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简直难以置信。环顾屋内其他同事，大家居然神色如常。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觉得上报谣言是个好主意，还是吓得不敢反对，抑或仅仅是漠不关心，也可能是像我一样，觉得条例实在荒唐，根本不愿理会，于是不想发言表态。
“就是这个意思。”她说。
我不禁思绪万千。我想起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我漫步在校园里，突然一位美丽的少女从树背后跃出来，投入我的怀抱。我们热烈拥抱。她就是我的女儿朱莉，那时正在上大二。几周后朱莉的一位室友不经意间提起，自己的男友罗恩问她，朱莉是否仍然在和阿伦森教授谈恋爱，他的一位朋友曾亲眼看见两人在校园里亲密地接吻。她大笑着告诉罗恩，朱莉姓阿伦森。谣言就是这样传开的，将拥抱传成接吻，接吻就变成了一段绯闻。但如果朱莉不是我女儿，而是某个女学生出于顽皮拥抱我，结果会怎样呢？是不是所有旁观者都必须将这一幕报告给性骚扰办公室？我们的校园变成什么地方了？犹豫再三，我还是开口表态了：“我不会上报谣言。”
我说：“如果一位学生告诉我她认为X教授可能和Y学生有染，我就得把这个谣言上报到你的办公室？”
会议已变得荒诞起来。我的思绪又回到了1951年，想到一起打棒球的发小比利和艾尔嘲笑我跳出来反对约瑟夫·麦卡锡和他对公务员的政治审查。“是大学里教的吧？”他们曾问道。快40年过去了，那个时代的荒诞再次重现，我突然觉得一阵眩晕。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我对性骚扰官员的动机并无异议。但作为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我知道她采取的措施很可能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甚至可能具有危险性。让人们报告无中生有的谣言是极权主义的做法，容易散布恐惧心理，压制异己人士，殃及无辜。
性骚扰办公室官员耸耸肩，没有回应斯蒂夫，继续宣布下一条针对所有教授的规定：从现在开始，只要听说哪位教师和哪位学生之间可能有性关系，就必须向她的办公室汇报。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我理解有误，于是举手提问。
我再次环顾在场的诸位同事，其中有三位都娶了自己的学生。新守则要将他们的结合列为“不体面的”婚姻吗？这位官员声称新守则是为了保护那些“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女生，那些“的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成熟而能干的女生又应该如何呢？这样谈恋爱是对的，那样是不对的——学校真想整天忙着管这些事情？
但随即她的话就不合情理了。新守则要求男教授尽量避免带女研究生参加研究会议。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家斯蒂夫·赖特（Steve Wright）立刻提出异议。他说，像实验社会心理学会年会之类的一些学术会议，吸引了该学科最优秀的研究者和领军人物。对我们的研究生而言，出席这些会议是结识这些心理学大家的绝佳机会，学生们的饭碗很可能就握在这些人手上。他一语中的地强调，这项规定会让女研究生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
几天后，我的朋友、社会学家戴恩·阿彻（Dane Archer）也参加了类似的会议。他从会议室走出来，大步迈进我的办公室。像我一样，戴恩对上报谣言的要求很是震惊，但他也觉得很有趣，因为新守则与我们一些同事娶了学生的事实相冲突。他刚刚在哈佛校友杂志上读到一篇很搞笑的文章，说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主动提出要上交自己的结婚证，因为与他相濡以沫60年的妻子在结婚前是他的学生。
