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自传悄悄地成了20世纪最重要（至少是收益最大）的文学领域，杰西·科辛斯基的作品是其中的代表。1933年，犹太人科辛斯基出生于波兰。二战中，他们一家使用假身份，躲进了波兰的村庄里，幸免于难。1957年，科辛斯基移民到了美国，开始了作家生涯，并一点点地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过往。他告诉朋友和认识的人，在战争期间，他是独自生存下来的，他游荡在波兰乡间，目睹了人类的所作所为（大多数都很残忍）。他的作品中还有一些情节借鉴了他的朋友罗曼·波兰斯基的真实的童年经历。一位霍顿·米夫林出版社的编辑听了他的讲述，1965年，该出版社出版了科辛斯基的故事。按照当时的习惯，这本《上了漆的鸟》（The Painted Bird ）被归类为小说，不过编辑认为它大部分是依据科辛斯基自己的真实经历写的，科辛斯基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恰巧，《纽约时报书评》邀请埃利·威塞尔来评论这本书，威塞尔认为这本书是一部纯粹的小说，但科辛斯基告诉他这是自传。当时，威塞尔对科辛斯基的传记作者詹姆斯·帕克·斯隆说：“我撕掉了那份评论，重写了一份，写得比之前的那份好几千倍。”在那份评论中，威塞尔写道：“作为纪实作品，《上了漆的鸟》……有着不同寻常的力量。”
在绝大多数场合，门楚本人拒绝回应有关不真实内容的指控，她说，她写下了关于她的家人和危地马拉人民所面临的杀戮和暴行的“更大的真相”。她在学术界有许多拥护者，有些人认为（比如一个委内瑞拉社会学家在录音采访中指出），她的书遵循了拉丁美洲证明书的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据一位专家描述，“此类作品以第一人称写成，有些可以被看成文学作品，有些则不是；此类作品包括而不从属于以下类型：自传、自传体小说、口述历史、回忆录、忏悔录、日记、采访、目击报告、个人史、小说式证明书、非虚构文学或纪实文学。”这似乎说得通。然而，从法律角度来看，证词只有在真实的情况下才有价值，而且，不仅整体上要真实，在微小细节上也不容有假。虽然舆论的世界不是法庭，但当你所说的大部分内容都从未发生过时，舆论也不会站在你这一边。最终，这些拥护者并没有帮到门楚。《高等教育纪事报》这样引用了韦尔斯利学院一位西班牙语教授的话：“我认为，多元文化论在学术界开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而里戈贝尔塔·门楚被右翼势力利用，在损害这一领域。不管她的书是真是假，我都不在乎。”
从政治角度和个人角度来看，或许最令人悲伤的回忆录就是1995年在瑞士出版的《片段：1939年至1948年的战时童年》（Fragments: Memories of a Wartime Childhood 1939—1948）了。作者本杰明·威尔科米尔斯基是瑞士的一位单簧管工匠，他在开头这样写道：
斯托尔并不否认，门楚所描述的事件确实发生在其他危地马拉人的身上，也并不指责她说了谎。斯托尔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那样做是从道德上贬低了她，我绝对不愿让那样的事发生。我可以理解并支持她的叙事策略，她把别人的经历融入自己的经历中，然后自己就可以七十二变了。”
“我既没有母语，也没有‘父语’，我使用的语言源自我大哥莫迪凯的意第绪语。在波兰纳粹集中营的儿童牢房里，来自各地的孩子的混乱口音将我淹没……从某个时刻起，我完全不会说话了，过了很久，我才再次找回自己的语言。
里戈贝尔塔·门楚下的赌注就更大了。门楚是危地马拉的印第安人活动家，1979年至1983年，她的父亲、母亲和两个弟弟先后被政府安全部队杀害。她的自传《我，里戈贝尔塔·门楚》（I, Rigoberta Menchu ）于1983年出版，迅速成为学者和学生眼中关于多元文化论的权威之作，最终销量超过了15万册。1992年，门楚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然而，1998年，明德学院的人类学家戴维·斯托尔根据多年研究和上百次采访出版了一本书，指出门楚所讲述的故事中有许多错误。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亲自进行了调查，证实了斯托尔的说法，他写道：“门楚女士说的，她亲眼看到被饿死的那个弟弟其实并不存在；还有她第二个弟弟，她说自己和父母被迫看着他被军队的人活活烧死，但实际上他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被杀的，当时她们一家根本不在场。”
“我的幼时记忆深深植根于我的脑海中，植根于伴随这些记忆的身心感受里。然后，我记起我能听见东西了，记起我听见的内容了，记起我在想什么了，最后，我还记起了自己说过的话……
· 《禁忌之爱》（Forbidden Love ）是2003年在澳大利亚非常流行的回忆录。作者是一位名叫诺马·库利的女性，她讲述了她在家乡约旦生活时，她最好的朋友（一个穆斯林）爱上了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士兵，结果被父亲刺死的故事。2004年，一名悉尼记者发现，库利虽然出生在约旦，但3岁时就移民到了美国，之后一直住在那里，直到1999年移居澳大利亚。也就是说，她的回忆录其实是虚构的。
“我最早的记忆是一片孤立影像的废墟。记忆的碎片像刀口般锋利，即使如今摸上去也仍然会被割伤。大部分记忆是混乱的，几乎没有时间顺序。这些碎片不断出现，与成年人井然有序的生活相悖，逃避着逻辑的法则。
· 1997年，上了年纪的白人艺术家伊丽莎白·杜拉克透露，多年来，她一直以“埃迪·布鲁普”的名字创作和绘画，塑造了一个出生在西澳大利亚州皮巴拉地区的前科犯形象。
“如果我要写它，我就必须放弃成年人的逻辑，因为那只会扭曲事实。”
