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他自己的自传，爱德华·坦纳从未写过。
后来，坦纳和朋友芭芭拉·胡顿合著了《迎客！》（1960年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接下来，他继续以“弗吉尼亚·罗恩斯”和“帕特里克·丹尼斯”为笔名发表小说。他也没有放弃写作回忆录，1961年，他以笔名“帕特里克·丹尼斯”出版了《小小的我：舞台、电影和电视明星贝尔·普瓦特里纳的私密回忆录》（Little Me: The Intimate Memoirs of that Great Star of Stage, Screen and Television Belle Poitrine ）。坦纳直截了当地对一个朋友说，这是“一个烂电影明星的假自传”。这本《小小的我》成了一部经典，还被改编成了由席德·恺撒主演的百老汇音乐剧。三年后，玛莎·丁威迪·巴特菲尔德出版了《第一夫人》（First Lady ），这本书上写着“由帕特里克·丹尼斯根据口述整理”，讲述了一位总统夫人的故事——当然，总统夫人、总统和整个故事都是虚构的。
尽管这些自传充满乐观精神，但美国人的实际生活并不会因此远离伤心、沮丧甚至绝望，只不过，我们从出版的自传中看不到这些阴暗面。承自奴隶叙事的充满活力的非裔美国人回忆录在20世纪初期至中期日渐式微。路易斯·卡普兰提供了一份名单，列有1900年至1945年出版的34部黑人自传，这个数量少得惊人，与1850年至1899年的出版量相比，减少了近40%。这一时期的此类图书大多讲述了非裔美国人中的领袖、作家、运动员或艺人（以女性艺人为主）的故事，作者有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朗斯顿·休斯、杰基·罗宾森、佐拉·尼尔·赫斯顿、艾塞尔·沃特斯、玛丽安·安德森、比莉·荷莉戴等。值得一提的是理查德·赖特的《黑孩子》（Black Boy ）。这本书出版于1945年，甫一面世就让赖特名利双收。但书中内容并不完全是赖特本来想写的样子。在这本书的结尾，19岁的理查德离开了充满种族歧视的南方，前往芝加哥：“我满脑子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想法：生活是可以过得堂堂正正的；人格是不容侵犯的，人与人交往，就应该无所畏惧、无所羞愧；人生在世，虽然注定要在世上经受一番折腾和苦难，但也许还是会因祸得福的。”实际上，每月一书俱乐部对这本书提出的收稿条件是删掉初稿的最后六个章节，这些章节指出了北方和南方的种族歧视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对受害者施加的武力以及带给他们的毁灭性打击是相同的。最终，赖特删掉了这一部分，又写了上面那些充满希望的话。这本书的完整版直到1977年才面世，用的是原本的书名——《美国饥饿》（American Hunger ）。
之所以打乱时间顺序，把《迎客！》放在最后，是因为这本书的合著者（真名是爱德华·埃弗里特·坦纳三世）无疑是史上最伟大的伪造回忆录的作家，他完全抓住了20世纪中期自传的特质。1952年，他为匈牙利前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尼亚拉迪代写了自传《我在莫斯科的前排座位》（My Ringside Seat in Moscow ），而这只是开始。三年后（在此期间，他以笔名“弗吉尼亚·罗恩斯”出版了几本小说），他写了一部自传体的轻小说，讲的是一个男人和他古怪但乐观的姨妈三十年来的关系。他似乎做不到（或不愿意）在自己的任何作品上署上真实姓名，这种隐藏自己或者说保持双重身份的习惯也许与他秘密的双性恋倾向有关。坦纳选择以“帕特里克·丹尼斯”为笔名，出版了这本书，“帕特里克”是根据他一直以来的昵称“帕特”起的，而“丹尼斯”这个姓氏则是他从电话簿里选的。他给书里的叙述者（也就是主人公）也起了同样的名字，这让很多漫不经心的读者认为这本书是一本自传。他的这本《梅恩阿姨》（Auntie Mame ）大获成功，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停留了112周，还被改编成了戏剧，后来又被拍成了由罗莎琳·拉塞尔主演的电影（凭借在这部电影以及《我的妹妹艾琳》《奇妙城市》《伟大的女性》等作品中的优秀演绎，拉塞尔被公认为传记类舞台剧和电影的女王）。十年后，由安杰拉·兰斯伯里出演的百老汇音乐剧《梅恩》（Mame ）上演。
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回忆录，这类回忆录是每月一书俱乐部无须进行任何改动的，比如鲁比·伯克利·戈德温的《当黑人很好》（It’s Good to Be Black ，1953）。这本书讲述了她20世纪20年代在伊利诺伊州德奎因长大的故事。据媒体报道，戈德温在公共关系领域工作。她在这本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芭芭拉·C. 胡顿，《迎客！》（Guestward Ho ，1956）：“她本是纽约人，1953年，她的丈夫买下了一个度假农场，他们一家移居到了新墨西哥州。一开始，他们缺少经验，她也缺少在那里生活的热情，对前景并不乐观。但是，经历重重困难之后，她有了新的体会。在书中，她讲述了各种关于仆人和访客的趣事。后来，她放弃了回到纽约的机会，留在了新墨西哥。”
“有一次，我和一位心理老师争论时，他对我说，‘所有的黑人孩子都是在挫败感和不安全感中长大的’。但我自己并不以为然。而且，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和‘凡是有色人种都又能唱又能跳’之类的话一样，我们应该对其持保留意见。
