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几位教育工作者询问他们是否能坐下来聆听研究生们的观察报告，勒温同意了。当一位观察者指出某位教育工作者在白天的讨论中对同事发脾气时，这位教育工作者立刻反驳说她根本没有发脾气，只是当时讨论的话题令她情绪很激动。但观察者坚持自己的立场——“你看上去就是在发脾气！”接下来的讨论十分热烈，也让大家深受启发。第二天晚上，所有教育工作者都来了，积极地加入到讨论中，频频对观察者的报告提出异议。
勒温创办T组纯属偶然。一开始，他只想知道小组讨论是否能够对社会问题提出创新性的解决办法，于是征募了约50名教育工作者，将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分别进行问题讨论。为了对小组讨论进行评估，勒温让几位研究生对小组讨论进行观察，晚上集体讨论发生在每个小组里的群体动力现象。
勒温很快捕捉到问题的关键。正在讨论如何解决某个问题的小组，如果暂停讨论，让组员谈论自身的感受和意图，能够获得很大的收获。组员不必接受群体动力学训练，实际上他们本人就是讨论过程的最佳观察者，因为每个人的意图都是秘而不宣的。无论旁观者有多敏锐，接受过多好的训练，都不易掌握这些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讨论小组的议程色彩减弱了，没有正式的计划，没有讨论的问题，只有群体动力的存在。建立小组的目的转变为帮助组员彼此进行更有效的交流，了解别人如何看待自己。T组很快就成为人类潜能运动的急先锋。
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心理学系渐渐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声誉。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我甚感欣慰。事实证明加德纳·林齐慧眼识英豪，是位了不起的系主任。迈克尔·卡恩也是富有活力的教授队伍中一员，加德纳特意从耶鲁挖他来接手繁重的心理学导论课程。我和迈克尔在哈佛就认识，那时他是临床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如今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老师，还是一位训练有素的T组[3]领导者。T组的创始人是库尔特·勒温，是公认的实验社会心理学之父。我总是将他视为“师爷”，因为他是利昂·费斯廷格的导师。
会心团体
会心团体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些性质相似的组织称为“会心团体”，其特点是，强调团体中的人际交往经验，促进个人成长，帮助个人了解自我、增强自信。“会心”意为“心与心的沟通”。
1972年《社会性动物》出版后大获成功，令我非常开心。如今该书已经修订到第11版，被翻译成14种语言，获得了很多奖项。我自然喜欢来自同行的赞扬和反馈，但最让我兴奋的是，有很多人写信告诉我，正是因为本科时读了《社会性动物》，他们才决定成为一名社会心理学家。
由此，勒温不但培养了很多全国知名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家，也培养了第一代T组领导人。然而很多年以后，这两个阵营分道扬镳。读研究生时我曾问过费斯廷格对T组的看法，他报以一丝嘲笑。费斯廷格之所以不待见T组，是因为他认为其价值值得怀疑，对社会心理学的贡献微乎其微。当我向迈克尔·卡恩表示对T组心存疑虑时，他说：“嗨，你是一位科学家，为什么不自己去解疑释惑？我正准备在奥斯汀组建一支T组，你不妨也参加进来，然后告诉我有什么地方不对。”我无法拒绝他的邀请，参加了T组活动，接着便爱上了它。为了更深入地了解T组，我专程去了一趟勒温的学生在缅因州贝塞尔建立的国家训练实验室。1967年夏天，我作为T组组员待在那里；第二年夏天，我在那里担任实习生；第三年夏天，我成为了一位T组领导者。
因为当时没打算当做教材来写，我完全由着自己的兴趣，采用自己的语言风格和第一人称，仿佛直接与学生交谈。在第一章，我无比自豪地阐述了“阿伦森第一定律”：举止疯狂的人不一定是疯子。这只是诸多阿伦森第一定律中的一条，并不存在阿伦森第二定律。我以命名“第一定律”的做法自嘲，不过所阐述内容本身是极其严肃的，反映了我对社会心理学本质的看法。换句话说，我认为社会情境能对人的行为产生强有力的影响：能让理智者变疯狂，让品行端正者行不义之举，让聪明人干蠢事，让勇敢者变懦弱。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社会环境对行为的影响，就很容易断言这些行为是由行为主体的某种性格或心智问题引发的。
但费斯廷格的怀疑并非毫无根据。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会心团体（在西海岸一般这么称呼T组）吸引了很多追求刺激的人。很多小组以可疑的理论推断和不良心理学为指导，领导者都是自封的蹩脚领袖，所采用的交心方式有的很愚蠢，有的则带有强迫性。但在最好的T组里，领导者都经过群体动力学的严格培训，在他的有效指导下，组员能够在练习中获得启迪，提高洞察力，并受益终身。这些技能帮助他们成为了别人眼中更好的朋友、更好的老师、更好的老板、更好的父母和更好的配偶。
