但我不愿让他当我男朋友。还有一个名叫凯的男孩儿，他爸爸住在这里，他一个月左右来这里一次。他长着一头黑发、白皮肤、红嘴唇。他爸爸家就在我们家隔壁。他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刚好能看到我的卧室，令我又惊又喜。他性格内向，不喜欢玩，但他的身影曾令我芳心暗动。我想，要是非让我选一个认识的男孩儿当丈夫，我会选他，但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这件事。
于是我便开始学跳舞，每周两次。但母亲和我仍因为我的穿着和学习不努力而争吵不休。我彰显风格的种种，恰恰都是她所禁止的，所以，我要么撒谎，要么背着她偷偷摸摸地穿，生怕她某天会不打招呼就跑到学校里来，或者因为被老师叫到学校从而发现我在校的穿戴打扮。
“或许你可以嫁给克里斯汀。”他又说道。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平时放学我都是乘公交车回家，到家前就擦掉妆，换好衣服。可是有一天，母亲突然来学校接我放学，发现我化着妆，戴着耳环，穿着短裙和抽丝的丝袜。我们俩一言不发上了车。
“德克”“布莱恩”“特伦特”“特拉夫”……这些都是他臆想的我的男友和丈夫的名字。我当时才9岁，“结婚”对我来说似乎是太过遥远的一件事。我以笑应之，表示我知道他在开玩笑。但我依然怀疑，他之所以将我的未来夫婿冠以这些难听的姓名简称，是否是因为我长得丑，而且可能没什么前途。
“只是耳环而已，”坐在车里，我如此辩解道，“为什么要大惊小怪呢？”耳环是吸引力的关键，叮当摇晃间散发着性感。
“或许她可以嫁给萨德。”他继续说道。
“不合适，”她说道，“摘下来。”
“史蒂夫。”母亲劝道。她脸上挂着微笑，但我能看出她的不悦。
“可是别的女生都能戴。”我反驳道。我知道我说的是事实，戴耳环没什么大不了的，可不知怎的，我又觉得母亲说的也有道理，我戴耳环的确不妥。
“噢。”他应道，接着又以嘲弄的口吻说道，“哦，比福！哦，布莱恩！希望你们能喜欢我穿牛仔裤的样子。”
“我不管别的女生戴什么。”说着，她伸出手来，似乎是要拽我的耳环，吓得我赶忙躲开。
“是啊。”我答道。
“罚你一个月不准出门！”她说道。之前，因为我把超短裙和黑色丝袜放在书包里偷偷带到学校的事，我已经被罚两个月不准出门了。“还罚你不准打电话。”她咬牙说道，“你背着我做事！还撒谎！”
“你觉得这样很酷？”他问道。
她说的是真事。我背着她穿奇装异服，我趁她出门时溜进她的卫生间，用她的剃刀把小腿剃得光滑如镜，却对她撒谎说没有用过。
“卷裤脚啊。”我答道。
“还有，这个月的零花钱也扣掉。”
“你这是干什么？”父亲问道。
我的零花钱是每周5美元，但因为我的衣着问题、在校表现不佳、食言不做作业，我至少已经三个月没拿到零花钱了。我的钱都是凯特·韦林伯格（Kate Willenborg）的爸爸给的。他总是给我们俩一人一张12美元的支票，然后送我们去商场购物。我认为钱就是用来花的，趁着尚未消失，应该尽快将钱换成物品。
回到屋里，我们俩在暖气旁脱掉旱冰鞋，母亲朝我们走了过来。他们俩仍然彼此喜欢着，我能看得出来。我弯下腰，折牛仔裤的裤脚，把长出来的裤脚卷边折起来，显得腿细。卷边之后，我的身材比例就好多了：我上身喜欢穿一件宽大的T恤，腿又细又直，像两根杆子。
回家之后，母亲对我大声训斥。我担心邻居会听到她的咆哮，一股奇怪的力量在她的血管和肢体穿行，压力之大，几乎要胀破穿行的通道。她的食指几乎要触到我的鼻子，她的脸气得通红。
父亲继续讲着硬件、软件……当时在帕洛阿尔托，只要遇到认识的男人，这种谈话总是不断出现。三个小孩号啕大哭，父亲却置若罔闻，三位男士都想继续听下去，于是把孩子抱在怀里摇晃轻拍，不料他们哭得更厉害了。父亲不得不提高嗓门，加快语速，以使自己的声音高过孩子们的哭喊。每到断句处，他的声音都格外尖细，十分刺耳，胸口都觉得疼。不知道那几个哭闹的小孩是否也是同样感受。三位男士不得已终止与父亲的交谈，带着孩子离开了。
