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工仪式于1996年6月10日举行，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出席了仪式以表谢意。我在集会上讲了话，宣称这是国内首个“开放”的数学中心，每个符合资格的人都可以申请来访，在中心逗留数月至一年进行研究，然后回到原来的学校。这样一来，其他地方就没有人才流失的担忧了。
我为他的兴奋所感动，但更令人触动的是他有意支持发展数学研究，这恰如及时雨，事关路院长还未能锁定新所的基金从何处来。1996年，经过数次商讨后，我和陈启宗、陈乐宗兄弟达成协议。陈氏兄弟是以香港为基地的地产巨子，启宗乐于为新所建一大楼，乐宗则对研究活动更感兴趣，他说光是一幢大楼是不够的，他们愿意支付新所头五年的日常开支。如此慷慨的资助，谁能够说不呢？路院长提议把所命名为晨兴数学中心，晨兴是陈氏家族投资集团和基金会的名字。启宗尤其欢喜我们谈了几次的方案，即每隔若干年（后来定下是三年）晨兴中心都会颁发晨兴数学奖，这将会是中国的菲尔兹奖。
我们邀请了陈省身先生出席仪式，但他没有来。建所一事，我曾跟他谈过几次，他总是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然而，后来我听别人说他改变了主意。
次日早餐时，我在北京酒店碰到一个朋友。陈启宗是地产大亨，我们自1970年代便相识。他看来十分兴奋，他说：“学术界这回转运了。”我问他何出此言，他说我演讲的新闻竟然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而当天有领导人接见李嘉诚和其他商界人士的新闻只放在了次版。他继续说道：“这即是说政府同意你的说法，它会更支持学术研究。”
我在仪式上说：
演讲之后，路院长跟我说，他已经把演讲录了下来，并打算给各位领导看。他说：“科学院需要你的帮忙。”具体而言，他期望我能在科学院内，依照我演讲的精神，创立一个全新的数学研究所。“老法子不行，得把整个系统更新，我们需要你帮手。”得到路院长的支持非常重要。
作为数学家，我们追求的不是敌国的财富，也不是千年的霸业，这些东西终究不免化为尘土。我们追求的乃是理论和方程，它们带领着我们在寻求永恒真理的道路上迈进。这些想法比金子来得珍贵，比诗歌来得炫目，两者在简朴的真理面前黯然失色。数学是诸多应用科学的基础，它能使国家富强。善用数学，能为现代社会维持其现状、规划其未来，达至国家的长治久安。
先岔开话题，1994年中国科学院设立了外籍院士。在第一批院士中，数学领域的院士只有陈先生和我。我没能出席院士颁授典礼。一年后，我在北京纪念中国数学学会成立六十周年的场合发表演说，见到了科学院的副院长路甬祥。在演讲中我讲解当今各国的研究机制，中国不足之处在哪里，及应当如何改进，并以欧美的先进机构做范例。我亦指出，任重而道远，我国的研究机构在“文革”中破坏无余，已经远远比不上西方世界了。同时我们不要自欺欺人，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走。我们有信心在政府的领导下，为祖国完成一流的数学事业。
张恭庆，一位来自北京大学深具影响力的数学家，也在仪式上讲了话。他带出来的讯息，就是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中心搬到北大去。而从始至终，我们都希望新的中心建于中国科学院，那里才是中国数学的实力所在；而且，至少就我的品位而言，学术气氛也较浓厚。虽然其间诸多波折，幸好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晨兴中心终于依原定计划动工了。
原先计划北京申办1998年的数学家大会，但国际数学联合会把主办权给了柏林，于是我们便申办2002年的大会。然而情况最后还是变得复杂，以致九年后大会召开时，我竟然完全被排斥在外。