我整日抱怨教材不好，耳朵听出老茧的一位助教有一天对我说：“您为什么不自己写本教材呢？”我立即对此嗤之以鼻，颇为自负地回答道：“我是一名科学家，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写教材上。”我虽然没写教材，但我围绕自己喜欢的主题写了几篇随笔，以个人视角将实验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联系起来，并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我把这几篇随笔作为课程指定教材的辅助阅读资料。那时我尚未意识到，其实这已经是一本社会心理学教材的雏形。这本薄薄的、但颇有分量的教材名为《社会性动物》（The Social Animal）。
我最欣赏T组所强调的直接对话，它能够帮助组员把自己对别人的感觉与看法和判断区别开来，并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是采取辱骂、责备和奉承的方式。小组里没有安排任何议程，也不关注他人过去的经历或童年的不幸遭遇，只强调此时此刻。在我领导的一个T组里，一位叫蒂姆的中年男子对比自己稍微年轻一些的男子彼得说道：“这三天我一直在观察你、听你说话，我认为你是个伪君子。”
我最喜欢的课是面向一二年级本科生开设的“社会心理学导论”。很高兴我是第一个唤起他们心底对社会心理学热望的人。但在得州大学，我对现有教材越来越不满意了。不是因为它们学术含量不高，也不是因为写得不够严谨准确，更不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图表和参考文献。恰恰相反，现有教材在这些方面都无可挑剔。但这些教材都没有讨论学生们最关注的问题——越战、种族歧视、政治暗杀，以及其他影响他们生活的重大事件。难怪大多数学生觉得教材既乏味无趣，又与自己毫无关系。
他的说法有什么错误呢？蒂姆难道不是诚实地表达了自己对彼得的感觉吗？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理解会心团体的关键是“感觉”一词。蒂姆并没有表达一种感觉，他表达的是一个判断。我所说的“感觉”，并不是指一个预感或一个假设，如同说“我感觉今天要下雨”一样；而是指生气、高兴、悲伤、快乐、烦恼、恐惧、不适、温暖、痛苦、嫉妒、兴奋等。于是我问蒂姆对彼得有什么感觉。
第一本著作
“嗯，我觉得彼得是个伪君子。”他说。
有价值的实证研究成果一旦与现行政治意识形态背道而驰，就只能靠边站了。
“这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之后的几年里我一共为数十个学区培训了数百位教师，但拼图式合作学习法并未进入美国的主流教育体系，仍就只是沧海一粟而已。怎么回事呢？这种教学法操作起来简便易行，又以实证研究为依据，教师也乐于使用，为什么国会或教育部始终对拼图式合作学习法不感兴趣呢？我想很可能是因为它与左派或右派的观点都不一致。左派认为，要改变大多数弱势儿童的处境，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制度性变革；右派则相信，如果学生成绩欠佳是因为遗传基因不好或者父母疏于教育，那么任何外界的干预都无济于事。作为一位公民，我为自己不能更有效地推广拼图式合作学习法而感到万分遗憾和失望。但作为一名社会心理学家，我对这种现象见怪不怪。
“让我讨厌。”
就这样，拼图式合作学习法被搁置了约14年。到了1984年，为纪念布朗诉教育局案30周年，奥斯汀被美国人权委员会评选为消除学校种族隔离的模范城市。人权委员会盛赞拼图式合作学习法，我开始接到邀请赶赴全国各地培训教师。
此时另一个组员插话问道：“彼得到底做了什么令你讨厌的事情？”经过组员们的一番探查，蒂姆坦承，每当彼得向组里的女性献殷勤时，自己就觉得他很讨厌。经过更深入的探究，大家发现，原来蒂姆是讨厌彼得的女人缘。最后蒂姆坦白说，自己嫉妒彼得在女人眼里的魅力。也就是说，蒂姆最初隐藏了自己的嫉妒感觉，在心里将其转化为蔑视，这是一种自我保护。多年的社会历练让蒂姆认为，如果承认自己嫉妒别人，就会显得自己很脆弱，可若是表现出蔑视别人，自己就占了上风。虽然蒂姆在自我保护方面是成功的，但此举妨碍了他了解自己的真实感受，没法弄清楚产生这一感受的缘由，还妨碍了他与别人进行直接而有效的沟通。
我的心情如同坐了一次过山车，飞到顶端后一下子又跌到最低谷。我已经设计出完美的教学策略，可以有效减少校园里的种族偏见，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但这种教学方法没法推广出去。朋友和同事们安慰我说：“这就是官僚作风，你也无能为力。”我的心情依然沉重。
社会上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在自我保护。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穿着一套行为的盔甲，试图将别人对自己的伤害程度降到最低。但有时我们将自己的真实感受隐藏得太好，不仅别人无从知晓，连自己也被锁在心墙之外。而T组通过营造一个安全的氛围，让组员尽可能地脱去那层盔甲，尽情展示内心脆弱的一面，而不必担心受到攻击和嘲笑。
我真是天真极了！如果没有人想要，或者想要的人不多，你就不能一厢情愿地往外送礼物。为了弄清邀约甚少的原因，我开始打随访电话。大多数教育局长和校长解释说，学校各方面情况良好，不需要外人来传授新的教学方法。只有一个人说了实话：“如果我们采用你提倡的教学方法，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我的电话会响个不停，全部是家长的抱怨：‘你的意思是要让黑人孩子来教我的孩子？那老师要做什么呢？’”我恍然大悟，只因为奥斯汀的学校陷入危机，我们才被邀请前去干预，而大部分地区的教育体系都有自己的标准：只要没发生危机，就算运行良好。