“你这是在浪费生命！”她说道，“你现在不好好学习，就不会知道将来能做什么，长大后就不能跟优秀的人共事。”
不一会儿，几个孩子哭闹起来。
“可我才上五年级啊！”我反驳她。
我们在我家对面的人行道上停了下来。几个住在附近的男人围到父亲身边，是三个带孩子的男人，他们想听父亲的意见，想知道他对这件事、那件事的看法。我站在旁边，有种莫名的自豪感，因为他们都盼着能跟父亲交流，但他们谈的人和提到的公司我却一个都不知道。
“你不懂！”她说道，哭了起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它决定了你这辈子能跟什么人为伍，决定了你的同事是什么档次。”
当我们俩回到我家所在的街区时，很多小孩子正在家中的院子里或者人行道上玩。我家正对面住着一家人，妻子个头很高、短发，名叫简，丈夫在NeXT工作。他们家长长的私家车道远端，是一座深褐色的木头房子。房子里住着一个怀有身孕的女人。母亲怀着我时，父亲跟这个女人交往过。对我们母女俩而言，搬到这里竟然突然发现两个与父亲有关联的人，真是个古怪的巧合。母亲则解释说，父亲总是能触发离奇的巧合。
“我不在乎。”我说道。我想象着一群人在一间密不透风的房间里，自以为活得快乐，其实却不然。我认为母亲是在骗我，是想把我也变成她那样，但这说不通，因为她没有同事。但她执意要我撇掉自己的人生观，接受她的人生观，我不禁怀疑，我的人生最终会变得跟她一样。我若是为了学习和长远目标而牺牲了眼前的快乐，下场肯定会跟学习本身一样，乏善可陈、枯燥无味。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她其实是在为自己懊恼：本应完成学业步入职场，却年纪轻轻就怀孕生子；本可以与同事们一起工作，却整日独自打拼。她努力督促我通过学习获得优质的生活，这是她讲述自己人生遗憾之处的另一种表达。
“没关系。”我应道，替他感到有一点儿尴尬。
“总有一天你会在乎的，你这小屁孩！”她愤怒地说道，狠狠地踢了我的卧室门一脚，在白漆的门上留下一个洞，在我看来，很像人震惊时张开的嘴巴。
几分钟后，我们来到居民区的街道上。这里远离市区的公路，离我家很近。他放了个屁，声音很大，音调很高，仿佛气球开了个口子开始撒气，一下子打破了周围的沉寂。他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前滑。不一会儿，他又放了一个屁，我扭过头去。等放完第三个，他才咕哝道：“对不起。”
几天之后，我发现她俯在卫生间的洗手池上，用尖嘴钳拽牙套的托槽。
我们来到大学路上，他指着一个蜷缩在角落里的纸板上的流浪汉，跟我说：“两年后我也会这样。”
“你在干什么？”我问道。
“不对，”他答道，“是因为如果汽车快撞上你了，我能把你甩到马路外面去。”
“整牙医生说还得再戴一年，”她答道，“我可不这么认为。”她嘴里传出咔嗒咔嗒的声音。
“因为本就应该如此吗？”我希望他回答“因为我是你爸爸”这样的答案。除了过马路，他从来不握我的手，而我盼望着能跟他手牵着手。
“妈妈，去找整牙医生，让他给你拆吧。”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抓住你的手吗？”他问我。
“我等不了了，我受够了。”我发现，她最近对牙套的抱怨越来越多：疼、钩住食物，也厌烦了更换托槽，想一丢了之。因为她一直在自行调整托槽，所以矫正的进度很快。她的牙已经很整齐了，她如此说道。
我们一起穿过马路时，父亲抓住我的手。
“别这样。”我劝道。在狭小的卫生间里，我站在她的身边，牙套的钢丝从她嘴里探出来，仿佛银色的胡须一般。