举办仪式时，大楼不只仍未落成，就连设计也未有定案。陈氏昆仲和我对如何建它花了不少心思，我精简地提出“大楼要适合研究学者交流”的原则。启宗把这点记在心上，他找了个一直合作愉快的出色建筑师，大楼最终也赢得了北京（在同类中）的最佳楼房奖。不过，在此之前，也有过严重的争执，其中竟和洗手间有关。建造商为了省钱，打算建蹲厕而非坐厕。到了最后，大部分洗手间都用了坐厕，但一楼的洗手间还是用了蹲厕，启宗、乐宗的母亲在大楼开幕典礼时不肯用这洗手间。在号称世界级的研究所，竟还有如此规划疏忽，自己也感到尴尬。
在会面中，我特别强调了数学家大会的作用。我说，中国的数理科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摧残，目前提升刻不容缓。大会的举办，使全世界顶级数学家荟萃京华，显示出国家对数学的重视，国内数学家尤其需要支持，他们的收入也够菲薄了。领导人对这情况十分了解，谈到科学的重要性，以及改善中国科学研究环境的心愿。会见的时间原先是定了半小时，但领导人谈兴正浓，滔滔不绝，结果前后花了一个半小时。
1998年，大楼竣工了，中心开始运作，我任主任直到今天。大楼动工伊始，我即筹备在晨兴中心召开一次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ICCM）。早在十年前，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诺奖得主已经在物理界办过类似的盛会。心想数学家也可见贤思齐，我写了封信给中国数学学会会长张恭庆，争取他的支持。
但那次讲话最终没有实现。过了几天，我和陈先生一起坐车去北京。我不是汲汲求进、努力钻营以求见国家领导的人，然而对这次会面非常期待。在这两小时的车程中，我要好好想想见面时要说什么。陈先生也有点儿紧张，但是当时他只关心南开数学所，对于中国主办国际数学家大会，他则有些事不关己。之所以如此，或因八十二岁高龄的他并不肯定到时是否还健在，但是他希望为南开数学所争取更多的经费。胡国定为他准备了很多资料，尤其是近几个月的领导人讲话。
张恭庆说学会支持这个大会，但坚持对会议要有完全的控制权，不只这届如此，大会如以后办下去也须如此（后来确成常态）。他又说，所有演讲者必须由他们邀请，而本人并不在顾问之列，是以亦无机会“坚持”什么。我十分在意的，乃是挑选演讲者必须以学术成就为先，以学术水平为准则，如果说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仅在于团结各方力量，使大家都高兴满足，这不是我在中国发展数学的做法。
胡国定当时是南开数学研究所（后改名陈省身数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他安排陈先生和我去见时任国家领导人，讨论主办数学家大会和中国科学发展等话题。1993年4月底，在这场重要会面的数天前，我到了中国，一方面打算在南开跟陈先生准备一下，同时也抽空到杭州浙江大学参加纪念陈建功先生百年诞辰的会议。陈建功是三角级数的专家，1980年代初，他的弟子王斯雷曾在高研院当我的助手，这次会议是他筹办的。我跟王说了，我一定会在会议上讲话。
我的说法令他们有些不快，中国数学学会发出了声明，说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如非由学会主办不得召开。他们还在国际上寻求支持。有位曾活跃于国际数学联合会（IMU）的美国数学家问我为何要搞这样的会，他甚至提议不如由IMU或中国数学学会来办吧。我回答说，我在哈佛和别处也办过很多会议，有的你还参加了，但从来没见过美国数学学会牵涉其中，在中国也应如此。
我打电话给中国科学院的杨乐，他当时正在担任中国数学学会的会长，提议中国争取于1998年主办国际数学家大会。杨乐也觉得可取，稍后更跟我说，国内数学界和科学界的领导一致认同这项提议。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但我知道必须得到陈先生的首肯。他开始时并不以为然，但郑绍远最后说服了他，他同意了。世界数学家大会是由国际数学家联盟主办的，我接触了联盟的两位前主席伦纳特·卡勒松和于尔根·莫泽，得到他们的支持。