但如果蒂姆憎恨彼得，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应该表达自己的恨意吗？如果蒂姆认为彼得是一个坏人，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应该如实表达自己的想法吗？
我们在有专家评审的某科学期刊上发表了研究结果。但我希望拼图教室不只是被其他心理学家知晓，更要被一般公众，尤其是老师和家长所了解。于是我用通俗易懂的手法重新讲述研究结果，写成文章投给了科普杂志《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我给文章配了许多彩色照片，刊登在杂志的显要位置上。我把登有这篇文章的几页杂志复印了几百份寄给全国各地的教育局长，并说明自己可以提供免费的教师培训，然后静候即将纷至沓来的邀约。
蒂姆：“我恨你，彼得，你是个坏人。”
“安排不同种族的人从事同一项工作，对消除种族偏见多少有些帮助。但如果大家都将自己看做团队的一分子，效果会更好。”以我在里维尔棒球队与非犹太队友们相处的经历来看，戈登的观察符合事实。一开始大多数队友都以不信任的眼光看待我们犹太球员，但一旦我们结成一个团队，这种情绪就消失了。我们开始彼此理解，彼此喜欢，生发出友爱和尊重的情感，一直维系到棒球赛季结束后好长的时间。
彼得：“我不是。”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不仅要增加不同种族孩子相互接触的机会，更要探索正确的接触方式。正如戈登·奥尔波特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所写：
蒂姆：“可我是就这样认为的。我只是按照小组规则坦承自己对你的感觉而已。”
拼图式合作学习的成果令我十分开心。还记得九岁的一天，我坐在里维尔的马路边上，擦着流血的鼻子和破裂的嘴唇，问了自己一系列问题：为什么别人会仇视犹太人，如何才能让他们喜欢我……今天我终于用科学的方法，给那时的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我的研究已经表明，偏见是可以消除的，不同种族的孩子可以学会相互喜欢。
彼得：“那只是你的感觉——而且，咱俩彼此彼此。”
研究证明，拼图式合作学习方法对教师的教学水平并无特殊要求。在复制实验中，我们选用了一份难度更高的书面考试卷，并且偷偷做了安排：给控制组班级指派了校长钦定的最佳教师。但实验结果依然如前。因此拼图式班级学生的成绩提高，并不是因为老师教学水平高超，而是来自教学方法的改善。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推广拼图式合作学习，效果很稳定。而且，采用拼图式合作学习的学校里的种族歧视现象更少一些。我们利用课间休息时间在操场上拍摄了一些照片，有充分证据说明谁和谁在一起玩。传统学校里的学生总是按族群聚成不同的群体，但在拼图式合作学习的学校里，却能见到种族融合的画面。
通过直呼彼得的大名，蒂姆设立了一种特定情景，令彼得无法洗耳恭听，而是时时准备进行自我防卫和反击。但如果蒂姆用自己的感受引出谈话，比如“我既痛心又生气”，他就会将彼得引入一个讨论的情境中，看他做了什么令蒂姆痛心和生气的事情。
我的研究生黛安娜·布里奇曼发现，与传统班级的学生相比，拼图式合作学习班级里的学生更懂得理解别人。这是为什么？在拼图式班级里，学生必须密切关注其他小组成员的发言，这样才能提出更有价值的问题，使自己掌握好相关知识，这使他们学会了换位思考。这一发现令我很兴奋，学会理解别人至少与学习历史和地理知识一样重要。
直截了当地说出内心的感受，将感觉与判断区分开来，是富有成效的沟通方式。原因有两点。第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看法和判断仅仅是一种推测。蒂姆认为彼得是伪君子和坏人，可能是事实，也可能不是，这只是蒂姆对彼得的分析结果。只有彼得才知道自己是不是伪君子，蒂姆只是在猜测。但蒂姆说他嫉妒彼得或者感到生气，这绝对是事实。蒂姆知道自己的感觉，丝毫没有猜测的成分。实际上，他是世界上唯一知道自己感受的人。彼得可能在意蒂姆的推测和判断，也可能并不在意。但如果他想跟蒂姆交朋友，他可能会想知道蒂姆内心真实的感受，以及蒂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
实证数据证实了我们之前通过观察得出的结论：与传统班级的学生相比，实施拼图式教学班级的所有学生对学校的喜爱程度都更高一些（旷课率显著下降）；无论在不同种族学生之间，还是同一种族学生之间，都表现出更多的友爱。白人学生的自尊心和考试成绩并无明显变化，但实验组班级里少数族裔学生的自尊心明显增强，考试平均分比传统班级少数族裔学生高出9分。这种差异无论在统计学意义上还是现实意义上都具有显著性。传统班级里的一个黑人学生可以得到72分，但在拼图式合作学习的班级里，一个黑人学生可以考出81分的好成绩。
第二，当蒂姆阐明自己对彼得的看法或判断时，他只是在说跟彼得相关的事情。但当他阐述自己因彼得的行为而产生的感受时，他同时也在阐述跟自己有关的事。因此，自我感受的表达就像送出一份品种繁多的大礼包，就好比蒂姆打开了自家大门让彼得进来。然而，如果蒂姆只是说出自己对彼得的判断，他就是在攻克彼得的心理防线，试图对彼得的动机或人格进行归因。在这种情况下，彼得有充分的理由予以还击，因为蒂姆无权不请自来地到他家里做客。