“他那是无理取闹。”我后来跟母亲说，父亲认为上大学是浪费生命，母亲对我如此解释道。
当初我们住在麦尔维尔时，有一次，她在用燃气炉时犯了个大错。她忘了关煤气，再次点燃时，一股蓝色的火焰飞喷而出，烧了她的头发和一条眉毛。过后她却开玩笑说，炉火为她做了个极漂亮的发型，可惜只有半边。
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我奇怪的是，如果他不相信大学教育的好处，为什么他总到斯坦福大学校园里滑旱冰？似乎他很喜欢这个学校。
“我不会停下来的，”她说道，“你出去，忙你的事去。”
“在你最有创造力的年纪，他们却教你别人是怎么思考的，”他解释道，“这样会毁掉人的创造力，把人都变成笨蛋。”
初吻
我要是不上大学，就能跟他一样。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俩就是世界的中心。他总是能自带这种感觉，随时都能让自己成为世界的中心。
有几个晚上，托比（Toby）会打电话过来。他上六年级，在学校里人气很高。他有一头浅金色的头发，脖子细长，耳朵像精致的贝壳一样。他声音低沉，因变声未完，偶尔有高音掺杂其中。在学校里，我跟他调情：时而偷看他一眼，又赶快别过头来，跟朋友们嬉笑。
“你知道吗？我没上大学。”他说道，“或许你也可以不用上，高中毕业后就直接进入社会可能会更好。”
“你想跟我确定恋爱关系吗？”有一天他问我。
当时，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建筑物是一模一样的，但对我来说，这只是人工斧凿堆砌的一堆石头而已。我开始发现，父亲身上有两种对立的品质：一种细腻而敏感，就像牙神经一样；另一种则迟钝而冷漠。他能注意到建筑的细节，能联想到做工的石匠，能想象这些石块当初是如何被切割凿刻堆砌的，我猜他一定也能关注到别人的情况，比如我。
“当然。”我答道。“当然”是我早就想好的应对之词，既是正面答复，又给自己留了些余地。
“你觉得这些石匠是不是从外国来的？”他问道，抚摩着一个像枕头一样的长方形石块。
我们打算试试法式接吻，凯特和克雷格会在午饭期间送我们俩到“木桩区”。木桩区位于校园一端，因为干河床上一条防火路弯道内堆积的木桩而得名。午饭时间只有四十分钟，算上路上的时间，其实我们能用来接吻的时间并不多。
一路上，他指给我看彩色玻璃、金色的瓷砖，还给我讲解建筑所使用的当地沙石——从石柱到筑起外墙的大石头，应有尽有。石头上密布着大颗沙砾，阳光下凹凸明暗，显得格外粗糙，有些地方还有雕刻，以作修饰。
我们沿校园中间的一条小路走过一个树荫下的小桥，此情此景令我想起了《通往特雷比西亚的桥》(19)，这本书让我明白了生命与爱的重要性。空气又暖又干，但掺着丝丝凉风，还有桉树的芳香。脚下落叶噼啪作响，小路上树荫掩映、凉爽怡人，阳光穿过树叶，似绿叶中的白色漆点。
“不会的。”我应道。我之前从未听到过这个词——得意忘形。
“So kiss a little longer, longer with Big Red.”(20)凯特唱道。
“稳一点儿，你没事的，孩子，”他说道，“别得意忘形啊。”
过桥之后，小路变得陡峭不平，我差点儿摔了个结实的屁股蹲儿，还好抓着身旁的树枝站住了。我一边走，还要一边小心自己别被树枝挂住耳环。
我们穿过校园往回滑。沿着粗糙的水泥路面下坡时，我超过他滑在前面，却变成了一个大音叉，喉咙被石子颠出抖音“啊！啊……”
到达目的地之后，托比对他俩说道：“你们该走了吧。”
我们又朝大学校园里滑去。沥青路面很粗糙，全是石子。从路面上滑过时，我的喉咙和大腿都颠得发痒，全身的骨头都哗啦作响。我们向上走，经过喷泉和大钟，来到一个餐馆的户外铁桌旁。我们坐了下来，休息片刻，喝了点苹果汁。我借着旱冰鞋的重量抖着腿，拨弄着椅子上的金属网栅。我们旁边有棵橡树，树长在院子里一个半高的台子上，树干上银色的纹路盘旋向上，树皮间的沟壑很深，中间都是黑色。
