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农产物的掠夺
这样一来，所有种植果树的农民，在一年中辛勤劳苦所得的果实，不但不能糊口，而且还要欠债，结果是一年不如一年。因而经营果树园的农民，有的把果树砍掉改种别的作物，用以避免和"生必会社"以及组合打交道。可是在改业之后，又要受到另一种组合的统制。总之，在伪政权下，逼得他们走投无路，无法脱离经济上的掠夺和压迫，因为那面经济掠夺的大网，已成为一面无所不罩的吸血罗网了！
伪满政府对于农产物的统制，是极其残酷并且是逐步加强的。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对于农民生产出来的粮谷，是由"粮栈""大兴公司"（是伪兴业银行的附属营业）和日寇"国际运输会社"，组成一个粮谷"共同贩卖"网，主要是在黑龙江、吉林的粮谷交易市场上，以廉价收购农民的大部分农产物，去做出口贸易，而把一部分运到城市，以高价出售给居民。就是他们以廉价收买而以贵价出售，把农民一年间的血汗劳动果实攫为己有，这个"共同贩卖"等到伪满政府成立了"农事合作社"之后，才取消。到一九三八年，因为日寇国内实行了"物资动员计划"，要求伪满政府担当供应日寇国内粮食的任务，就由伪兴农部制定出由我裁可公布的所谓"粮谷统制法"，同时，成立了所谓"粮谷会社"。这个会社主要是严格地统制食粮和杂谷。不久以后，又公布了"特产物专管法"，同时成立了"特产物专管会社"。这个会社，主要是严格地统制"大豆三品"（即大豆、豆饼、豆油）以及其他油料作物。到一九四〇年，又由我裁可公布了"兴农合作社法"，在伪满各地成立了"兴农合作社"。把原来的"农事合作社"也都改为"兴农合作社"了。
还有，"水果组合"在各地代理"生必会社"收购产品，不但是压等、压秤、压价，而且还对农民百般地刁难。例如"水果组合"叫农民把水果送到火车站去，等待"生必会社"去人验收，而"生必会社"却不按时前往，在这个时间，如果水果遭受损失，仍然要归农民来负担。
以上这些组织，对于东北各地农村的粮谷实行了全面的统制。在一九三九年，伪满政府计划征收粮谷的数量为五百万吨，由于征购的价格过低，只征收到约三百万吨，未能达到预期的掠夺数量。到一九四〇年，就加紧了粮谷的统制，由伪满政府命令各省调查农产物的产量，并按照日寇的"物动计划"由伪满国务院总务厅企划处，做出所谓"出荷量"（即征收数量），向农民强制征收。同年计划的征收量为六百万吨，当即命令各省分摊这六百万吨粮谷征收量。到一九四一年七月，帝国主义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开始，日本帝国主义也就进入了"战时体制"，更要求伪满政府加强食粮和工业原料的统制。这时，伪满政府制定公布了"农产公社法"，根据这个法令把"粮谷会社""特产物专管会社""面粉管理会社"合并为"农产公社"，加入日本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作为统制全东北农产物的一个特殊组织。这个"农产公社"，不仅是收购农产物的一个垄断组织，而且是农产物输出的一个垄断组织。
不仅如此，"生必会社"和各组合，在收购农产品时，还采用了不等价交换办法，实行双层的剥削。例如，种植果树的农民，许多是缺乏食粮的，而"水果组合"，则利用低价收购产品，用高价配给食粮，在这个交换过程中，农民就遭到双层的损失。
由于这种粮谷征收数量的分摊，在现地征收中，就出现了一个极不均衡的状态。对于官僚、豪绅、地主阶级，不但未使他们感到什么困难，而且还因此得到了所谓"出荷奖励"的棉布和生活必需品等的配给。而在大多数贫雇农中，不仅食粮都被征收出去，而且有的为"出荷"出卖了土地，或欠了债，遭受到毁家破产、妻离子散的灾祸。
消费统制也和统制生产一样，在一九三九年，由我裁可公布了设立"满洲生活必需品会社法"，根据这个法令成立了"满洲生活必需品会社"（以下简称生必会社）。这个会社，主要是统制人民的消费品，特别是对于食品和日常生活必需的物质，全面地加以统制。"生必会社"是和其他许多生产会社密切联系着的。例如"满洲罐头会社""水产会社""畜产会社""糖果会社"等，所有这些生产出来的产品，都是交由"生必会社"来分配给各地组合和贩卖商零星出售。"生必会社"还统制着各地方各种各样的组合，例如"馃子组合""水果组合""菜蔬组合""肉类组合""海产组合""鲜鱼组合"等，甚至买卖零星鸡蛋的也成立了组合，归它统制。在一九四○年，在伪满的大都市里，都有六七十种组合。所有这些组合，主要是以农村的农民和城市居民作为剥削对象。产品的收购价格和出售价格，是由各地"生必会社"支店和各该地组合临时规定。在收购产品时，利用"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手段，来垄断压价。在当时，农民虽然不愿把产品出卖给组合，可是又没有另外销售的出路。如果私自买卖，就成为"经济犯"，不但产品被没收，还得坐牢和挨罚。可是在各组合出售商品时，却任意抬高价格，因此在消费者方面，不仅要出高价才能买到所需要的东西，而且还必须抢购，特别是鲜货之类，不然，就会在一转眼的工夫涨价。
这种粮谷统制政策，是年年加紧的。所谓"出荷量"的年年增加，就是这种罪恶政策的实际表现。到一九四四年就达到了七百多万吨。这些征收来的粮谷除了每年必须供给日寇关东军七十万吨，每年约把征收量的半数运往日寇国内。这就使东北人民食粮感到缺乏，供不应求。因此，在伪满政府公布禁止粮谷运出县境和个人携带不准超过三斤的命令下，人民为了要活下去，就出现了私运、私买、私卖的现象，结果是成为"经济犯"，被逼得家破人亡。根据伪警务总局发表的数字，在一九三九年，所谓违反经济统制的案件即有九千四百余件，人数达一万人。到一九四〇年，这种案件更增加到二万五千余件，人数增加到三万人以上。这还是"农产公社""产业统制法"未公布前的数字。以后，由于"农产公社""产业统制法"的公布，案件的增加更是直线上升，人民的生活就越发陷入于悲惨的深渊里面了！
（2）关于消费方面的统制
（4）关于"配给制度"
更严重的是，这些特殊会社的资金，在日寇方面出资的股份，不管会社的赔赚，必须由伪满政府保证每年给予八厘的股息。这就是说，如果会社营业亏损时，必须由伪满政府的"国库"补偿，并且还得支付股息八厘；如果会社赚钱有了利润，除一部分留作积立金（公积金）以外，其余则按股均分。也就是，股息的最小限度规定为八厘，而最大限度是没有规定的限制。例如："满洲采金会社"，自从成立以后，年年亏损，在一九四二年结算时，共亏损伪币五千余万元之多，完全由伪满政府一九四三年度支出预算中的准备金项下支出了。对于该会社的股份，仍然按照股票记载的金额，股息完全做了支付。这种亏损和股息的支付，完全是由伪满政府用征税的方法来做弥补。其结果，这个重担，是完全落在东北人民的身上。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侵略战争。伪满政府为了供应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物资，在一九四二年，又开始实行了所谓"第二个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更进一步掠夺东北的物资财富，来扩大它的军事生产。同时，为了加强经济统制，由伪经济部制定出所谓"产业统制法"，由我裁可公布了。根据这个掠夺性的法令把一九三七年公布实施的"重要产业统制法"中所统制的二十一种产业，扩大到八十一种，几乎将所有的生产和消费全部投用在统制的范围以内。这时，在各城市里和农村中，关于日常生活必需的物资，普遍是极度缺乏。于是，伪政府又加紧了物资的配给制度。在开始实行配给制的时候，对于粮食的配给数量，规定成年人每人每月为二十公斤，未成年人酌减。实际在各城市都未按照这个数量实行。到一九四二年以后，配给的数量年年缩减。例如，长春市的配给数量，在伪满当时，尚是比较最多的地方，每人每月只能领到粮食十九公斤，最后缩减到十四公斤。沈阳市在一开始就规定为十七公斤，最后缩减到十一公斤。
更从各大会社的投资来看，在伪满政府方面，许多是以现物出资。这个现物，也就是把东北的矿山、农产、森林等资源和劳动人民的劳动力，供给日本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去经营管理和奴役。而在日本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则是把东北地区作为军事生产的投资场所，来榨取高额利润。这就足以说明，在伪满成立的各特殊会社和一般会社完全是掠夺东北资源的强盗组织。
不仅配给量不断地缩减，而且都是粗粮，由粗粮变为橡子面。可是日本人的配给数量则是始终不变，有时还增加品种和数量，并且都是细粮。
从以上可以看出，由我裁可公布实施的统制经济的各种法令，完全是为了给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服务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对于东北的经济主要是实行产业的强抢，所采取的手段，首先是使用军事占领，占领各地方的厂矿和各大企业。其次是使用伪满政府公布的各种法令，其中如"会社法""会社登记法""矿业登记法"等，来成立各种会社，就利用这些会社来掠夺物质资源，到一九三七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更进一步对东北地区全面实行了经济统制政策，以伪满政府公布实行的所谓"重要产业统制法""矿业统制法""粮谷统制法"以及"动员法"等，来进行掠夺，以供应日寇的侵略战争。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伪满政府实行所谓"第一个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就在我祖国大陆上发动了"七七"事变。这很明显地暴露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以东北地区作为它侵犯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而伪满政权，则是以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供应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侵略。
（5）关于金融财政的统制
在各会社成立后，伪满政府就以行政命令来完成这些会社直接和间接掠夺东北地上和地下的资源。例如：特许"重工业会社"霸占临江地区大栗子沟等地以开采铁矿，特许"炭矿会社"霸占密山地区鸡西以开采煤矿等。伪满政府还特许一些会社占有原料产地，例如把辽阳、海城等地的农田，规定为产棉区，划归"棉花会社"控制，不准该地区农民种植其他农作物。在这些地方生产出来的棉花，全部归会社垄断。因此，它可以在收购棉花时，任意评等压价，使棉农遭受极大的损失。不仅如此，由于生产出来的棉花必须尽数交给"棉花会社"，棉农就是做自己穿的棉衣，也不准用自己生产出来的棉花。结果，棉农到冬天没有棉衣穿，还得挨冷受冻。并且由于植棉区不准种植其他农作物，所有棉农的食粮，须由产粮地区运来配给。等到粮食运来后，价格很高，数量不足，棉农卖棉花的钱，买不来足够的食粮，一年辛苦到头还得忍饥挨饿。不但"棉花会社"是这样，就是其他会社，如"制糖会社"对于种植糖萝卜地区的措施，也和产棉地区一样，农民缺乏食粮，经常挨饿。在这时，如果农民私自买卖，就被认为是违反了"粮谷统制法"，就要被当作"经济犯"受到严罚。
从一九三七年起，伪满政府为了供应日寇军需物资，实行了"第一个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对于各大会社投入了巨额资金。这些资金，主要是由伪满岁出预算开支的，因而在同年，伪政府的年度预算就有了很大的增加。例如，在一九三六年伪政府的预算仅为伪币二亿七千万元，到一九三七年就增到六亿余元，约增加了一倍以上。伪政府的岁入预算来源，主要是依靠横征暴敛和滥发伪纸币。在一九三七年，由伪经济部修改了"征税法"，由我裁可公布实行后，即进行了增加捐税的暴举，在旧有的"征税法"中，增添了许多新的税目和提高了税率。例如，新添了印花税和营业税等税目，提高烟酒税等税率，并提高食盐的专卖价格，同时还扩大加强了专卖制度。
所谓各特殊会社和许多一般的大、中、小会社，是互相联系，纵横交织，形成为一个广范围的会社网，用以统制全伪满的生产。这个会社网就是以一些大的会社做网的纲领，以中、小会社做网的经纬。所谓大的会社，就是指"满洲重工业会社""满洲炭矿会社""满洲电业会社""农产公社"等二十余个会社而言。这些大会社，不仅互相联系，还与其他有关会社互相关联。例如：在"满洲重工业会社"之下，有"鞍山钢铁会社""本溪制铁会社"等。由这九个会社生产出来的钢铁，除了大部分运往日寇国内进行加工，制造杀人武器和钢轨供应"满铁会社"修筑铁路使用，还将一部分在当地加工交由"满洲电线会社"，制造电讯器材。这个"满洲电线会社"就是属于"重工业会社"的子会社。又例如：各种工业会社关于原料和食粮等，是和"农产公社"有着密切联系的。"农产公社"供给各会社以食粮和工业原料。
就是这样，预算仍不敷开支，每年不断发生赤字。为了填补这些预算赤字，在一九三七年，由伪中央银行滥发了约五亿元以上的伪纸币。从此以后，伪政府的预算年年增加，税收也年年加征，伪中央银行发行的伪纸币也是年年增加。仅从伪中央银行发行的伪币额数来看，到一九四一年，就达到伪币十六亿元以上，到一九四三年伪币发行到三十五亿元，到一九四四年伪币发行到六十亿元以上。随着增加捐税而来的，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生活日益陷入穷困。尤其是滥发伪纸币，致造成通货膨胀，更引起物价不断上涨，使穷苦的劳动人民生活愈加困难。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这个委员会，好像是经过正式的外交手续似的来进行双方在经济上的共同经营和互相交流，但实质上则是以这个委员会做掩护，实行对于东北物资财富的掠夺。同时，这个委员会，是垄断会社的垄断组织核心，用以进行对东北资源的掠夺和对东北输入它的剩余物资。这正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经济垄断的一种手段。
伪政府为了抑制物价的上涨，在一九三八年七月，虽然由伪政府公布了所谓"七•二五物价停止令"，实行了特价统制，但是实际上，由于伪币毛荒，物价在暗中仍然是时时地上涨。因而从这时起，在伪满各地普遍地发生了暗行交易的现象。这样，在有钱阶级方面固然受不到物价上涨和暗行市的胁迫，但穷苦的劳动人民则陷入了饥寒交迫无法生活的境地。
所谓"日满经济共同委员会"，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东北资源财富的总枢纽。这个委员会是根据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由我公布的所谓"日满议定书"，即我和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长春签订的"卖国密约"化身的协定。这个委员会是由委员长一名、委员八名（在必要时得设日、伪同数的临时委员）和干事若干名组成的。日寇方面的委员，是关东军参谋长、关东局总长、日本驻满大使馆参事官、关东军经济顾问；伪满方面的委员，是伪总务长官、伪外交部大臣、伪经济部大臣、伪产业部大臣。干事是由日寇关东军第四课长，伪总务厅次长，伪产业、经济部次长和各"特殊会社"干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人员担任。在开会时，由日寇关东军参谋长做主席，在每年末以关东军参谋长的名义召开一次报告会。
在一九四二年，由于伪政府开始实施所谓"第二个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就愈发竭力搜括人民，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实施了三次所谓"战时大增税"。第一次"战时大增税"是在一九四一年开始的，在"内国税"里，新添了营业所得税、通行税、特别卖钱税等税目，提高了盐税、烟酒税等税率，其中特别是由于盐税的增加，使盐的卖价提高，从每百斤四元上涨到伪币八元，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直接影响了人民的生活。第二次"战时大增税"是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实施的，主要是新添了游兴税等税目和提高交易税等税率，并增加了各种附加捐，越发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第三次"战时大增税"是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实施的，这次增税是全面地提高各种税的税率，并将所得税改为累进税，新添了许多苛捐杂税，更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在一九三三年三月，由我裁可公布了所谓"经济建设纲要"，对于各种重要事业，伪满政府得命令设立"组合"和"统制公司"（公司以后改称会社）。到一九三七年以后，伪满政府为了加强经济的统制政策，建立了许多生产会社。在开始实行所谓"第一个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时，新成立的会社和在这以前成立的会社，共有大、中、小九十余个。在一九三七年以后新成立的会社中，主要的有"满洲重工业会社""农产公社""满洲电业会社"等。在这以前，已经成立的主要会社，有"满洲炭矿会社""矿业开发会社""电信电话会社"等。这些会社都属于"特殊会社"，至于其他如"纤维会社""棉花会社""化学工业会社""盐业会社"等，是属于一般的大会社。所谓特殊会社，是由日寇垄断组织的输出资本和伪满政府以现物作为出资共同经营的。这些特殊会社，虽然是在伪满洲国内设立的，但不受伪满政府"会社法"的约束，而是由日伪双方组成的"日满经济共同委员会"来统辖的。
这种所谓"战时大增税"，主要是为了支援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所发动的太平洋侵略战争，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殖民地人民进一步敲骨吸髓的榨取政策。