一天上午，学校新近成立的性骚扰委员会派一名代表出席了心理学系的教授例会，并宣读了师生行为守则。我认为几乎所有条例都合情合理，也对她的大部分发言内容表示赞同。这位代表不仅提出滥用教授之权实施性骚扰明显有悖伦理，也提请教授们注意另一些轻微的侵犯举动。她说，学生经常会对教授有所迷恋，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想要性接触。事实上，她们经常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但我认为加尔布雷思理解错了，”戴恩说，“我认为目前的新规定是说教授可以跟学生结婚，只是不能和他们约会。”
苏珊娜和艾丽卡饶有趣味地把这件事讲给薇拉听，但我觉得哭笑不得。阿伦·古尔维奇，你在哪里？1953年，当这位老哲学教授将手放在我头上，对我说“好孩子”的时候，我只是将其视为一种温情的表达，一种体现师生之情的举动。如果发生在怀疑之风日盛的今天，学生会不会认为这一举动有失体面，甚至视它为性骚扰？我与露易丝的交流，折射出圣克鲁兹分校和全国其他大多数高校校园内的这种不良风气。
几周后，几张没有署名的传单贴到了校园各处的树干上和布告栏里。传单上写得很清楚，只是搜集一对广受欢迎的男教授的信息，两人并未被指控性骚扰。我见后惊讶地摇摇头，没把它当回事，认为这只是一出幼稚的恶作剧。可不久后的一天早上，几张手写传单上出现了我的名字，恶作剧突然变得不好玩了。传单上写道：
“也许吧。”她说，但显然并未被说服。
如果你觉得自己和
于是我说：“我和艾丽卡、苏珊娜认识好几年了。这么说是不是更恰当：我触摸熟人的频率比不熟的人要多一些？”
埃利奥特·阿伦森
“对。”她回答。
的任何交往经历跟性骚扰有关，请拨打
“我也没有碰过亚历克斯，对吧？”
性骚扰办公室电话×××××
“没有。”她答道。
我们会确保投诉的匿名性
我思量了一番，然后回答：“是的，正如你所见，我和苏珊娜、艾丽卡交谈时的确频频触碰对方的手臂或肩膀，但我碰过你吗？”
传单底部有一行小一点的印刷体，说性骚扰办公室“以前没有收到过相关信息”。
有一个学期，我的大班课“社会心理学导论”配有四名研究生助教。艾丽卡和苏珊娜都是三年级学生，两人从入学起就一直跟我工作，与我和薇拉的私交很好；亚历克斯是二年级学生，刚来跟我工作不久；另外一个一年级女生我叫她露易丝，但跟她一点儿也不熟。期末时，我和助教们一起对课程进行总结性回顾。露易丝用指责的语气对我说：“我对您有意见。我注意到当您与助教们交流时，触摸女学生的频率远远高于触摸亚历克斯。我觉得那是性别歧视，也有失身份。”
我顿时觉得胸口发闷。谣言和诽谤即便最后被证明是子虚乌有，也有很强的生命力。尤其当一个人并未被指控有任何作奸犯科的行为时，要证明他的清白几乎不可能。但我竭尽全力搜集证据。几周后在我的要求下，当时担任心理学系主任的雷·吉布斯和性骚扰办公室官员进行了交谈，得知尽管任何人都可以给她的办公室打匿名电话，但他们至今还没有接到一通电话。几天后，我自己办公室的电话响了，电话里传出一位学生呜咽的声音。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社会的另一场变革风起云涌。T组旨在减少人与人之间的障碍——触摸别人是好的、健康的和充满人情味的行为。但在女权运动的影响下，社会逐渐发生改变，开始强调划清人与人之间的界限——触摸别人是无礼的、不得体的和做作的行为。我已经从T组学到，通过语言和肢体接触向别人表达正面的感受是可贵的行为。当然，带有表明权力或者支配目的的触摸是不得体的，我理解并接受女权主义者对它们的批判。毫无疑问，无论在T组还是在大千世界，不受欢迎的触摸都是错误的。但不久后就几乎没人关注触摸的得体和不得体之分，所有的触摸都被视为有所图谋。我感觉自己深陷在两种相互冲突的社会哲学里。
她犹犹豫豫地开口说道：“阿伦森博士，我向您道歉。我选修了您的社会心理学课程，认为您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但那群人要我帮他们张贴有关您的传单，我很不愿意。可他们说：‘他没有你想得那么好，你会明白的。’于是我听从了他们。但后来我听说根本没有一个人打电话过去，我觉得自己坏透了……”
