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彻底进行狼狈为奸的欺骗工作。
（2）实现日本人做主人，其他民族甘心做奴隶的所谓"民族协和"。
（4）把东北人民的生活压缩到零点水平线以下，而把一切财源人力物力都双手捧献给日本帝国主义殖民者。
（1）提倡彻底出卖祖国东北人民全部利益的卖国精神。
（5）要达成奴役全东北人民的殖民统治理想。
我们现在可以不必管它那浓脂厚粉下的丑婆娘化装怎样，且看它的罪恶实质是些什么：
而其最后的总结论则是：把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任意吃人肉、喝人血的黑暗世界建立起来！
还有，在上记的五项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包括一切的总目的。在表面上的字句来看，固然是"建设道义世界"几个字，可是其内部所含有的真正意义，则是想要建立一个可以任凭日帝宰割的强盗世界。
在这里，再把当时所发表的伪"协和会成立的目的"照抄一下来看：
在种种陪衬的左遮右盖下，终于在最后的第五项内，才算是图穷而匕首见地做出了吐露真情的结语----就是奴役全东北人民。
首先便是根据上记五项纲领来办事。然后更无耻地自加注释道："须展开协和运动来实现这五项纲领。"
（5）达成国民动员。
从上记两句简而明的明文规定中，不是已经把伪"协和会"设置的目的，完全暴露无遗了吗？
（4）使国民生活向上。
我们再从下列的各项事实来看：
（3）彻底宣德达情。
伪"协和会"的概略组织
（2）实现民族协和。
在伪中央设有伪"协和会本部"，其中有：伪总务部、实践部、辅导部三个部，各部有科。另外还设有一个伪"企划局"，其下为班。
（1）显扬建国精神。
在各伪省内有伪"协和会省本部"。由伪省长兼任伪"协和会省本部长"。伪省次长（日本人）兼伪"协和会省本部次长"。在其下有伪"事务长"。再其下为科。
请看一下在当时所发表的伪"协和会纲领"便可以明白：
在各伪县（市、旗同）内，有伪"协和会县本部"，该本部长为伪县长兼任。伪副县长（伪副市长、伪旗参事官----俱为日本人伪官吏----同）则兼任伪县本部次长。其下也有伪"事务长"。再下为伪科或班。
像是这种梦呓一般的胡说八道，在今日看来，固然只会觉得它愚蠢得可嗤和浑得可恨，但在当时，这种不值得一听的疯言癫语，因为是出自头脑糊涂但枪杆子在手的日寇高级军阀之口，所以尽管它的"道理"是完全狗屁不通，可是它的罪恶影响与严重后果，却是大得不可估计。当然，它所排列出来的什么"母亲""慈爱"以及什么"谋福利"之类一连串好看的字眼，都是些恰恰相反的阴谋结晶体，其目的只不过是想借这些油漆彩画来遮盖一下伪协和会对于日寇则是为虎作伥，对于汉奸伪政权则是互相狼狈的反人民罪恶本质而已。
至于在城市中的各伪区长和乡村中的各伪村长，也都兼任各地的伪"协和会分会"的伪"分会长"。在其下有班。
"政府既是人民的父亲，那么协和会便是人民的母亲。在这父严母慈的原则下，协和会便是一个爱护人民而给人民谋福利的唯一组织。"
足见伪"协和会"的罪恶网，曾是包罗了当时的伪组织各机关单位的全部。在当时，还把伪行政官吏兼任的"协和会"负责地位的这件事，美其名为"二位一体制"哩！称伪"协和会"为"蝎虎会"真是再恰当不过的一种看法。所以要把这一推行侵略政策的天罗地网，笼罩当时各个阶层，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伪汉奸大小官吏和日本人的伪官吏以及各地方由最基本阶层的汉奸分子----土豪、劣绅、地痞、恶霸等全都紧密地结合到一起，好拿这种敌伪合流、上下一体的整个反动势力来统治当时东北广大人民，而进行欺骗、镇压、劫掠、奴役、压榨的血腥殖民地政策，打算借以维持它们的暗无天日的法西斯统治于永久！
到了一九三六年，由于日寇法西斯殖民统治势力的日益增大，它对于东北人民的野蛮控制也就随之日益加紧，于是，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便发表了人人唾骂的所谓"植田声明"。这一殖民地最高统治者的声明，就等于过去封建时代的"九重圣旨"一个样。因此，这个伪协和会，便由一个等闲的存在，一跃而成为能够在当时的政治上，起绝对作用的有力工具了。在那篇声明中的主要用意何在，就是把这个协和会大力强化起来，把它规定成为一个不附属于伪政府势力下的机关，而把它抬高为一个"举国一致的唯一国民组织体"。并强调它和伪政府之间的联系是"既非从属，也非对立，而是一个政府精神上的母体"。然后那帮帝国主义强盗以及它的那群走狗，为了歪曲理由，更不惜绞尽脑汁制造出一连串很难自圆其说的"脸上贴金论"来。就在这种欲盖弥彰的自欺欺人的烟幕下，编造着不成其为理由的歪理说：
自从我爬上了伪"皇帝"的"宝座"之后，我当然不能再兼这个"君王"所不应干的伪"协和会名誉总裁"了。于是当时的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便当上了伪"会长"，同时，伪"协和会会员"也不采取入会的制度，而把它变成为进一步的"绑架方式"，规定了凡是在伪满统治势力下的二十岁以上的全部男子，都得吸收为伪会员的所谓新制度。
这时，在地方只有伪"协和会中央办事处"。在某些伪省会中，也有的设立了伪"协和会地方事务局"。任务是专门跟在日寇的腚后，从事所谓"宣抚"----即欺骗宣传和所谓民"匪"分离的特务工作，以及与伪警察、宪兵等通风报信之类的里应外合阴谋工作。在所谓"东边道大讨伐"中，这个狼披羊皮的伪协和会，就曾干过吃里爬外、拿老百姓送礼请功的勾当。
至于所有的伪官吏（除伪军人）更是都得以所谓"协和会精神最高体得者"的资格交会费入会。
还有，在该伪会乍一成立之初，曾采取了吸收会员入会的形式。规定了入会的人，每月须交出一元会费来，便可以买取一个写有"协和会会员之证"的门标钉在自己家门口。
在这里，我想再谈一谈伪协和会所承担的各项罪恶工作。
当其乍一创设当时，在伪中央设有伪"协和会中央事务局"，它所负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于全东北人民的坚强统治。在日本帝国主义方面，认为单独倚靠伪满政府来做唯一的统治机关，还有些不放心。为要达到它未来的吞并目的，便又在伪政权组织之外，更成立了推行殖民统治政策、奴化人民的组织，使它和伪政权成为表里一体。其最后目的，是企图把全东北人民，都能应乎"必要"，包罗在这一有机体的里面。这样，日寇便能随心所欲地达成它的侵略目的。
（1）在所谓"显扬建国精神"方面，那就是专门从事于欺骗宣传和企图以小恩小惠来麻痹当时东北广大人民爱国抗日意识的种种罪恶活动。例如，在平日的宣传"日满一德一心"和"日满不可分"关系，以及在所谓"讨伐"中的散放药品、进行"民匪分离"的宣传，并所谓"施舍救济物品"等。又如在敌伪掠夺粮食前后的骗人宣传，"物质奖励"和在征粮中的协助伪官吏、警察进行督促搜翻，逼人致死等的罪恶实例。还有，在日寇移民、夺田、归村并屯、鸦片毒害和征兵抓丁等的罪恶工作中，那些"蝎虎会"的会员，也都经常大卖力气的。
在一起初，因为尚在创办初期，须要摸索门路、试探进行，所以它在当时的基本任务，只是专门从事迷惑人民视听的反动欺骗宣传以及协助日本侵略者进行伪善的所谓"宣抚"----"绥靖人民"的欺骗工作，例如散传单、印小册子、施疗以及施舍药品的小恩小惠，等等。
（2）在所谓"实现民族协和"方面，它也是从事种种欺骗宣传和变本加厉地去搞助桀为虐的工作。如对农民进行"青年训练所轮训"时，它便着重去宣传奴化教育以及所谓"协和会常识"等。又如在日寇施行移民掠夺政策时，它就大力宣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式的片面"民族亲善"。同时，还公开帮助日本殖民者强收人民耕地，并强迫我国农民给日本的"开拓团"去做义务劳动----如替他们修筑道路，建造水渠，等等。
那么，对于这个"蝎虎会"所赋予的罪恶任务，都是些什么呢？
（3）在所谓"宣达"方面，例如，每年在长春举行一次的伪"联合协议会"就是为了一方面拿"上意下宣"与"下情上达"的骗人幌子，来宣传所谓"宣德达情"的伪善拟态，打算借此来掩盖一下殖民统治的法西斯真正面目。例如，说什么伪"满洲国"虽然没有议会制度，但并非一个专制政体；另一方面，则是借着这个伪装民意的特务机关，来实现和伪政权"同恶相济"的不可告人的罪恶企图。
如果把它叫作"党"，它的范围就会仅仅限于党员，把它叫作"会"，那么它便可以达到无限扩大到把全东北人民都包括进去的目的。于是终于决定把它叫作"协和会"。
其具体的阴谋方法、手段是：先由各反动基层----伪分会内"选"出可供利用的土豪劣绅等，使之充当替敌伪罪恶政策做专门应声虫的伪"协议员"，然后由伪"县联合协议会"开始，而伪"省联合协议会"，而最后到伪"全国联合协议会"，去一层一层地发言。他们发言的底稿，当然用不着他们费脑筋去想、去做，而是照例由伪市、县事务长（日人）预先把发言稿子做好，只要他们能够到会上照稿子宣读一遍，他们便可以算是完满达成"民意上达"的任务了。
在一起初，日寇方面曾有把这个伪组织，定名"协和党"好呢，抑是"协和会"好呢的两种意见。后来由于后者的意见占了上风，其理由是：
在开伪市、县联合协议会时，也是照例先由伪市、县公署提出所谓的议案来，也就是说先把需要伪政府做决定和施行的罪恶政策写到议案上，然后再让这些应声虫----伪协议员按照事先的授意做一次传声筒式的讲话。例如当伪政府要施行进一步奴化教育的所谓"新学制"（一九三七年）时，便在伪"全国联合协议会"上，由伪文教部负责人装腔作势地先把打算推行"新学制"的意图，以官样文章传达一遍，于是在各伪地方的议案上，便把各地方希望自费办校的假民意，加以大吹大擂。又如，在一九三八年当伪政府发表了"鸦片十年禁绝"的欺骗政策时，各伪地方便又一齐制造出来"要求禁绝鸦片"的挂羊头卖狗肉呼声。于是伪政府便可以根据这种"民声"，理直气壮地来办什么志在捞钱的"瘾者登记"和设立志在扩张鸦片的"禁烟总局"伪法案了。此外，如强征伪"国兵"和掠夺民粮以及移民侵略政策，等等，没有一样不是由这种赝造的"民意"给开辟道路的。
当时的倡始者为本庄繁、板垣征四郎、片仓衷和汉奸方面的于静远、阮振铎以及阎传绂。
总之，伪协议员把伪政府的罪恶政策，向地方去做"应声虫"式的宣传，这便是所谓"宣德"；再把根据敌伪罪恶企图，照章宣读出来的"民声"，作为伪政权作恶凭借的理由，便是所谓"达情"。
在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伪协和会正式成立。在当时身任伪"执政"的我，便被推为伪名誉总裁，伪国务总理郑孝胥也被推为伪名誉会长。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则是当上了伪名誉顾问。伪产业部长张燕卿则是被推为伪理事长。伪协和会中央事务局长则是伪外交部长谢介石。
