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说，一年前发生的一次军事冲突为我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1961年春天，美国军队坚信，如果在猪湾袭击古巴，一定能够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可入侵行动以惨败告终，举国难堪，肯尼迪总统尤甚，因为是他签署总统令出兵古巴的。可是军事惨败之后，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肯尼迪总统的支持率反而上升了。
当我决定深入研究个人吸引力时，我开始琢磨与上述说法相悖的可能。例如，如果一个人很能干就意味着给予我们酬赏，那么这个人越能干，我们就应该越喜欢他。但他人的聪明能干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复杂的认知，这种复杂性为人类所独有。如果一个人太能干，会给人留下难以亲近的印象，如果一个人像超人似的无所不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面对太有才的人，我们反而会觉得不舒服。但如果这个人偶尔表现出某些弱点，我们反而会更喜欢他。假设赫布是一位聪明的数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篮球选手和衣着考究之人，如果他偶尔将一列数字加错了，很简单的带球上篮出现失误，或者在公共场合露面时领带上有肉汁渍，我可能反而更喜欢他。
这是怎么回事？一种解释认为可能是民众认为危机时期更应支持总统，另一种解释认为可能是肯尼迪总统表示要对这次军事错误负全部责任，此举打动了民众。但我想到了第三种解释。肯尼迪是个极具魅力的男人。他既年轻英俊，又精明机智；他是一位战斗英雄；写过一本获得普利策奖的书；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拥有一位美丽而多才多艺的夫人和一对可爱的孩子。总之，他的人生近乎完美。我想也许犯错反而增加了他的吸引力，令他看上去更有人情味一些，更像芸芸众生中的我们。
这些解释在任何一个外行人眼里都“仅仅是常识而已”。我祖母会说：“你辛辛苦苦读博士就是为了学这个？你还包着尿片时我就可以教你这些道理了。”我和同事开玩笑地称这种研究为“芭芭（bubba）心理学”，芭芭在意第绪语里是祖母的意思。这些研究的指导原则没有错，只是对问题解释得不充分，也过于简单。相反，一提起入门考验实验我就兴奋，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任何人的祖母可以预测出我们的研究结果。
为了检验这一观点，我和本·威勒曼、乔安妮·弗洛伊德一同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实验。被试是一些大学生志愿者，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正在进行面试，挑选选手代表明尼苏达大学参加学院问答比赛杯的比赛。这是一档颇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进行测验比赛。我们解释说希望被试帮我们挑选参赛选手，将自己对其中一位选手的直观印象告诉我们。每位被试都要听一段录音，录音中的面试官是由本扮演的，他每次面试一人，面试者是由一位研究生扮演的。他扮演的第一位选手表现得近乎完美；第二位选手的表现也近乎完美，但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第三位选手表现平平；第四位选手也表现平平，而且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每一次面试中，本都向选手提出一组很难的问题，就像学院杯比赛里的题目一样。那位研究生用相同的声音扮演每一位选手，只是回答的内容不同。
社会心理学有一个基本的研究问题：为什么人们会彼此喜欢或相互厌恶？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几乎所有心理学家都会从行为主义角度进行解释：我们喜欢以某种方式给予我们酬赏的人。我们喜欢外貌出众之人，因为悦目的美丽给予我们审美上的酬赏；我们喜欢聪颖能干之人，因为我们可以依仗他们帮我们把事情做好；我们喜欢那些与我们有共同信仰和价值观的人，喜欢那些看似也喜欢我们的人，尤其喜欢那些拼命称赞我们、关注我们的人。相反，我们讨厌那些使我们遭受痛苦、尴尬或不愉快的人。
“近乎完美”的选手答对了92%的问题。当本询问他在高中的表现时，他轻描淡写地承认自己是一位优等生，担任学校年鉴的编辑，也是田径队成员。“表现平平”的选手只答对了30%。他告诉“面试官”，他在高中时成绩中等，是学校年鉴编辑部的校对，曾努力尝试进入田径队，但没有成功。在另外两段录音中，“近乎完美”和“表现平平”的选手都出现了严重的失态，将咖啡泼了自己一身。录音里传出杯盘相撞的混乱声响，以及选手充满懊恼的声音：“天哪，我的新西装上到处都是咖啡。”
个人吸引力研究
最后，我们请被试评价四位选手的表现。被试最喜欢“近乎完美”却犯了错的选手，最不喜欢“表现平平”又犯了错的选手。没犯错的“近乎完美”选手排名第二，没犯错的“表现平平”选手位列第三。显然，泼洒咖啡的行为本身并不具有吸引力。但这一行为给完美的人增添了一个惹人喜欢的维度，使他更受欢迎，同时使平庸之人显得更加平庸，更加不受欢迎。
“牛棚”里的人们都很喜欢这个实验，而且我们不断地把它应用于生活和工作中。我第一次受邀到美国心理协会专题研讨会上做一个特别演讲时，请柬是七月收到的。当时我的时间很充裕，用了五天时间来准备演讲。两三年后我又收到一个类似的邀请，但这次我手头有其他紧急的事情要做，最后只剩两天时间来准备。一开始我张皇失措，几乎想要谢绝邀请，毕竟写一份演讲稿就要花五天时间！细想后我才意识到，可能根本用不着五天时间。果然，我只用两天就准备好了演讲。
我们的研究结果在社会心理学家中影响很大，被称做“失态效应”。从那以后，每当我的研究生在实验室里搞砸某些事时，总会狡辩说：“我是故意这么做的，这样你就会更喜欢我了！”我则会回答道：“但在犯错前，你最好确保自己一开始做得近乎完美。”