第一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于1998年12月12日至16日在北京举行。以后成例，每三年举办一次。大会开幕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那里距离晨兴中心约一小时车程。12月12日大会开幕，十多辆旅游车载着超过四百名与会者，浩浩荡荡地从晨兴中心驶向大会堂，参加颁奖仪式。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长假也有放完之时。我回到哈佛，依旧当我的教授。但仍然浮想联翩，心系万里之外的北京，还有一些在考虑的计划。
按惯例，晨兴奖是在大会首日颁发的，两个金奖各带奖金25000美元，四个银奖各带奖金10000美元，颁给不超过四十五岁的华人数学家。菲尔兹奖的年龄界限是四十岁，但我觉得数学家四十多岁时还能做出重要的工作，例如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Wiles）在1995年完成费马大定理的证明时，他正四十二岁。第一届晨兴奖是台湾中正大学的林长寿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张寿武二人拿了金奖。
我想，正熙终于找到他为何要学习中文的原因了。多年后，我惊讶地发现他在哈佛念本科时修了一门中国文学，其中包括古代诗歌，之后更是在上海上了一个中文课程。
评审委员中除我以外皆非华人，目的是要把内部的人事因素排除在评审之外，这样做的效果很好，对得奖者没有异议，只是听说北大对田刚没拿到奖颇为失望。但我早已订下原则，为了显示公正，我的弟子不会在第一届晨兴奖中拿到奖项。
1992年，我在台湾清华大学的访问结束了，孩子们的学期也快结束了，我带他们再次游览中国，此行包括从长江三峡顺流而下的惊险航程。两年后，此地便截流，摇身一变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站。游览后，我们便飞返波士顿。
2001年第二届ICCM，由于评委发现田刚并没有完成我的猜想的证明，他也没能拿到奖项，拿到金奖的是李骏（我的学生）和姚鸿泽（现在哈佛的同事），评审委员会一致认为两人的工作极为出色。
中大数学所是我创办的第一个研究所。它开办了学位课程，至今培养了超过四十名博士，也有博士后和访问学者，其中大部分来自内地。研究所也办了三份国际性数学期刊，其中《亚洲数学学报》刊登了不少重要论文。虽然草创之初有少许波折，但如今研究所已受到亚洲数学界的重视。
在同一届中，陈先生获颁终身成就奖。他因健康关系没有出席，他女儿代表他领了奖。开始时，他并不支持大会，后来却改变了主意，说要出席下次的大会，甚至捐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款作为支持。像这样对事情改变初衷并非首次，但他通常不会解释为何如此。
纵使郑在数学上卓有成就，搞起行政来却举步维艰。当时中大理学院院长唠唠叨叨，郑最后烦到受不了，拂袖而去。幸好我立即找到来自纽约大学柯朗研究所的辛周平出任副所长，从1998年直到现在，日常行政得以顺利进行。很多人不知道，建立研究所的最大挑战，并非在于筹钱建造楼房，而是找到大师和合适的人负责日常行政。
衡量得失之后，我还是觉得主办ICCM非常成功，相信与会者和我皆有同感。在1998年首次大会的开幕词中，我形容这次大会是“具历史性的，这是有史以来全世界的华人数学家走到一起参加盛会，发表研究成果”。好几位非华人的贵宾也来了，包括前美国数学学会会长罗纳德·格雷厄姆（Ronald Graham）、欧洲数学学会会长和IHES的所长让—皮埃尔·布吉尼翁，还有马克斯·普朗克数学研究所的所长于尔根·约斯特，以及伦敦数学学会会长马丁·泰勒（Martin Taylor）。
筹款活动搞了多年，终于成功筹得了足够的资金，以供研究所运作和资助学者来访。有人说我筹款时太直接，欠缺技巧，但我时间有限，况且和赞助人吃吃喝喝地酬酢也不是我的风格。我相信人性的善良，故此单刀直入，屡次收到奇效。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终于成立了。老友郑绍远应邀出任副所长，负责研究所的日常工作，而我则出任所长，直至如今。