拼图式合作学习进行了一周后，实验组班级的课堂氛围就大为改观。音乐和美术教师最先注意到这一变化，不禁询问班主任实施了什么神奇的教学改革。六周后我们用实证方法记录了这一变化。我们让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孩子自我评定他们对班级和学校的喜爱程度，并通过出勤记录验证他们所给答案的可信度。
我们都喜欢听好话，T组的一项重要内容则是让组员学会正视别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学会将其看做有价值的信息而不是人身攻击。比如，蒂姆和彼得在组里交流过对彼此的感受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做？小组领导者会鼓励其他组员积极发言，说说他们是否也像蒂姆一样对彼得的行为很是不爽。如果只有蒂姆一人觉得不爽，他就会意识到，自己与那些有桃花运的男人走不到一起去。
当卡洛斯开始复述自己的段落（埃莉诺·罗斯福的中年）时，他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可是他有些紧张，话说得结结巴巴。起初，一些孩子大声叹气，或侧过脸看别处，有个孩子甚至骂他笨蛋。在传统课堂上，这些行为经常成功地令少数族裔孩子乱了阵脚。但在拼图式课堂上，孩子们很快认识到，对卡洛斯的无礼言行将影响他介绍阅读材料，如果学不到这部分内容，就不能在考试中拿高分。于是他们不得不学着静下心来，侧耳聆听，并提出各种问题，鼓励卡洛斯将自己掌握的内容清楚地表达出来。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发现，卡洛斯比他们想象得聪明、和善得多。
但如果组里其他男人和蒂姆有一样的感觉，那么彼得就获得了有价值的信息：自己对女性的某些举动容易引起同性的嫉妒和敌意。现在轮到彼得考虑以后该如何行事了，是仍然像以前那样对待女性，让其他男人继续嫉妒甚至憎恨自己，还是对自己的行为加以改进，给别人也给自己少惹点麻烦。决定权在他自己手上。即便彼得认为自己所做的“令人嫉妒的”行为对自己来说很重要，不愿意就此改变，他仍然了解到了这一行为给其他人留下的印象。以后再遇到蒂姆这样的反应，他就不会感到诧异，自己也不太可能有过激的反应。
我们开始进行试测，将六年级一个班级的学生分成若干个拼图小组，这就是实验组，控制组则是一个传统的班级。开始时，实验组里的孩子们仍像以前那样参与课堂教学。但几天后他们意识到，竞争行为突然不起作用了。以一位墨西哥裔男孩卡洛斯为例，英语是他的第二语言，虽然卡洛斯英语说得很流利，但白人孩子经常嘲笑他的口音，因此卡洛斯在班里一般不说话。可是当我们将拼图式合作学习引入课堂后，卡洛斯不能再惜字如金了，他必须开口向别的同学讲解老师分配给自己的内容。
在T组中得到的很多收获我一直铭记于心，并运用到了个人和家庭生活当中。举个例子，在T组的体验使我终于乐意“听从”亚伯拉罕·马斯洛多年以前的忠告。当时他说我言语尖刻如利刃，虽然没有“毒”，却让人退避三舍。那时我觉得自己需要像利刃一样的言语风格进行自我保护，掩饰腼腆给自己带来的痛苦。15年过去了，在接受了多次T组训练后，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舍弃这种语言风格了。大多数时候我的确做到了。不过我并不想成为圣人，仍然喜欢偶尔调侃或讲点段子，只是为了逗人开心或缓解紧张的气氛。我尽量慎重地使用“利刃式幽默”，并时刻关注别人的感受。
为了避免拼图小组里出现同样的灾难，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孩子们将老师分配给自己的段落内容通读几遍并弄明白后，就可以加入“专家”组。专家组里的成员来自各个拼图组，他们手上的阅读内容都是一样的。孩子们在专家组里一起讨论同一段内容，这样就能帮助阅读能力差的学生赶上大家的进度，随后再回到各自的拼图组将自己负责的段落讲解给其他组员听。有了专家组，就不会发生因为一个孩子看不懂阅读材料而拖全组后腿的事情了。当然，这种做法不能确保所有孩子都表现得完美无缺，也不能消除孩子的紧张情绪，但确实避免了有孩子在课堂上掉队的现象发生。
T组也帮助我们全家人学会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更有效地解决问题。结婚初期，我发现薇拉受不了我一生气就提高嗓门的做法，更不用说摔门走人了。可我又找不到其他表达愤怒的方式，只能极力压住内心的怒火。T组则教会我以平静但有力的口吻表达自己的愤怒感受，既没有责备，也不含敌意，薇拉听后就不会觉得难过。如果询问结婚多年的夫妇维持婚姻的秘密是什么，他们的回答经常是老一套的“床头吵架床尾和”。这虽然不是很糟的建议，但至少可以说是不现实的。结婚55年来，我承认自己和薇拉偶尔会从床头一直吵到床尾，但我们知道不能让一次争吵持续很长时间而不着手解决，要探讨争吵的原因，想出今后如何避免的法子。
设计拼图式教学策略时我有些担心，假如小组中有个阅读能力较差的孩子拖了别人的后腿可怎么办？其他人是不是会更加讨厌他？我仍然记得自己幼年时的那种感受：我是整个棒球队最逊的一个，也就是那种终级替补，却被安排在了右后场。可怜的小家伙站在那里，祈祷不要有任何球打到自己这边。可是突然之间，一个几乎没有任何难度的高飞球向他飞来，此时此刻所有垒上都站着对方的跑垒员，我却把球接丢了。真是噩梦一场啊！