· 1995年，《签署文件的人》（The Hand That Signed the Paper ）获得了著名的迈尔斯·富兰克林奖，该奖称赞这本书揭示了“迄今为止澳大利亚移民史上不可言说的部分”。这部小说的背景设定在二战时的乌克兰，作者是海伦·德米登科，她声称自己的母亲是贫穷的爱尔兰人，父亲是目不识丁的乌克兰出租车司机，这本书是根据自己的家庭经历写的。然而，实际上，作者的父母都是从英国移民过来的，家境也很富裕。
因此，这本书由一系列记忆模糊的场景组成，有的部分尤为零碎。在第3页，威尔科米尔斯基描述了他最早的记忆：在拉脱维亚的里加，一个男人（可能是他的父亲）被穿着制服的士兵按在墙上打死。本杰明和他的哥哥们逃到了波兰的一个农舍，躲了起来。后来他被逮捕，先后被带到了两个不同的纳粹集中营里。在其中一个集中营里，他最后一次见到了自己垂死的母亲。战后，他被送到克拉科夫的一家孤儿院，最后到了瑞士。在瑞士，他的养父母鼓励他忘掉一切。然而，过了几十年，在看完一部关于集中营的纪录片后，他开始重建自己支离破碎的过去。
· 1992年，土著旺达·库尔玛蒂的自传体小说赢得了澳大利亚最佳处女作奖，奖金5000美元。当库尔玛蒂向出版商提交续作时，出版商由于此前从未见过她，要求与她见面。这一要求促使利昂·卡曼承认，他就是旺达·库尔玛蒂。卡曼是一个来自悉尼的白人，47岁，曾经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这本书被翻译成九种语言（1996年被翻译成英语），广受好评，还获得了三个重要奖项：美国的国家犹太图书奖、法国的大屠杀纪念奖和英国的《犹太季刊》文学奖。威尔科米尔斯基本人接受了大屠杀档案馆的采访和录像，至少在某些方面，他与安妮·弗兰克、埃利·威塞尔和普里莫·莱维一样，是大屠杀的证人。但是，1998年，瑞士记者丹尼尔·甘兹弗里德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威尔科米尔斯基的本名是布鲁诺·格罗斯让，他不是拉脱维亚犹太人，而是瑞士比尔的一个未婚女子（非犹太人）的儿子。这篇文章发表后，威尔科米尔斯基坚称自己是一名真正的大屠杀幸存者，还说自己一到瑞士就秘密地与布鲁诺·格罗斯让交换了身份。此外，他批评了那些评论家，说他们不该把这本书当成“成年目击证人的历史事实报告”，因为真正的重点在于“留在孩子记忆里的、与成年人的批判和逻辑无关的印象”。
· 2世纪80年代，读者本以为《沃格和卡兰》（Walg and Karan ）系列小说的作者是土著B. 旺格尔，但作者其实是一个塞尔维亚的移民，叫斯特雷滕·博齐克。
尽管甘兹弗里德的发现后来被研究者和记者不断证实和补充，但威尔科米尔斯基（或格罗斯让）依旧坚持自己的说法。我们很难因此谴责他，他似乎对自己的故事深信不疑。和门楚一事相似，更难办的是那些在事实面前仍然为他辩护的人，比如有个女人写信给他说：“没人有权利或权力偷走你的记忆！你就是你记忆中的那个人。我希望你能坚强起来，把你的记忆当成一份珍贵的财富。”
事实证明，澳大利亚尤其容易产生各种形式的种族欺诈行为，这可能与该国复杂的种族混合有关。下面就是几个例子。
一位名叫劳拉·格拉博夫斯基的大屠杀幸存者也支持他。格拉博夫斯基在好几个场合都表示，她记得曾在比克瑙以及一家位于克拉科夫的孤儿院见过威尔科米尔斯基。1998年，威尔科米尔斯基和格拉博夫斯基在洛杉矶重聚，还一起为洛杉矶的大屠杀儿童幸存者进行了一场音乐表演。但事实证明，格拉博夫斯基并不是最好的证人。《基石》杂志的调查显示，劳拉·格拉博夫斯基根本不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她其实是撒旦教仪式回忆录《撒旦的地下活动》的作者劳伦·斯特拉特福德。此前，《基石》上还有一篇文章指出，斯特拉特福德是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女人，本名是洛雷尔·威尔逊，她精心编造了被虐待的故事，把它们写在了回忆录里。
这似乎是史上第一部叫好又叫座的关于少数族裔的作品。从此，伪造自己的种族成了一种诱人的成功途径。1983年，西蒙与舒斯特公司出版了《全城皆知》（Famous All Over Town ），这是一部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的小说，讲述了墨西哥裔美国人在洛杉矶街区的生活。在该书的护封上，作者丹尼·圣地亚哥被描述为第一位在洛杉矶长大的小说家，但书里没有提供他的照片。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大多数人都认为它是一部略有掩饰的自传。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戴维·夸曼称它是“小经典”。这本书还获得了理查德和欣达·罗森塔尔基金奖，奖金5000美元，该奖“每年颁发给一位年轻的小说家，以表彰他在上一年出版的某本书，这本书不一定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但一定在文学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此前，约翰·厄普代克、伯纳德·马拉默德、托马斯·品钦和乔伊斯·卡罗尔·欧茨都曾在他们的职业生涯早期获得这个奖项。圣地亚哥没有出席领奖仪式，后来人们发现，他的编辑鲍勃·本德尔从来没有见过他，甚至从来没有和他通过电话。本德尔这样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我们猜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我们才不得不写信给他，通过书信与他沟通。他说他没有电话，不过我们觉得他很可能正在监狱坐牢，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其实，圣地亚哥没有坐牢，他也不是一个年轻的小说家，他甚至不叫丹尼·圣地亚哥。事实是，《全城皆知》是丹尼尔·詹姆斯写的，他当时73岁，曾是一个被列入黑名单的编剧。詹姆斯在堪萨斯城长大，1933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按照他在书里的说法，这部小说是他根据自己在城市的东区当义工的二十年经历写成的。《纽约时报》在1984年披露，圣地亚哥其实是詹姆斯。詹姆斯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他之所以用笔名出版，是因为他在被列入黑名单并被迫隐姓埋名多年后，对用自己的名字发声失去了信心。他没有提到的是，如果读者知道作者是一名来自堪萨斯城的70多岁的白人，这部关于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小说将会在市场推广时困难重重。