于是尤金和我着手进行实验。实验程序很简单，几乎和我们在“牛棚”设想的一样。首先请被试完成一项乏味的任务，过程中实验者（尤金）突然被叫到房间外去接一通紧急的长途电话。我们刻意安排好尤金接电话时间的长短。在一种情境下，他离开的时间远远超出被试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在另一种情境下，他离开的时间短一些，但也足够让被试从容地完成任务。下一步，尤金给被试安排另一项相似的任务，并且告诉他完成后即可离开，然后尤金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结果发现，完成第二项任务时，有“额外时间”的被试远比有“足够时间”的被试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我们的实验结果比帕金森定律更完善！我们不仅证实了工作任务会被拖沓到占满一个人所有的可用时间，而且证实了从事该工作的人会就此将工作设定为需要额外时间才能完成。
那时候最著名的行为主义观点普及者是超级销售员戴尔·卡内基。他的《人性的弱点》（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一书写于1936年，已被翻译成31种文字，是最广为流传的自助书籍之一。卡内基认为，如果你想让人们喜欢你，购买你的产品，或想改变他们的行为，就应该“慷慨地赞美对方”。也就是说，要表现出你真心地喜爱和欣赏他们，对他们感兴趣的事情也抱有浓厚的兴趣，以这样的行为来酬赏人们。此外，你越是称赞别人的优点，并且自己的优点越多，人们就会越喜欢你。
“你说对啦。”
卡内基的自我推销术与我的亲身体验相反。如果一个几乎不认识我的人赞美我，我会怀疑他另有所图：他想向我推销什么吗？但就算他对我的赞美是不容置疑的，但我认为赞美的价值还不如多传递一点真知灼见。
尤金问：“你是说，一旦完成任务的规定时间变长，人们就会认定真的要花这么多时间才能完成任务？”
设想你是鸡尾酒会上一名年轻男子，第一次见到一位叫佩姬的女子，与她交谈得十分愉快。过了一会儿你走到别处去将酒杯斟满，折回来时只见背对着你的佩姬正专注地与另一个人交谈。你听到她在谈论你，就很自然地停下来听。此时佩姬没有别有用心地说些什么，她甚至不知道你在偷听。如果佩姬告诉朋友她对你印象深刻，很喜欢你，发现你既聪明机智，又彬彬有礼，十分迷人。听到这番话后，你可能就会喜欢佩姬，你会想：多么聪慧而有见识的女人！但如果你听到她告诉朋友她讨厌你，发现你既乏味无趣，又不够坦诚，而且愚蠢、粗俗。听完这番话你可能就不太喜欢她了。你想：闲聊五分钟后就给人妄下结论，这个没有修养的女人！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说，“但你碰巧说对了。官僚机构里工作的人们确实擅长混日子。他们假装一直在工作，于是工作拖到占据了所有可用的时间。他们整日闲坐在那里，处理枯燥的事务，不时看看时间。假设交给某人一项工作，并且要求他一天之内完成，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会反复查验自己完成的工作，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不久后，再交给他一项相似的工作任务，但允许他一旦完成便可下班回家。我的假设是，上次的经历会让他认定完成此项工作需要花费整整一天时间，因而他可能花费比实际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完成它，即便现在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而不是机构的时间。”
迄今为止没什么不对的地方。现在设想你连续参加了七个晚上的鸡尾酒会，令人惊奇的是同样的事情天天发生。每次你和佩姬闲聊几分钟后就离开。当你回来时，偷听到佩姬在谈论你。她可能每次都给予你正面评价，或者每次都是负面评价，或者每天的评价都不同——开始是负面评价，后面几天变成了正面评价；或者开头是正面评价，后面几天的评价越来越糟。四种情况中，哪一种情况下你最喜欢佩姬？哪一种情况下最讨厌她？
“糟了，”达文说，“尤金你可要小心了，我看出来了，你马上就要被引诱去做一个实验项目了。”
按照酬赏-强化理论学家和戴尔·卡内基的观点，第一种情况下你最喜欢佩姬，因为她慷慨地发表了对你的溢美之词；第二种情形下你最讨厌佩姬，因为她只说你坏话。也就是说，好话有酬赏的作用，越多越好；坏话有惩罚的作用，越多越糟。但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人类是认知动物，永远想把事情弄个明白。我们十分在意一个人对自己评价的变化。如果佩姬一开始不喜欢我，但随着对我了解的加深，喜爱度也慢慢增加，这对我来说胜于天天听她夸我，因为其间有所盈利。相反，如果一开始她喜欢我，但接触一多，对我的喜爱度减少，这最令人痛心，因为其间有所亏损，在这种情形下我最不待见她。我把这一理论称做人际吸引的得失理论。
听了几分钟后我说：“尤金，这不仅仅是好笑，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在物理学领域，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建构了一些伟大的思维实验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唉，社会心理学的思维实验都没有明确结论，不过它们可以成为很好的起点，被我们带进实验室里。考虑到要在一小时以内搞定一切，我们如何设计出一个高信度的情境，抓住七次鸡尾酒会这一思维实验的核心要素呢？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情境，让被试与某人进行交流，该人是我们预先安排好的实验同谋。之后被试会在“无意中”偷听到我们的实验同谋向第三方讲述自己对他的评价。再往后，被试与实验同谋再次交流，再偷听；再一次交流，再一次偷听……如此反复七次。我们哪有本事编造什么煽情故事，不过我和达文·林德好歹想出了一个。
一天下午我走进“牛棚”时，看见尤金·杰勒德和达文·林德笑作一团。尤金正在大声朗读帕金森（C.Northcote Parkinson）一本书中的章节。帕金森在这篇文章中用讽刺的口吻写到，在政府官僚机构里，工作总是被一拖再拖，直到所有时间都被工作占满。帕金森还援引了一些滑稽可笑的例子加以说明。