晨兴中心确实为中国数学的发展出了不少力，说它是全中国最好的数学研究所之一，相信同意者不少。其后我在中国还办了好几个数学中心：北京的清华大学、杭州的浙江大学和海南的三亚，之前已办的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再加上在台湾新办的中心：先在新竹的清华大学，后在台湾大学。然而，在筹备晨兴中心和举办ICCM的诸多摩擦中，我都遇到很大的困扰。事实上，在各地创建每个中心时，都曾经过激烈的争执。
数学所最重要的基金是从郭鹤年先生那里筹得的。郭先生是香港的富豪，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的老板。我儿时朋友周炳华是位会计师，替郭氏家族工作，他穿针引线，把我介绍给他。郭先生为人非常慷慨，他又介绍李嘉诚给我认识。李是亚洲首富，他出生于潮州，而我则在隔邻的汕头出生。李也捐了一笔钱给数学所。此外，友人陈启宗的叔父陈曾焘，还有蒙民伟也捐了钱，蒙先生在香港开电器行。利氏基金赞助了冠名的讲座教授及其他活动。作为数学家，与众多数字打交道是等闲事，但周旋于这些亿兆富豪之间，要求他们慷慨解囊（虽然他们都很慷慨），却也不是容易的事。
大概是在2010年，阿提耶打电话来，说杨先生找他当清华数学中心的主任，征询我的意见。我是中心的首任主任，但并不知晓此事。以阿提耶在数学界的地位，他来当主任，投身帮助中国数学的发展，我当然喜见乐闻。可是阿提耶跟杨说，他只能一年内来中国一个星期左右，杨先生说这无所谓，但我认为这并不可行，以我的经验来看，用“遥控”的方法办研究中心行之无效。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一次筹款活动中，我认识了威廉·本特（William Benter），他对数学的神通早已深有体会。我们不是在马会相遇的，他也不是那里的会员，但他是个职业赌徒，专门赌马，而且十分成功。他利用自己在计算机上的专业知识，很早就从赌博中赚个盆满钵满。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国人，在拉斯维加斯的二十一点赌桌上开启了赌博事业。1984年他到了香港，开始利用计算机软件来预测马匹的名次。不久，他每星期的收入就超过了百万美元。他创办了一个慈善基金，并当上了香港扶轮社的主席。我有幸得到他捐款予中大数学所。他跟我说：“丘，我靠数学赚了钱，想捐点钱给数学。”
据我所知，跟阿提耶谈过后，此事就不再提了。只知道我在清华数学科学中心的职务从2009年创所后一直没变，对行政人员一直以来无时无刻的支持衷心感谢。2015年，教育部确立中心为国家级的研究中心，并且正式将之易名为“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
1990年香港赛马会捐出了巨款，在俯瞰清水湾的山头建了香港科技大学，占地约60公顷。我到马场去并非把赌注押在马儿上，而是押在数学上，希望找到一些大豪客，要的钱也远远不及马会投资在科技大学的5亿美元之多。要生意人掏腰包捐钱，投放在医疗上也许不是难事，但给数学研究就难多了，毕竟数学离开日常生活颇远。通常我会用数学在工程、计算机和其他科学上的重要性等方面来打动他们。
此外，就算大会早已成为最多华人数学家参加的盛会，有关ICCM的争议持续多年仍未结束。主要是北大有一批人不喜欢风头给别人盖过，他们持续抵制大会，要求将它取消。后来我把教育部陈至立部长表扬大会的信拿给他们看，他们才不敢再说三道四了。领导的说话，通常都经过所有高层商讨后才发出，这种做法发挥了作用，以在下的“有色眼镜”来看，陈部长推许ICCM的话是有道理的。
当时香港政府对基本科学兴趣不大，找政府资助有极大的难度。从高校长批了25万美元给我开始，其余的资金我打算找私人募捐。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香港赛马会，《华尔街日报》曾说马会是个“超级赚钱机器”。它创立于1884年，是一个垄断了赛马和彩票的非营利机构。当地赌风甚盛，马会创立后更是如此，滚滚不绝的财源使它成为香港最大的纳税者，同时也是最大的慈善家。