“是啊，”我附和道，“谢谢你们带我们过来。”
我们爬了起来，拍打身上的尘土。他摔到了屁股，擦伤了手掌，我则磕伤了膝盖。我们向四方院一端的饮水池滑去，饮水池建在墙边，墙上贴着有图案的瓷砖。从那里可以看到不远处一个小院里的绿叶，就像染色玻璃一般。我喜欢在阴凉处看外面的阳光，那样不会刺眼，像个相隔的发光体。
我对同学们撒谎说我接过吻，一是觉得比父亲的初吻晚而感到丢脸，二是消息传开后会显得我更有魅力。我有点晕，我站在一根矮树桩上面，跟托比的脸齐平。
说着，他俯下身子，双手托住我的腋窝，把我举了起来。我那时9岁，但身材娇小。他一下重心不稳，晃了两晃。他驮着我，绕着四方院转了一圈，经过拱门和金字玻璃门。他双手搂住我的小腿，却突然因身体失衡而放开了手。他身子后仰，站直，又后仰，又站直，前仰后合。我骑在他的肩上，也跟着前后摇摆，吓得要死，接着他就摔倒了。向前摔倒的过程中，我担心不已，担心摔伤脸和膝盖，因为这两处很有可能会撞在地面上。时间久了我才发现，原来他经常摔跤，如家常便饭一般。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让他驮着我，因为他似乎将这看得很重要。我觉得这是一种无形的改变：在他看来，驮着我是父女亲近的表现，我如果拒绝了，他就会从此远离我。
“那么……”他说道。
“想不想骑在我的脖子上？”
他身上有肥皂和洗衣粉的味道，我的脊背仿佛有一股电流窜过，浑身发热。我不知道要吻多久，也不知道该如何操纵舌头。我只是觉得很温暖、很舒服、很刺激。他嘴里的温度比我低一两摄氏度，也不如我嘴里咸。我的舌头动得对吗？我是该多享受一点儿，还是多迎合他一点儿？
我们来到斯坦福大学的椭圆形广场（The Oval），又到了大学的四方院里。这里树木掩映，地面上是菱形的灰白相间的水泥，仿佛褪色的小丑戏装。
我的心头如小鹿乱撞，他的舌头似乎在我嘴里贪婪地翻找东西，挑着舌尖侵扰我的口腔。一股口水漏了出来，弄湿了我的下巴。其间，我禁不住担心，等一会儿接吻结束时，我该如何处理下巴上的口水。他的舌头在我的上门牙后面搅动，在我的口腔里画着圆圈。
“我喜欢青山。”我说道，不理解怎么会有人喜欢枯死的草木。
我的脖子酸了，我冒了个险，跟他的嘴分开，把头歪向另一边，顺势把头发也甩了过去。双唇再次接触时，我们俩的牙碰到了一起。我们都笑了，惴惴不安地又继续吻了下去。后来，我们自己摸索着学会了接吻时两边扭动舌头，多用背面柔软的部分。
“你知道吗？印第安人都是光着脚走路。”他说道，“就在那些山里。他们早就生活在这里了，比这个城市存在的时间还早。”我在学校里学过，印第安人在石板上将橡子磨成粉，山上留有很多类似的痕迹。“我喜欢青山，”他继续说道，“不过，我更喜欢干枯季节的黄色的山。”
我们俩都不知道该何时结束，但我们得回教室去了，何况，我们左右两边都亲过了。
“真希望我是一个印第安人。”父亲边说边眺望着斯坦福大学后面的群山。从远处看去，山岭曲线柔美，毫无瑕疵。第一场大雨过后，只需两三天时间，山上的绿草就钻出地面，一直能活过冬天。
“我们得回去了。”我对他说道。我从树桩上跳下，四肢软绵绵的。他的嘴唇周围都红了，他用手背擦了擦嘴。
棕榈大道（Palm Drive）因两旁的棕榈树而得名。树长在人行道和公路之间的土里，老旧的水泥地面之下，树根匍匐而行，地面因此时有隆起。地面多次重铺水泥，却仍然难以阻挡树根的强大力量，每层水泥都被顶了起来。每过一个坎，我们都弯着膝盖，以起到缓震的作用。落叶很多，有的地方甚至堵住了人行道，我们只好绕过成堆的树叶，从土地上走过去。落叶后的棕榈树干像鱼似的，甚是丰满。
趁着他看向别处，我也用手背擦了擦嘴。
