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玛丽·卡尔的《骗子俱乐部：一部回忆录》（The Liars’ Club: A Memoir ）；迈克尔·瑞恩的《隐秘生活：一部自传》（Secret Life: An Autobiography ）；凯·雷德菲尔德·贾米森的《不安的心：情绪与疯狂的回忆录》（An Unquiet Mind: A Memoir of Moods and Madness ）。
1994年：露西·格里利的《脸的岁月》；伊丽莎白·沃泽尔的《百忧解的国度——美国年轻的抑郁者：一部回忆录》（Prozac Nation: Young and Depressed in America: A Memoir ）；迈克尔·吉尔莫的《杀手悲歌》（Shot in the Heart ）。
1996年：弗兰克·麦考特的《安琪拉的灰烬》。
1993年：苏珊娜·凯森的《移魂女郎》（Girl, Interrupted ）；大卫·佩尔泽的《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一个孩子生存的勇气》（A Child Called “It”: One Child’s Courage to Survive ）。
1997年：凯瑟琳·哈里森的《吻：一部回忆录》（The Kiss: A Memoir ）。
1992年：保罗·莫奈的《成人之道：半生纪实》（Becoming a Man: Half a Life Story ）；理查德·罗兹的《做爱：一场情色的艰难历程》（Making Love: An Erotic Odyssey ）。
这些书中没有什么愉快的内容，都是关于机能障碍、虐待、贫穷、成瘾、精神疾病或肉体创伤的事。它们与之前的此类作品不同，没有丝毫遮掩。《移魂女郎》与大概三十年前的《钟形罩》和《我从未承诺给你一座玫瑰花园》一样，讲的是青春期女孩患上精神疾病的故事，但区别在于，作者苏珊娜·凯森在开头就附上了她在麦克林医院的病例记录第一页的复印件，上面完完整整地写着她的姓名、出生日期、她父母的姓名和地址以及对她“边缘性人格障碍”的诊断。这类作品的作者毫无遮掩，袒露实情。有的时候，真相越令人不安、震惊或恐惧，效果反而越好。
1991年：马丁·杜波门的《治愈：一个同性恋男人的艰难历程》（Cures: A Gay Man’s Odyssey ）；菲利普·罗斯的《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Patrimony: A True Story ）。
从某些方面来说，上面列出的第一部回忆录《这个男孩的一生》和那些紧随其后的作品有点不同，但它也是这一类型作品的典范。拿起《这个男孩的一生》，甚至在开始阅读之前，你就能发现一些延续至今的传统。第一点体现在它的封面上：它的书名，更准确地说是副书名——“一部回忆录（A Memoir）”。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在此之前，“回忆录”一词的单数形式“memoir”（复数形式“memoirs”则是一种庄重的、略带炫耀的形式，等同于自传“autobiography”）指的是作者对另一个人的回忆。我相信是沃尔夫开创了这种用法。此外，显而易见的一点是，这本书没有照片和索引——这微妙地表明，相对于毫无夸张的作品，它更具文学性。（历史书几乎都配有照片和索引，而小说就不会有这些。）在正文之前，还有一份沃尔夫之前作品的清单，包含两部短篇故事集和一部小说。沃尔夫反对所谓“自传是作家写的最后的（或几乎是最后的）一本书”的传统观念，尽管在此之前的两个世纪里，吉本、特罗洛普、亨利·詹姆斯、威廉·迪安·豪威尔斯、H.G. 威尔斯、萨默塞特·毛姆以及几乎其他所有作家都是这样做的。最后，有一段作者附言，沃尔夫在这里对一些朋友和同事致谢，并说：“我已经纠正了一些关于时间先后顺序的问题。我的母亲还觉得，那只我认为长相丑陋的狗其实相当帅气。我允许一些问题存在，因为这是一本关于记忆的书，记忆有它自己的版本。不过我已经尽力让它贴近事实了。”
1990年：威廉·斯泰伦的《看得见的黑暗：疯狂的回忆录》（Darkness Visible: A Memoir of Madness ）；理查德·罗兹的《世界上的一个洞：美国少年时代》（A Hole in the World: An American Boyhood ）。
这段声明虽然简短，但意义非凡。它在一开始就表明，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任何与事实有出入的内容都无伤大雅。事情发生在二月还是三月？那只狗长得如何？都不重要。沃尔夫以掩盖自己真实意愿的、具有误导性的文字，显示了他作为故事讲述者的能力。他写的是“我允许一些问题存在”，但他的意思其实是“我会用自己想要的方式来叙述”。记忆是一种印象，不是一种复刻。“尽力”去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不一定意味着去进行采访或阅读尘封的剪报，但意味着听从自己的内心，这是现代回忆录的基本立场。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书中除了沃尔夫自己和他的母亲外，所有人物的名字都是经过改动的，但沃尔夫对此只字未提。后来，在版权页上进行说明成了一种标准做法，比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为了保护人物隐私，大部分人使用了化名，关于他们的一些事件和细节也有改动。”（看到这样的陈述，人们难免会问：“关于‘真实’，你不明白的是哪一部分？”——这句话引自保罗·莫奈《成人之道》。）
1989年：托拜厄斯·沃尔夫的《这个男孩的一生：一部回忆录》（This Boy’s Life: A Memoir ）。
前面说过，《这个男孩的一生》与之后的许多作品相比，有些不同寻常。只要读一读这部作品的开头，就能清楚地发现它的特别：
20世纪中期的《蛋和我》《哈格鲁夫从军记》《请别吃掉雏菊》这类回忆录已经过时，继承者很快出现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一系列作品树立了新的典范，其中很多作品在当今仍可以引起共鸣，比如下面这些。