T组不仅教会我从建设性的角度表达生气的感受，也教会我用一个眼神、一个词语或一个触摸来表达自己感受到的温暖和爱意。它还教会我如何倾听别人真实的言语和感受，如何为自己的言行举止负责。
将某个群体概括化，即将同样的特征分派到该群体所有成员，而不管成员之间实际上的差异。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因为新信息的出现而发生改变。
我们结婚不久，薇拉就决定不工作了，她想做一位全职太太。她将自己的才华和爱心全部倾注于培养我们的四个孩子上。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女性解放运动空前高涨，人们脑子里都装着《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每当在晚宴或聚会中被人问及职业时，薇拉就会觉得很不自在。当薇拉回答说自己是全职太太时，人们似乎就对她失去了兴趣，仿佛整天待在家里的家庭主妇自然没什么可谈论的话题。他们对薇拉的轻视态度令我很生气，任何认识薇拉的人都知道她能言善辩。
刻板印象
不过当薇拉决定成为一名T组领导者时，她过人的才华和智慧就拓展到了一个新领域。一开始，我俩一起担任小组领导人，那是一段十分有趣的经历。薇拉十分专业，她的存在为整个小组带来了一份安静平和，这是她一直让我赞叹不已的特质。薇拉创造了一个令组员倍感安全的氛围，哪怕他们正在焦虑、绝望和其他激烈的情感中苦苦挣扎。不久之后，薇拉就开始独立担任小组领导者，这份人生经历抹去了“只是一位母亲”给她带来的些许不安。
整个教学过程如同玩拼图游戏，每个孩子都要为整幅图画贡献关键的一块拼图。比如，阅读材料的题目叫做《埃莉诺·罗斯福的一生》，小组中的每个孩子都被分配到一段内容，分别描述了罗斯福夫人人生中的一个阶段。孩子们先各自学习属于自己的那段内容，然后集中起来，每个孩子向其他人介绍自己手上的那段内容。只有认真听完其他人的介绍，孩子们才能掌握整篇文章的信息。拼图环节结束后，教师立刻进行有关埃莉诺·罗斯福一生经历的书面考试。
我和薇拉甚至在家里组织起了T组讨论。每周五晚餐后，全家人用一个小时回顾这一周所发生的事情。孩子们只要有任何没做完的事情、未解决的冲突以及不快乐的感受（甚至快乐的感受！），无论是发生在孩子之间，还是跟我们父母有关的，我们都鼓励他们说出来。他们喜欢这个畅所欲言的机会，我们也喜欢了解那些我们并不知晓的事情。这样的沟通消除了误解，也避免了不和。有一次，8岁的约书亚对12岁的朱莉说，她的一些话伤了自己的心。朱莉回答道：“嗨，约书亚，别傻了，我没有特别的意思。”薇拉温柔地对朱莉说：“朱莉，别不把约书亚当回事，好好听听他说的话。我们知道你不想伤害他，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没有伤害他。”这件事原本可能导致姐弟失和，或者约书亚一个人生闷气，但问题圆满解决了，靠的就是交心后彼此间加深了理解，以及交心后的一个拥抱。
我们的干预很简单，目的是重建教室里的动态关系，将不同种族孩子之间的竞争关系转变成合作关系。我们设计出互助小组的形式，小组成员包括不同种族背景的孩子，他们必须相互合作才能弄懂整篇学习资料的内容。这种教学方法被我们称之为拼图教室（jigsaw classroom）。
我想说说对拥抱的看法。T组经常被讽刺为这样一个场所：参加者相信拥抱是治疗任何烦恼的灵丹妙药，所以大家动不动就派送虚假的拥抱。这话有点道理。偶尔会有某位组员转向我，声称他“需要一个拥抱”。作为领导者，我通常的反应是温和地提醒那人，我不是自动贩卖机，不能像派送糖块一样派送拥抱。然后我会试图帮助那人发现是什么感受令他们不安或焦虑，以及他究竟想做什么。
于是当老师在课堂上提问时，白人孩子纷纷举手，希望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而少数族裔孩子局促不安，恨不得成为隐形人。两类孩子原本就对彼此有刻板印象，课堂上的竞争局面，加上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强化并放大了这种刻板印象。白人孩子认为少数族裔孩子既愚蠢又懒惰，少数族裔孩子则认为白人孩子既傲慢又爱出风头。
我在T组得到的最大收获是学习如何成为那种温柔亲切又善于表达自己的人。我父亲自然不是这样的人。如今常听到有人哀叹：“我父亲从未拥抱过我。”一些男人用这句话为自己冷淡孩子的行为开脱。但对我而言，父亲不擅长用肢体语言表达内心情感的事实，反而令我下定决心成为与他不一样的男人，父亲未曾给予他妻儿的柔情蜜意，我一定要给予我的妻儿。
在阅读学生的观察报告时，有件事引起了我们的关注。这是任何在传统公立学校读过书的人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课堂通常是一个高度竞争的场所，学生们相互较量，以期获得老师的关注和赞扬。奥斯汀和大多数地区一样，少数族裔孩子在学校课堂上几乎都是输家。针对不同种族孩子的教育问题，以前的法律规定“隔离但是待遇平等”，隔离的目的达到了，但从没有做到待遇平等，黑人和拉美裔孩子之前所上的学校教学质量并未达标，因而他们的阅读技能比白人孩子落后了差不多一个年级。
在我看来，恰当的拥抱和触摸最能够传递真挚的情感，给别人带来慰藉。研究表明肢体接触有诸多益处，可以降低血压、减轻疼痛，舒缓紧张情绪，我对此并不惊讶。作为社会人，我们渴望触摸，也需要触摸。当哲学教授阿伦·古尔维奇将手放在我头上说“好孩子”，当利昂·费斯廷格按住我肩膀，宣布我的学期论文值得一评时，自己内心深切的感动一辈子都忘不了。平生第一次感受到来自敬仰之人的温暖触摸，让我意识到人人都有触摸的冲动。在T组的工作经历则让我进一步认识到触摸的精神慰藉作用。最终，我不再对父亲冷淡的肢体语言耿耿于怀了。从我的孩子出生到现在，我都常常拥抱他们。当看到他们对我和薇拉，对自己的孩子、侄子、侄女和朋友流露出自然的爱意，我就觉得自己和薇拉已经教给了他们人生中最珍贵的东西。