我们打算滑去斯坦福大学。在这一天，因为刚下过雨，人行道仍然是湿的。
暑假里，我跟他接吻的次数更多了：在电影院里、在贝尔兰德斯公园、在沙滩上、在他妈妈的旅行车的后座上……我俩书信来往频繁，然而，他却提出了分手。我用家里的无绳电话（电话是我们搬到林科纳达之后买的，跟家里的微波炉一样，是生活质量提升的标志。用到现在，话筒上被母亲弄上了很多颜料）跟他通话。
“好，胖不点儿，咱们走。”我穿上旱冰鞋，应道。有时候他会担心自己太瘦了。“他们都说我需要增重。”他说道。“谁说的？”我问道。“同事。”他说道，穿着旱冰鞋站在屋子中央。“你们觉得呢？”有时候他还担心自己长了啤酒肚，也来问我们的意见。
“我觉得我们该分手了。”他如此说道。
我原以为“小不点儿”是落在袋子底部的又冷又硬的炸薯条碎末，我还以为他是暗指我个头小或是他的私生女。后来我才知道，“small fry”是一个老词儿，指的是捕鱼时扔回海里让其长大的小鱼苗。
我的心猛地一揪，一股内疚感涌上心头。“要是我哪里做错了，做得不好，我向你道歉。”我说着，哽咽了起来。
现在，每到周末时，父亲如果在附近，就会过来带我出去滑旱冰。就只有我们俩去，母亲则在我们出门时朝我们挥手作别，然后继续待在家里画画。父亲称我为“小不点儿”：“小不点儿，我们快动身吧，时间不等人啊。”
“什么？没有的事。”他告诉我。
滑旱冰
我挂断电话，背上母亲盛首饰的红色小皮包（有一次，我在里面找到了我掉的乳牙）。皮包是放在瓷砖架子上的，旁边还放着一条项链和一堆手镯。我对它们垂涎已久，但是母亲一直禁止我戴，我把它们都戴上了。当时是星期六上午，母亲出去办事了，几个小时之后才会回来。我架着胳膊，以防手镯掉下。我到她的衣橱里翻了一阵，又在脏衣服堆里找出一件桃红色丝绸衬衫。衬衫是前排纽扣，短袖、有领，她不准我穿这件衣服。我从头套进去，这样就不用系扣子了。穿戴完毕，我一下子觉得自己跟刚才不一样了，变得强大了。
“他们从来就没结过婚。”我答道。我喜欢这样说这个客观事实，它往往具有惊奇的效力，能瞬间将对方的敌意化解，它使我与众不同。父亲对我们母女并非始爱终弃，而是恰恰相反：与我出生时相比，他们俩现在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反而变长了。
我抓起电话，坐到母亲床上。我要给托比打电话，我要向他表现我的自信、我的独立精神，让他别有心理包袱。
“你爸爸妈妈什么时候离的婚？”别的孩子会这样问我。
“喂？”
几年之后，母亲还会反复向我讲述那几个懒惰、堕落的富二代的事，以此为父亲不在经济方面资助我开脱，说他不想让我变成那样的人。
“嗨，还是我。我只是想跟你说不用担心，我很好。”可话刚出口，这通电话的愚蠢之处就彰显无遗，他根本就不担心。“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没事，你知道的。刚才挂得太快了，没来得及说明白。”
他们俩在那栋房子里住了一个夏天，然后父亲就去上大学了。房子隔壁也是一个平房，里面住着两三个二十来岁的富二代，整天吸毒。他们无所事事，等着父母去世好继承遗产。这一幕令我父母唏嘘不已，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竟然可以这样浪费生命。
“谢谢。”他答道。接着是长时间的静默，我们俩都无话可说。
“意思是迷失了道德的方向。”她解释道，“为了钱和权，为了世俗的利，出卖自己的人格、灵魂。人性扭曲，与自己的灵魂断了连线。”
我挂断电话，浑身发抖。还好，长痛不如短痛。我抓起母亲的梳子，穿过房子，回到自己屋里，戴着她的镯子，穿着她的衬衫和睡裤。
“‘迷失自己’是什么意思？”我问母亲，同时我想象着父亲在人群里一脸茫然的样子。
我边走边梳头，头发变得蓬松起来。我从房间的脏衣服堆里找出一条牛仔裤穿上，又从书架上拿下日记本，拉下百叶窗，挡住了街外的景象。