（4）在所谓使"国民生活向上"方面，例如，揭示出来的招牌，虽然说是为东北人民着想，但实际则是事事替敌伪的罪恶统治专门服务。譬如它所实施的"识字运动"，也就是为了宣传奴化欺骗工作上的方便；说是志在"奖励农村大力生产"，实际也就是利用当时的罪恶统制----利用殖民独占统治下的民需物资奇缺，以微不足道的棉布、水袜子之类为饵食，蓄意到当时的广大农民中来钓鱼，同时还可以奖励土豪、地主的大力盘剥，以便和他们站在一条共同反人民的线上，一同去吮吸大多数早已筋疲力尽的农民最后一滴血；硬说目的是为要"调解都市、农村之中的纷争"，其实就是打算里应外合地大力推行敌伪对东北人民的各种残酷掠夺政策。如好话说尽、坏事作尽地强征人民耕地、口蜜腹剑地以官价去硬抢农村中的各种牲畜，以及为虎作伥的所谓"增产出荷"等等，这都是所谓的要"使人民生活向上"的内容和实质。
"咨政局"被取消，而"协和会"宣告成立。
（5）在所谓"达成国民动员"方面，这更明显，它是为谁来动员？为什么要进行动员？不用问，也就是要把东北的全部人力、物力、财力完全归拢在敌伪双方同心合力、竭泽而渔的大掠夺网中。特别是对于当时东北人民的肉体与精神的摧残，更是残酷凶狠到了极点，同时，也周密严刻得到了极点。例如，曾把二十岁以上的东北男子，都完全收入到伪协和会会员的奴役罗网中，同时更把二十岁以下（十五--二十岁）的男青年，也都给圈入到伪"协和会青年团"的奴化组织内；还把由十岁到十四岁的小学生也都赶到伪"协和会少年团"的毁人炉里，让他们去受军事训练，去听训奴教育讲话，以便在一朝有事之际，去给日帝侵略者充当廉价的炮灰。即在所谓平日，也可使之去充当牛马一般的忠实奴隶。此外，对于差不多达东北男子半数的妇女，也并没有轻轻放过。例如所谓"国防妇女会"也就是伪协和会的一个外廓团体，也就是对于全东北妇女的一个害人大樊笼和对于广大妇女阶层的一座大奴圈。
于是，那些干馋难到嘴的一派，便想依靠冰山，组织一个协和会或者协和党，来作为要分一杯羹的政治赌本。同时，那些已经钻入了伪组织中的新官吏，也就狐假虎威地成立了一个伪"咨政局"，企图永执伪政界的牛耳，来保持他们的利权不致外溢。这一场逐臭争粪吃的竞争，终于在双方靠山的强弱情势转变下，分出最后胜负来了。
这就是伪协和会的一篇历史罪恶缩影，也是日寇种种侵略阴谋中一个重要罪恶环节。唯其是有了这个"蝎虎会"，才给敌伪做了不少有力掩护，才给我东北人民越发增多了家贼难防的超额损害。今日回想起来，使我不能不更进一步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阴险狠毒，真是到了何等程度。同时，汉奸的罪恶----我的挑头作恶的罪恶，也真是达到怎样的地步。因此，我对此的结论是：
又因为在当时伪满的这块新殖民地，既是日寇"大和魂"的"武士"们用刺刀抢来的，那么，不管他是做了伪官的青年联盟派，或是雄风派也好，也不管他是官运不亨尚未能挤进伪组织大门的满铁内的"斜阳族没落派"也好，如果不首先紧紧抓住"威灵赫耀"的关东军内一个实力分子，那么即使是已经分踞要津的得意派，也将会富贵不长而致失脚，当然那些被关在大门之外的失意分子，就只能永远踏在门槛上，而做徒然的馋涎下垂了。
日寇的罪恶，就是汉奸伪组织的罪恶。
所以，在伪满的这个腐臭组织中，它们自然仍是分成两派：一派就是前满铁青年联盟的化身；另一派便是雄风会的借尸还魂。
汉奸的罪恶，也就是伪协和会的罪恶。
在平日----也就是在温床培育时期，它们二者之间，尚且为了"争功妒能"而互不相下，何况现在在这块新殖民地的"肥肉"之前，又怎样能够不更为变本加厉地红起眼睛去做越发激烈的狗争食丑态呢？
伪协和会的罪恶，也就是我的罪恶。
等到日本法西斯匪帮侵略军，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之后，当然就得从满铁这个培植殖民地统治势力的温床中，挑选大批从事侵略的爪牙。于是这些走马上任的大批殖民统治爪牙，便都摇身一变，成为伪满政权组织中的各级统治者。
因为我曾是万恶的创始人，哪样罪恶没有我，便不会发展扩大。真是百身莫赎的滔天大罪。我越回想过去，便越发认清了过去的自己，便越发认清了自己的反动阶级本质所在。这就是我对此所下的结论。
日本帝国主义的陆军和海军，既是从它们乍一设立的那一天起，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寇正式无条件投降为止，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为了争权夺利而不断进行的猛烈的同室操戈，甚至在海军方面，竟会发出过"宁败于美国，也不要败于陆军"的"豪语"，那么，青年联盟和雄风会的同床异梦和相互争风吃醋，可又有什么奇怪之处？因为这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最高阶段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也可以说是一般通病。如果不去损人利己，在那样的国度中，便会在优胜劣败的物竞天择下，成为注定要被淘汰下去的失败者。所以尽管它们都是满铁的两个被包客体，可是在他们两者之间，经常总是有着水火般的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
乙、得寸进尺
在当时执行日本帝国主义对我祖国从经济、政治两方面，进行双管齐下侵略政策的重要桥头堡----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内，形成两条毒虫触须的"青年联盟"和"雄风会"，就是伪协和会的前身鬼胎，在当时满铁的所谓青年联盟，就是被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所组织起来的满铁之内的全部日人青少年职工，为的是要使他们在法西斯的组织之下，替日本帝国主义做一支在侵略阵头第一线的阴谋部队，好去做那种种不可告人的工作。而雄风会也就是在满铁内的又一个法西斯组织。其目的虽然和青年联盟并无丝毫本质上的差别，但是在雄风会的组织内，却不仅仅局限于该社内的青年阶层，而是一个更广泛包罗了一切阶层在内的、另一个野心团体而已。
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我东北十四年的血腥侵略和殖民地罪恶统治，可以说没有一样不由于它的得寸进尺的由"蚕食"到"鲸吞"的一贯惯用手段而来。我在这里所要特意说明的，固然仅仅局限在我耳目所能及的小小范围内，但如果从这条线索去找其根源所在，也可以看出没有一件事不出于日本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大本营"和当时伪满汉奸政权之手。因此，我敢断言：凡是吉冈安直对我所干出来的种种得寸进尺、一步紧似一步的办法，无一不是由于日寇关东军的魔掌所操纵；而在关东军后面，更是有着日本法西斯匪首的操持。以下我想举出几项比较突出而且是使我终身难忘的实际事例，来作为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所一贯采用的得寸进尺政策的一些旁证。
它的前身是什么？
爬得越高范围越窄。
在伪满的那段黑暗时期中，始终成为推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奴化政策的有力工具之一，一贯和伪傀儡政权狼狈为奸，对我东北广大人民，进行了十四年欺骗、奴役、压榨和掠夺等阴谋工作的伪协和会，当然它也是"来源有自"和有其成套的酝酿、组织、生长和壮大的过程。无怪乎当时的东北人民曾经把当时的伪"新京"----长春----诨叫作"心惊"一个样，也把这个受尽唾骂、痛恨的伪协和会叫作了"蝎虎会"。言其是毒如"蝎"、狠如"虎"，既毒又狠犹如"蝎虎"一般的意思。从这里还可以充分看出，这个"蝎虎"般的伪协和会，对于东北人民，曾是怎样毒狠得"邪乎"的了。我还认为，单就把它唤作"蝎虎会"这一个名词来说，并不仅仅局限于当时东北人民对于它的一种冷嘲热讽，同时也是十足地表现了东北人民对于它的无比憎恨与愤怒。因为这是当时东北人民的一句心里话，也就是东北人民对于敌伪血腥统治心怀怨愤的一个具体表现，也就是广大东北人民的一种正义呼声！
在伪满政权乍一成立时，像是臧式毅、袁金铠、赵欣伯、张燕卿之类，尚有时到我这里来，随便和我谈谈话，或是在我这里吃顿便饭。由北京远来的宗族人等，也都可以随随便便在新年，或我生日时单独来和我谈谈话。可是自从我当上了伪"皇帝"，吉冈安直也当上了我的"全权直接监督人"----所谓"帝室御用挂"之后，对我接见人的事情，便一步紧似一步，一天紧似一天，逐步地把我挤到爬得越高，范围越窄的小圈子里。从此伪满的大小官吏，便除了在所谓正式的"谒见"，完全不能像过去那样随随便便来见我了。就连在北京的我的宗族人等，也都是除了被特别许可的极少数人，谁也不能随便单独地来见我。
甲、伪协和会
不过是，这种越来越紧的局面之所以形成，并不是没有直接的近因。例如当我在一九三五年所谓第一次访日之后，我因为在当时已被受宠若惊的奴才心情冲昏了头脑，所以当我从日本回到长春之后，便抱着异常兴奋的心情，觉得自己好像是怪不错似的，召集了长春伪政权下的大小伪官吏，做了一次满怀信心的吹嗙讲话。当然在那次讲话之中，并没敢遗漏掉那些"日满亲善"之类的惯用护身咒文。也并没敢省略那些汉奸常用的谀词赞语，但是那些奸猾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是不会陶醉于我的拍捧言辞的，也不会被我所认为的华藻丽句迷惑，他们是善于从谀赞之中，去寻找不能合乎他们口味的言外含义的。特别是，我曾慷慨激昂所强调的"不利于伪满洲国的日本人，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的那套滥调，更是使那些口是心非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感到了老大的不受用，于是，从那次最初而且成为最后的"自由发表意志"以后，便收缩了我对任何人随便发表自己意见的范围。"非正式不得见一般伪官吏"的"禁令"也高揭出来了，照条宣读的"新制度"也制定出来了，吉冈安直陪坐见人的新规章也设置起来了。结果是拍既未成，反倒挨了马踢。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十四年的日子里，可以说从"九一八"到"八一五"，没有一天，没有一件事不含有阴谋性质。要想列举它的种种阴谋，真是说不完写不尽的。现在只就我记忆中和对我来说，比较有突出性的一些事例，来做择尤的介绍。
但是那帮帝国主义分子，对于利用汉奸，也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一套操纵之术。固然是从此以后，曾限制了我自由见人的范围，也限制了我向人自由发表意见的范围，然而当他们在需要我带头出嘴的时候，却又会把他们的紧绷绷的面孔一变，临时放松了我的"衔辔鞍勒"而让我做例外的自由发言。例如当需要我对伪国务总理或是伪总务厅长官等发表一些"积极"意见的时候，吉冈也会对我讲，可以拿"皇帝"的身份，积极地鼓动鼓动他们。并且还说"怎样说都可以，他们是能在皇帝的动员之下而去积极干的"。所以每当到了这样的时候，甚至连照条宣读的发言范本都不必用，而只把应说的大意告诉我，就叫我去做带头发言人。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紧中有松，松中又有紧"的操纵我的一种秘诀。