（1）关于生产方面的统制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实施了这种增税的掠夺政策，还实行了所谓"储蓄"的榨取政策。在一九四〇年，由伪经济部制定所谓"国民储蓄法"，由我裁可公布后，根据这个法令，在伪中央银行总行和分行以及其他各地方私人经营的银行里，都设立了储蓄部，办理储蓄的业务。这种储蓄首先是在各大城市里实施的，储蓄的名目很多，有定期、临时、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养老、教育以及有奖储蓄等骗人的名目。由于伪币的不断毛荒，人民感到储蓄不但无利，反而损失了原本，因此储蓄的人很少。到一九四二年，伪政府鉴于这种随意储蓄办法，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所以，又实行了摊派的储蓄方法，也就是强制储蓄。
在实行所谓"第一个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同时，伪政府总务厅企划处又制定公布了所谓"重要产业统制法"，对主要的钢铁工矿企业以及农产品加工工业等二十一种产业，实行了统制。也就是，对于这些物资的生产和消费实行了有准备、有计划的掠夺。
这种摊派储蓄的方法，是由伪中央银行所发行的伪币总数中，扣除它的分行库存和伪兴业银行以及各地方银行的库存，并扣除其他商工金融合作社，各税捐局等金融机关实存的伪币，余下的数目，就被看作是在流通过程中，停滞在市面和农村里的数目，以此作为储蓄的定额向各城市和农村实行分摊。在一九四二年，伪中央银行规定的储蓄总数，为伪币十亿元，其中摊派给各城市的储蓄数为伪币八亿元，农村为伪币二亿元。一九四三年的储蓄总数为伪币十六亿元，其中摊派给各城市为伪币十二亿元，农村为伪币四亿元。
到一九三七年，伪满政府为了适应全面的经济统制的要求，又实行了所谓伪政府的机构大改革。在这次大改革中实现和巩固了伪中央集权制度，就是扩大和加强了伪国务院总务厅的机构和职权，缩小和调整了地方行政的权限，也就是，集中力量在政治上加强对东北人民的压迫和奴役，在经济上加紧搜刮东北人民的物资财富，积累资金，为实施所谓由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的"第一个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制造条件。这个产业开发实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民用生产，而是为了尽量掠夺东北的物资，来进行军需生产，以供应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我国大陆的侵略战争。
在各城市里的储蓄办法是按户分摊。例如，在长春市是由伪市公署将应摊的储蓄总数，分派到各市区，由市区分派给各邻组（即街道），由邻组分派给各住户。各住户应摊的储蓄数是按照收入的多寡来分派的，在最初认储蓄数的时候是越多越好，可是经过规定以后，每月交纳的储蓄是只许多不许少。因为从市区分摊给各邻组的储蓄数目是有一定的，如果一户少储蓄，就得由其他各户来分担，所以在邻组是对此绝对不许可的。在当时一般居民把这种储蓄的办法叫作"绑票式的储蓄"，都认为比课税还厉害。在居民中交不上储蓄的户，市区就停止其物资配给，于是就得挨饿。
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这五年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行动，主要是：一方面建立和充实伪满政府的各种机构，另一方面，驱使这个机构的各个组织，如伪国务院的总务厅和各伪部等权力机关，制定出各种血腥的法令来对东北地区实行产业掠夺。
这种按户摊派的储蓄，是用伪币购买债券和储蓄票的形式来强制购买的。债券是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由伪兴业银行每年发行的所谓"兴业银行有奖债券"。储蓄票是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由伪中央银行发行的所谓"爱国储蓄票"。都不能当作流通手段使用。特别是储蓄票，除每月分摊的以外，还在购买物品时，够伪币一元以上的东西，就摊一角钱的储蓄票，这就等于物价普遍上涨十分之一。同时，这个储蓄票，价值很小，一般人都把它当作废纸一样随手扔掉，因而使广大人民在无形中遭受到不可估计的损失。
1.产业开发，实行全面的经济统治
在各会社和各商号所摊派的储蓄，与一般住户不同，它们不是按月定数，而是随时随意存储。由于他们都和银行有交往，也可以像活期存款一样，随时储蓄，随时取出，仅是在账面上改换一下名目就算了事。因此，从整个的城市储蓄来看，虽然每年都达到了伪中央银行所要求的额数，这不过是数字上的达到，实际上，并没有缓和通货膨胀。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对东北人民进行榨取和掠夺资源，实行了所谓产业开发、北边振兴和开拓移民三大罪恶政策。
在农村里的储蓄办法，那就更残酷了。对于农村的储蓄，是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同年由伪中央银行规定农村的储蓄数为伪币二亿元，一九四三年为伪币四亿元，以后，年年增加。这种储蓄，都是按照种地亩数摊派，也有由伪"兴农合作社"在粮谷交易市场上，从农民所谓粮谷"出荷"的粮价里扣除，这种扣除的钱，多被"兴农合作社"从中利用，不交给伪中央银行，也没有解决通货膨胀，而广大人民则受到了无限的损害。
（二）所谓伪满的三大国策
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的战争，到了一九四四年的时候，因为败相日益浓厚，需要更多的战略物资，伪满政府就广泛地搜括资金供应各大会社，来扩大军事生产，不仅增加捐税，强制储蓄，而且还发行了大批公债，向东北人民榨取更多的财富。同时，并加紧对于各地方私人经营的银行的统制。
伴随中央集权，对于地方机关的行政机构，也做了改革，在一九三四年，把原来东北的四个省划分为十个伪省，最后达到十七个伪省和一百五十九个伪市县，目的是为了使地方分权，用以加强伪中央的统治，好为实行掠夺经济服务。
早在伪政府成立的同时，由伪财政部制定了所谓"银行法"，由我裁可公布后，在长春市成立了伪中央银行总行。这个银行，是把旧东北政权时期，在各省的官银号集中在一起，作为伪政府的一个最高统制金融的机关。它的职权范围很广，掌握着全伪满的现金储备，管辖着各金融机关，并代理伪国库发行伪国币。伪中央银行还在各伪省和各大城市设有分行，经理伪政府地方各机关的出纳事项和经营一般人民的存放款、汇兑、借贷等银行的业务。
至于伪立法院、监察院，虽然是在伪满政府成立的同时成立的，采取了立法、监察、国务所谓三权分治的形式，到一九三四年实行伪帝制以后，便将伪立法监察两院取消。也就是，根本废止了"三权分治"这个形式。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把事权集中在一起，由伪国务院来统治，也就是加强伪总务厅的权限，以达到日寇对东北的残酷统治野心。
在伪中央银行以外，根据"银行法"，还成立了一个伪"兴业银行"。这个银行，是由日伪双方出资，主要是办理向各大会社投资的业务和经营各会社的资金存放，并作为各会社的借贷中心、结算中心。它和日本帝国主义国内的"日本兴业银行"密切地联系着。日本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在伪满各会社的投资，都是通过这个银行办理投资手续。
由以上的"参议府会议""国务院会议"和"火曜会议"的情况可以看出，我奉行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东北殖民统治政策所制定出来的各种政策法令，就是这样的加以"合法化"，用来压迫、奴役东北人民和欺骗世界人民的。也就是伪满政府的每一件法令，从策划、制定到公布实行的程序，是必须经过这三个会议之后，再由我加以裁可实施。
在伪满政府公布"银行法"的当时，对于各地方私营银行和私人经营的钱庄等金融企业，许可它们照旧营业，到一九三九年，修改"银行法"，将所有各地的钱庄，一律取消。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在各城市设立了所谓"商工金融合作社"。这个金融合作社，是把各地方被取消的钱庄一部分和较大的商号网罗在一起，作为该合作社的社员，这个合作社，经营各城市商工业方面的存放款和抵押借款等业务。其目的是为了统制各城市商工业的资本。
这个"火曜会议"，在伪政府官制中并没有明文规定每星期二开一次会议。由伪总务长官做主席，伪总务厅次长（在一九三七年以后伪总务厅设中国人次长一名）和各伪部次长，以及伪总务厅企划处长、法制处长、主计处长等作为会议的成员。有时还召集其他有关部门人员，如伪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伪警务总局长等参加会议。但是每次会议，必须有日寇关东军第四课长或者第四课参谋列席才能开会。审议的案件，有由日寇关东军交来的，有由伪总务厅企划处提出的，有由各伪部提出的。经过这个会议决定的法令和案件，再经过伪总务厅法制处加以"法律化"、条文化以后，即由伪总务厅文书科译成汉文，加封，在封面上盖有"极秘"的戳记，直接送交各伪部大臣，作为"国务院会议"的提案。因此，在"国务院会议"席上，伪总务长官一定要坚持通过这些提出的议案。
对于散在各地方的私人银行，根据"银行法"，虽然准许做存放款、汇兑、借贷等一般的银行业务，但是，由于一九三七年伪财政部制定公布了所谓"汇兑管理法"，根据这个法令的规定，向伪满"境"外汇款时，伪币一千元以上，须经伪政府许可，至于贷款在伪币五万元以上，则必须取得伪中央银行的同意。所谓"汇兑管理法"实施的目的，是为了控制现金外溢，主要也就是，限制劳动人民向关里家乡汇款。
为什么伪总务长官这样说呢？因为所有提到"国务院会议"的议案都是在事前由伪总务厅主持和有关各伪部参与策划制定出来，经过日寇关东军认可后，并由伪总务厅"火曜会议"（这个会议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称为总务厅会议，一九三七年改为"水曜会议"，以后改为"火曜会议"。这个会议，也称为次长会议）审议通过。不过在"火曜会议"以前还有由伪总务厅各处和有关各部局院的有关人员，举行一次所谓"打合会"（即联络会议）做成草案提出"火曜会议"。
到了一九四四年，伪满政府为了加强金融统制，对于各地方的私营银行，实行了强制合并和限制营业的政策。就是对于每一个私营银行的资本，最小限度，必须在伪币五百万元以上，其不足五百万元资本的银行，须实行合并凑足五百万元的资本。伪满政府对于这些合并之后的银行，限制资本的百分之八十，用来向各会社投资，不许另作别用。至于做一般的银行营业，只允许在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以内，而在这百分之二十以内的资金，还是大部分须承购日本帝国主义国内和伪满政府所发行的一定数目的公债，并且还必须承担伪政府的一定数目的所谓"国民储蓄"，对于这种公债和储蓄，只准领取四厘利息，并不许向外出卖。
在"国务院会议"席上，对于所有被提出的案件都是经过说明以后，照例予以通过的，偶尔有人对于议案的条文、词句等有些意见时，便会听到伪总务长官正颜厉色的"这是国策"，或是"这是由关东军决定好的不能变更"的命令式的答复。
在一九四四年春，伪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各农村的金融统制，由伪经济部和伪兴农部制定公布了所谓"兴农金库设立法"，根据这个法，在同年一月成立了伪兴农金库。这个伪兴农金库的资金，是由伪中央银行拨给的，主要是供给"农产公社"作为收购农产品的价款，它并办理农村贷款和储蓄的业务，来榨取农民，使农民因此遭到破产和失业的灾难。
"国务会议"是审议伪政府各部、厅、局、院（指伪法院而言）所提出的种种祸害东北人民的反动政策和血腥法令的一个同恶相济的犯罪会议。会议是由伪国务总理大臣做主席，伪总务长官和各伪部大臣以及伪兴安局总裁，必须全部出席，如果伪部大臣不在，则由该伪部次长代理出席。此外，有伪总务厅的法制局长（在一个时期改为处长，最后又改为局长）和伪总务厅文书科长列席，但他们没有发言权和议决权。还有翻译一名列席。会议在每星期三举行一次，也有时召开临时会议，但次数不多。议案是由提出部的伪大臣来做说明，经过审议后，由伪国务总理大臣做最后的裁决。
除此以外，在我和日寇所签订的"日满议定书"里，还承认日寇在东北所经营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也有权对于东北地方经济的统制。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如朝鲜银行、正金银行、日本兴业银行等，也都有权参与对于东北金融财政的统制。
其次，从所谓国务院会议的经过过程来看，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国务院会议，是由伪国务总理和八个伪部总长组成的。在这时，伪总务厅长尚不算是一个出席会议的成员，只是列席，并没有议决权。在一九三五年又增设了一个伪蒙政部，会议的成员，成为一共十个人。在这个时候，伪总务厅长仍然是属于列席的资格。到了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伪总务厅长改为伪总务长官，于是便一跃而为该会议的主要成员----首席成员了。这时，会议的组成人数，是由伪总务长官和六个伪部大臣并伪兴安局总裁一共九名来组成。到了一九四三年以后，又增设了伪文教和勤劳两部，会议组成人数增到十一名。一直到伪满垮台为止，伪总务长官都是居于这个会议中的首席地位。
这样，东北整个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手中，也就是说，东北人民的生命财产都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中了！
伪总务厅权限的扩大，首先由伪国务院的统辖机构来看，主要是在伪总务厅长改为伪总务长官。伪总务厅长是伪国务总理大臣的直属部下，而伪总务长官则是伪国务总理大臣的唯一辅佐者，他有权代行院务。由于伪国务总理大臣，是唯一的国务辅弼大臣，又兼有监督和统辖各伪部和各地方官厅的最高行政大臣的地位，自然伪总务长官就具有这些权限，也就自然具有强力的中央集权实力。
2.北边振兴计划
伪国务院是统治伪满洲国政治经济的中枢机关。在伪国务院内一开始就设有伪总务厅，掌管伪国务总理大臣的职务和实行有关的政务。在伪帝制实施前后，伪国务院分民政、军政、财政、实业、外交、司法、交通、文教等八部。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殖民地统治，伪满政府实行了所谓机构大改革，扩大了伪总务厅的权限，实行中央集权制。在这时，伪国务院直属的机关，有内务局、外务局、兴安局三个局和治安、民生、司法、产业、经济、交通等六个部，以及各伪省公署。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伪满政府根据"日满议定书"所定的"共同防卫"，由日寇关东军、满铁会社和伪满政府，举行了第一次所谓"国境建设"会议。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这两次会议决定由伪满政府、特殊会社和满铁会社，共同出资十亿元，其中伪满政府为两亿元，特殊会社为两亿元，满铁会社为六亿元，用作所谓"国境建设"的经费。就在同年，伪满政府以开发北边产业的名义，制定了所谓"北边国境建设三年计划"，主要是，在伪满间岛、三江、牡丹江、东安、龙江、黑河、北安、兴安北省等八个省境内，充实和加强了所谓"国防"设施，其目的是为了给日本帝国主义执行开拓移民的侵略政策，和给日本帝国主义准备侵苏创造条件。
地方机关：伪省公署、市县、旗公署。
在同年九月十五日以后，把所谓"北边国境建设计划"改称为"北边振兴计划"。
中央机构：伪国务院、监察院、立法院。
这个"北边振兴计划"的内容，着重在伪满北部所谓"国境地带"，建设交通、通信和航空等军事设施，替日本帝国主义巩固军事基地和为它整备开拓移民用地。在这个计划实施期间，即从一九三七--一九四一年期间，首先修建了铁路和道路。由满铁会社、铁路总局修筑了图们到佳木斯之间的铁路，从佳木斯到绥化之间的铁路和从牡丹江经过林口到虎林县境内虎头之间的铁路；同时，由伪满政府交通部修筑了所谓"国防"道路和交通道路，以及改修原有的铁路，总延长一万二千余公里，并由伪邮政总局，在这一计划区域内分设了三百余个伪邮政局处。
我再说一下，在伪满时期，为我策划、制定各种政策法令的组织机构和执行机关。
其次，是由伪电信电话会社新建了通信设施，总延长达四万余公里，并新设了电台（即广播站）二千余处；由伪航空会社修筑了一百四十余处军用飞机场，仅在勃利和依兰两县境内，就修建了飞机场三十余处。
伪军事咨议院的会议，同"恭议府会议"的本质是这样的：恭议府会议是伪皇帝对于政治方面做咨询，军事咨议院的会议则是伪皇帝对于重要军务方面去做咨询。
同时，以这些铁路、道路为骨干，由伪电业会社新修了火力发电所三十余个，由伪水力建设局修建了镜泊湖水力发电所一处，用以供应这一地区的用电；并由伪土地开发会社实施了所谓"农地造成"（即开垦荒地）约二十三万公顷，作为开拓移民用地。
再者，这个对于罪恶政策法令加工的伪恭议府，在伪组织中的地位是特殊的，因为它既是伪皇帝的所谓咨询机关，同时，它对于伪国务院所属各局、部、院、厅所提出的伪法令案件等，又是一个最后决定机关。也就是，它有向伪皇帝进行建议的权力，又有对伪国务院所提出的法令案件等作修改、通过或拒否的权力，它的特殊地位主要就在这里。
此外，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沿岸一带，饶河、萝北等地区的森林里滥伐了大量的林木，用作建设的材料，掠夺双鸭山等地的煤矿，用作动力的燃料。并在所谓振兴地方产业的伪装下，新设了农产品加工工业、水泥工业、机械修理工业等企业。这些企业在实际上并不是为了振兴地方产业，而是这个计划中的一种辅助组成部分，也就是为了给日寇开拓移民、建设部落准备条件。
伪恭议府的会议：从全般来看，伪恭议府是对于伪满一切政策法令的一个最高审议机关。会议是在每星期五举行一次，会议的成员，是伪恭议长、副恭议长和恭议，伪恭议长是会议的主席。在会议的成员以外，有伪恭议府秘书局长列席，还有伪国务总理大臣，伪总务长官（代表国务院），以及提出议案的有关部门的伪大臣出席。审议的方法是，先由有关部门的伪大臣，对于所提出的议案进行说明，以后便由各伪恭议对此进行审议。有质疑的时候，由提案的伪部大臣，或是由伪总务长官做解答。当审议终结时，照例是由伪恭议长取得副恭议长的同意，做最后的决定。然后由伪恭议长把这些决定的条件、附加意见送到伪宫内府，由我裁可。更由伪尚书府把裁可后的案件送到伪国务院公布实行。