性骚扰风波
“谢谢你，”我说，“真的很感谢你告诉我这件事。但你怎么知道没有人打过电话呢？”她突然把电话挂了。
我花了好长时间才从这件事的阴影中走出来。不过詹森事件也让我看到学生身上难能可贵的品质：虽然思想异常活跃，但也乐于倾听教诲。之前我从未遇到过能将这两种品质合而为一的学生，甚至在哈佛也没有见过。大概是因为哈佛的本科生比加大圣克鲁兹分校的素养更高，也更有学问。但在我看来，他们也更循规蹈矩一些。我很欣赏加大圣克鲁兹分校的学生，他们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怕得罪人，同时也愿意倾听。作为我对他们褒奖的回报，学生们扎堆般地去听我的社会心理学导论课。1979年，女校友协会决定设立年度优秀教学奖，并将该奖项第一个颁给了我。
事情就此结束。嗯，也不尽然。我怀疑一些看到传单的学生和教授也许真的认为我满校园地骚扰学生。接下来的几周我都心神不宁。在校园里穿过走廊或者人行道时，如果迎面过来的女生和我没有眼神接触（正如平常我们大多数人那样），我就会觉得不安：她是不是觉得我是性骚扰者才转移视线的？内心有一个声音在问：“干吗管别人怎么想你？”但另一个声音一直在回答：“我发现自己还是很在意别人的看法。”
“咱们喝点咖啡吧。”尼尔说。
几周后的一个周末，老友拉尔夫·哈伯来访。周日的早午餐上，他仿佛要验证我内心哪一个声音更强烈，问道：“我听说你调戏学生，怎么回事？”原来本校一位学生是他们家的好友，拉尔夫从她那里得知了谣言。拉尔夫说：“我对她说，以我对你的了解，任何这样的指控都不是事实。但她坚持说自己的消息绝对可靠，而且你已经被带到了某委员面前。”
“好极了。”朱莉说。
这时我发现自己已没有痛苦和烦恼，能以调侃的心态对待此事了。“当然不是，”我告诉他，“没有指控，哪来的委员会。而且，他们没有说我是调戏学生之人，而是说我是性骚扰者。”
“还不错，爸爸。”哈尔说。
虚伪范式研究
我朝自己的孩子们看去，见他们正咧着嘴笑。
与此同时，我的研究生涯进入了繁荣期。我和托马斯·佩蒂格鲁、戴恩·阿彻、马蒂·霍普·冈萨雷斯用几年时间完成的节能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犹如一声惊雷，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我还和戴安娜·布里奇曼对拼图式合作学习做了进一步的实验研究。进入80年代，像许多学校一样，加州大学校园里也在谈论一种可怕的新疾病的蔓延，就是艾滋病。由于艾滋病无法治愈，大家只能着眼于预防了。而当时几乎所有艾滋病都是通过性行为传染的，因此预防措施很快从一个医学问题变成了一个社会心理学问题：如何说服人们在性行为时使用避孕套。
我做了所有信奉自由主义的教授都会做的事情：对他们进行了五分钟的讲演，赞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the First Amendment）[1]。我告诉他们，很遗憾没让他们听到詹森的报告，但他们前一天晚上焚书并叫嚣要攻击报告会现场的行为令我别无选择。我告诉他们，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强化我们自己的信仰，也包括聆听和讨论诸多严肃学者的各种观点，其中有些观点我们也许并不赞同，有些观点甚至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冒犯。在大学里，大家通常在争论中学有所得，但必须要讲民主。学生们倾听着，有几位甚至鼓起掌来。之后，他们就静静地散去了。
警钟式广告被证明完全无效。学校的健康中心展开声势浩大的宣传大战，分发宣传手册、开设讲座并现场示范，结果也只有约17%有性行为的学生使用避孕套。于是健康中心请我帮他们加强宣传力度。
