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寇唯命是听，对于丧权卖国早就积习成性的我，不但是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一任何人皆难忍受的罪恶要求，并且还对于吉冈所吩咐的，既须表示出我是自动赴日本去见裕仁，更须在见到裕仁时，向他明白说出：这完全是出于我自己的衷心自愿，甘愿把他的祖宗----"天照大神"接到伪满洲国来做隆重的祭祀。
关于以上所述各项实例，可见梅津美治郎的命令吉冈，吉冈的传达给我，并不是偶然的，而这一阴谋，是早在日本军部内部酝酿和蓄谋已久的事，只是在这时到了瓜熟蒂落的时期而已。
于是，我就在这种牵线之下，发表了第二次访日的消息，坐上了日本特意派遣来的军舰，抱着又不甘心又不敢不去的矛盾心情，到了日本东京，见到那明明知道而故意装聋作哑的裕仁。至于他怎样到车站来接，怎样到我寓所来访问，我怎样去回拜，他们怎样接待我，我怎样回请他们，以及怎样去见裕仁的母亲并旅行中的生活等，都和过去的第一次访日如刻板文章一样没有什么特别可记的价值，一概从略，不过我这里特别指出的，就是在我这次访问之中，他们并没有给我定出游览的计划来。因为我这次的访日，是负有"庄严肃穆"任务而来；也就是说，我这次是为"迎神"而来，所以只能是神气十足地求神而来抱神而去。因此，我当然是只有目不斜视、规规矩矩地来完成这"迎神"的唯一使命的了。
我还听说，关于关东军主张伪满应该祭祀伪"天照大神"这件事，绝不是什么到一九四〇年才突然出现的偶然的事情，而是酝酿已久并曾经过相当曲折之后才逐渐出现的。我听说那就是素以"中国通"自命的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对此表示不赞成，日本关东军参谋长饭村穰还为这件事亲自到日本向各方面做了疏通。但是我在这里还要附加几句话，本庄繁的不赞成，并不是本庄繁在替谁着想，更不是他真正从心里不赞成这个借宗教来谋同化的恶辣阴谋。只不过是对于进行侵略的具体方法手段，有着不同的想法罢了。因为这种宗教侵略，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侵略方策之一，那个奉行日寇侵略政策，唯恐不及的本庄繁，又怎样独抱反对之见？结果还不是终于在关东军的策动下，把伪"天照大神"弄到伪满洲国内，来用作从事宗教侵略的有力工具。
当我在日本皇宫正式会见裕仁时，我就按照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预先教导好了我的话，一字无讹地对裕仁讲了一遍。这位明知故问的裕仁，真亏得他还能假惺惺地对我大打其官话说：
"这乃是外国的宗教！现在日满既有这样的关系，在将来应当共同地信仰一个神，共同信仰一个宗教才是正理！"
"既然陛下愿意这样做，我只好从命了。"
在一九三九年的时候，有一天吉冈安直在我的住宅内看见供有佛像。他便意味深长地对我说：
被命的人，成了"自愿"，创意的人，反成了"不得已而从命"，请问人类社会上，还有这样颠倒黑白的事情？真是除了帝国主义，没人会做出这样的丑事，除了地道汉奸，也没人会干出这样卑鄙可耻的事。这种场面，这种把戏，真可以说不是局中人，是不会懂得其中滋味的。
于是我就思前想后地把一些远因近因，都慢慢地想起来了。
裕仁讲完了这篇口是心非的话之后，便站了起来，向着早就准备得妥妥当当，专等着我去接受的他祖先的"模制品"对我做了介绍。
后来，当梅津美治郎继植田之后做上了关东军司令官，命吉冈安直告诉我说，应该亲往日本去迎接伪"天照大神"时，我才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
他指着放在桌上的一个长方匣和所谓"三种神器"（即所谓象征"天照大神"的宝剑、勾玉和镜）一一对我做了说明。
在当时我听了这番话，并未能悟到其中的含义，只不过是姑妄听之而已，也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这些不伦不类的模造家什，就是后来曾在伪满振过一时淫威的所谓"天照大神"的本来面目。
"现在日满在这样一体不可分的关系上，更应该在宗教信仰方面，也能取得一致才对。"
这次的"迎神"，也并不是白白地去迎，而是也曾带去了一份礼物呢，内容是伪政权从东北人民手中掠夺来的各种东北土产品，如各种矿产，水产以及其他等等的各种标本，古玩和瓷器等。
八、第二次访日的内幕
关于这次赴日迎接伪"天照大神"的事情，先就我所知道的这一阴谋的远因来说。当那个曾在"诺门坎"事件中遭到惨重的失败致被调回日本闭门待罪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在他临离伪满以前到我处来辞行时，尚还没有忘掉他在任中的未竟的阴谋毒计而含蓄颇深地对我说：
我这次是在一九四〇年五月赴日本的，在东京住了八九天，归途中，在京都的大宫御所又住了几天，六月回到东北。
这种不谋而合的丑态，这种心照不宣的卖国奴心情，这种使人作呕的卑鄙龌龊面目，现在回想起来，岂但是无以自解，简直是羞愧得无地自容！
于是就在"神体"的相伴下，仍搭乘日本的军舰，回到了东北。
当汪正式访问了我之后，我也曾到他住的寓所内回访过他一次。而后还为他开了一个宴会。就连在那次的宴会席上，在这两个汉奸头子相遇之下，也自然都免不了要一同做出一番同床异梦的干杯。当我们各自举起酒杯时，当然也是要异口同音地"庆祝"一下所谓"日满华合作万岁"的了。从这里不独可以看出封建统治阶级残余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同样反人民的反动本质来，同时还可以充分看出天下的汉奸都是怎样地异途同归于卖国求荣的道路上来。特别是那种丧失民族起码应有的良心，失去民族起码应有的气节，拼命去谄媚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颜婢膝丑态，真是已经都到了异曲同工的化境地步了！