与此同时，伪满政府也为了适应这一地区的"产业开发"，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实行了地方行政机关的改革。在吉林、龙江、滨江、三江、北安各伪省公署内废止了伪实业厅，改设了伪开拓厅，将牡丹江、东安各伪省公署的伪实业厅和民政厅，也代之以伪开拓厅，并在伪通化省公署里新设了伪开拓、土木两厅，目的都是为日寇开拓移民的到来做准备，并完成"北边振兴计划"。
伪军事咨议院，是以伪议长、咨议官和干事长组成的。关于重要军务应有伪皇帝的咨询。
与此同时，伪满政府在中央也把伪国务院所属的伪内务局改为伪地方处，归伪总务厅管辖，目的是为了扩大伪总务厅的权限，便于由伪总务长官直接主持"北边振兴计划"的执行和各地方开拓移民的行政。
伪恭议府是以伪恭议长、恭议和秘书局长组成的。关于法律、帝室令、敕令、预算和对外国协定的条约，对外宣言以及其他重要"国务"事项，对伪皇帝的咨询，得"上奏"其意见。
更重要的是关于"北边振兴计划"所实施的各种建设工程，都需要大批的劳动力。这个劳动力的来源，和伪满政府对于生产方面的劳动力，仰仗华北方面供给的情形不同，绝大部分是由伪满政府采用所谓国内劳动力自给自足的恶毒政策，驱使东北广大劳动人民来承担，其中仅一小部分的劳动力是由华北方面募集来的。
在伪执政时期，从表面看来，伪满洲国似共和政体，对于伪执政侧近的机关，把它称为伪"执政府"。自从帝制实施后，硬说是改为立宪君主国，公布了所谓"组织法"，改变了政体，废止了"执政府"，新设了伪宫内府和伪尚书府，作为伪皇帝侧近的机关。它们担负着"辅弼帝室事务"的责任，并根据"组织法"的规定，有伪皇帝的咨询机关，即伪恭议府和伪军事咨议院。
在这里，我要把伪满政府对于"产业开发"和"北边振兴"所需要的劳动力统制的概况说明一下：
（一）伪满的制度和机构以及法令的制定
在伪满政府成立后，就开始实行对于劳动力的统制，首先对于生产方面的劳动力，特别是对于各会社经营的工矿企业方面的劳动力，是指定由"大东公司"到华北招募。在一九三七年"大东公司"从华北招募来的人不到十万，可是自行流入的很多，根据同年的统计总数为三十二万人。在一九三八年招募的人数和自行流入的人数达到四十九万。因此，于同年十二月，伪满政府为了加强对劳动力的统制，制定了"劳动统制法"，由我裁可公布后，成立了伪劳工协会，用以限制华北"劳工"入境。但是，在一九三九年入境劳动工人的人数，仍然是有增无减。到一九四〇年，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人以上。伪满政府鉴于这种情况，为了进一步实行劳动力的统制，一方面为了防止现金外溢，改正了"汇兑管理法"，用以限制境外的劳动人民向家乡汇款；另一方面，在一九四一年一月，由伪民生部制定公布了所谓"劳务兴国法"，解散了"劳工协会"，成立了"劳务兴国会"。这个"劳务兴国会"向华北方面招募了一部分有技术的工人，绝大部分则使用伪满境内的劳力，也就是，采取劳动力自给自足的办法，来实行奴役东北人民的恶毒政策。
现在，我就把在这三个时期中，日寇对当时沦陷下的东北，所实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司法，以及其他方面，步步加紧的侵略统治的全盘概貌，引一些实际事例，加以概要叙述，为的是好从我的罪恶行为中看一看，日伪对祖国东北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轮廓。
这个政策，对于劳动力的供需加以统制，采用协商分配劳动力的办法；并为了防止劳动力的自由移动，实行劳动登记，成立了"指纹管理局"，专对劳动人民实行指纹登记。这个政策，对于生产方面工人的工资也加以统制。在当时，各会社对于中国工人给予的工资很少，平均低于日本工人的四分之一。这个情形曾有日本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家，得意忘形无耻地说："在中国使用人工比使用牲畜更有利。"这就把中国人看成比牛马不如，也足以证实在当时对于中国工人的工资低廉到如何可怜的程度了。
从一九三五年我第一次访日起，这种帮凶的面目，就越发暴露出来，因为在这段时期内，主要的帮凶目标，就是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拿所谓"日满一德一心"的这副骗人的罪恶幌子，去给日寇殖民统治有效地开始服务了。到一九四〇年的第二个时期，那就更明显不过，是又更进一步地把已够瞧了的"一德一心"骗人政策，变本加厉地扩展为替日寇忠实去推行"民族精神趋势的同化"和彻底奴化政策的主动力量。最可恨的是，这种丧心病狂的罪恶勾当，不但是为了我自己的地位，便不惜把自己的民族出卖到亡国灭种的万劫不复的地步，而且还想要从这一极力出卖民族的罪恶行为中，给自己的一家一姓，不，简直是为了自己个人的一身去找些粪渣尿滴来养肥自己。至于到了一九四一年的第三个时期，也就是，伪满政权的罪恶统治的最后阶段，那就更是越陷越深地把认贼作父的汉奸本色，越发发挥得有声有色，达到了顶点的地步，真是一心一意地想去当那殉主的奴仆，大有至死不悔，情愿毁灭自己到底的所谓汉奸气概。
关于统制劳动力的机构是时时改变，步步加紧。当伪满政府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实行所谓机构大改革的同时，就于伪国务院总务厅里，成立了一个所谓"劳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以伪总务长官为委员长，就是由他来主持策划，运用全东北人力的资源，同时，在伪民生部内设置劳务司，在各伪省公署内也增设了劳务科，专执行对"劳工"的分配和管理。
总之，从以上所分出的三个时期看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骤是步步加紧的。而以我为首的汉奸伪政权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以及种种实际罪恶活动，也是随着日寇的垂死疯狂挣扎，而一天一天地厉害起来。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伪一齐垮台，才算是把那十四年的血腥罪恶统治，最后做了终结。
到一九四〇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伪汪政权和伪满之间的协定，成立了一个所谓"自给自足的经济圈"，于是在伪满政府就以伪民生部为中心，又制定公布了"劳动行政方策要纲"，加强对于劳动力的统制。根据这个要纲的规定，境外的工人必须携带家属移住在工矿地区，并严厉管制无籍劳动力的入境。另一方面，在一九四一年九月，由伪满政府制定公布了一个血腥的"劳务新体制确立要纲"。这个要纲就是奴役全东北人民无所不包的统制网。根据这个要纲扩大了所谓"勤劳奉公"的范围，树立了"国民皆劳"和"国民总勤劳奉公"的恶毒制度。
第三个时期，则是当日寇在一九四一年发动了太平洋侵略战争的同时，我又发表了甘心从贼到底的所谓"时局诏书"，更进一步帮助日寇的法西斯侵略势力，把祸害人民的罪行范围，越发扩大起来，一直到日伪垮台为止。
这样一来，对于北边振兴所需要的劳动力，除了一小部分由华北供给，绝大部分就是援用所谓"国民总勤劳奉公"的制度，由各伪省、市、县强化摊派、征发和用抓"浮浪者"的办法来驱使全东北人民，为帝国主义建设军用基地服劳役。特别是，把伪国兵检查不合格的大多数青壮年称为伪"国兵漏"，迫使他们去服劳役，受尽那刺刀、警棍、皮鞭的侮辱和摧残，以及饥寒交迫、伤病丛生，不亚于地狱之苦。
第二个时期，则是从我的第二次访日后开始的，也就是说，我发布了所谓"国本奠定诏书"之后，所引起的一切对于祖国人民的祸害，并不是偶然的东西，而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所有这些劳动工人和所谓"勤劳奉公队"，到各工程地以后，对于劳动工人，归把头来控制；勤劳奉公队由各该省、市、县派人去监督。不管劳动工人或勤劳奉公队，所住的都是破席棚，不仅不能遮风挡雨，而且是极端阴暗潮湿；所吃的都是腐坏掺橡子面的窝头，终日不得一饱；所穿的都是一些破麻袋片，没有鞋，冬夏都赤着脚去工作。由于这样，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好，每日还得从事过度的劳动，每个人的身体健康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害。而且各工程地都没有医疗设施，患了病无处去治。并兼时常发生传染病，因而，劳动工人死亡率不断增高。
根据以上的罪恶基础，于是我就当上了伪满的皇帝，而第一次访日罪恶的第一个时期便开始了。因为用我的名义发表了所谓"回銮训民诏书"，由于这个诏书所招来的种种严重的罪恶后果，才形成了日寇侵略政策步步加紧的局面。
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北边振兴计划"的实施，给我东北人民带来的灾害是极其悲惨的。由于这样的种种悲惨事实，到今日为止，尚能遗留在受害的广大人民群众深刻的记忆之中。所以我在这里，只把我所闻知的一件使我最痛心最惭愧的事例暴露出来，以概其余。
首先是一九三二年三月，我和本庄繁所签订的卖国密约。因为这个密约，是我出卖东北一切领土主权，断送东北人民所有利益的一切总出发点，也就是开始使我东北完全变成为日寇殖民地的根本原因。其次随之而来的，则是在同年九月十五日，由我公布的"日满议定书"，其具体内容分为两项：第一项，主要是承认了在伪满洲国内，以前日本国及日本人，所谓中日间协定的条约或其他公私契约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完全有效；第二项，主要是以日满共同防卫名义的要求承认了日本国军队驻屯在伪满洲国内。这样一来，不但把整个东北变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培养侵略势力的军事基地，并且在名义上也使日寇的无限期驻兵东北，成为所谓合法化的行为。不但使我东北饱受到十四年的残酷蹂躏，也使日寇能够随心所欲地利用这一军事基地，把侵略魔爪更伸张到我祖国的几乎全部领土，甚至苏联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太平洋沿岸，亚洲各国人民也普遍遭到了严重灾害。因为，这个造成罪恶的议定书，就是更进一步地把一九三二年三月，我和本庄繁所签订的卖国密约加以合法化，使我的罪恶行为更具体化了。
有一次，伪宫内府警卫处长佟济勋悄悄地告诉我说："他亲戚金贤认识的一个人，曾被日寇捉去押赴北部'国境'，替日寇修筑军事要塞。在完工以后，日寇为了保持这个工事的秘密，对于劳动工人实行了集体大屠杀。在这个大屠杀中残存的一个人，就是金贤认识的这一个人。"
在第一个时期之先，还有一段时期，乃是构成而后一切严重罪恶的根基，亦即万恶来源所自，所以我首先要把它列举出来。
从这里可以看到，由于北边振兴所实行的对于劳动工人惨无人道的待遇，说明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残暴奴役和屠杀。
二十、在伪满十四年的滔天罪恶
在伪满以我为首的汉奸集团罪恶统治的十四年间，从全盘来看，可以把它分为三个时期。
不仅如此，更可以看到，由于北边振兴所霸占的铁路用地，道路用地、飞机用地等，抢夺了农民的土地，破坏了不少的村屯，赶走了许多的农户，使广大农民破产、失业，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或者被捉去充当"劳工"，而陷入饥饿死亡的绝境，这更是极为悲惨的。
不大的工夫，吉冈、桥本便同着苏联军的一位空军中将走进我的房间内。这时仅有我和我弟弟坐在这里。这位苏联的将军，完全和我平日所看惯的日本将官不同，并没有一点点战胜将军的可怕威风，而是很和蔼地在桥本的介绍之下和我握了手。于是大家就围着一张圆桌子都坐下了。
3.开拓政策
那位在平素一贯是"肃穆端庄"神气活现的伪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便也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而一点一点地把他那副靠神吃饭的假面具摘了下来。于是就一反其平日鸭步鹅行的老习惯，张皇失措地走进我的房间内。一句话也没有说，便对于曾在一分钟以前，尚须在出门入闼之际，必定要向之恭恭敬敬行九十度鞠躬大礼的伪"天照大神"的所谓"神体"伸出手来，打开了包裹它的锦缎包袍，现出它的并不神秘的原形。这还不算，这位伪总裁简直像是做贼一般，左顾右盼地把这块镜子，匆匆塞入衣服内，就步履仓皇地溜下楼去了。
日本帝国主义蚕食鲸吞殖民侵略政策是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首先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向它的国内农村进攻，把大多数的农民造成赤贫，无法生活下去，使他们堕落成为无业游民，然后再将这些无业游民，按期分批移殖到我东北的领土上来。日本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用意是，一方面使这些被迫出国的游民，在日寇侵略军的势力范围下，也逞一逞所谓大和民族的威风，来欺负中国人，用以助长他们的民族优越感，准备供应侵略军的使用；另一方面是为了缓和日本国内农村人民对于大地主和垄断农业的大资本家的不平不满。
在这里，我还附带着说一下当苏联军尚未上楼以前，在我这间房间内所发生的丑剧吧。
在最初，日本帝国主义的移民是采用所谓自由移民政策。这个政策是在俄日战争后，由日本帝国主义垄断组织----满铁会社社长小村寿太郎所主持策划进行的。他在当时竟公然把我东北地方，看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的计划是预定在二十年内，日本向所谓满洲移民百万人。但是，由于大多数日本的善良人民都不愿向国外做侵略活动，所以这个计划直到伪满政权成立为止，其间经过了三十多年，仅仅不到二十万日本人在我东北领土上盘踞，主要还是住在所谓满铁附属地里。这群日本人中许多是日本的无正业的无赖，时时由附属地分散到各地方去，依靠日本帝国主义领事馆的保护，不是开日本楼（妓馆）就是卖吗啡，而且经常移动，到处乱窜，所以未能达到日本帝国主义预期的移民侵略政策。
不过是，当苏联军兵士尚没有进入室内之前，胆小多疑的我，也曾产生了一种额外的顾虑，那就是我怕日本军还没有完全被缴械；同时，苏联军也还未能把它的势力伸入到我的身旁来，而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刻里，如果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不愿我落到苏联军队之手，想要做杀我灭口之计，那么真说不定从窗外就可能放枪暗害我。于是我就疯子一般地掏出手枪预做防备。这时我的家属见我这样，以为我企图自杀，遂慌忙走过来拦阻我。我还命令我的侄子等持手枪专门站在楼上窗口向外监视，一直到日寇完全被缴械，苏联军进入屋中我被缴械为止。
到一九三三年，即伪满政权成立的第二年，由日寇关东军、朝鲜总督府、关东厅和满铁会社，共同合议，成立了一个"日本移民部"，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向我东北移民的一个中心组织。
"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往日本去了！"而产生出一种渺茫的安心之感。
在一九三四年，由日寇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伪满政府外交大臣谢介石，签订了一个日本人"土地商租权"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日本帝国主义才第一次正式开始向佳木斯地区七虎力移民。
不过我却没有想到，当我们这三架飞机先后到达沈阳机场之后，我刚下了飞机，被引到一幢机场内小楼房的楼上客厅里稍事休息的时候，我便从玻璃窗内看到苏联的军用飞机连续不断地着了陆。跟着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军空降部队，便一个一个从飞机上下来，不久便开始解除了在机场的日本侵略军的武装。站在楼梯旁走廊口的日寇步哨，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就换上了苏联军的战士。不过是，我在当时并没有感到什么畏惧，因为我在当时想：
原来，在旧东北时代，除了南满铁道沿线各车站的附属地里，日本人得以自由居住，在其他地方，日本人在中国是没有商租权的。虽然有些日本人私自租用土地，私下结有契约，或者是在"东洋拓植会社"以土地做抵押借款时，土地执照落在该会社手里，土地归它经营，但是不能取得中国政府的登记。
反正是由他说了算，叫我到哪里，我就乖乖地到哪里罢！
自从伪满政府成立，由我公布了"日满议定书"，承认了日本人的公私契约有效；更由于这次的协定，日本帝国主义才通过所谓外交手续取得了商租权。
据吉冈说，用人由这里须先飞往沈阳，等在沈阳换乘大型飞机之后，再赴日本。
到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移民部"的组织扩大起来，由伪满政府和"东亚劝业会社""东洋拓植会社"共同出资一千五百万元，成立了一个所谓"移民会社"，来办理日寇移民的事务。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向我东北的移民计划，改为以在二十年内移民一百万户五百万人为目标。
当然在我这次从站内办公室出来又登上这列火车之后，便没有谁敢再来和我随便打交道了。我们这一行人就像是被运的猪羊一样，谁也不知道今后的命运如何，往何处去，何时才能从这里出发。只能是呆呆坐在车厢中听候吩咐罢！于是就在呆候了几小时之后，才由吉冈宣布了向通化机场出发的临时指示。我们便又分乘了几辆小汽车，穿过通化城到了通化机场。我遂和吉冈、桥本和另一名伪"祭祀府"日本人"神官"以及我的弟弟溥杰搭乘了前头第一架日本军用的八人座小飞机。另外还有两架速度既慢、形式又陈旧不堪的民航小飞机，分载了我的三个侄子、两个妹夫、一名用人、一名医生和一名已成丧家犬的日本宪兵。
就这样，还未能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移民侵略野心，在一九三六年，又由日寇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特命全权大使植田谦吉和伪满政府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又签订了一个"拓殖议定书"。根据这个议定书，于同年成立了满洲拓殖会社，由日伪双方出资五千万元，其中各半数，在伪满政府方面，是以土地作为现物出资。在这时改变了自由移民的方法，实行了所谓"集合开拓"和"集体开拓"的办法。所谓集合开拓，是由日本国内成批地移来，到伪满指定的开拓地区，分散居住。所谓集体开拓，是由日本国内集体地移到伪满指定的开拓地区，集体地居住。