第二天我照旧来到露台，走到往常坐的桌子边，见到三位学生在那儿等我：哈尔、尼尔和朱莉（当时约书亚还在上高中）。薇拉已告诉孩子们我接到电话的事，以及可能会遇到的麻烦。于是他们前来给爸爸提供精神支持，必要时还可以充当保镖。10分钟后出现了几十位学生。其中一些人举着火把，他们一边高呼口号“阿伦森是种族主义者”，一边列队登上小山坡，来到露台上，在我桌边围成一圈。接着有人摁下录音机开关，对着麦克风一条一条地陈述我的罪状，然后将麦克风塞到我面前说道：“你有什么话要说？”
首先，我和研究生们进行了问卷调查，了解为什么大多数学生不用避孕套。结果不出所料：他们认为戴避孕套既不方便，也不浪漫，死气沉沉的没法让人兴奋。为了消除他们的成见，我们制作了一段简短的录像，拍摄了一对迷人的年轻夫妇以浪漫而性感的方式使用避孕套的过程。录像中，女性给男性戴上避孕套，作为性爱前奏的一部分。我强调说，我们的录像片应该属于R级片而不是X级片[2]。画面里几乎没有裸体镜头，虽然有伴随着性快感带来的呻吟声，但动作都发生在被子下面。自愿出演的演员很有表演天分，将性快感表演得十分逼真。考虑到学校当前的政治氛围，这样的实验相当冒险，甚至有些草率从事。但我觉得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十分重要，不能遮遮掩掩的。学校内部的审查委员们也赞成我的观点，他们一致表决通过了这项实验。
他不怀好意地说道：“你最好别失约。”
研究证明播放录像是行之有效的，但只有短期效果。避孕套使用率在几周内有所增加，但随即便迅速下降。追踪访谈显示，学生们从录像片中得知用避孕套可以引发性趣，但尝试几次后，他们发现自己并没有获得像片中男女那样浓烈的情趣，于是就不再用避孕套了。
“当然。”我回答。
我没有泄气，开始尝试其他办法。多年的认知失调理论研究证明，当人们不是仅仅被别人规劝去改变自己，而是处于一个自我劝导进行改变的情境中，其行为就会发生更大的改变，持续时间也更长。例如，在我们的入门考验实验中，我们并没有试图劝说学生相信自己加入的乏味小组很有趣。这种方式注定失败，就像避孕套广告宣传战和R级录像一样。正确的方法是将学生置于重度入门考验中，诱导他们自我说服，认为讨论小组很有趣。
“明天的师生面谈时间不变吧？地点仍然在克雷斯吉咖啡屋外的露台上？”
那么如何诱导人们说服自己使用避孕套呢？我首先想到尝试运用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的范式，他们在实验中诱导人们为了一丁点报酬而说谎（把无聊的工作说成是有趣的工作），由此制造出心理失调。被试为了减轻失调，说服自己认为这份工作真的很有趣。但这一范式不适用于推广避孕套的实验，因为无谎可撒。学生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艾滋病的危害性，也完全知道使用避孕套是避免传染的最佳方式。他们什么都知道，但还是不肯使用避孕套。
第二天的学生报纸就对我进行了攻击，称我是种族主义者，居然敢邀请詹森来学校作报告，他们还骂我是懦夫，不敢让学生跟詹森见面。不过这种中伤对我没有丝毫影响。10年前我在奥斯汀被人骂作“黑鬼情人”，如今又在圣克鲁兹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作为奥斯汀事件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呼应，当晚我也在家里接到一通令人不快的电话。不过对方是一位愤怒的学生，而不是一个声音粗哑的男子；电话是晚间八点打来的，而不是凌晨两点。但是仍让人觉得不安。
为解决这个问题，我设计了一个思维实验。假设你是一位有性行为但不使用避孕套的大学生，在圣诞节回家的路上，你那位初尝了禁果的17岁弟弟向你炫耀他的性经历。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兄长，你提醒他性接触有感染艾滋病和其他性病的危险，并要求他使用避孕套。假设我偶然听到你们的交谈，就问你：“你给弟弟的建议很好。顺便问一下，你多久用一次避孕套？”这一问就会让你意识到：你的自我观念将自己视为一个正直的人，但实际上自己的行为很虚伪。你会怎样减轻失调呢？你可以认为自己的确虚伪，或者践行自己刚刚倡导的理念，使用避孕套。