这次我访日的心情，则是和第一次的访日大不一样了。因为在上次，是我有生以来初次受到人家以"国宾"相待的滋味，所以对于裕仁以下的招待，心里感到很满意。至于这次的访问，则是在我的心里感到了一种有苦说不出的特别味道。首先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招数，久已饱尝，尤其是把裕仁的祖先接到自己的家里去祭祀，并且还得强忍着满腹的闷气，口口声声说是"甘心情愿"，特别是在封建的敬先崇祖观点极深的我，更是觉得认人家祖宗乃是对于自己历代祖先的一个大侮辱，同时也是对于我自己的一种最大的耻辱。但是谁叫我畏日如虎呢？谁叫我这样怯懦怕死呢？既是在人家的凶焰之下，低首蜷伏下来，既是无条件地情愿忍受人家的任意摆弄，结果是，除了敢怒而不敢言，还有什么本事可使？
还有，当汪精卫来看我的时候，吉冈安直自然是不肯放松他那旁坐监视之责的了。因此，我和汪彼此交谈的内容，当然也就不会出于汉奸同行相互间的惯用术语----溜须捧盛的滥调之外。例如彼此都在无耻强调着"我们应该一致协力于日本的圣战，好来完满达成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伟大历史使命"之类的汉奸习用套语。
现在我想把我在当时的复杂心情，本着学习的态度加以分析。
前者是我身为汉奸的本色；后者则是我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家天下"一贯本质。
这种心情之所以整个支配了我，可以说是又一次暴露了我那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还可以充分说明，我的那种自私自利思想，是已经发展到怎样的程度。
如果是对于我上述的两种心理----谄媚日寇和仇视汪的双重心情加以细密分析的话，那就可以立时清楚看出：
首先，我对于日寇的侵占了我东北多少年，对于它的屠杀、镇压和奴役我东北人民，对于它蹂躏着我祖国大部分的神圣领土......都曾漠然无动于衷，并且还为虎作伥地帮助敌人，忠实地执行着它的血腥侵略政策，尽心竭力地助长着它的侵略凶焰，使我全东北人民，都沦为殖民地的悲惨奴隶，长年过着有今天没有明天的悲惨生活。我并没有因此而激发出一丝一毫的人类应有的良心来，而单单一碰到自己，一碰到封建统治者所独具的痛痒之处，才开始感觉到是一种侮辱，这能说是出于自己的良心的正义感吗？
说实在话，我所以要表示这种态度和发表这样谈话，除了为要取得日本鬼子的欢心而产生的卑鄙谄谀念头，当时在我内心深处，还有一个不甘亲到车站去迎汪的另一原因。那就是汪过去在辛亥革命当时曾一度潜入北京，悄悄在北城银淀桥畔埋下了炸弹，想要暗杀我父亲载沣。这也就是我在这反动阶级本质的本能作用下，对于汪一贯心怀仇恨的唯一原因。
其次，是这次更恬不知耻地把敌人的祖先迎接回来，作为"建国元神"加以崇敬，不但是自己把它当作"祖宗"般地来祭拜它，并且把它的压力，强加在我全东北人民的头上，强迫广大人民去崇拜它，信仰它，并以伪法律为后盾，定出了"渎神以大不敬论罪"的条款，以致更把东北进一步推入到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奴化、奴役的黑暗深谷中去，而给自己的民族史上添上了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之一页。但我对于这样严重的事情，并未从民族荣辱民族利益着想，仅仅认为迎取别人的祖先到自己的家中来祭祀，是给自己祖先带来了极大的耻辱，同时也是自己个人的极大耻辱而已。从这里也可以充分暴露我真是随时随地仅仅是以自己一家一姓，甚至是一身的荣辱为荣辱，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顾自己，不顾民族、祖国与广大人民的全体利害，这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所独有的本来面目。相反地，如果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不这样硬逼我迎祭"天照大神"而尊敬我的祖先，更让我能在伪满去做专制独裁的君主而不加以任何限制与干涉的话，我还不是将会欢欣鼓舞地衷心对日寇去表示欢迎和感激？先不用说别的，就以我第一次访日为例，不就是曾经对于日寇的所谓"殷勤款待"表示过由衷感谢的么，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我的反动阶级本质？
"日本天皇所派来的秩父宫（雍仁）殿下到满洲国来的时候，这当然我根本应该亲自到车站去恭迎，但不愿意同样去迎接汪精卫。我怎能把汪精卫和日本天皇陛下的'御名代'----即代表之意----同样看待？"
若问反动阶级本质所由来，我可以更具体地来做概要的说明：它的所由来，就是已在前面所说的"一姓尊荣"思想和"敬先崇祖"思想两下互相严密的结合。
在一九四一年，当汉奸汪精卫登了伪南京政府的"大宝"，访问了他的日本主子之后，也曾以后辈汉奸的资格和"睦邻"的名义，访问了伪满。当他决定要到长春来的时候，吉冈安直便来告诉我，并说我应该亲到"新京"车站去迎接他。理由是：他也是"一国的元首"。我为了献媚取悦日寇起见，便厚颜无耻地对吉冈说：
我在当时，正是在这种阶级烙印之下，受着反动思想绝对支配的。但是我既是自幼即被灌入了十足的"一姓尊荣"思想和"敬先崇祖"思想，为什么却这样驯顺地、无条件地听任日寇的摆弄，而把它的祖先唾面自干地恭恭敬敬迎到自己的家中来祭祀呢？为什么不设法加以拒绝呢？因为在当时既是一个习与性成的十足封建统治者，既是认为这乃是对于自己历代祖先的一种奇耻大辱，难道不会拿出三国时代对刘谌哭祖庙的浑劲来，做一个彻底的爱新觉罗氏的孝子贤孙？因为这在我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极深的人来说，按常理说，并不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可是为什么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呢？
现在再谈谈关于汪逆精卫的事情。