被试（一位女大学生）来到实验室后，达文出来迎接她，领她去一间观察室。被试可以通过单向玻璃窗和一套扩音系统知晓主实验室发生的事情。达文告诉被试，他同时安排了两位女生参加实验，一位担任被试，另一位担任实验助手，既然她先到了，就请她担任实验助手。达文让她在屋里稍等片刻，自己出去看看另一位女生是否来了。几分钟后，被试透过单向玻璃窗，看到达文和另一位女生走进实验室。女生叫达茜·奥曼，是一位本科生，我们安排的实验同谋。达文让达茜坐下，说自己会很快回来向她解释实验程序。随后他回到观察室，对真正的被试介绍编造出的实验程序，让她以为自己是实验同谋。
在明尼苏达大学，我发现，建筑物的设计风格会显著影响在里面工作的人的工作效率和创造性。我们实验室的布局很完美，占据了福特大楼第四层约一半的地盘，老师的办公室和实验室聚集在一起，毗邻实验室里最重要的地方——大楼尽头的一间超大的房间。在这个房间里，每个社会心理学研究生都拥有一张桌子，大房间里还有三四块黑板和两只交替使用的咖啡壶。我们称大房间为“牛棚”，因为我们常聚在那儿侃大山。从琐碎的八卦和体育新闻到重大的研究话题，我们无所不谈。我们经常在那里提出研究构想，许多实验构想就是在那里形成的。
达文请被试帮他对达茜进行言语条件反射实验。也就是说，达茜在谈话中每使用一个复数名词，达文就会给她一定的酬赏。他告诉被试，这些酬赏会增加达茜说复数名词的频率，但他关注的是这一现象是否会泛化到其他情境中。也就是说，当某人在交谈中使用复数名词时对方并不给予酬赏，此人还会继续使用更多的复数名词吗？达文解释说，每当达茜说出一个复数名词，他就以点头、微笑、“嗯嗯”这样的小酬赏作为回应。达文给被试提了一个问题：“即便你没有给她酬赏，当她跟你交谈的时候，还会继续使用大量复数名词吗？”他接着说，实验助手的任务就是聆听他和达茜的谈话，记录达茜所用的复数名词数量，随后吸引达茜进入使用复数名词但并无酬赏的一系列谈话中，这样达文就能判断是否发生了泛化现象。达文告诉被试，他们俩需要轮番与达茜交谈，直到每人都跟达茜有过七次交谈为止。
我和薇拉视研究生们为家庭成员，这些学生和我们的孩子混得越来越熟，经常在我们家一待就是好长时间。某个周二晚间的例行研讨会上，还不到三岁的约书亚和几个学生闹着玩。那时早已过了他睡觉的时间，但他玩得太开心，根本不理会薇拉的呼唤。最后薇拉来到客厅一把抱起他，约书亚拼命扭动着想要挣脱她的怀抱，小胳膊伸向达文·林德，哭喊着：“达文，救命！救救我！”此后的几个月，其他学生都用约书亚的呼救来向达文打招呼。
达文明确地告知被试，不能让达茜知道实验目的，否则实验结果就会出现偏差。他解释说自己将告诉达茜，目前做的是有关吸引力的实验，让她和被试进行七次简短的交流。每次交流的间隔，她和被试都要接受访谈，达文访谈达茜，另一个助手在另一间屋子里访谈被试，了解她们彼此对对方的印象如何。事实上，在达文访谈达茜时，被试正在观察室里聆听两人的谈话，计算达茜使用复数名词的数量。由于我们已让被试相信，达茜认为该实验是研究人际吸引力的，因而达文询问达茜对被试的印象时并不会引起被试的怀疑。就这样，被试连续七次亲耳听到某同学对自己的评价。这种研究设计对实验者而言，说出来比做起来更复杂。好在达文卖力解释的可信度很高：84名被试中，只有4人质疑我们的实验程序。
如果系里的人际关系和学术气氛可以描述为温暖宜人的话，那么实验室里的氛围称得上是百分之百的温馨惬意了。大家享受着一起工作、教学、合作研究的乐趣。哪怕只是待在实验室里，心情也十分愉快。终于能和一大帮意气相投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家们一起工作，我提议每周二晚上召开所有社会心理学教授和研究生参加的研讨会。我们会在其中一人的家里碰面，一边享用啤酒和椒盐卷饼，一边相互探讨研究课题、实验程序和数据分析，并且相互担任对方课题的非正式顾问。我们甚至组建了一支师生垒球队，水平足以与校队一争高下。我们也从不放过任何一次开派对的机会。
实验包含了四种情境：（1）正面评价情境——实验同谋一直对被试给予高度评价；（2）负面评价情境——七次都是负面评价；（3）盈利性评价情境——前几次是负面评价，慢慢地，正面评价越来越多；（4）亏损性评价情境——前几次评价很高，慢慢地变成了负面评价。研究结果证实了我们的假设：被试在盈利性评价情境中对达茜的喜爱程度明显高于正面评价情境，这恰恰说明了戴尔·卡内基有关慷慨发表赞美的观点是错的。反之，被试在亏损性评价情境中对达茜的厌恶程度也明显高于负面评价情境。
米尔在教授晋级的时间间隔上也不愿墨守成规，他说：“如果研究水平很高，就应该迅速晋级。”一年后的一天，他满面春风地冲进我的办公室，宣布资深教授们全票通过同意晋升我为正教授。突如其来的晋升把我弄懵了。我并没有申请晋升，也没有其他学校来挖我，晋升我为教授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我应得的。在学术圈里摸爬滚打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明尼苏达大学晋升教授的做法是多么弥足珍贵。
挚友加德纳
“过去的成绩固然可以很好地预测未来，”他说，“但最可靠的预测指标是你对工作的热情。你的论文字行间都流露出对研究的热情和喜悦，任何人读后都能真切地感受到。”
正如实验室和“牛棚”的布局有利于师生之间进行创造性的对话并建立友谊，明尼苏达大学教授俱乐部的布局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无论是初来乍到的助理教授还是最受人尊敬的资深教授，都可以在这里平等自由地交谈。这又是一个与哈佛截然不同的地方。哈佛的教授俱乐部里，熨得十分平整的桌布上摆放着鲜美的食物，还有侍者专门为我们服务。而我在那里用餐的次数屈指可数，还都是应某位资深教授的邀约。明尼苏达大学的教授俱乐部没有那么正规，像自助餐厅里一样随意，食物都放在塑料盘里，菜色也很一般。
“激情？”
心理学系大多数教授几乎每天都在那里吃午餐。虽然用餐环境缺乏高雅情调，但饭桌上的交谈轻松有趣，常常碰出思维的火花。我们喜欢在餐厅最顶头的一张大圆桌上用餐，因此那儿被称为“心理学角落”。但这个角落并非我们独家享有，经常会有其他系的同事加入我们的行列，比如科学家赫伯特·费格尔（Herbert Feigl）和小说家杰克·路德维希（Jack Ludwig）。
“我们看到了你的激情。”他说。
我就是在这样的午餐聚会上认识了加德纳·林齐，后来我们成为一对密友。一开始我对加德纳很是敬畏，他比我年长12岁，而且已经编撰了两本最重要的社会心理学书籍。加德纳是圆桌上的明星，既能讲故事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也很擅长打开别人的话匣子。最令我佩服的是，他似乎对每个人的研究都了如指掌，前一分钟还在询问肯尼思正在进行的动物学习实验的细节，这一分钟又在跟戴维·吕肯探讨测谎实验的详情。而且加德纳总有法子让每个人的研究课题同在座其他人的兴趣挂上钩。我所有发表过的研究论文他都知道，所以他常常向我仔细询问一些具体的实验程序。