学生的愤怒和潜在的暴力行动令我左右为难。我答应确保詹森的安全，但200名学生“袭击”20人研讨室的场景十分令人担忧。我该叫警察来保护詹森吗？还是该取消报告会？显然都不行。我不想制造学生和警察发生冲突的场面，也不想屈从于非民主的粗暴行径。左思右想后，我找到了一个自认为不错的办法：研讨会改在一位教授家举行，在系研讨室门上贴一张公告，宣布报告会改在校园外举行。当一群本科生赶到研讨室准备闹事时，发现里面空无一人，他们气坏了。
这就是1989年我提出虚伪范式的缘由。在和研究生杰夫·斯通、卡莉·弗里德进行的一系列实验中，我们请有性行为的大学生宣讲艾滋病的危害和使用避孕套的重要性。我们为每一场演讲录像，并告知演讲者，他们的录像将作为高中性教育课程的部分内容。录像结束后，我们设计了关键的情境，让他们谈谈自己没有使用避孕套时的情况，促使他们留意到自己的虚伪。这一招很管用。
不久，令我吃惊和失望的事情发生了。詹森来加大的前一天晚上，几百名学生举行了一场集会，烧了他的一本著作和一些研究论文，宣称第二天晚上要大闹报告会现场。我在得州时就已熟悉右翼分子的偏执行径，如今面对自由主义者的偏执行径却非常震惊——这些人与我的价值观一致，但其行为与我在奥斯汀遇到的非民主分子如出一辙。
我们自然不能跟着被试进卧室观察他们，但我们的确进行了间接的行为测量，即统计他们实际购买避孕套的数量。“虚伪”情境中的学生购买避孕套的数量多于控制组的学生。后者也进行了同样的演讲并被录像，但无人提醒他们其行为和所阐述观点有冲突。我们有理由相信，“虚伪”情境中的学生不仅买了避孕套，而且也真的在使用。几个月后，我们进行了追踪调查。该调查打着评估校园性行为的幌子，聘用本科生电话访问所有参加实验的被试。我们发现，“虚伪”情境中的学生继续使用避孕套的比例是控制组学生的三倍。
詹森在电话里接受了我的邀请，让我吃惊的是，他同时提出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詹森解释说，之前几个月在数所大学里，他的讲话都被学生们的尖叫淹没，学生们还向他吐口水、对他推推搡搡。我向他保证，这些过激举动绝对不会在加大发生，因为我们的学生思想开放活跃。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学术研讨会在系研讨室举行，规模通常很小，大约只有10位研究生和七八位教授参加，大家围坐在圆桌边进行研讨。我开玩笑说，我们的研究生从不向客人吐口水，但詹森并没笑。
推广避孕套的实验成功后，我与研究生露丝·蒂博多合作了另一个虚伪实验，劝导学生节约用水。当时加州正处于一个周期性干旱中，校领导呼吁学生减少用水量，但收效甚微。我们制作了呼吁为节约用水而减少淋浴时间的海报，请学生们在上面签名。学生们很乐意签名，毕竟人人都懂得节约用水的道理。随即我们让其中一半的学生留意到自己的虚伪之处，方法就是让他们估计一下自己最后一次淋浴花了多长时间。这以后，我们的实验同谋就到健身中心的淋浴房里闲逛，暗中计算被试的淋浴时间。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平均淋浴时间是三分半钟，只占控制组学生淋浴时间的一小部分。
我读过詹森的一篇代表性论文，看得出他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并不是一个偏执狂。但作为社会心理学家，我认为詹森忽视了环境和情境对种族差异的影响。我不想邀请他来做报告，但并不是因为他备受争议，而是考虑到系里经费有限，我更希望请一位我认为所做研究更为有趣的心理学家。但是研究生委员会认为，如果能面对面地以友好的姿态质疑詹森的观点，该多么令人兴奋啊！作为系主任，我不想挑起争论，也不想回避它，于是同意邀请詹森。
重回斯坦福
1977年，我勉强同意担任代理系主任，直到找到正式的系主任就任为止。那年，研究生学术报告委员会决定邀请阿瑟·詹森为心理学系的教授和研究生们做一场报告。詹森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他研究人类智商后得出结论认为，不同种族平均智商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受到基因的影响。这无疑是一条爆炸性的结论，尤其在人权运动如火如荼的当口，很容易引发过激的反应。