“我和母亲刚刚穿过大陆分水岭，汽车发动机就又过热了。我们等着它冷却下来，这时，我们听到从某个地势较高的地方传来了汽笛声。声音越来越响，然后，一辆大卡车从拐角处开过来，从我们身旁冲过去，进入了下一个弯道，它后面的拖车剧烈地摇晃着。我们的目光追随着它。‘哦，托比，’妈妈说，‘这个人的卡车刹车失灵了。’
20世纪60年代末的非裔美国人自传和大屠杀回忆录都是“记录”，是某位幸存者对一个民族所受不公的证言。鉴于这两种类型作品的成功，个体受害者（和群体受害者相对）可能会模仿创作这样的作品。以前，人们把自己的创伤写成故事，投给专门帮助作者自费出版的出版社，匿名或以小说的形式将其出版；而此时，人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出版回忆录，并写上自己的真实姓名。有趣的是，这样的作品在20世纪中后期大量涌现，作者大多是十八线名人，或者是虽然杰出但名气一般的人。其中有一些作品值得注意：马克·冯内果的《伊甸园快车》（The Eden Express ，1975），冯内果的父亲是一位小说家，这本书是他对精神分裂症的记述；珀西·克瑙特的《地狱的季节》（Season in Hell ，1975），写的是一位资深记者和自杀式抑郁症的斗争；电视新闻记者贝蒂·罗林的《你首先哀哭》（First, You Cry ，1976），讲述了自己患乳腺癌的经历。此外还有布鲁克·海沃德的《失控》（Haywire ，1977）。布鲁克是电影明星玛格丽特·苏利文和经纪人利兰·海沃德的女儿。23岁时，她这样对一个朋友总结自己的人生：“我的父亲结了五次婚，母亲自杀身亡，姐姐也自杀身亡，哥哥则一直住在精神病院里。而我才23岁，就已经是带着两个孩子的离异母亲了。”《失控》由著名的诺夫出版社出版，得到了评论界和大众的一致好评，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停留了16周。前第一夫人贝蒂·福特则在《我生命中的时光》（The Times of My Life ，1978）中讲述了她对酒精和止痛剂上瘾的事。琼·克劳馥的女儿克莉丝汀写了《亲爱的妈咪》（Mommie Dearest ，1978），平·克劳斯贝的儿子写了《活得更像我》（Going My Own Way ，1983），这两本书都描述了被自己有名的（且已故的）父母毒打的经历，把虐待儿童引入了回忆录的写作范畴。
“汽笛的声音渐渐远去，渐渐消散在了风里。风在我们周围的树林里叹息着。
严格说来，最有名、拥有最多读者的大屠杀回忆录，其实既不属于回忆录，也与大屠杀无关。它可以算是《夜》的姊妹篇，作者是荷兰女孩安妮·弗兰克，她比威塞尔小一岁。1942年，安妮·弗兰克13岁时，纳粹占领了阿姆斯特丹。没过多久，安妮一家就被迫躲进了一幢办公楼的顶层。安妮开始写日记，一直写了25个月，直到1944年全家被抓进集中营。1945年，安妮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里因斑疹伤寒去世。全家唯一的幸存者是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一位朋友保存了安妮的日记，并在战争结束后，把日记交给了奥托。1947年，日记在荷兰出版，1952年又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埃莉诺·罗斯福给它写了引言），书名为《安妮·弗兰克：一个年轻女孩的日记》（Anne Frank: 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 ）。这本畅销书1955年被改编成戏剧，1959年被改编成电影，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迄今为止，它被翻译成了数十种语言，卖出了数百万册。在让全世界认识大屠杀的过程中，这本日记起到了几乎无法取代的作用。书里没有安妮一家遭到虐待或骨肉分离的内容，只是在结尾的最后几行（不带感情色彩地）说出了安妮的命运：“1945年3月，即荷兰解放的两个月前，安妮死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在1952年以及之后的许多年里，这种残酷都让读者难以接受。这本书既没有掩饰，也没有太多委婉，毫无畏惧，充满力量。它之所以充满力量，很大的原因是，它呈现了出版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戏剧性反讽——读者已经知道了故事的结局，但书中的人物并不知道。安妮聪慧敏感、口舌伶俐，但她也是个普通的十几岁的女孩，有和别的孩子一样的烦恼和忧虑，比如她迷上了和她躲在一起的那个男孩。她对外界事件的一无所知，以及她最终的命运，都让阁楼上的一切看起来无比辛酸。
“等我们到了那里，已经有不少人站在卡车翻落的悬崖边。它冲破了护栏，从几百英尺高的地方掉到了下面的河里，底朝天地横在巨石中间。它看起来小得可怜，有一股浓浓的黑烟从驾驶室里冒出来，飘散在空中。母亲问他们是否向有关部门告知了这次事故——已经有人告知了。我们和他们一起站在悬崖边，没有一个人讲话。母亲搂住了我的肩膀。
威塞尔在美国的代理人乔治斯·博哈特把法语书稿寄给纽约各出版社，有十五家出版社拒绝了他。2008年，博哈特告诉《纽约时报》：“那时没有谁真的乐意谈论大屠杀的事。”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在信中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就像你说的，这是一部骇人又感人的作品，我也希望这就是斯克里布纳出版社想要的东西。然而，我们仍在疑虑，抛开莫里亚克绝妙的引言不谈，美国市场对其余内容到底会有多大兴趣。”最终，1960年，希尔与王出版社的亚瑟·王以1000美元买下了这本书的版权。威塞尔的《夜》果敢地描述了他的骇人经历，语言简洁、富有诗意，引人入胜。这本书颇受好评，尽管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它只卖出了1046册，但这不影响它的价值。它在众多崇拜者的手中传递，最终被收进了许多中学和大学的阅读书单。1986年，威塞尔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部作品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宣传。到2006年初，《夜》在美国总共卖出了约600万册，还被翻译成了三十种语言。2006年1月，奥普拉·温弗瑞选择了《夜》作为她的读书俱乐部的推荐书目，威塞尔的妻子玛丽安重新翻译了这本书。新版的100万册平装本和15万册精装本的封面上都带有奥普拉的标记，不到一个月，《夜》就登上了《纽约时报》非虚构类平装本畅销榜的首位。它在榜单上待了80周，在此期间卖出了300万册。