这样ICCM就稳若泰山了。他们于是又另辟战场，这次找到我提议在中国举办国际数学家大会的计划书。这个建议没有遇到困难，国际数学联合会已经决定2002年在北京举行大会。我原先的想法是借大会激励中国数学界，可惜却由此引起争权和扩大影响力，后果适得其反。远在大会开幕之前，我即被排斥，只能靠边站。
在见查济民之前，中大校长高锟（其后因在电子通信中开发光纤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提议我在中大办一个数学中心。父亲生前谆谆教诲，作为中国人，有机会要为国家做点事，因此我深感义不容辞。当时国内数学界确实缺乏人才，而且研究的风气亦颇欠缺，我正能在这方面略尽绵力。只有数学知识普及了，并且培养出一大批尖端数学家，中国方能充分利用最新的科技，成为一个真正现代的社会。中心的建立，使附近的优秀人才荟萃，集中培养，由一个中心出发（后来发展为多个中心），长远的目标乃是中国在数学上的成就，能与美国和欧洲并驾齐驱。在向这目标努力迈进的同时，我也找到自己心灵上的安身立命之所，为我在西方的事业和东方的根柢之间找到平衡点。由这时开始，每当哈佛的学期结束后，我大部分暑假都在亚洲度过。一方面为中国培养数学人才，另一方面也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可是，创办研究中心并非一帆风顺，我也曾遇上一系列的挫折，下文会谈及。
IMU决定由中国数学学会推荐八位中国数学家在大会上做报告。一如既往，我坚持挑选演讲者，必须以其新近工作为原则，但我的对头却要排除我对大会的影响。这时，大家都为成为演讲者而竞争，有的也想进入甄选委员会中。大家因应各种关系而非学术成就而定下人选，我没有被邀请发表任何意见。
有次早上我看见杨先生，顺口说同一天中午会跟查济民共进午膳。查是香港的富商，跟杨、陈两位都很熟，我打算游说他捐钱给中大建立数学研究所。怎知到了吃饭前一刻，查的秘书打电话来，说情况有变，午膳时查先生不想再谈捐款的事了。我在错愕之余，意识到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
有些中国学者为了争取成为演讲者，四处拉拢具有影响力的人，投资不少，有如一场彩金很大的赌博。能在ICM讲话意味着实时的认同，还附上金钱和地位。所在单位会把你视为你领域中的主要人物，擢升自然而来，或许还带着某些奖项。一夜之间，你会成为一个杰出的、可以倚重的人物。
我跟杨先生说他的主意不错，但行动前必须和陈先生商讨。早在1984年，陈先生就在天津的南开大学办了一个数学研究所。要另立新所，必先与他取得共识。我不晓得后来他们见面时，陈先生跟他说了什么，只知道杨再也没提过他的大计，而他对我的态度也戏剧性地发生了变化。
中国数学学会把这八个名额确定后，才勉强地写信邀请我参加大会，信里还说这是求同存异的精神。他们认为如早些时候找我，我便会在人选上跟他们争吵。到了此刻，我对他们的办事手法已倒尽胃口，已经不想和这大会有任何瓜葛了。
访问台湾那一年，我多次往返母校香港中文大学。物理学家杨振宁自1986年开始便在那儿兼任教授，他计划在北京建立一个数学研究所。他认为中国要在科学领域中追上世界水平，最容易的莫过于数学。发展数学不似物理或生物那样需要这么多的资源，他有信心能说服人民政府拨出一百万美元，另外的一百万则向私人筹措。他想知道我的意见，以及愿意如何帮忙。
就算他们如何想把我踢开，那些主办人觉得我完全不出现，面子上总过不去。中国政府也想我出席，有些官员请陈省身先生来劝我出席。我于是到南开跟他会面，共进午餐，并待了几个小时。会面期间，陈先生绝口不提我去不去大会一事。
在台湾清华大学的惊喜，来自我遇到的三位非常出色的台湾大学生：刘艾克、王金龙和王慕道。他们常常花几个小时坐车来听课。他们专心致志于数学的研究，后来都来了哈佛，在我的指导下拿了博士学位。