五、日寇的种种阴谋
一方面，固然是我爬得越高而自己的自由活动范围越狭窄；同时也是我爬得越高，自由所受到日帝的侮辱也就越大；同时也是我爬得越高，就越患得患失地无耻屈从起来。
姑息自己的过去，轻视自己的过去或是害怕碰着自己的过去的创疤，都会对于激烈而持久的思想斗争、对于长期而艰巨的学习改造，发生极其不利的重大影响。至于所谓的"人类自尊心"之类的庸俗说法，在我更是根本谈不到话下的问题。主要是站在什么立场来看待过去的自己。因为我既是当过在人类之中最为卑鄙可恨、最为龌龊不堪的汉奸，还谈得到什么"自尊"？只有痛恨过去、痛悔过去、和自己丑恶的过去来做毫不留情的自我斗争，才会有"革旧装新"的希望。我现已初步懂得，真正的自尊，是应该抛去了自己个人立场，而站在人民立场上来看待自己过去的严重罪恶，尤其是应该要往远大的将来去看。只有把这身肮脏的汉奸皮干净脱下之后，才能谈得到什么将来的自己，否则，汉奸还配谈什么"自尊"的问题！
特别是由于这几年的学习改造，才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才逐渐认清了自己过去的本来面目，同时还使我痛切感觉到：上记的两项，不仅是次要又次要的末梢问题，也是尚未能脱出以自己为中心的旧立场观点的范围。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我爬得越高，自己的罪恶就越为严重。因为是如果从人民的立场观点上来看待自己的过去，便不会专从自己个人的得失荣辱去看，而是要着重于自己的罪恶方面去看。
总起来说，"哀莫大于心死"的这句话，是一点也不错的。本来么，既是从根本上丧尽了民族的起码应有气节，而当上了不知民族良心为何物的汉奸，那么，一举一动，便自然会成为种种样样可耻可恨的"丧心病狂"行为。我真不愿意再回顾那些龌龊不堪的过去臭事，但同时，又不能不好好地回顾那些过去的埋汰东西。因为现在我已完全懂得：铁一般的事实，是永远也消灭不掉的。更不是能够依个人的意志而把它轻轻忘掉的。同时，我现在也已初步懂得：唯其是自己不要怕疼，更谈不到什么怕难为情或是自己觉得受不了，而是必须老老实实去回忆它、深刻而仔细地去分析它，大胆地公开暴露它，这样，才会由于创剧痛深的缘故，逐渐能够认清自己过去的真正病源所在以及病势进展的一些过程，然后才有可能，对那些由此而生长、壮大起来的，根深蒂固的旧社会反动思想残余，以及对那些深深渗透骨髓之内的反动阶级本质，去做艰苦的长期斗争。
所以，在最近我对这件事所得出的结论是：日寇欺侮，愚弄汉奸，并不可恨，因为这是汉奸应有的后果。日寇的祸害我国人民，才是我们和它的不共戴天之仇。这段介绍，只是为要说明日帝的步步加紧政策，而不要认为这是汉奸的向人诉苦才好。
岂但如此而已，就当到了敌伪一齐垮台的前夕，甚至在已经垮了台，将要抱头鼠窜的瞬间，也还曾做出不少"极尽谄谀之能事"的可耻丑态呢！因为那些将在后面各项专题内去作叙述，现在姑且谈到这里罢。
丙、我弟弟溥杰的结婚
还有，当日寇侵略军沦陷了我国的武汉以后，吉冈安直便对我建议，让我给当下从事侵略武汉的司令官冈村宁次写几个字，鼓励鼓励他屠杀我国人民、侵略我国神圣领土的"功绩"，我居然也恬不知耻地照办了。这还不算，我还在吉冈向我报告日寇侵占了我国武汉消息的瞬间，我竟完全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中国人，而站立起来面对武汉方向，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礼，并且还对于因为屠杀我国人民致遭到正义诛灭的法西斯兵将，做了相当时间的默哀。唉！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我在当时的那种既肮脏又丑恶的卖国奴嘴脸来。当然，我国的全体人民，会对于这个"不知人间尚有羞耻事"的我，要表示深恶痛绝，就是现在的我自己，也同样是对于当时的我，深深觉得既憎恨又厌恶，并且就连我自己，也觉得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阵阵作呕呢！
溥杰自从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于一九三五年冬正式参加了伪军之后，便在长春伪"禁卫队步兵团"当伪排长。当时的那些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便别有用心地一心要使他和日本女性结婚。我和他也曾暗暗感到了他们这种阴谋企图。于是有一天我便和他谈到了这一问题。我对他讲：你如果和日本女子结了婚，往后可不好办了。我并说，我可以负责从北京给你找个适当的对象。我遂把婉容的一家亲戚请到长春来，打算撮合我弟弟和她的女儿结婚。经过几番磋商之后，双方都同了意。不料吉冈安直听到了这件事之后，便把我弟弟找去，竟自拿出公然干涉个人家庭私事的岂有此理态度来，对他干脆地说出："现在关东军方面，很希望你能和日本女性结婚，因为这是有关日满亲善的重大问题。所以你得做一个关于此事的模范才行。并且这是军方的意旨，最好现在你先不要忙于和中国女子订婚。至于替你张罗日本人对象的事，由我来负完全责任，你只管放心好了。"
例如，我在第一次访日时，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逢迎谄媚----对于裕仁、特别是对于裕仁母亲的大献肉麻殷勤，以及后来更无条件地按照日寇关东军的吩咐，甘心执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思想奴化侵略政策，亲自第二次访问日本，把所谓裕仁的老祖先----"天照大神"，恭恭敬敬接到长春来，把它当作伪"满洲国"的"建国元神"来祭祀，同时还强迫一般人都必须对它"每过必行礼"和"定期来祭祀"，还为了更好地执行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大侵略政策，支援它的太平洋侵略战争，而发布了"从贼到底"的伪"时局诏书"，把东北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献给日寇，并带头"献纳金属"，停止伪新"皇宫"的修建，还派什么"谢恩大使"和"慰问大使"，赴溃败前夕的日本，去表示感激涕零与忠诚不贰。又如我还曾对当时的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后来曾在伪满当过日寇"防卫司令官"的山下奉文等，都说过："现在日本既然正在实行'南进政策'，自必须先和北方的苏联'和好'以巩固北方，这样才能无有后顾之忧。"还说过："日本应该多多制造飞机，必须把制空权完全操在手中，才能万无一失！"更在一九四二年前后，当东条英机当上日本首相，到伪满来做所谓的"闪电访问"时，他曾向我表示：他曾怎样挺着疾病初愈的身体在东京国会中，连续做了好几个钟头的演说，等等。这也就是他向我在夸耀他的"为国宣劳"以及"鞠躬尽瘁"的意思。而我呢，也竟自对于这个大量屠杀着祖国人民的血腥民族敌人，对于这个正在疯狂蹂躏着祖国人民和祖国神圣领土的万恶法西斯强盗头子，居然"义形于色"地对他说："请放心！当尽'满洲国'的全部力量去支援'亲邦'日本的'圣战'！"还曾和历次来见我的关东军司令官不止一次地表示过，日本和"满洲国"乃是一体不可分的关系，我一定竭尽一切力量，为"日满亲善"、为"大东亚圣战"的最后胜利、为以日本为首的"大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而奋斗到底。
于是溥杰就屈服在吉冈的压力下，而使已经有了相当眉目的结婚问题，归于泡影。
过去，每当我见到日本人时，经常在口中机械般地表示过，例如什么"满洲国建国以来，赖贵军的同心协力式奠丕基"；和什么"深赖贵国之同心协力，多方援助，朕及臣民，皆甚感念"；以及什么"日满两国邦交亲密，乃如辅车唇齿关系，永远无间"；或是什么"一德一心""日满亲善""日满有不可分割关系"等，都是我在过去说惯了嘴、喊哑了嗓子的可耻口头禅。不过是这些个还都是在当时所谓等于日常茶饭的稀松平常的事情，至于比这些还使我深感惭怍无地的种种可耻回忆还多得很，请看下面，便知分晓。
果然，这个吉冈安直便自告奋勇地跑到北京去找早在三年前就和我弟弟离异，但在法律上尚未做正式解决的他他拉怡莹（珍妃的侄女），打算借着关东军的那张狗皮去吓唬她，好迫使她放弃要求巨额赡养费的一贯主张，而宣布正式和我弟弟断绝关系。同时，也想逼她写出"自愿离异"的甘结来，好使我弟弟和日本女性的结婚问题容易进行。不料那时怡莹并未在北京，吉冈由于扑空，情急之下，便发挥出他的法西斯强盗本来面目，进了怡莹家门之后，便先来了一个下马威，使他的随身喽啰----日本宪兵把住该家大门，禁止人们出入，然后就闯进内院，找到了她的两名弟弟，逼问怡莹的去向。因为他们说怡莹早赴上海，并且他们姊弟之间，也因为她和溥杰的离异，已早和她断绝了姊弟的关系。吉冈便蛮不讲理地厉声说："你们断绝姊弟关系与否，我全不管，你们既是她的弟弟，就得负责给我写一张代表姊姊承认和溥杰正式脱离夫妻关系的字据！"不但在他这种强暴威迫之下，使这两个魂不附体的弟弟，替姊姊立了非由情愿的甘结，更荒唐的是，还把该地区的警察署长找来，也逼他在这张契约上签上了固辞不获的自己的姓名。于是吉冈便拿着这张"情愿离婚，情愿不要赡养费"的所谓证据，亲自跑回日本去找那九一八事变中的罪魁本庄繁和在九一八事变中身任日帝陆军大臣，后来又在朝鲜当上了殖民地总督的南次郎，托他们负责给我弟弟溥杰物色结婚的对象，结果是从若干"候补对象"之中，溥杰和当时的日本华族----公、侯、伯、子、男在日本被叫作华族----嵯峨实胜侯爵的女儿嵯峨浩结了婚。
要说我对于日寇的逢迎谄媚实例，真可以说是十四年如一日地一贯不断做着。因此，反倒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之感。只能择尤地把其中的一些特别突出的事例，举一例百地来暴露一下我在当时的可耻嘴脸而已。
不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充分利用了这一国际结婚，当作鼓吹"日满亲善"的宣传材料；另外，还有一种最主要的毒恶阴谋，那就是，想要利用偷梁换柱的办法，预备在溥杰和嵯峨浩之间，如果生了儿子之后，便可以利用这个未来的混血儿去继承伪"皇帝"的地位。以便在将来，能从这个未来的混血儿伪皇帝的身上，去捞取更多的便宜。
四、对于日寇的逢迎谄媚
因此，就在一九三七年四月，我弟弟结婚后不久，便由伪傀儡政府制定出一个伪"帝位继承法"。其中主要的地方是：
要知道，短少一个小零件，哪怕是一个小螺丝钉，那架法西斯杀人机器就会运转不灵的。因此，我决不敢以"小尾巴"的缘故，而轻视自己过去所干出来的罪恶严重后果！
大意说"......皇帝死后，由其子继之。无子时，以其孙继之。无子和孙时，以其弟继之。无弟则以其弟之子继之......"