“那天她一直看着我，抚摩着我，向后捋着我的头发。我看得出来，这是让她给我买纪念品的绝好时机。我知道她没有买纪念品的钱，我也尽量不去要，但现在她卸下了防备，我就忍不住了。所以，当我们驶出大章克辛时，我已经拥有了一条镶珠的印第安腰带、一双镶珠的软皮鞋，还有一匹带有可拆卸皮制马鞍的青铜马。”
十年后，威塞尔开始发声，从此再未停止。当时他是一名自由记者，在去往巴西的船上开始了第一本书的创作。据他后来在回忆录《百川归海》（All the Rivers Run to the Sea ）中所述，他兴奋地写着，行程结束时，他已经完成了862页的书稿，并将其命名为《而世界依然缄默》（And the World Remained Silent ）。就在那艘船上，他遇到了一位巴西出版商，这位出版商把这本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1958年，这本书缩减后的法语版在巴黎出版，改名为《夜》（La Nuit ），威塞尔的朋友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为他写了引言，并鼓励他创作和出版回忆录。
这部作品的质量不同凡响，它的语言简单、笃定，具体而生动。上面引用的最后一段的第二句话是点睛之笔，在成年的沃尔夫对年少的自己毫不留情的描述里，这大概是最好的一句了。整体来说，这本书讲的是小托比被他母亲最终嫁的那个男人德怀特施虐（主要是言语上的施虐）的故事。不过，这本书的人物形象、叙事角度以及其中的洞察力和智慧，比它所讲述的创伤还更吸引人。
毕竟战争才刚结束，这样的回忆录相对较少也不奇怪。埃利·威塞尔是个土生土长的罗马尼亚人，十几岁时在集中营里有一段可怕的经历，后来他成了广为人知的大屠杀回忆录作家。威塞尔解释说：“我知道幸存者承担着证人的角色，但我不知道如何去做。我缺乏经验，也缺乏一个清晰的框架。我不相信技巧和套路。是和盘托出，还是缄口不言？是高喊，还是低语？是把重点放在那些逝去的人身上，还是他们的后代身上？如何描述那些不可描述的事？如何节制地再现人类的堕落和众神的黯然失色？最后，如何才能确认，把话说出口后，不会扭曲和背叛本想表达的意义？我的苦恼如此沉重，以至于我立下了一个宣言：至少十年不发声，不触及那些关键的内容。”
《骗子俱乐部》的作者玛丽·卡尔是沃尔夫在雪城大学的学生，她的《骗子俱乐部》文风通俗而华丽，不像《这个男孩的一生》那样简洁，但依然可以算是《这个男孩的一生》在文学上的继承者。《安琪拉的灰烬》同样如此，这本书讲述了弗兰克·麦考特在爱尔兰度过的悲惨童年，尽管文风与《这个男孩的一生》有天壤之别，但也有继承之处。卡尔和麦考特的回忆录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分别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停留了一年左右，在此期间，出版商纷纷掏出支票，给这些写自己苦恼的年轻往事的作者支付大笔的（通常是过高的）酬劳。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到当今，很多此类回忆录都围绕着某种特殊的疾病或困境展开，这样的内容已经成了它们的标志。这类作品写的是个人如何面对困难，其价值更多体现在社会性或新闻性上，文学性较弱；这种价值有时也会被减弱，由于作者的自我怜惜、自我膨胀或一个不太有说服力的幸福且得到救赎的结局。
战争刚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里，在纽约和伦敦有一些第一人称作品出版，并且值得一提，比如1945年玛丽·伯格的《华沙犹太区日记》（Warsaw Ghetto: A Diary ）和莱昂·萨雷特的《“E”实验：来自灭绝实验室的报告》（Experiment “E”: A Report from an Extermination Laboratory ），1947年阿尔伯特·曼纳斯的《比克瑙（奥斯维辛二号营）：72,000名希腊犹太人是如何死去的》（Birkenau ［Auschwitz II］ - How 72,000 Greek Jews Perished ）和塞韦利纳·斯马格利斯卡的《烟雾笼罩比克瑙》（Smoke Over Birkenau ），以及1948年艾拉·林根·赖纳的《恐惧的囚徒》（Prisoners of Fear ）和吉塞拉·佩尔的《我曾是奥斯维辛的一名医生》（I Was a Doctor in Auschwitz ）。但美国大众没能深入了解这些书。在上述作品中，只有玛丽·伯格的作品得到了《纽约时报》的（正面的）评论，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在书中记录了她在华沙的生活和纳粹的残酷剥削；《“E”实验》是莱昂·萨雷特对自己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度过的8个月的第一手叙述，但《纽约时报》上只有一篇介绍新书的文章提到了它；其他作品甚至从没有在《纽约时报》上出现过。