希尔达·科尔·埃斯皮，《兔子太太喊道：安静！》（Quiet, Yelled Mrs. Rabbit ，1958）：“这位前新闻发言人以令人愉悦的细腻笔墨，描述了她作为郊区家庭主妇的生活。她抚养五个孩子的过程如同一场历险，有时快乐，有时辛苦乏味。她还写到了儿童文化和成人文化的冲突，以及‘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那一代人的重担。她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比如她那打得热火朝天的双胞胎、家庭争吵、孩子们的宗教体验，而这一切对她来说都无比珍贵。”
“尽管如此，我发现在大多数有关黑人的书中，都藏着这句话。不管作者是黑人还是白人，只要他们把黑人当成同情或轻蔑的对象，他们就一样有罪。我对这句话暗含的意义感到憎恶，就如同我先前对心理老师那句轻描淡写的话感到憎恶一样。
雪莉·杰克逊（她正是黑色短篇小说《摸彩》［The Lottery ］的作者——显然，这种充满乐观的写作方式对阴郁悲观的作者也有无法抵抗的吸引力），《与野蛮人一起生活》（Life Among the Savages ，1953）：“这位著名作家描述了她在佛蒙特州那近乎破碎的古怪的家，自己因为‘被一堆小孩包围’而产生的烦躁，以及家里帮佣的一长串事件，字里行间充满对家庭生活的揶揄。她笔下的家庭对话杂乱得让人难以相信，大概只有当事人才能明白。”
“因此，我迫切地想要把我的生活如实地写出来。我真诚地相信，还有很多黑人小孩过着和我一样的生活，但可能我们被作家忽视了，因为与平凡的生活相比，残酷和肮脏的东西才更戏剧化。”
玛莎·露丝·雷本蒂施，《疗愈森林》（The Healing Woods ，1952）：“在结核病疗养院住了三年之后，她在一位老向导的陪伴下，到阿迪朗达克的一片旷野上过起了‘简单的生活’，希望治好自己的病。她的观念和行为都因此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荒野教会了她享受自然，也教会了她坚忍和独立，还改善了她的身体状况。”（后来，雷本蒂施又写了两本续作。）
戈德温相信自己的童年和别人的童年一样正常，这很难不令人羡慕。在这本书的最后几页，当种族偏见、暴力和仇恨的幽灵第一次露面的时候，她那坚强而睿智的父亲对她说了一些很有先见之明的话：“我看着一些黑人，他们太想变成白人了，简直做梦都想。他们以为，如果自己有浅棕色或黄色的皮肤，就比皮肤是黑色的人好。不是的，他们没那么好。我们两个是我知道的、仅有的以黑色皮肤为荣的人——嗯，等你长大一点你会明白的。鲁比，我们作为黑人，应该为自己感到自豪。黑色是强大的。”
奥利芙·巴伯，《淑女和伐木工人》（The Lady and the Lumberjack ，1952）：“她是一名教师，在度假时接受了俄勒冈州一名伐木工人的‘热烈追求’。婚后的生活让她对不同的知识和不同的人都更加尊重。她住在‘悬浮小屋’中，学会了伐木工人的俚语，还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作为这个时期出版的少有的（也许是唯一的）由“普通”非裔美国人写的回忆录，这本书确实意义非凡。它相当积极乐观，书名尤其体现了这一点。注意到这本书的为数不多的评论家们似乎松了一口气。《纽约时报》说：“这是一部优秀的、温暖的回忆录。”《科克斯书评》则说：“这是一部个人故事，用尊严取代了哗众取宠，用无声的力量取代了对歧视的愤怒而苦涩的反击。”
多萝西·格拉夫·范·多伦，《乡村妻》（The Country Wife ，1950）：“她的丈夫是个作家，还是个知名教授。她讲述了自己在康涅狄格的自家农场度过的夏日时光：园艺活儿，传统的独立日庆典，以及周末来客的欢乐。在丈夫休假期间，他们留在乡下，享受新英格兰的冬天。她重视亲密的家庭生活中的温暖时刻。”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和那时的美国，穷人和工人阶级的自传非常流行，这股潮流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其中有很多流浪汉的故事，充满了冒险和骇人的秘闻。在20世纪20年代，这样的作品包括杰克·布莱克（威廉·巴勒斯说他对自己有深刻影响）的《你赢不了》（You Can’t Win ），艾德·斯威尼的《救济院的斯威尼：在郡立救济院的生活》（Poorhouse Sweeney: Life in a County Poorhouse ）和威廉·埃奇的《主枝干》（The Main Stem ）。1933年，乔治·奥威尔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这是一部具有纪实性质的半自传式作品，讲述了他在巴黎的餐馆当苦力、在英国当流浪汉的经历。《路的姊妹》（Sister of the Road ，1935）这部自传的署名作者是一个女流浪汉——绰号“棚车”的伯莎·汤普森，但实际上，这个女流浪汉来自本·莱特曼博士的想象。莱特曼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是爱玛·戈尔德曼的爱人，还是流浪汉权利的积极维护者。（1972年，马丁·斯科塞斯把这本书改编成了他早期的电影《冷血霹雳火》［Boxcar Bertha ］。）汤姆·柯罗默1935年出版了《无尽的等待》（Waiting for Nothing ），以第一人称和现在时叙述了处于社会边缘的生活，这本书以小说的形式出版，但卖点是真实性。《星期六评论》认为：“毫无疑问，作者就是在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英文版的前言中，柯罗默自己也是这个意思：“除了四五件事之外，这本书完全可以被视为自传。”