正如我国古谚所说的"蜂虿有毒，孰敢轻其小"一个样。
总之一句话，不论是以弟继也罢，或是以弟之子继也好，还不是他们的最后目标就在于此？
固然是按照伪满当时所处的地位比重来说，伪满诚然只不过是"枢轴国家"后边的一条小小尾巴，也只能是在它主人的脚前脚后，做着东摇摇西摆摆的邀宠乞怜丑态。但如果从这一罪行的深刻、巨大影响去看，这当然是一件不可饶恕的严重滔天大罪了。
为什么我其他的弟弟和妹妹等在结婚后，谁都没有从伪宫内府经费预算中，得到过任何物质上的补助？而单独在溥杰结婚以后，特别从伪帝室财产中，拨给五十万元的公债券以其利息作为他们夫妇生活之用？不但如此，就是他们二人结婚时的一切费用，也都是由伪宫内府给拿出，并且还派伪宫内府次长日本人入江贯一和伪宫内府日本人高级职员加藤某前往日本东京，去操办他们婚礼的一切呢！
现在回想起来，我不但是曾经帮助日寇严重地祸害了我东北广大人民，而且更曾帮助了日寇，进一步把侵略战争灾难扩大到自己祖国的全土。这还不算数，现在则是由于我的实心实意做帮凶，结果竟自把这一恶劣影响，居然更扩大到全世界范围内。我不但成了祖国人民的罪人，而且成了整个法西斯侵略集团的走狗----全世界人民的公敌。就是由于我的缘故，才使这帮杀人不眨眼的血腥刽子手，能够在伪满的输血下，增加了疯狂挣扎的凶杀力量，助长了他们公开反共反人民的邪气。所以我现在已经深刻认识到：像我这样的人，现在已不仅仅是背叛了自己祖国，出卖了自己人民的一个罪大恶极的大汉奸，同时也确实是一个一贯反共反人民，帮助人类公敌进行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世界战争犯罪人！
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的又一明确罪证。
因此，它们两国曾先后派来了所谓"经济使节团"到东北来做了"增进亲善"的调查和访问；伪满政权也同样派出过一个所谓"使节团"到了德、意两国，做了装模作样的回访。
自从我弟弟溥杰和嵯峨浩结婚之后，他便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亲日家，致使我对于他也不能不加以警惕，不敢再像过去那样尽情无隐地向他去吐露对于日寇的不平不满了。固然也有时在某种限度内，曾对他谈过一些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憎愤言辞，但每当说完之后，便谆谆嘱咐他在回家后不要向妻子讲。也曾警告过他："日本人的反动教育，是比较彻底的。她虽然是你的妻子，但是她对于自己的国家，是会比对你要密切得多，说不定她就是日本政府的女间谍......"尽管我对他这样谆嘱，他总是不以为然。甚至在"八一五"苏联进兵解放东北以后，我弟弟几乎用手枪替日寇做了殉葬品。足见日本帝国主义的毒谋辣手，是怎样无孔不入和无所不至的了。
在一九三九年，日本外务省就命令日本驻伪满大使馆转告伪国务院外务局，在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的介绍之下，也使伪满傀儡政权参加了一九三一年在东京签订的"日德意防共协定"。这就是我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政策，把伪满也加入了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的"防共协定"中去。后来更在我的又一次执行日寇的侵略政策罪恶行为下，还和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签订了同恶相济的"物资援助协定"。
我记得大约是在一九四二年或是一九四五年的时候，日寇当时的首相东条英机曾到伪满做过一次所谓闪电式的访问----即突然来访之意，在当时的报纸上，曾谀称为"闪电访问"，那时曾秘密地送给我弟弟一万元日币。这是为了什么？还不是别有一种不可告人的用心？并且在当时，我弟弟为何也不对我讲，到了苏联之后，才对我明言此事？足见我弟弟在当时，早已当上了所谓"美人计"的俘虏，完全无条件地当上了"日满亲善"的唯一实行者了！
伪满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块殖民地，伪汉奸政权又是在日寇操纵之下的一群泥胎木偶，所以也就在拟态的"国家"伪装下，成为一个帮助日帝扩大侵略和反共反人民的无耻帮凶家伙。
丁、我未来儿子的问题
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在世界国家中，形成了像它所自画自赞的那样----"光荣地孤立"之后，便本着反动阶级本质----一步一步地和久蓄恶意的法西斯老前辈墨索里尼意大利以及贪婪凶狠青出于蓝的纳粹希特勒德国互相勾勾搭搭地逐渐接近起来，想要在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国家群狗争食的战场上，抢先占一个欧亚互为犄角，东西互相呼应的有利局势。例如，在当时它们之间所叫嚣的"枢轴关系"等，便是表现这种野心迷梦的确实罪证。
关于我未来儿子的问题，那更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日夜念念不忘的所谓一件重要大事情。就如同在前项中所述说过的那样，它们是一方面想要利用我如果没有儿子的时候，便可以采取李代桃僵的方法，让溥杰未来的混血儿子，来当将来的伪满"皇帝"，那么，它们便可以更进一步地使伪满成为"日满混血关系"的更为"亲密"的关系。但同时，它们也并没有忘掉，如果我有了儿子的话，它们也可以从中得到稳抓稳拿的办法。那就是在植田谦吉当关东军司令官的时候，他曾使那个吉冈安直对我讲，如果我在将来有了儿子，那么当他长到六七岁的时候，就必须使之赴日本去留学。绝对不能让他继续留在我的身旁，受我的抚养与教育。并且还煞费苦心地编出"美词丽句"打着掩护说：日本天皇的儿子（所谓的"东宫太子"）也是从幼时便不在他父母身边教养，而是派定专人担任他的教育，以及生活起居的一切工作。并说，唯其是这样，才会得到特别的教养而能够成为将来继承天皇的适任者。因此，"满洲国"也必须效法日本皇室的办法才行。
三、"枢轴国家"的一根小尾巴
这些异想天开、专门想要坑害人的恶魔，竟自无中生有地对于尚在未知之数的我的未来的儿子，也给盘算在它们的如意算盘之内了！它们不但是把我将来的所有道路，都预先结结实实地逐条堵死，并且还怕口说无凭，更要让我对于渺茫难期的未来，也要事先签订下事前承认的字据，来作为永世不能翻悔的确实凭证。于是，我也就只能是对于我那完全尚在未知之数的儿子，在他有无尚未可知的那张未来卖身契上，老老实实地签了名。
另外，还可以从这篇伪"诏书"的臭文章中，明白看出这些汉奸，不但是心甘情愿地彻底执行了日寇的殖民统治罪恶政策，而且还俯首帖耳地带头做了"日满亲善"的示范典型人物。同时还可以看出，不但汉奸本身甘自堕落，还要迫使我东北在当时正在遭受着沦陷之苦的广大人民，既须老老实实地顺受日寇的残暴统治，还须强行忍受日寇的烧杀淫掠和奴役。不论遭到怎样的蹂躏摧残，也必须向我来看齐，必须和那血海深仇的民族敌人去"一德一心"。总而言之，就是因为我这个----由卖国换来的"丕基"，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仗义尽力"；我的"躬访日本皇室"，又受到了意想以外的"备极优隆"的恳切相待，所以才在我"积慕已伸""宿愿克遂"的奴才心理下，说出了衷怀铭刻的感涕之词。同时还把我亲眼所看到和衷心所艳羡的"万世一系"的"皇统"做了一番特别恭维。一方面是想谀扬一下日本的"政体"与"国体"；一方面还想借此机会"训示"一顿自己势力下的"众庶"，好使他们也去模仿一下日本的"臣民"，也必须把我这个伪"皇帝"看作是"天"和"地"一个样，也对我发出"尊君亲上"的"东方道德之真义"来，然后更把伪"皇帝"和裕仁的关系向他们大大显示一番，好进一步要求他们必须把"忠勇奉公"的精神和行动，再应用到两国永久的"一德一心"方面。这样，这个媚敌祸民的伪政权，便可苟延到"万祀"之久了。这便是这篇臭不可闻的伪"诏书"的概略经过和立意骨子的真正所在。
请想一想看！日本鬼子的坑人到底的坏办法，可想得有多么周到！并且是有多么远的远见！
不问可知，还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地要利用我这汉奸头子当时的地位，好使我这个傀儡更能发挥出偶像的作用来，借以移转一下东北人民对于日寇的疑虑和憎恨的眼光，同时还可以更进一步地把这个既傀儡又被偶像化了的我，用来麻痹当时的人心而让他们暂时可以在"日满一家"和"一心同德"的骗人烟幕下，迷失了民族应走的方向，这样便可以逐步把敌伪的罪恶统治基础巩固下来。等到相当巩固以后，日寇便可以放心大胆地摘下来"伪善"的假面具，露出了侵略者本来的凶狠面貌，来做那鲸吞虎噬的如意打算。也就是说，它可以肆无忌惮地把它对付台湾和朝鲜的老办法公然拿出来，套用它一贯行之有素的"插条嫁接"的最后绝招，由"精神上的一体"，再逐渐过渡到后来朝鲜总督南次郎所大声叫嚣的"日鲜一如"和"满鲜一体"之类，来达到它那"八统一字"的白日梦呓和痴心妄想。又如后来它索性拉下脸皮，硬把裕仁的神话祖先----"天照大神"弄到伪满来，强迫所有的人们都要拜它、祭它与恭敬它。还诌出一个"伪满建国元神"的鬼名堂，打算拿这种宗教上的侵略来达成民族同化的卑劣野心。所有这一切可耻罪行，还不都是由于这次的伏线所给引出来的吗？从这里，不但可以清楚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地想要用放长线钓大鱼的一贯阴谋老套数，同时还可以看到汉奸飞蛾投火、愚蠢的实际行动以及甘心认贼作父的卑鄙可耻面目，此外，还可以把它联系到其他种种方面，如所谓"日满亲善"的本质和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等等。
不过，幸亏是，伪满垮台垮得早，并且我也没有儿子。否则我一人当上了大汉奸还不够，还得搭上我的儿子。还要把我的儿子，在他尚未出世以前，就由他的父亲，事先预定好，也要把他拖到万劫不复的罪恶泥坑中去！这种残忍到了家的阴谋毒计，做得够多么彻底！因此，现在我很庆幸我幸而没能再做出连自己儿子也都对不起的罪恶行为来！
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要我去访日？为什么要那样地招待我？为什么会在我决定访日之后，因为我听了某"遗老"传过来的占卜不吉消息，想要中止赴日本时，关东军方面和郑孝胥等，会着急得不得了，而非要说服我到日本去一趟不可？为什么在我还没有离开日本的时候，日寇当局就使远藤柳作立即对我提出了在"归国"之后，非颁布一个表示感谢日本的伪"诏书"不可？为什么在我刚一回到长春，就让郑孝胥连忙地把那篇伪"诏书"的底稿拟了出来？为什么在五月二日就那样迫不及待地把那篇伪"诏书"发表出来？为什么吉冈安直非要由我之手在那篇伪"诏书"中添上"依赖不渝"和"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并"一德一心"的字样不可？
不过是，日寇的这种想入非非的恶辣手段，也并不是由于植田或是吉冈的作恶"天才"，而是早在他们的老老前辈----伊藤博文等老牌帝国主义分子的时代，就曾经做过，并且是已经发生过相当罪恶效用的老办法。例如，他们对于前朝鲜国王的儿子李垠，就曾经使用过这套办法----并且是总括了上记的双重办法的：首先是拿日本皇族"梨本宫"的女儿，当作了钓取朝鲜国王的饵食，利用她当作了移花接木嫁接幼芽，终于使李垠的儿子成为一个半朝半日的混血儿。另一方面，则是使李垠从小就远远离开他自己的生身祖国----朝鲜，日日夜夜在不怀善意的教育环境下，受着坚固确实的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同时，还使他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彻底变成为一个只知日本、不知朝鲜的既不朝又不日的浮游寄生动物，迫使他在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祖国朝鲜翻了身之后，成为一个有国难奔只能老死异乡的终身朝奸！
那就是我这次到日本游历了京都、大阪之后，到了须摩的"武库离宫"，准备上船回东北时，当时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后又改为伪国务院总务长官的远藤柳作就告诉我说，在"回国"之后，应当发表一篇"诏书"来表示对于日本的感谢，并须把这种精神昭告于"全国人民"。当我回到了长春之后，果然郑孝胥便拟出了这一"诏书"的草稿拿给我看。同时，专门操纵我的吉冈安直，便也来替我出主意道："在这'诏书'里面，应该添上'依存不渝'和'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以及'一德一心'等字样。"并说：由我这样地亲笔增改这篇"诏书"的价值更增大了。我于是就在"从命如流"的一贯老态度下，亲笔把上训三项写出，交与郑孝胥看。当然郑孝胥也不会表示什么异议，只表示了"依存"二字不太像中国话，因而把它改为"依赖"二字。于是这篇由日寇示意，由郑起草，由我增改的伪"回銮训民诏书"便于一九三五年的五月二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事先安排、适时导演下，和在我同郑孝胥的同心默契下，以毒害我东北人民的妖符魔咒形态出现了。
植田等对于我，就是想套用这套坑人到底的老阴谋办法，并且还"活用"了这套老办法，才一方面让我给自己的未来儿子预先就填写好卖身契；一方面更想利用我弟弟溥杰来补填我的不足之处。固然是他们的这个法子是和对朝鲜李家的那套老法子，根本是同出一源，但是他的"活用之处"，也同样是不能轻轻看过的。
关于这篇充满奴化毒素的伪"诏书"的出现，也是曾有种种非个中人不易得知的内幕情形的。