2002年，朱迪·布伦特出版了回忆录《绝尘》（Breaking Clean ），讲述了她在蒙大拿州的农场当家庭主妇的不幸生活。她在第一章中描述了她的公公把她的打字机拿到外面，然后“用一把大锤把它砸烂”的场景。她的公公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后来，布伦特向《纽约时报》的记者承认，打字机被大锤砸烂是“象征性的”写法。她说，实际上“老人家拔掉了打字机上的插头，大喊大叫，但打字机并没有报废”。
不要忘记，这些话应该不是孩子说的，而是已经成年的作家弗雷斯特·卡特写的。在这本书之前，卡特已经出版了小说《去得克萨斯》（Gone to Texas ），这部小说后来还被拍成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主演的电影《不法之徒》（The Outlaw Josey Wales ）。作家卡特会写出“天已经快亮了”这样不合语法的句子，还把“吃”这个单词拼错吗？我不这么认为。作为小说，这本书对马克·吐温或海明威的模仿也许还算说得过去，甚至还算成功，但作为自传，它简直可笑。
拉里·科尔顿1992年出版了回忆录《山羊兄弟》（Goat Brothers ），讲述了职业棒球小联盟球队的一次公路之旅。途中，他的棒球队走进了亚拉巴马州的一家餐馆。一名女服务生说她们不招待黑人球员，于是，球队经理安迪·塞米尼克就命令球员们回到汽车上去。科尔顿写道：“我从凳子上站起来，把塑料杯里的水倒在柜台上，然后随手抄起一个棒球，朝收银台扔去。棒球打到了被堆成金字塔状的那些塑料杯的中心，杯子四处飞散，女服务生们纷纷低头躲避。”后来，在接受《俄勒冈人报》的采访时，科尔顿坚称自己确实把水倒在了柜台上，但承认自己并没有朝那些杯子扔棒球。他说，他之所以创造了这个场景，是因为他使用了“电影化”的方式去考虑“这个场景在读者心里会是什么样的”。
“爷爷用刀子剥下雪松的树皮，把它们卷成吸管状。我们用吸管啜饮溪水，水冰凉清澈，可以看到溪底的鹅卵石。水里有雪松的味道，这让我的肚子越来越饿，但是我们已经把面包吃完了。”
要谴责洛雷尔·威尔逊（也可以叫她劳伦·斯特拉特福德或劳拉·格拉博夫斯基）这样的人很容易，但对于从未被大锤砸过的打字机和从未被扔出的棒球，就比较难下定论了。随着回忆录的大量涌现，这种小小的欺骗和伪造不断被发现，并在评论文章、博客、网上论坛和学术文章中引起无休止的辩论。通常，人们会在以下两种立场中选择一种。
“太阳一点点爬到山顶上。在阳光的照耀下，小溪对岸的树木闪着光。有几只灌丛鹪鹩和一只红雀从树林里飞了出来。
1. 我控诉。令人极其震惊的是，在书店的非虚构类专区销售的被称为“回忆录”的书往往有虚假成分。这不仅仅是虚假宣传，还是一种欺骗——不管是否有意，都会影响到书中的内容。既然报纸和杂志可以对出版内容进行事实核查，为什么图书出版商就不能呢？（提出这种疑问的往往正是报纸记者。）总之，这是现代生活中欺骗泛滥的又一个实例。
“我几乎没发现天已经快亮了。我和爷爷爬上岩石，坐在溪旁的空地上，把面包和肉拿出来吃。狗吠声又近了，它们正沿着前面的山跑过来。
2. 人啊，做点更有意义的事吧。谁都知道，人类的记忆是有缺陷的。回忆录这种作品类型被公认为主观的、印象模糊的证言。回忆录不会试图给出真正的真相，只会给出作者眼中的真相，这就是回忆录的价值所在。那些花费时间在回忆录中寻找错误并自豪地宣扬的人，是虚伪的诽谤者。
如今，看着《少年小树之歌》这本书，我们不禁会想，当时怎么会有人被他骗住呢？看看下面的文字吧，这段情节发生在小树搬到祖父母家后不久。
第一种立场的弱点更为明显，因为它的前提是不切实际的、天真的道德绝对主义。现实生活中只有非常少的东西能得到确切的验证，比如出生地点和日期、亲戚的名字、工作的头衔以及一些时间和空间上的细节。此外的一切东西都只是人的印象而已。作家要想创作一本任何人都可能有意阅读的书，就必须以叙事的方式来表现这些印象。期望回忆录可以像录像带一样准确记录当时发生的一切，这种想法简直令人啼笑皆非。录像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不随时存在，因此，任何包含对话的回忆录（也就是说，任何近代或当代的回忆录）都是不准确的。想想你最近的一次对话，你能准确地记住你和其他在场者说过的话吗？当然不能，尽管这次对话可能顶多发生在几个小时前。回忆录只是看似还原了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对话，尽可能呈现了在场者可能说过的话、可能会说的话、应该说过的话。回忆录中关于过去的其他内容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因此，如果一个人能接受回忆录中存在对话（我还没有听说过有人要求废除回忆录中的对话），却对其他部分的真实性有所抱怨，那么他的行为是前后矛盾的。