虚伪范式拓展了认知失调理论的研究领域，被证明是探索人类行为的一个卓有成效的方式，产生了众多有趣的假设，但我想让其他学者来验证这些假设，至于我自己，到了跟社会心理学实验室说再见的时候了。我已年逾花甲，对实验的兴趣日益减少。一旦虚伪研究完成，我就华丽地退出江湖，就像资深棒球手梦想着最后一次打出全垒打，以此结束职业生涯。等杰夫、卡莉和露丝拿到博士学位，并在优秀的大学谋得教职，我就不打算带新学生了。我发现自己慢慢变得只求当下安好，实验室都开始积灰了。
但是，对本科生十分有利的学习环境，却影响了研究生的科研训练。由于心理学系教授散居于校园的各个角落，研究生们很难与我们互动。在哈佛、明尼苏达大学和得州大学时，研究生的办公室多半紧邻我的办公室，我们全天都可以轻松自由地进行交流。我认为，保持密切的师生联系是办好研究生专业的关键所在。我说服校长给我们配了一个拖车式活动房作为工作室，就停在史蒂文森学院边上。工作室既提供了实验场所，也可以作为研究生助理的办公室。它并不奢华，但也不像弓街9号的阁楼那么寒酸。
正如我和艾伦·苏齐合作讲授的“生命周期”课程上相关理论预测的那样，我的工作兴趣发生了转移。我已经没什么耐心做实验，因为不想每次只为社会心理学大厦添一块砖、加一片瓦。晚年时，我想凭借自己的学识，将这些砖瓦叠放在一起。我想继续讲授大课，激发本科生对社会心理学的兴趣，也想为一般读者写书。我十分渴望通过这些方式整合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我和同系的同事安东尼·普拉卡尼斯一直对说服的使用和滥用颇有兴趣，于是我们合写了面向普通读者的《宣传时代》，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与我们的洞察和解释结合在一起。
克雷斯吉学院的教学实验改革宣告失败后，我转到了阿德莱·史蒂文森学院，这是比较传统的一所学院。在那里我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心理学系研究生专业的建设上。刚进学院时并没有研究生专业，社会心理学同仁中也没人积极从事实验研究。我敦促系里先后聘请到两位出色的社会心理学家托马斯·佩蒂格鲁（Tom Pettigrew）和安东尼·普拉卡尼斯（Anthony Pratkanis），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很活跃。不久，我们三人就建立了一个应用社会心理学研究生专业，吸引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前来就读。
那时我的一些好朋友都退休了，但我自己从未有过退休的念头。哥哥去世后的几年里，我确信自己也会英年早逝。三十几岁就要死的人怎么会考虑退休之事呢？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被迫舍弃了充满浪漫主义悲剧色彩的自我意象。即便这样，我还是不能想象自己要离开学校。我太热爱教学工作了，深信自己一直会站在讲台上，除非他们先把我杀了。我甚至暗自幻想过这样的一幕：95岁高龄的我站在一个座无虚席的大礼堂里，正充满激情地讲授着认知失调理论，学生们满怀景仰之情，附耳倾听每一个字句，突然，我心脏病发作，倒在讲台上，就此离开人世。
又一次被恐吓
到了1994年，虽然心存幻想，但因为兴趣的转移，我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些左右为难了。我可以过得很轻松，继续教学、写书，领高薪。但学校聘用我的主要原因是看中了我的研究实力，并希望我能够将研究生们培养成为优秀的科学家，使他们在学术圈里顺利谋得职位，继续从事研究并培养他们的接班人。我可以不带研究生吗？如果这么做，就意味着我对学校有所亏欠。在没有研究热情的情况下，我该走过场般地带研究生吗？如果这么做，就是对冲着我申请我们学校的学生有所亏欠。