从这里，更可以清清楚楚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作恶"天才"，确是入骨三分而有余。固属是社会上的一切恶事，都有被它一概做尽之观，然而他们的那些如意算盘，究竟是在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严正科学论断下、在世界人民的正义愤怒声讨下，始终是不会把算盘子拨得准确，而且结果也是"无一如意"而告终的。
"朕自登极以来，亟思躬访日本皇室，修睦联欢以伸积慕。今次东渡，宿愿克遂。日本皇室恳切相待，备极优隆，其臣民热诚迎送，亦无不殚竭礼敬。衷怀铭刻殊不能忘。深维我国建立以逮今兹，皆赖友邦之仗义尽力，以奠丕基。兹幸亲致诚悃，复加意观察，知其政本所立在于仁爱，教本所重在于忠孝，民心之尊君亲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诚意为国，故能安内攘外，讲信恤邻，以维持万世一系之皇统。朕宿躬接其上下，咸以至诚相结，气同道合，依赖不渝。朕和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德一心，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则大局和平，人类福祉必可致也。凡我臣民，务遵朕旨，以垂万祀，钦此！"
戊、日本宪兵的"保护"
伪"回銮训民诏书"的内容如下：
我自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堕入北京日本公使馆的帝国主义魔窟以后，便开始有日本使馆的警察对我负起"保护"之责；到了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移到天津前日本租界之后，更由日本驻津领事馆的警察，对我做更进一步的所谓"周至的保护"；到了一九三一年我从天津到了"九一八"以后的东北后，便由日本帝国主义的宪兵，代替了日本警察而对我做更前进一大步的所谓"保护"。例如，在旅顺时，我就是曾在这种水泄不通的严密"保护"下，不独和当时的社会离开，而且把我那所余无几的民族联系也给完全割断。就连我和我妻子之间的夫妻关系、和我妹妹的兄妹关系，以及和随我多年的所谓"遗老"之间的长年关系，也统统被刀割断了。就是后来，当我到了长春，爬上了伪执政的椅子，以及后来又爬上了伪皇帝的"宝座"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爪牙----宪兵，不但没有丝毫放松对于我的"保护"，而且反倒愈益加强起来。例如，在伪宫内府我所住的"缉熙楼"庭院外边，就有几名关东军派来的宪兵，日夜不离地住在"勤民楼"旁的厢房内，脱下了他们的所谓虎皮----日本宪兵的正式军装，改穿上特制的一种制服，成立了一个伪"宫内府宪兵室"。凡是来见我的人，除了他有神话中的隐身法，是谁也逃不脱他们的监视双眼。而他们的最高头子，就是那位死盯住我决不松口的大特务头子吉冈安直！
到这里，这出臭名远扬的可耻丑剧，才算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总导演下完全闭了幕。
这些以吉冈为首的特务，不但是有谁来见我，他们都能一目了然，并且每个宪兵都抱定了一本"阎王账"，而夜以继日地从事于"有闻必录"和"有见必报"的监视工作。
同时，居然把老奸巨猾的林权助也给逗哭了。回想起来，真是连一点点起码的中国人味也没有。但是，这还不算是这出丑剧的尾声哩。当我回到了长春之后，在第二天的二十八日，还把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邀到伪宫内，也向他发表了这次访日的感想。二十九日又赴南的住宅，参加了庆祝裕仁生日的祝贺会。三十日更把当时在长春的所谓"简任职"以上的伪官吏召入伪宫，亲自把访日的感想向他们做了发表。五月一日又请日本方面各机关代表吃了一顿饭。最后，则是在五月二日画龙点睛地颁布了所谓"回銮训民诏书"来毒化和奴化我全东北人民。
他们为了要做好对我更进一步的"保护"，有一天便在关东军的指示、吉冈的传达和这帮特务的炯炯目光下，不独公然限制了我的自由接见伪满的大小官吏----除伪宫内府的伪职员外----之权，就连对于我的宗族人等，吉冈也竟自拟出了一张严格限见的人名单。除了在伪满的家族人员不在此例，譬如对于由北京到东北来的宗族本家，也限于我的叔父载涛和我的族兄溥忻、溥侗等极少数几个人。至于其他的宗族人等，则是不分亲疏远近，一律限定只能在向我公开祝寿等等的时候，排列在一般祝贺人员之中，遥遥向我行礼，而不许可他们随便单独来见我。吉冈在拟定了这一极端局限的人名单之后，便把它交到伪宫内府大臣熙洽之手，令他照单进行限制，并配合着伪宫内府日本宪兵的几只眼睛，对我做了得寸进尺的严密"保护"，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敌伪一齐垮台为止。不，就连当我从长春逃往通化大栗子沟更由大栗子沟逃往沈阳飞机场，以及在该处被苏联军逮捕以后，我还是在吉冈和他手下的一名喽啰----日本宪兵的四只眼睛监视下，受着最后的"保护"。直到坐上苏联飞机，由沈阳飞到了通辽之后，由于苏联军的伟大力量，才把我那块犹如附骨之疽一般的吉冈等给分开了。从那时起，我才算是由历时二十二年有余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所谓"保护"下，得到了真正的解放。从那时起，我才长舒了一口气，才脱离了恶魔的毒掌。
最无耻的是，当我向林提到裕仁母亲的时候，我的两只眼内，竟自满含了泪水。嗐，我在当时的丧心病狂、卑鄙无耻竟自到了这种程度！
己、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
然后，我就以"请林权助向裕仁以次的皇族人等，把我的感谢之意代为传达过去"，并"请他把我对于裕仁母亲的感谢和怀慕之忱转达过去"作为结束。
在伪满当时，所谓我在政治上的地位，真可以说是孤高在上，毫无根底可言，只能是仗着在反动封建末期社会中的空头地位，利用这一点作为我在当时的唯一政治资本。也就是纯粹靠着这一笔空虚的本钱，当上了专门供日本帝国主义尽情利用的罪恶工具的。
"这次的访问，增进了两国皇室的亲善，我真觉得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认为这也就是东洋精神完全一致的地方......我这次回国后，当为日满彻底亲善和确实保障东洋和平以及增进人类幸福而拼命去干。因此，我认为，如果日本人图谋不利于满洲国，便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同样，如果有图谋不利于日本的满洲国人，也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的皇帝。......这就是由于我这次的访问所得到的新认识。因为是由于这次访日，已经获得了皇室互相亲睦的成果，至于今后，则是非努力两国政府之间的亲睦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亲善不可的了......"
正如以前各项中所说的那样，我在伪满当时的一举一动，甚至在个人家庭中的一颦一笑，也都是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所派来的中将参谋吉冈安直的"杜渐防微"眈眈虎视下，受着周而且密的监视，以及其他种种有形的限制和无形的防范。
当我从日本临登船出发时，又和担任接待我的林权助谈了一篇临别的感想，大意是：
曾在我身旁多年，给我做过一贯帮凶工作的所谓"前清遗老"们，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死的死，变的变，离的离，散的散。即或如胡嗣瑗、商衍瀛之辈，尚始终留在我的身边，但是处在当时那种"时不利兮"的环境下，并且日寇的压力更是有增无减地笼罩住当时的整个空间，所以那些久已过时的"老古董"，不但都成了强弩之末，并且是为了苟延残喘，真是连一篇聊泄不平的文章都不敢写，聊表寸心的诗句都不敢题，只能是蜷集在我那有限阴影之下，过着委曲求全的失意生活。
然后，我就离开了东京，赴京都、奈良、大阪等处游览了一趟，直到四月二十七日才回到长春。
郑孝胥被关东军给撵下伪国务总理的椅子，连回北京西城自己的故宅去住，也竟自遭到关东军的多方刁难，终致悒悒而死。罗振玉也是在关东军的"敬远政策"下，了却他的亲日一生。胡嗣瑗则是因为当本庄繁恶事做尽被调归国，武藤信义新来继任之际，向我建议，叫我可趁武藤新官上任的机会，向其提出缩减伪总务厅长官政治上权限，而使各部伪大臣得以负责办理各自部务的要求。我遂把这种意见写出概要对武藤讲了一遍，武藤对此并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只是不动声色地把这份意见节要拿了回去。我和胡还认为庶几有望而做着殷切期待呢，可是一天天地过去了，这位"汉奸司令"的新主人，却一直保持着缄默，既无任何征兆可见，又没有什么反响可闻，就如石沉大海一般，消息全无。结果是，这帮帝国主义分子，探知这一提议，是由胡的建议而来，于是胡便不能继续在我身边当那伪宫内府的秘书处长，而被明升暗降为伪参议府的参议了。但是这一伪参议的席位，也并没有使他占据多久，便把他一抹到底而使他退出了伪满的所谓政治界。还有，按照伪满当时的惯例，凡是属于高级的伪官吏，当去职以后，差不多总是在一些所谓的"会社"（公司）里，给他们找一些不工作光拿钱的相当地位，让他们享几年变相资本家之福。可是对于胡却不然了：在他去职以后，便立即失了业，以致专门靠我出钱来养他的余生以及他的一家大小，直到伪满垮台为止，才算完事。这说明了什么？这就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从一开始就不满意胡的行为，所以才这样对待他的。
"我对于这次日本天皇室的无比优越和日本国民的热诚欢迎，实是感激已极。我现在已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并且我对于这件事，是抱有确实信心的。"
至于在伪军中的，我的那些家属、宗族、亲戚以及亲信之类，也都是在日本人、伪军官、日本军事顾问和关东军司令部的层层严密控制下，犹如大海漂豆一般，星星点点地分散在伪军的各机关、各部队里。和我既不能有所联系，他们彼此之间，也都处于互无联络的状态。所以在当时的我，已经是除了在伪宫"内廷"的一亩三分地中，尚有我自由回翔之余地，其他各方面，完全是条条道路都走不通的了。
我对于这种满含教训气味的"欢送"词，便也立即回答道：
可是，就是在那仅仅几幢楼房的所谓"内廷"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在我当时的家庭之内，我也并没有尝到过一些什么家庭的温暖与幸福。就以我的第三个妻子谭玉龄 为例，就可以知道当时家庭中的那种与众不同的空气了。
"皇帝陛下这次到日本来，对于日满的亲善是有重大贡献的。我们天皇陛下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务请皇帝陛下抱定日满亲善一定能够做到的确实信念而回国。这就是我的希望！"
自从我到了长春以后，因为我和我的妻子婉容之间的感情已达到完全破裂的地步，于是便托我在北京的亲戚，给介绍了谭玉龄，我们便结了婚。结婚以后，我们二人之间的感情尚不错，过了几年之后，她便患了重病。经中医诊治，认为是患伤寒，但屡次服药总未见效。后来又使日本医生给她治疗，据日本医生说，她是患着粒粒结核症。不料第二天她就死了。但我总疑心她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因为当日本大夫乍一来诊时，还对她相当地热心，并且还有护士给她输了血，医生也是频繁地给她做了注射。可是当吉冈安直闻知此事亲自赶来之后，便把这个大夫找去，和他谈了很长时间的话。于是在这个大夫和吉冈谈话回来之后，我便觉得医生对于病人的诊治便不像以前那样的热心，也不那样频频给她注射了。同时这个吉冈安直还为了她的病，特意搬进伪宫内府来住，并命他手下的虾兵蟹将----住在伪宫内府的日寇宪兵，时常给担任看护病人的日本护士打电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过了一夜之后，到了第二天早晨她死去的。
第九天，赴裕仁处辞行，然后他又到我住处来送别。当夜间我临离开东京时，雍仁又代表他的哥哥裕仁到东京车站来送我，他对我说：
综合上记的各种情况来看，尽管我对于她的被谋害，并没有什么十分的证据，但在我的当时主观判断上，我总认为她的死，可能是日本人下的毒手！
第八天，赴日本陆军第一病院，对于因为侵略我国以致负伤的一百一十五名日寇法西斯兵士和军官，做了丧尽民族气节的"殷勤慰问"。然后又赴裕仁母亲那里，同她在庭中散步，每当她走上坡路和下坡路时，我的那只汉奸手便伸了出来去搀扶她。因此就使那帮"善捧臭脚"的人，当作了一段"佳话"别有用心地大肆宣传。还不惜编造事实说：这和我在长春伪宫内府中，当我父亲上台阶时，我亲手去搀的心情是一般无二。其实，我对我父亲，遗憾得很，还没有搀过他一次呢。就连到了现在，我每当回想到这段"不堪回首忆当年"的回忆时，便深感到这只汉奸手的龌龊不堪。真是只有封建统治阶级才能恬然去做这种平常人所做不出来的"不平常"的事情。
在谭玉龄死后不多的日子，吉冈便屡次督促我非再找一个第四次结婚对象不可。我因谭才死去未久，心中悲痛异常，便不愿再做第四次的新郎。但是，那个完全支配我的吉冈，却死皮赖脸地拿来许多日本女子的照片，就像是硬按不想喝水的马脖子，非让它喝水不可一样，非叫我从其中选择出一个对象不可。那时我就在心中暗想：
第七天，休息。
我如果是和日本妇女结了婚，岂不等于给吉冈添上了一双从内部来监视我的又一特务眼睛。
第六天，给裕仁的父亲（大正）上坟。
于是我就借口说：我必须选择一个我认为最理想的对象才行。并推脱说：这些相片都使我不能感到满意。
第四天，和裕仁一同到东京"代代木练兵场"检阅了正在侵略我国的法西斯军队......