"严厉地注意他们，今后要请皇帝下车到什么地方去之前，必须先和我商议好才行。刚才皇帝下车，就没有在事先得到我的同意。今后再这样乱七八糟地搞可绝对不行！"
在一九三七年，根据日寇政府拓务省的要求，在伪满政府实行所谓机构大改革的同时，在伪产业部增设了"开拓总局"。
十九、被苏联军逮捕
我就在当夜上了火车，次晨才到达通化车站，这时站上的工作员便邀请我到车站的办公室去吃早饭。不料这一殷勤招待，却触怒了吉冈，他于是就怒容满面地厉声吩咐他手下现存的唯一武装腿子----日本宪兵说：
伪开拓总局专为给日寇开拓移民，收买土地。在伪龙江、三江、牡丹江等六七个省里，强制收买人民的土地，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约三年期间，共强收人民土地三千余万垧，其中有农民辛勤开垦的熟地，有一百余万垧。收地的方法，是由伪开拓总局派人到现地，召集村屯长，把预定收地的地方，照该县地图，用红笔画上。凡是在红笔画的区域内的土地，告诉村屯长，从某村到某村，从某屯到某屯，都是开拓用地，限期三月以内缴照，每亩地给一分钱。如过期不缴照，即没收土地，一分钱也不给。农民却不愿缴照，因为缴照后就得离开，故土难离，农民都观望，因此，土地被没收，还是得搬家。同时，伪警对于不缴照的农民，即加以"反满抗日"的罪名，轻者监视，重者逮捕。
此外，我这次从长春临行之前，还曾命我的侄子，把我在伪满当时的日记全部烧毁。因为在那些东西里面，也有不少忠顺奴仆抱怨主子的话，我怕被主人发现，所以就周周到到地把应有尽有的心劳日拙办法都想尽了。还有，在长春临行之前，还曾命我的用人，在我所住的"缉熙楼"地窖内，把我所有的记录影片和相片加以烧毁，这倒不是为了日寇，而是为了对祖国人民湮灭自己的罪证。因此，致险些把"缉熙楼"付之一炬。殊不知我的一切罪证，早已在全东北，不，早在祖国广大的人民胸臆深处，早在亚洲各国人民的切身尝受中，存下了绝对不可能湮灭的铁一般的罪证，这种心劳日拙的徒劳办法，也只有当过汉奸的人，才能懂得和尝到的妙味。
在这三千余万垧开拓用地上，有二十余万户，一百余万人，由于土地被抢走，遭到了流离失所，走死逃亡的悲惨灾害。
我竟和一个正在排队送我，向我举枪转头致最后一次军礼的日本法西斯侵略军排头兵士，突然出其不意地来了一个奇袭式的拥抱，借以充分表达我对于日寇的最后忠诚。当然这一切一切，都是为要做给吉冈看的。虽然对我那种丑态久已司空见惯的刁黠的吉冈，对于我的加工细作似乎并没有感到什么兴趣，可是那个头脑简单的日寇炮灰，却被我感动得发出了呜咽之声。
到一九三九年，在日本东京由日寇拓务省大臣小矶国昭和伪满产业部大臣吕荣寰以及伪开拓总局长结城清太郎，举行了一个"日满开拓恳谈会"。由这个委员会发表了挂羊头卖狗肉的开拓三大要素，就是硬说什么"基于国防要情""日满一体共同增产粮食""平衡日本过剩人口"等三要素。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政府，根据这三要素，又规定出开拓的基本方针，就是所谓"巩固日满不可分的关系，达成民族协和，增强国防力量，振兴产业"等千篇一律自欺欺人的老一套鬼话，其实是要在东北地方实行喧宾夺主的侵略政策。
说完了这篇违心又无耻的应酬词后，当我要登上供我亡命的汽车之际，我又灵机一动，更痛快淋漓地做出了一次肉麻死人、可恨死人的尾声丑态。
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所谓"日满开拓恳谈会"结束以后，就在长春成立了一个所谓日满开拓委员会，作为推行日寇开拓移民的总枢纽。这个委员会，是仿效"日满经济共同委员会"的组织形式，由委员八名和干事若干名组成的。委员中在日寇方面是指定由日寇关东军参谋长、关东局总长、日本驻满大使馆参事官和满铁会社总裁担任；在伪满方面是指定由伪总务长官、伪兴农部大臣、伪外交部大臣和伪新京特别市长（临时委员）担任；干事是由日寇关东军第四课长、拓殖会社总裁和伪兴农部次长、伪开拓总局长等组成的。委员会在每年末，由日寇关东军参谋长以宴会的名义召开报告会一次。开会时，由日寇关东军参谋长做主席，由干事报告一年中的移民情况和次一年的移民人数，以及移民地点等，不到三十分钟即行了事。这个委员会的职能是监督各有关移民的特殊会社，因为特殊会社是不受伪满政府的"会社法"约束的。
我曾向他们表示，我在"满洲国"没有把我应做的事情做好，实在万分对不住日本"天皇"。我这次到了日本以后，也盼望你们都能在第二批中回到日本，那时我们再见吧！
与此同时，在日本帝国主义国内，在拓务省、外务省以及对满事务局等侵略机关的大力支持下，于群马县境内的内原地方设立了一个所谓移民训练所。日寇政府用欺骗宣传的手段，把农村里的多数青壮年，纠集到这个训练所里，进行法西斯军队式的训练，并灌输所谓"八统一字"的思想。经过相当时期以后，把他们都武装起来，背上屠杀中国人民的刀枪，用所谓集体开拓的办法，成批地送到我东北北部来，作为霸占土地的强盗。在当时所谓武装移民团，就是这帮东西。
那就是：当我在日寇的挟持下，为了要赴自己的"宗主国"日本去受那保而不护的所谓不能保险的保险，而不得不丢下重病烟瘾兼而有之，致步履维艰的婉容，也不敢不抛下茕茕无依的"孩子"----李玉琴和我的亲爱的妹妹们，以及同我相依为命、既病且老的乳母等，而在那生离死别两难逆睹的分手一刹那间，我居然还有余裕更对那帮蛀鱼般的伪宫内府汉奸职员和那批挟日寇以令伪满的伪宫内府日本人官吏等，聚精会神地做出了最后一次细腻加工的丑态。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开拓移民用地，除了由伪满开拓总局在北部强制收买了荒地和熟地，在南部的各省、市、县里，"开拓公社"（开拓会社的改名）也大宗地用极廉的价格强制收买了农民的耕地。特别是在沈阳、鞍山、抚顺等市郊区，以及铁路沿线，各大城市附郛，如铁岭、辽阳等地被收买去的耕地很多。
"不，还有呢！"我也可以这样率直地来作答。
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和伪满政府共同发表了一个所谓"日满开拓政策基本要纲"，这个要纲规定把开拓移民地区划分为三个地带，就是所谓国境地带、山岳地带和以大工业区为中心的地带。
"这就是我在伪满当时最后一次的丑态了吧？"也许有人会对我这样"关切"地问。
其中所谓国境地带，是指伪兴安北省的胪滨（即满洲里），伪黑河省的瑷珲，伪三江省的佳木斯、萝北，伪东安省的密山、虎林一带地区而言。所谓山岳地带，是指伪龙江省的嫩江、庆城、绥化，伪黑河省的龙门、孙吴，伪牡丹江省的东宁，伪东安省的密山、虎林，和伪间岛省的珲春一带地区而言。所谓工业区地带，是指沈阳、鞍山、抚顺、西安，以及临江的大栗子沟、汤原的鹤岗、密山的鸡西、牡丹江的穆棱等各工业城市和煤矿所在地而言。
在这里，我认为倒是可以从"孔家店"的那堆陈谷子烂芝麻中，找出一段恰好可以说明我当时实际心理作用的适当材料。那就是"......既得之，又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的几句慨叹式的尖锐分析。还可以说，从这一丑到极处的超丑态中，充分看出封建统治阶级的那种委曲求活的反动阶级本能来。同时也不难由此看出帝国主义者的忠实走狗----汉奸的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可耻末日情况。
日本帝国主义的开拓移民计划，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区域分划呢？主要是为了达成巩固它的殖民地政权和向外侵略的目的。它所谓的国境地带移民，就是为了要对苏联进行侵略做准备，它所谓的山岳地带移民，就是为了封锁抗日联军的活动；它所谓的工业地带移民，就是为了"保卫"工矿企业的军事生产。所以说，日本帝国主义这种移民，就是在平素里，作为镇压我东北人民并供应日寇军队粮食、蔬菜之用，一旦有战事发生，就作为侵略军的后备力量。
例如，当吉冈对我讲"日本现在已宣告投降，美国政府也表示将维持天皇的地位和生命安全"的时候，----也就是当我听到这番"主子固然获救，而奴仆尚在危险状态之中"的时候，我便更进一步想从这生死未卜的险境中，来挽救一下自己的岌岌性命，于是就把我那坚持到最后五分钟的逢迎谄媚拿手精神抖擞起来，连忙双膝落地向着天蓝色的空间----也就是所谓的苍茫昊天大磕其头。磕了头还嫌做得不够，还在口中像白痴一般地嘤嘤嗡嗡嘟囔着说："我感谢上天的保佑日本天皇平安无事！"我这一取瑟而歌的丑恶造作，倒曾使那个吉冈将军，也沉不住气了，他也连忙陪着我跪在地上，大磕其日本式的头，而同我合演了一出"敌伪叩天"的好戏。
日本帝国主义的开拓移民，并不是日本人民的自愿，而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的强制，也就是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到东北来。所以，这些开拓移民到开拓地以后，都怀着享受的心理，不愿劳动。因此，他们就雇用中国农民给他们耕种。这些中国农民，正是因日寇开拓移民而丧失了自己土地的农民。现在由自耕农一变而为日寇移民的佃户，给日寇移民团当牛马，受尽了日寇开拓移民的虐待，所得的报酬非常之少，还不敢不干。因为，日寇时常以反满抗日思想不良的罪名，加在农民的身上，而使农民遭到不白之冤。农民是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忍气吞声地做着奴隶劳动，生活在吃不饱穿不暖的穷困境地中。
固然从事体的全部过程来看，似乎我在伪满末期的恶事，可以在这恶事推移经过当中告一段落，不过是，我对于日寇的余悸，在这时更和我的反动阶级本质结合起来，仍旧起着相当的"化学"作用，变为不惜对日寇的最后逢迎谄媚丑态。如果不在沈阳遭到苏联军的逮捕，我的丑态，恐怕还会多耍几次的。
日本帝国主义在祖国东北的土地上，实行了一系列的奴役和掠夺政策，作为它进行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它就必然是从经济上政治上进行残酷的统治。因此，使东北人民日益贫困破产，由于贫困破产，这就给它造成了更多的贱价劳动力，达到它的奴役计划，进行残酷的奴隶主对奴隶式的奴役。以适应它掠夺战略物资的政策。所以，伪满所谓的"三大国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实行的。又由于三大国策的实行，给东北人民戴带上了无形的枷锁，在不自由的生活中残喘着，悲惨极矣。
十四年的帮凶报酬、出卖祖国人民的报酬，这不但是我当了十四年汉奸的卖国总账中的最后一笔，也是我在精神上极感痛苦的一个大包袱。因为它不独在我前半生的末尾一瞬之间，更加重了我掠夺祖国人民的一桩罪案，还曾在我的思想改造过程中，给我添加了额外思想负担----添加了长期隐瞒罪恶的另一桩新的罪行。通盘想来，简直是无以自解，而且是无法自恕！
（三）所谓铁路的委托经营和邮电事业的控制
祸害了东北人民达十四年之久还不算，等到恶事做尽贼运告终的时候，还从早被敌伪压榨得无血可挤的广大人民身上，来一个最后的"卷包会"......每当我想到这里时，真是羞愧得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好。尤其是我对于自己的这块腐臭的疮疖，竟自在多少次思想斗争之下，总未敢向祖国人民坦白这一肮脏透骨的罪行，直到一九五八年思想检查时，才在同犯帮助之下，暴露了这件罪恶。现在扪心自问，这真是使我罪上加罪的一段可耻大罪。除了痛悔过去，痛恨自己，同时更是忘不了这毁人到底、而且是入骨三分的日本法西斯狗强盗！
自从一九〇四年俄日战争后，由于我的祖先清朝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租让条约，日本帝国主义就在我国东北地方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港，以及由大连到长春的铁路，即所谓南满铁路。一九〇七年由日寇皇室政府和财阀投资，以占据的南满铁路为基础，成立了一个很大的垄断组织，就是所谓"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会社"）。这个垄断组织，自从在我东北取得了经营铁路交通事业的权利以来，就把南满铁路沿线作为它的特殊势力范围。在这一带的地区里，驻有日寇军队（即关东军），设有行政机构，即所谓满铁的"地方事务所"，并置有关东厅管辖的警察署等，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一个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地域。
固然在当时，我对日寇的这笔毁我到底的卖命费，曾抱有上记的看法。可是在当时，我仍然是在口头上接受了这一最后的"恩赐"。请想一想看，这笔巨大的赃款，是从哪里来的？是日寇从它的腰包里掏出来的吗？不是的。是从伪傀儡政权那里挤出来的吗？尤其不是的。结果是，在这三亿元的每张伪币上，张张都沾满了我东北广大人民的热汗、悲泪与通红的鲜血！
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满铁会社仅以一条南满铁路就控制了全东北地区的交通运输事业。到事变后，由伪满政府把掠夺旧东北时代所修筑的铁路和以后掠夺的中东铁路全部委托满铁会社经营以后，它的势力范围，就更加扩大起来了。
在身为汉奸的我来说，这固然是出于我那位法西斯殖民地主人----日寇的对我额外"照顾"，但却仍然未能减轻我对于逃往日本后的种种忧虑不安。因为在当时最使我惴惴于心的，已经不再是皇帝不皇帝的问题，也不再是三亿元或几亿元的问题，而是拼命地在悬念着"主人既是如此，奴才将何以堪"的这一切身的问题。更因为我已经看清了日寇的命运现正面临到最后阶段，即使逃往日本，结果它还不得乖乖地把我交到蒋介石之手？反正是"死"字已经注定在等着我，因此，钱财反倒成为次要又次要的问题了。最主要的，就是这条命，这时已经到了有多少钱也保障不了我这条性命的时候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关东军占领的旧东北时代所修筑的铁路，就移交给满铁会社接管经营。到一九三二年九月，由我公布了所谓"日满议定书"。根据这个议定书的细则规定，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九日，由伪满政府交通部总长丁鉴修和满铁总裁林博太郎签订了一个"铁路委托经营"协定，这才算完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强抢东北铁路的掩耳盗铃手续，将东北的各铁路全都正式交给满铁会社经营管理，并由这个协定规定，以后在伪满境内新建铁路的筑路权，经营管理权，也交给该会社办理。于是，满铁会社就在沈阳成立了一个"铁路总局"，专管理这种委托经营和进行新建铁路的事情。在一九三四年又掠夺了中东铁路，也移交给满铁会社的铁路总局接管，作为委托经营的铁路了。
和我出台这幕丑剧的同一天，吉冈安直便来见我，吩咐我准备逃往日本。张景惠和武部六藏也装出一副猫哭老鼠的面孔来，悲天悯人似的对我讲：现在日本关东军已经指命伪傀儡政权，把三亿日元的巨款汇往日本，充当我逃到日本后的生活费用。
从此以后，满铁会社就在每年终向伪满政府国务院提出一个"经营管理情况和结算新筑路工程的垫款"等的书面报告。根据一九四一年的报告，由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〇年八年期间，除了扣除委托经营的各铁路每年的营业收入，伪满政府共欠满铁会社新修筑的铁路垫款达到二十亿元以上。这种垫款是在每年度结算后，即以所修的铁路作为担保，改成为伪满政府向满铁会社的借款。这种借款是年年累计增加的。并规定每年由伪满政府付给满铁会社一定数目的借款利息，这个利息，是由伪满政府每年的岁出预算中的借款项下开支的。结果这个负担，是落在全东北的人民身上。这个委托经营，实际就是由满铁会社霸占了东北的所有铁路，还得由伪满政府出资给该会社延长铁路线，也就是，由伪满政府搜括东北人民的资财作为出资，给日本帝国主义修筑铁路。
当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为要结束它那本侵略罪恶账簿的总账，便又掩耳盗铃地替我拟出了这样一个伪"诏书"。据说，当他们在执笔起草的时候，也许是多年以来把笔运用惯的缘故罢，在该伪"诏书"中，仍然不假思索地写出了"仰承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之类的惯用套语。可是那位第一任，同时也是最末一任的伪"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却还保持着一些比较清醒的头脑，便苦笑着把"天照大神神庥"和"天皇陛下保佑"的字样，用笔给勾去了。否则，一定会在这一"退位"的伪"诏书"中，出现"在神庥保佑之下，谨此宣告退位"的名文的。
满铁会社把既有的铁路如"京奉""大通""四洮""洮昂""沈海"吉海""吉长""吉敦"等和新修的铁路如"图佳""京白""绥佳"等和南满铁路衔接起来，就大大地延长了铁路线。以沈阳为一个交通中心点，把"奉山"（由沈阳到山海关）线、"安奉"线、"沈吉"线作为三个支线，结合在南满铁路的干线上。于是，由这个中心点起，南可以通往大连，北到长春；经过"奉山线"可以通往北京和热河；经过"安奉线"可以通往朝鲜，由"沈吉线"可以到达吉林。
不过是，在那些使人不耐烦的连台丑剧中，也曾掺杂有一场会使人在恶心之余发出一阵笑声的东西。那就是关于伪"退位诏书"的一件内幕趣闻。
又以四平为一个交通中心点，分有"四梅"线，"四洮"线两个支线，也把这两个支线接连在南满铁道干线上。由这个中心，向南可以到沈阳；往北可以到长春；通过"四梅"线可以通往通化到达临江；经过"四洮"线可以通往齐齐哈尔。
同时在另一方面，我又充分表现了封建统治者所普遍具有的两重性格----既能骄又会谄的反动阶级本质。越当看到了日寇的没落在即，便越发疑神怕鬼地唯恐日寇对我生疑，甚至因此或将不利于我。所以，也就越发变本加厉地做出了层出不穷能够使人看着作呕的可耻丑态。
又以长春为一个交通中心点，南接四平，北达哈尔滨，分"吉长"线、"京白"线两个支线。由"吉长"线可以经过"吉敦"线到图们；由"京白"线可以通往白城子。