在这类作品中，商业上最成功的是大卫·佩尔泽的《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这本书采用散文形式，虽然偶尔有过度夸张的陈词滥调，但大多是简单直接的句子，讲述了佩尔泽被他酗酒的母亲虐待的故事。他的母亲变本加厉地打他、用火烧他、不给他吃饭、羞辱他、辱骂他，有一次，还刺伤了他的肚子。书中内容一直讲到佩尔泽12岁时，一位关心他的老师向有关机构报告了他的处境，后来，他被送到了寄养家庭。《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1993年由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家小型出版社出版，1995年被健康通信出版社选中，这家出版社以出版《心灵鸡汤》（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 ）系列丛书而闻名。佩尔泽参加了蒙太尔·威廉斯的脱口秀节目，还一直在巡回演讲。在此推动下，1997年，这本书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平装本畅销榜，令人震惊地在榜单上停留了333周，也就是大约六年半的时间。佩尔泽后来在《迷失的男孩》（The Lost Boy ）和《一个名叫戴夫的男人》（A Man Named Dave ）中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前者讲的是他在寄养家庭里的生活，在《纽约时报》榜单上待了228周；后者讲的是他成年后的生活，到2000年为止在榜单上“仅”待了82周。
意大利犹太化学家普里莫·莱维于1943年12月被法西斯民兵逮捕，不久之后被送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里待了11个月。和弗兰克一样，他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用了几个月迅速地完成了文稿。莱维晚年回忆道：“当时许多大出版社都拒绝了那份文稿。直到1948年，才有一家小出版社同意初版它，他们只印了2500册（书名是《这是不是个人》［If This Is a Man ］），然后就将它搁置了。因此，我的第一本书多年来都无人问津。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整个欧洲都处于悲伤和重建的艰难时期，战争才刚刚结束，人们还不愿回忆那些痛苦岁月。”1958年，该书在意大利出版，书名是《奥斯维辛生还录》，而英文版于1959年面世，此时，它被公认为一部经典之作，莱维也被推崇为大作家。1963年，他创作了第二本回忆录《休止》（The Truce ），这本书讲述了他从奥斯维辛集中营返回意大利的旅程。在1987年逝世之前，莱维一直在自己的作品（不论是散文、诗歌还是小说）中回忆集中营里的往事，他的代表作是《元素周期表》（The Periodic Table ），这部作品融合了回忆、深刻的思考和堪比小说的语言与形式。
尽管佩尔泽的书在美国很流行，但它们在英国反响更大，不仅销量更加辉煌，在文学上也更具影响，和《安琪拉的灰烬》、布莱克·莫里森的《你上次见你父亲是在什么时候》（And When Did You Last See Your Father ）和劳娜·塞奇的《家恨》（Bad Blood ）一起，开创了悲惨回忆录的先河。到2000年前后，这些极度悲伤的故事已经成了出版物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的书名如出一辙，都有色彩黯淡的封面，并配有一张忧郁孩童的照片。这类作品主要在超市里销售，购买者大多是女性。在2006年，这一类型的作品发展到了顶峰，总计售出190万册，在平装本畅销榜前100名中占据了11个席位。
在上面所说的这75部回忆录中，有两部后来被翻译成英语，在全世界获得好评。从1942年起，维也纳精神病学家维克特·弗兰克先后被关进了四个不同的集中营。1945年，弗兰克重获自由后，用九天的时间把自己在集中营的经历写了下来。他本来坚持匿名出版这本书，但在最后一刻，他听从了朋友的建议，加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本书的德语初版书名是《无论如何，对生命说“是”：一个心理学家在集中营的经历》（讽刺的是，书名中的这种句式本来还算深刻，但后来成了20世纪末最乏味的陈词滥调）。弗兰克从未想过获取荣耀，也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见证人”，他只是在几年后写道：“我想用一个具体的例子告诉读者，在任何情况下，生命都有其潜在的意义，就算身处绝境，也是如此。”1959年，这本书的英文版《活出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面世，还增加了对弗兰克的“意义疗法”的概述。到了2006年，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了二十一种语言，总销量超过了1200万册。
极度悲惨的回忆录就像马麦酱和豌豆泥一样，是特别符合英国人喜好的东西，这有些令人担忧。（有位专栏作家认为：“这种现象表明，我们整个国家似乎都被恋童癖吸引，对它着迷。现在有了这些书，我们就沉溺于这片泥潭之中。这太令人作呕了。”）比起英国的回忆录，美国的回忆里更温和、题材更广，像样的书也更多，不过两种回忆录受欢迎和引人注目的程度是一样的。
二战中最骇人的事件，可能也是西方文明史上最骇人的事件，就是纳粹的大屠杀。在战争刚结束的那些年，涌现了一大批幸存者回忆录。据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统计，1945年至1949年，有75部此类回忆录以各种语言出版，其中意第绪语回忆录有15部，希伯来语有13部，波兰语有12部。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么多不知名人士的黑暗而私密的回忆录？这是长期以来的趋势造成的。20世纪60年代末，兰登书屋的联合创始人贝内特·瑟夫口述了自己的回忆录，他说，20世纪20年代自己刚刚从事出版的时候，“虚构类图书是非虚构类图书销量的四倍，后来完全反过来了，非虚构类图书是虚构类图书销量的四倍”。这种转变反映了人们对纪实的渴望。小说变得有点像摄影时代的绘画，它是一种特别的存在，要么出现在布克奖或惠特尼博物馆这样的高雅之地，要么就和《黑丝绒猫王》这样的俚俗小说放在一起，在不上不下的场合会显得格格不入。显然，在人们渴望论证观点、分析个案的时代，小说已经过气了。亚伯拉罕·林肯在评价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时，说哈丽特·比彻·斯托是“引发了大战的小妇人”，但这种评价只存在于那个时代。后来，能产生社会影响，或者说能在全国性的辩论中引人注意的小说，就只有20世纪头十年里弗兰克·诺里斯和厄普顿·辛克莱的揭发名人丑闻的作品了。如今，一部说教性的作品要想被认真看待，或者仅仅是被注意到，其内容的真实性是前提。