因为我在当时，不敢公然说出不愿要日本妇女的那样话来，所以只能对吉冈委曲婉转地找寻着一个借口说：
第三天，则是接见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元老、重臣"等......
"结婚这个问题，乃是有关自己终身幸福的大事。唯一的条件，就是得完全适合我自己的理想条件。至于什么民族，我是概不介意的。"
第二天，是我到裕仁的家庙----"明治神宫"做了参拜；又到裕仁母亲那里表示了敬意；然后又到日本帝国主义祭祀历来侵略战争炮灰的"靖国神社"，向那些，也包括曾经因为侵略我祖国、屠杀我人民而遭到正义反击，因而丧命的狗强盗凶手，表示了"敬悼"之忱；然后又和那些曾经在我国神圣领土上干下了无数滔天罪行之后而又回到日本的军政两界中恶名昭彰的所谓"要人"以及其他各方面的著名刽子手和特务----如森连、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片仓衷、驹井德三等，在我的寓所会了一次面。
吉冈听了，也没有相当的话来反驳我，便又看风使舵地拿来一张饱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旅大某中学女生的照片给我看，我遂把这张相片留下，说等我仔细看看之后再做决定。但这时，在我心中已看中了她。但我的二妹韫和却不赞成，认为选中了这个人，又和选中了日本人有什么区别？于是我也就托言没有看中而做了拒绝。
第一天，是裕仁到东京车站来接我；我到他的住处去访问；跟着他又到我的住处"赤坂离宫"来回拜，又赠了我一个大勋位、菊花章颈饰；晚间他又请我吃了一顿饭。
过了些时候，吉冈又带来一个在学校教书的中国女教师来，结果我又没有看中她。
我在东京的一共九天之内，和他们所做的往还是：
我看到吉冈这种不辞劳瘁而再接再厉的情形，于是我又在心中暗想：
这便是伪满大汉奸和日寇头号大战犯裕仁初次会见的第一幕丑剧的大致剧情。
"看情形是非让我再结一次婚不可了，否则吉冈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与其叫他纠缠不休地和我捣乱，夜长梦多，真说不定他更会弄出什么可怕的新花样来，倒不如一了百了地赶快找一个年岁小的中国女性作为我的结婚对象吧。这样的人既不会受吉冈的什么影响，并且还可以由于年岁小而能够听我的话，服从我的约束，任凭我怎样'教育'，她都有接受的可能，岂不比自动地给吉冈安上一条里应外合的内线强得多。"当我打定了这样的主意以后，便对吉冈说：
裕仁也曾向我表示了一下，他也愿意致力于"日满永久亲善"，并以对我这次的"登门叩谢"表示感激来做结语。
"不妨把小学生的照片，也给我拿来看看。"
最后，更以表示在今后，更当致力于"日满的永久亲善"，来作为这篇"字字粪土"的感谢词的全篇总结。
过了一些日子，便在吉冈的魔力之下，果然给我拿来了六十多张伪满当时的所谓"国民高等学校"----约等于现在的初级中学程度----的女学生照片供我恣意挑选。结果我选中了李玉琴。据说由于吉冈的这一大卖力气，还曾逼哭了一位伪满学校的校长哩。从这里也可以知道，敌伪合流下的淫威凶焰，曾是让人怎样不能活下去的啊！
感谢雍仁来时曾代表裕仁赠我以"大勋位""菊花颈饰"和"菊花大绶章"，以及赠我妻子以"宝冠章"的恩宠；
这时，我遂对吉冈说：我希望先和她本人见面谈谈话，等征取她的同意之后再做决定。而这个外国媒人也就立即把李玉琴带到了伪宫和我见了面，谈了话，结果是以她的同意而结合。
感谢他派雍仁到长春来庆祝我的即位；
但是这种抢亲式的结婚，根本既不是根据着双方的爱情，更不是基于什么其他巩固的条件，只不过是由于为要应付吉冈对我的过分热心，所以才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演出这幕等于抢亲的丑剧。
感谢日寇的援助伪满建国和实行伪帝制；
先从我这方面的理由说起。我只是由于吉冈的不住纠缠，特别是为要躲避和日本妇女结婚的严重后果，所以才选中了在当时仅仅十五岁的李玉琴，来做我的第四个妻子的。并且在其中还掺杂有不少我的利己主义，那就是：打算把这个少不更事的天真烂漫少女，制造成为一个让她方就方，让她圆就圆的婉婉服顺、任我摆布的家庭玩物。所以在当时，我只是把她当作一个小孩子来看，并没有什么深厚的爱情可言；而在李玉琴这一方面，则是在当时，她的年龄既那样小，任何人情世故社会经验也没有，并且在那敌伪的残酷无情压力下，她又怎敢拒绝我的要求，怎能逃出这样的魔爪？
我到了东京之后，便向裕仁表示了：
这就是在当时我们二人之间的所谓结合的唯一基础。
我现在真觉得，在这短短二十八个字中，活活地把一个汉奸头子的龌龊心理和卑鄙面目，竟给描绘无遗！
根据上述情况来看，当然我们二人之间的结婚必要基础根本就不是巩固的，不但谈不到什么巩固，并且也是违反社会常态和极不人道的一种强迫胶合。因为我曾假借敌伪合流的罪恶政治压力，来压迫奴役并诱惑一个天真纯洁的女孩子。现在深深觉得我真是一百个对不住她，因为我曾毒害了她宝贵青春的前半生！
此行岂仅览山水？两国申盟日月昭。
在我和她结婚以后，我不但经常拿她当作一个"不识不知"的小孩子来看待，并且我对于她，也曾经极端地发挥了封建专制透顶的家长威风和夫权高于一切的蛮横恶劣作风。例如，当我高兴的时候，就去搭理她，不高兴时，就把她完全不放到眼内，甚至有时候，她还会受到我的严厉呵斥。不但如此，后来我索性不和她同居在一起，因此，在我们二人之间，根本就谈不到一般夫妻之间的情爱。换句话说，她和我的关系，也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是用压力给凑合到一起的。
万里雄航破飞涛，碧苍一色天地交，
在伪满的十四年罪恶生活中，不独我在当时的政治上，是一个独夫，就是在家庭环境之中，也如同有千年不化积雪的高峰一样，永远矗立在冰冷的大气中，连丝毫的温暖气息也感觉不到。
这还不算，当我在航海第四日，看到他们不嫌麻烦地特意把一支以七十个舰艇编成的所谓"联合舰队"，向我显露了一次"海上威风"之后，尽管我在那船晕的狼狈情形下，还没有忘掉"呕心呕肝"地作出了一首七言绝句诗，向我的"主人"----日寇当局，去表示一下我的"鞠躬尽瘁"和"矢志靡他"呢！诗如下：
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我想要向谁来诉苦，尤其不是我自认为过去的处境堪怜。因为我自己深深知道，我会受到这样冷清凄凉的家庭风味，一切都是由我自己给亲手造成，也可以说是完全由于我的自作自受！
海平如镜，万里远航。两邦携手，永固东方。
我所以这样不怕絮烦地来罗列这些个人家庭琐事，就是想借着这些在现今新社会中已绝对不能再遇到的旧社会中的一些丑恶残酷实际事例，来暴露一下封建腐朽制度的罪恶，以及我既曾坑了人，也更害了自己前半生的"前因后果"而已。
裕仁以下为了要使这出骗人丑剧，演得更为出色一些和更为逼真一些，于是便大吹大擂地把这件事作为大肆宣传的唯一好材料。特意组织了一个以当时日本"枢密顾问官"林权助男爵为首的"十四名接待委员会"；并派出它的军舰"比睿号"到大连来迎接我；另派出"白云""丛云""薄云"等各舰艇作对我"随航护卫"之用；还在我由大连拔锚启航时，特意更把"球摩""第十二""第十五"驱逐舰队的"威力"摆出来，先给我上了下马威的第一课；等快到横滨港的时候，更使海军航空队的百机编队飞到我的头上来，做了一阵以编队攻击军舰的"欢迎"演习......就是这样地把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实力"，不怕费事地给我做了一连串的"实际灌输教育"。可是当时的我，却在美酒佳肴的招待下、"恭敬而殷勤"的烟幕下失迷了方向，忘记了自己是谁，竟兴高采烈地在第一日的航海中，作了一首"骄谄交织"的四言诗：
庚、历任的日寇关东军司令官和我
在一九三五年四月二日，我为了自从伪满卖国汉奸政权成立以来，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所给予的所谓"不断援助"表示"奴颜婢膝"的感谢和对于裕仁派他的弟弟雍仁来祝贺伪"皇帝"的"即位"，表示"诚惶诚恐"的答谢；以及为了对于"日满亲善"的"以躬示范"起见，就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自欺欺人导演下去访问日本，表演了一出能使观众作呕的"第一次访日"的丑剧。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于当时的全东北人民，既曾拼命地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奴役和压榨，同时也进行了与此相辅而行，并且是无孔不入的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就是对于当时的所有大小伪官吏、伪军人等，也同样是用威压与利诱双管齐下的办法，做出了彻头彻尾的实际奴化训练，以及志在"攻心"的种种毒素灌输。那么，对于我这个头号大汉奸----伪"皇帝"，当然更不能例外了。岂但不能例外而已，简直是费尽苦心地非把我的身心都完全掌握到它的魔掌之中不可的。就以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历任司令官对我的种种"异常关心"和周而且至的"培育、调教"来看，就可以充分看出：他们对于我，曾是怎样大费苦心的了。
二、第一次访日的丑剧
除了那个"皇室御用挂"的吉冈安直参谋中将，是十年如一日地如影随形一般死盯住我不放，就是那些身居伪满"太上统治者"实际地位的历任关东军司令官，也都是曾以彻底掌握我、完全支配我和确实奴化我为己任的。所以他们都给我定出了一个定期输毒的正式计划来。那就是在每月的一日、十一日和二十一日的三个逢一的日子里，他们都必须在所谓百忙之中，分出身子到我那里去，和我做风雨无阻的定期会晤。
我当然永远不敢忘掉我前半生的一切错误和罪恶，但我同时，仍要重复地说：我同样也忘不了导致我种种不幸和一切罪恶的"万恶之源"----封建专制制度！
固然是历任的傀儡戏操线人----关东军司令官们的态度、作风、心理和论点，犹如他们彼此之间相貌各自不同一样，而各有一套所谓神通；并且他们的方针、政策等等也都是经常会随着时局的推移变化，也曾有轻重、软硬、松紧和缓急的临时不同，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贯传统侵略政策，特别是对于我的既防范，又利用，既限制，也抬捧的根本方针，却是始终无有丝毫变化的。所以我想：如果是撮其要而记其事地把他们在十四年间，对我所做过的"训育培植"工作，加以轮廓概貌的记述，也并不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专怪她吗？不能够。专怪我吗？固然这些不幸的发生，都是由于我的事事光顾自己，丝毫不肯替旁人着想而起，以致终于使她饱受精神上的折磨而死，但同时，我也是万万不能忘掉过去的万恶封建坑人制度。使文绣和我离异的是它。使婉容终身抑郁以死的也是它。使我在前半生中，不但饱尝了"家庭地狱"的冷酷无情滋味，并且还把我变得既自私自利又冷酷无情的也是它！
现在我就择尤括总地来做叙述。
是的，在当时我的家庭生活，确是一贯冷如冰的，确是很使我感到了寂寞与空虚。但是拔本塞源来分析，这都是谁的责任和罪过？
（1）风花雪月的寒暄与口是心非、别具肺肠的谈笑酬对。