固然，我在那十四年的罪恶生活中，始终是日寇的一条驯顺走狗，真是呼之则摇尾而来，即叱之是也摇尾而退，但是在我内心中，也有时候对它抱有一种所谓怨恨。然而在这里必须指出，在我当时的所谓怨恨并不是、也绝对不可能是因为祖国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遭到了日寇的侵略损害，而只能是由于没有达到我那妄想一尝专制独裁滋味的自私自利卑鄙政治野心。还有，我所以要"怨恨"它，也只不过是因为我在当时的一举一动，无时无地不在受着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派来的大特务头子吉冈的周密监视与种种的约束，也就如同鲁迅先生所说的"忠顺的奴仆，也有怨恨他主人的时候"一般无二，我在当时，的确就是这样"怨恨"着日寇的。
又以哈尔滨为一个交通中心点，由此分出"哈长"线、"哈满"线、"哈绥"线、"哈拉"线四个支线。经过这些支线，可以通往长春、满洲里、绥芬河、拉法等地。
我是真个地这样热爱日寇的吗？
此外，还有以牡丹江为中心的"图佳"线，可以通往佳木斯、图们以及虎头等地。
"我太对不起日本天皇了！尽管我现在退了位，我还是要始终如一地和日本一德一心到底的！"
满铁会社把以上这五个交通中心，互相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很大的铁路交通网，这就完全掌握了全东北的交通运输命脉和经济命脉。
在这以前，吉冈还曾和最后一天的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形同去势野兽的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以及大树已倒犹如将散猢狲一般的各伪大臣、伪参议等，无精打采地来见我。因为是尚有一幕将完而尚未演完的丑剧，须要完全演完才能散场。于是，就由曾在九一八事变后，不得不"拥戴"我当伪执政的老汉奸张景惠，又在这不得不"拥护"我"退位"的时势压迫下，由怀中掏出一篇早拟好的伪"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来，叫我照章来一次最后的宣读，可是我这个奴才，就当这样地被主人正式"解雇"之际，还曾在吉冈的面前，不惜大做其卖国奴丑态说：
这样一来，不仅控制了城市居民和乡村农民的粮食运输，而且也限制了东北人民群众的行动自由。因为在各铁路的大小车站上和在每个列车里，都配布有日伪警宪的特务，监视旅客的行动。凡是这群特务认为形迹可疑的人，就被扣留起来，严加盘查，受到百般的刁难、侮辱和勒索以后，才能够得到放行。倘言语有些支离或者应对不当，就被诬为"反满抗日"嫌疑犯而受到长期拘留。所以，在当时一般人民除了有不得已的情况，谁都不愿意乘坐这种担惊受怕的火车。不仅如此，在每次的列车上，对于日本人乘客，都另设有专车。这个专车，一概不准中国人乘客入座，硬说是中国人乘客的气味难闻。像这种同样花钱，受到两样待遇的事情，虽然是到处都有的现象，但在坐火车时，是特别明显的。从这里，也就暴露出日本帝国主义一向对于我中华民族是怎样歧视的。
这样的话，对我能发生什么作用？我要是挺得起腰板，还当不上大汉奸呢。不过却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便是当汉奸的下场，也是帝国主义者对于失去使用价值的奴才的最后对待态度。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把东北的铁路交通事业整个地垄断了去，就是关于邮电通讯方面的电报、电话事业，也用所谓组织特殊会社的恶毒手段完全掠夺了去。在一九三二年伪满政府成立当时，日寇关东军将它占领下的东北各大都市的电报、电话事业，移交给伪满政府交通部掌管。就是由伪交通部将所有旧东北时代在各地方设立的电报局、电话局以及电政机关，如东三省电政监督署等，作为它的所属机关来统辖。
"挺起腰板来！挺起了腰板走！"
就这样，日本帝国主义还未能满足，因为这种事业是和军事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在一九三三年春，又由满铁会社、日寇国内财阀与伪满政府以共同出资的名义，组成了一个所谓"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以下简称电电会社），把伪交通部所管辖的电报局、电话局等全部财产作为伪满政府方面的现物出资，划归该会社去统辖。由于这个电电会社，是属于所谓特殊会社之一，不受伪满政府的"会社法"的约束，所以这种电报、电话事业，实际上就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来控制了。
我这时本来就六神无主地过着草木皆兵的疑惧交并生活，又听到了这样的话，当然更是心乱如麻，而希望能从他的口中说出一些有抓弄的话来，可是所得到的结果，却是他蓦地变了脸，恶狠狠地对我说：
在这个特殊会社成立以后，由日本帝国主义国内派遣海军退役中将山内静夫到伪满，在长春成立了一个"满洲电信电话设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以山内静夫为委员长和伪满汉奸官吏为委员组成的。由这个委员会发行了大量的股票，强迫各城市里的工商业和地方私营银行分摊股份。于是，这个会社就以这笔股款，在长春市修建了楼房作为该会社的社址，利用原来各地的电报局、电话局作为资本开始了营业。可以说，这个电电会社，并没有从日寇国内拿来多少现金，而是以出卖股票和掠夺东北原有的事业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这个会社是用通过股票的形式从东北广大人民的身上剥削下来的血汗建立起来的。
十八、鬼把戏最后的一幕
在大栗子沟过了几天惊弓之鸟的生活之后，日本法西斯强盗终于在苏联人民红军的强大铁拳下，无条件地宣布投降了。在日本帝国主义头号大战犯裕仁发表了无条件降伏的广播后，曾夸称百万神锐的关东军，便立即支离破碎地纷纷放下了侵略武器，乖乖地当了苏联军的俘虏。可是那个大势已去的吉冈安直，却还不甘心放弃他的所谓御用挂的责任，还想继续把我拽到给日本帝国主义做殉葬品的绝路上去，于是又来对我讲：叫我准备过几天向日本逃命，不过这次对我所发的命令，却内容空虚异常，结果是，日本现已降服，即使逃到日本去，日本政府对于我的生命安全，也是难负完全保护的责任。
尤其是，这个会社不仅经营全伪满境内的电报、电话事业，而且还经营管理着全伪满境内的广播电台和广播宣传事业。其目的是为了控制整个东北的邮电通信事业，使东北人民和祖国大陆人民，隔绝一切消息的传达和联络，并使东北各地方的人民在相互间也失去联络不能互通消息。除了能够听到日寇关东军和伪满政府的欺骗宣传，完全像是聋子一样，听不到国际上和祖国大陆上的正确声音。例如，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进行侵略战争的时期，每天发表的所谓战果，都是虚报胜利，谎话连篇，就是在它战败无法掩饰的时候，也说成是什么战略上的"转进"等，来欺骗和混淆人民的视听。
我们的列车仍旧是以蜗牛爬行般的速度，从车窗里眺望着满载日本侵略军士兵的兵车，一列列擦窗而过，好容易才算是到达了大栗子沟车站。下车之后，我遂住在一个当地铁矿最高职员的家（早已给我腾出全部房舍来的空房子）中，过着一日数惊的不安生活。有一天，吉冈又来对我讲，在长春的伪禁卫队步兵团已起义反正，现在带在身旁的一个连的该队兵士，在这种情况下，也难免不会"变生肘腋"，已把他们遣回长春去了。并说已由日本法西斯部队，接过了全部"保护"我的责任。我听了还有什么话可说，只剩下向着带来的佛像不住叩头，和拿那个金钱卜当作唯一的麻药注射剂。
这个会社统治了全东北的邮电事业，也更控制了人民相互间以电话交谈的自由。因为在各个电话局里，都有日伪警宪的特务，窃听人民谈话的内容。时常有人因打电话而招到"反满抗日"的嫌疑，而致"犯罪"坐监。
当这列满载妖魔鬼怪的南逃列车，走了不少弯路，靡费了多少倍的行车时间之后，才到了梅河口车站。看到在这车站的里里外外，有很多很多日本法西斯兵士，正在弓上弦刀出鞘地大戒其严。原来是那位鼎鼎大名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阁下"，也被苏联军的正义降魔宝剑，吓得坐不稳他那政治外交和三军司令三位一体的黄罗宝帐里的虎皮交椅，而一阵风地登上了我们这列列车，对我还狂吹了最后一顿牛（事见前），吹完之后，他便神不守舍地下车去了。
还有该会社对于广播收听器，也加以限制，只允许听取伪满境内的广播电台所广播的节目，不准许听其他地方的消息，如果私自安装能听境外的广播，一被发现，除了没收收听器，还要加以严重的处罚。
这样的后话暂且慢提，我仍想把敌伪的最后丑剧继续说下去。
日本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地使东北人民都像聋哑一般失去和祖国人民的联系，也听不到国际间的一切正义的声音，而受其残酷统治达十四年之久。
现在这个狗神，却又摇身一变成为防范我、监视我另走别途的无言特务了。只要是，有桥本虎之助捧着它给我带路，只要我能够恭恭敬敬跟在它的后面走，那么，我便可以始终在"神"----日本帝国主义思想侵略工具的无言威慑下，毫不费事地和它一同走向死灭的道路。不过，日寇的这一个最后的如意算盘又打空了。因为苏联人民红军的力量，正如怒涛一般冲垮了日寇的最后挣扎梦想，在我还没有被那伪神导往毁灭深渊之前，就把我这沾满祖国人民鲜血和浑身罪恶泥污的人，从千钧一发的瞬间，给拯救出来了。
（四）毒害人民的鸦片政策
"无论在步行，或是在上、下车时，必须由桥本虎之助恭捧神体走在前面！"并教导我，自我以下的列车中人，每逢上车、下车或是经过"神"的面前时，都必须先向它行九十度鞠躬的"最敬礼"！
在伪满政府刚一成立，为了筹款做经费，就由伪总务厅计划施行鸦片的专卖制度，在日寇关东军的决定，伪国务院的通过，和我的裁可下，便急急忙忙地颁布了一个所谓"鸦片法"。而后，又颁布了所谓"鸦片法实行令"。紧跟着，又由伪财政部制定公布了伪专卖条例和关于专卖制度的组织，在长春成立了伪专卖总署，在各省成立了伪专卖署，把鸦片作为专卖品归专卖署专卖。从此以后，在伪政权的势力下，各地方都大种鸦片，并由伪政府正式发给种鸦片的特许执照。
吉冈安直当然不是个瞎子，当然也亲自看到了这种伪庙末日的光景，对我却仍在虚张声势的十足神气下，严肃地吩咐说：
因此，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期间，伪满境内各省，都出现了大片鸦片田。后来，由于国际间的正式责难，日本帝国主义遂改变了方法。在一九三七年，由伪政府制定公布了所谓"鸦片断禁方策要纲"，把鸦片的专卖，由伪专卖署划分出来，成立了伪禁烟总局，作为伪民生部的外局。并宣传以十年为目标"断绝"鸦片，其实是借"断禁"二字为掩护，并不是真个要断绝鸦片。于是，伪满政府就口是心非地声称，只限于伪热河省境内和伪兴安西省的一部，作为鸦片种植地，其他地方都不准栽种。其实在伪满北部佳木斯、饶河、抚远等地都在秘密种植，反而比以前更扩大了栽培的面积。并且还公然地强化了所谓种烟省的机构，在伪热河省公署里成立了伪烟政厅，在各县旗里成立了伪烟政科，专门办理培植毒物的勾当。同时，并在各县旗境内，成立了鸦片组合，专门办理收购鸦片的工作，及委托专门办理零售鸦片业务的商号----"大中号"和"大满号"，承担出售鸦片给各地零卖所（即大烟馆）的烟膏。而且在伪禁烟总局和各伪禁烟分局里，还组成了"缉私队"进行检查，随意搜翻，借势欺侮和毒打附近地区的农民，甚而有因此致死的，这就给种鸦片地区广大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这时伪祭祀府的总裁----日本人桥本虎之助（过去曾当过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日本宪兵司令官、日本近卫师团长并陆军次官等法西斯军职的老家伙）以及专靠伪神来唬情形的伪神官等，仍然没有扔掉他们的"饭碗"----所谓"天照大神"的三种"神器"，还是拿腔作势地坐在头一辆汽车里，为的是好和我一道逃命。当然到了这样的时候，吉冈安直更是不能、而且是不敢和我寸步相离的了。当我们这一长蛇之阵的逃亡汽车刚一开动，我所坐的那辆汽车刚一驶出伪宫内府大门的时候，就看到在伪宫左侧犹如附骨之疽的伪"建国神庙"那里，黑烟滚滚冲天而起，原来是伪神庙起了火，是被人放了一把火。真没想到曾在伪满淫威风靡一时的日本裕仁的祖先----"天照大神"，现在也变成了无处容身的丧家之犬，而且那把火恰恰又是它的嫡系孝子贤孙的日本人伪神官亲手所放。为了怕苏联军进来之后，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干出来的不可告人的卑鄙阴谋罪证，所以才企图以一把火来消灭这一罪迹。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企图以邪教、魔道来做思想奴化工具的罪恶实证，早已在全东北的广大人民眼中，人民的心中，成为永久不可能磨灭的铁一般罪证，绝不是这区区一把火所能毁灭得了的。当我亲眼看到这一火化伪神庙的情景时，在表面上固然是装聋作哑地佯作视而不见的样子，但当时我却在心中暗暗点着头，称着快，认为我居然能够亲眼看到了伪"神"的末日！
同时，对于吸烟者，由伪禁烟总局发给"鸦片吸食证"，在各伪省由地方警察机关代发。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事零卖工作的人约为一千三百名，吸鸦片的人仅差一名即达一百万人。
越是慌乱，时光就过得越快。在那心绪如麻、寝食不安的紧张气氛中，三天的限期飘飘忽忽地消逝了，三天的时光真是如飞一般过去了。我只好是像个梦游病患者那样，有意无识地带了婉容、李玉琴和我弟弟妹妹以及伪宫内府的那帮日伪官吏并厨师用人等，成群结队地离开了伪宫出发罢！
在一九三八年，伪禁烟总局把各地的"零卖所"改称为"管烟所"。从此以后，各市、县都直接改办所谓官办大烟馆，还在种烟的伪省份内，如热河、承德设立了吗啡制造厂。
我虽然使出了这一最后绝招，但仍旧觉得握在人家手中的自己这条生命不太保牢，于是我就在那几天的六神无主生活中，每天不知要摇多少次金钱卦，翻多少次我那本对我能起麻醉作用的小册子----"未来预知术"。同时在我那动荡摇摆无片刻宁静的心中，还经常念着佛，默求佛力的慈悲保佑呢。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榨取殖民地人民的财富，以作为它侵略的资金，不仅在伪满境内公开地种植鸦片，还由国外输入鸦片原料，如从朝鲜、土耳其等地输入，在伪满制办烟膏或吗啡，大量的向我国上海、北京等方面出售。这就是从伪满更进一步地毒害了全中国人民。
这固然是我谄媚日寇的又一可耻罪恶丑态。但同时，这也就是日伪合作中带有讽刺性的一个素描特写。还可以由此看出所谓"日满一德一心"的实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总之，从伪政府成立起到垮台为止，据不完全的统计，鸦片中毒的人数达二百七十万人以上，因中毒而死的人数达十七万人以上。
我在当时，当然又是别有用心地故意这样做，总而言之，就是为了苟全自己而做出来的自欺欺人的丑剧。
到了一九四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侵略战争，为了加紧搜刮从事侵略战争的资金，便在所谓种烟省份之外，又把伪奉天、四平、吉林三省也列入在种烟省份之内；说是为了制造十万两医疗上的麻醉剂，又在沈阳设立了吗啡制造厂，每年需要鸦片五十万两作为原料。
关东军这群恶魔尚且在苏联大军的正义进击面前，手忙脚乱地准备弃甲曳兵而走，叫那个昏聩糊涂的张景惠和那关东军的腿子武部六藏，可有什么抗拒苏联的办法？
从以上的概略情况，就可以充分看出这个鸦片政策之所以恶毒无比，就是因为在这种恶毒政策中，深深蕴藏着旨在把东北人民，特别是有为的青少年，陷入于懵懂麻醉生活之中的毒辣阴谋。所以在伪满当时所施行的所谓禁烟政策，其实，就是以扩张鸦片种植来害人毒世的一个代名词。伪禁烟总局的组织，其实就是想在禁烟的伪装后边，来推行日本帝国主义所企图的杀人灭种的殖民地政策。
"应竭尽全力以支持日本皇军作战，抗拒苏联到底！"
（五）关于军政方面
当苏联军队正以秋风扫落叶的威势，进兵解放东北的时候，我还抱着"佞鬼免灾"和"光棍不吃眼前亏"的心情，使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家传绝招"----也就是把极尽汉奸之能事的"绝技"全部使用出来。那就是当我正在收拾细软准备逃命的时候，把和我同样准备逃命的张景惠，武部六藏唤入伪宫，装腔作势地吩咐他们说：
日寇侵略中国主要是一贯使用武装暴力，尤其是在帝国主义强盗们操纵中国军阀连年内战的阶段中，日寇更采用了"以华制华"的政策，收罗叛国的不逞分子，用来充作帮助他们祸害中国的帮凶。
所以，日寇的败象越浓，我的疑惧也就随之加深。越是害怕，我那套对日寇的奴颜婢膝逢迎谄媚的汉奸护身法宝，也就越发频繁地使用出来。请看下举各例，就可以知道我当时的心理状态。
当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三省内，人民纷起抗日。东北军大部分自发抗战，一部分徘徊观望，一部分退到关里，另一部分则叛国投敌成为民族败类，还有和日本浪人勾结的土匪，局势极其混乱。
"心毒手辣的日本鬼子，是充分可能在它垮台的时候，怕我落在别人手中而泄露了它多年来的阴谋诡计，而要先杀我来灭口的。"
到伪满建国之后，于四月十五日发布了"满洲国陆海军条令"，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伪满傀儡军队。更依据伪组织法，我是伪陆海军大元帅，伪满陆海军应由我来统率，在我的身旁还设有"侍从武官处"，而在伪国务院的组织内也设有伪军政部，来执掌军令、军政、教育、训练等事务。更在"奉天"、吉林、黑龙江、"洮辽"和"兴安东南西北四分省"，设立了伪警备司令部，并于哈尔滨设立了伪江防舰队司令部，任命各伪司令官，分辖其直属部队，帮助日寇竭力镇压东北反满抗日的人民，并企图越快越好地完成所谓伪满洲国领土的统一。
为什么当时在我主观上，竟会发生这样的想法呢？说起来话长，这倒不是一朝一夕突然产生出来的思想，而是由于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长年操纵下，产生出来的奴化自卑感，同时，这也是在我那一贯疑惧丛生的心理下产生出来的东西。固然以常理来讲，日寇和汉奸十四年相依为命的龌龊关系，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特别是对我这样一贯为虎作伥的大汉奸来说，既不惜卖尽祖国东北的一切主权，更始终忠实地执行着日寇的侵略政策，而且是再接再厉地支持了它的侵略战争，死心塌地地当着它的忠诚帮凶，难道在它失败的时候，立时便会杀害我吗？可是我所以要这样疑惧不安，也并不是没有我的独特见解：那就是由于我的绝对自私自利阶级本能所产生出来的。同时，这也正正说明了我唯其是事事鼠目寸光地只能看到自己一身的当前利益，同时另一方面我又在空虚、孤独、胆小多疑的本性下，成为一个贪生怕死的无骨懦夫。因此，在我当时的心理中，就发生了严重矛盾的几个方面。例如，既是专门靠贴日寇以图维持自己的汉奸统治者地位，因而抱有崇日亲日的思想，同时却又存在着极端恐日的思想感情；而且又由于日寇经常在某些方面，不能满足我的意愿----受它的约束限制，致不能达到我一贯朝思暮想的专制独裁统治人民的迷梦，所以我就在"崇""亲""恐"之外，还掺杂有相当的"怨"和"愤"的成分在内。特别是关东军多年来对我实施的步步加紧政策，尤其是吉冈安直的对我种种限制和束缚等，更都是使我的疑神疑鬼心情逐步加深的推动力量，所以我在当时，就神经质地想：