瓦伦丁·蒂尔，《我期望的并非如此》（It Was Not What I Expected ，1948）：“她遵循着祖母和泰迪·罗斯福关于如何做母亲的告诫，用一种有趣的方式讲述了自己以热情和本能养育一大群孩子的故事。她还描述了自己总是忍不住收养宠物的习惯，孩子们奇怪的饮食偏好，她作为童子军领队的工作经历以及放松的居家生活。”
两年后，约翰·沃尔比的《另一半：一个流浪汉的自传》（The Other Half: The Autobiography of a Tramp ）和马克·本
弗吉尼亚·皮尔森，《除了大象以外的一切》（Everything but Elephants ，1947）：“她是一位医生的妻子，婚后的头两年一直生活在哥伦比亚丛林中的一处油田里。对陌生风土人情的强烈兴趣使她轻松适应了热带的家庭生活。她热爱旅行，喜欢协助她的丈夫工作，也喜欢包容和理解不同的文化。”
尼的《赤裸天使》（Angels in Undress ）问世，这两部作品都讲的是作者在伦敦的风月场中长大，后来因为偷窃被关进监狱的故事。本尼的书在英国和美国均得到了相当好的评价（在英国用的书名是《低等公司》［Low Company ］），但因为有琼·罗威尔事件的前车之鉴，而且这本书的文学手法高超得令人震惊，一些美国评论家对它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纽约时报》评论说：“《赤裸天使》看起来太完美了，所以人们才对它的真实性有疑虑。” 《纽约先驱论坛报》也评论说：“作者需要一次次地向出版商保证，这不是一场文学骗局。”伦敦的出版商彼得·戴维斯抓住了时机，给他在美国的同行贝内特·瑟夫发了封电报，写道：“本尼百分百是《低等公司》的作者，威尔斯、斯夸尔、赫胥黎和伯特兰·罗素等人都见过他。我给你邮寄了他在狱中写的部分原稿。那些怀疑完全是一派胡言。”瑟夫在为这本书做宣传时引用了这封电报的内容。最终，人们得知本尼的真名叫亨利·欧内斯特·德格拉斯，后来他又出版了另外六本书，包括1966年的回忆录《近乎绅士》（Almost a Gentleman ）。
阿迪斯列举了数百本这样的书，它们大多由知名出版社出版，但也有例外，比如琼·克尔的《请别吃掉雏菊》（Please Don’t Eat the Daisies ，1957）。这本书讲述了她在纽约拉奇蒙特的家庭生活，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停留了50周，其中有13周高居榜首。它还被翻拍成了电影（由桃乐丝·黛和大卫·尼文出演）和电视连续剧，不过如今已经被世人遗忘了。阿迪斯还提供了一些作品的梗概，很方便理解，比如以下这些。
接下来，二战爆发，社会底层自传的写作风潮被打断，直到现在也没有复苏。
上面这段评价引自帕特里夏·K. 阿迪斯的《透过一个女人的自我：美国女性自传索引》。显然，这是一本参考书，其中包括2217本书的概述和引文。从这本索引中，我们可以发现，上述的这类乐观的自传作品，很多都出自女性之手。（男性作者也有，比如亚历山大·金、罗伯特·保罗·史密斯和杰克·道格拉斯，但只占少数。）阿迪斯列举了埃莉诺·罗斯福、玛丽昂·安德森和琼·克劳馥的自传，还列举了相当多的修女的自传。而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女性自传的主流范本还当数麦克唐纳和巴德的作品。麦克唐纳式的作品往往写的是，搬家到一个偏远的地方，有丈夫的陪伴，可能还有孩子，在碰到大大小小的困难时，不失幽默地努力克服。在很多情况下，那个偏远的地方在国外——阿迪斯列举了一大堆作品，作者们远渡重洋，嫁给了考古学家（像埃莉诺·洛思罗普在《赐我的恩惠》［Throw Me a Bone ，1948］中写的那样）、昆虫学家、记者、大使、勘探者、人类学家或探险家。而巴德式的作品往往讲述的是战争结束后在郊区的中产阶级白人家庭的起起落落。
不过，从二战时期到60年代早期，也有为数不多的比较沉重的回忆录得以出版。请允许我再从帕特里夏·阿迪斯的《透过一个女人的自我》中，选取一些故事梗概。
麦克唐纳在《蛋和我》中写道：“献给我的姐姐玛丽，她一直相信，只要是她认定的事，我都能做到。”1949年，她的姐姐玛丽·巴德则在自己的回忆录《三面医生》（The Doctor Wears Three Faces ）中写道：“献给我的妹妹贝蒂，是她鼓励了我。”关于玛丽·巴德的作品，有这样的评价：“她以有趣的文字，描述了自己和一位年轻医生从订婚到结婚的故事。她很快就意识到了当医生的妻子的坏处：经常受到干扰，不知不觉就加入了‘被忽视的’医生妻子的行列，第一次怀孕时也没有激起任何波澜，这些都让她有些忧郁。她记录了一个忙碌而认真的妻子和母亲在家里的点点滴滴。”
尤妮丝·沃特曼，《别叫我爸爸》（Don’t Call Me Dad ，1950）：“1943年，她震惊地发现自己是被收养的孩子。此时她已经结了婚，并生了一对双胞胎。她执着地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她和她的生母动情地重聚；而她的生父是罗斯福派往梵蒂冈的特使，腰缠万贯，权势滔天，断然拒绝与她相认。她受到了威胁和恐吓，却在和生父的戏剧性的交锋中获得了隐秘的满足。她上诉请求生父承认他们的关系，但是失败了。她认为这是司法的不公。”
而人们之所以热捧麦克唐纳，正是因为她的积极乐观。正如《旧金山纪事报》上的评论所说，“贝蒂为百姓写作，为快乐、充满信心的民众写作，这些民众都是愿意勇敢面对困境的人”。
玛丽·佩恩，《我治愈了自己的癌症》（I Cured My Cancer ，1954）：“她写了自己在1941年被诊断患有癌症时的极端恐惧。她坚信自己能够痊愈，这种信念支撑她熬过了数年的治疗，也让她坚定地想要成为一名X光师，去帮助像自己这样的人。”