有趣的是，到了二战时，还产生了一小批值得注意的回忆录，它们大多出自英国作家之手，关注的是遥远的、令人恐惧又充满戏剧性的太平洋战争，其中包括理查德·希拉里讲述他飞行员经历的《最后的敌人》（The Last Enemy ），乔治·麦克唐纳·弗雷泽和约翰·马斯特斯的关于缅甸的回忆录《在这里驻扎安全》（Quartered Safe Out Here ）和《经过曼德勒的路》（The Road Past Mandalay ），以及美国人尤金·B. 斯莱奇关于冲绳的回忆录《与老兵在一起的日子》（With the Old Breed ）。
另一方面，在整个20世纪，回忆录一直与对“客观”“真理”的怀疑或否定并存。20世纪80年代，在哲学、历史、文学、人类学和其他领域的学术作品里，逐渐出现了一个本不常用的代词：“我”。一种特别流行的说法就是“我想说的是”，而在二十年前，这种语言习惯并不存在。（2009年，在“谷歌学术”上搜索“我想说的是”，有9060条搜索结果。）这一趋势发展到极致之后，其结果就是，很多学者的兴趣从学术研究转向了回忆录写作。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有很多学者的确这样做了，比如弗兰克·伦特里切、简·汤姆金斯、凯茜·戴维森、艾丽丝·卡普兰、阿尔文·柯南、保罗·福塞尔和亨利·路易斯·盖茨。
在20世纪60年代，不论是布朗、托马斯、穆迪和安吉罗，还是马尔科姆·X和迪克·格雷戈里，都在挖掘特殊的写作素材，从而推出关于创伤的回忆录。这也正是第二种传统，尽管遵循这种传统的作品并不多。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奴隶叙事，最近的例子则是一战回忆录。从恺撒时代开始，回顾战争一直是将军的专属领域，但是，一战中令人震惊的死亡和毁灭，以及众多有读写能力的参战者，让这场战争产生了英勇不屈的士兵回忆录。不过，这种写作形式过了些年才被接受。1919年，英国作家赫伯特·里德写了一本关于战争的回忆录，内容精练，语言朴实，但没有出版商愿意买下。里德后来说，出版商对任何“灰暗的东西”都不感兴趣。那时，只有在威尔弗雷德·欧文、鲁佩特·布鲁克、艾萨克·罗森伯格、齐格菲·沙逊和罗伯特·格雷夫斯的诗句中，才能看到不加粉饰的第一人称叙事。到了1925年，里德的这本《撤退》（Retreat ）才渐渐被接受，在它之后又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回忆录出版，集中讲述了战争的荒谬和恐怖，比如埃德蒙·布伦登的《战争的回音》（Undertones of War ，1928）、格雷夫斯的《告别那一切》（Good-Bye to All That ，1929）、沙逊的《步兵军官的回忆录》（Memoirs of an Infantry Officer ，1930）、A.M. 伯雷奇的《战争就是战争》（War Is War ，1931）、盖伊·查普曼的《充满激情的挥霍》（A Passionate Prodigality ，1932）和维拉·布里顿的《青春做证》（Testament of Youth ，1933）。维拉·布里顿曾在伦敦、马耳他和法国当过志愿援助队的护士。在德国，能和这些回忆录相提并论的是恩斯特·容格的《钢铁风暴》（Storm of Steel ）。
回忆录之于小说，就像摄影之于绘画，更容易取得好的效果。只有大师才能创造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引人入胜的虚拟世界，但只要有中等水平的自制力、洞察力、智力和编辑技巧，再加上一个比较有趣的人生，任何人都能写出一部像样的回忆录。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常说“把你知道的写下来”，这么说是有道理的：要写出强有力的散文，需要对写作内容有切身体会。因此，在诸多回忆录作品中，虽然也有一小部分具有相当好的文学价值（比如《这个男孩的一生》和《骗子俱乐部》），但更多的是反映现实问题的作品，涉及社会、民族、医疗、心理、地域和个人处境等话题。
这些作品其实是把自传的两种传统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很快就会流行的新风格。其中第一种传统此前主要出现在不列颠群岛和欧洲大陆，遵循着埃德蒙·戈斯1907年的《父与子》的风格，比如马克西姆·高尔基、埃德温·缪尔、安德烈·纪德和W.H. 哈德森等人的作品，写的是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通常以类似小说的形式呈现，包含对场景、对话和人物的描写。评论家理查德·N. 科谈到他自己的此类作品《当草更高时》的时候，把这种传统命名为“童年”传统。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黑人作家把这个传统运用到了穷街陋巷上。1967年，年轻的美国白人作家威利·莫里斯和弗兰克·康罗伊也跟随他们的步伐（不知是否有意如此），以自传而非小说的形式，分别写出了自己的处女作《朝北归家》（North Toward Home ）和《停止时光》（Stop-Time ）。1970年，评论家保罗·福塞尔说：“二十年前，弗兰克·康罗伊的《停止时光》本可以伪装成他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但它坦率地作为回忆录面世了。”