这类作品的领头者是《少年小树之歌》（The Education of Little Tree ），出版于1976年，引用《科克斯书评》的话来说，“讲的是20世纪30年代一个切罗基族男孩的童年故事，细节丰富，十分可爱”。作者弗雷斯特·卡特说，在守寡的母亲去世后，自己被送到住在俄克拉何马州山里的切罗基族祖父母家里，在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自然、人和世界的知识。但实际上，“弗雷斯特·卡特”是作者给自己起的笔名，他本名叫艾萨·卡特，是亚拉巴马州一个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据说，他因为乔治·华莱士抛弃了白人至上的原则，就和华莱士决裂了。1976年，在这本书出版之前，《纽约时报》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揭下了他的假面——卡特使用笔名“弗雷斯特”是为了向贝德福德·弗雷斯特致敬，而贝德福德·弗雷斯特是3K党的第一个皇家巫师。然而，没有人对此予以重视。1985年，新墨西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这本书的平装本。这本书受到了狂热追捧，获得了难以置信的商业成功。1991年，《少年小树之歌》被美国书商协会评选为年度最佳图书，《纽约时报》在报道此事时，称它是“关于作者童年的自传式叙述”。这个奖项让它登上了《纽约时报》非虚构类平装本畅销榜，并在第一名的宝座上停留了19周。同年10月，一位正在撰写乔治·华莱士传记的历史学教授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提供了艾萨·卡特的种族主义行为的更多细节，并指出这本书不足为信。然而，《少年小树之歌》依旧在热销中，在被重新归类为小说之后，它在畅销榜上又停留了11周。
第二种立场也有明显的漏洞。非虚构图书的不真实性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人们想读这些书，恰恰是因为人们期待它们是真实的，这可能是它们最大的吸引力。詹姆斯·弗雷的《百万碎片》要是以小说的形式出版，销量肯定没有这么好。内容丝毫未动，只是把分类改成回忆录，这本书就立马被抢购一空。赫尔曼·拉帕波特把大屠杀中的爱情写成了童话故事的形式，出版商初步计划把他的书作为小说出版。这个计划不可避免地失败了。它不是真的，所以没人在意。在某种程度上，回忆录被证实为虚假之后，就失去了它的特质、权威和力量。
除克里福德·欧文、莉莲·海尔曼和惠特利·斯特里伯（他们都毫发无伤）之外，上述伪造回忆录的主人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受害者。在现代伪造回忆录中，某种受害者明显占多数，即受压迫的少数群体。当然，伪造身份的事很早就有，比如“长矛”“詹姆斯·贝克沃斯”“TK”等。但在20世纪末，随着身份认同和回忆录的发展，伪造作品也吹起了冲锋号。后来的“纳西迪吉”、米沙·德冯塞卡、“玛格丽特·琼斯”和赫尔曼·罗森布拉特等例子都表明，这一趋势还没有放缓的迹象。
但虚假确实存在，无法回避。要深究的话，我们可以把回忆录分成不同等级，或者找出某种规律。如果一部回忆录从消极的角度描述人物，不论是主旨还是细节都有错误，文笔拙劣，从私利出发，或者以其他方式显露了作者的意图，那么，其准确性就是个问题。以上这些事做得越多，做得越过分，这部回忆录的问题就越大。
更奇怪的是1993年出版的《进退两难：一个男孩的成功故事》（A Rock and a Hard Place: One Boy’s Triumphant Story ），作者署名是安东尼·戈德比·约翰逊。诗人、回忆录作家保罗·莫奈为它写了前言，弗雷德·罗杰斯为它写了后记。按照书里的说法，安东尼大概15岁，他相当详细地描述了父母和他们的朋友对自己的殴打和性虐待。11岁时，他逃离了自己的家，被一对善良的夫妻收养，但是后来他发现自己得了艾滋病。和《沉睡者》相同的是，这本书在最初出版时也遭到了质疑，内容完全不能得到证实。和《沉睡者》的不同是，《沉睡者》的作者洛伦佐·卡克泰拉确有其人，而《进退两难》的情况是，与这本书有关系的莫奈、罗杰斯、作家亚米斯德·莫平（他后来就此事写了一部小说）、编辑以及另外几十个人都自以为与“安东尼”私下通过电话，但实际上与他们通话的人是“安东尼”的养母，而且，她可能才是这本书真正的作者。据说，除了这个女人之外，还没有人见过“安东尼”本人，但她一直坚持“安东尼”的存在，还声称要对提出质疑的人采取法律手段——她最近一次这样表态是在2006年，当时美国广播公司的“20/20”节目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让我们来看看两本非常成功的书中的选段。在珍妮特·沃尔斯2005年出版的回忆录《玻璃城堡》的第42页，沃尔斯描述了大约三十五年前，在得克萨斯州两个小镇之间的路上，她的母亲在车上坚持说自己怀孕了10个月，并为此和她的父亲大吵了一架的事。
此外还有洛伦佐·卡克泰拉于1995年出版的《沉睡者》（Sleepers ）。表面上看，这是一部回忆录，写的是来自纽约“地狱厨房”社区的四个伙伴和他们的暴力行为。早在这本书还未出版的时候，就有记者对它提出质疑，尤其是针对书中的两个伙伴因谋杀而接受审判的情节。《纽约时报》称：“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人认为，书里写的审判场景简直匪夷所思。而且，该办公室里没人能想起有什么案子跟卡克泰拉先生描述的那个案子有哪怕一点点相似。”在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时，卡克泰拉解释了为什么没人能证实书中事件的真实性：“我必须改变日期、人名和地点。我必须改变事件的表象，让它们看起来与众不同。如果事件是发生在这里的，我就得写成是发生在那里的……事件的具体内容、地点和时间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确实有事件发生了。”情况陷入了僵局，不过卡克泰拉似乎笑到了最后。据说，好莱坞以210万美元买下了《沉睡者》，把它拍成了电影，由巴瑞·莱文森导演，凯文·贝肯和罗伯特·德尼罗主演。这本书在《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榜上停留了47周（尽管它有一个相当可疑的开头：“据叙述者称，这是关于四个男孩的真实故事……”），至今仍在刊印，亚马逊网站将其归类为非虚构类图书，美国国会图书馆把它放在了“犯罪—纽约（州）—纽约—案例研究”的条目下。