“真的吗？”我问。“何以见得？”
加德纳博学多才，不仅是各种信息的源头，也是一位资深八卦人士。他了解这个圈子发生的所有事情，例如谁离开了某某大学去了其他地方、谁获得了晋升、谁没拿到终身教授资格。他还知道谁快离婚了，谁和谁在一起了。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很久没在午餐时看到杰克·路德维希了。他无比震惊地看着我，问道：“你还没读《赫索格》（Herzog）吗？已经出版两个月了！赶快去读，写的都是你认识的人。”
我相信是米尔的远见卓识使明尼苏达大学的终身教授资格审批制度与哈佛截然不同。同样是维持学术上的高水准，哈佛采用极其保守的终身教授资格审批方式，而明尼苏达大学选择对年轻教授未来的学术成就进行精确判断。我回忆起第一年在明尼苏达大学时与米尔的一次交谈。我告诉他，我才毕业两年明尼苏达就给我终身教授资格，让我受宠若惊。米尔说，他们并不是在赌博。
《赫索格》的作者是索尔·贝娄（Saul Bellow），此人几年前曾在明尼苏达大学做访问学者。那时候除了加德纳之外，没人知道贝娄的妻子与贝娄最亲近的朋友杰克有暧昧关系。贝娄为此极为愤怒，和妻子一起进行了心理辅导也无济于事，他们最终还是离婚了。贝娄用写小说的方式进行报复，在小说中几乎从不掩饰几位主角的真实身份。他本人就是赫索格，而杰克是瓦伦丁·格斯巴赫，与赫索格的妻子有暧昧关系。现实中的杰克有一只畸形足，而小说中的瓦伦丁有一条假肢，实在不能不让人产生联想。赫索格去找精神病医生埃德维格，埃德维格对赫索格的遭遇反应相当冷淡，赫索格因此指责他也爱上了自己的妻子。加德纳告诉我，贝娄去看的那位心理咨询师其实就是保罗·米尔。后来，我跟保罗提及贝娄在小说中对他的描写。“嗨，这帮作家。”他回答。
当时美国大多数大学的心理学系都存在临床心理学家和实验心理学家之间的对立，双方都觉得自己做的研究更重要——临床心理学家研究真正的人，实验心理学家的研究科学精准。而我们系里并无此类门第之争。我确信形成相互尊重氛围的主导力量是保罗·米尔（Paul Meehl）。米尔思维异常敏捷，他不仅是优秀的实验家、娴熟的心理咨询师、卓越的科学哲学家，也是一流的心理测量专家。连系里的超级大腕都涉猎各个分支领域，其他人又怎么好意思掐架呢？
听了几则名人轶事后，我开始打趣加德纳，把他称做美国心理学界的赫达·霍珀[2]。保罗对这个称号嗤之以鼻：“你太小看我们的朋友了，加德纳肚里的八卦岂止限于美国大陆，全世界的小道消息他都知道。”
由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哈撒韦和麦金力设计的一种人格测试，被广泛运用于犯罪调查、职业选择等多个领域。
一天清晨，加德纳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一起出席一个“商务午餐”。
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试
“在哪儿？”我问。
冰天雪地的明尼苏达却拥有暖意融融的人际氛围，与我在哈佛的遭遇迥异。同事之间没有等级和终身教授资格构筑的壁垒，菜鸟级助理教授可以随意与大师级同事开玩笑。在这里你可以见到斯塔克·哈撒韦（Starke Hathaway），他设计了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试，这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项人格测试。你还能见到从生理学层面分辨谎言的国家级专家戴维·吕肯（David Lykken）、研究儿童复原力的前卫临床心理学家诺曼·加梅齐（Norman Garmezy）和两卷本著作《社会心理学手册》（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的主编加德纳·林齐（Gardner Lindzey）。
“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有几家超级棒的餐馆。教授俱乐部固然舒适，但总在那儿吃饭，把味觉都毁掉了，你也不想这样是吧？”
“还真巧呢……”我说。接着，伊莱恩就来到了明尼苏达大学。事实上，她确实利用这次任务进行了一项关于大学生约会偏好的突破性研究，发表在社会心理学的顶级期刊上。我们在实验室里给她安排了一间办公室。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大多数时间她都待在实验室里，与研究生们一起工作、交流，研究生们都视她为正式教授。伊莱恩是一位天生的优秀学者，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位同事。因为不用教课，实验室的这份工作对于伊莱恩来说相当于拿高薪的博士后。两年后她正式成为心理学系的一名助理教授。最终伊莱恩和埃伦·伯沙伊德结成一对高产的研究伙伴，愉快地合作了二十多年。
“当然不想。”我答道。
“好主意，”主任说，“你有什么人可以推荐吗？”
“11点半在你们楼下等着，我顺道过来接你。”
他可以从中找到有趣的东西，把这份工作做好的同时说不定还能发掘出具有科研意义的课题。如果你聘到合适的人，我们实验室也可以与之合作。这样不仅你得到了一个能干的科研人才和顾问，我们也多了一位好同事。”
那次午餐，我和加德纳各自回忆起自己在哈佛的岁月。那时他师从戈登·奥尔波特，40年代后期拿到了博士学位，随后在哈佛教了几年书。他问我最喜欢哪些哈佛人，我提了几个名字。
“这对你我来说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说，“与其临时雇用一个研究人员分析舞会情况，为什么不正式聘用一个熟练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家呢？
“你那时在弓街9号，是不是？”他问道。
当时我们系里没有空缺的教职，所以我觉得这事可能没戏。但几周后我打听到学生活动办公室正在招聘一位研究专员筹备新生舞会，我立刻给学校教务长打了一个电话。
“没错。”
“她可以同他们并驾齐驱。”费斯廷格斩钉截铁地说。
“有意思。我注意到你没有提杰罗姆·布鲁纳的名字。”
“知道一点点吧。”我说。
“说实话，我和杰罗姆相处得并不好。”
“你知道埃利奥特·阿伦森吗？”
“我也讨厌那个混蛋。”加德纳兴高采烈地说。