早在1956年，评论家V.S. 普里切特就注意到了“自传的惊人发展”，并将其部分归因于“心理学的影响”。从那时起，人们越发认识到，在公众场合躺在沙发上说出自己的故事，不但无伤大雅，还是件好事。1994年，卡罗琳·西出版了回忆录《做梦：美国的坏运气与好时光》（Dreaming: Hard Luck and Good Times in America ），她敏锐地指出，嗜酒者互诫协会的发展也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嗜酒者互诫协会里的那些人可以说是美国叙事风格的改造者。他们经历的所有那些可怕的事，都是在为一场出色的表演做准备。”
布朗的成功为皮瑞·托马斯（波多黎各黑人，也讲述了他在哈莱姆度过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安妮·穆迪（在南方乡村长大，60年代初积极地参与了民权运动）和安吉罗铺平了道路。安吉罗是舞者、演员、教师、记者和活动家，过着一种在托妮·莫里森的小说里才有的生活。她写回忆录是因为，1968年的一天，她和其他几个人在漫画家朱尔斯·费弗的家里谈到了各自的童年，第二天，费弗的妻子朱迪打电话给兰登书屋的编辑罗伯特·卢米斯，告诉他一定要让安吉罗写本书。卢米斯去问安吉罗是否愿意，她拒绝了；但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卢米斯对她说：“幸好你拒绝了，因为把自传写成真正的文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这样一说，安吉罗反而答应试试看了。《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讲述了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用词新颖，引人注目，自出版以来一直在加印中。故事从安吉罗3岁时讲起，她的父母离了婚，她和哥哥一起被送到了祖母家，她的祖母在阿肯色州斯坦普斯经营一家杂货店。几年后，孩子们回到了在圣路易斯的母亲身边，安吉罗却被母亲的男友奸污了。她变得沉默寡言，“我觉得如果说了话，我的嘴巴就会随便吐出一些害死人的东西，所以我还是不要说话了”。接下来的五年里，她一言不发。在这本书的结尾，她搬到了旧金山，成了该市第一位黑人女性电车售票员，怀孕生子，当了未婚妈妈，而那时她只有17岁——也就是说，接下来她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在回忆录里写。
20世纪90年代，这些潮流汇聚到了一起，每个人都非常体恤别人的感受。比尔·克林顿感到痛苦，于是，奥普拉·温弗瑞皱着眉，关切地点了点头。奥普拉和她很多电视与电台脱口秀的同行一样，在营销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当时的出版行情来看，推广工作是获得商业成功的关键，上脱口秀节目是推广工作的关键，而拥有一个戏剧性的、不同寻常的人生故事，是上脱口秀节目的关键。作者会对“这是自传体作品吗？”这样的问题进行回答，就差讨论“是手写的还是电脑打的”了。既然伊丽莎白·沃泽尔可以谈论百忧解如何帮她控制了躁郁症，迈克尔·吉尔莫当然也可以谈谈当加里·吉尔莫的弟弟是何感受了。《移魂女郎》的编辑茱莉·格劳在1997年解释了为什么回忆录在市场上的表现会胜过小说：“你可以让那个‘我’去巡回演讲。”
上面说的迪克·格雷戈里是喜剧演员，马尔科姆·X是被载入史册的人物。其实，在文学意义上，更具影响力的可能是接下来的几年里出版的出自“普通人”之手的四部作品：克劳德·布朗的《应许之地的儿子》（Manchild in the Promised Land ，1965）、皮瑞·托马斯的《到穷街陋巷去》（Down These Mean Streets ，1967）、安妮·穆迪的《在密西西比河长大成人》（Coming of Age in Mississippi ，1968）和玛雅·安吉罗的《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1969）。克劳德·布朗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哈莱姆长大，他不仅混帮派，还做偷鸡摸狗的事。在少年管教所里，他和他的导师恩斯特·帕帕内克走得很近。在帕帕内克的鼓励下，他考入了霍华德大学，还为政治杂志《异议》写了一篇关于哈莱姆的文章。这吸引了克里尔出版社的一位编辑的注意，他邀请布朗写自传，报酬2000美元。遗憾的是，不久后，麦克米伦出版公司收购了克里尔出版社，原本指派给布朗的编辑也离职了。1964年，麦克米伦公司聘用了年轻的编辑艾伦·林兹勒，林兹勒后来回忆说：“他们给了我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办公桌下面有一个硬纸板箱。”那个箱子里放的就是布朗长达1500页的文稿。林兹勒说：“我翻阅了前面的几页，发现这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振奋人心的作品。”他和布朗一起把文稿删改到了合适的长度，然后想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书名。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巨大轰动，它有着现实主义风格，语言有力，并且传达了一种理念——一个年轻人在哈莱姆街头长大的故事，也可以成为写自传的素材。记者汤姆·沃尔夫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道：“与克劳德·布朗的作品相比，詹姆斯·鲍德温和其他文坛泰斗笔下文字的华丽就如同从多伦多去拜访穷人的道德重整运动。”《应许之地的儿子》很快就登上了畅销榜，在麦克米伦出版的所有作品中，销量仅次于《飘》（Gone with the Wind ）。