“‘我怀孩子的时间总是比大部分女人长一些，’母亲说，‘洛丽就在我肚子里待了14个月。’
众所周知，要证明回忆录造假是很难的。因此，关于一部回忆录是真是假的争论经常不了了之。即使各种迹象都暗示它是假的，但如果找不到确凿的证据，就不能惩罚作者。在莉莲·海尔曼的《原画之再现：肖像文集》（Pentimento: A Book of Portraits，1973 ）里，“茱莉亚”那一章就是如此。1977年，还有人以这本书为基础拍了电影，由简·方达和凡妮莎·蕾格烈芙出演。海尔曼笔下的茱莉亚（当然，这不是真名）是一个富裕的美国人，在牛津大学读书，后来又去维也纳的一所医学院进修。她是弗洛伊德的学生，信仰社会主义，十分好学。她是反对纳粹的地下党斗士，作为海尔曼的好友，她还和海尔曼一起做过各种越轨的事。根据这本书里的说法，茱莉亚死于1938年5月，显然是被纳粹折磨致死的。到了1981年，一个名叫穆里尔·加德纳的女子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她说自己是一个富裕的美国人，在牛津大学读书，后来又去维也纳的一所医学院进修。她是弗洛伊德的学生，信仰社会主义，十分好学，还是反对纳粹的地下党成员。和茱莉亚不同的是，加德纳没有死，而是乘船到了美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还有一点不同是，她从未见过莉莲·海尔曼，尽管她和海尔曼的律师是同一个人，这个律师也是她们共同的朋友。没有任何迹象能证明有个不姓加德纳的“茱莉亚”存在过，然而，直到1984年去世，海尔曼一直坚称“茱莉亚”实际存在。
“‘胡说八道！’父亲说，‘除非洛丽有大象的基因。’
20世纪80年代能与乐一通彩票开奖时造成的慌乱场面相匹敌的是外星人绑架故事。1987年，惠特利·斯特里伯的《交流》（Communion ）出版，此类回忆录登上了历史舞台。斯特里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惊悚小说作家，他在这部作品中说，他曾在纽约上州的小屋里被外星生物掳走。这本书里有一整套法庭取证材料（让人不禁联想到奴隶叙事中的证词和复制签名），还有测谎记录和对他实施催眠的精神科医生的声明。这些材料均表明，斯特里伯对自己写出来的胡言乱语深信不疑。后来，《交流》的二十周年版上市，读者可以在鲍德斯书店的形而上学思辨区找到它。
“‘不要拿我或者我的孩子开玩笑！’母亲大叫道，‘有些孩子是早产的，而我的孩子全都是晚生的，这就是他们那么聪明的原因。他们的大脑有更长的发育时间。’”
不幸的是，真相来得太晚了，已经无法挽回《米歇尔的记忆》所造成的影响。很多年来，学术界、医学界和法律界都很严肃地看待这部作品。1981年，劳伦斯·帕兹德在美国精神病学会的年度大会上发布了一篇论文，首创了“仪式虐待”这个术语。1984年，他和米歇尔·史密斯前往洛杉矶会见了一些父母，这些父母的孩子上的是麦克马丁幼儿园，那里的工作人员被指控虐待儿童。内森和斯内德克查阅了洛杉矶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记录，发现帕兹德提出了一种理论：“在帕兹德看来，这些孩子受到的猥亵也是撒旦邪教阴谋的一部分。帕兹德认为任何人都可能受到这一阴谋的牵连，包括老师、医生、电影明星、商人，甚至阿纳海姆天使棒球队的队员。有些家长真的相信了他的说法。”1990年，对麦克马丁幼儿园的调查和审判落下帷幕，该幼儿园被判无罪。这个案子标志着美国法律史和新闻史上的一个低谷，不过它倒是有助于结束人们对撒旦教的恐慌。
在2002年出版的回忆录《拿着剪刀奔跑》的第45页，奥古斯丁·巴勒斯描述了他（当时12岁）在母亲的精神病医生芬奇家里度过的第一天。他与芬奇医生的女儿娜塔莉和维基在玩一台旧的电击治疗仪，娜塔莉说她会假装成“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
不过，《米歇尔的记忆》其实是瞎编的。20世纪90年代初，作家黛比·内森和迈克尔·斯内德克调查了《米歇尔的记忆》里说的那些事，没有找到任何可信的迹象。他们采访了米歇尔·史密斯一家人的邻居，邻居表示，在书中描述的那段时间里，并没有发生什么值得注意的事。内森和斯内德克又采访了米歇尔从前的老师，这位老师回忆说，在米歇尔声称自己被关在地下室里的那几个月，她其实在上一年级的课，甚至校刊上还有她当时拍的小照。他们还查阅了当地报纸，发现在当地报纸上“就算最轻微的事故也有详细的报道”，而书里描述的一场重大车祸却没有任何记载。
“娜塔莉的睫毛颤动着，她说：‘就像是多迪·施密特。’
斯帕克斯能敏锐地察觉到获利的机会，因此她早在1979年就写出《杰伊的日记》这样的作品也不足为奇了。次年，回忆录《米歇尔的记忆》（Michelle Remembers ）出版，作者是加拿大女子米歇尔·史密斯和她的心理医生（后来成了她的丈夫）劳伦斯·帕兹德。书中说，史密斯找帕兹德治疗抑郁症，在催眠状态下（用心理学家伊莉莎白·罗芙托斯的说法），“她‘回忆起了’自己5岁时被母亲和一群恶魔般的撒旦教教徒囚禁的事，有一个叫‘玛拉基’的男人、一个穿着漆黑衣服且嗜虐的护士和几十个边吟诵边起舞的成年人，他们举行了血腥的仪式——用牙齿把小猫活活撕开，把胎儿切成两半，然后把残碎的尸体抹在她的腹部，用十字架刺穿她，还逼迫她在圣经上大小便”。这本书中的其他内容也与此类似，都是史密斯在治疗过程中回忆起来的事。你可能会觉得，这都是老一套了；但在当时，这是一片新的领域。《米歇尔的记忆》登上了报纸头条，还出现在了《人物》杂志和美国广播公司的“20/20”节目上。它的销量很高，并催生了一系列模仿作品，比如艾琳·富兰克林的《父亲的原罪》（Sins of the Father ）、贝琪·彼得森的《和爸爸跳舞》（Dancing with Daddy ）和劳伦·斯特拉特福德的《撒旦的地下活动：一个女人的逃离》（Satan’s Underground: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One Woman’s Escape ）。