“当然了。”我说。
“我可没这么说。”
“你知道斯坦·沙克特吗？”
“我知道你是这么想的。而且我是说真的，我也讨厌他。”
“她到底有多出色？”我问。
加德纳和我成为好朋友的原因很多，但却是这一点使我们的友谊突飞猛进。
新来的研究生们既机灵敏锐又活力充沛，都是我、达纳和本从申请者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到了十月，实验室里一派繁忙景象，让人兴奋的各项研究进展顺利。他们中有才华横溢的天主教牧师尤金·杰勒德和天才登山家达文·林德。约翰·达利在哈佛完成课程之后也来到实验室，成为我的大总管和新生们的学习榜样。我们最好的博士后来得出乎意料。一天，我接到费斯廷格的电话，说他有一个一流的博士生，名叫伊莱恩·哈特菲尔德·沃尔斯特。当时大多数学校都不聘用女教授，因此她难以谋得一份教职。费斯廷格问我可否想办法帮她在明尼苏达大学找一份工作。
从此我俩定期共进商务午餐，通常一周一两次，戴维·吕肯和保罗·米尔偶尔也会加入。我很快就意识到，加德纳评判餐馆的主要标准不是食物，而是那里的酒吧的水准。我们的午餐总是持续两个多小时，餐前来上两三杯马提尼，餐后再喝一杯法国白兰地。令人惊讶的是，午餐后我们下午的工作效率依然很高。我们的友谊开始于我酗酒的那段时间，那时加德纳正合我胃口。我不再贪杯以后，我们的午餐聚会和友谊也依然保持不变。我从没见过任何人像加德纳那样嗜酒，也没见过任何人像他那样风度优雅地端着酒杯。不过他也可以一连几周不沾酒精也不会犯酒瘾。而且在我们近50年的交往中，我从未见过他酒后失控。
但她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我决定聘用她。几个月后，我彻底被她的聪明才干折服，催促她去修几门研究生课程，并继续读博士。她照做了，并且以破纪录的速度拿到了博士学位。35年后，当埃伦被授予美国心理协会最高荣誉——杰出科学贡献奖时，她写了一篇简短的职业回忆录。读后我欣喜地得知，她将那次面试视为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她在回忆录里写道，因为在上一份工作中遭遇到普遍的性别歧视，当她走进我办公室时，以为这次也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然而我录用了她，只是因为看中她的能力，而没有计较她所谓的“错误的性别和明显的恶劣态度”。这让她惊喜不已。
之后的几年中，我和加德纳就社会心理学研究和理论进行过许多次激烈的交流和争论。一次，他声称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的从众实验是这个学科领域最重要的实验。我说：“胡扯！这个实验没有任何理论支撑，又没有控制组，它只不过说明了人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容易从众。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的撒谎实验才是真的意义重大，既有理论依据，又与人们的直觉相悖，改变了整个社会心理学！谁会猜到，为1美元撒谎的人会比为20美元撒谎的人更容易相信那个谎言是真的？”
这般聘用研究助理的办法似乎不合常规，事实上却是一个极好的主意。应聘者蜂拥而至，我面试了其中11位最符合条件的人。他们大多数都能胜任这份工作，但其中一位应聘者以异乎寻常的聪慧打动了我。她的名字叫埃伦·伯沙伊德（Ellen Berscheid）。埃伦从内华达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在皮尔斯伯里磨粉公司市场营销部工作，“找寻游说家庭主妇购买蛋糕粉的方法”。她在面试中的举止很令我困惑。她说她很想得到这份工作，但不会为了给我留下好印象而刻意为之。事实上她的态度比这更差。打她一进门，言行举止就流露出争强好胜的个性，似乎什么话题都要和我争执一番。我想如果我说“今天真是个大晴天”（确实如此），她一定会立即反驳“胡说，快下雪了”。
几番争论之后，加德纳邀请我担任《社会心理学手册》第二版的合编者。由于我总是把这部书当做社会心理学的圣经，所以这个邀请对我而言不啻编撰新版的圣经。这部手册囊括了全世界最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的最新见解、研究和理论。我一口答应下来，认为和加德纳一起工作将使我获益匪浅，事实也确实如此。
第一次搬进社会关系学研究实验室时，我无比惊讶地发现，这个实验室并不像我去年春天到访时那样随处可见忙碌的身影。事实上那儿看起来冷冷清清。斯坦曾向我保证，实验室秘书掌握了所有工作要诀，可以把我从繁重的行政工作中解脱出来。可如今她已怀孕七个月，正处于半休假状态。更要命的是，实验室里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研究生。哈罗德和斯坦离开时带走了他们最喜爱的研究生，余下的几个不是忙于做毕业论文，就是已经效力于实验室的另外两位同事达纳·布拉梅尔和本·威勒曼。我该怎么办？我需要一个研究助理，却没有可用之人。达纳和本告诉我，双子城[1]里的能人应有尽有，建议我在《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Minneapolis Tribune）上登广告招人。
几周后的一天，我还沉浸在成为该书主编之一的喜悦中，加德纳提议让我撰写其中一章。这次我表示了异议：“我的确可以就其中几个领域写出精彩的一章内容，但作为主编，我希望聘请最好的学者分别负责每一章的撰写，而我并不是最佳人选。”
我真是活该被取笑！在郊区买房让我有点心理失调，总是想立刻做点什么来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不知何故，我刻意无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此刻正是明尼阿波利斯漫长冬季的开端，待五个月后冰封的湖面完全融化，才能泛舟湖上。冬天里，明尼苏达人常常为了抄近路而驾车从湖面横穿而过。人们开玩笑说，春天到来的非官方标志，就是第一辆掉进冰窟窿里的车。于是我的独木舟在车库里足足躺了五个月。不过除了挤占空间，它还发挥了其他作用，令我正视了在校园边安家梦破碎的事实。
“你来写一章有关实验方法的怎么样？”他问道。
“你自己去问费斯廷格！”她答道。
“我又不是方法学家。”我说。
“有什么好笑的？”我奇怪地问。
“但你在哈佛教过研究方法的研讨课。”