在这里，我应该特别暴露出我的卖国密约的重大罪行。当我企图得到和巩固这个伪汉奸头子的地位时，就在密约中，让日本侵略军常驻伪满，更把伪满军的指挥权委托给日寇关东军。所以，当伪满军政筹设之初，就由关东军一手包办。同时，在伪军政部和各伪司令部里，都设立了军事顾问部。一切军令、军政大权，都移交与日寇执掌。到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在郑孝胥同武藤信义签订的"日满议定书"第二项里，又把这个密约合法化起来，成为具体的卖国条款。
因为在这个时候，我已确实感觉到，这回日本定会彻底失败无疑，伪傀儡组织，这次也定非随之垮台不可。但我同时也已认为这乃是当然无可避免的事，还有什么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日寇在失败之后，可能先消灭我来灭口的这件事。因为是，我正被人家完全握在手掌之中，叫我死我便不能活，可有什么办法可想？
日寇从"九一八"以武装力量侵略了我国东北，建立了殖民政权的伪满洲国以来，在这一罪行的初步看来，是由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一手包办而成。但到了武藤信义继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全权大使"和"关东州厅长官"的所谓"三位一体"之后，就更能看到日寇为了推行在我东北的殖民统治所犯下的奴役、掠夺和武力镇压的罪恶行为。所以，在一九三二年冬到一九三三年春，相继击退了在黑、吉两省的旧东北军的抗日力量，并侵占了热河省全境，完成了所谓"满洲国领土的统一"。这说明了我的滔天罪行。在这一罪行里，叛国军阀张景惠、张海鹏、于芷山、吉兴、熙洽、张文涛、于深徵等都曾在伪满军中起了很大的帮凶作用。
但在当时，我内心里最害怕的倒不是苏联，而的的确确是狠心辣手的日本。
在"军事顾问部"掌握下的伪军政部，还有一个作恶的作用，就是，把曾在东北军阀割据下私人的、分散的军队，用我的"统帅大权"和"大元帅"名义，都集中起来，成为一个助纣为虐的武装叛国集团。一九三三年，先用编制全国军事预算和"国军"统一编制等办法，把饷、械、粮秣、服装和人事等，都由伪军政部一手抓过来统一执行。更依据新制定的"军队编制令"，把伪满军的划一编成和统一编号的工作统统给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计为伪混成旅26、伪骑兵旅7、伪教导队6、独立骑兵团8和伪江防舰队等。军事教育和补充机构一律归部直辖。更建立了伪"中央直辖部队"，如伪靖安军、伪近卫步兵团、伪宪兵队等。这些罪恶任务，到一九三四年，当我当上了"满洲国皇帝"，才算是初步完成。
"你如果不走，苏军来了，一定会首先把你杀掉！"
我在爬上了伪皇帝的"宝座"后，首先就对于伪满军人下了敕谕，在里边曾强调说："朕为尔等的大元帅，统率大权揽在朕躬。"这就是让他们都必须服从我的命令。后边又说："因时制宜，特定规范。"这又说明根据我的密约更把用兵指挥大权，一齐委托在关东军司令官手。就是这样，你们也必须遵从。更制定了"军人誓文"，要求他们向我宣誓，服这个乱命。所以，在伪满汉奸政权十四年中，伪军真正形成了"皇军之一翼"，随着关东军侵略罪行的不断发展，伪军也不断地加深了叛国、反人民的种种罪行。
那个曾在伪满十四年中，作福作威达十年之久的吉冈安直，当听到风声不好，察觉到大势已去的时候，于八月十一日前后的一天，带着既紧张又仓皇的神情和神气沮丧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曾先后来见我，对我说，日本由于"战略上的关系"将退守"南满"，再准备同苏联军"决一死战"。并叫我即日带领家属等移往通化大栗子沟（当时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和各部、伪参议等差下多将全部移往通化，只把其中的一小部分留在长春）。我因为和我同行的家属以及用人并行李等物甚多，当天实在无法动身，便再三向他们做了下气悲声的苦苦哀求，结果是还没有白白恳求，总算是好歹先得到缓限三天的"恩准"。但是吉冈安直却已在心烦意乱之余，现出了凶狠的颜色，恶狠狠地警告我道：
再就是由于我做了伪皇帝，伪满军也渐次被染上所谓帝制色彩，而进行了机构改革。我既当上了伪皇帝，伪军政部总长张景惠就改称为伪军政部大臣。我既下了伪"敕谕"，并颁布了伪军旗，全伪军就要"奉读伪敕谕"和"拜受伪军旗"。我要观兵、观舰、和看大演习，他们也就得依照计划来实施。既是以我的名义下令"讨伐"，那么伪军就得去干那镇压自己爱国同胞的罪恶勾当。同年七八月间，又改各伪警备司令部为五个伪军管区司令部，并增设伪地区司令部，更举行"特派或任命"，任命他们依次为伪司令官。更于翌年实行"特命检阅"和派遣伪"侍从武官"去慰问日满的病伤兵，用以表示我甘心从贼和鼓励炮灰之意。
在敌伪那方面说来，在这十几天中，真可以说是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个个都慌了手脚乱作一团。
在我即伪帝位后，到了一九三七年，伪满军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所谓国内"讨伐"和"治安确立"。而随着伪满军的"精军训练"，兵种增加，兵器补充等，更逐步增强伪军的帮凶力量。我在当时，也曾致力于"精兵主义"，用以巩固我的地位。但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伪满机构大改革又把伪军政部改为伪治安部，把伪警务司也编入了该部，形成了伪军警的所谓"一元化"。不久，就发生了"七七事变"。这时，伪满洲国不但发表了声明，支持日寇的这个侵略行动，更于八月间编成"热河支队"和调派伪第三教导队，从热河方面出兵华北，参加了这一血腥侵略罪行。这就是伪满军正式帮着日寇侵略祖国的又一罪证。从此，直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伪满垮台止，曾继续向华北方面派出了伪军，如甘珠部队、铁石部队等。可见，伪满军的罪恶作用，并不仅限于对东北人民的残酷镇压，更进而出兵关内，完全成为帮助日寇屠杀祖国同胞的一支武装侵略力量了。
以解放吉林和哈尔滨为进军目标的第三路大军，以解放齐齐哈尔和哈尔滨为进军目标的第四路大军以及从事协同作战的苏联太平洋舰队等，在我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人民抗日军配合作战中，各方面都以雷霆万钧之势，压倒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一向夸耀的关东军，解放了沦陷十四年的全东北。
这一支武装侵略力量，到一九三九年七月三日，更帮助日寇掀起了所谓"诺门坎战争"。这一战争，在日寇死伤一万八千人以上的情况下，到九月十五日才和苏联成立了停战协定。而伪满军也死伤逃亡达数千名之多。这又说明伪满军帮助日寇，也起着侵略苏联和蒙古共和国的作用。日本军国主义者自从受到这次教训后，才把所谓"北进政策"掖藏起来，对苏联改用了比较消极的策略。因此，为伪满建立"北部国防"，更奴役了大批人力，并增加了国防建设费二亿多元，虐杀被征工人不计其数。更于同年十月，决定由次年度起实行罪恶的征兵。
以承德、锦州为进军目标的苏联第二路大军，也以破竹之势，节节扫荡着日伪强弩之末的抵抗，做着怒涛般的迅速前进。
伪满初期兵员的来源，是一贯依靠封建军阀遗留下来的募兵制。但日寇认为这种兵不可靠，遂在加重奴役东北人民的反动政策下，更定出了征兵制。经过长期筹备，到了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五日，就公布了所谓"国兵法"。从该年度起，由各伪司令官和伪省长负责，逐年强征东北青年去充日寇侵略的炮灰，到一九四五年止，共征集了十四万人以上。
第一路苏联大军从后贝加尔湖方面直指长春及沈阳。十二天的工夫，就把敌伪的总巢穴长春和沈阳从十四年的沦陷苦海中解放出来了。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一年间，由于日寇侵略中国和"南进政策"的需要，伪满军政也进行了改革。一九三九年一月首先制定了伪"将军府"和伪"军事咨议院"的组织条例，把所谓伪满的将军和军事咨议官们聚集起来，作为我的军事咨询机关。更撤销了各地区的伪司令部，增设了伪6、7、8、9、10、11各伪军管区。到一九四〇年为止，是伪满逐步缩编兵额的时期，由最高额数的十四万余名，减少到八万名左右。更在实行伪征兵制之后，逐年缩减步骑炮兵的战斗兵额，增添防空、运输和伪工兵部队，用以保护日寇后方的侵略基地，替日寇运输由东北掠夺去的大量物资。这时所谓"国内治安"情况，除热河外，抗日武装受到很大损伤，已经减到最少程度。所以鬼子伪军遍地跑，到处横行。
东北人民就是在这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忽然听到了从北方传来的一声炮响。原来是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苏联红军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庄严地宣战了。跟着就以泰山压顶之势，分成四路大军，开始了解放我东北人民迅雷不及掩耳的军事行动。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企图侵略全亚洲，建立臭名昭著的所谓"大东亚新秩序"。伪满洲国又声明支持日本的"大东亚圣战"，我也立即颁布了伪"时局诏书"，要求全东北人民，必须"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更加残酷地加重对于人力、物力、财力的奴役、掠夺。在这段时期里，伪满军政又有了一番的"改革"。同年十一月随着伪中央机构的改革，改伪治安部为伪军事部。把伪警务司令分出成立了伪警务总局。把铁路警护队编入伪军事部直辖。成立伪铁路警护总队司令部于沈阳，改编其直属部队为六个旅，计为锦州、奉天、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等铁路警护旅。更在伪军事部内增设伪铁路警护司，任命日本人的伪将官，充任伪司令官、旅长和司长。更由于伪"国兵法"的实施，把所谓"国兵漏"的适龄壮丁百分八九十的东北青年，均课以一年期限的义务劳动。更以慰劳"皇军""国军"为名，在"全国"各市县组织了"国防妇女会"。在驻军地方建立了"军人会馆"。因此就进一步地奴役了东北男女青年，并强夺了大量人民财富。同时因响应日寇侵略中国和太平洋战争的需要，逐步把伪满战斗兵力，集结到长城沿线上，并派遣江上兵，在黄海、东海上掩护日寇的海上运输。最后由一九四四年末到一九四五年初，更应日寇的要求先后用伪满军编成了所谓"铁石""铁心""铁血"三部队，临时任命日本伪将官任部队长，率领步骑、炮、自动车兵和"铁路警护旅"与"宪兵团"，进驻山海关内，帮助日寇镇压冀东抗日组织，并保护铁路运输，直到日寇投降为止。
就是这一疯狂的最后挣扎，逼得多少东北人民悬梁觅井，多少东北农村家破人亡啊！
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当苏联红军出兵解放东北之际，我还是依赖日寇关东军，表示愿尽伪满全力做孤注的一掷。所以我就通过伪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和最高军事顾问秋山义隆命令将伪满全军配属在关东军指挥之下，向南撤退，企图做最后的挣扎。在八月十二日，我也向大栗子沟逃窜。当道经梅河口时，还听到日寇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谎报日寇"胜利"的消息。当我在沿途看到强迫人民构筑防御工事等时，我还以为我的"皇位"尚可一时苟延。乃过了三天，日寇裕仁就宣布了无条件投降。我也在张景惠、武部六藏的摆布下，宣读了所谓"退位诏书"，至此才结束了我在伪满十四年间异乎寻常的罪恶生活。今日回想我的这一罪行，不仅曾给祖国东北三千七百万人民，造成异常惨痛的灾难，就是在日寇侵略东南亚各国的罪行中，我都应负重大罪责，真是万死不足以蔽其辜。
当然，由于我的带头祸民利敌，那当仁不让的张景惠和那红了眼的饿狗----武部六藏，更要摩拳擦掌，振振有词地去做积极布置了。于是就由他们传知于当时正在长春开伪省长会议的各伪省长，由省而县，由县而各地方伪官吏、伪警察，更在各地方的村镇头目以及地主、恶霸、流氓、特务并当地伪协和会会员的诸恶共济下，更进一步加强了劫掠粮谷、物资的广泛罪恶活动。
（六）日寇的警犬----伪警察
就在这样凄风苦雨弥漫了全东北的时候，我还在吉冈安直的牵线下，忍心害理地把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伪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叫到伪宫，当面给他们打气，命令他们更要努一把劲，务必要从久已筋疲力尽的人民手中，挤出无可再挤的粮谷，以便从速运往日本去支援所谓"大东亚圣战"。
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区，要彻底实现它的奴役和掠夺，它就必然要通过它的殖民统治政权，强迫实现它的各种残酷政策和万恶法令。因此，这个殖民地政权，就必然是一个残暴的镇压屠杀殖民地人民的"警察政权"，所以伪满政权就毫无例外地培养了十多万所谓"皇帝陛下的警察官"，用这些"警察官"的暴力，执行着伪满的各种罪恶的政策法令，并构成警察特务的罗网，竭力镇压人民的反满抗日的正义活动。
例如，眼看着当时的东北广大人民，已经是在十四年的敲骨吸髓压榨下，给毁得奄奄一息，从粮食不够吃到了无粮可吃，由衣不能蔽体到了无衣蔽体，由橡子面、糠和豆饼到了草根、树皮和观音土，由挨饿受冻到了冻馁而死的悲惨绝路。而这些从贼不贰的祖国人民叛逆者反倒越发像是瞎了眼和横了心一样，岂但是熟视无睹地无所动心而已，居然还想从骨髓全干的枯骨中，去榨取那最后一滴余膏，还想借此来向大势已去的万恶主人----日本帝国主义者邀宠竞媚。因此，不但是翻箱倒柜已成为搜括余粮的常用手段；就连掘田刨垄、拆炕毁墙也早成为数见不鲜的惯用方法；甚至詈骂、殴打、关押、判"罪"；甚至纵火烧房、逼人投河上吊的恶辣手段，也都早成为对广大农民的常套手段。把穷苦农家赖以苟延残命的仅有藏粮，颗粒不留地抢走还不算，就连准备来年下地的微许种子，也是概不留情地席卷干净。
特别是到了一九四三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节节失败时，对于伪满这块军事战略基地，更加紧了奴役和掠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就越发要加强伪"警察政权"的力量，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在同年就把伪警察最高统治机关，改为伪警务总局（在伪政府成立时，伪警察归伪民政部管辖，一九三七年改归伪治安部管辖），归伪总务长官直接指挥。从此，伪警察的统辖，就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地取得了紧密的联系。伪总务长官一个命令，全伪满的警察就都可以立时行动起来，以供它的驱使。日本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地推行和执行了它的殖民政策。也就是说，由我裁可公布的各种为日本帝国主义谋利益的同时也成为东北人民严重灾难的伪政策、法令，都是通过伪警察的手，无情地加在我东北人民的身上。使成千上万的人民在阴气森森的城市中呻吟着，在朝不保夕的贫苦农村里过着忍饥受冻的生活，在粮谷"出荷"的强盗政策下被抢去最后一粒粮食；在开拓移民的强盗组织下被抢去大片土地；用经济统制扼住了人民的喉咙，用集家并村烧光了人民的住处；在都市中则有伪都市计划，迫使人家漂泊街头无家可归；再加上抓浮浪，征劳工，抓思想"犯"等，夺去了人民的无数宝贵生命；此外，如苛捐杂税、物动计划等无一不是残害人民的强盗手段。在伪满的十四年间，东北人民都把伪警察呼为"警匪"，就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了伪警察政权来实现它的奴役和掠夺，所以，对于伪警察的权限就一步步地扩大起来，可以说，在当时东北人民的生活中无一时不在受着伪警察的威胁、监视。日寇固是可恨，汉奸尤其可恨，特别汉奸中的伪警察则更是可恨。
十七、日伪垮台前夕的尾声
当日寇的血淋淋侵略矛头越来越钝，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旗色日趋暗淡失彩的时候，日本侵略者便也越发变成了疯狗一般，不但是见人便咬，而且是东撞一头、西伸一脚地乱闹起来。而那些绕树藤萝般的汉奸走狗，也就在这风前之烛的余焰中，越发把帮凶到底的恶奴形象，日益鲜明地显现了出来。
例如，伪警察多次施行的都市大检举，当时还美其名为"都市治安确保"，其实就是替日寇来镇压东北的广大人民，在这种所谓大检举中，曾有多少被认为是"形迹可疑"的人遭到逮捕，被认为是"浮浪者"的失业工人也同样不断遭到逮捕，被认为是"经济犯"的贫苦人民更是要遭到逮捕。特别是在敌伪末期所谓"经济犯"的人数为最多。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食粮的掠夺，首先就实行了粮谷配给制度，人民因为吃不饱，要活下去，就得想法私自买卖。尤其是大多数的穷苦劳动人民，为了一家的生活，怎能不设法弄些粮食呢？但是这些万恶的伪警察，就以抓"经济犯"为名，有的没收了粮面，有的连人带粮一齐带走，甚至严刑拷打、投狱和判罪。
这就是伪侍从武官所以在当时被一般人相当重视的主要原因，也就是他所以能够成为伪"皇帝"分身者的一个原因。
这都是所谓"皇帝陛下的警察官"的罪恶，也就是身为大汉奸头子----伪皇帝的我的罪恶。