“维基做了个鬼脸：‘啊，我的上帝。那个人太恶心了。你知道她有多脏吗？阿格尼丝（她们的妈妈）不得不帮她把胸罩扒下来，因为胸罩都粘在她身上了。’
斯帕克斯有望成为青少年文学界的丹尼尔·笛福。她还创作了很多其他的具有警示性的日记体作品，比如《背信弃义的爱：一个匿名少年的日记》（Treacherous Love: The Diary of an Anonymous Teenager ）、《差点迷失：一个匿名少年的街头生活》（Almost Lost: The True Story of an Anonymous Teenager’s Life on the Streets ）、《安妮的孩子：匿名日记》（Annie’s Baby: The Diary of Anonymous ）、《怀孕的少女》（A Pregnant Teenager ）和《这是发生在南希身上的事：匿名少年著》（It Happened to Nancy: By an Anonymous Teenager ）。这些作品的真实性都有待商榷——它们都是“由碧翠斯·斯帕克斯博士编辑”的匿名青少年的言论，但它们都被放在书店的青少年小说区，美国国会图书馆也把它们归类为小说。
“娜塔莉吸了口凉气：‘你从哪里听说这件事的？’
斯帕克斯1979年接受《学校图书馆期刊》的采访，是为了宣传她的第二部作品《杰伊的日记》（Jay’s Journal ），这本书由她“编辑”，然后由《纽约时报》旗下的时代出版公司出版。斯帕克斯声称这是一个男孩的日记，他在参与神秘主义活动后自尽身亡。这次，确实有一本真正的日记——有一个名叫奥尔登·巴雷特的男孩，他自杀后，他的母亲把他的日记交给了斯帕克斯。然而，在此书出版二十五年后，犹他州的记者本·迪亚特尔采访了奥尔登的母亲，奥尔登的母亲坚称书中的大部分内容是斯帕克斯伪造的，其中有关神秘主义的内容都是假的。迪亚特尔还采访了奥尔登的哥哥，据他的哥哥统计，《杰伊的日记》所收录的212篇日记中，只有21篇（也就是不到10%）直接选自奥尔登的日记。斯帕克斯告诉迪亚特尔，她采访过奥尔登的朋友，关于神秘主义的写作素材是从他们那里获得的；然而，她说不出任何一个朋友的姓名。迪亚特尔也没有发现任何奥尔登曾参与神秘主义活动的证据。
“‘这是真的，阿格尼丝亲口告诉我的。’
真相慢慢地浮出水面，但公众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它。1979年，在《学校图书馆期刊》的一次采访中，青少年咨询师碧翠斯·斯帕克斯表示，《去问艾丽丝》是她根据一位病人的日记创作的。她把这位病人的日记和她在工作中遇到的其他青少年的经历相结合，写成了这本书。她还说自己无法提供日记的原版，因为她已经销毁了一部分，剩下的部分则被锁进了出版商的保险库里。这件事从未得到证实，后来斯帕克斯（根据美国版权局的记录，她是《去问艾丽丝》唯一的版权持有者）也没有坚持这种荒谬的说法。这本书此后各个版本的版权页上，则增加了这样的话：“本书是一部小说。书中的历史事件、人物和地点都是虚构的。如与真实的事件、人物（不论是否在世）和地点有雷同之处，纯属巧合。”但这段话的字号很小。编辑关于“一个15岁吸毒者的真实日记”的说明仍然很显眼，而且书上也找不到斯帕克斯的名字。直到今天，这本书的介绍还在说它是真实的。2008年，亚马逊网站上关于《去问艾丽丝》的1249条评论中，有一条这样写道：“这是一个匿名女孩的日记，讲述了她与毒瘾斗争的经历。碰巧的是，我在看完电影《芳龄十三》（Thirteen ）一段时间之后，才读到这本书。这部电影据说讲的也是真实的故事，并且与这本书有些类似。我觉得，比起毫无预备地读到这本书，能先看过电影再读它，让我受到的冲击轻了一些。但它依然是一本好书，是一本日记该有的样子。这本书讲述的故事非常现实，尽管我这么想可能也是因为我事先知道它是基于真实的日记创作的。当然，日记里有多少真实成分还有待商榷……”
“‘多迪是谁呀？’我问。
显而易见的是，伪造一个15岁女孩的经历要比伪造一个世界闻名的大亨的故事容易得多。1971年，出自匿名作者的《去问艾丽丝》（Go Ask Alice ）面世。表面上看，这是一本青少年日记，主人公无意间抿了一口掺有迷幻药的潘趣酒，从此对毒品上了瘾，最终死于吸毒过量。在初版中，有一段“编辑说明”：“《去问艾丽丝》基于一个15岁吸毒者的真实日记创作……根据相关者的意愿，书中人名、日期、地点和某些事件略有改动。”20世纪70年代初，这本书在青少年中引起了轰动，从那时起就一直在加印。据出版商说，这本书的销量超过了500万册，美国图书馆协会在1990年至2000年的“最受质疑图书”榜单中，将它排在第23位。人们质疑这本书，主要是由于它过于生动地描述了吸毒经历和性行为，而不是由于它的真伪。但它的确是伪造的。
“‘阿格尼丝还得用海绵擦洗她的乳房下面，把那些脏东西都擦掉。’维基故意尖叫了一声，做出呕吐的样子。”
这样的举动肆无忌惮，相当惊人。在《赝品！》中，艾米尔·德·霍瑞和其他伪造者一样，专门伪造逝者的作品，因为逝者无法出面反驳。而霍华德·休斯可能有点愚钝，但他尚在人世。欧文大概是希望利用这位富翁注重隐私的个性，觉得他不至于公开反对别人盗用自己的名字和人生。欧文很清楚，只要没有明显的漏洞，人们甘愿被骗。他和苏斯金德做了大量研究，还伪造了休斯的手写信。当质疑声出现时，欧文的出版商麦格劳-希尔公司把那些信件送到专业鉴定机构奥斯本联合公司进行笔迹鉴定，鉴定结果显示：“所有字迹样本都出自同一个人，无可争辩、确凿无疑。”然而，霍华德·休斯在电话会议中向记者亲自证明，这份书稿是伪造的，他从未见过克里福德·欧文，也从未和他有过书信往来。后来，欧文被判在联邦监狱服刑17个月，这使他成了笔者所知的目前为止唯一因伪造自传而服刑的人。出狱后，欧文又开始写作，继续他的创作生涯。1976年，他与苏斯金德合作，创作了关于休斯事件的回忆录《奥克塔维奥计划》（Project Octavio ）。2006年，关于这起伪造事件的电影上映，由李察·基尔饰演欧文。为了配合电影，《奥克塔维奥计划》这本书也以与电影相同的名字《骗局》（The Hoax ）重新面世。苏斯金德早在几年前去世了，显然，欧文认为，把苏斯金德这个合著者的名字从封面、扉页和版权声明上删除既没有违反法律，也没有丧失诚信——因为他就是这样做的。电影的制片人原本聘请欧文担任技术顾问，但欧文在看过最终的剧本之后，在自己的网站上表示，他认为这部电影过分地扭曲了事实，因此他让电影方把自己的名字从项目中删去了。