搬进新居后不久，我看到一则二手独木舟的广告，立刻买了下来，想给薇拉和孩子们一个惊喜。那会儿正是萧瑟寒冷的十二月，我将独木舟绑在车顶拉到家，薇拉见后大笑起来。
“没错，但那几乎是一门实践课程，我只是帮学生找到最适合的研究方法检验特定的假设。”
刚到明尼阿波利斯时，我和薇拉在离校园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租了房子。第二年九月租约快到期时，虽然手头并不宽裕，我们还是决定买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寻找了数月，仅看中两幢房子，既够宽敞，又不算太贵。然而两幢房屋几乎找不到共同点。一幢是迷人的老式维多利亚风格房子，从那里步行就能到校园。我十分喜欢这幢房子，主要因为它靠近学校，我的同事和研究生们可以经常来家里做客，讨论研究课题，或只是闲聊。但那幢房子毗邻工业区，没有供孩子们玩耍的户外场地。另一幢房子位于郊区成片开发的住宅区内，虽然新一些，房屋样式却跟周围的住宅没有区别，离学校有30分钟车程。这幢房子有两个优点：一是有一个大院子，二是离奥瓦索湖还不到两公里。最终我们选择了它，觉得这里更适合孩子们居住。
“这正是《社会心理学手册》所需要的内容，”加德纳说，“你只需好好分析一下自己做过的实验，尽量把你丰富的隐性知识[3]用明晰的语言表述出来，让人们明白你为什么会那样去做实验。”
暖意融融的明尼苏达
“但要教如何做实验，老师必须让学生自己动手做，光看书是学不会的，”我抗议道，“教实验方法的老师和学生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师徒关系。就像你必须跟某人学艺，才能成为一名出色的主厨，光是看烹饪书是没法当大厨的。这个道理可能更适用于社会心理学。标准化的实验程序是不存在的，几乎每个新假设都需要设计新的实验程序进行检验。比如我们不可能用入门考验的实验程序来检验费斯廷格关于撒谎与报酬的假设。我们经常摸着石头过河，这种研究方式固然令人激动，但没人能写出一章‘如何做社会心理学实验’作为学生的启蒙指导。”
另一方面，薇拉一直在告诫我开车不要太猛，这样太危险。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以我固执的个性，能活到现在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很多年以后，我得知悲伤的男人最常见的三个表现是酗酒、飞车和在雨中唱忧郁伤感的歌曲。没错，三样我都有份。所幸的是，强烈的悲伤和过度的不理性行为在两年内慢慢减少了，没有酿出惨烈车祸，也没有导致朋友失和。但有关贾森伫立在站台上的场景，毕生都反复出现在我梦中，不断提醒我，为人处事眼光要深邃一些，长远一些。
“别这么死板，”加德纳说，“以前没人尝试过的领域，你正好可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我并不是要用你的书稿取代资深实验学家手把手的指导，而是把它作为初学者的一个帮手。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如果写完后觉得不满意，作为主编的你完全可以弃之不用。”
贾森去世对我的影响并不都是积极和理性的。我开始酗酒。以前我喜欢跟薇拉喝点睡前酒，或者一有喜事就跟研究生们喝一两杯马提尼庆祝一下。但在明尼苏达，我愈发贪杯，饮酒也愈发频繁，聚会时甚至经常喝醉。薇拉和朋友们说我喝醉后会变得很感性，并不会发酒疯。但事实是他们不得不告知我醉后的所作所为，因为第二天早上酒醒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虽然我并没被他完全说服，但还是决定动笔试试，不过不是我一个人来写。我聘请了自己最得力的学生梅里尔·卡尔史密斯跟我合作，他面对这一挑战显得更为兴奋。像加德纳建议的那样，我们先分析了自己做过的实验，将每一项实验从设计到实施程序每个阶段中我们的想法和思路用清晰的语言表述出来。我们发现，写一本没有现成菜谱的烹饪书，实属不易。
我惊讶地发现，如果不为琐事所累，你其实有充足的时间把每一件事做得尽善尽美。在大学里我工作勤奋，表现出色。但几乎每个晚上和周末都是不容干扰的家庭时间。我不允许备课、写论文、学术报告会和其他事务占用周末时光。我对待周末的原则是：人在家，心也在。周末白天，我极力确保与孩子们共享甜蜜的时光，晚上则另有安排。我和薇拉经常雇临时保姆，把孩子们安顿好以后，我们就去电影院、剧院和餐馆消遣，或者赴宴。我那些爱交际的同事们没完没了地举办教授聚会。我和薇拉郑重决定，我们不只是四个孩子的父母，还依然是一对年轻的情侣。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如果没有外出安排，我和薇拉就在家里制造浪漫氛围。待孩子们就寝，我们常常用烛光和红酒调配出简单而精致的午夜大餐。
我们先着手回应那时批评实验社会心理学的主要观点：在实验室环境里进行的实验研究是“非现实的”研究。对此，我和梅里尔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现实主义”是什么？通过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明确阐述了“世俗”现实主义与“实验”现实主义之间的差异。一些批评者认为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是非现实的研究，毕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被要求连续电击一位无辜陌生人的概率很小。但这类批评忽视了关键的一点：按照实验现实主义的标准，整个实验程序对被试而言就是在参与真实的事件，其间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是发自内心的。
我想多陪陪薇拉和孩子们，还有更进一步的愿望：我想努力成为最好的丈夫和父亲。哈尔、尼尔和朱莉如今分别是六岁、五岁和三岁，约书亚还是个单纯快乐的小婴儿。我也想尽力成为最好的老师、研究者和同事。我原本就怀揣这样的雄心壮志，现在更专注于此，更迫切地想要实现它。我想方设法地合理安排时间，尽量多陪伴在家人身边，也丝毫没有疏忽自己挚爱的工作。我全心追求现世安好，积极地和薇拉、孩子们一起规划未来，也为他们今后的生活早作打算。