此后，婉容固然是在当时，总算是得到了所谓"胜利"，而拔去了她所认为的"眼中钉"，但是我对婉容的感情，反而一天坏似一天，到了伪满的时期，婉容终于和我的家中用人，乱搞起恋爱来。当我发觉了这一事件之后，本打算和她离婚，但是日寇的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竟蛮横地干涉到我的个人家庭事务上来，他居然表示了对于我的离婚不能同意。而我这个惯于对家庭中人横眉立目、唯我独尊的专制者，却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一颦一笑，总是奉命唯谨，无敢或违。结果是既然不能----也就是不敢离婚，便只好和她也去过那----和文绣所尝过的那种咫尺千里的冷酷家庭生活罢。我不但从此以后，更不去搭理她，并且还严命她周围的用人，须担当对她进行不断监视的任务，事无巨细，都得随时向我报告；就连她的生身父亲（荣源）、哥哥（润良）、弟弟（润麒），也都在我的专制淫威之下，不许和他们的骨肉亲人见一面，因此，致使她在这种家庭地狱的悲惨环境中，过了十几年的痛苦生活。直到伪满垮台为止，她只能拿吸食鸦片当作唯一自慰的良伴。"八一五"以后，她虽然也和东北人民一样，前后得到真正的身心解放，无如病势已深，终于病死在哈尔滨而了结了她那极其不幸的一生。
（2）强调日伪的"亲善"和"日满一体不可分"的所谓"辅车唇齿"关系。
在北京的时候，婉容对于文绣的关系，以常情来说，当然是不会和衷共济来过那相安无事的生活的了。因为这本是人情之常，丝毫不足为怪的。于是就在她们之间的貌合神离和钩心斗角的情况下，也逐渐影响到我对于文绣的感情。所以我就和文绣日见疏远起来。差不多我总是和婉容在一起而经常不到文绣所住的地方去。后来到了天津，这种有薄有厚的情形，也就更加严重起来，因此，当时文绣的处境确是很痛苦。有一天，恰恰因为某一件小事，婉容便误会文绣是诟骂她，于是就要求我各派遣自己手下的用人，郑重其事地到文绣处当面进行"奉命斥责"。文绣受此不白之冤，便要到我住的房间来，向我当面诉苦。而我却狠心地给她来了一个拒而不见。同在一个家庭之中，同住一幢楼房之内，竟会形成咫尺千里般的人为隔绝，真是在现代人的头脑中，所不易理解的怪事。这就是万恶的封建专制制度，把人与人，甚至把夫妻间的感情，也都会连根毁掉的一个实际例子。不是从那个旧社会的不合理、不近人情的制度中度过来的人，当然要有不容易理解的地方了。因此，致文绣在忍无可忍的情势下，便下定决心脱出了这座"家庭监狱"，到当地法院，提出了同我离婚的请求，结果是我给了她若干赡养费，便算是和她正式离了婚。现在想起来幸亏她早日和我离了婚，到后来才没有成为婉容第二，我认为这不但是她的一个胜利，也是她平生幸福的一个起点。
（3）宣传日寇的侵略行为是百分之百的"正义"，引经据典地强调日本军的强大无敌，并援引在侵略战争中的暂时优势，来做扩大宣传的唯一材料。
在北京时代的结婚和"一妻一妾"所由来等，因为已在前文中叙过，在这里不再赘述，仅从我由"一妻一妾"成为"一夫一妻"的事情说起。
（4）宣传日本法西斯强盗所狂妄叫嚣的"大东亚圣战"的意义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意义。特别是对于以日本为中心的所谓"日、满、华同心协力"以及"共存共荣"之类的必要性，加以生拉硬凑的注解，与矛盾百出的结合。
我想先从天津时代说起，然后再转入本文----就是到了长春以后，我当时的平日家庭生活。
（5）对于这个身为汉奸头子的我，加以别有用心的揄扬称赞。例如夸奖我对于"日满亲善"，对于所谓"神道"的努力带头以及事事"率先垂范"等。同时也没有忘掉勉励我和"鼓舞"我，还须更进一步去忠实执行日寇的侵略政策。越是到了末期拼命挣扎阶段，便越发故意对于我的"以全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它们从事毫无希望的罪恶的侵略战争"所做的种种努力，表示了嘉勉感谢之意。
父母和祖母同我之间，是隔有一堵绝对不许逾越的、封建君臣上下的万仞高墙。弟弟妹妹更不用说，尊卑上下的所谓"大义名分"是会冲淡了骨肉之情的。至于我那四位过继母亲和我之间的关系，不管怎样说，人为的骨肉爱再加上宫中的环境、制度等，也是会把"近而不等于亲"的一层薄膜横隔在我和她们之间的。但这些都用不着再去多说它，我在这里所要重要说的事情，就是在我那"一妻一妾"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6）本着"防微杜渐"的贼心，经常对我来强调：伪满的政治，乃是采取了"总理负责"的制度。特别强调着伪皇帝只能是高高在上，垂拱无为，绝对不应该以"察察为明"去干涉或是驳改伪国务院、参议府所决定和通过了的议案或法令等。并说，这样，正是所以"培养君德"的地方。就以菱刈隆为例：
不错，我也是一从生下来，就有父母，并且还是受祖母疼爱的一个普通孩子。在我三岁入宫以后，固然是和我的祖母及父亲、母亲，由于冷酷无情的封建制度所给砌起的峻严大墙，遮断了我们之间的人的关系，但在同时，却又有四位"并肩在上"的所谓名义上的母亲在照顾着我的日常一切。同时也还有弟弟妹妹等骨肉至亲，时常和我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就是在我结婚之后，不但有了妻子，并且还有一个在当时所谓的"妾"，也曾给我的家庭生活中，添上了不少所谓温暖气氛。可是我在前半生中，所身受的真正家庭的爱情滋味，又都是些什么呢？
有一次他曾这样对我讲过，越是"身为人上"的人，便越发应该保持有装聋作哑的"雅量"才行。能够这样，才能做到"无为而治"的地步。他说到这里时，并做了实际表演：以他的双手做蔽目、掩耳的姿势。更说，他现为三军司令的关东军司令官，就是一贯采取了这种不闻不问、听之任之的态度，所以才能使他的部下，都能展开放手去干和负责去干的"积极"工作作风。然后更把话归入本题，以教训的口吻强调说：
一、冷酷的家庭生活
"皇帝更是应该采取这种'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的态度作风，才能够把国家大事搞好。"并同时自做结语道：
也就是日寇的滔天罪行，处处和汉奸的弥天大罪无法划清界限的唯一主要原因！
"这就是'为君之德'，也就是身为皇帝所必须具有的最高政治道德和品质。"
这就是汉奸和日寇"相依为命"的结果！
（7）对于我家庭之内的个人私事，也做了露骨的干涉。如菱刈隆反对我的离婚。当谭玉龄由北京来到长春和我见了面，彼此都同意了结婚之后，也遭到了植田谦吉的干涉----干涉的理由是：必须由他先派吉冈安直赴北京到谭家做详细调查，认为"合格"之后，经过植田的正式许可才行。结果是在令出如山倒的情势下，经吉冈赴北京调查认为"合格"，并和植田见了一面之后，才允许我们结婚的。
在我的前半生中，都是把自己的"荣华富贵"建立在祖国人民的鲜血和痛泪之上的。特别是在九一八以后的我，更是每当我向上爬了一步的时候，便有无数血肉狼藉的祖国人民，在我的双脚下，给我垫起了人肉的台阶，而日寇则是一次比一次更多地吮吸着我国人民的赤红鲜血。
后来我和李玉琴的结婚也是如此。尽管李玉琴是由吉冈的直接介绍，还是先在所谓的"正式手续"上，经过了梅津美治郎的点头，并和梅津见了一面之后，我才和李结了婚。
总之，它既要使伪军有个"中心"的存在，能够做得出"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实际行动来；还要使伪军始终脱离不了日寇的魔掌，这便是日本帝国主义最为奸狡的地方，也是它在伪满十四年中，一贯所打的如意算盘。
这也就是吉冈安直所说的"......关东军是代表日本天皇的，所以你得事事听从它的话"。
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敢于让伪"皇帝"的我，掌有"陆海军大元帅"的最高头衔，而不怕被它所豢养的走狗来咬它手的缘故。
（8）日本侵略者在制造出所谓的"张鼓峰"和"诺门坎"事件当时和事后，曾极力吹嘘日本侵略军的武装威力，同时也大力诋毁苏联军的"脆弱无能"。等到日寇在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正义反击下，被揍得头破血流之后，还不惜对我打肿了脸来充胖子，反复解释日本军的力量"强大"。
不过是，话虽这样说，那狡诈阴险成性的日本鬼子并不傻，它并没有一时一刻松懈过它身为殖民地统治者所应有的警惕性。它不但是平日对于伪军，早在中、下级伪军官中插进去日本人，使他们都成为操纵整个伪军的绝对力量；同时，还在这种所谓"骨干作用"之外，另外更成立了一个在这直接指挥系统之外的、又一层无所不包的强力直接控制机构，那就是在当时的"军事顾问"制度。伪满军队中的军事顾问网，是直接隶属于日寇关东军的。那是以所谓"最高顾问"为首的，包括伪军各兵科、各军事机构的一个"全般指挥系统网"。不但是伪军各个部队统统全被笼罩在这一巨网之中，就连各个伪军事学校和与"军"字沾边的一些单位，也无一不在这一巨网之下。直到团级部队以及科以上的各单位为止，没有一处不设置专门顾问的。特别人事、财政、赏罚等权力，更都完全操在顾问之手，所有一切的命脉，都成为它所操纵的主要对象。此外，在伪军成立初期，另外，还有所谓"应聘官"----"军事教官"的制度。那就是以厚币聘请日本的退役军官，以"客卿"身份，在军事顾问和日本人伪军官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这还不算，还有一个绝对的所谓"保险绝招"，那就是不但在平时，或在所谓"讨伐"之际，伪军都必须受日本侵略军的直接节制和调遣；特别是在所谓"必要"的时候，伪"皇帝"还得把这个"陆海军统率大权"，按照伪"国有铁路"把管理等一切权力，"委托"给日本满铁的办法，双手交与关东军司令官，由他来任意支配一切。这是有明文规定的事实，当然日寇是可以放心的。
现在就以曾经吹炸了猪尿泡的植田大将为例，介绍一下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自欺欺人、丢人现事的丑态吧：
当然，在当时的人心惶惶、朝不保夕的混乱情况下，有一个伪"皇帝"来统率着伪军，这不能说对于伪军不起什么作用。并且这对于刺激伪军"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所谓"士气"，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能起有"打气"作用的。在伪"军人敕谕"中，就有"朕为尔之大元帅"以及什么"当尽股肱之节"的一类条文，这就是为要麻痹那些被迫当炮灰的可怜青年，以伪"皇帝"为中心，为"头首"，去替伪"皇帝"，也就是替日本帝国主义去卖命而去镇压他们自己的爱国同胞，去摧残抗日救国的人民武装正义斗争力量，所以才肯把这一"兵马大权"的头衔，挂在伪"皇帝"的脖子上。
在"诺门坎"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不但把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和伪治安部大臣于琛徵等，都给架弄到第一线阵地，使他们饱尝了几天苏联军飞机大炮毫不客气的"欢迎"，就是对于我，也没有忘记进行所谓的实际教育。有一次，植田谦吉便特意邀我到他们的军用飞机场去参观，并把"掠获"的一架苏联飞机摆在那里。于是植田的幻术表演便开始了：他使日本制的一架军用飞机和这架苏联制的飞机一起飞上天空，对我说，是要比较一下这两架飞机的速度性能如何。当然是在这种别具深心的"比赛"下，他们是绝对不会让苏联制飞机尽量发挥它的固有能力的了。于是这"大有问题"的"比赛"，结果是以苏联制飞机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我在当时，却对于这场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结果，尚未能悟到是日寇故意弄出来的骗人鬼把戏，居然也就信以为真，认为日本的科学技术成就，确比苏联"高明"得多，而老老实实地向这位志在骗人的"幻术大师"贡献了入耳不烦的谀词。