《蛋和我》中的结局很美好：鲍勃定居到了更接近文明社会的地方，还打算买下另一家养鸡场。看到此处，读者可能会觉得贝蒂·麦克唐纳也在那里，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十几年前，1931年时，麦克唐纳就和鲍勃离婚了。在离婚诉讼中，她说鲍勃“多次对自己拳打脚踢，还威胁说要用枪打死自己和孩子们”。她在离婚后（但这是在写《蛋和我》之前），独自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艰难地熬过了大萧条；1938年，她被诊断出肺结核，在疗养院住了6个月。在这样的境遇下，她还能坐在书桌前，回顾往昔，写下那本被《纽约时报》评价为“惊人地轻松愉悦”的书，这本身也足够惊人了。
埃洛伊丝·达文波特，《不能忘记》（I Can’t Forget ，1960）：“她尽管不太情愿，但还是被劝进了一家精神健康诊所，在那里，她向医生透露了导致自己崩溃的婚姻压力和自身性格特点。她尝试与其他病人相互支持，听从医生的建议，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但当精神病医生忽视她的生理疾病时，她感到愤怒。最终，她发现自己不得不从糟糕的治疗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努力恢复。”
《蛋和我》大获成功，销量超过了200万册，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停留了近两年（其中有42周高居榜首），还被翻译成了三十多种语言。1947年，这部作品被改编成了电影，由弗莱德·麦克莫瑞和克劳黛·考尔白分别饰演鲍勃和贝蒂。1951年，它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后来，又衍生出了更多的以凯特勒夫妇为主角的电影，由玛约瑞·曼恩和佩西·基尔布莱德饰演凯特勒夫妇，故事背景从华盛顿的乡村搬到了阿帕拉契亚。这样的衍生电影反响相当好，接下来又拍摄了七部，其中两部讲述的是凯特勒夫妇去巴黎和夏威夷游玩的故事。这一系列电影的成功，引发了可能是由回忆录造成的第一起诽谤诉讼（和《拿着剪刀奔跑》的作者奥古斯丁·巴勒斯被提起的诉讼类似，这是很少见的诉讼）。1951年，一个名叫阿尔伯特·贝肖普的男子和他的六个儿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一起，对麦克唐纳和她的出版商提起了诽谤诉讼。他们认为，自己作为书中凯特勒一家的原型，受到了羞辱、嘲笑和污蔑（贝肖普太太当时已经去世）。在审判过程中，麦克唐纳指出，这本书是虚构的，书中人物都是她参照不同的人想象出来的。她还呈上了证据，试图证明贝肖普一家想借《蛋和我》的名气获利——阿尔伯特·贝肖普的儿子沃尔特曾经安排他的父亲以“凯特勒爸爸”的身份在当地一家舞厅登台亮相，手臂下还夹着一只鸡。最终，陪审团支持了麦克唐纳一方。
贾尼斯·菲尔丁，《这残酷的事实》（The Bitter Truth of It ，1963）：“这部作品极度情绪化，满怀痛苦地讲述了她被切除子宫后的那些年。在没有得到她本人知情同意且没有医疗必要的情况下，医生切除了她的子宫。她认为身体的残缺导致了自己心理的失常，她也憎恨医生的态度。”
贝蒂·麦克唐纳的《蛋和我》（The Egg and I ，1945）借鉴了《伟大的女性》和《逃进森林》的优点，在这类作品中最为成功。这本书写得非常有趣。20世纪20年代末，十几岁的新娘麦克唐纳和丈夫鲍勃一起，搬到了华盛顿奥林匹克山的偏远地区，那里没有任何现代设施。他们居住在一个破旧的牧场里，还养了鸡。离他们最近的邻居是凯特勒一家，凯特勒夫妇有十五个孩子。麦克唐纳在《蛋和我》里描述凯特勒太太时，通过精准的细节、巧妙的明喻和直白的语言，达成了很好的喜剧效果：“凯特勒夫人有着漂亮的浅棕色头发，清澈的蓝眼睛，奶白色的皮肤，笔挺的鼻梁，还有小巧圆润的脸。她的头部很是精致漂亮，但她的胸部和腹部层层堆叠，让她看上去就像一个人形饼干桶。她的整个前襟污渍斑斑，这是因为她会时不时用衣襟擦她弄脏了的手。她还有个令人窘迫的习惯，就是把手从下往上伸进衣裙里，去整理肚脐附近的什么东西……‘我痒啊，抓一下怎么了！’这成了凯特勒太太的座右铭。”
毫无疑问，这些作品看上去和当今的回忆录非常相似。但当时的出版业没有它们的容身之处；它们得以被印刷出版，是因为作者自掏腰包，支付了全部费用。沃特曼的书是她自行出版的，而佩恩、达文波特和菲尔丁（这其实是化名）的书分别是由卡尔顿出版社、博览出版社和优势出版社（也就是所谓的享有补贴的出版社）出版的。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出版机构，对作家也是有限制的。博览出版社的创始人兼总裁爱德华·乌兰在他1956年的回忆录《出版界的无赖》（The Rogue of Publishers Row ）中写道：“那些同性恋者试图说明自己为何如此并寻求社会认可的书总被送到我的办公室来，从未间断。”乌兰认为，即使是专门让作者自费出版图书的出版社，也需要明确界限：“出版商必须意识到，邪恶的欲望会腐蚀作者，同时也会腐蚀他自己，而且也许还更严重。作家可能在病态心理的驱使下写作，而出版商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赚钱。”读到这里，人们大概能理解爱德华·坦纳为什么从未记录自己的人生了。