研究的第一步，我要弄清楚教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派研究生去两所小学的五六年级课堂进行系统观察。我指导他们如何观察：“就坐在教室后面，什么也别说，过一会儿孩子们就会忘记你们的存在。观察的时候，不要忽略任何事情。一些事情看上去很普通，却具有重大意义。避免犯此错误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假设自己是火星来客，从未走进过教室。你是第一次观察这些地球人做的每一件事情。把观察到的每一点都记下来，然后按照每一种行为出现的频率进行排序。”
在家里进行的T组讨论也让孩子们了解到直接沟通的重要性。一天深夜我们正打算就寝，16岁的哈尔和15岁的尼尔凑过来，提出一个奇怪的请求，希望我们允许他俩偷偷溜出去，和朋友们一起在街上溜达溜达。
一片混乱中，教育局长助理打电话来，问我能否做点什么。他希望停止校园暴力，而我想知道为什么废除种族隔离没有产生预期的正面效果。双方的关注点有所重合，于是我接受了挑战。
我们问：“溜达是什么意思？”
不久后各地出现的种种现象明显表明，消除种族隔离并非易事，要达到预期效果没那么容易。大多数地区废除种族隔离措施后都会在社区里引发骚乱，在教室里激起敌意。学校里的种族偏见实际上有所增加，而少数族裔孩子的自尊心和成绩都并未得到提高。奥斯汀的情况更富有戏剧效果，可以说是动乱的一个典型代表。
“是这样的，”哈尔回答，“一些朋友在父母就寝后会偷偷溜出家门，在城里从半夜一直溜达到凌晨三点。今天晚上我们想去跟他们碰面，但怕你们半夜醒来发现我们不在家会吓坏的。”
我记得当时很多人对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感到欢欣鼓舞，亚伯拉罕·马斯洛甚至在办公室里跳起了舞，他大声叫道：“这是结束种族偏见的第一步！”理由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种族隔离伤害了少数族裔孩子的自尊心，那么种族融合就将保护他们的自尊心。一旦少数族裔孩子的自尊心得以维护，他们的学业成绩也会提高。此外，如果说偏见主要出于无知和令人不快的刻板印象，那么让白人孩子和少数族裔孩子待在一起彼此了解，就能降低他们对彼此的敌意。
我笑了：“你们是在请求我们准许你们偷偷溜出去？”
1954年，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2]进行了裁决，此事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奥斯汀废除学校种族隔离之举正是针对该事件的一个迟来的响应。在那次判决中，最高法院否决了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只要黑人和白人拥有“平等的”教学设施，就允许实施种族隔离措施。根据最高法院的判决，“隔离但是待遇平等”本质上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即便白人学校和黑人学校的设施一模一样，种族隔离仍然会对少数族裔孩子的自尊心产生“也许永远无法消除”的负面影响。
“我知道说出来很愚蠢，”尼尔说，“但我们就是这个意思。”
市议会上的演讲以及与声音沙哑的恐吓者打交道的经历，将蛰伏在我内心深处15年的愿望再度唤醒：寻找做好研究和为世人谋福利相结合的机会。我并没有等待太久。1971年奥斯汀公立学校废除了种族隔离措施，结果闹得一团糟。非裔、墨西哥裔和白人年轻人公开掐架，一幕幕闹剧在整座城市各个学校的校园里精彩上演。
“你们的朋友没有干过破坏公物之类的违法行为吧？”
全家人在恐惧中煎熬了几周。渐渐地我们意识到，那位警官说得没错。声音粗哑的家伙再没出现过，我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不过，这是我们第一次直接和顽固的种族偏见者打交道，领教了他们肆无忌惮的愤怒和威胁。令人安慰的是，我们的实地研究不仅推动了公平房产法的出台，还凸显出其他价值。第二年，我们学校少数族裔学生的人数就大幅增加了。
“我保证没有。”哈尔说。
“那他已经如愿以偿了。”我回答道。
我和薇拉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那家伙可能只想吓唬吓唬你。”警官安慰我说。
第二天早上，孩子们告诉了我们夜里发生的事情。大约两点半左右，他们在回家的路上被一辆巡逻车拦下了。巡警问他们：“父母知道你们在外面吗？”他们点头说是，巡警自然不相信，于是开车送他们回家，并一直护送到大门口。满以为孩子们会因怕被父母骂个半死而瑟瑟发抖，但哈尔和尼尔却十分平静，巡警不禁再次询问他们：“父母真的知道你们在外面玩？”他猜孩子们说的是实话，就离开了，也许心想他们的父母可真够呛。哈尔和尼尔后来再也没有请求晚上出去溜达了，因为他们发现“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有趣”。
我到奥斯汀警察局报案，警官却告诉我他们对此无能为力。