我和梅里尔由此得出结论，世俗现实主义在一些情境下的确是必须的，如果要让人们阅读你放在假报纸里的一则消息，那么你用的报纸最好看上去像真正出版的报纸一样。但通常来说，只要实验室里发生的事情在被试眼里是真实的，世俗现实主义就不重要了。
不仅如此，我还开始向朋友和同事们调侃自己家族的“短命”遗传。我将这种令人讨厌的行为视作对自己的死亡警告。若无其事的家族“短命”史描述，就如同摆放在中世纪学者书桌上的头骨，警示效果如出一辙。它不断告诫我：人生苦短，前途未卜，别把时间浪费在无关紧要和乏味无趣的事情上。我要求自己好好珍惜有生的岁月。我对自己说：“好吧，笨蛋，别再自艾自怜了。认真地计划一下，如果人生只剩下四五年光阴，你该如何度过？”
接着，我和梅里尔着手研究建构高影响实验的基本要素。我们明确指出，实验面临的最重要挑战就是要确定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概念性变量，也就是明确你想弄清楚的东西，然后将它转化成一套可以操作的实证步骤。困难在于你必须始终保持严谨的科学态度，不能丢掉假设中的核心概念和观点。实际操作比我们说的更加困难。很多时候，重要论题在被严格地操作化成一连串的实验事件后，反而缩减成无足轻重或过于简化的论题了。
我异常思念贾森。除了薇拉，他是我最交心的朋友和知己。获知他死讯后的震惊慢慢退却后，我也开始关注自己的大限之日。我骤然明白，阿伦森家族显然是遭到天谴，存在某种基因缺陷，致使家族成员成为癌症高发人群。可怕的疾病不仅夺走了正值壮年的父亲和哥哥的生命，也让父亲的两个兄弟在三十多岁时就离开了人世。我担心自己死后薇拉和孩子们生活堪忧，于是想到投保一份数额巨大的人寿保险，就算我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也不能让妻儿挨饿受冻。就这样，一个29岁，身体十分健康的教授竟然购买了一份大额人寿保险，保诚保险公司实在太开心了。
下一个问题是如何测量实验者的干预效果。社会心理学最常用的测量方法是量表测量，通常在访谈时使用。例如，在入门考验实验中，我们要求被试自我评定对所加入小组的喜爱程度；在撒谎实验中，梅里尔请被试自我评定对往托盘里装线轴这一乏味工作的喜爱程度。这类测量最容易操作，通常是获得信息的唯一可行方法。但实验者不能忘记，量表只是行为的替代品，应该尽可能地观察人们的实际行动，而不是询问他们的想法和感觉。在“禁玩玩具”实验中，如果想知道我们的警告是否减弱了禁玩玩具对儿童的吸引力，最好是观察儿童是否抵挡住了禁玩玩具的诱惑，而不是让他们告诉我们自己对禁玩玩具的喜爱程度。这就是乔纳森·弗里德曼的复制实验比我们的原创实验更为完善的地方。他使用了行为反应测量，通过观察儿童的实际行动来得出结论。
不需要劳驾弗洛伊德，我自己就能分析出这个梦的含义。在我17岁那年，哥哥违抗了舅舅们的意愿，指引我步入一条正确的轨道，把我送上一列快车。如今我拥有了美满的家庭和蒸蒸日上的事业，他却永远离开了我。他将永远伫立在那座站台上，离我越来越远。
撰写完这章内容以后，我和梅里尔的实验技能都更上了一层楼。我们不仅正视了实验室研究的利弊，而且对于我们自己抛出的几个问题得出了创造性的解决办法。比如，行为反应测量固然理想，若牵涉伦理问题或实际操作困难时该怎么办？有没有比我们熟悉的量表测量更好的替代方法？
不知为何，听到他说这番话我并不惊讶。而且在梦中我也很惊讶自己居然能如此淡定。随即我深吸一口气，在列车开动的那一刹那一跃而上。回头看时，贾森正伤心地朝我挥手道别。
我和梅里尔研究出了一个折衷的测量方法，称为“拟行为”测量。假设你想研究观看描写美国都市饥民的伤感电影是否会增加人们的利他动机和行为。放电影很容易，但接下来几周你要追踪这批观众，看他们是否更加乐于助人，这并非易事。不过，你可以询问被试是否愿意签署一份正式协议，承诺践行一个具体的利他行为，比如到赈济所从事志愿工作。当然，获得某人的“拟行为”承诺，并不等于看见他真的去了赈济所。但这么做得出的结论，远比只是让人们自我评定对贫民和赈济所的看法要可靠多了。
“我恐怕不能陪你了。从现在起你得自己照顾自己。别担心，也别回头，一切都会顺利的。”
最后，我们认真研究了实验后的访谈，即如何对被试坦承实验的真实意图。很多社会心理学实验都需要向被试掩饰真实目的，我和梅里尔认为，实验者必须把实验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告诉被试，并解释我们掩饰真实意图的原因。完全坦白是我们和被试之间隐形合约的关键条款。当然，没人知道自己被愚弄后会开心，所以坦白实验真实意图也讲求机敏和策略性，否则被试会认为自己是容易受骗上当的傻瓜。
“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实验者可以解释说，实验情境经过精心设计，具有以假乱真的效果，被试的反应行为很正常，也合乎情理。然后我们要解释实验目的，即为什么必须要采取欺骗手段，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手段了解人性的什么特点。总之我们要确保每位被试离开实验室时都带着一颗完好无损的自尊心，至少跟他刚进屋时没有差别。如果被试能在参加实验后有所收获，那就更好了。实验结束后我与被试闲聊的时间，几乎跟做实验的时间一样多。
我和贾森置身于一个大如洞穴的火车站，有点像纽约的中央车站。我们知道列车即将驶出，但没有车票，也搞不清楚我们要乘的那趟列车从哪一条铁轨出发。我们跑来跑去，始终找不到售票窗口。最后总算看到了，却是在远远的车站尽头。“你在这儿等着别动，我去买票。”贾森对我说。他攥着钱包飞奔而去，回来时气喘吁吁地递给我一张票，指着前方说：“赶快跑过去，停在那条铁轨上的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
在哈佛时，我过去的导师戴维·麦克莱兰有一次告诉我，他毕生只做过一次社会心理学实验，还是他在耶鲁读研究生的时候。当时他正通过单向镜观察一名年轻男子，没想到那人突然站起来，拉开裤子拉链检查自己的阳具，显然是在寻找疹子或者擦伤什么的。我问麦克莱兰他向被试说明真实的实验程序时，是如何处理这件事情的。
一天深夜，我睡在贾森家客厅的沙发上，忽然听到厨房传出声响。当时大约是凌晨三点，贾森正手忙脚乱地烧开水。我们一起坐下来喝茶，他说：“看来老天自有安排。我总以为自己惧怕死亡，可是到最后，因为疼痛如此强烈，我已做好离去的准备了。”哥哥抓到了最烂的牌，但一直到游戏结束，他都打得很好。
“我没有跟他提，”他说，“否则我俩都会很尴尬。”