这些回忆录有一个特征，即它们与当时的现实世界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对于上面提到的此类作品，这种差异是时间上的——就连哈格鲁夫的作品也是这样，它讲的是珍珠港事件前的故事，但在那之后才出版。而对于其他一些作品，这种差异则是空间上的。1938年，E.B. 怀特从纽约搬到了缅因州海岸的一个农场，在那儿养鹅、鸡和羊。怀特是瑟伯的朋友，他们曾经是在《纽约客》工作的同事。怀特把这段经过改良的梭罗式生活写成了随笔，交给了《哈泼氏》杂志。1942年出版的《人各有异》（One Man’s Meat ）收录了这篇文章。虽然怀特“处江湖之远”，但他的心中所想和笔下所写都有一种从未远离时事的紧迫感。在前言里，他对自己在这样的时候出版这样一本书几乎感到惭愧：“这似乎有点厚颜无耻，或者说不自觉。我觉得护封上应当这么写：‘现在不是读这本书的时候。把它收进口袋吧，等时机到来，就用力地把它扔出去。’”然而怀特还是把它出版了。正如他自己所深知的那样，作为一个作家，“逃避”这个词与他并不相称。这本书关注的重点是这个国家，而世界性的危机是它的潜台词。在《纽约时报》上评论这本书的罗斯·菲尔德说：“显然，在他温和语言的背后，有着他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可怕事件的深刻认知。此外，还包含着人们对此的愤怒，以及他自己的愤怒。”还有一位作家也躲到了缅因州，而且做得更彻底，这可能也是她1942年出版的回忆录《逃进森林》（We Took to the Woods ）销量比《人各有异》高得多的原因。在《逃进森林》中，露易丝·迪金森·里奇（她是艾米莉·迪金森的一个远亲）描述了她和丈夫在缅因州的偏僻森林（而不是海岸）中的生活经历。这是一本低调的畅销书，它为其他很多梭罗式的故事提供了思路，在当时，这种故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吸引力，仿佛整个国家正在变成一大片郊区。
还有一种超出一般认知的发行渠道，不在书店，而在报摊。有名又古怪的养生迷、《体育文化》杂志的创始人、编辑和出版商贝尔纳·麦克菲登在1919年创办了《实情》杂志。在“真相比小说更离奇”的信条下，《实情》第一期的封面上就独特地写着“及时醒来的妻子”“我与约翰·巴利科恩的斗争”“一个前科犯成为百万富翁的故事”“我是如何学会憎恨我的父母的”等标题。这本杂志大获成功。截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它的发行量已达200万册，还催生了很多仿效它的杂志，其中之一是《真实忏悔录》，这卢梭式的杂志名略显赘余。这些“真实故事”基本上是第一人称叙述，行文粗犷但明晰，围绕着罪恶与救赎展开。罪恶通常是肉体方面的，会被详细地描述，但故事似乎总能实现最终的圆满，而且无一例外地，会成为一堂道德课。某位作者曾警示读者说：“不要因为我的经历看上去很有吸引力，就心生向往，想要进行类似的冒险。我所经受的精神痛苦是无法描述也无法想象的。”
在畅销榜上可以与《妈妈的银行账户》一争高下的是露易丝·兰德尔·皮尔森的《伟大的女性》（Roughly Speaking ）。1890年，皮尔森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一个上层家庭。12岁时，她的父亲去世，一家人从此变得一贫如洗。成年之后，她也历经曲折，一个儿子年幼时在游泳池里意外丧生，另外四个孩子都患有小儿麻痹症，她还经历了离婚，在大萧条时期因生意失败而陷入贫困……在书的结尾，她又结了婚，重新振作了起来。不可思议的是，这部作品的主基调竟然是喜剧性的；克利夫顿·法第曼在《纽约客》上撰文称，“这本书是一个讲述失败史的自传体故事，但那昂扬的文字让它仿佛是最意气风发的成功故事”。五年后，弗兰克·吉尔布雷斯和欧内斯特·吉尔布雷斯·凯里出版了作品《儿女一箩筐》（Cheaper by the Dozen ），他们是管理学专家吉尔布雷斯夫妇的十二个孩子中的两个。这本书记录了他们在1910年至1930年间成长中的滑稽事件，为了延续此类作品的乐观态度，书里没有提到有一个孩子6岁就因白喉夭折的事。这本书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停留了47周之久，而且其中有22周都高居榜首。1950年，这个故事被改编成了电影，由克利夫顿·韦伯和玛娜·洛伊出演（半个世纪后，史蒂夫·马丁主演了由此翻拍的系列电影）。
此外，这类故事中的主角也没有真正邪恶的。这些主角通常是下层社会的女孩，被某些社会名流的不可抗拒的魅力迷了心智，她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可以这样说：“回顾我的一生，没有任何不幸是我自己的错误造成的。”刊登这类故事的杂志就这样感动着读者，让人挑不出毛病。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那些悲情的描写实在有点矫揉造作。
在这个世界上，消息越坏，沉迷其中的人似乎就越多。1942年最畅销的作品是马里恩·哈格鲁夫的《哈格鲁夫从军记》（See Here, Private Hargrove ），它也是史上有名的畅销作品，卖出了大约2,786,000册。这本书写的是他在佐治亚州本宁堡进行基本训练时的轻松趣事，《书刊》称赞它“表现了战争较好的一面”。第二年，在《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的乐观怀旧风格的影响下，《妈妈的银行账户》（Mama’s Bank Account ）出版了，作者凯瑟琳·安德森·麦克莱恩回忆了她1910年左右在旧金山的一个挪威移民家庭里长大的故事。（她使用的笔名是“凯瑟琳·福布斯”。）这部作品引起了强烈共鸣，第二年，它被改编成了戏剧《我记得妈妈》（I Remember Mama ），马龙·白兰度在百老汇初次登台时，饰演的就是作者的哥哥内尔斯。1948年，艾琳·邓恩主演了它的电影版本；20世纪50年代，它又被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由迪克·范·派登饰演内尔斯；1979年，又出现了由丽芙·乌尔曼主演的百老汇音乐剧版本。