我没有料想到，对克雷斯吉学院里发生的一切，很多外人投以怀疑或嫉妒的目光，还有很多人毫不掩饰地表示敌意。“嗨！这帮人玩得开心着呢！如果真那么开心，还谈什么教育！”一次，有位学生跟一位教授说，他要去克雷斯吉学院与迈克尔·卡恩见面。教授一脸严肃地跟他说：“小心点——他会拥抱你的。”人们常常将T组讥讽为肉麻地自我关注和伪心理学的温床。后来学校来了新校长，克雷斯吉学院也来了新院长，都不赞成课内外学习一体化的实验改革。面对来自行政管理层和周围许多人的反对，年轻一些的教授不愿参加这一实验了。于是在我来到克雷斯吉学院三年后，课内外学习一体化社区解体了，这预示遍及全国的T组活动将寿终正寝。学生们异常失望，我的心都碎了。
就在我为这些问题纠结时，加州陷入了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州议会要求所有州立大学大幅削减开支，学校为此鼓励老教授提前退休。与州政府财政预算不同，教授退休金十分丰厚，可以拿到在职时薪水的3/4。为鼓励大家提早退休，学校承诺，钟爱教学工作的教授可以继续讲授自己喜欢的课程，期限是至少五年，甚至无限期，只是报酬很少。
1970年，当时最有名望的临床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将会心团体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发明”。然而这项伟大的社会发明仅仅走过了约20年的辉煌期。清教的影响力已渗透到美国文化中，虽然起起落落，却从未退去。随着其影响力的再度回归，T组步入衰落期。在哈佛时，虽然我认为蒂莫西·利里和迪克·阿尔伯特希望通过裸盖菇素阻止人们犯罪的理想很幼稚，但也发现他们的乐观主义令人激动，富有感染力。这10年的反战抗议和平等运动都激起我满腔的热情，这些事件所预言的美好未来也令我兴奋不已。与此同时，我热爱会心团体的工作，因为它能够帮助人们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可以被打破，温情和理解可以超越怀疑和偏见。我很天真地以为，通往这些目的地的道路是笔直的。我总是想：如果现在就这么美好，10年后该是怎样的美妙景象！
这下正好解决了我的为难之事，我可以只教书不做研究了。但“退休”一词还是让我不爽，似乎意味着结局，就像死亡一样。因此我像社会心理学实验中大多数被试那样，静观其他人的行动。心理学系最资深的两位教授比尔·多姆霍夫和托马斯·佩蒂格鲁都很愿意提前退休。于是，如同孩提时里维尔海滩上的老人们手拉着手踏入冰冷的海浪中一样，我们三个人手拉手一起做出了艰难的决定。
克雷斯吉学院成功打造出了课内外学习一体化社区。学生们不但可以跟其他学院的学生一样，修读历史学、心理学或者生物学等标准的大学课程，而且可以选修跨学科的研讨课。由于克雷斯吉学院的研讨课堂通常按照T组讨论的形式运作，故而比一般的学术讨论会更为激烈。学生们学习课程内容，教授们提出课程要求，评价学生表现。除此之外，学生们还在研讨会上了解自我，了解自己与同辈群体的关系，了解如何清楚而有效地进行沟通。我在缅因州伯特利带领的T组活动每次只有两周。活动结束后，组员们总是依依不舍地与其他组员话别，将小组所学带回家乡城市波士顿、纽约、芝加哥、蒙特利尔等。但在克雷斯吉学院，组员不会在短时间内各奔东西，因此大家结成了一个关系紧密的小圈子，“理论学习”和“经验学习”之间的传统学术障碍在这里完全消除了。
我、比尔和托马斯退休了，但仍然在讲授自己喜爱的课程。比尔和托马斯教研讨课，我为300位本科生上社会心理学导论课，一直到新的系主任走马上任为止。他单方面决定不再和我们续签教学协议，声称系里经费紧张，没钱付给我们报酬。这一解释简直可笑之极。社会心理学导论是本系的主干课程，而且我拿的课时津贴很少，学校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钱还不到30美元。学生们对此表示强烈抗议，但没有成功。于是我失去了这份工作。