这两本书的作者都在撒谎，书中涉及的人物在多年之前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不过我们不能怪沃尔斯，应该被谴责的是巴勒斯。巴勒斯给精神病医生一家（他最终搬进了他们家里）换了名字，却如实地写出了小镇的名字，因此，凡是认识他们的人都能辨认出他们的身份。既然巴勒斯把他们疯狂的、令人不快的举动披露出来，读者对真相的要求也就变高了。巴勒斯直到精神病医生的家人以诽谤罪起诉他，并最终达成庭外和解时，才明白了这一点。沃尔斯也把自己的父母描绘成了疯子。她的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无论是她的母亲、兄弟姐妹，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公开反对她对人物的刻画（她的父亲早在她写作之前就去世了）。部分原因在于，比起巴勒斯，她是一个更好的作家，一个更有同情心和洞察力的观察者。她作品里的对话相对较少，听起来也很真实，而巴勒斯的书里对话太多（有一半以上的内容都打着引号），且往往与事实不符。巴勒斯笔下的角色像是卡通人物，有时滑稽，有时吓人，但从来不是有血有肉的。沃尔斯笔下的角色既有趣又可怕，同时令人心酸，在某种程度上还很神秘——他们都是真实的人。
这种造假风潮是这样开始的。1969年，小说家克里福德·欧文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赝品！》（Fake! ）。欧文的作品一直很受好评，但销量一般。这部《赝品！》的内容可以从它的副书名看出来，“讲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伪造画家——艾米尔·德·霍瑞的故事”。这本书比他的小说卖得好一些，因此，欧文也产生了伪造的念头。他和好朋友理查德·苏斯金德一起写了一部由隐居的亿万富翁霍华德·休斯“授权”的传记。后来，他们两人对这种冒险行为越发狂热，转而写自传。他们写出了一份书稿，并拿到了75万美元的预付金。
回忆录包含了各式各样的意图。有的狭隘（为了跟别人算账），有的宏大（为了赞美上帝），有的关乎技巧（为了讲个好故事），有的关乎商业（为了销量高），还有的关乎政治（为了废除奴隶制）。当回忆录中的某个行为、引文或细节明显地服务于其意图时，读者的不满会增加，对真相的要求也会随之变高。如果书中的“事实”被证明是假的，那么这本书理应受到质疑。朱迪·布伦特觉得她的家人扼杀了她的艺术抱负，并在回忆录中表达了这一点，这很好。但是，在她编造了大锤砸打字机的事之后，她就咎由自取，失去了被倾听的权利。
过去的四十年可能是自传造假的黄金时期。差不多每年都会出现丑闻，有时还会出现得更密集。回过头看看那些书，它们确实印证了露丝·克鲁格的观点：一旦被揭露造假，原本看似有力的作品就会沦为垃圾。
在《百万碎片》出版的几个月前，詹姆斯·弗雷接受了《纽约观察家》的采访。在谈到他的一些作家同行时，他说：“我他妈的才不管乔纳森·萨佛兰（随便他叫什么）或者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做什么。我他妈的才不管他们所有人在做什么。我不和他们出去玩，我不是他们的朋友，我也不是文学界的一员。”当谈及戴夫·艾格斯的《一个惊人天才的伤心之作》时，他说：“我认为那是一本平淡无奇的书，但它被吹捧为我们这一代中最好的作家写出的最好的作品。他妈的，去他妈的，去他妈的说这种话的人。”他还说他的妻子说他是野蛮人：“因为我用手吃饭，因为我最好的朋友是我的狗，还因为我喜欢斗牛、喜欢摔跤、喜欢拳击。作家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了，他们都他妈的有硕士学位，很‘精致’，还很‘有教养’。”
每当丑闻爆发的时候，总会有这样一种疑问：“这个故事这么好，作者为什么不干脆说它是小说呢？”答案很简单，弗雷在出版《百万碎片》时就这样试过，但根本没人买，后来他把类别改为“回忆录”，才有人想看这本书。关于这种现象，有一个名叫露丝·克鲁格的大屠杀幸存者说得很好。据她所说，大屠杀幸存者本杰明·威尔科米尔斯基的回忆录《片段》（Fragments ）在1995年出版时看似是一部现代杰作，但后来人们发现，威尔科米尔斯基来自瑞士，并不是犹太人，他的本名叫布鲁诺·格罗让，书中内容完全是他伪造的。这样一来，这部作品立马就显得很平庸了。克鲁格写道：“一部作品之所以让人震惊，可能正是因为其中的率直被解读成了纯粹的对苦难的表达。然而，当人们发现它其实是谎言之后，它就成了一种虚拟的对苦难的呈现，沦落成了庸俗。那的确是一种庸俗，它看似真实，太过真实了，以至于除非有明确的证据，人们很难怀疑它……不管作品中所讲述的情况实际发生在某个人身上的可能性有多大，自传一旦失去了可信度，就等于没有活着的叙述者为它的真实性做担保，它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故事。”
在他的书大获成功后，弗雷接受了《娱乐周刊》的采访。他说：“我走进兰登书屋时，他们都把我当成摇滚明星，一个个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他们不敢相信我本人出现了，都在叫：‘哎呀！哎呀！哎呀！’”