麦克菲登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故事模式。他知道创造出“真实的假象”至关重要，因此他不雇用所谓的艺术家给故事配插图，而是使用照片。他选择的模特都是当时还不出名的人，比如弗雷德里克·马奇、珍·亚瑟、瑙玛·希拉等。他还让每一个投稿者都签署了宣誓书，保证自己的故事确实是真的。不过还是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1926年，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在《大西洋月刊》发文称：“那些所谓诚实的个人经历，其实都是一小群勤勉的写手写的，报酬在每字2美分至6美分，或许更多。我们每个月看到的那些悲伤的主妇和看破红尘的摩登女郎的感人故事，实际上大多是住在纽约的哈莱姆或格林尼治村的先生们写的。”1927年，文章《真情之吻》提及了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的八位居民的姓名，后来这八个人起诉了麦克菲登，索赔50万美元。在这样的处境下，麦克菲登才有些怯懦地承认，并非所有故事都那么真实。
《我的一生与艰难岁月》被改编成了一部不太知名的电影，由杰克·奥克出演，并没有被搬上百老汇的舞台。在本章谈到的书里，它是唯一的没有进入过畅销榜的作品。这本书充斥着太多讽刺与矛盾，不够感性，缺乏对大众的吸引力。书中也缺少温暖的叙述，甚至在描述自己家里的狗“马格斯”的那一章里也是如此：“它是一条高大强壮、容易发怒的狗，对我的态度就好像我不是这个家里的成员似的。作为家庭成员的唯一好处，就是它咬陌生人的频率相对来说更高一点。”在一次打闹的时候，马格斯在客厅把瑟伯逼到了死角，于是他摆了个姿势，这姿势本可以（但没有）激发他的绘画灵感：“我设法爬到了壁炉上方的台子上，但是台子塌了，还砸落了一个巨大的大理石钟和几个花瓶，相当可怕。我自己也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二战后涌现了一批杂志，如《真实》《商船队》《男性》《雄鹿》 《真实行动》等，这些杂志是上述那些忏悔录式杂志的男性版，将暧昧的袒露、隐晦的色情和大胆的第一人称叙述融合在一起。小说家布鲁斯·杰·弗里德曼曾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为这样的几家杂志工作，据他所说，这类杂志的主要内容是“人被凶猛的小动物咬到半死的故事”，标题都是痛苦而骇人哭号，比如“一头羚羊吮吸我的骨头”“把我的腿还给我”，而且在现在进行时下显得更加强劲，比如“一头野猪在挖我的大脑”。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与二战有关的故事，弗里德曼这样写道：“看似有据可考的真实故事成了我们杂志的主要内容，比如从日式‘鼠笼’里逃生、徒步穿越婆罗洲、突袭施韦因富特、参加对雷玛根大桥的猛攻……不过，关于婆罗洲的徒步者的故事实在太多了……当时，作者会先简要地创作出那些所谓真实的故事，再进行补充，使其完整……我们只需对这些故事进行略微‘调整’。就这样，我们以极大的热情去编造新的轰炸事件，创造新的二战故事，扭转与轴心国对抗的局势，让希特勒跪地求饶。”
《纽约客》上最优秀的此类作品出自当时38岁的特约撰稿人詹姆斯·瑟伯之手。戴伊在杂志上发表幽默故事的时候，瑟伯也在发表作品。1933年的夏天到早秋的13个星期里，詹姆斯·瑟伯创作了八篇随笔，讲述了他年轻时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经历。那年的稍晚时候，这些随笔被收录进了《我的一生与艰难岁月》（My Life and Hard Times ）一书中。这本书的第一段就证明了瑟伯是个引人注目的新人，甚至可能成为吐温的后继者，叱咤文坛：“本韦努托·切利尼曾说，一个人至少要到40岁，才有资格执笔写下自己的一生。他还曾说，为自己立传的人应当已经拥有了某种卓越的成就。然而，时下拥有打字机的人们根本不理会这位昔日的绘画大师定下的规矩。我本人除了能用小石子击中三十步之外的姜汁汽水瓶子（对我的一些朋友来说，这是一项不可思议的才能）以外，就没有半点卓越的成就可言了。再说，我也未满40岁。不过这40岁的大关正迅速逼近：我的腿脚开始无力，两眼变得昏花，我在20多岁时所看到的嘴唇娇艳的少女的面容，也变得像梦境一般朦胧不清。”
看看主流出版社的出版清单，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讲述不幸的回忆录，比如作者在孩子生病或死亡后写下的鼓舞人心的叙述。约翰·冈瑟的《死神，你莫骄傲》（Death Be Not Proud ）讲述了他的儿子17岁时死于脑肿瘤的故事，这本1949年的畅销书至今还在发行中，也还有人在阅读；玛丽·基利厄的《凯伦》（Karen ，1952）讲的是她女儿患上脑瘫的故事；哈里特·亨茨·豪泽的《亨茨》（Hentz ，1955）讲的是她儿子在一次事故后四肢瘫痪的故事；凯瑟琳·弗赖尔的《凯西》（Kathy ）则很有预见性，写的是她的女儿与疾病抗争，一开始被诊断为神经性厌食症，但最终发现其实是甲状腺疾病。喜剧小说家彼得·德·弗里斯有一部严肃的作品《羔羊的血》（The Blood of the Lamb ，1961），是根据他女儿死于白血病的事写成的小说。