至于我，那时正经历着双面人生。平时，我在大学里进行严谨的实验室实验，周末，我和薇拉在社区领导T组活动。T组组员来自各行各业，有牧师、医生、家庭主妇、律师、承包商、教授、商人等。我的学术同行们认为我失去了理智，可能脑子都坏掉了，他们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做会心团体的领导者。他们甚至请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中做特邀报告，题目就是：埃利奥特·阿伦森将来会怎样？另一方面，我新认识的人本主义同行们也不能相信，我居然花费大把大把的时间进行严格的实验室实验。
仅仅因为一个人是某个团体的成员，就对其做出不公正的、负面的或有害的行为。歧视行为往往源于偏见，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是制度上的歧视，即使在没有偏见意图的时候也如此。
但我自己并未觉得两者之间有脱节之处。我在领导T组的过程中学到了有关人际吸引、竞争、社会影响和有效沟通的知识，这些都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重点。而实验社会心理学家的专业素养让我在领导T组时能够少说废话，直接切入话题核心，并且能够发现一些加快或者阻碍小组讨论进程的心理变化。
歧视
受得州任课教师协会的邀请，我和T组的两位实习生杰伍·赛克斯、马特·斯纳普开始进行T组巡回培训，为教师们开设讲习班，足迹遍及得州的大城市和小乡镇。我们讲授的都是T组活动的精华部分，侧重如何与学生进行有效的沟通，以及如何积极地倾听他们的焦虑和困扰。对大多数教师而言，我们的培训带来了相当大的文化冲击。第一堂讲习课时，教师们穿着优雅的职业装前来听课，我们却胡子拉碴，衣着随意，就像令人敬畏的加州嬉皮士。一位教师后来跟我说，当我们步入举办讲习班的酒店大堂时，她对身边朋友说：“天哪，我希望给我们上课的不是那三个家伙。”10分钟后她沮丧地发现，“那三个家伙”正是T组领导者。但教师们聆听着，参与着，在T组活动里受益良多。
持有根深蒂固种族偏见的当地人自然对此感到十分愤怒。一天深夜两点，家里电话突然铃声大作。电话那头是个声音粗哑的男人。他称我为“黑鬼情人”，并威胁我说：“我们知道你家住址，也知道你有四个孩子。如果哪天晚上你家门铃响了，请务必亲自去开门，因为有人会带着双管猎枪在那儿等你，我们可不想伤了孩子。”
两年后，得州任课教师协会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奖励。这份认可让我特别开心，它意味着在保守的得州，教师们开始重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价值及其对公立教育的促进作用。以前他们几乎都认为人本主义心理学是一种“卿卿我我”的颠覆性的教育理念。
很明显，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立法，将房东对非裔和拉美裔学生的歧视定为非法行为。我和同事鲍勃·赫尔姆里希出席了奥斯汀市议会讨论住房公平提案的会议，并发表了演讲，从大学教育机会均等的角度来支持这一提案。为使我们的论点更有说服力，会议前一周我做了一次实地实验。我让学生们按照学校附近的租房广告前去看房，结果发现，穿着得体、谈吐文雅的非裔或墨西哥裔学生要求看房时，总是被告知房屋已租出，然而一小时后一位白人学生去同一个地方要求看房，立即就被房东领去看房。不同种族学生所受的待遇差别如此之大，只能用房东的偏见来解释，这就是我展示给奥斯汀市议会的证据。当晚，市议会以微弱优势通过了住房公平提案。这是梅森·迪克森分界线[1]以南的主要城市中出台的第一个公平房产法令。
虽然全心投身于社区和政治活动，我和薇拉并未成功地变成地道的得州人。我们喜欢奥斯汀，喜欢得州大学，但从未想过在这里度过余生。因此当哈尔进入高三准备申请大学时，我和薇拉意识到该做个明智的决定了。我们一直是一个关系紧密的家庭，可孩子们很快将散居各处。我们能去哪里找个魅力之所，让孩子们长大后还愿意待在父母家附近呢？如果回答得简短一些，答案就是：“得州不行。”
这场席卷全美的社会变革使我们察觉到了大学里存在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得州大学是一所一流学府，对州内居民所收的学费却低得惊人。任何成绩不错的得州高中毕业生几乎不用贷款，就能在奥斯汀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可是我刚到那儿时，学生几乎全是纯种白人。即使是渴望赢取全国冠军的校橄榄球队也只有一个黑人球员。我与班上一些非裔、拉美裔学生交谈后得知，很多少数族裔学生不愿申请得州大学，他们觉得这地方对他们并不友善。他们说得对，非裔和拉美裔学生很难在学校附近租到房子。其实那里空房很多，但大多数房东都拒绝出租给少数族裔学生。
较长的回答就复杂一些。我们的理想是搬到一个有魅力的城市，靠近大海，气候宜人。那一定就是太平洋沿岸地区了。我特别中意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该校虽然才建校10年，已获得斐然的学术建树。哈尔也觉得这所学校不错，于是递交了申请，顺利地被录取了。该校对本科生实施创新的教学模式，整个大学分成八所独立的学院，每个学院都拥有几位来自不同系科的教授，而且每个学院都有一个特定的主题。迈克尔·卡恩几年前调到该校，加盟筹办中的克雷斯吉学院。克雷斯吉的主题是创造一个“课内外学习一体化”社区，学生将在T组里将课堂所学与实践相结合。在卡恩和我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在游行前夜参加了学生集会。现场人满为患，一帮热血青年高喊着：“去死吧，蠢猪！”众人兴奋不已，回应道：“说得好极了！”我和几位同事发表讲话，警告学生不要和游骑兵发生冲突，否则会把和平游行变成一次暴乱。我们劝说学生采取明确而强势的方式进行游行，但不要有公然挑衅之举，否则会置自己的生命于危险境地。我们的讲话赢得零零星星的礼貌掌声，但远不及一声“说得好极了！”来得热烈。离开会场时，我仍不能确定学生们会如何行动。第二天我出发去参加示威的路上，心情沉重不安。好在学生们选择了和平的示威行动，没有发生任何冲突。他们虽然大声呼喊着抗议口号，但没有任何行动让执法者有理由动用警棍或枪。电视台记者们早早就收拾东西离开了现场，显然他们认为非暴力游行没有新闻价值。