他们俩一起吃迷幻药，父亲是第一次吃，但母亲不是。母亲解释说，迷幻药服下后，需要过一会儿才会起作用，所以他们就安静地等着。突然之间，世界变得不正常了，他们开始腾云驾雾。想到母亲吸过毒，我就一阵反感，但她跟我说：“不用担心，丽莎，早就是过去式了。”她告诉我，父亲害怕吸毒过后会出洋相，所以请母亲许诺到时候提醒他，免得他做出什么荒唐事来。就在那段时间，父亲告诉母亲，说有一天自己会名扬天下、家财万贯，然后在花花世界中迷失自己。
我打开衣橱门，亮出门后的镜子，但我不敢看镜中的自己。我在镜前席地而坐，开始写日记。我能感知到镜中自己的轮廓，我写的字是斜的，很像大人的字体，仿佛首次失恋已使我长大。我跪坐在地，俯着上身，头发垂到身体一侧，似乎是为拍照而摆造型，或者是待人欣赏——所有这一切都很重要，它是我此时此刻的写照。
后来他们俩恋爱了。父亲给我外祖母写了很多长信，将信放在我母亲家的前门，信里说她过于刻薄，并请求她不要再欺压我母亲了。当时，父亲就是我母亲的救世主。他发现她身上的才华、美丽、善解人意，在外祖母狂躁犯病期间，他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母亲。“你是我认识的最心灵手巧的人。”他夸她道。
我动了动胳膊，手镯哗啦作响。我低头看看衬衫，看衬衫的桃红色与手镯的奶黄色如何相配，手镯的奶黄色又如何与地板的颜色相配。大人们常说记不得童年的某些人某些事，但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时刻应该铭记，什么样的时刻要忘记，种种时刻并未有清晰的分类。
她讲述那些往事时似有所指，但我理解不了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在日记里写道，我跟托比分手了——其实是他跟我分手了——我很伤心。但即便如此，我写道，我没什么大碍。在日记里，我详述了今天的穿着打扮，以防长大后记不起此刻的样子。我还暗示身上的衬衫和手镯都是我的，不是我母亲的。
“上高中时，我第三次去史蒂夫家里，他妈妈把我叫到一旁。她对我说，史蒂夫六个月大时，她总是担心会失去他，因为他的生母想把他要回去，所以她不敢跟他亲近，生怕到时候会舍不得。当时我根本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母亲说道，“那时我还只是个高中生，跟他认识的时间还不算久。”
我撩起下垂的头发，抬头看着镜子。镜中的我，头发并非像瀑布一样顺直下垂，而是蓬松着像蒲公英一般，傻不拉叽的。眼前的真实情况跟我在日记中设想的完全不同：衬衣是从脏衣服堆里拣出来的，全是褶皱；短袖长到手肘以下；我没有胸，所以衣服前面撑不起来，松松垮垮的；因为屋里光线不好，原本桃红色的衣服变得跟肤色类似；手镯并未增加我的魅力，却因为太大而显得傻乎乎的。
上高中时，母亲认识了父亲。最令她心动的，是父亲的眼神。与她母亲阴沉沉的、满是恨意的眼神相比，父亲的眼神完全可以说是“慈眉善目”。
(1)Neiman Marcus，美国以经营奢侈品为主的高端百货商店。
搬到加利福尼亚之后，她的母亲总是坐在黑咕隆咚的客厅里，喝酒、吸烟，等着女儿们放学回家。从外面看进房间，唯一能看见的只有香烟烟雾中燃着的红点。她比我稍大一点儿时，她的母亲开始了对她的刁难和侮辱，或许她的善解人意、风趣优雅、活泼，都令她母亲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她12岁时，她母亲羞辱她，说她之所以学竖笛仅仅是因为竖笛像男人的阴茎，她母亲还在邻居中间污蔑她，说她跟狗交配过。
(2)Dayton，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