那就是另一方面，封建统治阶级所具有绝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同时来作祟的结果。固然是就我当时的思想意识来说，"敬先崇祖"的思想，是在我的头脑中占有绝大的支配力量，然而由于极端个人主义、绝对利己主义，在"敬祖"和"顾身"的比重上，就会在紧要关头，因为贪生怕死的观念起了异样的增大作用，就在自我衡量之下，把个人一身的安危，给无条件地放在首要地位了。这就是说，正是以"个人至上"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制度下的极端自私自利观点立场的缘故，才会在真正碰到自己个人的利害关头的时候，就连平日无条件所绝对尊奉的祖先----根深蒂固的"敬先崇祖"宗法观念，也会为了自己个人而把它抛弃不顾的。例如汉刘邦在项羽以他父亲为要挟时，便会说出"如果一定要杀老头子的话，请把他的肉羹分给我一杯尝尝"！又如他在追兵紧紧赶来的时候，也曾把他的儿女推下车去，而自己一人逃了出去。像是这种绝对自私不顾一切的作风，不也就是封建统治者们，所最擅长的拿手好戏吗？
自从这一"侍立"之风兴开以后，无论我见任何外国人，就连见日本人也不例外----当然不用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和与关东军有关方面的军官以及在伪满的日本人伪官吏等，是不在此限的了----便都有这个吉冈，以伪"宫内府御用挂"的名义，寸步不离地在我身旁，做着"侍立"或"陪宴"的差事。
以上是我第二次访日的内幕和我在当时的复杂心情。
虽然吉冈安直并没有拿出宪兵问案的神气，向我赶尽杀绝地穷究，但是从此以后，德穆楚克栋鲁普便不能再单独地来见我了。只能是在所谓正式见面或是在公式宴会上和我做一些仪式上的酬酢交谈，并且就连在这种所谓公式场面上，也总有吉冈紧紧贴在我的身边，做着毫不放松的监视，还美其名曰"侍立"或"陪宴"呢。
九、奴化侵略政策与"天照大神"
我把伪"天照大神"带回了东北以后，便在我所住的伪宫左侧建立了一个伪神庙，名之为"建国神庙"以及它的"摄庙"（即副庙之意）----伪"建国忠灵庙"。
"那一定是德王故意歪曲事实。编造出来的假话！"
伪"建国神庙"的罪恶作用是，不但要以宗教的毒素，来麻痹当时的人心，并且是想用"认祖宗"的异想天开的思想侵略手段，达到同化的卑鄙野心。至于伪"建国忠灵庙"的作用，则是妄想套用日本的"靖国神社"老法子，来诱惑给它当炮灰的人，借以达到它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罪恶目的。
我没敢承认这一点。只能是对他施展出封建统治阶级一贯使用的自保其身的秘招，推个干净说：
日寇为了要达成它的上述不可告人的阴谋企图，不独把这个伪庙，当作同化我东北人民的有力工具，同时还把它的范围扩大起来，由我带头扩展到整个东北地域。还规定出大、中、小祭的日期和仪式，每逢初一和十五，我都须前往祭拜。日寇的关东军司令官以及伪满的高级官吏，也同样来做祭拜。各伪机关以及学校都须各自建立一个"神庙"，除了大、中、小祭皆须照章施行，还规定不但是须向它下马下车，并且每在它面前经过时，不论是谁，都得恭恭敬敬地向它行甚至九十度的鞠躬礼才行。同时还颁布了伪"国本奠定诏书"，以及对伪庙"不敬"的刑律，抬出"大不敬"的三个字，来作为吓人的有力武器。更诌出了所谓"唯神之道"，作为汉奸政权对东北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等进行奴化教育的攻心手段。从此不论是伪满的机关或是学校，便都被笼罩在这种伪神的乌烟瘴气中。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不但是曾在伪满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方面，一贯大力奉行了日寇的种种侵略政策，就是在思想意识上，宗教信仰上，也是无条件地推行了日寇阴险毒辣的"攻心""同化"政策，企图用这种无形的麻醉性的东西来麻痹、欺骗我祖国广大的东北人民。因为这种宗教上的侵略，犹如以鸦片来毒害人一样，特别是对于天真无垢的儿童青年来说，更是不可饶恕的一件重大罪行。像是这样的可耻罪恶真可以说是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玷污了民族尊严。
他更追问我："你们在昨天的谈话中，曾谈到对于日本人的不平不满问题没有？"
例如，曾有一个伪军官的儿子，有一次从学校回家后，便极力向其父母说要赴某处去参加"勤劳奉公"的义务劳动。他的父母不让他去，他还声泪俱下地非要去参加不可，并说这是为了支援"圣战"。请想一想，像是这样深深受到奴化教育的当时儿童和青年，在伪满的强制灌输毒素的教育下，可能不是少数个别人，曾在这种"恶疫"中，受到了种种慢性的毒害，这能不使我这个曾经以身作则的带头人，不仅觉得惭悚莫名和羞愧无地，而且实在是百死不足蔽其辜？
"仅仅是些闲谈而已。"我不安地回答说。
还有，在当时乌云邪气正笼罩着我国东北的祖国神圣领土时，也曾有过这样的实际例子：
"昨天你和德王曾谈了些什么话？"
在当时凡是在伪"神庙"供职，或是与祭的伪官吏，按照"规定"都得穿戴一种特定的所谓"祭服"。帽子是和京剧中的"审头刺汤"里汤勤所戴的圆翅乌纱帽一个样，衣服也是和京剧中的腰横玉带的文官袍差不多。并且还用红黄等袍色来区别伪官职位的高低。听说有一伪官吏某，就曾被选为伪"祭祀官"，当然每逢"祭祀"之日，他就得穿扮如仪前往与祭。有一天他的妻子女友某某，向其妻子打趣说：
"如果日本再不来帮助"，他便"将到满洲国来逃命"！后来他更配合着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向察绥地区扩张，他才又回到百灵庙老巢，成立了人人唾骂的伪蒙疆政权。后来，他有一次到伪满来见我，我就在当时我所住的"缉熙楼"寝室外的小客厅里接待了他。他和我谈话的时候，因为并无旁人在座，便对我发出了对日寇在内蒙古的种种骄横跋扈行为的牢骚不平。不料第二天，吉冈安直便来问我：
你看你的那口子，穿戴上那套衣装，简直活像"小上坟"里的"柳录景"！她听完了这番话，深以为耻，回家便向某伪官吏说："在什么地方还赚不了钱，何必还穿上那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衣服，活像戏里头的柳录景，现这份活眼！"于是便说服了这个伪官吏，叫他辞了职。于是他们夫妻二人便手携着手离开了伪满的这块沦陷区域，到关内另谋生计去了。
七、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汪逆精卫