1974年，该校首任校长迪恩·麦克亨利聘我为克雷斯吉学院心理学教授兼院长。他说，整个心理学系都在热切期盼我的加盟。除了不想接受行政任命，其他的我都很满意。正当我纠结着是否接受聘任时，麦克亨利又打来电话说：“我必须得告诉你，克雷斯吉学院的几位女教授正提议任命一位女院长。虽然对你个人没什么意见，但她们觉得这是任命首位女院长的好机会，并且已经推举了两位不错的候选人。不过学院大多数教授还是投了你的票。如果你愿意，院长就由你来当。”
肯特州立大学枪击事件之后，无数得州学生决定前往奥斯汀市中心的市议会大厦举行反战示威。得克萨斯州骑警，一帮既强硬又保守的执法者，闻讯后宣布他们会到事发现场武装“维持秩序”。所有人都明白那意味着什么。一些游骑兵视学生们的反战示威为不爱国的暴行，并公开表示了敌意。他们宣称很高兴为了保卫和平而让一些人的脑袋开花。在他们看来，大多数学生领袖藐视并决心挑衅游骑兵的权威。事态一触即发，各大电视台都派出一流记者前去报道，他们认为这场暴乱的画面感一定很强。虽然我支持学生的抗议行动，但也担心他们的安全。因此我同其他几位教授自愿出任学生示威游行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这番话倒让我做了决定，我婉拒了学校的聘任。克雷斯吉学院对我的确很有吸引力，但我认为女教授们的提议合情合理，而且我不想让自己在这所大学的职业生涯从一场纷争开始。两周后，麦克亨利再次打来电话，说已经任命了一位女院长，问我是否愿意只以心理学教授的身份加入克雷斯吉学院。我当然乐意，于是接受了聘任。
这些社会变革在某些人眼里是可行的，在另一些人看来是空想主义，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则是危险的无政府主义。1970年，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向肯特州立大学进行反战和平示威的学生开枪，打死了4人，伤了9人，1人致残。许多美国人对此表示愤怒，但更多的人则觉得那些学生活该。在那种政治氛围下，大学里没有人可以保持中立。
去加州还有一个额外的收获。圣克鲁兹拥有一个人气颇旺的海滨木板道，那里居然矗立着一个货真价实的木制过山车，和我家乡里维尔的过山车十分相像。我的人生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
拼图教室
[1] 美国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分界线，也是过去蓄奴州的最北界限。——译者注
从1965年至1974年，我在奥斯汀生活了10年。这10年可谓是20世纪最为动荡喧嚣的时期，身处其间自然热血沸腾，尤其是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越南战争打得正酣，而反战运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全国各地纷纷上演各种静坐、性爱集会和抗议活动。示威人群叫喊着“要做爱，不要作战”，许多人甚至当场把宣言付诸行动。“人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等词语频繁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强化了人们的意识。“意识”这个词语用得恰如其分。人们不仅意识到那些显而易见的偏见与歧视，也意识到那些常常漠视的不太明显的不公平待遇。当我和戈登·奥尔波特在哈佛教授俱乐部共进午餐，畅谈反犹太主义和种族歧视时，我们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应该对女教授必须从后门进入俱乐部这一无理规定表示愤慨。
[2] 1951年，来自堪萨斯州的布朗夫妇向联邦地方法院起诉，认为实施种族隔离措施的学校为黑人学生提供的待遇不平等，最高法院判定种族隔离的学校并未提供黑人学生公平教育，因此公立学校应该取消种族隔离。——译者注
拼图教室效果显著，不同种族学生之间表现出更多的友爱，少数族裔学生自尊心增强，考试成绩也有提高。这一研究表明，偏见可以消除，不同种族的孩子可以学会相互喜欢。小时候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犹太人被人歧视，如何才能让他们喜欢我……今天，我终于用科学的方法，给了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
[3] T代表training，是“敏感性训练”（sensitivity training）的简写。——译者注
种族偏见可以消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