回忆录成了一种流行的类别，这也让出版商更容易发掘有潜力的作者。引人入胜的个人故事等同于可能有利可图的回忆录。记者和音乐家詹姆斯·麦克布莱德一直以为父母都是非裔美国人，他成年后才发现，母亲其实是犹太白人，以黑人的方式生活了很多年。要是以前，这个故事可能会成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或者一部小说。但在1996年，它被出版成了回忆录《水的颜色》（The Color of Water ）。这本书迅速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榜首，并在榜单上停留了109周。稍早之前，另一个混血男子成为《哈佛法律评论》的第一位非裔美国人编辑，一家出版社和他签约，让他写自己的回忆录。于是，1995年，《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 ）面世，不过，直到2004年，这本书的作者——巴拉克·奥巴马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的几周后，它才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不可避免的是，回忆录的潮流也碰到了批评和干扰——早在19世纪30年代，人们对此就常有争论。不过还从未有人像评论家威廉·加斯那样对回忆录怒气冲天，1994年，加斯在《哈泼氏》上刊登了一篇长文，这样形容名人自传作者：“他们把电影里的妓女和粗鲁的聒噪者的八卦展示给我们看，供我们取乐，但像鬼魂一样躲在幕后。写这些东西的人没有存在价值。”加斯最看不上的还是自传这一类型本身：“有任何一种进取的雄心会不受自负、复仇心理或自证清白的愿望所影响吗？我们是在罪人的头顶加上光环？还是继续放任已经过度膨胀的自我？……写自传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把你变成一个怪物了……为什么还能那么激动地说大家反正都会知道的事，像什么‘我生来……我生来……我生来……’或者‘我把屎拉在裤子里了，我被人背叛了，我是个尖子生’？”
1964年的先驱之作当数喜剧演员、活动家迪克·格雷戈里的《黑鬼》（Nigger ）。格雷戈里在这本书的开头就尖刻地描述了父亲毒打母亲和自己的情形，比20世纪50年代的名人回忆录更加坦率。（格雷戈里还在献词里对这个带有挑衅的书名进行了解释：“亲爱的妈妈，不管在哪儿，只要你听到‘黑鬼’这个词，请记住，这都是在为我的书做宣传。”）一年后，《马尔科姆·X自传》面世，这本书讲述了几个月前刚刚遇刺的黑人穆斯林领袖马尔科姆·X的故事，是他本人“在亚历克斯·哈里（后来因创作《根》［Roots ］而闻名）的帮助下”写的。这本书的开场白是：“我母亲后来告诉我，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有天晚上，一群戴头巾的3K党骑兵冲进了我们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家里。”在美国自传的历史上，这句话引出的那个人物足以与本杰明·富兰克林、亨利·亚当斯、海伦·凯勒和玛丽·安廷平起平坐。马尔科姆·X的原名是马尔科姆·利特尔，在这本书中他其实还致敬了年代更久远的约翰·班扬和灵性自传的传统。他13岁时，父亲死于一场疑点重重的事故，母亲患上了精神病，他发现自己迷失在社会边缘。因为他头发的颜色，人们称他为“底特律红”。他辗转于各个城市，贩卖毒品、拉皮条、赌博、偷窃。与很多这类的书一样，比起伊斯兰教信仰对他的救赎，以及他后来与穆斯林领袖的决裂，关于罪恶的记述更引人注目，也更令人记忆深刻。这本书的最后几页有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力量，就好像马尔科姆·X在坟墓里说话一样。他这样写道：“不管怎样，如今，我每一天都活得像是已经死了一样。让我说说我希望你们做的事吧。等我死了——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并不打算活得太久，久到看到这本书的完成——我想让你们见证一下，我有没有说错：在我死后，白人在媒体报道中，会说我‘令人憎恶’。”
后来，对自恋的控诉又增加了一条——“极不得体”。迈克尔·瑞恩的《隐秘生活》（Secret Life ）讲述了这位著名诗人因童年所遭受的虐待而对性上瘾的故事，书中常常出现作者和他的狗发生性关系的场景。（这其实不是首例，英国作家J.R. 阿克利死后出版的自传《我的父亲和我》［My Father and Myself ］中也有一些人和狗发生性关系的淫乱场景。）在《世界上的一个洞》的续作《做爱》中，理查德·罗兹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性史，其中还有一章讲的是他那可怕的手淫养生法。保罗·莫奈在《成人之道》中，以（从字面上看来）痛苦的细节，讲述了他在伦敦的合租房里被一个陌生人夺走贞操的故事。莫奈知道这样的内容会让部分读者感到不安，但他不在乎。他引用了一位死于艾滋的朋友的话：“史蒂夫以前在讲述他那些化疗的奇怪副作用、越来越严重的腹泻时，常说：‘这超出了你想了解的内容吗？’……他去世前，我对他提到这本书，对详细描述自己的首次性经历有所迟疑……史蒂夫对我晃晃手指，然后说：‘逼着他们看吧，保罗。没有人讲实话，你去讲。’”
就像美国社会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自传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失控。和一个多世纪前的情况相同，最突出的还是非裔美国人的回忆录。此时，他们写的不再是做奴隶的经历，而是自己在社会中遭受的不平等待遇。这是一个有力的主题，这些作者的能量（或者说愤怒）为自传体作品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牺牲自己的隐私或尊严是一码事，而回忆录难免会涉及这世上的其他人，这就又是另一码事了。最近的回忆录作家时常受到指责，说他们背叛了家人和所谓的朋友。在传统的回忆录中，下场糟糕的人往往在作品出版之前就已经去世——死人不能起诉作者，说他诽谤或者侵犯隐私，也不能一拳打在作者的鼻子上，更不能自己也写一部回忆录去披露作者的肮脏行径。现代的经典例子是欧内斯特·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 ）中对他去世多年的朋友的“残忍描述”。这本书完成于1960年，在海明威自杀前。海明威首先描述了他和菲茨杰拉德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菲茨杰拉德那女性化的容貌让他印象深刻：“他有一头波浪状的金发，额头高高的，眼神里透着激昂与友善，嘴巴小巧细长，如果长在女孩子的脸上，可以称得上樱桃小嘴。”在不少章节里，海明威都似乎要破坏掉这个竞争对手的声誉。最后的经典片段也令人毫不意外，海明威写道，菲茨杰拉德向他倾诉（当然，没有其他人在场），说自己对阴茎的尺寸没有信心。