这个曾经勾结日寇祸害祖国人民的蒙奸元凶巨魁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我的关系，并不是在伪满时代才开始，而是远在一九二二年前后在北京开始的。乍一起初，他是和我弟弟溥杰有了相当的来往。那时每当他从西苏尼特旗到北京去的时候，必定先要到"醇王府"找我弟弟玩，有一次还特地从蒙旗亲自带来一匹好马送给我弟弟。在我结婚的时候，也曾特派专人给我送过厚礼。当我到了天津以后，他还在溥杰的写信介绍下，到天津见过我，并送了我一万元。而后虽然一度断绝了联系，但到了一九二七年，因为他勾结了日寇在西苏尼特扬起甘心卖国的叛旗，致被傅作义军队给打得落花流水，致把他的巢穴----百灵庙也丢掉了的时候，他曾向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发出了乞怜哀鸣：
当然这个伪官吏是不值得赞扬的。他妻子劝他辞职的动机，也不见得怎样十分纯正。因为他辞去那个可耻的伪职，只是由于他妻子的说服的力量，只是由于一种外来的刺激，他才离开了这肮脏的敌伪巢穴，并不是由于自动的爱国心和什么真正的民族气节，而且是已经当上了几年的伪官吏，并且还被"拔擢"为参与伪祭的伪"神官"，根本就谈不到对他可以加以原谅的地方。
"挺起腰板来！挺起了腰板走！"
至于他的妻子，也并不是由于什么真正热爱祖国的民族良心，只不过由于女朋友一番嘲弄话的刺激，才发出了潜在的知耻之念。就是在这廉耻尚存的一点上，才下定了脱离匪窝的决心，说服了她的丈夫，一同另寻生路去了。至于他们进入关内之后，是否走上了真正人民所应走的道路，则是无法知晓的事情，也用不着再去替他们再做无谓的推测，不过是，她和他确是由于知耻而脱掉伪满汉奸的皮，则是一个可取的地方。
等到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我这个汉奸"皇帝"也奉命退了位的时候，他在通化大栗子沟，当要"携"我起程时，对我的态度，更是有了显著的变化，连对于普通一般人起码应有的礼貌也不见了，简直是变成了一副凶手的形象。当我正在那惶惑不定的时候，他曾声色俱厉地对我说：
话虽如此。但是如果拿他们来和我们这批曾对日寇始终不变而帮凶到底的汉奸来做比较，那么，我却没有任何资格来批评，不，连评论人家夫妻二人的资格都没有。因为这个曾经做过伪官吏的人，毕竟是由于自己妻子的启发，把已经僵硬了的人类良心，自动地复苏过来，自动地辞去了罪恶的伪职，自动地脱弃了所谓"神官"的伪祭服，自动地脱离了敌伪魔爪，而重又回到自己的关内故乡去。像是这种放下屠刀的勇气和这种知耻立改的决心，像我这样的祖国大罪人，又怎样不对之自惭形秽呢？
再过些时候，由于他的势力又加大了些，于是对人便不再自居于我的脚指头的地位了，并且还飞跃一步超过了我的手足的地位，居然说出我像是他的孩子一类的话来了。
十、伪满建国十周年和"亲邦"的名词的出现
一九四二年这一年，正是伪满的这个汉奸伪政权，不顾全世界人民的怒骂和讪笑，达到了罪恶统治十周年的一个年份。在这十年的岁月当中，由于这个伪组织的成立和成长，由于它的始终不渝地长期替日寇侵略政策忠实服务，我东北广大人民，饱受了多少不堪忍受的飞灾奇祸！使他们家败人亡妻离子散的都是谁？使他们终年吃不饱，穿不暖，背井离乡，走投无路，不是冻死道路，就是饿死沟壑的又是谁？使他们在敌伪的双重残酷统治下，在伪法律密如蛛网，伪监狱星罗棋布的血腥镇压下，在敌伪宪兵警察的严密监视和严刑滥罚下，在敌伪官吏地主恶霸的紧密勾结、流氓特务的肆行无忌的横征暴敛、敲诈勒索下，在敌伪狼狈为奸的征丁抓夫奴役酷使的恐怖下，在"三光政策""集家并屯"和"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险狠毒辣政策下，在鸦片政策的亡国灭种罪恶阴谋下，十年如一日地都在过着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水深火热的地狱般生活的又是谁？使他们的好父母、好兄弟、姊妹和儿女----抗日的同胞，救国的英雄们，日日夜夜在敌伪的铁蹄包围网中爬冰卧雪、吃草根、嚼树皮、披麻袋、系草叶，出生入死，前仆后继，受尽了千辛万苦，冒尽了千危万险，有的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又受尽了拷打非刑的又是谁呢......像是这种无可补赎的血腥罪恶真是已经做到罄竹难书的地步，岂但是死有余辜而已，简直是百身莫赎啊！
等到他逐渐把自己的地位巩固起来的时候，也就是他在关东军中的阶级地位又高了一些，对于自己权势的自信又大了一些的时候，他的言语、态度也就如同水涨船高一般，跟着就有了变化。他曾对我说："日本天皇陛下就是你的父亲。关东军是代表日本天皇的，所以你得事事听从它的话！"像是这种论理学"三段论法"式的不科学言辞，真是使人听了比刀扎还难过。但是，既然当上了汉奸，只能是虽然不爱听，也得听下去。听了难过，又当得了什么？
而这帮以我为首的大大小小汉奸，则是在这充满罪恶的十年悠久岁月中，专门靠着给民族敌人去吹痰舐痔帮凶捧臭脚来达到卖国求荣的卑鄙向上爬的目的，专门靠着喝自己同胞的鲜血，吃自己同胞的肉，榨自己同胞的脂膏，来养肥自己的。
吉冈在刚来到长春时，尚不似后来那样嚣张，还懂得什么叫作客气。那时他曾对人吹嗙过他和我的关系是怎样的"密切"。他曾说溥杰和我是手足的关系，他和我虽还不够手足一般，但也可以算是"脚指头"的关系吧，等等。
正当全东北人民大量流血、人人流泪的时候，正当祖国的大好山河，相继被日寇铁蹄蹂躏的时候，而这个狗彘不食的汉奸伪政权，却又在它的主子----日寇的指使下，毫无人性地兴高采烈大办其所谓"建国十周年"庆祝"盛典"。这不但是替日寇的侵略政策大庆其"功"，而做了麻痹人欺骗人的罪恶宣传，而且也给日寇侵略军增添了不少无后顾之忧的安全错觉，因而也鼓舞了它对我祖国人民进行疯狂屠杀、掠夺、焚烧、奸淫和统治的力量。同时也给一向蒙在鼓里的一些被欺骗了的人，又打了一次麻痹爱国良心的麻醉药针。
（3）不同时期的不同态度
于是，就在当时的全东北沦陷区内，在敌伪强制下的城市乡镇，处处悬灯结彩，村巷里闾，处处开会"庆祝"，机关、学校、部队、团体是处处摇旗呐喊，报纸、杂志、广播、音乐、歌曲、图画、照片等，则是处处大吹大擂地做着昧心的欺骗宣传。在这种一片漆黑的歪风邪气中，大大夸耀了日寇侵略军事基地的力量，作为当了十年汉奸的卖国纪念。更在那个时候，我还按照日寇的意图锦上添花地带头呼它为"亲邦"，来表示我对于主子的无限忠诚。关于"亲邦"这一名词的由来，经过情形如下。