所以，在当时，伪侍从武官代表着伪"皇帝"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当地的各伪机关、团体等单位，照例都是以迎送伪"皇帝"略略具体而微的隆重排场去接待他们。例如，在沿途必经之路的森严警卫，所到之处的恭敬对待，所见到的人，都是以顺从的态度来做应酬，等等，都是不以他们个人的官等和本人的身份来作为待遇的差别，哪怕伪侍从武官是个校级伪军官，接待他的是个伪将级身份的人，那么那个伪校级的侍从武官，便可以高高在上地生受着伪将级军官的恭敬行礼。因为伪侍从武官是代表了我，所以他的一举一动，也就被神圣化起来，于是由他这代表我的身份所引起的坏影响与恶作用，也就和古时封建时代的如朕亲临的钦差大臣差不多。尽管在伪满时代，已经根本不可能再有先斩后奏的尚方剑制度的存在，但是它在奴化污染方面的罪恶影响，以及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兴风作浪的坏作用方面所起的效力，则是大有可观和无可估量的。
（七）关于司法方面
十六、伪侍从武官
伪"皇帝"既是一个低眉合眼、高高蹲坐在上、徒享香火而全无一点人性的泥胎木偶，那么，在那空备华藻而无丝毫意义的"莲台正龛"两旁，塑造一些面目狰狞而实际毫无作用的牛头马面之类，倒也可以助长一些正座本尊的所谓威信。那些饱食终日、日日夜夜在伪宫内府的一隅之地，长期过着"优哉游哉"干拿钱而无须办事的闲适生活的伪侍从武官，也并不是光知道在有什么"大事小情"的时候，站在伪"皇帝"的两旁，军服、马靴、佩勋章、挂军刀、雁行排列着来做站脚助威的徒然装饰品。也不是仅限在伪"皇帝"出门的时候，只在车前马后做亦步亦趋的保镖者。而是在所谓必要的时候，既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伪"皇帝"的分身者，又可以成为以实际行动帮助日寇推行殖民地奴化政策的有用工具。例如，当我派伪侍从武官代表我赴某地区，对日本侵略军医院中的伤病兵将进行慰问时，他便立时成为伪"皇帝"的一个化身，神气活现地对那些法西斯分子，去做精神上的鼓励和物质上的抚慰。也就是因此助长了他们在养足了气力之后，再来加倍地荼毒我祖国人民的所谓"士气"。又如，当我派伪侍从武官代表我到某伪军区去做什么传达，或是参加什么部队典礼的时候，那么他便是整个代表着我直接去奴化伪军的士兵、伪军官等，使他们在那种封建毒素的有形、无形麻痹下，忘却他们自己也都是中国人，而去拼命镇压自己的同胞----父母兄弟和姊妹，来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实行它的血腥统治政策。又如，在代表我赴某伪军事学校去参加什么毕业、结业典礼时，或是到某伪军事机关去颁发什么奖品，或是去传达什么伪"诏敕"等的时候，那便是直接替日寇去制造忠诚奴隶和去毒化那些伪军中的骨干分子。更如当代表我到某地去做那别有用心的所谓"赈济"，或是视察灾区，以及参加一些特定地方仪式时，那便是想要把奴化的毒素，更进一步扩大到伪军范围以外的各地方团体、单位去，扩大到污染一般人的地方去。诸如此类的事，不问可知，伪侍从武官的罪恶作用，绝对不是仅限于站脚助威和车前马后的程度。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掩盖它的侵略行为，它就必须把伪满在外表上伪装得像一个所谓"独立国家"，并且在组织上形式上伪装像一个法治国家的模样，来实施它挂羊头卖狗肉的残酷镇压、屠杀和奴役我东北人民的所谓司法制度。在伪政权成立同时，设立伪司法部和法院检察厅等暴力机关。这个司法制度，关于司法行政方面，由伪司法部来执行，关于审判方面，则归我直属的伪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厅及它以下各级法院检察厅来执行。在伪法院中有伪最高法院、伪高等法院、伪地方法院和区法院。在伪检察厅中，有伪最高检察厅、高等检察厅、伪地方检察厅、和区检察厅，以此构成为所谓三审的审判制度。
因为我不能不深深悔恨我的种种过去，不能不好好地忏悔我自己的罪恶过去。
现在说一说伪司法部和各级法院、各级检察厅的关系。对于预算和人事任免等归伪司法部统一办理，对于各级法院的审判案件和各级伪检察厅侦讯案件时，名为不受其他的干预，但是在重要案件审判终结后，伪法院必须报请伪司法部备案，有不合法律条款时，可以使其更审；伪检察厅检举重大案件时，必须征求伪司法部同意后，方可施行。对于处极刑者必须经过伪司法部大臣的批准。这就是说，敌伪操纵着杀人压迫人的机器为所欲为，也就是说，伪司法部大臣对于各级法院、检察厅有监督权，尤其是有关所有司法的各种罪恶的政策法令，都由伪司法部大臣提案，经过我的裁可以后才公布实行。
我真不敢回忆那些，也不愿意回忆那些。但在同时，我却不能不好好地回忆，也不敢不时时地好好回顾。
日本帝国主义把伪满政权，挂上一个所谓"文明法制"的骗人招牌，涂上一层所谓"以法治国"的脂粉，这只不过是用来遮掩它的不敢使人看见的坏事罢了。
回想起来，我那十四年的生活，的确是完全建立在当时全东北人民的痛苦血泪之上。这是毫无疑问的。
自从伪司法部成立以后，日伪曾经实行了许多次所谓大检举，即兽性的大屠杀大镇压政策，例如在一九三六年，在伪黑龙江、安东省及其他地方的所谓"反满抗日事件"大检举，就屠杀了数十名和判刑了数百名的爱国人士。在一九三八年，在伪三江省检举了三百八十余名共产党人，其中一百六十名起诉，十名判死刑，七名处无期徒刑。此外，类似这样的事件，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一言以蔽之，这都是我的缘故，才会使当时东北广大人民日日夜夜都在过着心惊胆战的悲惨沦陷生活。而这种暗无天日的殖民统治，竟长达十四年之久。先不用说由于我的大笔一挥随随便便写出的"可"字，或是由于我的图章一捺所颁布出去的伪政策、法令等，曾使多少人民受到走、死、逃、亡、杀、烧、淫、掳的严重灾害，就是我的一出门，一经过，也同样会使无数人民，饱受到种种意想不到的天外飞灾。
在一九四三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侵略战争中逐渐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它为巩固侵略基地，对东北人民在思想上进行了严格的统治。伪满政府为了适应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统治，于同年九月十八日曾以所谓"敕令"公布了"思想矫正法""保安矫正法"，其目的是为了实行法西斯集中营形式的恐怖政策。所谓思想矫正法，就是取缔反满抗日的爱国的思想，以民族英雄为对象，在高等法院内设置一级审治安庭，专门办理所谓思想犯事件。这如同国民党所叫嚣的"错杀千人，也不使一个人漏掉"的罪恶行为一样。所谓保安矫正法，就是以维持治安为借口，大肆逮捕善良的人民，迫使他们服劳役。伪司法部为了贯彻执行这两个血腥的法令，在伪司法部的管辖下设立了伪司法矫正总局，在沈阳、哈尔滨、长春、抚顺、鞍山、本溪湖、阜新、西安、鸡西、鹤岗、通化等地方设立了十余个辅导院，收容所谓思想不良的人，送到矿山工厂去服劳役。在一九四三年，在这十余个辅导院里就收容了一万余人。
敌伪的残酷统治恶不恶？
在伪司法矫正总局所管辖的各地方监狱，到一九四四年就有一百三十余处。从来监狱归伪司法部行刑司管辖，由一九四三年伪司法矫正总局成立后，各地方的监狱拨归伪矫正总局管辖。从此，在这些监狱里关押的"犯人"生活，就越发地凄惨起来，经常遭受到所谓监狱里的五种非刑，即手铐、脚镣、保护衣、防声具、链锁等惨无人道的恶毒刑罚，此外还有所谓笞刑，其中的所谓保护衣，据说是用硬性的衣型，把人固定起来，防声具是用一种面具，把人的嘴堵上，是最为残酷的刑罚。
看一看罢！伪满汉奸头子的淫威大不大？
在各"辅导院"里收容的人，主要就是强制使服劳役，动作稍为缓慢就被认为是怠工，不仅遭受到棍棒、橡皮鞭子的毒打，也有时遭受上记的监狱五种刑罚。如果有逃跑行为，被捉回时，那么，就立即当着全体"犯人"面，活活地打死。
就是因为这样，凡是我所经之路，所到之处，各伪警察署的拘留所内，每次都是人满之患。
在伪满时期所谓"犯人"，无论是在监狱里或是在"辅导院"里都是九死一生。家属接见，必须花钱，否则见不着面。并且无论是在监狱里或"辅导院"里，生活条件非常不好，真是牛马一样。吃不饱，穿不暖，工作也没有安全设施，所以在服劳役中的所谓犯人，死亡率最高达到百分之二十左右。此外，还有以戒鸦片烟为名的"康生院"，也同监狱"辅导院"相似，就是把吸鸦片烟的人收容起来，强制戒烟并使服劳役，由于待遇的恶劣，以致烟瘾未戒成，人先送了命。伪满的这种监狱"辅导院""康生院"名义虽不同，其目的都是为了把善良的东北人民捉来服劳役，无偿地奴役东北人民给日本帝国主义构筑军事设施。
总之，在敌伪的残酷统治下，失业就是你的"罪"，穷困也就是你的"罪"。谁来保障你的起码人权？谁来尊重你的起码人格？你既是在弱肉强食的反动统治下，没有赚钱的"本领"而失了业，既是你没有损人利己，或是不能和敌伪同流合污而成为穷人，那么警察宪兵的镇压对象就是你，平白无故就可以让你饱尝牢狱风味。甚至还可以随随便便给你安上一个"形迹可疑"的"罪名"而审讯你，盘问你，搜查你，拷问你和判你的"罪"，甚至还可以随随便便地要了你的命。这就是在敌伪统治下，东北广大劳动人民的命运！这也就是因为我，东北广大劳动人民所遭到的沦陷之苦！
在一九四四年，在通河县收容的所谓思想矫正的"犯人"二百五十余人，在通河县所谓"康生院"拘禁中，由于不堪残酷虐待，在看守人员王金才等的同情下，被收容的人全部都被开门放了。在往方正方面逃走的途中，被日伪军警追击打死了一百余人，其余的被捉回送到佳木斯监狱，以后开了特别治安法庭，将王金才等当堂活活打死。
特别是我预定住宿或是"巡视"的重要地区，更是在一个月，或是比一个月还要以前的期间内，就有敌伪双方的警、宪、特务之类，接二连三地对于各旅店、娱乐场所以及各人民公共场所，尤其是对于所谓的贫民窟等处大肆搜查，遇到没有职业或是衣服褴褛以及他们认为形迹可疑的人，便不分青红皂白，押往伪警察署进行盘查审讯，除其中绝少数认为可保无虞的个别人物外，其余便都得等到我平安回宫为止，饱尝半月或是一个月的囹圄之灾。
从一九四三年到伪满垮台为止，在这短短三年中，共收容了有三万余人。日寇成立"辅导院"的预计收容人数为十万人。这要没有苏联红军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军。解放了全东北，消灭了日伪统治者，东北人民将更要受到不可估计的灾难和痛苦。
我听说，当我每次出门的时候，我所到的地区不用说，就是沿途之上的一带居民，也都是远从一个月以前，就会经常受到伪警察等的调查，限制和啰唣。真是所到之处，无处不出现孩子哭、大人喊和鸡飞狗跳墙的骚扰情景。
一九四四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的侵略战争中节节失利时，更加紧对于东北人民的镇压，又由伪司法部制定公布了"时局特别刑法"，就是对于反对"大东亚战争"的人，处以徒刑和死刑。据伪满政府明文发表（满洲日报登载），在一九四四年一年里，因触犯了这个血腥的刑法，而被判刑的案件达八百余件。
由于所谓"巡幸"而受到的有形祸害，自然还不限于这一点，特别是对于广大的劳动贫苦人民，更是曾经给予了直接或间接的切身灾害。
从这里可以看出伪满的司法，也就是专供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的一把屠刀。十四年来在这柄凶刃上，不知道沾染了多少祖国人民的鲜血。而在长年以来，专门替日本帝国主义磨这把刀，替它挥动这把刀的人，则是伪满的汉奸头子，也就是我。
不但是对于儿童青年是这样，就是在迷惑当日彷徨不定的人心上，当然也曾起过很大的罪恶作用。
（八）对于东北人民思想意识的统治
例如，我有一次到沈阳去的时候，那些伪校的校长教师，便在敌伪统治者的指令之下，大干其奴化灵魂的污染工作。不但曾迫使那些儿童青年荒课费时地排列迎送我，事后更迫使他们在课堂内必须写一篇迎送我的感想，为的是要达到进一步奴化的卑鄙目的。然后就把这些饱受思想毒害的可怜牺牲者所写出来的奴化成绩----奴化感想文贴到一册一册的贴相片簿内，大批给我送来。我在当时，又怎能对此有什么扪心自问的可能？只不过是稍稍打开一两册偶尔看了一下之后，就丢开了。但是到了今日，我却不能不努力在那淡忘已久的渺茫回忆中，去找一些可能仅存的当时印象。我概略还记得，那些所谓的"感想文"，固然可能是由于伪校教师的生逼硬迫而制造出来的，其内容都是千篇一律地在"歌颂"着我。然而我总是觉得在那异口同音的谀词中，仍然是含有一种说不出的中华民族爱国热忱在潜流着。因为什么？因为是，那些奴颜婢膝般的连篇谀词佞句，绝对不会是儿童从心里所能写出来的话。这一点我认为是无可置疑的。同时也无可置疑，那样的奴化毒素，当然是曾经污染了多少沦陷中的祖国人民可爱的后一代。
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东北人民，不仅是在物质生活方面进行残酷无情的压迫统治，实行了各种侵略政策法令，而在精神生活方面也进行残酷无情的统治，实行了各种奴化的思想统治政策。主要是为了巩固它的殖民统治，所以在掠夺奴役之外，还要在人民的思想意识上进行一系列的奴化教育，灌输所谓"日满一德一心""唯神之道"等，企图扼杀东北人民的民族国家观念，以便驯顺地给它做奴隶。
对于那些被驱来赶去的各伪团体来说，这当然是一种不愿去又不敢不去的义务了。但是由于所谓"巡幸"而生出来的后果，则尚不只此。最可恨的就是企图利用这种驯奴式的方法，去奴化当时的东北人民。特别是对那些天真烂漫无邪无垢的青年、儿童，简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严重犯罪行为，因为这种封建残余的麻醉毒素，越是对于纯真可爱的儿童和思想纯简的青年越是最危险的东西。它可以拿这慢性的剧毒，深深腐蚀他们的纯洁灵魂，可以麻痹他们民族应有的神圣意志。就以我那几次的"巡视"后果来看，因此而受到毒害的人，我相信是会指不胜屈的。
关于学校教育方面，在伪满政府成立后，于一九三三年成立了伪文教部。在当时，规定学校教育方针是读四书、讲孝经的教育制度。仍然保留三三制，使用旧东北时代的教科书，仅仅在国民读本里面，将"中华民国"的国旗换上伪满国旗，用意是教育东北青年学生脱离祖国依附于伪满政权。
既然是想拿我当作城隍出巡式的一个传播迷信的偶像，当然每当我一出伪宫内府的大门，那种大吹大擂的排场，那种水泄不通的警卫，那种人为的太平景象，等等，便都到了既可恨又滑稽的地步。例如说，我所到之处，按照当时惯例，除了伪政军各机关单位等必须在指定地点排列迎送，当地的伪妇女团体、伪学生团体、市民以及宗教团体等，也都在敌伪警察宪兵的协同强迫下，被骗往指定好的地点去迎送我。不管是严寒酷暑，也不管是风雨雪雹，一个个都得在敌伪军警的严密警戒网前，排成夹路而立的两层"人垣"，当我通过时，还得一个一个地把头垂到小腹之前，双眼直视着各自的脚尖，一齐向着连影子也无法看到的我，恭恭敬敬地来行上述那样的九十度鞠躬礼。这就是所谓对于我的送往迎来。
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废止了三三制，实行了所谓实务教育制度，由伪文教部制定出所谓新学制要纲。这个要纲规定教育方法是实现我第一次访日所公布的"回銮训民诏书"的意旨，灌输给学生以日满一德一心的奴化思想。要纲还规定缩短学校教育年限，就是把原来各三年制的初小高小改为国民学校三年和国民高等学校二年；把原来各三年制的初中、高中，改为高中二年，初中三年，也就是把中、小学校年限缩短了两年，这样一来，学生由高中毕业后就出现了升学困难的现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用意是，防止学生出境，因为这些学生的程度和伪满境外学生的程度，虽然都是高中毕业，但是相差很多，所以到中国内地升不上学，到日本国去也升不了学，只有到工厂、矿山去工作，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所谓的实务教育。
所谓的"妙用"是什么？那就是想拿我当作羊头，而由关东军去卖狗肉。例如，为了要麻痹一下当时抗日救国的激昂民气，便把我抬出来到吉林、间岛一带"巡"了一趟。因为我听张海鹏告诉我在哈尔巴岭一带时有抗日部队出现，我便害了怕，结果是调动了六个团的伪军，在该处筑了两边人墙，我所坐的那趟列车，才平安无事地从"人垣"当中钻了过去。
尤其在要纲中还规定日本语是伪满洲国的国语，也是学校课目中的主要课目，是必学的课目，不问可知，其目的是为了给将来的同化和合并准备条件。所以，从这个要纲公布后，在伪文教部内设置编审室，就开始实行编审伪满的教科书，内容是推行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奴化教育政策。
我在伪满的十四年罪恶生活中，也曾到沈阳、吉林、哈尔滨、鞍山、本溪湖、安东、延吉、牡丹江、齐齐哈尔、锦州、佳木斯、间岛、扎兰屯、王爷庙（乌兰浩特）、海拉尔等处，做过"视察"。当然这都是在日寇关东军的"妙用"下，我才被打发去走一趟的。
在同年，伪满机构大改革，取消了伪文教部，在伪民生部里设置了教育司，专管文教事宜，根据这个要纲制定了学制，执行殖民奴化教育政策。
十五、所谓"巡幸"的后果
日本帝国主义者，固然是处处谨小慎微地防范我，随时杜渐防微地限制我，不让我有直接接近任何方面的机会，不使我在当时的所谓政治上，有任何干预的机会，但是有时却又想利用我当作一面幌子，使我只能成为一个仅能受香火祭供而不能说话的泥胎偶像，而不允许我在实际上发挥什么作用和影响。就以当时的所谓"巡幸"为例，便足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到一九四〇年，更强化了奴化教育的方针。这个方针，就是要实现我第二次访日后所颁布的"国本奠定诏书"的意旨，灌输东北青年学生以"唯神之道"。就是把日寇的祖先强加在东北人民的头上，由伪满立庙供奉，按期致祭，由伪满政府命令全东北人民，特别是对于学生，在每天早晨必须向我所住的"帝宫""遥拜"，和向裕仁所住的"皇居""遥拜"，尤其是对神庙的遥拜，更是不可缺少的主要事项。此外，在祭祀的日子里，各地方在午前十时，汽笛一响，全东北人民都必须遥拜，在路上行走的人也必须站下遥拜。在长春市因为有的行人不遥拜，伪警就命令长跪在街上，表示惩罚他的大不敬罪。
何况是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覆灭迫近眼前的时候，我更超出了过去历史上卖国利敌的范围，竟自发展到教育敌人，鼓励敌人，使之更进一步向亚洲各国人民去做更疯狂的血腥侵略。这岂不等于当上了伪满傀儡皇帝还不算，更兼上了鼓励日本法西斯强盗卖命的"义务军事教官"吗？最小限度，日寇溃灭命运的延缓，也是与我有重大关系的。
在一九四一年日寇发动了太平洋侵略战争，为了巩固它的后方侵略基地，就进一步对东北人民，特别是学校的学生，更加强了思想意识的统治，又成立了伪文教部，实行支援所谓"圣战"的"勤劳奉仕"，通过"勤劳奉仕"，就进一步使青年学生加深对"日满不可分"的认识，这就是为了实现我的诏书中"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的意旨。