——莫琳·默多克《不可靠的真相：关于回忆录与记忆》（Unreliable Truth: Of Memoir and Memory，2003）
很现实的问题是，菲茨杰拉德无法起诉或提出抗议。一个人可以为了让自己的事业（比如自己的书）更成功，而让别人（不论是在世的还是已经去世的）做出光荣的牺牲吗？好一点的回忆录作家都清楚，这类作品的道德感很模糊，他们自己往往比其他人暴露更多，或者起码也是不相上下的程度。汤婷婷经典且独特的《女勇士：恶鬼中的少女时代》（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 ，1997）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开头：“我的母亲说：‘我待会儿告诉你的话，你绝对不能告诉别人。’”菲利普·罗斯在他1991年出版的《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中，讲述了自己帮年老的父亲清理大便的事。罗斯的父亲说：“别告诉克莱尔。”这里指的是罗斯的伴侣（后来成了他的妻子）克莱尔·布鲁姆。罗斯回答说：“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没有什么事会因为太小或太不重要而不值得写。”
到了90年代，随着时间流逝，这种微妙和复杂被抛到了一边。20世纪末，有三部回忆录接连诞生。在被广泛报道的《吻》（The Kiss: A Memoir ，1997）里，凯瑟琳·哈里森详细描述了她与父亲（当时尚在人世）长期的乱伦关系。乔伊丝·梅纳德的《在世上的家里：一部回忆录》（At Home in the World: A Memoir ，1998）讲述了她和一个老得足够当她父亲的男人——注重隐私的J.D. 塞林格之间令人毛骨悚然的、近乎虐待的性关系。莉莉安·罗斯的《这儿，但不在这儿：一个爱的故事》（Here But Not Here: A Love Story ，1998）讲述了她与塞林格的好友兼编辑——几乎同样注重隐私的威廉·肖恩长达数十年的婚外情。出版时肖恩已经去世，但他的遗孀还活着，而且，所有认识这位长期担任《纽约客》编辑的人都不会认为，他会对这样的内容感到高兴：“他在生理上被各种类型的女人吸引。他贪恋杂志照片里美丽的模特；贪恋露易丝·布鲁克斯那样狂野的美国电影明星；贪恋西蒙·西涅莱、安妮·吉拉尔多、弗朗索瓦丝·罗赛、珍妮·摩露那样的法国电影明星；贪恋朱莉·克里斯蒂那样的英国电影明星；贪恋安娜·麦兰妮、索菲亚·罗兰那样的意大利电影明星；贪恋丽芙·乌曼、毕比·安德森那样的瑞典电影明星；贪恋头脑聪明的人，比如苏珊·桑塔格、汉娜·阿伦特；贪恋像马伯尔·梅尔瑟、罗丝玛丽·克鲁尼那样的歌星；贪恋有着女孩外表的女人；贪恋有着梦幻发型或俏皮发型的女人；贪恋他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前注意到的上了出租车或正在买报纸的陌生女人；贪恋胖女人（越胖越好）；贪恋和他母亲（胸部丰满）相像的年长女性；贪恋穿着围裙、丝质连衣裙、时髦套装或什么都没穿的女人。后来的那些年，他又迷上了乌比·戈德堡、范尼莎·雷德格雷夫和麦当娜。”
——马丁·艾米斯《经验：一部回忆录》（Experience: A Memoir，2000）
如果想理解什么是“信息过剩”的话，上面这段恐怕是最好的例子了。
“如今，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书，这本书是回忆录，而不是小说。”
2000年，戴夫·艾格斯试图让回忆录这种类型消失，或者至少也要将其弱化，此举令人印象深刻。艾格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他不同寻常的经历很值得被写成回忆录：他21岁时，父母双双死于癌症，抚养7岁弟弟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身上。他写了厚厚的书稿，讲述了发生的一切，将其命名为《一个惊人天才的伤心之作》（A Heartbreaking Work of Staggering Genius ）。但他坚决不肯以“一部回忆录”为副书名，而是选择用“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平装本中，这个副书名被删掉了）。他在书中写到了不同人物对自己存在于书中的认知、纯粹的幻想场景，此外还有前言、脚注和附录，用来表达他对书中内容的评论和偶然的想法。
——H.G. 韦尔斯《自传里的实验》（Experiment in Autobiography，1934）
这本书是他的代表作，也是评论界的大热之作，极其畅销。而恰恰是这一切让它无法做到减缓或阻止回忆录这一类别的盛行。即使是回忆录的怀疑者和反对者也不得不甘拜下风。早在1996年，反对回忆录的风头正盛的时候，评论家詹姆斯·阿特拉斯就对回忆录的缺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哀叹道：“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无论是隐私观，还是在公众视野之外的个人空间，对人们来说都已经是很陌生的概念了。”
“随着人类逐渐‘成熟’，在审视自我和他人时以及表达时变得更加坦率，传记和自传将取代小说，成为研究和讨论人物的材料。”
然而，九年后，回忆录《我在中世纪的生活：一个幸存者的故事》（My Life in the Middle Ages: A Survivor’s Tale ）上架出售，作者正是——詹姆斯·阿特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