像是这样地蓄意往我脸上涂泥，并不只是一次或两次，而是接二连三，并且是涂得越来越不像话。特别是后来当日本帝国主义败色越来越浓的时候----也就是当敌伪报纸上，也不得不越发频繁地登载"皇军"大批"玉碎"消息的时候，吉冈让我赴所谓"神庙"去哀求"皇军战捷"的次数，也就日益增加起来。像是这种不是人干的丑事，这种不堪寓目的汉奸丑态，一直到"八一五"敌伪一齐垮台，才算是给画上了一个终止符号。
在那所谓"建国十周年"的前夕，当时的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为了要使伪满正式称呼日本为"亲邦"，便指使伪国务院总理张景惠召各部伪大臣到其办公室，由武部六藏把伪满必须称日本为"亲邦"的理由，加以说明；而另一方面，则由吉冈安直更向我来阐释应该呼日本为"亲邦"的"必要"性。他的主要理由是：没有日本便不会有"满洲国"，所以应该把日本看成是父亲一样才对。并做结论说：这就是"满洲国"对于日本须和对其他国家不同的缘故。也就是说称"亲邦"是为了要区别于称盟邦或友邦的缘故。
还有，每当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它所制造出来的侵略战争中，偶尔获得了一次暂时的所谓胜利的时候，这个万恶的吉冈安直，哪一次也未曾忘掉往我脸上一层一层地来涂泥。他总是一方面叫我给裕仁拍电报去祝贺"皇军的大捷"；一方面更是定而不可移地叫我到伪"建国神庙"那里，向所谓"天照大神"致祭，用来表示一下对"神佑"的"由衷感谢"和默祷日寇的"连战连胜"。
这还不算，还颁发了一个"建国十周年诏书"，在该伪诏书中，更是恬不知耻地写出了"明明之鉴如亲，睦睦之爱如子......"之类的奴才话。
不用问，这张有画有诗的屏风，不但可以满足了吉冈"阁下"的"画以诗重"的----向他上官献媚基本目的，同时也可以在无形中煽起这个法西斯匪首的凶心杀气，并且也可使我进一步完成当汉奸的卑鄙无耻差事，于是我这久已沾满了泥污的脸，又被他给厚厚地再涂上一层新污泥。
但是还嫌奴才相做得不够，伪总务厅还指使伪国务院利用了我的手，写出了给裕仁的所谓"亲书"，表示了汉奸伪政权对于日寇十年以来的扶助和豢养的掬诚致谢。还要派遣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为伪"谢恩大使"到日本去做肉麻死人、憎恨死人的可耻谄媚行为。
既然对我这样地吩咐下来，我当然也就不能珍惜自己的脑力与时间----尤其是丧尽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起码应有的良心，而必须呕心呕肝地给他题上几句赞颂"皇军赫赫战果"的昧心诗了。
我不但是甘心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尽情玩弄下，扮上了始作俑者的可耻角色，愣把敌伪狼狈为奸的盗伙关系，更进一步地上升为父与子之间的关系，并且还在弦外余音中，也把伪神的所谓"府佑"，无限界地抬高起来。像是这种异想天开的怪事与丑态，这种自欺欺人的浑到家的卑鄙可耻行径，日寇居然会想得出，说得出；而我呢，也就居然恬然地喊得出和做得出！像是这种事情再不算是奇耻大辱和弥天大罪的话，那么，在世上还有什么奇耻大辱和弥天大罪之可言？
有一次，吉冈又画了一面山水屏风，拿来给我看，说这是为庆祝日本侵略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侵占了新加坡，而画出的精心殚力之作。并要求我在屏风上题上几句歌颂"皇军"战胜的诗。因为像是这样的事情，都是他在平日最擅长的本领，也用不着怎样去多分析它，我在这里所要说的，就是他怎样经常往我脸上涂泥的事情。
十一、"谢恩大使"和"慰问大使"
派"谢恩大使"已经是够瞧又够瞧的丑恶罪行，可是还有比这个更丑恶、更卑鄙可耻的罪行哩！
他是专门往我脸上涂泥的。
那就是一九四五年，当日本法西斯强盗垮台前夕，以我为首的这些不知死的鬼----对日寇尽忠到底的汉奸，还嫌自己的恶事做得尚未尽兴，还有追加补充的必要，还有继长增高的余地，所以便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已奄奄一息时，还要卖弄卖弄祸国殃民的余力，除了更做一次对饥疲不堪的广大东北人民的倾囊倒箧搜索，在颗粒不留的所谓"粮谷出荷"并"报恩出荷"的名目下把人民赖以活着的大批粮食劫掠一空，陆续送到民族公敌日寇之手，供它对自己祖国同胞和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更多地进行疯狂屠杀劫掠，还在敌伪已到了双双山穷水尽的最后一瞬间，更从早就陷到冻饿死边缘上的东北人民手中，挤出了无可再挤的一滴膏血----食盐七千担，大米三十万吨，而且在美国飞机大轰大炸下，还派专人冒着生命危险送往日本。
不过，这次他却没有把裕仁祝我健康的"回礼唱片"带回来，因为裕仁是不会像我那样低三下四地问候的。
光是无声无臭地用船送去，还嫌罪恶的影响不大，于是更在敌伪合谋，由我派伪国务总理张景惠扛上所谓"慰问大使"的头衔，堂而皇之地偕同一批由伪机关混合编成的伪官吏，带了这份最后一次的"孝敬"，冒空中袭击的直接危险，战战兢兢地坐上了主人特派来迎的飞机，抱着忠仆殉主的"悲壮心情"，去做那送终式的慰问去了。
还有一次，在他临赴日本之先，又来启发我说："你这里，不是有唱片录音的机械么，我教给你几句日本话，你可以把它灌入唱片中，交我给日本天皇带去！"我现在还约略记得他所教给我的那几句日本话，就是："我谨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
这当然是一出使人不能不作呕的丑剧了。但是，即使在这出招人恶心的舞台内幕中，也是仍然有着只有局中人才能得知的敌伪双方互相钩心斗角的复杂微妙心情。那就是，在预定要选派适任的殉主义仆之先，日寇关东军方面，本来是曾看中了我，于是大狗腿子吉冈安直便到我这里来，对我先讲了一篇说服动员的大道理，最后才书归正传地说出了我应该到日本去亲见裕仁，面致"慰问"的意图。我固然在那十几年的傀儡罪恶生活中，对于日寇的吩咐指示，一贯是唯唯诺诺忠顺不违的，不过是，到了这位主人已将面临毁家的阶段，我这个多年的忠仆也就不能不把"爱自己身子甚于爱主人"的封建统治阶级本质拿了出来，本着"廿四孝"的曾参的"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逻辑，想一个金蝉脱壳的好借口了。