回想一下，十四年以来，我对日寇一贯地千依百随，从无厌色，岂但把东北广大人民的利益全部卖尽典光，把我东北的一切主权都毫无吝惜地双手断送罄尽，并且还助纣为虐地替日寇的一系列侵略政策，带头铺平了道路。致使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凶焰，越来越嚣张地逐次覆遍了我祖国的大半国土，毁灭了多少祖国同胞的宝贵生命。至于人民的血汗财富，更是不知曾经遭到怎样的严重损害，即以这一件事而论我的罪恶就足够又足够了。
所谓学生"勤劳奉仕"，就是迫使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到工厂矿山去劳作，小学以下的学生去洒扫日寇的忠灵塔和伪建国忠灵庙等，企图污染他们的灵魂。由于工厂矿山的设备简陋，影响学生身体健康，致使这个"勤劳奉仕"，又给东北的青年学生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总的说来，我不但是把汉奸所独具的忠顺奴才相，在那十四年的卖国求荣罪恶生活中，毫无遗恨地做到了满点的程度，并且还在敌人濒临垮台之前别开生面地做了几次如上所述的超越了国际界限的特别出力帮忙。这不是一个出色的空前大汉奸是什么？
在伪满中等以上的各学校里专设一个课目，讲所谓"唯神之道"，所有讲"唯神之道"的教员，虽然通过了伪文教部的讲习，训练，但是，本人就不懂什么叫"唯神之道"，所以在教给学生的时候，学生也更不明白什么叫"唯神之道"，只有口里说"唯神"，心里却咒骂"神道"，可是要被日寇和它的忠实走狗们听去，这就是"大不敬"，就要被送到伪司法部矫正局设置的保护监察所里受"矫正"，这个保护监察所是专对青年学生和留日学生的反满抗日思想实行"矫正"的特设机关。在当时，就有许多的留日学生和伪满建国大学学生等，以保护监察的名义，由伪警宪逮捕，送往该所实行关押矫正。这个保护监察所和以上所说的"辅导院"的罪恶性质是相同的。
像我这样忠实替敌人服务----给敌人的炮灰注射强心剂的利敌行为，并不只这一次，前后一共恬不知耻地同样做了两三次之多哩！
伪文教部既然以"唯神之道"为教育方针，于是就本着"唯神之道"，制定出各种宣传印刷品来讲解"唯神之道"，尤其是，在学校教科书上也更大谈其"唯神之道"。所谓"唯神之道"就是说：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伪满供奉天照大神，伪满皇帝也就成为天照大神的后裔了，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所宣传的"八纮一宇"，它的简单的意思，就是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世界上唯我独尊、万国来朝的国家。我既然成了天照大神的后裔，那么伪满的国土就成了神的国土，在这个国土上所居住的人，也就被看成是神的子孙，这就意味着东北人民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祖国，东北人的祖先就是天照大神，这也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种既极端阴险又万分拙劣的殖民奴化手段。
而我也居然会对他这样的鬼话，声入心通地点首者再。
日本帝国主义用这种思想意识的奴化方法迫使东北人民走向亡国的道路，正如我颁布的诏书上所谓的"国本奠定在唯神之道上"，以"唯神之道"作为统治东北人民思想意识的基础。所以在伪满无论是在各机关、工厂、矿山、学校......都设有小型的建国神庙或神龛。由于这种思想意识的奴化教育方针，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攻心魔术，也正是我对于东北人民，实行"神道设教"的媚敌愚民政策，以此作为统治思想意识的基础，企图来巩固我那傀儡政权。
真亏他这样口是心非地说得出！
总的说来，伪满的"实务教育"，就是为了使学生去服劳役。"唯神之道"的教育，就是为要统治学生的思想。这样，就使东北殖民地的文化普遍落后，这样，就可以压低人民的思想水平，以便容易供敌伪驱使。日寇在东北殖民地政权的巩固，也正是我傀儡地位的坚牢，所以我所颁布的"诏书"，都是号召东北人民去做日寇奴隶的坑人"诏书"，我对于祖国、对于人民所犯的罪，真是到了罄竹难书的地步！
真是鬼晓得这种打肿了脸充胖子的遮羞语，就是一个几岁的孩子，也会觉得他这种目动而言肆的空法螺中，也是蕴蓄有相当的话难出口的空虚悲哀的。
日本帝国主义蓄意麻痹东北人民的思想意识，除了使用学校教育的方法以外，还施行了所谓"弘报宣传"的毒辣手段。
"他们是因为听到了'满洲国皇帝'的亲口鼓励，所以才被感动得流出了日本男子的眼泪的......"
关于弘报宣传方面，在伪国务院总务厅里有伪弘报处的组织，这个组织的职权，是担负着向伪满境内和境外宣传和搜集情报的任务，它领导着伪满各省市县的弘报组织，来执行它的这个罪恶职务。
而这个把专门骗人逼人赴死当作家常便饭的吉冈，这个专门把说昧心话当作唯一拿手的吉冈，大约是怕我看到了"肉弹"的两目流泪而致产生对于皇军勇士的怀疑，便装出一副感慨无量的神气，对我说：
在一九三二年伪满政府成立后，伪国务院总务厅内即设有"情报处"的组织。到一九三七年伪满实行所谓行政机构大改革时，伪外交部改为伪外务局，把伪外交部的宣化司归并入伪总务厅的情报处里，改名为伪弘报处，加强了对内外的宣传和情报的搜集，实行对东北人民的思想意识的统制。
当我朗诵了那篇既空虚又鬼气逼人的劝人送死文后，还像是和死人做诀别仪式似的一同和他们干了杯，并厚着脸皮丧廉寡耻地和他们一同发声喊了三声"日本天皇陛下万岁"，然后这幕丑剧才算是闭了幕。
伪弘报处直属的"满洲国通信社"，每天出版发行着"国通简报"，登载所谓国内外的新闻，来统制伪满的言论。
尽管我口口声声说出了日本法西斯分子所极端悦耳的所谓"好话"，但是那些受欺骗逼迫即将去打那有死无生牺牲仗的"肉弹"，在他们的每个人脸上，却是完全充满了悲惨凄凉有苦说不出的异样神情。还有的一边在做着立正的姿势，一边在落着有损于"大和魂"（日本"武士精神"）的眼泪。再加上当天的天气，阴沉得像一片用死铅块铸成的灰色丧幕一个样，还猛烈吼叫着好像是无数魔鬼正在齐声悲哨着似的大风，致使那灰黄色的沙尘，弥漫起来塞满了整个的宇宙空间，形成了天昏地暗的光景。同时在伪宫"同德殿"的大门旁，更堆有一堆堆防范空袭的沙袋与土囊，这就越发助长了末日将临的沉重空气。我想，不但是那帮已在"勾魂牌"上被注了册的炮灰，会触景生情地生出一种只有个人才能知道的会心感觉，就连我这身居伪宫，不至有生命之虞的嘴皮上的勇士，以第三者说便宜话的心情，来扮演这出送人死的丑剧时，也暗暗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空气在压迫着我。
伪弘报处和伪满协和会有直接的关系。伪弘报处供给伪协和会关于伪满施政方面的宣传和人心动向的材料。伪协和会中央本部的弘报科把这些材料向各省市县旗地方本部传达，进行各种活动，以达到欺骗宣传的目的。再由伪协和会各省市县旗地方本部搜集地方人心动向的情报，报给伪协和会中央本部的弘报科，转达给伪弘报处，作为伪满政府对东北人民进行统治思想意识的根据。
"希望你们要为'大东亚圣战'贡献出全部力量----包括性命在内----来完满达成所谓'圣战'的最后胜利。"同时还盲目地赞美了他们的"忠义勇敢"和"不怕牺牲"的日本"武士道"精神。
在一九三九年伪满为了加强对于电影事业的统制，成立了伪弘报处直属的"满洲映画协会"，进行对电影片进口的统制；并成立一个"满洲映画会社"，制造奴化东北人民思想意识的影片。
当这批被迫从事所谓"体当"的"肉弹"如约来到之后，我也就忘记了自己究竟是哪国人，便装模作样地向他们说出了一篇"替民族敌人鼓舞士气"的无耻鬼话。大意我还记得是：
在一九四二年伪满为了加强对于戏剧事业的统制，更成立了伪弘报处直属的"满洲文艺协会"，进行对于我国戏剧的统制。
有一次，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竟会在智竭力殚之余，忽然妙想天开地想起利用我这个汉奸伪皇帝给那些炮灰打气的新方法来。于是吉冈安直便来告诉我说：这批预备运往南洋一带去送死的炮灰，在他们临登上死路以前，将要到伪宫来见我。并叮嘱我说：我也应该对他们加以鼓励。
在一九四三年伪满又为了加强对于新闻事业的统制，成立了伪弘报处直属的"康德新闻社"，实行报纸的统制，出版"康德新闻"，进行对于报纸新闻的统一管制，用以迷惑东北人民的视听。
在一九四五年，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土崩瓦解已渐次迫近眼前的时候，在关东军内，当然也无例外地分批培养了许许多多专供廉价"肉弹"之用的候补牺牲者，准备在他们受训结业之后，便把他们运到别人的国土上，去做那代价有限的"体当"之用。
在一九四四年伪满为了加强对于书刊、画报、杂志等的统制，成立了伪弘报处直属的"出版统制委员会"，对于一切出版物进行了统一的检查和限制出版。
后来当日寇在进行太平洋侵略战争时，因为它在各个战线上逐渐出现了总崩溃的征兆，那帮专靠侵略战争来显身扬名和发家致富的战争贩子，就越发做出了毫无希望可言的疯狂挣扎。单就所谓振奋士气这一方面来说，因为他们也在实际的教训下，逐渐清楚认识到，仅仅依靠明治时代所给创造出来的"肉弹"的老名词，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作用不大，诱惑性成分一天天减退下来，于是更搜索枯肠陆续制造出一些能够给当时炮灰继续打气的骗人卖命的新名堂来。例如，对于在侵略战争中，能够在法西斯军官命令指挥下，拼命残酷屠杀被侵略国家人民，能够豁出死命侵占人家国土，因而遭到正义诛殛的法西斯炮灰，则把他们尊为"军神"，甚至还应乎如意算盘的需要，特别替其中某些人设立专祠，借以大肆进行反动宣传，来玩弄拜死人给活人看的骗人把戏。又如，为了鼓励侵略军中的浑小子拿肉体去和坦克摔跤，或是鼓励他们用自己的飞机以急降下的方法等和军舰做同归于尽的冲撞，或是鼓励他们拿落伍的旧式歼击机和对方的新式强大轰炸机做"空中碰头会"，等等。于是便又制造出所谓的"体当"----就是舍身撞击之意----之类的新名词来。不言而喻，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地想利用法西斯侵略军士兵不值钱的肉体与生命，去和交战对方价值不赀的军舰、飞机、坦克等进行所费无几的不等价交换的战场买卖。
还有"日满文化协会"所出版的各种宣传印刷品，都是一些宣传小册子和宣传画等，以此来宣传"日满一德一心""王道乐土""唯神之道"等。
这一名词的诞生，是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侵略政策"开始迈出了第一步的时候，也就是日帝和沙俄在我国的东北神圣领土上，从事狗争食式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自从那些嗜血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创造出这样一个带有诱惑性的欺骗人去做那所谓"殉国英雄"的罪恶名词以来，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法西斯的统治势力完全崩溃为止，总是在它的报纸、书刊杂志和广播等的反动宣传之中，经常拿这"肉弹"两个字，作为鼓动----蛊惑别人替它卖命的有力工具。
伪弘报处通过它的直属机关，以及和其他伪机关联合，实行对于东北人民思想的控制，尽力做了各种各样的虚伪宣传，来麻痹和影响东北人民的思想意识。
这"肉弹"两个字，当然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现在通用的语言。只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它一贯施行的侵略战争中，为了要使它的炮灰能够高高兴兴地献出他们自己的肉体，向交战对方的坚强堡垒以及坦克大炮等，做舍命的肉搏进攻，所以就费尽苦心地创造出"肉弹"这两个字的血淋淋的名词来，那就是以人肉制成的弹丸的意思。
这样伪满的奴化教育，和弘报的伪宣传，就形成了对内的殖民奴化，对外的欺骗宣传。因而日本帝国主义就在这种骗人的招牌下，一步紧似一步地进行了长期的侵略战争，终至演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不仅全中国人民都遭到了它的蹂躏，就是世界人民也由于它的侵略战争，而遭到不可估计的损失，这一切一切，我都应该负有重大的罪责！
十四、给"肉弹"饯行
什么叫作肉弹？
总之，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制造出所谓九一八事变，以武力占据了我国东北地区，并利用我来组织伪满政权为它推行殖民统治政策。而后，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伪政权，在产业、经济上实行了强抢和霸占，把东北地区变成为它的独占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有战略意义的军事基地。
这充分说明我丧心病狂，甘心自绝于人民的丑恶本质。只为了要向日寇献媚，好维持自己的头号大汉奸地位，便胆敢把当时我国全东北人民的一切物资财富，一切人民的幸福，甚至把他们全部生命都双手拱献于民族公敌----日本帝国主义者，大力支援它残害自己祖国同胞以及亚洲各国人民的血腥侵略战争。由此可以断言，这次日本帝国主义者所犯下的滔天大罪，哪一件不是都和我这个汉奸头子的罪恶分不开的？因此对于这一严重罪责，完全应该由我来负。同时由于这一伪诏书的出现，随后更产生一连串祸害人民的伪法令和罪恶政策。这也是我应负完全罪责的。
这样一来，就使东北人民遭受到极端残酷的剥削、掠夺、压迫和奴役；使东北人民丧失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权利，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地位。也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东北的工矿业、农业、交通运输业、贸易、金融、财政等各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全面的垄断，而把它的侵略战争、经济军事化所造成的一切恶果，都负担到东北人民的身上。到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发动向我国大陆的侵略战争，在这同时，更加强了对于伪满的经济统制，伪政权为了适应这一统制，强化了为掠夺经济服务的伪中央和地方机构的变革，并把一百余个垄断会社结成为一个纵横交织的"会社网"来统制东北的生产和消费；在交通运输事业方面，由日本垄断组织满铁会社，以南满铁路为中心，结合境内的各铁路，组成了一个"铁路网"，来掌握全东北的交通命脉；又以伪中央银行为中心，结合各银行，组成了一个"金融统制网"，用以搜括东北人民的财富。同时，也加强奴化教育和对东北人民思想意识的统制。
"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另外还有"死生存亡，断弗分携"等奴才滥调，充分表现了汉奸走狗甘心从贼至死不悟的顽固卖国意志。
特别是，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伪满垮台为止，强制进行了两次所谓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北边振兴以及开拓政策，尽量来掠夺我东北的地上和地下资源，并征发大批劳工，强迫动员了全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从事军事生产，实行经济军事化以支援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战争。因此致使东北人民，处于极端贫困、破产、饥饿和死亡的境地。
于是就由我首先说明原委大意，接着更表示了决心----伪满定要竭尽全力支援"亲邦圣战"的决心。然后我就一字一句地把这篇伪诏书像背台词一般照文宣读了一遍，这个会议便算是"开幕如仪，并无事闭幕"。在该伪诏书中最卑鄙无耻的"警句"是：
从这里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东北侵略的罪恶历史过程，就是伪满政权所实行的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统治的过程。也就是自从九一八事变起，给东北人民带来残酷黑暗的统治结果，不仅掠夺了东北人民的物资财富，而且也夺去了大批东北人民的生命。
而后，伪国务总理张景惠更在形式上把这篇伪诏书的稿子拿来让我"正式"看了一遍，于是这个所谓"御前会议"，就在伪宫中的"勤民楼"开始了。除由我扮演了召开这个会议的主角之外，当然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伪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以及各伪部大臣，也都"济济锵锵"地出了席。此外，如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同伪副议长桥本虎之助以及各伪参议等，也都在这一会议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以上的事实，自然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我国实行侵略所造成的恶果，但是它所以能够毫无忌惮地进行侵略，是和以我为首的伪政权的帮凶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个伪政权替它执行殖民统治政策，建立起军事根据地，它在东北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人民是始终一贯坚决反对、反抗着日寇，国际舆论也是谴责着日寇，唯独以我为首的这个汉奸伪政权，却始终如一地做着日寇的忠顺走狗！
十三、伪时局诏书
当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者更在东太平洋沿岸点起了侵略魔火的时候，那个吉冈安直又来见我，说裕仁现已发出诏书宣布对美英宣战。跟着就把伪满支援日寇侵略的所谓"时局诏书"草稿给我看，并说当日晚间就须在伪"宫内府"中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决定这篇伪"诏书"的发表。并希望我能在开会时亲自宣读，而且还必须表示一下伪"满洲国"应竭尽全力支援日本"圣战"的决心。
总之，日寇祸害我东北十四年的滔天大罪，样样都是和伪满傀儡政权分不开的，样样都和我的罪恶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