波士顿之行四个月后，贾森去世了，当时他刚刚过完32岁生日。最后的日子里，他一直和自己最喜欢的朋友们待在一起。贾森的朋友都是特别聪明、睿智和善于言辞之人，他的公寓就像在举办文学沙龙和哲学沙龙。在不怠慢家庭和学生的前提下，我想多陪在哥哥身边。于是那年秋季学期，我几乎每个周末都穿梭于剑桥镇和芝加哥之间。
我咂咂嘴说道：“据实以告是行规，不能破例。被试要是得知镜子是单面的，他会羞得无地自容。实验者告知被试所发生的事情时，要采用温和的方式。而就你的案例，也许还要以幽默的方式说明真相。”
小时候在里维尔的日子里，棒球、扑克对我和贾森而言不仅仅是游戏。像在木板道上打工的经历一样，我们一直从游戏中学习君子为人行事之道。我俩十几岁时，有一次在看台上观看高中棒球赛。三振出局的击球手走向长凳时满脸不屑地看着球柄，仿佛它才是罪魁祸首。贾森冲着他大喊：“笨蛋，又不是球棒的错！”我大笑。贾森扯着嗓子的模样很有趣，同时也给我上了一课：一个人要敢于承担责任。贾森教我打扑克时也一直对我进行教导。有一次我连续抓了三张烂牌，抓到第四张时不禁大发牢骚：“又是一张烂牌！”贾森瞪了我一眼，说道：“永远不要抱怨自己手里抓到的牌。从长远来看，好牌、一般的牌和烂牌出现的机会均等。任何白痴抓到全家福都会赢。打扑克的乐趣就在于想办法把手里的牌以最佳方式打出去。如果打法得当，再烂的牌也能赢。”
不久后，我和梅里尔完成了这一章的撰写工作，我自己从《社会心理学手册》主编的角度也认可了它。出乎意料的是，内容恰好符合加德纳原先对我们的要求。通过将我们的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我们写出的文本惠及社会心理学研究生长达50年。《社会心理学手册》的研究方法章节最新版修订于2010年，与我合作的是梅里尔的儿子凯文·卡尔史密斯（Kevin Carlsmith）。我和梅里尔撰写第一版时，凯文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子。整件事情颇具讽刺意味，但我承认自己甘之如饴。一开始拼命拒绝、认为自己无法完成的书稿，最终却成为我对社会心理学最久远的贡献之一。就像我祖母常说的一句话：“真想不到！”
探亲期间，贾森抱怨说老觉得呼吸不畅，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怀疑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他的肺部，那一刻我不想再佯装不知了，贾森有权利知道真相，有权决定如何度过他人生中最后的一段日子。于是我向他说明了真相。贾森听后深深地叹了口气，沉默了。然而几分钟后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关于他自己，而是关于我的。贾森谢谢我敢于告诉他实情，他说：“这些日子你受累了，一直守着这个秘密。”
1964年，加德纳离开明尼苏达大学，到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担任心理学系主任，立志要把它办成美国实力最强的心理学系之一。一年后，他力劝我过去主管社会心理学专业。我在明尼苏达才待了三年半，不太愿意离开。不过我所有的研究生都已经找到了好工作，手上也没有其他正在带的研究生。
九月贾森来到波士顿看望母亲和妹妹，顺便见见新侄子。我邀请他在我的社会心理学课上做一次客座讲座，从一位政治学家的视角谈论社会影响。他一口答应下来：“我原以为你永远不会请我来讲课！”作为像我一样的里维尔孩子，哈佛在贾森心目中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讲得十分精彩，从古雅典到当代芝加哥，关乎政治影响和权术的案例信手拈来，深深吸引了学子们。其间贾森频频走到黑板前，用左手毫不费力地写板书，仿佛生来就是左撇子。学生们都很喜欢他。当我们走出教室时，他用仅存的手臂搂着我的肩膀说：“看，我的梦想实现了，我们真的在大学里教书了。”
我同薇拉商量，她说去留皆可。一方面，她在明尼阿波利斯交了很多朋友，也不想再次搬家；可另一方面，作为四个孩子的母亲，她觉得这里的冬天特别难挨，冷得刺骨又特别漫长。孩子们看到窗外一片阳光灿烂，就吵嚷着要出去玩，可10分钟后就冻成了冰棍，又闹着要回屋。只要想象一下给一个孩子穿上雪地装和雪靴，戴上帽子和手套再脱下来所花费的时间，再乘以四，你就会多少了解薇拉的难处了。所以她把决定权交给了我。
手术后没几天，一位实习医生偷偷告诉我和贾森的妻子埃丽卡，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贾森的全身，哥哥活不长了。贾森并不知道实情。在那个年代，如果病人的病情堪忧，医生很少对病人以实相告。我讨厌对贾森隐瞒病情，因为我知道贾森是那种无论真相多么残忍都希望如实了解的人。但医生和埃丽卡认为他不知道真相反而更好。于是我和他们达成默契，任由贾森相信截肢手术很成功。
我相信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选择原地不动。我喜爱明尼苏达大学心理学系的一切，也根本不想搬家。即使我想离开，得州也不是心仪之地。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对这个州抱有成见。得州在我印象中是一片蛮荒之地，1963年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的事件更加强化了这一印象。但最终，我的理性判断和对得州的偏见，通通输给了我和加德纳之间的友情。我们搬到了得州。
失去贾森
[1] 指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译者注
就在约书亚快出生的八月的一天，家里的电话铃声突然在晚上10点钟响起。在我们家，只要电话铃声在晚上8点以后响起，就预示着有坏消息来临，无一例外。电话是贾森打来的，他的右肩被诊断出感染了癌症，将要接受截肢手术。放下电话我直接去了机场，赶上晚间航班飞到芝加哥。在飞机上，我一直在脑海中勾画着贾森失去肩膀后的模样，希望这不是真的，只是一次可恶的诊断失误。没想到5天后坐在回程的航班上时，我却在想，若只是失去肩膀就好了。
[2] 赫达·霍珀（Hedda Hopper）：美国好莱坞明星，著名交际花。——译者注
我们的研究成果在社会心理学家中影响很大，被称作“失态效应”。从那以后，每当我的研究生在实验室里搞砸某些事时，总会狡辩说：“我是故意这么做的，这样你就会更喜欢我了！”我则会回答说：“但在犯错之前，你最好确保一开始做的是近乎完美的。”
[3] 指我们知道但难以表述的知识，与显性知识相对。——译者注
为什么人们会彼此喜欢