例如他经常在临行时，动辄来教导我说："可以做些点心，或是找些东西，交我给日本皇太后送去！"等到他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就把一些日本点心和礼品等带回来，说是裕仁母亲亲自交他送给我的。
于是我就在心中暗暗盘算了。
这个吉冈安直，虽在我和日本帝国主义军部之间，巩固了他个人的所谓初步地盘基础，但他又怎能以此为满足？仍是时常找个题目回日本到陆军省等方面，去做"事务上"的联络。不过，他哪次也不肯空手来去，总是绞尽了脑汁想一些可以显示一下自己才能的方法，作为他衣锦还乡的装饰。
日本之命，固不敢违，但自己之命，尤其要紧。现在日本东京是日日夜夜饱受着轰炸，不但我到了东京之后，立时就会有身遭池鱼之殃的可能，就是在赴日空中沿途上，也免不掉会随时受到美机的"洗礼"，我可犯不上去冒这种毫无代价可言的生命危险。
（2）敌伪双方上层人物之间的一座桥梁
大主意虽然已经拿定，但不敢丝毫流露出不愿去的意思，于是就在竭虑苦思之下，情急智生地想出一篇比较冠冕堂皇的脱身妙论来。于是我就对吉冈说："当然我是应当并且衷心愿意到东京向天皇面致慰问之忱的。不过是，在现在这样时局情势之下，这个'北方镇护'的重任，更是重要异常，我又怎敢轻易离开这满洲国土一步呢？"
他的"画名"，一瞬间被抬高了。同时他在敌伪间的所谓国际个人地位，也抬高起来了。
我想吉冈对于我当时的这种推托的心情，当然不会是个盲目者，然而他却在"容把尊意转达于关东军"的结论下，和关东军部做研究去了。
因此在当时日本的社会中，就喧腾起"彩笔军人"的"国际佳话"来了。
至于他们对于此事，都曾做了怎样的研讨，我当然是不会，而且不可能知道。不过是，一直经过了许多日子，并未向我做任何回答，足见他们对此事的计议，并不是怎样简单，而是曾经大费脑汁无疑的了。
有一次他画了一幅墨竹。他认为即使自己花多少钱把这张画装裱得多么富丽堂皇，依然不会唤起一般人的惊奇赞赏，所以就拿这幅画去求在伪满当时既有"大书家"之名，又有伪国务总理之位的郑孝胥，给题上一首诗。当然郑孝胥是不能而且不敢吝啬自己的笔墨了。于是他又把这张既画且诗的画拿到我这里来，要求我也在上面给他题几个字。当然我也不能例外，只有点头遵命的"自由"，而不敢摇首拒绝的。于是他又把这幅既有伪"皇帝"题字，更有伪国务总理题诗的画，拿回日本，献给裕仁的母亲----"日本皇太后"。
后来有一天，吉冈又来对我讲，说是关东军当局认为我不必亲自赴日"慰问"，并说可以派张景惠去做"慰问大使"。
他就是这样地自己把自己吹捧起来的。
我听了这番话，真不亚如得到了"九天纶音赦旨"一样，又仿佛是喝到了"延命仙丹"一般，登时觉得遍体轻松已极。于是就想：反正是自己不去冒险就行。至于派谁去做替死鬼，和由于这次的访问，会发生怎样的罪恶后果，等等，则全是与我无关的事情了。
吉冈安直很喜欢绘画。如果从严格的艺术眼光来看，他的所谓"绘画天才"也只是曾把他过去在小学时代所学到的技能，更在几十年后的脑海深处，重新捞取上来的程度而已。他不但是拿他这种自以为了不起的"特技"，曾唬住了那帮满脑袋大和魂与满肚子法西斯精神的日寇军官，他也曾把他的所谓"文采风流"的"写生画笔"，当作他向上爬的阶梯呢！
真是在那一九四五年的时候，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明抢暗夺、疯狂镇压、拼命挣扎，我东北的绝大多数善良人民，都正在怎样悲惨的环境中呻吟着？他们不都是身披麻袋，有的甚至赤身露体，连麻袋也遮不上身，全家男女老少都裸卧在稻草之中，忍受着零下几十度的东北酷寒？吃的东西也不是人类所能下咽的橡子面，甚至有的把草根树皮也都掘尽剥光。更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刺刀皮鞭之下，或是在折磨摧残暗无天日的监狱之中，徘徊于不是冻饿而死，就是刑狱而亡，要不然，就是在受尽苦役之后而丧失生命的种种绝路之上的吗？可是我们这帮丧尽天良的汉奸走狗，还从这样朝不保夕的广大人民手中忍心灭性地抢去他们的最后一粒米，或是他们赖以苟延残喘的最后救命物资，来作为甘心帮凶到底，最后还向敌人献媚的邀宠工具。这真是汉奸对其主子的卑鄙无耻和对自国同胞的残忍毒辣，可以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他是这样替自己增加骗人"政治资本"的。
至于在日寇这一方面，它们是不是因为要尊重我的意见，而免除了我这次"亲行"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因为汉奸既是有汉奸自己的个人打算，那么，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打算，据我所听说的他们的打算是：
以上所列举的，只不过是他的魔爪才伸出来时的概略情景，至于以后，他更是变本加厉地逐渐发展到肆无忌惮的地步，看到后面就可明白。
如果让我亲赴东京走一趟，固然是要比张景惠的罪恶影响大得多，可是我一去，势必得使裕仁由防空洞里爬出来亲自迎接我和招待我。在那美国飞机不分昼夜轮流大炸特炸的日本东京，又怎能让那"既人而神"的天字第一号大战犯裕仁，亲冒那种无情炸弹的危险呢？反正是能把汉奸亲自送上门来的贼赃接到手，能用这个义仆殉主的"美谈"作为宣传的资料，能利用这件事作为鼓舞沮丧士气的强心剂，也就于愿已足。就是因为打了这样的算盘，所以才在尊重我意志的骗人伪装下，允许张景惠替换了我。
我则是在他的整个操纵下，做出了无数祸国殃民的罪恶行为。
固然在这出扮演"义仆"的丑角中，免了我的出台现丑，但是，这并不等于我对主人的不忠不义。因为所谓的"忠义"和"不忠义"，只是在外形表现上的一种差别。如果本着诛心之论来做分析审定，那么，我的不去，并不等于我比张景惠少犯了一件罪恶，而张的亲往"慰问"，同样也并不比我多增加了一桩罪案。因为这群汉奸既同属于一丘之貉，这帮人的整个活动，自然也就是从同一来源而来。何况张的赴日，又是在奉我命令而去的情况下，当上了"慰问大使"的。所以我认为既是由于"一莲托生"的整体而犯下的罪恶，就如同右手持刀杀了人，不能认为和左手无关一个样，尤其是不能认为右手的持刀杀人，不是由于脑中枢神经的整个支配。归根到底一句话，我的罪责是远远超过了张，绝对不会较张为小的。