该校开创的学院体系是培养本科生的最佳方式，因为它既撷取了小规模私校的优势，比如斯沃斯莫尔学院和里德学院，又拥有大规模州立大学的先进设施。哈尔在那里茁壮成长，他和我的兴奋之情感染了尼尔、朱莉和约书亚，他们也相继求学于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幸运的是，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请我去他们那里教课。作为杰出的访问教授，我可以一直教到自己不想教为止。2000年5月里平淡无奇的一天，《圣克鲁兹哨兵报》（Santa Cruz Sentinel）的头版标题是“知名社会心理学家埃利奥特·阿伦森离开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前往斯坦福”。新闻报道开篇说道：“斯坦福大学抢走了令人尊敬的心理学教授和作家埃利奥特·阿伦森，现在他与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没有任何瓜葛了。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心理学系以经费紧张为由，终止了和阿伦森的合作。这位半退休的教授可以称得上是现今美国健在的最伟大的社会心理学家。”报道无可挑剔，但也没能抚慰我内心的悲伤。我离开了任教25年的大学，离开了那些思想活跃却又乐于接受教导的学生们。我是多么喜欢他们啊！
进校头三年，我办公室左邻右舍的主人分别是一位哲学家和一位物理学家，对门是一位历史学家，再隔两扇门是位诗人。我和这些近邻们相处得甚为愉快，收获之一就是和隔壁的哲学家艾伦·苏齐（Ellen Suckiel）合开了一门课程，叫做“生命周期的哲学和心理学基础”。该课程讲授了多年，成为学生评价最高的课程。
斯坦福心理学系竭力为我营造家的氛围，随便我开设什么课程。我选择讲授“社会影响”，这是我在哈佛担任助理教授时讲授的第一门课程。那时我还是个菜鸟，紧张得不行。该课程吸引了许多学生，包括来自不同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40年前，我的社会心理学家之旅在此起步，如今又将此地作为教学生涯的终点，丝丝甜蜜和知足之情充溢心间。但我并未将其视为自己人生某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是看做一个新的开始。毕竟在讲台上一直站到95岁的梦想可能会实现！但据说伍迪·艾伦曾说过：“如果你想逗上帝开心，就把你的计划告诉他。”[3]
T组的衰落
[1] 该修正案禁止制定任何法律剥夺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以及向政府和平请愿的自由。——译者注
从得州搬到圣克鲁兹，简直就像进了天堂。圣克鲁兹的气候那么宜人，我又临海而居了。学校里涤荡着自由之风，学生们的思想十分活跃。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和薇拉都认为，圣克鲁兹是最适合我俩和全家人居住的地方。如今，我们的四个孩子中有三位仍居住在圣克鲁兹或者附近地区。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学生呈两极分化的态势，这些年我所教过的学生里最优秀的和最糟糕的都在这里。
[2] R级片指含有成年人之间才会有的话题和活动的影片；X级片指只限成年人观看的影片。——译者注
预防艾滋病的措施从医学问题变成了社会心理学问题：如何说服人们在性行为时使用避孕套。我们成功研究出虚伪范式，并产生了许多有趣的假设。但我想让其他学者来验证这些假设。一旦虚伪研究完成，我将华丽地退出江湖，就像资深棒球手梦想着打出最后一个全垒打，以此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3] 世事难料的意思。——译者注
如何诱导他人自我说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