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这类作品中有很多都收录了曾在《纽约客》上刊登的文章。当年也正是《纽约客》最早刊登了戴伊的关于他父亲的故事。这些作品包括露丝·麦肯尼写的她和她古怪的妹妹在曼哈顿探险的系列故事《我的妹妹艾琳》（My Sister Eileen ），路德维格·贝梅尔曼根据年轻时在曼哈顿酒店工作的经历写成的《豪华酒店》（Hotel Splendide ），以及莎莉·班森写的发生在圣路易斯的略有虚构的童年故事《相逢圣路易斯》（Meet Me in St. Louis ）。关于这些作品，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作者都没有明确说明自己的作品是纪实还是虚构。在戴伊、麦肯尼和贝梅尔曼的作品中，作品中的“我”与作者同名，故事本身也与作者的人生经历有许多相同之处，但除此之外，读者就没有任何可以判断故事真假的线索了。《纽约客》把这种作品称为“随笔”——指相对较短、较轻快的文章，除了标题和作者署名之外，文中没有任何其他多余的阐释。罗伯特·本奇利和S.J. 佩雷尔曼的幽默故事都属于随笔，约翰·契弗和欧文·肖的短篇故事也一样。而且，在《纽约客》杂志的内部分类中，这些作品都被贴上了“虚构”的标签。这类作品需要我们注意的第二点就是它们引起共鸣的能力。《纽约客》上的文章先是被出版成书，然后这些书又有了新的形式：《我的妹妹艾琳》和《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一样，登上了百老汇的舞台，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百老汇音乐剧《奇妙城市》；《相逢圣路易斯》被改编成了朱迪·嘉兰参演的经典歌舞电影。在接下去的几十年里，那些最成功的自传将遵循同样的模式，被改编成戏剧、音乐剧、电影或电视剧。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作品失去了大部分或全部的纪实特性，变成了纯粹而简单的故事。百老汇的观众看过罗莎琳·拉塞尔在《奇妙城市》里扮演的“露丝”之后，或者电影观众看过威廉·鲍威尔在《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扮演的“父亲”之后，就无法再把他们当成真实的历史人物了。他们就像哈姆雷特或内森·底特律一样，成了文学人物。
当代回忆录的两个重要主题是精神疾病和毒瘾。在战后的几十年间，这样的故事只能在严格的限制下出版。在当时，要出版这样的书，一种办法是把真实的故事虚构化，比如玛丽·简·沃德的《毒龙潭》（The Snake Pit ），这本书讲述了她被送进一家精神病院的经历，是1946年的畅销书，两年后还被拍成了电影，由奥利维娅·德·哈维兰主演。另一种办法是使用笔名，比如1958年出版的《夏娃最终的面孔》（The Final Face of Eve ），在这本书出版的前一年，有一部关于多重人格的电影《三面夏娃》（The Three Faces of Eve ），就是从这位女作家的经历中吸取了灵感（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这本书的作者使用真名克莉丝·科斯特纳·西斯摩尔又写了两本书）；类似的例子还有《神奇的小屋：一个吸毒女孩的自传》（The Fantastic Lodge: The Autobiography of a Girl Drug Addict ，1961），作者使用的是笔名“珍妮特·克拉克”。而西尔维娅·普拉斯的《钟形罩》（The Bell Jar ，1963）和琼安·葛林柏的《我从未承诺给你一座玫瑰花园》（I Never Promised You a Rose Garden ，1964）则同时符合以上两点，这两位作者在描述自己的精神疾病时都略有虚构，而且都使用了笔名，分别署名为“维多利亚·卢卡斯”和“汉娜·格林”（普拉斯自杀后，《钟形罩》才以她的真名出版）。
戴伊开创了一种非常受欢迎且经久不衰的写作类型，他的作品为未来三十年普通美国人（而不是名人、政客、商界领袖或知名作家）的回忆录树立了榜样。这种回忆录承自《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有着幽默、怀旧和夸张的倾向，同时散发着友好以及（如作者希望的）令人感到温暖的光芒。对此，吐温就算不恼怒，也会大感惊讶。这类书之所以吸引人，可能是因为它们和当时世界上发生的惨烈事件形成了对比，比如大萧条、二战、大屠杀、冷战和麦卡锡主义——这种归因听起来似乎过于简单，但可能的确如此。换个角度来看，这类书也是英国作家戈弗雷·哈吉逊提出的“自由共识”的体现——认为美国是公认的世界上最好的地方，美国有能力克服任何困难，弥补任何缺陷。不管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总之，这类作品总是把注意力放在事物的美好的一面上。想想看，如果克劳伦斯·戴伊在当今创作回忆录，那么他很可能把重点放在他与关节炎的斗争上。但在《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和《与母亲一起生活的日子》里，他甚至没有提到自己的病情。