溥杰是在他的完全利用之下，替他忠实地铺平了十几年的为非作歹的道路。
从这里，不唯可以清楚看出，日寇的最后拼命挣扎，已经是到了怎样的程度。同时还可以由此看出，汉奸的奴才本相和蓄意卖国到底的行为，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还可以从这里看出以个人私利为基础的主与仆之间的所谓结合关系，究竟是个怎样的东西了。
总而言之，他在一起初，就是用这种两面取巧、两面挟以自重的方法，混到我的身边，并由于他能随时随地执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于是就把他的声望和地位，逐渐抬高和巩固起来了。
并且也可以从这个"谢恩大使"和"慰问大使"的两个不同阶段的两个场面中，看出敌伪的一天天走向穷途末日的情形来。
那就是为要使日本陆军省以及关东军看一看，他确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也可以说是"好朋友"，好使日本军方认为除了他，便不会再有这样"胜任的"、能够操纵我的"适当人才"。他就是使用了这样的手段，因而得到并巩固了他在当时的重要地位。所以，他才能从一九三四年前后，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伪双双垮台为止，总在担任着支配我一切的特务----也就是操线工作。凡是日寇有什么阴谋企图，需要我去做开路先锋的时候，便由他口头命令，或是用什么纸条子台词的办法，让我去做传声筒，或是带头人。
十二、"献纳"金属的带头人
当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势力面临崩溃的前夕，它是越发做出了疯狂挣扎不择手段的行为来的。到了这样的时候，它就越发要把整个兽性暴露无遗。这就如同一个将要溺死的人，见到一根草茎也要用手去抓一样。真可以说是这时的日寇，已经是由表面行劫，变成公然大抢了。这是一方面。
为什么要通过溥杰之手，要求我事先替他准备好一间办公房间呢？
另一方面，则是我们这帮万恶的卖国求荣的汉奸，也因为坍台在即而感到了走投无路，因此，便也配合着主子的招数已乱的抢法，跟随着主人的踉跄脚步，倒行逆施地做出了公然死不要脸的忠实帮凶行为。不论是日寇抑或这帮汉奸走狗，到了这个时候，不但是把在一起初所戴的自欺欺人假面具摘了下来，随着下坡路的倾斜面加剧，而把起码装人的伪装，也一并撕毁。这时已经是把丧心病狂的程度发展到不择手段的末期阶段。
那就是为要在日本法西斯军队的狗皮之上，再挂上一副金黄黄的参谋带，好来吓唬我以及伪满当时的所谓大官们，好使这些走狗在那明晃晃刺刀的背景下，服服帖帖地听凭他的任意摆弄。
拿一九四四年以后的敌伪末期的狰狞面目来看，就可以完全证明这一点而有余。
他为什么非要兼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不可？
例如，在一九四四年前后，也就是说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在各个战场上，有的遭到覆灭，有的被大陆土地吸干，有了变成了绝岛上的困兽的时候，有一天，那个无恶不作的大特务吉冈，又溜到我这里来，一本正经并且是拐弯抹角地替我出主意道：
事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吉冈是为了要用两面讨好、两面取巧的所谓两面光的办法，来制造并巩固他自己的地位。
"现在正是'东亚大圣战'的最紧要关头，日本皇帝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了'大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而在辽阔的前线上，做了奋不顾身的正义战争，当然在这种条件下，自必须要求后方有充分及时的大量物资供应才行。"于是就在他自以为漂亮异常的口头禅式前提下，谈到了金、银、铜、铁等金属对于军需的重要性。然后更"彬彬有礼"地拿出开门见山的结论来，如"陛下如果能率先垂范亲自表现出日满一体的伟大精神......"的鬼话等，作为代替对我下命令的"启发"和"动员"。
于是，我弟弟就忠实地替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替他做了"先容"。
而我这毫无一根硬骨头的大汉奸，便立即奉命唯谨地首先把伪宫中的铜铁器具和门窗上面的各种铜环、各式金属挂钩以及一些装饰品之类，拿出作为支援"亲邦圣战"的掬诚贡献。这还不算，第二次又自动拿出了许多白金、钻石等首饰和银器等交与吉冈，转递关东军，作为我对侵略战争的支援。
过了些日子，他又对我弟弟说："现在日本陆军当局，已经决定要派我到新京----长春----去了。请你先给令兄写封信，就说吉冈要到他那里去工作。只要有我在那里工作的话，拿咱们的关系来说，还有什么不好办的事情？！不过得求令兄先给我准备一间办公的房子。你可以告诉令兄：我是不能和他们（指伪宫内府的伪官吏而言）成天际在一起鬼混的！"
后来我又听到吉冈说关东军司令部把地毯也都捐献出来之类的话，我为了逢迎日寇的意旨，便又自动地把伪宫中所有的地毯，不论是存储备用的，或是正当铺在地板上的，全部拿了出来交与吉冈。
在伪汉奸政权成立后，也正是我弟弟溥杰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法西斯军事教育的时候。偏偏冤家路窄，这个吉冈安直也被调到该校，当上了教授战史的教官。吉冈为了要从我的身上去找他自己的立身出世道路，便拼命地对我弟弟进行了一系列的套头、拉拢。例如每到星期日或是学校放假的时候，他总是死乞白赖地非把溥杰拉到他家去玩不可。当然不用说，每次都是好酒好菜地殷勤招待的了。有一天他忽然对我弟弟说："我不久或许能到满洲国令兄那里去工作也未可知。不过是，在那里工作也不很容易。如果没有关东军军部的力量来做后盾的话，简直是一步也行不通。如果日本陆军省方面一定非要我去不可，那么，我就非得先和他们约法三章不可。否则我宁可不去，也不能到那里去找罪受！我的主要要求是：得让我兼上关东军司令部参谋的名义才行。"他说到这里，深深地吁了一口气，感慨无量地继续说："像是中岛比多吉、石丸志都麿等，就是因为在关东军里没有根子可扎，所以他们才都一个一个地失了脚......"