例如，为什么还要使伪"皇帝"去当那伪"陆海军大元帅"？
不管植田谦吉以次的法西斯盗魁们，怎样能欺骗、愚弄像我这样昏天黑地的"傻瓜"，怎样擅长于内心空虚而表面炫耀的欺人幻术，但毫不留情、铁一般的现实，却不是靠空口大话所能混淆和掩盖得住的。果然过此不久，那位大言壮语不可一世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阁下，便在"诺门坎"事件刚刚以日寇的求饶而告一段落的瞬间，立即遭到撤职而匆匆回国了。据说，按照日本帝国主义政府每次接待战罢归来将领的惯例，只要不是弃甲曳兵而回的高级军官，总要以"凯旋将军"之礼相待，除了裕仁特派专使和使一般高官显宦都到东京车站排列欢迎，还得替他们准备一辆皇宫专用的敞篷仪仗马车，用金饰满身的御者，把那位所谓"凯旋将军"载到裕仁所住的皇宫里，最小限度也得请他大吃一顿"御厨"的西餐。如果是这位刽子手身上沾染的他国人民的鲜血越多，那么，还得赏给他一笔钱，名之为"赐金"。甚至还有的会得到高级勋章或是公、侯、伯、子、男之类的爵位封赠。可是这位能吹善嗙的植田将军，却没能得到这种照例的"光荣恩礼"，只是悄悄地在东京车站下了火车，更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便算是解甲归田无声无臭了。
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对于这帮人中败类所给予的物质上的"恩惠"，绝对不是什么平白的施舍，它是在一本超非法盘剥的阎王账上，拿鱼肉东北人民来作为它的利上加利唯一对象，至于汉奸们所得到的"恩惠"，则只是由于日本鬼子吃完了祖国同胞的血肉之后，经过消化而排泄出来的一些尿滴、粪渣而已。
不但是曾经在由他所给制造出来的"诺门坎"事件初起时，也曾叱咤风云、剑拔弩张地闹了一大气的植田关东军司令官，是以虎头蛇尾而告终，就连曾在当时辅佐着植田而运筹帷幄的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也同样是没有受到"凯旋"的迎接，而陪伴着植田，从日本陆军省的现役名簿中，被勾去了他自己的尊姓大名，而冷冷清清地去尝闭门思过的滋味去了。
我所以由伪"执政"变成了伪"皇帝"，也只是日寇所玩弄的一场鬼把戏而已，其目的不过是在玩弄汉奸。因为自我以次的反动封建残余分子，不都是一个个日日夜夜地在梦想着"重登大宝以君临万民"的吗？那么，它就可以在形式上，使这帮人尝一尝君侯将相的"黄粱梦"滋味。不过是，这个"宝座"在实质上却是和过去封建王朝时代的"天子宝座"大不相同，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要让你爬到"宝座"上面去，为的是让你爬得越高，就越发可以使你"孤高在上"而自然成为替它摆样子、装门面的装饰品。至于实际权力，则根本操在日帝的手中，并且还是一步紧似一步地收紧了绳套。干脆一句话，反正是我东北人民越发遭殃罢了！我固然也曾在当时和在事后，当咀嚼到某种滋味时，也有时觉得被人摆弄得"啼笑皆非"，但同时也不是没有几分"事竟成也"的快感成分在内。要不然，我怎能会在所谓"架秧子"或"耍大头"式的第一次访日中，会那样地出尽了淋漓尽致的汉奸洋相呢？总而言之，渴望多年的"皇帝"，是终于当上了，可是在当时我对于它的真正心情呢？则是"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八个字足以尽之，这就是当汉奸的一种普遍心理罢？姑且不管是"可惜"也好，"无味"也罢，每月却总是定而不可移地能够拿到五位数字----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元伪币的民脂民膏，供我日常享受之用，比起天津时代来，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至于自我以次的高级汉奸们，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各自有着恰如其分的富贵生活，不过是，绝对不能忽视的问题则是：
除了上记的"司令官教育课程"，还有关东军历任参谋长的"加班临时教育"。这虽然没有定期可言，但也是对我的一种"辅助教育"。内容是：
我在得到了日寇正式承认的"宠命"以后，便于该年的三月一日，在菱刈隆等的"莅临"之下，在当时所谓的"新京"，向着临时用黄土筑成土坛的----所谓"拟装代用"的天坛，举行了"先告天而后即位"的、自以为颇属隆重的封建古礼。我在当时，更不惜费尽力气，把一些由东拼西凑而来的清代皇帝礼服等，好好歹歹地装扮起来，演出了一次----仅仅是穿戴了一次的宿愿克遂的所谓平生第二次"登极"礼。
在"军事介绍"的名目下，以吹嘘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军队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所谓"威力"，做主要项目，更配合一些夸大和赝造的自我陶醉的所谓"战绩"，以及日本的"总动员体制"等，来吓唬并奴化我。
既然为了侵略，一贯无孔不入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承认我任伪"执政"时，曾捞到了很多的代价，那么，对于这次承认我去当伪"皇帝"当然也是同样不肯丝毫放松相当代价的。代价是什么？那就是日寇想更借此进一步来巩固它的殖民地血腥统治。例如和伪帝制接踵而来的所谓第一次访日，和由此而出现了的"一德一心"的公然表面化，以及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加强日寇统治势力等，便都是那次所以承认我当伪"皇帝"的代价。
还有，当日寇正在大力推广它的思想侵略----宗教奴化政策时，更特意替我从日本聘来以专门给日本神道捧臭脚为职业的----专门给裕仁母亲讲授神道的笕克彦，给我灌输自欺欺人的"唯神之道"。固然是他那迷信唯心达到疯狂程度的梦呓，会使人听着忍俊不禁，但在当时的我，是不敢不强忍笑容而始终正襟危坐去敬听的。本来那些"神道专门权威者"，只是一些指佛穿衣，靠佛吃饭之流，所以从他们口中说出来的东西，简直是离奇荒诞得出乎古代神话以外，只要不是一个真正疯子或是傻子，我认为是绝不会信以为真的。
后来，日寇关东军的参谋长小矶国昭，不但曾向熙洽表示过帝制未尝不可为，但时机尚未成熟的"明谕"；到了一九三三年三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又正式通知当时的伪国务总理郑孝胥说，日本政府可以承认我为伪"满洲国皇帝"。
可是当时的我，在实质上却成为这种罪恶的"唯神之道"在我东北的创始者和推广者。真是叫我每一想到这里，就觉得我对于祖国人民没有任何话可说，没有抬起头来开口的余地。
而这个望帝制如大旱之望云霓的我，当然不会死去这条拼命往金龙宝座上去爬的所谓雄心的。固然明知大非易事，但仍是在明知不易办、情急且试看的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本能下，就使那个曾为日本浪人，在当时身任伪执政府"侍卫处长"的工藤铁三郎----因为我在当时，竟认为这样的人是忠于我，于是就与他改名为"忠"的工藤忠，赴日本去见那对我曾有过灵验的南次郎，并谆嘱工藤不要把我的名字抬出来，而是要用见机而做的投石问路方法，暗中刺探一下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中的铮铮佼佼人物，对于伪满的实行帝制，是否认为还有可能。同时我还恬不知耻地告诉他：还可以抓紧机会暗中对那帮"东京上国"的"汉奸司命之神"，做一些当做的侧面或幕后的运动。
以上所列举的，仅只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等，对我所进行的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的一斑而已，至于我所引用的菱刈隆与植田谦吉的例子，也只不过是在他们的自我暴露军阀政治的腐朽性和他们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中一些比较清楚的实例和比较清脆而响亮的一巴掌罢了。像是在日寇面临完蛋时的末代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也曾在日寇无条件投降的前夕----在我已经登上了遁往通化大栗子沟的途中，还老着脸皮在梅河口车站，外强中干地登上了我的列车，向我做最后一次欺骗说：
固然在当时，也有熙洽、郑孝胥、罗振玉等一帮老反动家伙，为了要把我的这把伪执政交椅，变成为一个伪皇帝的宝座，曾费尽了他们不少股肱之力，可是在这帮汉奸的所谓全能主宰----日本帝国主义的绝对压力下，任凭这群忠贞有余然而力量毫无的反动封建余孽怎样盼望、怎样呼号和怎样奔走，结果仍然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仍然是不会生出怎样反响的。当然就更不用谈什么效力的了。例如熙洽就曾在伪政权成立后的第二年，觉得我始终没有当上伪皇帝而心痒难熬起来，于是便嗾使他的心腹喽啰林碑等纠集了所谓奉、吉、黑三省的前国会议员四五百人，冒冒失失地在长春市某小学内，开了一个假冒民意的请愿实施帝制的大会。这在殖民地内，不得宗主国当局的事先许可，而凭空聚众开会，当然是不会得到好结果的。所以就在这群冒牌人民代表慷慨激昂地发言盈庭之际，就遭到了日寇宪兵的到场阻止，因而这出自欺欺人的丑剧，也就毫无结果而各作鸟兽散。
"日本关东军的空军部队，已对于苏联军的大机械化部队，予以溃灭性的彻底大打击。"
过远的不用说，因为本来是自从我初懂人事起，就深深中上了积重难返的所谓皇帝迷。后来固然是好容易才借着日寇的侵略势力，爬上了"准皇帝"的伪"执政"椅子，但总仍然觉得不大过瘾，总还想要重温一下真正黄袍加身的顽迷旧梦。
其实，这时日寇早已把东北的全部制空权，乖乖地交到苏联空军手里。诸如此类不攻自破的谎言，在我说来，也早不是一件新鲜事体，因为我已经在这十四年的罪恶岁月中，在我的耳中，不知听有过多少次，把耳朵都听得长了茧子了！
这也可以从两方面说起，也就是须从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两方面说起。
这就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长年以来和我的腐臭关系。同时，也是他们在十四年间，始终如一、从未间断过的奴化教育与欺骗宣传概略经过情形。
为什么要实行伪帝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