这样的故事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也可以出版——作者是个名人。但作者不会是一流的名人，让自己的形象受损对他们来说代价太大。这些作品中往往是已经淡出公众视线的二流明星的挥霍、堕落并偶尔获得救赎的故事。这些作者继承了18世纪“可耻的回忆录作家”蕾蒂西娅·皮尔金顿和夏洛特·克拉克的写作传统，并为当今的悲情回忆录奠定了基础。这类回忆录的开创者是二流芝加哥爵士音乐家米尔顿·米萨罗，后来他改名为梅兹·梅兹洛。他狂热地迷上了吸大麻，还参与贩卖，以至于“梅兹”这个名字一度成了指代毒品的街头俚语。梅兹洛出名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非裔美国人文化的接纳。他极其痴迷于此，以至于决定“把自己变成黑人”（他在1946年出版的充满了毒品和欺瞒的自传《真实的忧郁》［Really the Blues ］中是这样写的）。梅兹洛接下来的经历令人惊叹。后来，他的影子写手伯纳德·沃尔夫写道：“在哈莱姆生活多年之后，梅兹洛真的觉得他的嘴唇变得丰满了，头发变得浓密卷曲了，皮肤也变黑了。在他看来，这不算是文化融合的结果。他觉得自己从内而外被净化了。他除去了源自芝加哥犹太人贫民窟的痕迹，把自己捣碎成人类的原材料，再将这不可名状的原材料放进纯粹的黑人模子里，压制成一个纯粹的黑人，和他天生的样子完全相反。”梅兹洛还成功地让其他人也相信了这一点：在因出售大麻被捕后，他被关进了种族隔离监狱的黑人牢房；1942年，他应征入伍时，征兵卡上种族一栏写的是“黑人”。
克劳伦斯·戴伊在纽约上东区长大，189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随后进入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他的父亲就是交易所里的一名理事。1903年，戴伊因为严重的关节炎不得不辞去工作。后来，他靠创作幽默故事和插图来谋生，他的作品包括《人猿世界》（This Simian World ）和《乌鸦巢》（The Crow’s Nest ）等畅销书（他的关节炎非常严重，只能在精密的滑轮装置的帮助下写字和画画）。1929年，他出版了《上帝与我的父亲》（God and My Father ），这本薄薄的册子幽默地讲述了他母亲成功让他父亲入教的过程，而他父亲原本是个不可知论者。这本书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评价很不错。1932年年末，戴伊写了一篇小故事，讲的是他母亲从前“被一个打扮漂亮的女性书商说服，购买了一套《法国宫廷回忆录》”，但她后来发现自己不喜欢这套书，于是就跟戴伊的父亲说，这是给他的礼物，但父亲并不相信。戴伊把这篇文章交给了《纽约客》的编辑哈罗德·罗斯，罗斯采纳了它，并写信给戴伊（此举证明了后来托马斯·孔克尔把罗斯的传记命名为《不露真面目的天才》 ［Genius in Disguise ］有多么恰当），对他说：“我们想要更多你写的文章——写什么都行，包括跟你父亲有关的事情。如果你觉得合适，我们很乐意把你父亲的故事做成一个系列。对编辑而言，这绝对是个非常明智的主意。”戴伊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做了正确的事，他又写了更多的这样的短文。1935年，61岁的戴伊逝世，在那之前，他总共发表了三十九篇短文，令人印象深刻。他的此类作品有很多被收入了《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Life with Father ），这本书销量很好，1935年登上了非虚构类畅销榜第三名的宝座，第二年位列第九名。戴伊死于1935年，但他死后出版的文集《与母亲一起生活的日子》（Life with Mother ）在1937年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的榜首。公众迷恋着戴伊一家体面的19世纪80年代的生活，1939年，《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被搬上了百老汇的舞台，由霍华德·林塞和拉塞尔·克劳斯出演。演出一直持续到1947年，那时，这部剧已经超过了《烟草之路》（Tobacco Road ），成了史上演出时间最长的百老汇非音乐剧目，这一纪录至今仍未被打破。
1953年，最常被人提及的作品是《屋不是家》（A House Is Not a Home ），作者是长期居住在纽约的波莉·阿德勒夫人。1954年，前齐格菲歌舞团成员、早期好莱坞有声电影中的天真少女莉莲·罗思与格罗尔德·弗兰克和迈克·康诺利合著了《伤心泪尽话当年》（I’ll Cry Tomorrow ），讲述了她沉沦于酒精、通过戒酒会戒除酒瘾，并最终皈依天主教的故事。阿德勒和罗思有不少共同点：都是犹太血统，自己的故事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在电影中，阿德勒由谢利·温特斯饰演，罗思由获得奥斯卡提名的苏珊·海沃德饰演），作品销量都超过了200万册，并且作品都以面向大众市场的平装本这种相对较新的形式面世。除此之外，1954年面世的还有《孺子雄心》（Fear Strikes Out ），由平凡的棒球运动员吉姆·皮尔绍（在后来的电影中由安东尼·柏金斯扮演）讲述了关于精神崩溃（如今被称为躁郁症）的故事。在这些作者里，还有一位是明星歌手比莉·荷莉戴，据她的影子写手威廉·达夫迪说，她写《布鲁斯名伶》（Lady Sings the Blues ，1956）是为了“借忏悔作品的潮流大赚一笔”。《布鲁斯名伶》讲述了她四十一年来的艰难境遇：作为非婚生女出生、年轻时被强奸、当妓女、酗酒、对海洛因上瘾，并和很多有暴力倾向的男人发生关系。1957年，脱衣舞娘盖普西·罗丝·李的《盖普西：一部回忆录》（Gypsy: A Memoir ）面世，这本书讲述了她暴虐的明星母亲的故事，1959年被改编成百老汇音乐剧，1962年又被拍成电影，由罗莎琳·拉塞尔主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