大会举行前一年多，ICM 2002的地方组织委员会主席、中国数学学会会长马志明写信给我，说他会到美国，希望和我商讨大会事宜，之后就没有音讯了。直到最后一刻，他说明天会到波士顿和我见面，直觉告诉我他是希望我说没空的，我却请他共进晚餐，其间他对大会之事只字不提。
虽然孩子们顺利适应了新环境，但台湾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情况非如我当初所料。盛名之下，有部分同事忧虑我巨大的影响力会主宰一切，系内有好几位资深的教授不来听我的讲座，以宣示不屑，有的则用其他方法来贬低我。由于我在纯粹数学上的成就不容挑战，那他们就说只要有我在的一天，就会把学校有限的资源尽占，那么应用数学便遭殃了。类似的说法在圣迭戈也曾浮现，不同的是，刘校长不理这些言论，全力支持我。其实，心知只会在此地逗留一年，我对这种种做法，只有一笑置之。
但IMU预期我会参与。到了2002年，地方组织委员会感受到来自IMU的压力，听说IMU主席雅各比·帕利（Jacobi Palis）希望我能在会上做主题演讲，然而所有演讲的空当早已填满了。在压力下，委员会邀请我在晚宴后做特别报告。
同学之间的压力也很有用，我发现小孩在不能不学习一种语言时，他们很快便会上手。事实上，他们不久便赶上了进度，特别是他们竟在游泳比赛中胜出。想起在美国时，我要拉他们到泳池，逼他们下水；现在情况竟大相径庭，令我惊讶不已。
我再次写信给他们，表达我对他们不挑选香港和台湾学者在大会演讲的不满，大会不应以学术以外的考虑来邀请学者。这些话当然听不入耳，他们的回信表面上看不出来，弦外之音却是：阁下就不用来了。虽然中国政府和中国科学院的院长都希望我能出席，但是中国数学学会的掌权者并不以为然。
1992年，和友云，儿子明诚（左）、正熙（右）于首尔观光。
到了最后，这项由我倡议的活动已完全变质，我决定不理它，但我也没有叫其他人不要去。在这期间，我把心力倾注于由我组织的国际弦理论会议，它于2002年8月17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不乏大人物，包括霍金、威滕、戴维·格罗斯和斯特鲁明格等，他们的来访是大新闻。霍金的公众演讲，听众竟超过两千。我把威滕、格罗斯和斯特鲁明格引见给相关领导，并且联名建议中央派遣学者到外国研究和数学及物理有关的学问。
三天的会议令人很满意，它把数学和物理，东方和西方都放在一起，两者都是我所关注的，而且一直花了不少心血。眼见来自全世界超过两百位研究者相聚在我的祖国，参加这个广受传媒关注的大会，心中高兴得很。
正熙和明诚当时分别要升上二年级和五年级。可是在入学考试中，由于中文水平不理想，因此分别给编入一年级和二年级。我俩坚决要求他们和同龄孩子一起就读，幸好得到当时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刘兆玄的支持，最后如愿。对中文程度只有小学一年级的孩子而言，这是个巨大的挑战，他们得花上双倍的努力，始得通过难关。在开始两个月，友云每天都要花上几个小时，替他们恶补中文。
8月20日，即弦理论会议结束后一天，国际数学家大会便召开了，我没有出席。这个大会沾染了太多人事问题。诚然，每个主办ICM的国家都不免牵涉人事，但中国数学学会这次太过分了些。
1998年摄于新疆，向学生展示书法。
不幸的是，网上流传不知名的虚构故事实在太多了（这现象当然不限于中国）。其中一个广传的故事说丘成桐想在香港办ICM，故此让香港数学学会致信IMU，请求IMU停办北京的大会。郑绍远时任香港数学学会副会长，负责和IMU联系，他已经做出声明，说我从未这样做。事实上，香港数学学会早已发信热烈支持在北京召开大会。公众人物受到污蔑丑化是常见之事，这次说我要改变大会的地点便是一例。
2002年后我偶尔还和陈先生见面，虽然我们对于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但意见相同的事情还有不少。我们都热爱中国，期望提高她的数学水平，虽然对如何达成这目标有不同的看法。陈先生有点急不可待（或和年龄有关），希望短期就见成效；而我则偏爱较长远的策略，旨在造就高质量的研究环境。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到达非凡的境地并没有快捷方式。