在母亲口中，俄亥俄州仿佛失去的天堂：在俄亥俄州，她的祖母和外祖母做着棉被，十分宠溺她，还让她玩她们手背上的皱皮。她的外祖母（也可能是祖母）家有一个农场、一个鸡棚，每天早上，她都去拾鸡蛋，那时她的母亲还未发疯。每次看到周围有壮丽的美景，如金色的余晖反照在柱式结构的砖房上，如参天大树，她都会说像俄亥俄州一样美。
(3)Brooke Christa Camille Shields，1965年出生，美国女演员、作家、模特。
父母的早年故事需要加上母亲离奇的家庭背景才能算真正完整。母亲12岁时，他们一家搬到加利福尼亚州，之后不久，她母亲患上了精神病。她母亲出生在俄亥俄州的代顿(2)，她的外祖父、外祖母就生活在那里，她的父亲在国防部工作。后来，她父亲工作调动，从代顿到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Springs），又去了内布拉斯加州，最后才来到加利福尼亚州。在这里，她的母亲被诊断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后来夫妻二人离婚了。
(4)麦当娜·西科尼（Madonna Ciccone），1958年出生，美国女歌手、演员。
“我真的吓坏了，”母亲说道，“但他很快又卖了很多蓝盒子，我们又有钱了。”
(5)Gertrude Stein（1874—1946年），美国作家、诗人。
母亲说，那年夏天，他们俩身上一度只剩下3美元，然后他们开车去了海边，父亲把钱扔进了海里。
(6)西方禁忌，敲木头可以避免坏运气，带来好运气。
在这栋房子居住的几年时间里，每当想起或者我询问时，母亲就会给我讲父亲的事和她家的故事。她说，父亲在上中学时总是表现得害羞而笨拙，当他说话或讲笑话时都没有人在听。他给母亲做过一个风筝、一双凉鞋。他们在史蒂文斯山谷路尽头租房同居的那个夏天（租客里还有人养了羊），盖的被子是母亲远在俄亥俄州的外祖母做的，改善生活时，他们吃的是街边廉价的小号热狗。
(7)Ernst Ludwig Kirchner（1880—1938年），德国表现主义画家。
入住的第一年里，新鲜感未退，一切都显得完美。有好几次，走进前门之后，母亲都会站在原地，深吸一口气，手抚心口，欣赏眼前的美景——暖气通风口上方的墙上，外面的阳光照进来，形成一个美丽的金色平行四边形。
(8)Paul Cézanne（1839—1906年），法国著名画家，被誉为“现代绘画之父”。
房子装修完毕之后，父亲来过几次。他和母亲相处融洽，互相开着玩笑，一起欣赏房子。他们都喜欢房子里面的漆色、新式工业风格灯具（两根白色金属杆，毛玻璃灯罩，通常是户外用的，放在室内同样美观）。每当父母在一起时，我就觉得自己心里的某处角落咔嗒一声就了位，就像钱包的磁扣上了扣。
(9)Marc chagall（1887—1985年），白俄罗斯裔法国画家、版画家和设计师。
据我所知，母亲此前从未有过钱包。种种奢侈的用品——钱包、天窗、衣柜、旋转热饭的新式微波炉、无绳电话——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步入了更新、更高档的范畴。原来，父亲提高了子女抚养费，其中包括大额租房费用和生活费用。不久之后，他又同意每周为母亲支付一次医疗费用，连续数年时间。母亲没有钱换新沙发，于是就把旧沙发重新包了布，布上有更多淡色花朵。
(10)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年），俄罗斯画家和美术理论家。
“对啊。再看这里。”说着，她给我看硬币大小的金属扣。我能感觉到，那是一块磁铁：扣鼻吸住扣眼，严丝合缝。
(11)John James Audubon（1785—1851年），美国著名画家、博物学家。