但是，一旦某部回忆录在市场上取得了成功，舆论就会开始变化。销量越高，就会有越多不同立场的人乐于曝光书中的不实信息：记者、博主、利益受损方，以及政治、商业或私人方面的竞争对手和敌人。如果作品涉及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像奴隶叙事和大屠杀回忆录那样），或者内容过分夸张（像琼·罗威尔和詹姆斯·弗雷的作品那样），或者严重地诽谤了某些知名人物，或者实在卖得太好，那么造假的作者就会很快出局。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作品本身无关痛痒、晦暗不明，那么即使造了假，也可能永远不会引起争论。
这样一个惹人讨厌、自私且装腔作势的人，希望在书里让自己的人生看上去更暴力、更痛苦、更戏剧化、更极端，这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在2008年的夏天，丑闻曝光后，弗雷接受了《名利场》的采访，他声称这是他最后一次接受采访（当然是这样）。那篇访谈文章的作者这样写道：“他已经38岁了，但仍然会打一些古怪的电话给我。有时他会从街角打来，用一种高亢而疯狂的苍老声音，拉长你名字的每一个音节。有时他会假装遇到紧急情况，就像他前几天打电话给编辑助理时做的那样：‘艾利森，妈的，艾利森，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我在第五十六大道和第五大道的街角处，一辆该死的公共汽车开过来，把我打得浑身湿透！我还有两个会议，我需要你去给我买内衣和裤子。’”
不管起初人们对一份稿件的真实性存在多少怀疑，只要它被认为是潜在的畅销书，或者仅仅是销量还说得过去的书，那些怀疑就会烟消云散。于是，一群轻易相信作者的人纷纷挤进这个项目中：编辑、宣传人员、销售人员、书店售货员，以及殷切希望读到一个真实的好故事的读者。书评人则置身事外，在没有任何明显征兆的情况下，他们没有理由去怀疑一部回忆录的真实性，这也不是他们的分内之事。
这个坏男孩变得很可怜。
有些报纸和杂志会有审核机制，可以防范造假者，不过最狡猾的造假者除外。对报纸而言，这样的审核机制是一种保障。这个行业的运作模式就是如此，如果一个记者被发现在捏造事实，他就会被解雇。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时代》周刊和《纽约客》引入了“事实核查”机制，他们会专门聘请员工，去核实即将刊登的文章里的每一句话。后来，主流杂志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这种做法。在图书出版行业，核实工作就随意得多了。出版商看到过度可疑的言论，会怀疑作者是个骗子或疯子；看到针对某人的诽谤性言论，会发出涉嫌诽谤的警告，并请来律师；对于“梅德韦杰夫”的拼写，或者1英里等于多少英尺这样的事实，会找自由职业的文字编辑来核实，仅此而已。出版商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一个更加系统化的审核机制，因为那得花很多钱，而他们不管在经济方面还是法律方面，都没有那么做的必要。
经过多年的思考和调查，我很高兴能在此引用自己看到的最明智的说法。这是《纽约时报》记者雷蒙德·沃尔特斯在1960年写的：“如果读者拿起一本自传只是为了几个小时的消遣，那么，只要他读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他就不会太在乎它的真实性。但是，如果读者希望了解这个世界，以及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反应，又会怎样呢？他可能会遵循几个世纪以来挑剔的批评家使用的方法：当你开始读一本自传时，把它想象成一个你刚刚认识的人，你不断地判断这个人言语的真实性，从而尽可能地估量他或她的个性。”
当某种东西价值很高又相当容易制造时，造假者一定会迅速出现。回忆录也是如此。对一个没有太多良知，又有着较好的想象力、文学技巧和调查能力的人来说，写出一部假自传并不难。写作完成之后，再加上一些狡猾和欺诈，这样去做营销就更容易了。读者难以找到可疑之处，更何况人类天生就容易相信别人。有上百项心理学实验显示，当被试者面对说谎者和讲真话者时，他们只能识别出54%的说谎者，这基本上就和抛硬币之后猜中正反面的概率差不多。总体来说，相信别人可能是件好事，但也会让我们更容易受到伤害。
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人总是告诉我们“真实”的故事。（我记得我上次听虚构的故事还是在布兰特湖营地的篝火旁。）我们读回忆录就像听这些人说话一样，总是要做好准备，去评判他们的智慧、洞察力和可信度。有时，我们会遇到一个自大的吹嘘者，他是每一个故事中的主角或受害者，我们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感到怀疑。如果遇到了愤愤不平的腔调、侵犯了我们私人空间的没水平的发言者或过分自来熟的人，我们会找到最近的出口逃走。那些记得很久以前的很多细节的人也很可疑。也有时，有人纯粹是想开玩笑，他的眨眼和语气就会告诉我们，不必把他说的话过于当真。有些讲故事的人则让人印象深刻，他们直视我们的眼睛，从一开始就吸引了我们。但很可能，这些人的故事里隐藏着欺骗，而我们永远都不会发现。
自传和回忆录迅速且极具戏剧性地打开了局面，作者身份更加大众化，作品主题更加自由化，人们形成了对坦诚的期望。伴随着这些变化，人们对自传和回忆录的形式也有了一些新的期待。自奴隶叙事以来，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期待自传能够成为一种证据，去照亮苦难、揭露恶行，更宽泛地说，去推动某项事业的进步。不管是在一场战争中存活、忍耐种族歧视，还是与自己的内心或家中的恶魔对峙，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成了一种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