我们不时带孩子往中国去，希望能够多接触他们的根。1991年，我们曾做了一次更漫长的亚洲之旅，部分是由正熙的一次嘀咕而引起的。他嚷道：“我干吗要学中文？”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代之以认真的行动。1991—1992年那年的长假，我带着家人到台湾新竹的台湾清华大学访问一年，孩子会在新竹上一年学。友云和我都希望能借这机会，让他们学好中文，同时也对中华文化有较深的认识。
既然大家都怀着同样的抱负，假以时日，或许我们能够携手，一起建设中国的数学。令人惋惜的是天命难测，时不我予。2004年12月初，我接到杨乐的电话，陈先生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三。
敦煌以莫高窟（又名千佛洞）闻名于世，它地处城南的悬崖。在这些洞窟之内，曾发现不可胜数的古代经卷、彩塑、壁画和其他文物，有的可追溯至公元4世纪。它们被一车一车地偷偷运走，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敦煌地处亚洲最大的戈壁沙漠边缘，我们花了三天横跨它，不时在绿洲上逗留，最后到了兰州。兰州是个古城，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的贸易重镇。
对我们关系的不如当初，我心中非常遗憾，但他永远离开了。回想他对我所做的一切，感谢他开始时的提携，包括帮我到伯克利。陈先生的形象高大若神，我记得师母刚去世后不久，他搬回加州的旧居。我专程从波士顿飞去加州拜候他，陈先生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将刚完成的一本书放在茶几上。夕阳西下，我走进客厅时，感觉自己就如向由马龙·白兰度在电影《教父》中扮演的维托·柯里昂先生求助一样。
1998年，明诚中学毕业后，我带着他和友云、正熙到中国游览去了。我们并没有跟随一般人走的路线，局限于北京和上海那些颇为现代化的城市，而是走向偏远的区域，即中国最西北的新疆。这个地区夹在西藏和内蒙古之间，遥远而又美得教人难忘。它壮丽的高山湖泊足可媲美班夫（Banff）的露易斯湖（Lake Louise），而且没有成群结队的游客。我们在那里健行，饱览各种大自然的奇景，之后便乘飞机到了甘肃的城市敦煌。
——《虞美人》，2014年
1996年，和论文导师陈省身先生摄于台湾。
敢教硕果出神州，他日士林翘首近春楼。
我对陈先生在数学上的骄人成就，充满钦佩之情，他是现代微分几何的主要开山祖师。陈先生走后两星期，2004年度的ICCM在香港召开，会议专门悼念他。开幕时我在讲话中向他致敬，并且诵读了自己写的一首诗献给他，可惜讲厅只能容纳二百五十人，一大批人拥挤在外没法进来。
校园春色何堪醉，中有兴亡泪。
根据接近陈先生最后那些日子的人所说，他离世前说“要去看希腊的几何学家”。毫无疑问，他在那群人中自有突出的地位，就如毕达哥拉斯和数学史上那些传奇人物一样，他的贡献将流芳百世。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把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发现的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纪念他在数学上的贡献。
长江不尽浪滔滔，后浪前波共个比天高。
就算已远超退休的年纪，陈先生对数学的热情从未冷却，还是孜孜不倦，全力投入工作。部分的动力可能来自他的拼劲，到了年迈还是如此旺盛，但说到底，主要还是来自对数学的热爱，不可能一日无此君。
风吹雨打寻常事，且把锋芒试。
总括而言，陈先生在数学上成就惊人，留下丰富的遗产让后世人继续开发。同时也留下一颗以他名字命名的小行星，永远绕着太阳，在椭圆的轨道上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