“像丝绸，”我赞道，“又像黄油。”
(12)美国特有的一个专门医学科系，主要从事对患有足、踝及下肢各种疾病的研究、诊断和治疗。
“是鳗鱼皮，”她解释道，“厉害吧，鳗鱼！”
(13)Versace，与下文的Armani（阿玛尼）一样，都是世界著名服装品牌。
“是从内曼·马库斯(1)买的。”她说道。我在天窗下仔细查看：数根长条状的褐色皮子缝合成皮面，每条皮子的中央位置都有褶皱，皮纹拉紧，形成条条褶皱。这是我摸过的最软的皮子，还发着油光。
(14)Golden Gate，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金门海峡，世界著名桥梁之一，属钢桁梁悬索桥，桥身全长1900多米，1933年始建，1937年竣工，耗资3550万美元，由桥梁工程师约瑟夫·斯特劳斯设计。
有一天，在卫生间里，她给我看她的新钱包。
(15)Sausalito，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马林县下属城市，坐落在旧金山湾北部、金门大桥北端。
她有一个步入式衣柜。衣柜不算大，或者说，其体积与“步入式”并不相符，但人可以钻进去，还能转身，故得名如此。衣柜里面有挂衣架的横梁，还有可以挂衣服的金属架。她还有自己的独立卫生间，上有天窗。
(16)Aaron Copland（1900—1990年），美国作曲家。
母亲买了一套百科全书，书脊上是金蓟花。遇到问题，她就冲到书架前，取下其中一册，翻开印有金色图章的书页，找到词条所在的页面，将解释大声读出来。
(17)莎士比亚的四大喜剧之一，讲述了被流放的公爵的女儿罗瑟琳到森林寻父和她的爱情故事。
入住之前，父亲在NeXT的后勤经理帮助我们将这栋出租房整饬一新。他为人和善，瘦高个儿，总是弯下腰来跟我说话。他说，让我来挑选地毡和卫生间的洗手盆。他笑声洪亮，喉结大且突出，在喉咙处上下移动。在他的指导下，房子里面重新刷漆，木地板重新抛光并染以金色，卫生间和厨房的地板上铺上了地毡，窗户上安装了金属百叶窗。卫生间里，我亲自挑选的洗手盆端然而放。
(18)George Michael（1963—2016年），英国希腊裔创作歌手，威猛乐队成员。
我和母亲又搬家了，这栋新房子是我童年时期住得最久的一处，一共住了七年。新房子位于帕洛阿尔托林科纳达大街（Rinconada Avenue），是一栋木匠风格的平房，独门独院，有三间卧室，两个卫生间，一个独立的车库（后来母亲将其改作工作室了）。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房子，浅黄色为底色，点缀以皇室蓝，门是蓝色。从正面看去，房子左右对称，一条水泥路将门前的草坪一分为二，两扇前窗下面各有一块地，母亲后来种了五颜六色的凤仙花。私人车道旁边有一棵杨梅树，树干曲折，树皮如鳞。在此之前我们并不知道杨梅树的果实会被秋雨冲落，掉到草坪上裂开，流出黏糊糊的橙色果浆，沾在鞋上总也洗不干净。侧门外是一丛茂盛的紫藤，开花时会散发出肥皂味和糖果味，引来很多蜜蜂。
(19)Bridge to Terabithia，美国女作家凯塞琳·帕特森于1977年出版的畅销儿童图书，荣获纽伯瑞儿童文学奖。故事讲述了男女主人公杰西和莱斯利因赛跑比赛而结缘，一起运用想象创造出一个叫特雷比西亚的王国，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父亲的早年故事
(20)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红口香糖（Big Red）的广告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