另外，我还自动地----也可以说是更进一步地把我的数百件衣服，也都一并交与吉冈，托他转送于当时的司令官山田乙三。
他是这样来到我身旁的：
当然，我的这一"带头示范"行为，再加上当时报纸等的大力宣传以及揄扬，便替日寇在我东北的劫掠物资，敞开了可以肆无忌惮的方便之门。于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大规模公然搜刮抢劫，便成为有口可借和正正堂堂的公开罪恶活动了。
这岂不是等于说，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就要对我东北来进行什么阴谋活动？并且，这岂不是意在言外地说，日寇已经准备好要利用我的吗？只要是稍有一些起码的民族气节和起码人心的话，谁还能不满怀愤怒地立即向祖国人民大声疾呼而尽力揭发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这一卑鄙阴谋！而我则是由于有了甘愿供敌人利用的不良居心，所以不但是丝毫没有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义愤，反倒别有会心地认为良机即将到来，真是越回想此事，越觉得日本帝国主义的万恶，吉冈的万恶和我以及我弟弟的万恶！
听说在当时，竟致有些小学校的教员，在汉奸政府的威逼之下，公然在课堂之上，硬逼在学的儿童限期从各自家中拿一些金属之类的东西，来完成他们的任务。因此就形成了风靡一时的既爱伪国又大力支援敌人的广大范围罪恶活动。有的儿童因为家中的一切金属早被劫掠一空，致无物可"献"；有的则因家中父兄不愿拿出致不得已而偷窃家中什物来做"捐献"；也有的实在无法完成教师所分配的"任务"，因而遭到由教师领头的全堂"鸣鼓而攻"；甚或还有的竟至受到教师的不法体罚......像是这种暗无天日的邪风毒气，对于当时全东北人民所给予的灾难痛苦，特别是对那些遭尽沦陷之苦的天真无垢可怜儿童所给予的毒熏恶染，简直是使我无法，而且也不忍再说下去。足见汉奸的卖国"示范"工作，曾是起了怎样严重的罪恶作用。
请想一想吉冈所说的这番话是什么意思？
还有那个应运而生的伪"金属回收法"，也同样是以我的名义颁布出去的。日寇关东军之所以要叫我做那"捐献"金属的带头人，就是为要对于这一祸国殃民的伪法令的大力推行，寻找一个所谓说得出的借口。这就是要在我的带头之下，来强迫我全东北人民，让他们把所有属于金属之类的东西，都尽数拿出交到日本侵略者之手。俾使这帮法西斯强盗，可以在"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狠毒政策之外，还能更进一步达到利用中国人的金属物资来屠杀中国人的罪恶企图。
他由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被调回日本之后，便在日本鹿儿岛某联队内任大队长。那时我弟弟溥杰正在日本东京的"学习院"读书。大约是一九三一年夏季的事情吧，当他正打算利用暑假回国时，吉冈便去信邀他借回国之便，可先绕道到鹿儿岛盘桓几日。当住在吉冈家中玩了几天之后，临行的时候，吉冈便神秘已极地对我弟弟说："你回到天津之后，请对令兄说：现在张学良搞得实在太不像话了，也许就会发生什么事情也未可知。请令兄多加保重罢！他不是没有前途的！"我弟弟听了这种颇富含蓄的弦外余音之后，因为这种话，也正合乎他平素的口胃，他就认为这确是一个"好消息"，于是便兴致勃勃地把这几句充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阴谋的自供状，谨记在心。到天津之后，便立即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有这样的难弟一定也有这样的难兄，我听了这番话后，也认为这确是"好机会"即将到来，而不觉喜出望外。
我认为光就我的第一次的所谓"捐献"来说，如果是想来自做解脱，还可以勉强用后退一百步的自己原谅自己的方法，把它说成是由于吉冈安直奉了日寇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逼我拿出来的，作为自解。同时还可以归咎于自己平素的胆小如鼠，致不敢违忤关东军的意旨来做自我掩护。可是在这以后，所做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捐献"，并且是由于自动而做的不逼而献的媚敌祸国行为，这能拿什么来做自辩呢？真是百喙难解啊！
（1）从日本鹿儿岛来的"好消息"
还有关于那次的"捐献"贵重装饰品的问题，也许可以这样自解"我所拿出来的东西，并不是窃据我手中民脂民膏里面的最精华部分，只是一些我所认为不太贵重的东西啊"。但是这也不能作为自解的真正理由。因为，谁都知道，钓鱼用的钓饵，根本不会用高贵的燕窝、银耳之类的去诱鱼的。我所拿出用作钓取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欢心的金钢钻等，当然也不会用我手中上好的东西。但这又怎能用来标榜自己对于日寇的不忠实？同时我还认为，也用不着对于自己当时的卑鄙心情，来做浪费笔墨的详细分析，因为谁也能够察觉得出，我之所以不肯把上好的精品拿出充作"捐献"，绝对不是我不肯尽忠到底，只是由于我的反动阶级本质----就是自私之上还要更自私。总的说来，如是而已。
关于天津时代的事情，由于已在第二章中说过一些，现在不再赘述。此外，还因为他的魔影，已经是十数年如一日地不住贴上了我，特别是在伪满的那段时期，他更和我成为每当有我时，必定少不了他的情形，真如同形影相随一般，所以关于他的可恨的回忆----在我则成为可耻的回忆、可怖的回忆----多得犹如一部廿四史不知当从何处说起。因此，我想只就较为突出和比较严重的实例举出若干来，作为我对他的没齿难忘的纪念吧！
也许从某方面来着眼，对于敌人的自私，要比对于敌人的无条件忠诚强得多些。不过我在这里所要说的，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要从"媚敌""利敌"和"自私"的两个并行而不悖的反动本质中，来分析这一问题中的复杂关系。有人说："谄媚永远是自私的孪生兄弟。"我认为这一铁锤，确是击中了我的要害。
六、吉冈安直
一提起这个吉冈来，便不由得把我的牙根恨得发痒。他不但是在伪满时代，从中佐一直升到中将，一连十年多，总是缠在我的身边，就是我在天津的时候，就开始认识了他，但总是越来越厉害地纠缠着我，影响着我，还不住地把我往罪恶深渊中推。就在他一贯和我狼狈为奸的情况下，真不知祸害了多少祖国东北人民！一直到了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以后，才在苏联军队的伟大降魔宝剑下，把我和他的这种难解的怨缘给痛快地一刀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